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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4-16

明代卫所的“实土”与“非实土”说法及其影响

按:谭先生对“实土、非实土”问题的解释非常清楚,即实土与非实土之别在于是否当地设有州县,并不是有没有土地的问题,卫所是有土地和人口的,只是这些卫所的辖境是不可能搞清楚的,只好以实土、非实土称之。

最早提出明代卫所不仅仅是单一的军事组织,还是一级行政单位的,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他在《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一文中,他说“置卫所以统辖军伍,设都司以掌一方兵政,其初本与地方区划不相关。洪武初或罢废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1]。谭先生依据《明史·地理志》把卫所分成“实土”与“非实土”,认为实土卫所是一种行政区域。他对卫所属性的这一理解,在他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明代部分的绘制有所体现。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把卫所分为“实土、非实土型”的代表。

虽然谭先生此后并无专文撰写明代的都司卫所问题,但他对该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他在去世前2天给博士弟子靳润成的信中,提到对卫所的管理属性及其辖境的看法。鉴于该文对研究卫所制度颇具指导意义,学界未见有专文引用研究,故录入一部分于此:

拙撰《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系二十多岁时所作,此后即未尝再事钻研,恐内容不免有差错疏漏,决不可奉为准绳。你在使用核对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随时予以指出见告。该文只讲到都司卫所的统隶关系,完全不接触制度的具体情况,这是由于我取材只限于《兵志》、《地理志》之故。现在你翻阅全部《明实录》,正可搜集制度方面的材料,把这方面的制度讲清楚。

《明史· 地理志》将卫所分成实土、非实士两种,实际所谓实土卫所,指的是设置于不设州县处的卫所,无实无土卫所则指设于有州县处。前者因无州县,故即称其地为某某卫、某某所,后者即以某州某县称其地,因其地极大多数土地人口皆属于某州某县也。但有一小部分土地人口是属于卫所的…并非真正无土。不过,这种卫所确是搞不清楚的,当时应有册籍,但不见于《明史》、《明会要》,估计《明实录》也不会有这种材料。地方志里,有的可能有些记载,也不会完备,有的可能也不予记载,所以要搞清楚某一个卫所所管的土地的范围,看来决不可能。我们还是只能分成其地有无州县两种,有州县则其地的卫所即作为无实土,无州县其处则其卫所作为无实土。但边区很可能有些处所既有州县,又有相当地域属于卫所,《明史》才记载,希望也能有所交待,做到州县与卫所并见。[2]

谭先生对“实土、非实土”问题的解释非常清楚,即实土与非实土之别在于是否当地设有州县,并不是有没有土地的问题,卫所是有土地和人口的,只是这些卫所的辖境是不可能搞清楚的,只好以实土、非实土称之。

谭其骧的论断无疑是对卫所制度全面而客观的理解,他从历史地理学中行政区域的角度打开了卫所制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论断由他的门人弟子继承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周振鹤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将实土卫所视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组织和行政区划”,而无实土的卫所都不列于《明史·地理志》中,以示与政区无涉。比如内地卫所就是星罗棋布,与府州县相杂错,只是单纯的军事组织[3]。此后,周振鹤逐步丰富他的这一观点,把“军管型政区”视为与“郡县制政区”这样正式政区相对应的“准政区”,是历代王朝疆域,尤其是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所采取的军管或军事监护形式的特殊政区,比如两汉魏晋的都尉、汉唐的都护府、北魏的镇戍和明代的都司卫所等[4]。靳润成研究了建立在承宣布政司、都指挥使司(都司卫所)之上的地方最高军政辖区——督抚辖区,实证了谭其骧对都司卫所属性的认识[5]

郭红在博士论文基础之上补充修改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明代行政区划、包括都司卫所的建置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她认为,明代卫所在行政区划意义上可以分为实土、准实土、非实土三种类型,实土卫所即指设置于未有正式行政区划(明代表现为布司、府、州、县)的地域的卫所,准实土卫所主要分布在沿海和内陆边区,名义上在府州县境内,但又占有大片的土地、人口,足以同府州县相颉颃,实土与准实土卫所多分布于边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非实土卫所从狭义上讲,即卫所治地有府州县,且后者的土地和人口占有绝对优势,主要包括内地、在京及部分沿海、边地卫所,不能作为地方行政区域来看。作者同时认为,三类卫所均拥有一定数量土地和人口,仍不失为明朝版图内的一种国土管理方式[6],实际上继承了谭其骧的观点

