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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4-29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呈现新思路 ——专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庆新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百年话题”,特别是随着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相关研究呈现出新思路、新史料、新成果。

  近日,在中国史学界第九次大会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庆新所做的主题报告认为,近一段时间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在海外贸易、中西交通、中外关系、历史地理等相关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围绕此主题,记者在会议期间对李庆新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在当下有哪些新的研究思路?

李庆新:近年来海外学者从域外看中国,从世界看海丝,在理论思考、关注问题、研究领域、史料利用等方面别开生面,亮点甚多,值得我们关注借鉴。

  一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洋区域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各国海上交往的通道,沿线海域在国际性海洋贸易、人口迁移、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互联互通的跨国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有学者将从东北亚到东南亚海域称为“东方地中海”或“东亚地中海”,也有学者认为南中国海才称得上是“东方地中海”。

  2011年2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帝国与网络:9至19世纪亚洲的海洋经验”研讨会,对9至19世纪东亚洲海域各国及彼此间的政治模式、经济体系、贸易网络、海洋人群进行了深入讨论与深度交流。2014年,一个由法国、奥地利等国和中国学者组成的“东亚海洋工作坊”,联手研究16至19世纪中国航海和贸易知识和实践,建立一个数据库(中英文),为东亚海洋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铺设一个开放性的国际交流与研究平台。还有学者将北部湾称为“小地中海”。澳大利亚学者李塔娜(Li Tana)、朱迪斯(Judith Cameron)等多年来致力于北部湾海域社会历史研究,提出汉代已将北部湾海域的国际贸易与华商网络,构筑起一个有别于陆域贸易体系的“水疆” (Water Frontier),大大拓展并丰富了南海(北部湾)贸易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印度洋一直是沟通东西方海上通道的重要海域。2011年,加拿大、澳洲等多间著名大学与研究机构,联合开展一项名为“第一个全球性经济体系与人类-环境互动关系(The First Global Economy and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的多学科国际合作项目,提出从9到13世纪,印度洋已经形成一个以南印度海域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持久地向东非、西亚、东南亚、中国诸海域长距离输出商品、观念、技术与人群,构筑起古代世界第一个“全球经济体系”。这一时代,贯通阿拉伯、印度与中国的海路交往特别频繁,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二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洋地理单元的研究。世界各地的河口三角洲、湾区(港湾)、半岛、海岛是人类海洋活动的主要区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点对象。德国汉学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廉亚明(Ralph Kauz)等致力于探索亚洲海峡区域独特的自然、人文、历史发展轨迹,建构一个作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海洋通道的“海峡理论模式”。2011年9月在波恩举办“亚洲海峡:历史与功能”(Asian Sea Straits: Functions and History c.500 to1700)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议题涵盖了亚洲所有海峡,将东北亚的日本海一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好望角区域的海岸/海峡结成一线,以“海峡本位/中心”串联起很有新意的“海上丝绸之路”。

  学界也关注其他各类地理单元,例如魏长乐(Geoffrey Wade)等对南海与印度洋之间的马来半岛-暹罗湾区的研究。大航海时代东亚兴起一批新兴的海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大大小小的枢纽和节点。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羽田正等均有精湛著作,展示那个时代东亚海港城市在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以及早期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功能与作用。托尼·瑞德(Anthony Reid)还提示在东南亚贸易时代,港口城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周边地区出现不少靠海洋贸易立国的“港口国家”,虽然大多“国祚不长”,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据不可忽视的位置。

  三是海上丝绸之路涉海人群的研究。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涉海人群的活动赋予海上丝绸之路以人文属性和文明意义,那些倚海为生、在“海丝”生活的各色人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主人。2009年,香港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主办“族群、历史与社会:北部湾的水上人”,把北部湾海域的国际水上人群纳入研讨范畴,揭示该海域的海洋社会特征与中越水上人群的海洋生活习性。在东北亚,16世纪日本人大量涌进东南亚港口,形成以日本商人为主的社区“日本町”。相关研究在著名学者岩生成一的著作《南洋的日本町》有非常精彩的叙述。中岛乐章新近主编出版《南蛮•红毛•唐人》一书,以“南蛮”、“红毛”、“唐人”以及“和人”在16至17世纪的移动、交流与竞争,展示了东亚海域进入的交易与纷争时代。

