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古代史 > 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出版
2016
04-24

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出版

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出版 - 海交史 - 1
目录

绪论

一、制度史与明代政区制度

二、明代制度史与明代卫所政区制度

第一章 沿海卫所

第一节 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土地

一、沿海卫所与州县民人

(一)沿海卫所是否名义上统领民人

(二)沿海卫所是否实际上管理民人

二、沿海卫所与州县田地

(一)秋粮直缴卫所的州县田地归属

(二)卫所圈占的州县旧额田地归属

(三)卫所军众新垦的城周田地归属

三、小结

第二节 沿海卫所的地理形态

一、少数沿海卫所的行政边界

(一)山东半岛诸卫

(二)浙江临山卫

(三)福建镇海卫

(四)广东广海卫

二、卫所防区是否构成沿海区划体系

(一)嵌入卫所防区的巡检司防区

(二)压缩卫所防区的巡检司防区

三、卫所屯田是否构成实际行政管理区

(一)屯田分布的集中程度

(二)屯田占州县境内田地的比例

(三)沿海卫所对屯田的管辖权

四、小结

第二章 边地卫所

第一节 同城实土卫所的边界

一、主要指标:屯田、屯堡、沟渠

二、辅助指标:驿递、防区、城区

(一)驿递分布:巡检司、驿站、递运所、急递铺

(二)防区形态:关隘、边墙、边堡、墩台

(三)城区分野:城墙、营房、衙门方位

三、小结

(附一)甘州五卫的屯堡、沟渠分区

(附二)建昌二卫屯堡、驿站、巡检司的归属与方位

第二节 军民卫所的准实土色彩:以陇南为例

一、陇南卫所的“军民”名目

(一)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

(二)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

(三)岷州卫军民指挥使司

(四)文县军民千户所

二、两类民的不同归属

(一)内领“土民”:里甲编户之民

(二)外控“属番”:土官管领之民

(三)里甲编民:赋役归属布政司系统

三、结语

第三节 西南的准实土卫所:以永宁为例

一、永宁诸卫的实土特征

(一)赤水卫、普市所的实土特征

(二)永宁卫的实土特征

二、永宁诸卫的政区归属

三、小结

第三章 建置沿革

第一节 建国前的翼名与府名

一、翼名

二、府名

(一)诸府的命名与改名

(二)府的命名与改名规则

三、是“建康”还是“应天”

(一)“应天府”的疑点

(二)府名规则与“建康”

(三)《明太祖实录》中的“建康”

四、翼名中的府名

第二节 五府辖区方案的矛盾记载

一、方案变更的事实分析

二、方案变更的文本分析

第三节 辽东卫所建置沿革的三类记载

一、洪武四年辽东降众的势力范围

二、洪武五年明军占领辽阳的确切日期

三、辽东卫所设置的两个记载系统

四、小结

第四节 撒里畏兀儿的卫所建置

一、传统史料

二、现代学术史

三、一条新史料

结语

一、州县为主、卫所为辅

二、复杂记载与简单史实

三、圈层模式与层级结构

(一)明代州的直隶/分管体制

(二)直隶/分管体制的消长

(三)直隶/分管视野下的政区体系

(四)小结

参考文献

一、方志

二、普通史料

三、研究论著

附:丛书影印明代政区方志初录

一、范围

二、内容

三、凡例

四、目录

后记

@@@@@@@@@@@@@@@@@@@@

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出版 - 海交史 - 2

绪论

一、制度史与明代政区制度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出现了三种新的潮流。第一种强调制度体系的核心元素,如阎步克对中古官僚、文化制度的研究,建立了如品位职位这样解释效能强大的基本观察模式,进而关注基本模式的连续性,探讨“中国文化制度遭遇‘异变’和发生‘断裂’时,它是如何最终维持了其基本特征的。”[1]第二种重视制度的现实层面,如邓小南对唐宋官僚制度的研究,提倡“活的制度史”,把制度作为“动态的历史过程”和植根于“关系”的机制而探究其运行实施与形成演变,进而拓展政治史研究的空间。[2]第三种致力于扩大制度概念的外延,这在明清史领域尤为活跃,如杜正贞试图构建一个广义的有序图景,把制度条文、规则纳入一个规范所有社会生活的秩序体系,探讨多因素主导下的秩序变迁。[3]

这些新潮流,均反对传统制度史研究的流弊,如条文叙述、体制介绍与以制度原则为理论注脚等等,但三者彼此存在着明显的对立。第一种关注国家、核心元素、基本特征和连续性,与第二种把制度视为变迁的动态过程和某一观察路径、第三种以自下而上的视野构建多元化图景、消解制度主导性意义,旨趣不同,而第二种对国家、规则的关注与第三种对基层社会和秩序的关注则是有所互补而仍各异的。

