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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5-12

戴彼得教授:历史、记忆与明代社会,台湾清大演講

戴彼得教授聚焦於正在撰寫的專書,討論永樂帝的篡位問題。不過演講一開始,戴教授將視角轉移到英國,從亨利4世篡位理查2世的歷史提起,論及理查2世的死亡與奔逃傳說,如何成為英國流行文化的重要元素,甚至成為一種道德符號,並且為後來莎士比亞歌劇所取材與運用。通過流行文化以及戲劇搬演,理查2世的相關事蹟才廣為英國一般大眾所知曉。將視角轉回中國,在亨利4世篡位3年之後,永樂皇帝也發起了靖難戰爭,兩起事件的相似性以及後來的傳衍,顯然頗具有類似的特質,特別是在晚明至清初的戲劇、小說故事中,關於建文的出亡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素材。但是永樂的作為明顯比亨利4世更為激進,最主要的手段便是將建文年號的歷史記載加以去除。 在上述兩個類似事件中,戴彼得教授注意到了歷史與記憶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歷史與記憶的相關研究所以興起,實際上也有學術界內部對於研究焦點的變化,這種變化具有其當下的現實關懷,例如二戰以後的屠猶事件,在當時的歷史材料中其實無法被合理解釋;此外,在80-90年代左右,二戰倖存者紛紛凋零的現實也讓學者注意到,保存記憶的迫切與重要性。而從歷史記憶的角度切入建文帝與永樂帝之間的討論或許可以讓我們注意到這類問題尚未被梳理的部份。

