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与“新海洋学”

原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九辑,地中海史专号(夏继果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原作者: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堕落之海》作者)

译者:姜伊威 译   夏继果 校

【摘  要:本文试图在全球史-区域史-海洋史的脉络之下,寻找地中海的合法位置。由于地中海从古典时期即被赋予了极高的文化地位,因此,对地中海史的研究变成了话语构建,人们用地中海作为标签而无视地中海的本来样貌。同时,地中海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背负上了沉重的政治黑锅。对地中海史的实质进行探讨,需要从人与环境的互动着手。本文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微观生态”这一概念可以使地中海研究回归实际的地中海本身,从而将地中海纳入到全球史的大框架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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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史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新颖一些。它为新的大型区域史学树立了良好范例。一方面,海洋史反思传统的历史地理学,同时,它的视角和方法是如此之独特,故而成为一个令人兴奋又往往难以预料的领域,值得深思和探究。

十多年前,这样的历史学还很难有市场。在后现代史学中,任何主题,尤其是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都成为某种话语。而且,由于构建了自己的世界,它不可能驻留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即便是出于实践的考虑,后现代史家们只采用某一地区或时段的文本。预设边界是为大忌。无论是在微观史学、新历史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实践中,理想的语境都是全球的。

区域研究在许多方面是文化人类学的产物,也在该学科内的质疑声中成长。现如今,区域研究再次兴盛起来,但这次的兴盛缘于对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的借鉴,丝毫没有故态复萌的意思。因此,区域研究,即便采取复兴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全球的。比如,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影响的讨论,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区域研究。再度燃起的对区域史的兴趣,根本上来源于试图找到另一条研究世界历史的途径——其整体研究并不是将所有的东西形成一种概述,而是考察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是如何组合成整体的。新区域史所针对的区域往往有一个明显特征:它们必然是一些大的区域,因为它们是一个更大的、有可能无所不包的史学工程中的隐形或显性元素。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区域史家们也对定界问题有着复杂的考虑。

新区域史也保留着20世纪末的学术品味,即消除学科的、历史的既有壁垒。这毫不让人感到奇怪。一些现存的地理范畴焕发生机,一些全新的地理范畴也在出现。这些范畴还有一个共性,即它们打破了塑造传统史学的政治边界:譬如对东非大裂谷湖泊的研究,或是对丝绸之路的研究。

在这一新的史学工程里,海洋史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海洋和陆地的布局使大洋及其港湾成为一条通路,能够通向世界多数部分。我们还可以把山脉、森林或撒哈拉这样的不毛之地比喻为“虚拟的海”,它们是一些危险但多种交流共存的空间。这些区域中,有的可能像海洋一样延伸,有的被居住区紧密包围,岛状绿洲星罗棋布,成为像地中海一样的内陆“海”。将真实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的海进行系统比较,可以构建出一个新的、能包含全球规模的历史轮廓。的确,由于海或洋的概念有着担此重任的极大希望,因此“新海洋学”这一术语或许是对其的一个适当表达。

我们选择研究的海域,有时仍依据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等传统的地理学划分;但在很多方面,那些听上去更陌生或更小的海洋空间也更为吸引人,比如菲律宾群岛。这样一来,新形式的并列比较成为可能,并从中揭示出意料之外的一致性,譬如前现代考古资料中所展示出的大西洋东北海岸的周期性特征。边缘变成了核心,它们往往政治上中立,这可能是新划定区域的重要吸引力所在。除了忽略国家边界,它们也颠覆了帝国等级制度,而这样的制度曾经便利了一些强权介入到我们所研究的区域。由是,举例而言,在“新”大西洋史学中, “白色大西洋”、“黑色大西洋”、“绿色大西洋(爱尔兰人)”甚至“红色大西洋(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平衡共存。海洋史也能够揭穿“陆地神话”,以及历史学家将陆地作为社会生活的支撑而使其凌驾于海洋之上的做法。“东亚”也许比“远东”更为可取,但是,如果考察中国海统一体更能够解放思想。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自身的经验来猜测,海洋史会鼓励那些久坐不动又怕水的历史学家们去尝试体验航行的浪漫与快感。

地中海因其特质而成为历史研究中诸多海洋的原型。公元前5世纪,西方传统中最早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即已将基于海洋的政治霸权当做是历史学的考察对象,他们创造了 “制海权”(thalassocracy)这样的标签。甚至更早以前,海上航行便在希腊最早的文学想象中——在《奥德赛》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在20世纪,更具影响的自然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这是海洋史的典范之作。布罗代尔详细阐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整体性理论,并在最大范围上将该理论运用到这部独具特色的年鉴学派著作:这是一部关于区域的专著,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被整合到这部“整体史”之中。“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他在《地中海》第二版的结束段落中这样写道:

我总是倾向于视之为被囚禁在自己无能为力的命运中。他所置身的风景中,无穷尽的长时段透视延伸到了他的身前和身后。在我看来,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或许是对的也或许是错的……论气质,我是“结构主义者”,具体事件几乎无法吸引我,甚至是短时段的局势也一样,后者不过是同一地区内的一组事件罢了。

然而,在那总是取得胜利的“长节拍”中,布罗代尔遗留下的影响更多是地理上的,而非哲学上的。在此中,地中海被认作是一个独特的整体:

