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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6-26

徐浩:什么是世界史?——欧美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诹议

这里所说的世界史至少拥有三重含义:它首先是人类文明赓续交往的客观进程,其次是人类对此进程的历史记忆,第三是一种或隐或显的学术研究。古往今来,上述三种意义上的世界史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目前,人们接触的国外信息越来越多,全球化将人类日益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对世界史著述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想谈谈与第三种意义上的世界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它的源头、诞生与变化、我国世界史的现状与出路等,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一、世界史的源头

    世界史究竟是何时产生的?对此长久以来主要存在如下两种不同认识:一种主张世界史是较晚才出现的,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有学者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话认为这种作为结果的世界史出现在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做过下述提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活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
毫无疑问,15-16世纪处在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但同时该转变又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漫长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有鉴于此,晚近的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史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例如吴于廑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多篇文章中就认为,这种较早的世界史的写作源远流长,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等都涉及自己民族和国家以外的历史,此后这种著述绵延不绝,推而广之。[4]国外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麦克尼尔等认为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是世界史学家及其各自历史编纂学传统的奠基者。此外,世界许多民族和文化都有自己的世界史观或世界史编纂。[5]当然,这些准世界史的发展也并不平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史和早期现代的历史哲学,具体体现就是universal history(可译为普遍史、普世史甚至世界史),它们在公元纪年、历史的目的性和进步性、人类整体观念等多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史观念和编纂。 
不过,上述普遍史写作在19世纪的欧洲由于学术和政治原因而渐次衰落,例如伊格尔斯等认为,“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是职业化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档案史料;在人们看来,写作范围如果太广泛,跨越了国家甚至跨越了文化的界限,这样的历史著作便无法满足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标准。然而,更重要的是,19世纪的政治观发生了变化,西方优越论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合法性,因此西方把重点放在民族国家的研究上,把民族国家视为文明和进步的动力。”[6]由此,19世纪欧洲诞生的职业历史学都是民族主义史学,以批判的史学家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主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研究政治史,兰克生前完成的几乎所有著述都属于国别史。他在83岁高龄开始撰写的《世界史》生前未及完稿,后来由弟子杜夫据遗稿补足了7卷。该书尽管冠以世界史之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拉丁日耳曼各民族的历史。