戴彼得教授在演講中,同時也簡介了幾部重要的歷史記憶著作,首先是Pierre Nora的Les Lieux de memoire(按:戴麗娟譯本:《記憶所繫之處》),是書強調,如果我們要理解一個社群的記憶,我們應當對其社群所處場所的記憶符號加以研究。Pierre Nora認為歷史與記憶之間實際上存有一種緊張、矛盾關係,因為記憶就是一個社群的世界,我們都住在社群的記憶之中,記憶表示了社群的認同,關乎「我們是誰」的問題,這種記憶場所具有普遍性,法國、美國、臺灣都有其特屬的記憶場所,然而記憶的場所在歷史學而言卻有不同的意義,歷史學強調對過去的分析,思考場所發生的事件。(按:此處可參戴麗娟譯本序中對Nora有關記憶與歷史對立性觀點的思考,戴:「Halbwachs尤其強調社會群體共同經歷所形成的認知與認同框架,對於個人記憶的形塑力量。除此之外,他也將記憶與歷史徹底對立起來,以方便推展他的討論。對Halbwachs而言,記憶是主觀、個人、情感的,因此也是多變的,而歷史講求的是實證、客觀、超然,追求的是真理,與記憶不會混為一談。諾哈當然參考了Halbwachs的理論,但是由於他關心的是法國史研究的問題,所以很快地將社會集體記憶的思考與國族的歷史記憶與認同等問題連結起來。不過,諾哈在初期也承襲了記憶與歷史雙元對立的論點來架構《記憶所繫之處》的問題意識,這點從1984年第一卷的導言中可以明顯看出。然而,隨著相關作品愈來愈多,討論的層次更加細緻,加上二次大戰檔案陸續開放,對當年錯誤決策者的刑責審判問題使得歷史學家的社會角色更加凸顯,加上公權力機關與大眾傳播媒體對於紀念活動的炒作等等,讓諾哈無法再抱持原來將記憶與歷史截然二分的立場,而必須討論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順勢將原本被實證歷史學置於邊緣的記憶問題帶到核心位置,加入「記憶之社會史」的討論行列,這個趨勢從他在第三卷的前言和結論可以看出。」)除卻Nora之外,戴教授進一步介紹了Jan Assmann夫婦對於記憶的討論,他們將記憶分成兩種,一種是交流/交往記憶,另一種則是文化記憶。二者最主要的區別,可以從世代的角度來看待,交往記憶通常不隸屬於官方,往往於事變之後產生並且延續約3-4個世代即告終結,著重於人群內部之間的交流與交往,主要以事件的倖存者及其群體為主;然而交流記憶的終結不代表最終的結束,一旦交流記憶成為了文化記憶就可能被保存下來,但文化記憶具有官方的、正確的價值被加附其上,文化記憶的保存因此也特別具有一種社群認同的建構特色,以美國為例,二戰成為一種文化記憶為官方所保存與發揚,但韓戰的交流記憶則未成為官方文化記憶的關注點,所以交流記憶未必都會成為文化記憶,這是由於文化記憶具有一種抹除社群內部歧異的特性,因此接受文化記憶的社群內部成員,必然要以抹除歧異性作為文化記憶被保存的要點。(按:有關Jan Assmann的論點可參金壽福等譯本:《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
回到明朝,戴彼得教授指出,有關建文帝的記憶場所於明代已經不斷出現,不過戴彼得教授所關注的對象主要是圍繞著建文帝而產生的建文忠臣群體,包括方孝儒、鐵炫等人,而這些忠臣作為一種文化符碼,成為一個有趣的問題,特別是他們的生平事蹟,為何時至今日仍然可以作為高中的教材而被廣為認識與流傳?以方孝儒為例,可以注意到寧海作為方孝儒故鄉,在保存對於方孝儒的文化記憶上所做出的諸種舉措,包括牌樓、祠堂等等場所的保存。同樣的情況在大學士黃觀的個案中也可以看到,其投水處的懷清橋附近,甚至出現一個具有紀念價值的小祠堂,而黃觀父親由於贅於許氏,所以許氏家譜中,也有關於黃觀的紀錄(按:此處戴彼得教授似認為黃觀與許氏結親,但據《明史》,其父贅於許氏,黃觀所娶為翁氏。)建文忠臣中的黃子澄,傳說葬於蘇州崑山的馬鞍山處,戴教授認為此事是否真實難以考察,但當地人認為這是真實記載,也因此賦予了馬鞍山以特殊的意義。山東濟南則有鐵鉉的廟宇,其地位在明末清初甚至不斷被拔高。山東登州的大眾祠建立脈絡,也存有類似情況。
從上述忠臣的故鄉、死亡之所開展,戴彼得教授指出南京最終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記憶所繫之處的意義,即使成祖遷都讓南京失去了政治地位,但作為文化記憶的銘刻之處,南京的一地一景都成為文人社群所熟悉的文化符碼與象徵,例如科場的位置、表忠祠的建立位址、雨花台上由湯顯祖所建造的方孝儒衣冠塚。從這個角度來看,Nora的記憶場所恰好提供了一個參照的理論座標,讓我們去思考一些問題,包括永樂皇帝的「篡位」之舉是如何被敘述、流傳的?如果所處區域較為偏遠,那麼可以相信的只有官方邸報時,地方文人怎麼能夠知曉永樂帝的「篡位」行動?這一問題的癥結或許來自於信息傳遞、通流的具體情況與困難。因此,戴彼得教授指出《奉天靖難記》、《太宗實錄》雖然是較早對於靖難一事有所記載的資料,但這兩筆資料的流通其實在15世紀並不順暢;除了這兩筆資料外,則是晚於《太宗實錄》出現的一些大學士個人文集,包括楊士奇《東里集》、楊榮《文敏集》、解縉《文毅集》、金幼孜《文靖集》等,但這些材料的敘述實際上都很保守,即使有部份忠臣的死亡記載,但對於細節的敘述都是十分缺乏的,例如楊士奇對於周是修的敘述觀點,雖然提及周是修自經,但對於細節並未交待,而是將永樂帝的道德面加以強化,並與周是修相互連結,仍然是來自於官方朝廷的角度。
戴彼得教授在這裡另外提及了一個現象,永樂帝篡位之時,諸多文人自殺或被殺,對於文人社群確實造成壓力,但隔年的科舉,依然有許多人投入其中,似乎又顯示出文人社群的一種矛盾現象,這一現象如何被解讀頗為重要,它顯示出我們不能將永樂帝的篡位視為一種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而靖難定位為一種內戰,可能也彰顯了文人社群如何看待永樂的問題。(按:戴彼得教授說這部份很複雜,其實我也聽得很複雜,只能盡力還原了。)在15世紀末葉,大量的筆記、隨筆作為「野史」材料被大量出版,使得以前的故事產生了不同的版本,特別是大量的細節增添以及露骨畫面(主要是指血腥、殘忍)的描述。這些故事在15世紀至16世紀初,形成一種「病毒性傳播」的現象,具有市場化特性,這些故事中的主角來自於各省各縣,但故事的傳播並不侷限於單一地方,而是一種全國性的傳播。這裡的問題便是,哪一種版本的故事更能取信於人?官方的故事是否已經失去力量?
另外,在16世紀的出版業現象中,我們看到這些不同於官方歷史的故事被傳述,其所產生的影響更擴散至具有官方視角故事的敘事方式,包括對露骨畫面的細節描述,也都可以在這類出版品中被發掘。這樣的現象持續發展至16世紀中葉,更出現了私人的明朝歷史記述,包括《龍飛紀略》、《皇明通紀》等,陳建的《皇明通紀》對永樂帝多有推崇,顯示其立場靠近永樂帝,但可以發現到《皇明通紀》中仍不乏那些露骨場面的描繪與敘述,《皇明通紀》的多次出版,其實也反映出其對清初歷史詮釋的影響力,同時這些詮釋後來確實都影響了《明史記事本末》、《明史》的相關敘述。戴彼得教授認為我們其實難以掌握這些材料的真實性問題,但這些故事的力量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甚至可能延續到當代的議題之中,因此這些故事成為一種文化記憶被保存、流傳,並不是因為真實,而是其背後所引發的認同力量。

