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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4-25

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加州学派”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其观点正变得日益清晰和引人瞩目。“加州学派”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不同国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方法论背景的学者的聚合,他们既有相似的理论诉求,又各自发掘着独特的研究思路。“加州学派”关注中国研究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他们强调中国经济曾经有过的发展,是为了去除中西二元对立,揭示出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

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一直是萦绕于中西学术界的重大问题。长久以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西方的参照物:即一方面被描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彼岸世界”,一方面又似乎注定要经历与西方大致相同的历史过程,才能够真正地完成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于是,无论是探讨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还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裁剪中国历史,最终都指向一个相似的结论: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和示范,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注定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相应地,近代转型前的中国就往往被理解为“停滞”、“衰退”或“丧失了变革的动力”。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美汉学界和中国史学界相继开始对近代转型前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评价:西欧的发展模式是不是通向近代的唯一途径?近代转型前的中国是否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发展动力?抛开了欧洲经验的束缚,中国的历史呈现出怎样独特的面貌?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变革之中,“加州学派”的声音正变得曰益清晰和引入瞩目。他们的著作和学术观点以崭新而自信的姿态,屡屡撞击着人们的思维,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尽管目前对于这一学术群体的评价有褒有贬,但身处其中的学人大多会感觉到,人们看待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正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他们的潜移默化,而在当代学术史上,“加州学派”也注定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节点。

本文希望对“加州学派”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介绍,并追溯在这些研究成果被译介入中国的过程中,国内学界对“加州学派”的认可和质疑,探讨他们在何种意义上相互吸引和相互疏离以及这两种学术取向的交融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

一、“加州学派”的学术宗旨、代表论著和内部分野

“加州学派”的一部分学者目前已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如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李伯重、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他们的论文和著作陆续以中文形式发表,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外,这一学派还包括杰克•戈德斯通(Jack A.Gold stone)、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王丰(Wang Feng)、康文林(Cameron Compel)、丹尼斯•弗莱恩(Dennis O.Flynn)、阿瑟•杰拉尔德(Arturo Giraldez)、马立博(Robert B.Marks)、杰克•古迪(Jack Goody)、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 L.Abu—lughod)等。由于这些学者大多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各大学任教或访学,相互之间长期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故名为“加州学派”。

龙登高将“加州学派”的整体风格和学术诉求归纳为四个方面:(1)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2)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3)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凸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4)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但本文希望强调的是:尽管如此,“加州学派”也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参与其中的学者们在研究旨趣和学术观点上依然呈现出明显的分野,本文将这种分野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研究,体现出这一倾向的学者包括安德鲁•贡德•弗兰克、丹尼斯•弗莱恩、阿瑟•杰拉尔德、阿布—卢格霍德。

针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布一卢格霍德首先提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观点,她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并非发端于沃勒斯坦所认定的1450年,而是植根于13世纪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与当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它于14世纪初时臻于极盛,它涵盖了从西北欧到中国的广阔的地理区域。

在将“世界体系”的历史向前推进这一方面,弗兰克比阿布一卢格霍德走得更远。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他指出,世界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而在1400—1800年期间,已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体系,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当时的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巨大的顺差,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最大的生产力。正因为如此,18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并不是基于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而是由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阶段引起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与部门性后果。

而丹尼斯•弗莱恩和阿瑟•杰拉尔德则把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推后到1571年,因为马尼拉城正是在这一年建立,从此美洲新大陆与东亚世界建立起直接而长期的贸易联系。与弗兰克相似,这两位学者也十分强调中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个贸易圈,分别是:1540—1640年的第一个白银贸易圈,1700年一1750年的第二个白银贸易圈,1750年之后的鸦片和茶叶贸易圈,这三个贸易圈的运作都与中国国内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而与弗兰克不同的是,他们更强调这一世界体系内部各因素的关联性和承继性,尤其强调:15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现象,应与全球经济、生态和人口的复杂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种影响的深远程度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二)生产力、生态和人口研究。侧重于这一方面的学者包括李伯重、马立博、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