二、世界史的诞生与变化

    由于19世纪欧洲历史学职业化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框架,世界史不是历史研究的正当领域,因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方人撰写的世界史大都出现在20世纪以后。马兹利什认为,20世纪以来大约产生过三种影响较大的世界历史的写作模式,一是施本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普遍史,二是以民族国家或文明为单位的世界史,三是全球史。[7]第一种严格说属于历史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因而巴勒克拉夫认为后两种类型的世界史是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它们的出现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狭隘民族主义史学的破产,世界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融合导致的对国别史所报信念的动摇,以及非欧洲地区的民族独立及其历史研究兴起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认识的变化等。[8]
由此,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民族国家以外的地区史和世界史。他们最早撰写的是由人类起源和各个民族国家及文明演进构成的世界史,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六十年代编写的六卷本的《人类史》,前苏联1955-1965年出版的茹可夫主编的十卷本的《世界史》,以及1957-1970年出版的克拉克主编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中译本书名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等。这些世界史的世界性主要体现在地理范围的扩大,囊括各个地区、文明和主要国家的历史演进,但在内容和体系上却缺乏世界眼光,基本上是地区史的堆砌和西方历史分期的扩大化。应该说,中国也受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史兴起的影响。解放前我国大学很少把“世界史”这门课列入历史系的课程表,当时大学历史系本科除本国史课程外,通常只讲授西洋通史、断代史以及西方国家为主的国别史、专门史。直到解放后我国才引进了前苏联编纂的《世界历史》,大学历史系本科也设置了世界通史课程,取代了过去所设的西洋通史。[9]在此基础上,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出版,标志着中国世界史体系的诞生。该书借鉴了前苏联世界通史的框架和内容,所不同的是没有像前者那样将本国史纳入世界史的范围中,成为世界史即外国史做法的始作俑者。[10] 
如果说这种以民族国家和文明为单位的世界史的出现主要在欧洲,那么另外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的和全球方法撰写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史则以美国为主。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世界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1]史学界一般以此做为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诞生的标志。如果说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还沿用了世界史的概念,那么全球史则完全是一项新的创举。1966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全球史》,试图打破国别、地区的编纂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与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全球史的异军突起对以民族国家和文明为单位编写的世界史带来的不仅仅是冲击,还有脱胎换骨的改造。例如马兹利什认为,“在反对更传统的和国家的研究方法中,世界史通常理解了全球史——即全球化研究——并以此来化解全球史对世界史的挑战。”[12] 
在全球史的影响下,世界史虽然还不排除“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即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的传统定义,但更多地被赋予新的内容,例如本利特说,“我认为大多数参与讨论有关世界史定义的人主张,置身于大规模历史进程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世界史主要的关注内容之一。”此外,“世界史(在其他问题中间)还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在那里它试图为既联系又独立的现代世界建立起历史联系。”[13]麦克尼尔也持有类似主张,由于受到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跨文化接触”概念的影响,他将世界史定义为研究“不同文化的人们中间的相互作用。”[14]由此欧洲那种拼盘式的和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在美国被转变成不同文明相互联系与交流互动的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 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既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专题性的,后者又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多种研究取向,例如本特利认为,“根据不同史学家的兴趣和研究领域,这种全球历史分析主要有三种派别。一是关注传播现象——特别是技术的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是分析学派考察经济和社会史的大规模发展模式,尤其关注长途贸易和大范围的经济融合。第三种是探索环境和生态在大范围里,有时是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15]一般认为,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与全球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伊格尔斯等指出,“‘全球史’一词与‘世界史’往往相互重叠,混为一谈,但全球史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时代,指的往往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史则可以把对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包括进来。”[16] 
在这种倡导人类各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的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的基础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世界史研究正在转变为一门历史学的独立分支学科。2007年波梅兰兹在其考察社会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的文章中就认为,“在西方(尤其是北美)研究型大学里世界史作为一个合法的学术部门的一部分的复兴不过30年。”[17]学科化的世界史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专业期刊和研究生项目。19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史研究的组织机构“世界史协会”(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简称WHA),据其官网介绍,“世界史协会是通过鼓励教学、研究和出版促进世界史的重要组织,它于1982年由一批教师和学者建立,他们决心为这个当时正在兴起的历史分支学科和教学领域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尽管该组织立足北美,但其成员来自35个国家,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均设有分支机构。1990年世界史协会创办《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本特利任杂志主编(1990年至今),其目标是“从全球的观点”分析历史,把“大规模的人口运动和经济波动,跨文化的技术转移,传染病的传播,远距离贸易,宗教信仰、思想和理想的传播”作为主题。[18]美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第三个标志是设置研究生项目,美国不同大学专门招收世界史方向(不是专业)的研究生。[19] 
此外,世界史课程也日渐普及。以往英国和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只讲授古典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欧洲史和美国史,其他的历史则在所谓的“地区研究”的系讲授,例如“东方”研究系讲授中国的语言、哲学和历史,“斯拉夫”研究系讲授俄国的语言、文学和历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课程。[20]美国试图将世界史课程确立为大学的标准课程的工作几经反复,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努力都没有持续多久,直到九十年代以来对世界史课程的兴趣不仅坚持下来还出现了稳定增长。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中,从1999年算起的近十年里西方文明课程的选修人数急剧下降,仅一半学校仍将其作为主要的非美国通史课程。20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史课程建设成功的原因既有个人因素,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等人的大力倡导,也离不开世界史协会等机构的师资支持,以及大学认为世界史比西方文明课程更适合多种族学生群体的实际需要等。[21] 
21世纪以来,世界史课程在美国高等院校和高中与20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增长。2000-2001年,美国大学开设世界历史课程的平均为59%,公立大学高达 69%。1990年,学过世界历史的高中生占59. 59%,1994 年为66. 72%,1998 年为66. 41%。到 2003年,28个州立法要求公立高中开设世界历史课程。为了应对高中学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的需要,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从2002年开始提供世界历史预科考试,当年考生达20800人。2003年,来自1474所高中的考生达到34268人,增长65%。2007年,考生为101975 人,2009年,考生为143426人,2010年,考生为167789人。[22]那些没有开设世界史课程的大学一方面继续保留西方文明课程,同时增加了东方文明课程作为补充。[23] 

