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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2-16

葛兆光:追忆三十年前的北大旧事

整整三十年前,我成了恢复高考以后来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批新生。记得收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刚刚过元宵节,贵州冬天的尾巴很冷,春天的暖意却还没到。说是过节,但那个时候既没有过节的心情也没有过节的气象,正月十五既不观灯也不吃元宵,何况是远在苗疆的小县城,傍晚只有几处昏黄的灯光闪烁,街上也冷冷清清。在单位里看到印了“北京大学”红色字样的信封,知道有好消息,便风驰电掣地回家,和父母一起拆开来看,现在记得的只是,从来沉默少语的母亲,竟然很失态地大笑,但我在这笑中体会到的是她心里的辛酸。真是没法不辛酸,母亲是中学教师,当过全国群英会代表,和毛主席合过影,随父亲下放到贵州的县城后,在一个很差的中学里任教,从来兢兢业业,可是却在文革中被揪斗来揪斗去,自己的儿子却因为父母的缘故,十年里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煤矿里挖煤,怎么能不辛酸?
但就这一纸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的心情。Ⅱ那一年开学不是在通常的九月,是在初春的三月。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第一次发榜、第一次开学,一切从头开始,从头开始的事儿,当然可以不按牌理出牌。从住了十七年的贵州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我丝毫没有毛主席回到韶山冲那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豪情,相反的,倒是经历文革十年突然换了天地,仿佛有些暗室久住乍见阳光的晕眩感,用现在的流行话说,刚进北大有些“找不到北”。有趣的是,初来乍到就被杀了下马威,那时候,大学里不像现在对学生那么“宝贝”,一来就让我们新生和“梁效”们一起平整操场,初春北京的风很大,对于南方人来说,夹了细沙的寒风实在可怕,几天下来,就觉得很郁闷,因为对我们来说,在家也修地球,到了这里还修地球,一腔热情仿佛被“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一桶冰雪水”,心情和气温一样,快冷到了极点。
幸好,这种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渐渐进入了学习,也开始了古典文献钻故纸堆的生涯,也越来越多地见识了我们专业的老师,像周祖谟先生、阴法鲁先生,以及裘锡圭、金开诚、严绍璗、向仍旦等老师。那个时候,老师稀罕学生,毕竟大学十年没招生了,老师对这些大大小小年龄悬殊的大学生既觉得陌生,又觉得好奇,更有些超出一般师生关系的重视甚至珍爱,觉得这下子可以甩掉文革的阴影,“而今迈步从头越”,所以,大家心里都揣了很多很多的希望,也装满了很多的温情。Ⅲ从这些老师那里渐渐地体会到了北大学风。
北大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有对中国前途怀抱的那份责任和抱负,让人常常生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怀之外,还有一种绝不等同时流的学术风气,这种学术风气不仅自由和开放,也有现代学术的那份严谨和规范。三十年后,我常常重新反省自己所学的古典文献专业,就很有感触,这些感触虽然不是“先见之明”,但是真的是“后见之清”。据说,这个当年特意设置、在几十年里曾经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专业,现在已经面临危机,也许现在的学生会觉得这个专业很枯燥乏味,但是,当年的古典文献专业却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魅力。特别是,它的训练很有些像武侠小说里面写的那种打通任督二脉的练“内功”,虽然当时并没有花拳绣腿可以炫耀,也不能现炒现卖包管实用,但是,这些知识给学生,却让他长久消受不尽。学问的事情,并不像百米赛跑那样瞬间激动人心,倒像是马拉松,要到了后半程,才看出功力的深浅和速度的快慢。所以,我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就写了这样的话,“学知识仿佛牛吃草,有时需要反刍才能真理解,当年想不明白学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直到自己去翻检古书才知道这门学问让人能够迅速查找资料,直到自己研究学术思想史才觉察目录学是所谓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门,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当年总觉得学校勘学,真是繁琐餖飣,要到自己去摸那些没有人整理过的简帛文献和线装书,才知道这种比西方‘细读’还‘细读’的方法,实在是在古典中发现新知的入门手段;当年觉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枯燥乏味,也是到了阅历较多,才知道那时即使只学得一知半解,如今也不知不觉成为判断学术的本钱”。