按:演講結束之後,進行了約1小時的提問與回應,其他人的問題我沒有紀錄,但大抵環繞在歷史真實性,或者歷史書寫的一類問題之中,不過我自己提出了兩個問題,戴彼得教授也有部份回應,但我沒有錄音,大致上只能作些紀錄。

Q1.對於歷史記憶的討論,我們通常還需要注意到一個舊事為何被重提的問題,因為記憶往往是受到刺激而被提取出來的,靖難作為一個明代重要政治事件,我們大致可以注意到幾個比較重要的時間點,包括嘉靖朝對建文帝事蹟的大量流傳、萬曆朝恢復年號、南明弘光政權為其上廟號,以及後來清乾隆在忠臣、貳臣立場上對建文忠臣群體的形塑等等,如果我們從後面的時間點來看,大抵上可以理解建文帝與其忠臣作為文化符碼的作用,包括對於「忠」的思考,而這些都有因應於當下政治需要的可能性,那麼嘉靖朝的政治需求是什麼呢?

A1.戴彼得教授對於這一問題的解釋,主要認為那種嘉靖朝那種廣泛的書寫熱潮主要來自於文人社群內部,而不盡然與世宗所代表的皇權相符,嘉靖朝的大禮議有可能是一個觸發點,但未必是主要原因。戴彼得教授於演講與回應時也不斷重申,不應將明朝的國家權力放得太大,文人社群的力量仍然是存在的。(按:這一觀察似乎與卜正民、周啟榮相合。另外,我聽完演講之後查閱何幸真《建文朝的歷史記憶》論文,她則是認為大禮議突顯了世宗與成祖皆以外藩入主的相似性,但正因為皇權的壓抑,反而使得嘉靖朝的大量故事更有機會出版並且流傳。)

Q2.對於不同故事版本的敘述,特別是那種血腥瞬間的細節描繪,如果放在晚明出版興盛的歷史背景中,有沒有可能也同時對文人社群形成一種壓力?包括那種正確的閱讀方法問題。例如我們知道《金瓶梅》的出版就引起了文人的焦慮,考慮應該怎麼閱讀《金瓶梅》,戴教授在演講中也提到,對於靖難忠臣的死亡,那樣一種露骨描寫是前代所無的,同樣地,甲申國變之後,那些對殉節忠臣的描述也同樣存有一種暴力的、血腥的描寫特質,但這種露骨的描寫,會不會也讓文人敢到焦慮,懼怕讀者只看到露骨場景,而忽視了背後的道德價值?

A2.戴教授提到,這些露骨場景在文學中被描寫,明代以前大多於佛教故事中可以看到,但就像16世紀以後那種敘述方式的改變,其實反映出了一種敘述方式與道德價值之間的互動問題,因此露骨場景的描繪,或許反而可能更加有助於那些道德理念的闡揚。(按:這邊因為時間快沒了,戴教授也結束很快,我後來私下請教的問題就不再紀錄了。)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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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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