明清史学界的这种倾向,与社会史研究对基层、地方、民间的关注和自下而上的视角转变,以及后现代史学理念、多元论等等密切相关,自有其基于史料可能性和方法论层面的重要价值。诚然,晚唐以来,随着人口、经济规模的巨大增长,国家控制土地、劳力、贸易的能力明显下降,变成了“相对小的国家”[4],地方精英主导了基层、民间的组织与生活,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所衰减。但放眼中国历史,由于早熟国家对基层社会的长期渗透与长期延续的社会形态中充分发育的路径依赖,国家对所有领域的影响力又是格外强大的。所以,在以国家的制度为主体的“制度史观”[5]下,能构建起包罗万象的历史认识体系,从国家制度视角观察明清历史,并不会因为社会变迁而削弱价值。

在制度史研究领域,明清史学界刚刚完成从体制研究到机制研究这样的基础进展,[6]理论建设尚大有余地,实有必要参照在史料规模较小的条件下充分发展的、理论构建成分较多的前两种潮流。宋代以后的历史越来越拥有相似的观察视角,所以明清史研究能很自然地接受了第二种潮流展示的研究前景,而对第一种潮流缺少回应与理论自觉,甚至简单地视为旧派、僵化的研究方式。其实,面对理解复杂对象的需求时,一种建立观察秩序的简化模式乃至范式,是而行之有效甚至必要的,它“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7]。简化现实的模式化理解方法,如发掘制度设计与运作的框架性原则、探究作为制度背景的基本政治理念等等,正是从正面把基本事实(basic facts)疏通上升为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8]的努力,也是明清制度史研究彻底摈弃对政治体制的泛泛漫画化认识的合理途径。

第一种潮流在明清史领域遭遇的真正障碍是,明清史料规模十分庞大,丰富的或矛盾的信息削弱了宏观解释与“万变不离其宗”的合理性,而第一种潮流中的模式作为解释工具的目的性很强,对连续性的强调则近乎注重中国社会甚或人类的本性,与近古历史视野中得到充分体现的历史变迁颇多龃龉。对此,如果既根据史料规模缩小视野,探讨某种具体制度的基本模式,又把模式视为观察历史的工具性现象而非解释工具,从而把模式的变迁、运作和在整体秩序中的地位纳入视野,则有可能保留第一种潮流的内核,而兼得两外两种潮流之长。

明代行政区划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相对合适的研究对象。行政区划,是政治制度体系中惯性最大、形式与内容变化尤其滞后的领域之一,有利于在相对静态的视野中衍生“模式化”认识。结构性的内容、丰富的个案又提供了相对直观、便于量化分析和归纳模式的材料。自明初以来,中国内地的区划基本面貌、省府州县配置乃至相应的中央与地方基本关系、地方政府运作流程,一直处于以大规模重建制度的明初为原点的缓慢变迁过程之中。所以,研究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基本模式,在明清制度史领域中是必要的、可行的进展,对于明清基层行政、城市史、历史地理学能够提供更加可靠的前提认识,对于当代行政区划中的直辖形式、省的规模、专区行政化、省管县等焦点问题,也可能具有直接的参照意义。

二、明代制度史与明代卫所政区制度

政治史与制度史向来是明史研究相对活跃的领域。十余年来,来随着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崛起,明代政治制度史出现了从介绍体制转向梳理机制和社会史取向两种新气象,与上述第二、第三种潮流相呼应。从行政区划制度的视野出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对明代宏观机制的制度实施和动态过程的兴趣,对地方政治运作中的州县政治、卫所管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以自下而上的视野关注整体秩序以及结构、功能和阶层角色的探讨,蔚然成风;由国家力量与地方秩序的互动展示行政区划制度对地方生中的意义,以明清各州县构建各类社会因素影响结果的研究,成绩斐然。

上述探讨政治运作和秩序图景的研究,凡涉及行政区划制度,多从地方视角入手,较少宏观的国家视角的体察和针对性的分析认识。但这些研究所运用的各种其他学科方法、新鲜视野,与对行政区划的地理学、经济学分析方法一样,均为探讨行政区划基本模式提供了理论层面的参考。另外,对明代前后特别是北方征服王朝的行政区划、地方政治运作与统治理念民族特征的研究,则为探讨明代区划模式的理念、文化背景和变迁理路打开了广阔的视野。