我的这部历史学著作以广阔的地理空间开篇,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敬重这些恒久的客观存在,其影像在全书中不断再现……从总体上看,地中海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空间,海路可以供人们自由来往,……其众多的区域既那么不同又那么相似,在流动中产生了城市,不同人类群体既具有互补性又充满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地中海是人类之手经年累月地塑造的;但是,人类的塑造要经由不那么友好的物质来完成,这种自然环境远非富饶,却常常是严酷的,对人形成了持久的限制和阻碍。所有文明都可以被视为一场搏斗,在战胜不利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地中海盆地诸文明与许多常常是显而易见的障碍进行着较量,有时人手颇为短缺,它们与紧紧锁住这片内陆海的周围大陆进行着持久而盲目的搏斗……因此,我在地理学的框架内,寻找那些地方性的、恒久的、不变的并且常常周而复始的特征,而这些才是地中海史的“恒量”。

尽管强调来自于“超出时间之外”的陆地的限制力量,布罗代尔那活生生遍布人口的地理既是陆地的,同时也更是海洋的。无论从影响地方环境来说,还是从为跨海和环海的流动和交流提供自由来说,它都能够提供足够大的概念空间。最重要的是,它将地中海地区置入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中,一个能够包含安特卫普甚至更远地区的“更大的地中海”。

这一独特的系谱已经使海洋史家们把地中海作为了一个基准(point de repère)。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是“北方的地中海”;在人们尚无法想象一个“全”大西洋史的时候,中世纪晚期伊比利亚水手们在东大西洋岛屿所开拓的世界被称为“大西洋地中海”或“地中海大西洋”。大卫·阿布拉菲亚在“内陆海”的严格意义之下,甚至将地中海的概念普遍运用到了一系列地区,这些地区贸易和交流的密集度可与地中海相当。他不仅将这一术语用在了亚得里亚海、爱琴海、黑海等“子地中海”,而且还有“类地中海”的加勒比海,甚至还有“日本地中海”。地中海本身显现出了它在主流历史学中毋庸置疑的地位,并适用于现代区域研究的比较主义。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到,地中海还将会给新海洋学带来许多东西。

但实情果真如此吗?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以四个部分来探究这个问题:首先,回顾一些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针对的是作为独立范畴的 “地中海”;其次,介绍其他的地中海历史学家是如何应对这些指责的;第三,简述我们自己对地中海史研究的建议;最后,讨论这样架构的地中海在比较海洋史和全球史这种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中所处的地位。

地中海史研究的前辈勾画了“原版的”地中海。今天,作为新区域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地中海史面临着很多问题,这超乎其杰出的前辈们的想象。首先,当研究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正执着地把貌似没有什么历史重要性的沿海地区开辟为研究区域,以便发现全新的交流网络和文化相似性的模式之时,研究地中海的学者却发现地中海常常被忽略,原因恰恰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中海是人为建构的。第二,当新的区域观点正在将学者们从政治聚焦的陷阱中解放出来之时,地中海却被指责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压迫性的概念,它源于帝国主义,在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服务过程中展开。第三,即便撇开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不合时宜(即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关联),也可以发现,地中海被赋予了太多的普遍性,导致它在比较史学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地中海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对象,其存在的问题恰恰源于它的诸多成功。

这样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地中海研究的与众不同。没有哪片海洋能够像地中海一样成为文化史关注的焦点:人们以这片广阔的水域给周围貌似独特的陆上景观和文化命名,甚至给推定的周边居民性格命名。作为一门学科,地中海研究的悠久与相对成熟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在学术史上至多不过回溯到1930年代布罗代尔构思他的重要著作之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大的难题在于,地中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赋予文化属性,毋庸置疑,这种被赋予文化属性的过程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的现象,是地理史所无法呈现的。无须赘言的是,地中海——作为一个很少被明确界定的区域却常常被下意识地缩小为与意大利和希腊等同——被认作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古典时期以来的欧洲文明中心。“南方波罗的海”这一倒置的荒谬,恰能证明这一点。

地中海常常被赋予的文化高度,使得许多人不满。这些不满的人中,有的人认为古代希腊-罗马的概念和研究不过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许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应该避免使用“海洋学”—— thalassology这一来自希腊词源的术语)。有的人认为应该对一切古典教育保持警惕,因为古典教育催生了某些精英阶层的自我意识,他们建构了地中海,并从18世纪到二战一直试图主宰地中海。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国际旅游文化中,地中海的荣光也丝毫未损,尽管相比于古典文化,历史学家们更容易与这种文化保持距离。这些混杂的盛名之下,现在的地中海已经与其它海洋和大洋区分了开来。并且,这些名誉也提出了诸多严肃的问题:地中海研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研究?

以这些问题为基础,形成了对地中海研究的所有意图的最极端的攻击。文化人类学家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对他所谓的“实用的地中海主义”(Practical Mediterraneanism)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从认知论到饮食等一切的借口”。在21世纪之初,他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人们仍旧在谈论着作为一个建构之物的地中海本体的功效,而几乎所有其它可以与地中海相类比的题目(赫兹菲尔德在此处没有给出例子)都已被解构或重构 ——或自我解构。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持久性表示吃惊或遗憾,而是应对其进行考察。地中海的确是“在那里”,而且不仅局限于一片水域。地中海作为“我们之所说”、作为多种“话语”的主题而存在着。(这一论调可以用也许并不太恰当的类比来概括:神学存在,因而上帝也就存在。)对于赫兹菲尔德来说,“我们”指代各种各样的人群。例如,“我们”可以指代环地中海陆地的居民,这些人能完全意识到历史、文学、人类学和旅行日记等汗牛充栋的文本中归到自己身上的老套性格。地中海居民的不当举止,可以以“地中海气质”作为借口(热血、自私);在政治上的笨拙,可以以一种“明日”文化(a culture of mañana)作为借口。“我们”也可以指代学者们。作为地中海专家,我们将自己植入到一个全球价值等级中,“地中海”在这个等级里面处于“现代”和“原始”、最熟悉和最陌生之间的某个位置。为了维持这样的学术共同体,我们依赖于一个循环论证,从“地中海”作为一个独特、均质的地区或文化,到它的具体体现,如此地循环往复。地中海主义者总是以证实他们预先假定的东西来结尾。