  美国学者安乐博(Robert J. Antony)、穆黛安(Dian H.Murray)更多关注17到19世纪以后以北部湾为中心的南海海盗。2010年安乐博在澳门主办“亚洲海盗历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Sea,《海上风云:南中国海的海盗及其不法活动》等著作,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刚才也提到了,在研究资料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也有一些新的进展。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需要相应的史料支撑,近年大量的域外文献被被推广到中国内地和台港地区,如朝鲜、越南的“燕行录”、日本《华夷变态》、琉球《历代宝案》、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史料等等,大大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在历史地图、海洋考古方面,更提供大量特别珍贵的实物资料,令人刮目相待。

  一是地图资料的挖掘与研究。为数不少的涉海地图、海图被发现并加以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史料来源。1402年朝鲜金士衡制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蕴涵着15世纪全球与区域、海域与陆域、海洋亚洲与欧洲、东亚海域与印度洋、海域圈、海域网络与海域层次等宏观内容,对探讨朝鲜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与海洋观、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15世纪东亚朝贡、贸易、移民、海神(信仰)等微观议题也有参考价值。近年备受海洋史学家关注的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藏《雪尔登中国地图》,采用1602年后刊布的西式绘图,标示日本及南洋地名﹐突出了东洋﹑南洋地区﹐反映了明末民间海上交通的主要范围,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耶鲁藏《清代航海图》同样受到关注,这幅海图记录了清前期暹罗湾─中国东南沿海─长崎的海上航线。受关注的还有东南亚海图如北大年人使用的爪夷文(Jawi)海图、与暹罗有关的海图以及收藏在马德里海军博物馆的武吉斯海图(Bugis Sea Chart)等。这些地图资料与越南宋福玩、杨文珠的《暹罗国路程集录》、潘辉注的《海程志略》等阮朝汉喃文献相印证,对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极有价值。

  二是海港考古、沉船考古资料研究与利用。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东印度南部海岸康契普腊姆附近的本地治里发现一个古罗马时代海港遗址,也就是《厄里克里亚航海记》提到的印度东海岸著名商港波杜克(Podouke),中国文献所记的黄支国,发现了罗马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等经营的货栈商行作坊遗址,出土希腊、罗马器物及古泰米尔语题名的陶器等遗物,证明该港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后期,前1世纪后半叶至2世纪末,是印度与罗马海上贸易中心。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越南南部的沃澳(Oc Eo)发现了一座公元2—3世纪“印度化”时代的扶南国海港城市,出土了中国汉代的铜镜、印度的珠宝、具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和罗马和波斯钱币,说明沃澳不仅是扶南国的贸易中心,而且也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国际贸易枢纽,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站。

  海洋考古是新兴的考古学分支,考察对象包括沉入海洋的船只、器物、城市、港口、聚落与生产、生活遗址,以及被人们作为圣地的水域中的祭品、海底墓葬,乃至濒海地区人们从事海洋活动相关的宗教遗迹、信仰系统,等等,波度克、沃澳等海港考古发现,填补了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若干空白。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洋考古学中的新贵沉船考古在东亚濒海各国获得长足进步。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韩国新安沉船、中国“南海I号”沉船、越南金瓯沉船等重大水下考古发现,出水大量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给相关国家、地区海域史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带来诸多突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沿海至南中国海海域,从公元前后到20世纪的沉船超过2000艘,所以东亚海域有可能成为“不亚于地中海及墨西哥湾的水下考古学的又一处圣地”。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中西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现状看,有哪些思路、结论的异同?如何看待这些不同?中国学者如何在研究中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东西方的海上通道,沿线国家、民族均为之作出各自的重要贡献。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中国“独家经营”,而是千百年来沿线各国“共同经营”的结果。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改变以往过分强调“中国本位”、将海上丝绸之路视为“己物”的偏狭,以世界眼光,平等对待海丝沿线国家,客观全面地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历史。

  中国学者要发挥自身悠久的史学传统,主动作为,推动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加强多学科合作与科际整合,借鉴区域史、海洋史、经济史、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等新学科理念、理论与方法,在世界史视野下建构海上丝绸之路学科理论体系。

  海丝沿线国家众多,国史复杂,一定意义上,海上丝绸之路史就是一部世界海洋专题史,因而需要加强对海丝沿线国别史、地区史以及相关海洋史、海域史的研究。要发挥得天独厚的中文文献史料优势,广泛吸取各种域外资料,推进资源整合与共享,踏踏实实做好研究基础。

  中外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各具特色,互有短长。中国学者要以勇者姿态,树立学术自信,加强对外交流,与国外同行切磋交流,互鉴互学,赢得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2015年11月30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君荣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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