二十余年来,李伯重一直致力于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在生产力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江南农业生产力研究;二是明清江南城乡工业研究。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中,他深刻质疑了长期以来主宰史学界的“明清停滞论”,并明确地提出:在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最成熟、最领先的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套配置均衡、运作有效的农业生产制度,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他认为明清江南的城乡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是“早期工业化”的表现。“早期工业化”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逊于欧洲,但另一方面,“早期工业化”的外在表现、发展动力和所导致的前景都与近代工业化有很大不同,它与近代工业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以前的经济史论著中,人们往往将前近代的经济发展与近代经济转型联系在一起,李伯重通过引入“经济增长方式”理论说明了这并非是一对必然的联系。这种理论将经济成长方式分为“广泛型成长”、“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三种,明清江南经济主要依赖“斯密型成长”,即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成长,这与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库兹涅茨型成长”在本质上不同,而且“斯密型成长”也并不必然导致“库兹涅茨型成长”。

马立博和彭慕兰十分强调史学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和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生态和资源制约了中国经济向近代转型的观点。由于该著作的中译本面世已久,许多学者对其做了很详尽的述评,故在此不赘述。

马立博主要致力于岭南地区社会生态史研究。在《老虎、稻米、丝绸和淤泥: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环境与经济》一书中,他指出:岭南地区从1850年代开始就已经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包括耕地缺乏、人口增加、天气转寒、粮食减产等。但当地人在经济、社会制度和技术安排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以应对这种冲击,包括农业技术的精细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等,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生态危机。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完全不同于所谓的“传统经济”,但由于岭南处于独特的社会条件和生态条件之中,这种经济变化并不会将岭南的经济和社会带向“资本主义”。

在人口研究方面,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向一度流行的“马尔萨斯”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指出在过去的300年中,中国的人口并不像马尔萨斯所断定的那样,缺乏预防性抑制,中国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干预和虚拟的亲属关系使人口生育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的历史人口有其独特而有效的发展机制,马尔萨斯主义者将人口控制机制简单地二元化,并将这种二元对立与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简单对应起来,是值得怀疑的。

(三)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研究。在这一方面,杰克•戈德斯通、万志英和王国斌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王国斌所著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下编“集体行动”写得十分精彩,作者从粮食骚乱、抗税运动和革命三个方面,对于17—19世纪的中国和西欧进行了非常细腻的对比,既揭示了这三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和西欧社会的共存,同时又深入到这两个社会的内部去探讨其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运作逻辑。从而说明,中国和西欧的历史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各自发展,而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之处又因为处于不同的社会架构和发展机制之中,从而使两个社会走上了彼此相异的历史道路。

杰克•戈德斯通主要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东西方历史的分野。他认为:经济成长方式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资源的获取,而是取决于能源的利用,尤其是将能源“聚集”(concentration)起来并加以利用的技术。西欧通过发明蒸汽机实现了这种技术突破,但这种技术革新与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复杂,既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偶然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西欧历史发展的一个“反常的支流”(unusual stream of development)。既然经济成长方式转变与社会和文化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发展和繁荣也并不应该专属于“现代”或“西方”,历史上的许多文明国家都经历过可以被称之为“勃兴”(efflorescence)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会伴随着经济的富足、文化的整合和制度架构的创新,全盛时期的清朝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然而这样一种发展却并不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勃兴”所带来的制度均衡和路径依赖往往会限制进一步的重组和调适。

万志英主要从事货币与全球化研究,但他更倾向于从区域社会的视角切人。他考察了江南地区和岭南地区对于白银的需求以及这些各不相同的区域市场对不同种类和规格的白银货币的选择,从而说明:在17世纪时,中国许多区域市场已经与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对接起来,而对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的认识,也必须充分考虑各区域市场,尤其是亚洲区域市场的需求变动。

总而言之,“加州学派”是不同国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方法论背景的学者的聚合,他们既分享着建立社会经济史研究新范式的整体诉求,又各自发掘着独特的研究思路,这使得该学派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和生动。

二、国内学界对于“加州学派”的理解和误解

国内学界对于“加州学派”的译介虽然只是近几年来的事,但其学说却很快为相当多的国内学人所了解。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国内学界对于“加州学派”的态度始终显得非常暧昧,即一方面为“加州学派”新颖的观点和方法论所吸引,另一方面在许多问题上又似乎很难与其达成共识。当然,在对“加州学派”的批评和质疑中,不乏深刻而敏锐的洞察,但一些理解的偏颇和概念的误判也同样有待澄清。

第一,“加州学派”关注中国研究并不等于构建“中国中心论”,相反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重新估量中国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加州学派”虽然钟情于中国研究,但在相关的学术论著之中,几乎所有作者都极力避免使研究囿于一时一地的特殊经验,他们笔下的中国实际上都拥有一个以全球为视野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中国经验是检验外部世界的标准,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也是检验中国的标准。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在以欧洲为标准的历史比较之中,我们往往更容易看到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以及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劣势”。而这种互为主体的双向对比,却使我们看到了前近代中国与欧洲的诸多相似之处,甚至看到了中国独特的优势所在。