赫兹菲尔德的矛头指向“地中海主义”之罪的最有力、最复杂的表现。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地中海的研究方法,其原因在于,地中海主义除了是一种借口,还以(至少)其他两种形式存在着:排他主义和例外主义。前者相对简单,地中海研究是一个陈旧的主题,该领域的学者往往性格内向,这使人联想到,这些学者的兴趣何时能够被其他更刺激和尚未完全开垦的领域所取代,或至少对这些领域抱以同样的兴趣。“地中海主义”这个术语也被用来证明(尤其是在更久远的过去)这样一个排他主义的说法:在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中,地中海及其文化有着特殊地位,因此地中海完全没有必要被放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另外,在种种形式的例外主义和赫兹菲尔德式的借口之间,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纽带,这是一个居于从属地位的地中海,明显是用已故爱德华·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建构的。

赫兹菲尔德合理地提出,那些使用地中海范畴的人们应当把自己视为人种志研究的主体。他们应该将“地中海”放入框架之中,而不是认定它本身就是框架。地中海应该成为研究目标,而不是分析工具。历史学家也应当把自己放入这样的框架中:为什么他们想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术语?它服务于什么样的(自我的)目的?毫无疑问,布罗代尔(举例而言)没有能够这样反躬自问。显然,对“你做这件事的理由是什么”这种赫兹菲尔德式的问题,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像布罗代尔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我深爱地中海”那样进行简单回答。

在赫兹菲尔德看来,如果研究地中海而不努力使它脱离这种研究现状,便是与“傲慢的文化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甚至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因为,正如萨义德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文化帝国主义与政治帝国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赫兹菲尔德批判了近几十年来的的文化人类学。但他的批评中,显然有一个更大的历史维度。它涉及到环地中海区域内的政治史与文化史。这一批评尤其适用于地理史。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地中海,其轮廓直到19世纪才出现。举例而言,地中海世界在德国早期系统的人类地理学中得到详细阐述。它是作为从整体上定义空间——其论题后来发展为可怕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概念——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到1900年代早期,德国作为世界强权和世界贸易中的一支力量,其地理知识被地理学家特奥巴尔德·费舍尔明确地与“沉睡着的”地中海土地的开发潜能联系在一起。然而,将科学知识和在地中海的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当以法国最为露骨。法国人将地中海描述为属于欧洲的海;而把地中海定义为一个有着独特地形或植被的地区的做法则显得非常迟缓,而且通常是在专业性(不总是地理学)著作中。与之相适应,存在着两种特色鲜明的比较。其一,认为卡比利亚是普罗旺斯的同种、阿特拉斯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相似物。其二是把瓦尔的某个村庄与摩洛哥的某个村庄相比较,或遍地化石的迪朗斯河三角洲与撒哈拉相比较。如此我们便能够明了,布罗代尔的久远学统来自何处。

尽管没有那么直截了当,但无疑的是,地中海不仅作为一片海、更是作为一片区域,这种认识是在19世纪“发明”出来的。直到那时,地中海才像俾斯麦的欧洲一样,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地理学表达。作为20世纪地中海地理学中“司空见惯现象”的那些环境特性,也仅仅是在20世纪才予以系统论证。没有任何其它的区域能够像地中海一样引发如此多的学者着笔探讨它是否为一个帝国主义范畴,这毫不奇怪。据我们所知,对于“大西洋主义”或“太平洋主义”恰当性问题上的争论,远远少于对地中海的讨论。(前者主要是一个关于战略思想艺术的术语,指代——有肯定的意味——美国与西欧势力的大西洋联盟;后者关乎和平,而不关乎那片水。)这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大西洋”——与“地中海”不同——名称来自于古典神话,并且与所有其它大洋的名称一样同为欧洲人的创造。正如本论坛的其他文章所显示的,研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学者们也许同样会对其学科标签的适当与否进行讨论。但是这些标签并没有(或暂且没有)像地中海一样被挂着政治污点,以至于亟需一些替代物。

既然地中海主义的种种阴险表现已被高声揭发出来,地中海史学家们又对其做了怎样的应对呢?赫兹菲尔德的建议能够帮这些学者将研究限制在政治上和谐(politically attuned)的话语分析内,但尚无人采纳;我们没有关于“地中海概念”的综合性历史学和人种志研究。