与此相比,第一种潮流尚未在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的研究中引起新的关注,但相关研究已经创造了良好的间接条件。近三十年来,关于明代行政区划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方向的重要推进。一方面,顾诚对明代疆土管理体制的系统探讨与相关讨论,[9]创建了对明代行政区划军民并立模式的认识。另一方面,郭红对明代行政区划体系进行了周密、丰富的考证归纳,[10]为从严格实证的角度去认识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两项巨大进展彼此推动,展示了进一步研究明代行政区划的两个途径。其一,顾诚对卫所实土特征的强调,郭红对卫所各种实土状态丰富性的剖析,使得“准实土卫所”这个概念及其实态,成为深入认识明代行政区划的焦点。其二,他们对明代政区体系面貌的宏观归纳,为更准确地把握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宏观立意与微观处理原则,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本书即根据上述学术潮流背景与相关研究基础,从“准实土卫所”和“建置沿革”两个方向入手,进一步探讨明代卫所的行政区划制度。

明代的准实土卫所,顾名思义,政区特征介于实土与非实土卫所之间。明代的卫所,领有人口与田地,人口指军人及其家属,田地指屯田。内地卫所一般设在府州大城,统辖非州县所属的军人及其家属,于周边州县境内广置屯田,与州县田地错杂。在边疆地带,卫所负管理疆土之责,全面统辖明确边界内的人口、田地等,类同内地州县。但是,在内地、边疆之间,或曰特殊的内地、特殊的边疆,分布着大量界线不明、责权尚待辨识的卫所,它们可能拥有行政边界,可能管领军人之家以外的人口,在当地发挥的行政管理作用接近州县。这些准实土卫所,在明代行政区划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又是按什么原则得以存在?

明代的边疆地带,可按原居民状况分为两类,即沿海地带和内陆边地。本书第一章,对第一类地区的沿海卫所,进行全面研究,根据其普遍状况,归纳其政区形态和管理模式。本书第二章,对第二地区的内陆边地卫所,选择三种特殊情况,进行个案研究,重点观察各种形式的边地卫所之“实土”程度。

建置沿革,似乎是历史地理记载中最枯燥无味也最无可发明的领域。明代距今不远,史料记载相对丰富,各级政区的建置沿革问题更是乏善可陈。但是,丰富并不意味着全面无阙漏,更不意味着准确可信。明人记事,不甚重“实”,对建置沿革的记载多有歧异,甚至同一种书籍的记载自相矛盾。所以,当代研究对明代政区的建置沿革,往往尚存推测,或数种记载并列,或接受不合理但无反证的记载。那些貌似繁复的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着本来比较简单明了的事实,只是被富于明代特色的记载导致了混乱呢?

本书第三章,即针对相关史料中被忽略、被敷衍、貌似矛盾不可调和、明显不合理的四种现象,选择了四项个案,分别考证都司卫所建置沿革的一些疑难记载,以判断明代卫所政区的那些复杂的沿革,究竟是因为变化本身就很复杂,还是因为遵循比较简单一致的原则而导致了多种变化。

历代行政区划的机制、变迁和图景,都可以归纳出一个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备解释能力的模式。所谓机制,除了结构性体制之上的功能实施层面的内容,还有从“自上而下”的国家视野进行的宏观认识。所谓变迁,除了前后期对比、形成之后的演变,更关键的是在宋代以来的长时段中的变迁。所谓图景,除了多方综合作用的结果,还是可以强化某个视角得到单向认识的有序结构。关于明代政区体系的基本模式,此前得到学界公认的层级体系、军民并立等宏观框架,主要来自明代对行政区划现象的总结,在行政管理、区位论、权力分配方面的理论分析尚有余地,对地方行政运作、大规模区划调整、疆界变动的实证归纳也仍待深化,解释和体现历史事实的能力与“合法性”,皆有待斟酌。但是,本书对卫所政区的认识,主要来自具体考证,在这个宏观目标之前,只能做出有限的推论。

本书结语,试图在前三章考证的基础上,对明代卫所乃至整个政区体系的基本模式,作一推论考察。结语选择明代州这个比较特异的政区现象,分析州兼有亲民与统县两种职能所代表的明代普遍原则,进而梳理宋金元以来州这个政区层级的演变过程,试图从直隶/分管模式的角度,综合省府州县与府司卫所体系的共性,将明代的行政区划体系,勾勒为一个与层级体系并行的圈层结构。