比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小农家庭经营往往会给人造成效率低下、结构脆弱的印象,但在中西互为主体的比较之中,研究者会发现,当时欧洲的一些地区也面临着收成不稳定、产出有限的情况。又如人口控制的问题,双向的比较会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并非缺乏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只是控制的方式与欧洲大有不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拉平,也并不是暗指共同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而是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以前一直被视为“特殊”的一些经验究竟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是特殊的?在将历史焦距拉长拉宽的情况下,我们对那些曾经被认为阻碍或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因素,是否还会产生相同的观感?在一个对于中国和世界进行双向对比的视角中,以前基于“西方中心”或“中国中心”的前提所做出的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重新评估?

王毅曾将“加州学派”与国内老一辈的经济史学家进行比较,认为“加州学派”“没能深入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殊不知,这样的批判是应该有前提的。深人体察历史发展的逻辑自然是至关重要,“加州学派”一些学者基于二手资料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倾向所得出的结论,的确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但如果仅仅纠缠于理解中国经验方面的偏差,而忽略了“加州学派”超出于中国之外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则无异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对于国内学界研究方法的转换和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发掘并无裨益。而且,不同时代的学者使用着不同的材料,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有着不同的理论和现实诉求,前辈学者在他们所拥有的条件下做出了杰出的成就,这是后来的研究者所必须尊重的。但如果以此作为不可变易的研究范式,则无异于刻舟求剑。

第二,强调中国经济曾经有过的发展,不是暗指中西最终会走上相同的道路,而是要去除一种“脸谱化”的中西二元对立,从而揭示出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

对清代中国经济社会的高度评价,是“加州学派”受到国内学界质疑最多的地方。然而,这种质疑似乎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依据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坚实的实证研究所提出的,这类学术论著往往十分敏锐地指出“加州学派”在理论取向和实证研究方面的诸多问题,为我们恰如其分地评价“加州学派”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另一类则是来自于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这种看法深植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在近百年来历次以“自强”和“现代化”为号召的历史潮流之中不断被强化。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将“现代性”作为人类历史终极的归宿。因此“传统”被抽象为“现代”的对立物,“现代性”到来之前的“中国”则被抽象为“西方”的对立物。于是,前近代的中国就被描述为经济低迷、文化保守、制度建设滞后等等。虽然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就已经开始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做全面的再认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思想倾向仍然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研究者们对于前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观感。

这样一来,中国学界与“加州学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既亲和又疏离的关系。一方面,“加州学派”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问题意识和具体结论与1980年代后的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确有诸多暗合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于“加州学派”的质疑,除了实证研究的分歧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国内学者(或者说是接受了“传统一现代”二元预设的学者)在看待中国历史的方式上与“加州学派”有所不同。

除了具体结论之外,一些学人对于“加州学派”的整体诉求也存在着先人为主的误读。如美国学者黄宗智(Philip C.C.Huang)曾批评“加州学派”“用市场经济来连贯灿烂的]8世纪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凭此打造一个用市场经济推动的非常强大的中国的前景”。然而实际上,“加州学派”的终极目标既不是构建一个“灿烂的18世纪中国”,也不是用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来影射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探求一种更具包容力的解释框架,既能正视中国经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发展,又能十分恰当地界定这种发展所能够达到的限度。

为此,“加州学派”引入了“斯密型成长”的概念。这是一个张力很大的概念,它区分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从而一方面使研究者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和评估前近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对比,又揭示出这种成就的难以预料的前景,划清了前近代经济发展与近代经济转型之间的界限。这实际上提供了一套更加细腻的评判标准,在其指引之下,研究者不再拘泥于“传统还是近代,发展还是不发展”这种二元对立,而是在共同的发展之中区分不同的动力机制,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寻找有别于“现代化”的多元取向。这样,各个国家经济和历史的独特发展逻辑就逐渐显现出来。而这种“大胆推翻成见,小心自我约束”的历史叙述也正是“加州学派”的匠心独运之处。