更常见的是,关于该地区特性的讨论被完全无视或搁置。布罗代尔式的人类地理学——这一学派中,不同时代(古典/中世纪)的区别、甚至文化和宗教(基督教/穆斯林)之间的差异都只是轻描淡写——或许仍会受人青睐,并为“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历史提供范例。然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版的诸多关于地中海的重要史学论著中,这种地理学正在失去市场。或许我们可以合理地认定,环境研究——至少是一定规模的环境研究——已经没必要再进行下去了,因为布罗代尔已出色地完成了所有需要的工作。我们曾在2000年不无用意地挑衅道,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书标志着“地中海的终结”。我们这样做,自有许多原因。在过去的十年中,历史学及其相关的社会科学都已经全部抛弃了大型区域的研究。无论怎样,大型区域还有什么值得再去书写的呢?布罗代尔已经完成了对人与种种环境的研究:平原,山脉,岛屿,海岸;道路与乡镇;还有开放的海洋。不仅仅是菲利普二世时期,而是所有的时期——或者至少是前现代时期都已被他的研究所囊括。他之后的论著再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增补。在布罗代尔去世后二十多年,谁还会读布罗代尔关于菲利普二世的论述呢?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学习地中海人类地理学的学生来说,布罗代尔的书仍是无价的源泉。

这种对地中海地理特性问题的回避,使得“地中海”作为一面“方便旗” (如果不是一个借口)而兴盛起来。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区分“发生在地中海的历史”和“地中海本身的历史”。当然,这种区分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地中海本身的历史”意味着无所不包、囊括一切,尽管它本意只是指向特定地理学意义上的整个地中海的历史,而不是所有能想到的关于地中海的专门史的总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书即是“地中海本身的历史”的典型。另一方面,“发生在地中海的历史”却很难说得上是一种为前者填补遗漏的理想方式。“发生在地中海的历史”只是间接或特定情形下才算得上是地中海的;这意味着环境只是作为一个远端的背景在分析或解释中提及。举例来说,它是这样一个点(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去确认这个点),历史学家在这个点上能发现西班牙内战中必然的“西班牙性”(Spanishness)——这里所说的“西班牙性”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不是前辈民族史学家们所热衷的文化或心理上的本质论。没有哪一段“发生在地中海的历史”能够与地中海背景完全分开。然而,“地中海本身的历史”和“发生在地中海的历史”仍是一个有用的二分法。

这种二分法的用处首先体现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尽管(或因为)地中海已经被宣布死亡,但却作为一个关键词大量出现在学术期刊的题目中。越来越多的此类出版物正在出现,成千上万的人们要接受H-Mediterranean所提供的电子信息服务,或访问地中海历史的网站。但是在这里,许多声称是地中海史的东西,实际上是陈旧的“地中海主义”立场的借尸还魂。地中海在这里不过是一个幌子:举例来说,古典学家们需要借助“地中海”来作为一个不同于“希腊”“罗马”“古典”的标签,来避免被人诋毁: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的世界,却与主流文化在思想上同流合污。大多数的学术写作还是“发生在某个地中海国家”的传统的、地方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历史——并不直接关乎更广阔的世界,对地理或环境少有关注。

在过去十年左右问世的著作里,让·卡尔庞捷和弗朗索瓦·勒布伦主编的《地中海史》是最典型的“发生在地中海的历史”。在本书中,并没有对其地中海的题目进行预先限定,也没有明显的基本概念来判断这一主题的选择对传统地理学有否超越之处。我们发现,这本著作毋宁说是按照时间先后对地中海陆地——尤其是北地中海陆地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史进行全面且有益的梳理。书中提及了土伦之围(布罗代尔也曾撰文讨论过这一历史事件);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也被提及。后者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一个重要事件及其所包含的更大趋势和结构是如何成为“发生在地中海的历史”的一部分的——即使对于地理没有什么重要的关注。当然,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一个地中海城市、更确切地说在罗马召开,这一点在地理上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对于该会议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召开,任何一个解释几乎都不会将教廷的所在地作为讨论焦点;并且很显然的是,这一会议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中海范围。

即便是环境史著作,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无需再重返或以重要的方式超越布罗代尔的人类地理学。地中海的环境史近来并没有吸引太多的关注——仅有几个例外。并且,这些例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保守的。譬如A.T.格罗夫(A.T.Grove)和奥利弗·拉克姆(Oliver Rackham)的杰作《地中海欧洲的自然》(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书中在开头处便将地中海一劳永逸地限定在普通的气候意义内,是为世界上六个“地中海气候区”(mediterraneoid)之一。两位作者于是紧接着论述道:地中海并不是一个由于人类的长期堕落而失落的伊甸园。这种生态叙事的确是“地中海本身的历史”。它让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回焦点,并展现了地中海的生态多样性,并简明地解释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但这是一部关于气候、地理和动植物群历史,而人类在其中的影响(尽管被认为无孔不入),却只在一章半的篇幅进行了直接论述。

第三种形式的地中海史将自身限定在争议较少的海洋统一性上,以搁置反地中海主义者们的批评。这种研究可以被定义为“海洋转向”(the maritime turn)。在“地中海祷告”(Mediterranean Breviary,原标题翻译)中,由于对可操作性的考虑,普雷德拉格·马特维耶维奇将研究主题限定在了海洋及其周边50公里的陆地之内。这本著作很难被分类:部分是历史学上的大杂烩,部分是当代的召唤。我们能够从中读到研究地中海地质学的“高贵”之处。这本书告诉我们,许多生活在地中海的人们“热衷于占星术”;“盗窃是一门地中海的艺术”;灯塔是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艘船在沉没时总是悄无声息或是混乱无序”。最重要的是,书中描写了港口、船舶和水手们的罗曼史:“我听到住在地中海南北两岸的人们谈论着海洋的气味。我精心地记下了他们所说的话。”这似乎是在用惠特曼的笔法重写布罗代尔。所有的事情都停留于表面,而且显得很和谐。一概化(generalizations)在本书中被顺从地接受了。整体来说,这本书的确是“地中海本身的”,然而,却很难说它是“地中海的历史”。