“军管型政区”在历史政治地理学领域被广泛采用,成为分析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域建置的重要理论[7]。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全文检索“军管型政区”,截止2013年底,计发表有54篇论文,其中30篇为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多为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用“军管型政区”说解释明(清)都司卫所制度的演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学位论文,计有李大海《政区变动与地方社会构建关系研究:以明清民国时期陕西地区为中心》(2009届博士论文)、程森《明清民国时期直豫晋鲁交界地区地域互动关系研究》(2011 届博士论文、张虎《明代陕西政区建置研究》(2011届硕士论文)、宋建莹《明代陕西行都司历史地理研究》(2010届硕士论文)、王蕊《明代山西行都司建置研究》(2010届硕士论文)和古代史方向曹锦云《明代山西都司研究》(2011届硕士论文)、屈华《从榆林卫到榆林府:明代卫所制度在清代变革的个案研究》(2006届硕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学位论文,有时仁达《明代辽东卫所军役研究》(2012年博士论文)、陈晓珊《明代辽东—山东地缘关系研究:以登辽海道为中心》(2007年硕士论文)。一些跨时段的历史政治地理类学位论文也多采取“军管型政区”的说法,如李智君《边塞农牧文化的历史互动与地域分野——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历史人文地理学2005年博士论文)、许之标《中国古代飞地行政区研究》(暨南大学历史地理学2008年硕士论文)。部分研究沿海和内地卫所的学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卫所沿革与职能,也大多借鉴“实土、非实土”的分法,如施剑《明代浙江海防建置研究》(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2011年硕士论文)。

可见,当今的历史地理学者较多地接受了对卫所分为“实土、非实土”的做法,将卫所视为“军管型特区”政区。有的学者还以此为基础,对军管型政区演化有所发军,陈晓珊认为明代辽东地方行政实行军事化的卫所制管理,以一个都司管理25个实土卫,一度形成了行政管理幅度过大、难以实行有效管理的局面。到嘉靖年间,辽东全境被划分成6个行政地理单元分别管理,同时从”军管型政区”向”文管型政区”转变,将相邻各系统文官都纳入当地管理体制,使辽东形成了事实上的三级行政区划[8]

当然,历史地理学者也认为,所谓的“非实土”卫所,并非真正的没有土地和人口,卫所仍然是疆土管理的一种方式,管辖有一定的土地和人口等。对于卫所制度的这一属性的系统分析和相关问题的研究,还要通过与行政区划史不同的研究路径来进行。这就是顾诚先生的研究思路。

顾诚先生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从传统制度及其运行入手,通过对子属乌有的“李岩”籍贯(卫籍)的质疑,揭示明代卫所制度的基本属性及其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明朝疆域管理,分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即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它们是各有其辖境的两种不同的“地理单位”。卫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理单位”,管辖有不隶属于司府州县的田地和人口,明中期以后直至清代,卫、所陆续改并入府、州、县,可称之为“地理单位的可转换性”[9]

顾诚对谭其骧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关于明代疆域的描绘给予最度评价,称赞其具有“高超学术水平”,当然因为“明代对疆域的管理体制一直在不断变化,加之行政系统的州、州和军事系统的卫所管辖地往往犬牙交错,绘制精确的明代地图几乎是不可能的”。[10]

(节录自《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评述》,载《中国史学》2014年)


[1] 《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2] 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书前影印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3] 《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

[4]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第229-244页。

[5] 《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6] 《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7] 毛曦、靳润成:《华北历史地理与中国社会变迁——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8]《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区划的形成——以辽东苑马寺卿兼职兵备事为线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

[9]《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明帝国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又见《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年。

[10] 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48页。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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