三、我国世界史的现状与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教材也出现了某些变化,主要标志是周吴本的《世界通史》被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即吴齐本)所取代,从体系到内容都变化很大。目前,经过几代世界史学者的共同努力,我国作为一级学科的世界史的规模越来越大,研究水平也在显著提高。从出版物、学者和研究生的数量看,我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史大国的行列。但我们还不是世界史强国,中国世界史对国外世界史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有鉴于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一代一代持之不懈地提升中国世界史的整体水平。我们需要找出一些长期以来制约中国世界史科研和教学发展的关键问题,下功夫加以解决:
一是我国的世界史不同程度上等同于外国史,名实不符,是否可以考虑在历史学部之下设立世界史、中国史、外国史和考古学四个一级学科以为补救。实际上,吴于廑先生早在1985年就曾设想过将世界史建设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如他所说:“我的想法无他,只是想把世界史从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这样一个包罗无遗的高大地位上请下来,想让它成为一个有限定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一个并非高踞于国别史、专门史之上的分支” [24]吴先生所说的世界史当属于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堆砌,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的历史,就像他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农业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等论文中所表明的那样。当然,世界史学科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前可以从容易的做起,恰如其分地使用世界史和外国史的概念,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和高岱在他们主编的《外国史读本》的“后记”认为,世界历史和外国历史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学术界在研究地区史和国别史等具体历史时应用外国历史或外国史代替世界历史或世界史,如他们所言:“我们的希望是,如果大家能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适当的时候应该将学科的名称由‘世界历史’改为‘外国历史’”。[25]世界史的学术概念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了,学科分类的改变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二是目前作为一级学科的世界史是专业而非研究方向,致使没有专职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不利于世界史的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提升,应调整现有研究力量并培养世界史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等后备力量,从根本上解决缺少专业研究和教学队伍问题。这方面国外早已这样做了,国内可以借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做法,在现有的世界史专业中建立全球史(即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的研究方向,部分世界史教师致力于全球史的研究与教学,同时招收相应方向的研究生。 
三是目前本科教学中世界通史课程体量过大,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相对较弱,关系不甚合理。是否应考虑调整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现有布局,压缩世界通史,增加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分量和比例,形成本科教学中世界通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内容相互衔接、水平渐次递进的课程体系。据参会的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春高教授介绍,北大历史系数年前已经开始将世界通史压缩为一个学期的尝试,为低年级本科生开设世界通史概论课程,继之以地区史和国别史等更深入的课程。 
四是世界史教材部头过大,一般分为古代、中古、近现代和当代多册,编写和阅读殊非易事。国外世界史著作和教材的体量越来越小,重在体系而非体量,我们可以适当参考。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18-1919年出版英文版,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据1971年英文版翻译出版的中译本共计85万字。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该书实际上是《西方的兴起》的教材版)初版于1967年,中译本根据1999年第四版译出,共计58万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由老麦克尼尔及其子历史学家小麦克尼尔合作完成并于2003年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仅40.7万字。[26] 
我国未来世界史究竟采用何种模式和体系,可以继续探索。有一点应应该是明确和肯定的,即我们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偏重于世界史的纵向研究,也不能像国外那样主要或全部进行横向研究,而是要兼顾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条线索。当然,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各自意味着什么,可以多样化地理解,写出不同观点的教材,自由竞争,最后让社会检验。倘使解决了上述问题,世界史则可以名实相符,世界史和外国史研究各自专业化(特别是研究地区史和国别史的学者无需再承担世界通史课程,讲授自己没有专门研究的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本科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世界史教材瘦身后学者们可以腾出更多精力研究世界史体系的创新问题。如此,再加上其他的努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望从大国发展为强国。 
当然,宏观世界史的建立与发展还需要高水平的外国史研究作为基础,具体说离不开外国史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共同推进,否则宏观世界史便失去源头活水。然而,我国目前的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力量畸轻畸重,布局很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地区和英美等少数国家,其他地区和国家特别是它们的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研究队伍相对较弱,甚至无人问津。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世界史升格为一级学科的机遇,大力加强世界(即外国)史人才的培养,在有条件的高校建立世界史专业,从本科生时进行外国史和外语双重训练,在此基础上进入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和外语的继续深造,从而培养出外语和专业俱佳的专业人才,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外国史研究中各种各样的外国语言制约、地区史和国别史中有些地方或时段无人问津等问题,为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和全球史提供空间更广、时间更长的高水平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只有外国史的基础打好了,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大厦才会盖得高、盖得牢。 