另一本新近出版的地中海简史也将环境问题全部省略掉了。但原因并不是布罗代尔已经完成了对环境的讨论,而是因为布罗代尔几乎没有给人类个体的能动性留下任何空间,从而审慎地拒绝了布罗代尔的方式。大卫·阿布拉菲亚主编的文集《历史中的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将研究对象缩减到了海洋本身及其直接毗邻的海岸线。这本书也可以叫做《地中海中的历史》或《地中海上的历史》。在书中的一个章节里,奥利弗·拉克姆详述了他对“人类的长期堕落”这一说法的反对观点,但是这一次他完全没有讨论环境的问题。在拉克姆的章节之后,本书的主题就转移到了政府间和经济体之间跨海的冲突或相互影响,地理背景被完全淡化了。沿着同样的思路,阿布拉菲亚如今承诺道,一部关于地中海海洋、岛屿和海岸线的叙述性历史巨著将会诞生,并给予历史中的具体人物以充分比重。或许阿布拉菲亚的新作会免于赫兹菲尔德的责难,但这种豁免可能有一定的代价。

的确,任何关于地中海的历史书写,跨海洋的冲突和相互影响都占据着中心地位。然而,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地中海地区的一致性和独特性不应该从相对明确的历史事实中寻找,譬如被海洋所连结的诸诺曼国家,或吕西尼昂王室赖以发财的贸易。诺曼人的海上活动和塞浦路斯的制糖业应该被放置在更为广大的全景中;应该被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并且不受叙述意志所限制的时间框架内。如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新区域史想要避免成为各种元素的凌乱拼凑,就应当以便于比较和对比的方式来描述对象的明显特质。需要寻找一些共性的东西。尽管地中海有着长期积累下的观念包袱和文化包袱,但有一种新的批判声称,地中海史在实践上缺乏跨越时空的粘合剂。人们或许会说,科西嘉岛和尼罗河三角洲的比较、或海上民族时代和海盗时代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毋庸置疑的是,布罗代尔的想法有所不同。布罗代尔肯定了地中海内时间和空间上大跨度的可比较性,鼓励着我们去尝试:反对怀疑论者,捍卫地中海区域方法在古典、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史中的价值和一致性。下述的一种对地中海历史的看法为应对“地中海主义”的挑衅提供了希望。不仅如此,这种看法探索了包括地中海与周边地区的连结方式在内的地中海特性,从而在两个正面支持了更大的“海洋学实验”(thalassological experiment)。第一个正面是,地中海不一定是一个政治的尴尬,它并不是全球比较主义这座高楼下的一颗岌岌可危的基石。第二个正面是,研究地中海史中的一致性结构,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和模型,帮助全球史学者理解世界历史中的新组成区域之间的互动到底是如何进行的。

在我们以前的著作里,已经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建立起了一个框架,来解释地中海史的一些特定方面,并借此明确了地中海在“现代性”(姑且称之)之前的统一性、特殊性和一致性等大问题。这个框架依赖于对初级生产(primary production)的四个层次的描述,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20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展。第一个层次,是辨认出其中独特的风险情势,在这个情势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萧条年份,以致有必要为其寻找补救措施;不过,景气的年份还是要多于萧条的年份。第二个层次,是辨认出围绕这种风险情势而组织的生产活动的独特“逻辑”。这种“逻辑”依靠的是三重策略(按照历史重要性升序排列):以生产事业的多样化来应对不同类型的灾年;把剩余品日积月累地库存起来以应对未来的灾年;对新产品和库存品进行再分配,针对多样性下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分配节奏。

前述的两个主要方面——风险和生产,还受到另外两种关键要素的制约。第三个层次,是地中海地区的板块特质所导致的地形上的极度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可以用“微观生态”这一谨慎而松散的概念来表达。微观生态既存在于地形特征之中,也存在于初级生产参与者的认知当中。微观生态是互动的,既有人与环境在本地的互动,也有跨度更大的各个微观生态之间的互动,后者有时会彼此相距极远。微观生态是不能被地图所描绘的,它们是流动的、易变的。微观生态的易变性对前述的风险、生产两个层面的影响在于:它极大地增加了风险情势的难以预测性,因此,微观生态也就为生产活动指明了一条道路,即多样化、库存和再分配的三位一体。

最后一个层次是一个独特的交流体制。地中海复杂的海岸线和数不尽的岛屿、环环相扣的低地、能够频频通航的滩涂与河流……地中海的地理条件使这种交流体制成为可能。该体制的影响先是凸显于再分配的特性和重要性上,之后又通过再分配反馈给整个系统。因此可以说,要衡量地中海的任何一个微观生态在给定的历史时刻的社会经济特征,关键的变量即在于其“连通性”(connectivity),这是一个借自图论(graph theory)的术语。

这样略显草率的概括当然很抽象。但是四个层次的模式——风险情势、生产逻辑、地形碎化和内部连通——则是经过审慎考虑的:它旨在面对地中海人类生态与生俱来的多变性。或许,这一模式的一个优点在于它能够抵挡住“地中海主义”的指控。首先,作为对排他主义的回应,它提出了许多与其他历史学语境密切相关的问题。这种模式摆脱了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中掺杂了决定论的环境类型学(如山地社会),提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它也为小生产者及其管理者的认知与决策留足了概念空间。它将海洋和陆地的整体环境都纳入自己囊中;尽管更强调农村地区,但它必定能适用于人类居住的全部范围,无论是江湖幽僻之处还是灯火阑珊之城。因为它在范围上是“微观”的,也就无需探究作为单独的历史生态整体的地中海,这是一个近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后者将需要估量“全球”的人口规模和密度以及承载能力,至少需要对人类和动物的食物来源进行全面的调查。

