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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6-16

全汉昇: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方法

一、什么是“经济史”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汉考克(W. K. Hancock)在其《经济理论》(Economic History at Oxford)一书中,提到一“经济史”的定义曰“the historical study of man as getters and spenders”,意即研究人类赚钱(获取财物)和花钱(消费财物)的历史。“财物”者,包括各种货物(goods)与劳务(services)。人类要生存,必须满足各种基本的物质需求(衣、食、住等),故须设法去取得“财物”,而人类谋生的能力历来是不断变化的。
  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厄谢尔(A. P. Usher)在其著作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750中说,经济史的任务主要在于研究“天然资源”“技术”与“制度”三因素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
  天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中最主要的是土地,而地理条件的不同对人类经济影响极大。例如在沙漠中从事农业,即便成功,亦必产生报酬递减的现象,必不便利与合算,故只好从事游牧。近代欧洲西部及北美洲之所以能发展成富有的工业国家,乃因其天然资源特丰,煤铁等矿藏丰富,利用大规模的机器来生产,故其生产能力特强。机器的主要原料为铁,炼铁要用煤,故一国的机器工业能否发展要看其煤铁矿产是否丰富,即推动机器的动力来源是否充足。故上述因素与人类谋生的能力及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技术(technology)为帮助人类开采及利用天然资源的一种手段。如世界上第一口石油井于 1869年在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开始开采,石油早有,但过去印第安人居住时代因技术落后而不能利用,即使偶然发现,也只是疑为有魔术性的药品而已,此即“货弃于地”之谓也。又如台湾日月潭,在高山族居住时代只知潭水可饮可渔,因技术落后故也,近几十年来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开一大隧道直通山下,其水力便可发动一个水力发电厂。
  此外,人类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对经济生活亦有重要影响。如奴隶社会中,奴隶劳动所得大部分须送给主人,自己只能取得活命所需,是不自由的劳动者。欧洲中古时代的庄园领主下有农奴,为半自由劳动者。到了近代社会,劳动者与雇主间则是一种自由契约的关系,是为自由劳动者。故制度不同,生产情形不同,生产所得的分配便不同,生产效率也不同。又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财产私有,可自己投资,而共产主义社会下的财产为国有,一切支配权力在国家。故制度不同,其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各不相同,资本的筹集方式也不同。
二、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史
  汉考克教授提到,19世纪时殖民者在南美洲开矿,当时有流行谚语曰:“白人每日一英镑工资,黑人每周一英镑工资。”(£1 a day for the white man, £1 a week for the black man .)由此可知工人因种族不同而有不同待遇。此只知其后果,而不知其起因,欲知起因,则必须研究“经济史”才能知也。
  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意义有二:
  首先,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有所贡献,世界经济史上有许多问题的答案可在中国经济史里找寻。
  例如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而并不限于欧洲。美洲新的农作物,以前欧亚均没有,如马铃薯(potato)自美洲传入欧亚后,对欧亚农业产生重大影响。以爱尔兰言,原先因土壤不良而常有饥荒,自马铃薯传入,因其能在不甚好的土壤中生长,故当地人民可靠此为粮,不致挨饿。又如甘薯,在中国叫“番薯”,是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到吕宋,再由吕宋传到中国的福建。番薯传入中国,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又如,美洲最重要的银矿产地在玻多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前属秘鲁),美洲当时为西班牙属地,故有大量的银运入西班牙。当时银为货币,货币多即贬值,而物价上涨,17世纪初之物价达到16世纪初的三四倍之多,有些经济史家称之为“物价革命”。