原文刊于《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1期。

[1]本文最初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4年11月22-23日举办的“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后又以此为题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了讲座。在发表前,笔者对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充实和修订,但主要观点没有变化。在此特别感谢参加上述会议和讲座的相关学者和同学,他们的发言和提问对本文观点的形成和最终修订功不可没。当然存在的各种问题完全是笔者的责任。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诚然,马克思这里主要讲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史,但它制约着第二、三种世界史的产生,后者的出现不会早于前者,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张后两种世界史出现在15-16世纪以后。 
[4]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部分。 
[5] William.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 History and Theory,Vol.34, N0.2(May,1995), p.9. 
[6]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0页。 
[7]B.Mazlish, “Crossing Boundaries: Ecumenical, World, and Global History”, in World History: Ideology, Structures, and Identities, eds., P.Pomper, R.Elphick and R.Vann,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1988,p.42.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定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普遍史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对20世纪一些外国学者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国别史本位的历史研究影响很大,也对解放前中国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雷海宗先生等产生重要影响(参阅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史是战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主要是从西方史学整体发展趋势而言的,并不排除存在个别例外。实际上,世界史写作的萌芽在20世纪前期已经出现,代表作是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解放前也被译介到我国(韦尔斯:《世界史纲》,梁思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27)。当然,除了马兹利什外,其他世界史的分类方法也是存在的,例如本特利认为,20世纪的世界史叙述包括历史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专业历史学家三种不同学派,详见杰里•H.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胡修雷译,《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1页。 
[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37页。 
[9]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1985年呼和浩特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2-33页。 
[10]实际上,中国最早的世界史教材中包括中国历史。如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谷城先生的三册本的《世界通史》就是如此(重印本见周谷城:《世界通史》上、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William H. Ma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他之后还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N.Y.: Anchor Press, 1976)。这些宏观世界史著作选择了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课题进行研究,讨论了思想、技能和疾病的跨文化交流及其对人类历史的重要影响。 
[12]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28, No.3(Winter,1998), p.385. 
[13]Jerry Bently, “Review of Mazlish and Ralph Buultjens eds.,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Boulder,1993)”, H-Net Book Review(August,1995), I. 
[14]William 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p.9. 
[15] 杰里•H.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胡修雷译,《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16]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413页。 
[17]Kenneth Pomeranz, “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 Th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8, No.1(Mar. 2007), p.69. 
[18]详见http://www.thewha.org/# 
[19]Stanley W. Burstein, “The New AP World History Course: How Will It Can Compare with College World History courses?” The History Tearcher,Vol.32, No.2, Special Issues: Advanced Placement(Feb.1999), p.284. 
[20]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1]Stanley W. Burstein, “The New AP World History Course: How Will It Can Compare with College World History courses?”, p.284. 
[22]Ane Lintvedt, “The Demography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No. 1, 2003, http:/ /en. wikipedia. org/wiki/Advanced_Placement_World_History.转引自施诚:《全球史研究主题评介》,《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23]据参会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的大会发言。朱教授近年曾对美国大学进行过为时一年的实地考察,笔者在与他交谈中了解到上述情况。 
[24]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0页。 

[25]彭小瑜、高岱主编:《外国史读本》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6页。
[26]参见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上、下册,吴文藻、冰心、费孝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第四版),施诚、赵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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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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