第二项针对“地中海主义”的指责是例外主义。由于生态学的暗喻是结构性的或系统性的——是从具体的环境特征中蓄意归结出来的,而我们的四层次模式无需以标准术语去明确界定地中海环境,而正是这种界定支撑了地中海优越性的断言。传统人类地理学中的地中海——即19、20世纪——已被进行了多方面的构想。但这些构想中最为显著的是三个互关联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依据气候所进行的定义。举例而言,在这一类型中,人们选取特定沉淀物的指标(等降水量线)来区分这些以夏季少雨为特征的地区。第二种类型的构想是环境决定论,认为地中海的划定来自于某些植物群的分布,尤其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作物分布。(这种类型里,最流行的是橄榄和葡萄树的种植分布)第三种类型是前两种的文化衍生品,譬如区分“橄榄油食用者”和“黄油食用者”的土地。针对这些构想的诟病主要在于,无论是以植被、气候还是环境来定义,它们都无法以历史学家所希望的方式勾勒出令人满意的地中海地区轮廓。单以一项严重且被人低估的困难为例,正如布罗代尔本人也承认的那样,在气候上,每一个山顶都处于地中海之外。

我们应当以另一种方式来构想地中海的统一性和独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的体现,与其说是在于生态或文化类型,莫不如说是微观生态——它们在结构上、易变性上相似——间的连通性。与之相较,要明确说明地中海的独特性则更困难一些。在前述纲要中所概括出的四个元素,没有一个在本质上明确是“地中海的”。灾年的情势是由气候类型的特性形成的,即我们传统上称作“地中海气候”的气候类型;然而,在地中海截然不同的气候区,其气候类型也应该能够带来同样复杂的风险情势。无论是缓冲风险的逻辑、碎片地形的密集、连通的可能性,都能够在其它地区找到类似的比照,例如东南亚。与其邻近或远处的类似者相比,地中海唯一独特性在于这些要素的绝对密集和绝对复杂。以岛屿为例,从地中海岛屿和大洋岛屿各自的历史特征中就可以明显体现出这种区别。地中海岛屿(有时)富饶而人口众多,相互之间构成了紧密的网络;这些岛屿往往自身便是网络的首要节点,有时甚至占据了大型霸权的中心,并且是地中海生产体制和再分配体制最具代表性的个案。与之相较,大洋岛屿的明显特征则是贫困、依附、边缘化、处于从属地位。

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来,地中海从这些非特有要素的特有聚集中被辨认出来了。至少大体上,这一独特聚集应该是容易测量和勾勒的。在这里,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是一个“电磁场”或一个“光源”的比喻开始有帮助了;更有帮助的是,布罗代尔将地中海想象成一个具有脉搏跳动的心脏,将毗邻地带纳入到脉搏的伸缩之中。“地中海多样性症状”的发作形态与规模,有时不过是地中海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而然的结果。

微观生态学的思路也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划定地中海边界的方法,或换言之,提供了避免以任何固定的、“恒久”的方式划定地中海的方法。地中海只能有一个变幻不定的、“模糊”的地区边界。随着某条边界脱离了这片海,各个微观生态的属性就会终止或急剧改变,尽管,在许多地中海与其他地区的接壤处,这种终止或改变的方式、速率都各不相同。地中海也可以被设想成一个大型地带,遍布了内卷式的纠缠复杂的网络。在这个区域里,内部联系相较于外部联系要更为繁多、密集、持久,哪怕地中海的“外部关系”(布罗代尔所说的更大的地中海)已经达到了跨越全球的程度。这或许是一种最高程度的概括。

“除了帝国主义的研究之外,地中海是否不适合作为任何一种史学研究的主题?是否尤其不适合作为新区域史的主题?”微观生态学的论点再度打消了这种疑虑。微观生态学模型的多面性帮助史学家们避免了具体化。将地中海沿岸的生态条件和海上连通性的特质编织在一起,就会找到通往地中海独特性的途径;与其他简单化的阐述相比,这种途径更能摆脱与帝国地理学密切相连的政治上的、探索性的难题。

我们的这个模型也在极大的程度上可以与地中海自我感知的历史相协调。长久以来,地中海的各个社会就意识到自己生存这样一个世界:一方面是碎化的环境,另一方面连通性把碎化的区域联系在一起。虽然语义学上,“地中海”一词的含义在19世纪才从海洋延伸到区域,但地中海作为统一体的事实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被认定。至少对于部分希腊人来说,他们早已察觉到了这片今天被称为“地中海”的海洋远不止是各个相联系的小海域的组合体。地中海是“伟大的海”,正如柏拉图在《斐多篇》(109b)中引述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这片海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没有明确界定)生活在海的周围,“就像池塘边上的蚂蚁和青蛙”。在古希腊人看来,地中海是地球表面海洋一分为二的一个界限。不加大写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术语,只表示某一种类的海,是位于陆地中间的海,区别于海洋中间的陆地、也就是大洋围绕的大陆。“地中海领海”(mediterraneum mare)这一术语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并没有得到使用。然而,这一概念所指代的意味则早在那之前就已存在。