最初并不能完全理解,按照当时专业老师的说法,我们这些年龄偏大的学生很“野”,很多人都会写一些随笔、散文、诗歌甚至戏剧小说,谁耐烦枯坐点读、对坐校雠、一板一眼?记得我在上北大之前,也读了一些古书像《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但也读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书,现在还记得的有三类,一是各国历史,像《圣马力诺史》、《匈牙利史》之类的书有好几十本;二是苏联解冻后的小说,像《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之类;三是翻译的各种国际政治读物,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类拔萃之辈》。当然,也读过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列宁《国家与革命》,甚至还读过当年上海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中关于“宇宙红移现象”、“板块漂移说”的文章。可是,北大毕竟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大学,古文献毕竟是一个“整理国故”的专业,因此在那几年中,为了要养成既规范又严谨的学院研究之路,我们经历了重新给知识“洗牌”,用时尚的话说就是重新“整合”的过程。
经历这个过程,才渐渐进入学术之门。Ⅳ如果说,当年的北大只是培养专业化的学院“从业员”,让人在知识领域中亦步亦趋,那就错了,当年的北大在人文领域中,不仅注意培养专业的规范和严谨,也在那个自由开放的风气中,给学生以宽的眼界和高的起点,所谓大学之“大”就在于此。
看第一流的论著、做第一流的题目、找第一流的学者过招,北大在中国学界的特殊地位,确实常常给学生以自信,但是只有自信并不能成为一流学者,第一流的学者需要有最大的视野、最高的境界和最广的知识。北大当年的好处是,它聚集了一批最好的学者,而这些最好的学者,又都在课堂上讲授,讲授的又是最前沿的知识。前面我们说,经历十年文革的老师,对学生很钟爱很稀罕,所以恨不得倾囊相授,好多老师居然课余会跑到学生宿舍来,盘腿坐在学生的床上,和学生谈天。这种古人所谓“亲炙”,比起在教室里师生分坐上下照本宣科地讲课,要亲切得多,很多课堂上讲的专业知识,后来可能忘记,但课余闲谈时那些经验和体会的不经意传授,却常常让人一生受用不尽。
当然也有大学者开设的笼罩性课程,给人以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记得有一门是中国文化史常识,那个时候,这门课在北大中文系很受重视,请来讲课的教授,段数很高,包括邓广铭、史树青、刘乃和等等这些名教授都来上课。他们所讲的“文化史常识”,包括绘画、官制、科举制、音乐、天文、地理等等,跟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每节后面的“古代文化常识”意思差不多,分门别类,由这些专家来讲,程度就比“常识”要深得多。记得一位先生曾来讲过天文历法,从十九年七闰,黄道赤道,讲到太岁超辰,我们当时听的一头雾水,显然知识基础不够。还有一次请某先生讲服饰史,那个时候没有透明胶片,也没有powerpoint,讲的人自己脑子里面很清楚,可是我们只能根据他的描述去想象,到最后也听不太懂。不过,这门课最大的好处是,它使我们见识了很多著名教授,也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渊博和深刻,不仅是以后拿来作为谈资,而且更重要的是“见贤思齐”。当学生的眼中有这些一流人物的形象,耳边常常有这些一流老师的声音,而脑子里常常会有这些一流学者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学生自己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努力做高水准的事情,而不至于无底线地下滑于流俗之中。
我想,好的大学不可有精英的傲慢,但要有精英的意识,不能自视为天下第一,却不能没有争天下第一的心胸,要在“华山论剑”,不能在“门槛后面耍大刀”。Ⅴ三十年了,历史随着时间大都消失,在记忆中留下来的常常只是片断。不过尽管是片断,它能够被再次唤醒回到回忆中,说明它是那个时候心底珍藏的最重要的东西。

2008年2月29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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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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