  中国此时也受到美洲银矿开采的影响。因西班牙受到上述影响,外国便运物资去卖,以致贸易入超,银子外流。而欧洲多国均与中国通商,如葡人入澳门,荷人入台湾,因太远不便带货,便把这些银子带来中国,买去丝、茶,以致中国银子增加。另一方面,菲律宾在16世纪时为西班牙殖民地(后为美国殖民地),西人将银子带入菲律宾,而中国人在该地供应物资,赚回银子。于是银子大量流入中国,其影响有二:一是货币变为银本位,二是物价上涨。故美洲银矿开采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其次,欲解答中国近年来主要经济问题发生的原因,亦须研究中国近代之经济史。如中国的贫穷现状,经济落后是主因,故生产力低,收入少。据联合国1947年的统计,中国的平均国民所得为每人每年27美元,而美国为1 543美元。又如中国自清末以来,多少次想要工业化而皆不成,其原因即可自详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而得答案也。
三、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
1.材料的收集
如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任何一项题目,先要找材料。在何处找?须谈一谈。
首先是正史。一部“二十五史”,自《史记》《汉书》直至《明史》《清史稿》,有人说此为帝王家谱,如“本纪”是记载皇帝的历史,与社会经济史无关。但“二十五史”并非纯为帝王家谱,仍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材料在其中。
如正史中的《食货志》(《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及以下各史中的《食货志》),与社会经济史研究有密切关系,每一朝代的土地制度、货币流通、盐铁专卖、财务行政、租税徭役及国家财政收入开支等均可从中找到。
又如正史中的《地理志》,可研究各地物产、矿产、户口之分布及增减变动等,均有不少资料。
又如正史的《五行志》中,会提及某地有海风、大雨、水旱灾及饥荒,或某些地区经济落后贫穷等,均可找到材料。
又如正史的“列传”中,某人或为财政经济大臣,或从事社会改革,其传便有助于研究社会经济史。例如《宋史王安石传》,王氏为改革经济的大政治家,故该传对研究其新法及当时社会经济情形均有帮助。
又如正史中的《列女传》,可据以研究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所占地位及其生活情形。
中国史书并不限于正史,正史以外之史籍中亦有许多可资利用的材料。
如《册府元龟邦计部》中,有很多关于唐代社会经济情形的材料,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经济史而言,该书与新旧《唐书》同样重要。
又如宋代,除《宋史》外,有《宋会要辑稿》“食货”部分,亦为好材料,因其详于《宋史食货志》,且材料集中。
又如明代有《明实录》,其中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如在每一年末尾有全国户口、租税收入等记载。研究中先有了问题,该问题发生于何朝,则翻看该朝,并查看每年史料之末的相关数字。如将其加以系统之统计,则可知全国人口及租税收入变化之情形。当时国家税收除货币外,尚有银、布帛、米麦等,可作系统比较。
又如清代,可看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此书抄出《清实录》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可据以研究清代经济情形。
近年来又有新史料书出版。在档案的辑录方面,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矿务档》《海防档》及《总理衙门档案》等。
清末数十年中,欲开采煤铁等多种矿产,需向外国购买机器并向外国借款,或由外国投资在华从事开矿事业。《矿务档》便是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 1901年)、外务部(1901—1911年)和外交部(民国时代)三时期外交部门官方文件中有关矿务部分的原始档案均收在一起。此书中有不少资料乃关于中国近代之重工业及开矿方面者。
清末沿海国防问题严重,由于西人攻华靠坚船利炮,社会人士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巩固海防,故设立造船厂、枪炮厂、电报局,并修建铁路。以上相关档案被编入《海防档》,此书分为购买船炮、福州船厂、机器局、电线、铁路五部分,其中有许多原始材料。
又如抗战前,怡和(渣甸)洋行有不少档案。作为五口通商后的一家洋行,怡和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之出入口商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亦曾投资中国的铁路,并贷款给中国。故怡和洋行的档案与中国近代经济史大有关系,此批资料在珍珠港事件后已运至英国,保存于剑桥大学。
很多笔记小说中常提及各地社会的零星事件,许多材料颇有参考价值。如要了解北宋首都汴京的情形,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书可资参看。作者在书中回想东京的物质生活及种种情形,有的为正史所无,如记载当时运入城内的猪达数以万计,又如城内人口及粮食消耗之数量等均有记及。