古代对地中海的想象必定是海洋的,因为它是整个全球布局投影(reflection)的一部分。这个想象对区域思想只有极其间接的贡献。(与之互补的大陆的想象则非常不同:陆地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划分成了亚、非、欧三部分,这三部分各有其纯正的区域认同。)11世纪开罗的宇宙论著作《好奇心之书》(Book of Curiosities)有着与古代地中海概念相类似的内容。其唯一的手抄本手稿于2000年被发现,现存于牛津。书中一幅引人注目的地图表明,地中海是一个统一体,包含120个岛屿和121处锚地,并由这些岛屿和锚地清晰地描绘出来。在书中,地中海又一次被作为一种海洋的类型,而不是一片更大的区域(area)。

因此,地中海作为一个区域的定义,并不是古代帝国主义的副产品或附属物。它也没有出现在中世纪或近代早期欧洲思想中,也没有出现在奥斯曼帝国中,16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所控制地中海的范围几不亚于罗马帝国。因此,尽管部分当代作者心存恐慌和顾虑,作为区域的地中海并非前现代咄咄逼人的帝国精英们的主导叙事的一部分。的确,在古代的外交谈判(霸权思想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表达)中,地中海陆地上的统一性有时候会得以表现。最为有名的一个案例是雅典与波斯所签订的一份协议,该协议据推测是在公元前5世纪所签订的;其中的一个条款是,禁止波斯信使进入距离雅典50英里之内、或海上一天航程的距离之内(在一份大事记中甚至直接称其为“希腊海”)。在一个帝国意味更浓厚的语境里,罗马将军庞培对海盗的打击、以及他之后对谷物供应分配的控制,范围都划定在了整个地中海以及内陆方圆五十英里内。

然而,沿着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能看到一些与地中海帝国极为不同的东西。再次强调,我们所遇到的概念是海上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它对陆地意味着什么。海上世界是海战的场地,但同时也是再分配、尤其是生产供给再分配的场地。这个场地里,再分配的节奏会受到无处不在的海盗的威胁。这种思想与柏拉图的观点一致,柏拉图认为,好的政治体制无法与地中海及其活动相协调、相容纳。所以柏拉图理想中的城市应该距离海边10英里的距离,远离邪恶的商业行为。公元前149年,当罗马人试图找一个借口摧毁迦太基这座伟大的贸易中心时,蓄意开出的一个荒谬条件竟是:迦太基应当连根迁徙到内陆,远离其良港。罗马人对迦太基要求的离海距离是10英里。

因此,古代思想中的地中海,所关心的并不是一个为了征服该区域而进行的地理学表述,而是对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社会(尽管是在一个很松散的意义上)进行分析。这是对海洋周边世界的特性描述,而不是对这片海恰好毗邻的地区进行标签化。它反映了——尽管不是那么直接——地中海连通性和地区生态的独特互动,这种互动在地中海史的其他许多历史时期都能见到。这样的一个地中海,绝不是简单的政治构建,它将会非常难以被定义,对它的描绘需参照人类社群的关切、价值体系、经济野心、跨区域联盟,而且这种描绘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的确,这样的一个地中海应该是一个“必然充满争议”的范畴。古代和19世纪地理学的遗产,地中海话语“元课题”(meta-subject)中的其他要素、这一地区长期积累下的文化包袱,都是这种争议的映射(reflection)。这些映射形成了这一课题中我们必须解决也必须解决干净的一个方面。但这些映射并没有使这一课题失去价值。恰恰相反,在超越了邪恶帝国的创造发明的地中海认知史中,我们获得了微观生态世界的一个本质部分。

在这里,我们的目标绝不是要把一个新范式强加于地中海史家,堵住对替代方案的探讨通道。我们的目标毋宁说是为了发现:我们应当以什么为基础,来对待作为一个独立考察领域的古代中世纪时期乃至前现代的地中海历史?布罗代尔所开拓的道路能够帮助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跨越那些似乎已然横亘的学术边界?这包括地中海的 “去中心化”,也包括采取一个极度长时段的框架。这一目标与其他一些新区域史家在打破传统模式、摆脱旧有学科束缚时所采取的方法相类似。令人鼓舞的是,已经有人在海洋史中找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

区域史解释模式的新发展也带来了另一个欢喜结局,就是在地中海史和赫兹菲尔德——最直言不讳的反地中海主义者——之间有了共同基础。从地中海的角度去思考的确是也是一种借口——一个“确定新的组合配置以便产生新奇并具有启发性的选择”的借口(如他开诚布公地回应我们的那般)。与赫兹菲尔德的这种趋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地中海不再是地中海主义了。但是与阿布拉菲亚等前文提到过的作者不同,我们或许已经把全球可比较性这一婴孩连同传统的地中海研究这盆洗澡水一起扔掉了。尽管地中海史是一种网络类型的显著代表,人们往往以它为模本来划定新的区域,但是,地中海连通性这一独特的历史体制实际上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在世界上很难找到其他类似的地区。

以人和商品的流动为例。在传统的地中海史中,人们看到的是高端的商业,运载着价值不菲的货物昂头奔走。这也是在古典时代留下的史料中最显而易见的,但也往往被认作是“只有”奢侈品交易的、小规模的、服务于精英利益的贸易而被边缘化。即便是近代早期,布罗代尔也不得不坚持认为,高价值的货运主导着当时经济。古典时期,人们也在大洋的空间里寻觅这种网络。《红海周围》(Periplo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一书即对公元1世纪的印度洋海岸做了惊人的考察。我们与布罗代尔一样,承认轻便的奢侈品货运的重要性。但地中海的共生性基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进程:一种为了缓解风险的再分配,它是初级生产(primary production)的一种延伸。