本书所使用的史料,除了一般史籍、文集、笔记、档案,明代地方志占据重要地位。明代地方志存世者在一千种以上,由于目录混乱、收藏零散、内容庞杂,以往没有任何一项明史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加以利用。近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明代方志均已影印出版,使得全面搜集方志中的相关材料成为可能。近二十年来,明史学界由以使用常见史籍、笔记为主,转向充分发掘档案、文书、谱牒、书牍等本不具备发表目的的最具原始性的材料,成绩斐然。但这项转变一步跨越了方志、文集这类体裁相类、内容可比的大宗史料,在使用能力方面可能存在不成熟的环节。另外,明代行政区划的表层内容,可见于各类编年史籍、总志、典制等等,但要想了解运行体制、统属关系、具体变迁与综合图景的内容,则非地方志莫属。所以,本书重点发掘地方志记载的价值,并尝试进行了明代方志工作目录的初步整理。

注释

[1]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2—17页;《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革》,第432页。

[2]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第101—102页;《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5—8页。

[3]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第2—4页。

[4]﹝美﹞包弼德著、刘宁译:《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第63—87页。

[5]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7页。

[6]高寿仙:《改革开放以来的明史研究》,第11—12页。

[7]﹝美﹞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8页。

[8]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第2页。

[9]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第15—22页;《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第135—150页。

[10]郭红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

@@@@@@@@@@@@@@@@@@@@

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出版 - 海交史 - 3

后记

这本书,是由明史而及历史地理学的尝试。

1987年,我开始学习地理,1996年转学历史,专习明史。对地理学,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却很少下笔。在生活中、职场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学术研究中,对地理学家谈历史、对历史学家谈地理,总觉不安。

2007年,蒙汪小烜、易素梅、赵伟鼎力相助,我以“元明行政区划中的直隶现象”为题,申请成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作了一些相关研究工作。2011年,申请到教育部项目“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研究”(11YJA770024),关注直隶、边疆、过渡性的卫所,遂有此书。

本书结语篇幅较大,其中第三部分,是对“直隶”的勉强交代。我从2003年开始关注明代政区的直隶现象,目前学术兴趣彻底转移,今后或难有机会对此努力。所以,在此敝帚自珍、抛砖引玉,以前三章正文为基础,以直隶为题,对明代乃至宋代以来的政区演变,做了一些不免画蛇添足的“拔高”论述。

附录“丛书影印明代方志初录”之作,不仅因本书主要取材于方志,更因有感于明代史料目录版本取舍之难。在大规模出版、电子化、网络传播的繁荣局面下,明清史研究,从重视传统史学著作 ,一跃而重视档案、文书、碑刻、谱牒等原始资料,学术水准大幅度跃升。原始程度介于两者之间的文集、笔记、方志等大宗史料,也理应循序渐进、加以重视。重视的第一步,不妨始于“讲究”版本和目录。2014年,我组织“明清史料学研究”的听课学生,搜集现代出版明代方志的信息,由我核对汇总为一个总目。2015年,我增补其中的丛书影印部分,改进体例,成此目录。惭愧的是,本书对方志版本的“讲究”,尚未完全达到附录提出的理想标准。

本书问世,首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天有老师、硕士生导师韩光辉老师的耳提面命,感谢郭润涛、高寿仙、贾益、万明、蒋重跃、孙久龙、梁志胜、曹江红、赵增越诸同仁对正文的高明意见,感谢张英聘、郑小悠、于浩、包诗卿诸同仁对附录的重要指点,感谢郭正平、洪易易、侯英博、李根利、卢绪友、杞支雅男、翁彦俊、吴淑敏、闫建飞、袁璠、尹航、余福海、余璐、张柏惠、赵博、钟迪、朱倩等同学搜集方志出版信息的艰苦努力,感谢李根利、尹敏志,特别是侯英博、李思成等同学帮助核对引文,感谢徐凯老师惠允本书忝列“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感谢责任编辑张晗为本书倾注的无私心血。

本书对沿海、边地卫所政区形态的归纳,对卫所建置沿革真相的梳理,对政区体系基本模式的勾勒,都不免“简单化”之嫌。明清史研究,因史料篇幅庞大、头绪众多,利于体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利于拓展多种富于启发性的视野。但理科生的思维方式,也令我深感,一些复杂的历史样貌,往往是简单原则、理念的表象而已,而复杂的史料记载,往往是写作、流传、取舍、解读之讹误所致。历史事实,可能本来是简单的。有一句来历可疑的格言说:“将简单的事情变复杂,那很简单。但将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却很复杂。”本书的目的,就是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用迂曲拖沓、庸人自扰的复杂论证,变得简单一点。

李新峰

2015年10月5日

于北京大学

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出版 - 海交史 - 4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留下一个回复

你的email不会被公开。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