另外,在“加州学派”的大部分论著中,作者都本着严肃的学术态度,十分谨慎地把他们的结论限制在前近代中国的时空范畴内,如李伯重曾深入地批驳黄宗智的“过密型增长”理论,但却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所要论证的只是这一理论“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当然,在充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州学派”学者也并不回避用其结论关照现实,如李中清、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中,就追溯了“中国过去存在的人口体系留给当代的遗产”,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控制机制与当代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微妙关联。但作者并不是站在“直线发展”的立场上论述这个问题的。他们既看到中国历史上的集体机制使人口得到控制的一面,又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在新的集体机制下失控的一面;他们既承认就人口控制问题而言,历史与现实是无法割断的,但是又十分关注这个历史脉络之间的各种干扰因素,极力避免将这种关联绝对化。

实际上,几乎每一个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之间都是血脉相连的,在“加州学派”之前,国内学界也普遍地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探讨中国的历史。因此,简单地以“连贯18世纪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来指责“加州学派”是有失偏颇的,我们更应该关注“加州学派”的学者在阐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否小心地把握了论证的分寸,是否恰如其分地约束了其结论适用的边界?

第三,“加州学派”只是一个由研究领域相互交叉,研究旨趣比较接近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它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多元化的,它未来的发展也尚未确定。因此,不能依据“加州学派”个别学者或部分学者的观点而轻易地对其整体进行褒贬评说。

从“加州学派”的组成看,目前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只是该学派的一部分学者,如李中清、王国斌、彭慕兰、李伯重、安德鲁•贡德•弗兰克等,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在近年来陆续以中文形式发表,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加州学派”学者有待为中国学界了解。如杰克•戈德斯通、万志英、王丰、康文林、丹尼斯•弗莱恩、阿瑟•杰拉尔德、马立博、杰克•古迪、阿布一卢格霍德等。

从目前以中文形式出版的“加州学派”论著而言,其研究的时段大体集中在15—19世纪,即与近代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一个历史时期;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市场、生态、生产力、货币、人口等几个方面;其整体架构大多采用了宏观视角的中西比较。然而,不同的研究取向也并不罕见,如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就从1700年一直延伸到2000年;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用大半的篇幅阐述政治体制、阶层分化、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于经济近代转型的影响。而在那些尚未被译介到国内的论著中,不同的研究取向更比比皆是:如杰克。戈德斯通非常强调文化差异对于中西历史分野的影响,万志英和马立博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都选择了微观的区域视角,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在其论著中时时有所体现。

另外,即使在同一问题上,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也十分明显。如同是对于世界体系的研究,阿布一卢格霍德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可以上溯到13世纪;安德鲁•贡德•弗兰克则认为对于“现代世界体系”进行界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世界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而丹尼斯•弗莱恩和阿瑟。杰拉尔德则将1571年马尼拉城建立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开始。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不同的学者对于“世界体系”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以及对于相同史实的不同评判标准。

又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提出,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煤矿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欧洲得以实现经济近代转型的决定性因素,而杰克•戈德斯通则持不同意见,在《现代的经济增长与勃兴:对于“西方崛起”与工业革命的重新思考》一文中,他逐一反驳了彭慕兰的论据,并提出经济成长方式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资源的获取,而是取决于能源的利用,尤其是将能源“聚集”起来并加以利用的技术。而对于彭慕兰和杰克。戈德斯通的“单一因素决定论”,王国斌则表示不能赞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他全面地追溯了围绕着中西历史分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其整部著作似乎都致力于再现一个宏大的经济社会生态,而非去探寻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加州学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著述风格也各有千秋。弗兰克被形容为“激情的吹鼓手”,在他的著作中,似乎对于意识形态的强调大过于对学术规范的秉持;王国斌、李伯重、彭慕兰等学者则体现出明显的历史学学术背景,但相比而言,王国斌细腻缜密,李伯重严谨扎实,彭慕兰思维灵动却似乎稍显偏颇;而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对于统计学、社会学、人口学方法的娴熟运用.使其著作更像是社会科学作品,对于习惯了史学方法的读者来说,或许会略显滞碍。

由此可见,就目前而言,要对于“加州学派”下一个整体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中国学界似乎应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学说和论著,并静待其未来的发展。