初级生产者与海洋连通性之间的支撑关系——可以见诸公元前8世纪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中所描绘的景象——是古代所熟知的“我们的海”这一说法的基础。需要重申的是,这种对海洋的占有并不是在文化上赞同古代侵略性帝国的所有权。恰恰相反,不论自我意识如何,它代表了一种乡村的,“农民”的微观区域看法。类似地,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到公元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著作《急性病饮食篇》(Regimen)中,作者宣称该书是为人群中的大多数所写。这本书写给那些消费着普通的、易得的饮食的人们;那些在必要时竭尽全力的人们——那些奔走于陆路和海路以谋生计的人们。这再度很好地反映了,再分配的渠道是每个微观区域的理想资源组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依情况贴上不同的标签:“我们的牧场”“我们的湿地”“我们的水草地”“我们的灌木丛”——“我们的海”。古希腊人的地中海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微观区域。

于是,当我们转而审视这样的地中海能够给海洋史的系统比较带来什么的时候,在目前的阶段来看,唯一的答案就是“求同存异”——对地中海的其他研究者和其他海洋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如此。在别处的海洋史编纂中,陆地环境几乎不具备重要性,正如其在布罗代尔之后的历史书写中常常被边缘化的那样。“大洋互连”(Oceans Connect)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福特基金会在杜克大学赞助的正在进行的项目的名称就反映了这一点。这并不是“环境统一”(Environments Unite)。研究波罗的海史或许要求具备大量的环境知识,并要求广泛的的气候和地质学背景,但无法与布罗代尔或前文所述的微观生态——无论对错——的模式所表现的规模相提并论。对于任何生态、文化或心理模式来说,大西洋和太平洋太过于大,海岸线也太过复杂,以致目前尚无法与这些模式进行广泛的结合。与之相反,跨越这些海洋的人类联系的密集性和多样性才是重要的,正是这样的密集性和多样性使海洋成为新颖并令人激动的历史学范畴。因此,大卫·阿米塔格(David Armitage)对大西洋的历史书写并不是关于大西洋多样的欧洲、非洲、和美洲沿海地区的生态,而都是关于联系,以及产生这些联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大西洋”“跨大西洋”和“大西洋视角下的地方史”(cis-Atlantic)研究甚至没有以共同的环境或气候特征为前提,更不必说所谓的大西洋独特性了。高利润贸易以及由这种贸易或国家所推动的流动、移民、离散社群,编织着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岛屿甚至撒哈拉沙漠这样的空间。当然,类似的流动在地中海也由来已久,但地中海认同的奥秘并不在此。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得知还存在其他的海洋空间,由生态驱动的共存性编织起地区网络的脉络,日本群岛或近代早期的加勒比地区或许是这样的空间。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地中海会一直保持着卓尔不群。

总之,要把地中海开辟为一个前景广阔的比较区域史中研究领域,我们就不能仅仅依靠以下这些要素:港口和航路的分类,港口密度和海上同盟,高价海运货物的经济网络的渗透力,航海者的募集办法,交通方面的技术发明。新海洋学中暗含的其他主题是什么?如何把作为新海洋学研究对象的这些海洋结合在一起,以构建一个变动中的全球史?

柏拉图所考量的内陆10英里太过乐观。即便是在多山的克里特岛,他所理想的城市也能够脱离地中海复杂生态带来的“堕落”威胁。问题在于如何总结出在地中海上司空见惯的流动网络延展到周围区域的方式,在这些区域,促进流动的条件减弱或变得全无。伊恩·莫里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地中海化”(Mediterraneanization),以捕捉传统地中海内部(以及与之毗连的地区,有时这些地区非常遥远)连通性的增减程度。许多地中海周围的传统地带展现了布伦特·肖(Brent Shaw)所称的“递归性”(recursivness),海洋和陆地的极性反转,陆地对沿海地带的影响大于海洋世界的影响。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整合的、错综复杂的地中海环境在某些时期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系统产生排斥。这些地区背离了地中海,并绕过地中海核心地区建起了交流线路。举两个例子,其一为从黑海到莱茵河的走廊,其二为从高加索穿过东安纳托利亚高地到达红海的路线,毫不牵涉地中海的核心区域。这些例子回应了柏拉图所说的“堕落之海”,但并不是通过直接卷入地中海,而是相反。同样,存在着一些出血口(hemorrhage points),不同的通道由此开放——需要重申的是,这是上千年历史中的极少数情况。通过这些通道,自成一体的地中海世界有时能够与某些地带互动,有时互动还十分频繁,例如通过乌克兰干草原的河流或红海、波斯湾的沿岸贸易线所能到达的地带。

在构成世界历史的各个地区拼块中,我们的地中海似乎扮演了一个不寻常的角色。毋庸置疑地中海适合这个角色。但是,地中海或许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型,并且,尽管布罗代尔的“大地中海”影响巨大,它与世界历史中其它以海洋为中心的部分都极为不同。尽管它显然属于世界海洋群像展中的一部分,但它的抱负在于展示它与其他作品有何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被“地中海例外主义”所吸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新区域史最大的优势不在于比较,而是在对长距离互动的研究。我们希望研究大洋、中亚大草原或撒哈拉沙漠的专家们能够以辩证的方式与地中海研究者进行对话。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提炼出全球史的构建方式——在这样的全球史中,地中海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中世纪史高级讲师,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 牛津大学古代史讲师;译者姜伊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校者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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