又如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一书中,记载上海附近有松江人黄道婆者,曾在海南岛久住,见当地人种棉花以纺纱织布之情形及所用工具,学到后返松江,将此种生产技术教给当地人,使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均学会了,于是松江成为纺织业中心。此为中国棉纺业最早的一段历史,却为正史所无,而陶著中却有。故笔记小说亦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之重要资料。
在地方志方面,现存有七千多种,以宋代为最早,历元、明、清数代。有记一省的,也有记一府、一县或一镇的,如《景定建康志》为记南京者,《咸淳临安志》为记南宋首都杭州者。其中于当地之户口、物产、工业、农业及租税等方面情形均有记载,也有同乡的社团、会馆,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好材料。
私人文集之中也有部分资料可用,如作者生前曾任财经方面之主管行政长官,或曾从事社会经济改革者,其文集便极有用。
如张之洞有《张文襄公全集》,作者曾负责建立汉阳铁厂,在其文集中可找到不少有关资料,可借以知近代重工业之发展遇到何种问题,如何解决困难等。张之洞又提倡建设铁路,如卢汉铁路(后称平汉铁路)便由其始建。由于当时人迷信修铁路会破坏皇族风水,于清室不利,故至卢沟桥止,而不达北京也。又,张氏在武汉曾建立棉纺厂、水泥厂等,采用西法机器设备,皆可找到不少相关材料。
又如盛宣怀有《愚斋存稿》,盛为政客,亦为大工业家。张之洞所办之汉阳铁厂,原为官办,由官方投资,后来官方不能再投资,改成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经营,便由盛宣怀经管。由张之洞官办转而由盛宣怀官督商办,在《愚斋存稿》中便可找到相关资料。又如清末几年中,汉阳铁厂改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意即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合并而成),合并后公司资本为2000万元,为当时之大企业。以上经过在文集中均有记及,可以对近代社会经济史之研究有大贡献也。
2.材料的别择取舍和审定
收集材料并非即是研究,收集之外尚须加以整理与分析,以能够适当地、正确地运用史书中的材料。故史学方法很重要,然后知材料之取舍,何者为有用,何者又为无用。汉考克在其《经济理论》一书中亦言及材料之取舍,并以打鱼作比喻,其中经济理论如渔网,入水网鱼,渔翁捉到鱼后,小鱼(喻无用之材料)任其漏入海中,将大鱼(喻有价值之材料)网起待售,小鱼入海,待其长大后再网。
正史及其他史书中的史料包罗万有,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军事、艺术等各方面均混杂其中。我们需取其有用者,故需兼习几门社会科学,如可旁听一二门社会学、经济学原理课程,于研究社会经济史均有帮助。
史料中的统计数字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极有用,但使用时要小心。如《宋史地理志》记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时有2080余万户,4600余万口。上述户数与登记数字相近,较可靠,但口数则大有问题。因若照此口数,则平均每户为2.6口,与当时社会情形不合。此乃由于当时人为逃避政府的丁税(人头税)而少报人口,以减轻负担。事实上,汉元帝时(公元2年左右)中国人口已有5900多万,宋代时不可能反而少于此数,况且北宋时经济生产状况甚佳,人口理应增长。故上述口数,只是当时中国纳人头税的人丁数字,而实际情形约为一户五口,则实际口数应超过1亿,方为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故对此种数字,不可全信,须慎重处理。
又如《乾隆朝东华续录》卷一一八载乾隆帝“上论”(皇帝文告)中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全国口数为2300余万,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时达到3亿。但事实上,前者为缴纳丁赋的人口数(仅包括付税壮丁),而后者则为实际人口数字(包括男女老幼)。康熙帝心知虚报之弊,故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改变办法,规定人头税以该年定额为限,此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税,故此后人口数字渐近事实。乾隆六年(1741年)时开始实行新的户口调查法,即用地方保甲调查户口,然后申报政府,故人口数字更为准确。
因此,在整理和使用资料时要详加审订,不可轻信史籍所载之数字也。
(本文为《中国社会经济通史》一书的导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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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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