三、对于“加州学派”现有研究成果之几点意见

第一,“加州学派”许多学者的研究重心都集中在15—19世纪,使读者们很难看到前近代种种经济社会征象的来处和归宿。

虽然对于15—19世纪的强调,是服务于“加州学派”探讨中西方近代经济转型的总体诉求,但是历史学总是讲求时空脉络的构建,将15—19世纪单独剥离出来,不免使人产生“悬空”之感。在中国前近代经济社会研究方面,“加州学派”的确发掘出许多巧妙的视角和新颖的结论,读之使人耳目一新,倍感振奋。但每每读至近代转型开始,也就是原本携手同行的中国和欧洲逐渐分道扬镳之时,论述便戛然而止。使人不禁疑惑,前近代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发展,究竟都走向了何方?近代中国与前近代中国之间的承继和断裂究竟体现在何处?或许正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够彻底,使得“加州学派”的观点屡屡受到质疑。因为“加州学派”虽然展示了发展中的前近代中国图景,而人们更加感同身受的却是近代中国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涣散,在经验上很难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境遇拼接在一起。因此,如果不在近代中国和前近代中国之间搭起实证研究的桥梁,“加州学派”的学说总是会显得意犹未尽。

第二,宏大的历史视角和单因素的比较使“加州学派”的历史叙述稍显粗糙。

“加州学派”目前影响较大的重量级著作,大多是对于前近代的中国和欧洲进行纵深的对比。在一个如此庞大的框架之内。要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人微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比较现实的处理方法是选取一些因素进行双向比较。然而,问题在于,一个运作着的经济社会机制绝不会是各种因素的简单叠加。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此消彼长,往往也会使经济社会机制的运作产生很大的变异。而目前“加州学派”的许多论著就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如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中,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人口行为、企业组织、能源利用、市场整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但对于这些经济因素怎样影响了经济人的抉择,这些经济因素之间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经济生态,却涉及较少。以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商品市场的关系为例:在前近代的中国和欧洲都存在着这样一对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具体表征,以及构成这一关系的两个因素是怎样分合消长的,中国的情况和欧洲的情况恐怕就会有很明显的差异。

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目前“加州学派”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用中时段的区域研究,以及社会人类学的“深描”手法,来弥补宏大叙事的不足。如马立博对于19世纪中期岭南地区社会生态史的研究,即展现了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制度、技术和社会组织是怎样相互调适,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经济社会运作逻辑;万志英对于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五通神信仰的研究,则考察了政局变动、货币制度、经济环境、生活水平、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是怎样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最后使得“五通”这个边缘的神祉变成民间广为尊奉的“五路财神”。这种研究取向或许会成为未来“加州学派”的一个发展趋势。

第三,新的研究范式能不能置换已有的研究结论?

“加州学派”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范式的转换,他们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强调民间自生自发的社会经济秩序,强调生产力、生态、人口等对现实社会经济带来直接影响的因素。这与以往围绕着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而进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以白银贸易为例,加州学派的学者往往将其作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对接的标志,同时也是度量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传统的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学色彩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则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白银的流动是受控于国家贡赋体制和“权力资本”的,并不能真正反映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长期而稳定的关系。

今天看起来,这两种情况在当时都十分常见,简单地用一方来置换另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更中肯的做法似乎是去探讨这两种不同的趋势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怎样此消彼长的?在哪一些区域,哪一些时段,哪一些领域容易滋生“权力资本”?哪一些区域,哪一些时段,哪一些领域较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生发?当“权力资本”与“市场经济”遭遇时,二者是怎样彼此抗衡最后达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态势的?因为历史学毕竟是一门注重材料的学科,所谓“研究范式”的更新并不意味着用新材料去覆盖旧材料,或者用一种新的历史诠释来推翻已有的历史诠释,而是在全面关注新材料和旧材料的情况下,确定怎样对历史进行更具包容力的读解。正如夏明方所说: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我们在改宗一种 新范式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所 谓的“旧范式”或“竞争性范式”,而并非断然宣 布他们“不成立”、“不适用”或已经过时了?我 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地放大我们的学术胸襟, 以更加包客的态度,认真对待由各种模式所各 自关照到的明清中国印象,然后以一种批判的 态度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多元而统一的解释模 式,从而完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格式 塔转换?

四、结语

在一个学术派别日益成长之时对其进行学术史总结,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其当下的发展正日甚一日,未来的取向还尚未确定,所以往往一说即成错。但抛开具体的结论不谈,“加州学派”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加州学派”也并没有就此提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当“加州学派”带着这个问题,以极具挑战性的姿态闯人中国学界的视野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诸多方面都在或隐或显地改变着。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对具体问题的结论上,中国学界和“加州学派”之间已经很难做出此疆彼界的截然划分。但我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彼此交融、相互砥砺,而不是各行其道或相互覆盖。“加州学派”向我们展现了令人振奋的历史图景和新颖的理论方法,但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也依然有它的价值。只有使这两种学术取向恰当而有分寸地结合,才能更有成效地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作者:周琳 清华大学历史系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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