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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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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弟:旧海关文献可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百科全书”式的资料

日期:2016-07-22 07:26:49 作者:文汇报记者 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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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吴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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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海关文献中的《中国音乐》,用画来表现民间舞蹈,用音符及宫商角徴羽来表现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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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的英国人威妥玛编写了第一本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威妥玛曾任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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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厦门城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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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报告中所绘的清代织布机

文汇报记者 刘力源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掌握准确可靠的资料,在这方面旧海关文献从涉猎范围到记录手法都有其优势。1934年,学者郑友揆曾评价旧海关文献“因其内容精确,所占地域广大,已成为研究我国经济之唯一可靠而系统的资料”。

吴松弟,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我国移民史、人口史,是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在近代经济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方面声誉卓著。

先后撰写六卷本《中国移民史》之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和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六卷本《中国人口史》之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以及《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等个人专著 15部,并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由其发现并整理、编撰“书目提要”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283册目前已出版,由其担任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也于2015-2016年陆续出版。

旧海关文献不只涉及海关、贸易

文汇报:请您介绍一下,旧海关内部出版物是何种性质的文献,体量大概有多大?

吴松弟: 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主要指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造册处(后改称统计科)刊印,或由总税务司署请人撰写的出版物。1859年1月,海关总税务司建立起西式的统计和出版制度,当年陆续出版的各口岸《进出口贸易统计》(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被看成旧海关最早刊行的内部出版物。海关总税务司署编纂和出版这些书主要是出于内部工作需要,但因为以书本形式出版,所以不同于保持原始面貌的其他海关报告、文献和资料。

按照海关总税务司1882年2月2日的第179号通令,当时已经出版的六大系列中只有统计、特种、杂项三个系列在海关内部下发后的剩余部分可以出售,而关务、官署和总署三个系列只在海关内部使用,甚至只供总税务司一人使用。1896年又形成邮政系列作为第七系列。此外,还有百余本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或出版,但未列入任何系列之书,被称为“他类之书”。七大系列中最大的是统计系列,分日报、月报、季报、年报几种,某些重要的海关如江海关、粤海关还有日报和旬报。1882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又下令编撰《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一直编到1931年,共出5期,内容各期不一、相当庞杂,几乎是全面详述各关所在省区十年间各方面的经济文化社会变迁。据我估算,全部旧海关出版物,不包括各关的日报和旬报,约达1500种。

值得一提的是,旧海关内部出版物各个系列都附有一定数量的地图和图表,其中地图达200余幅。我国古代的地图,使用的是计里画方的方法。明末外国传教士带入科学绘图法,但在中国的全面推广是近代的事。旧海关出版物中的地图,绝大部分用西方的科学绘图方法绘制,这些地图不仅反映各关区的空间范围和山河面貌,也反映商品产地、交通路线、城市分布乃至城市内部街区,有关海洋方面则侧重于灯塔分布、港湾情况、岸滩、码头乃至水域的水深、底质、浅滩,并都附有比例尺,对于近代各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直观价值。

文汇报:作为一个具体部门的内部刊物,旧海关文献为何值得重视?

吴松弟: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掌握准确可靠的资料。1934年,学者郑友揆便指出:旧海关出版物,“因其内容精确,所占地域广大,已成为研究我国经济之唯一可靠而系统的资料”。

旧海关文献,比之当时其他历史文献,特点非常突出。

第一,涉及面广。翻看旧海关文献,基本上没有几个部门在其中没有报告。举几个例子,长江沿岸9个口岸城市每年的年报里,各年每月的长江水位都悉数在内,且做成了曲线图,对研究长江洪枯季节的水位变化非常有用。再比如,1884年海关派人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一本《中国音乐》,包括许多民间流行音乐,书中用画来表现民间舞蹈,用音符及宫商角徴羽来表现曲调,许多旋律都可以唱出来。这本书现在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中译本。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在海关的工作资料里居然还有这样一本书。

第二,这批文献中涉及的统计都有极强的系统性。拿文献中最庞大的统计系列来说,日报、月报、年报巨量的贸易数据,由于采用国际通用的统计标准,且统计时间长达80余年,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统计系列由报表、报告两部分组成,前者反映各类进出口商品的贸易数据和税收情况,后者以文字形式反映贸易状况及影响贸易的国内外各种因素。比对这些贸易数据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可以通过分析棉纺织品的进出口探讨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初期往往是洋货倾销中国,一开始洋布进口居多,之后洋纱、纺织工厂的设备也陆续进来,到了后来洋布进口减少,中国逐渐成为棉布出口国。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业的成长历程。再比如中国的咖啡进口数量从少到多,种类从单一到繁多,这也是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扩展的过程。除上述例子外,旧海关文献中可供挖掘的角度还有很多。

第三,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各地的通商口岸,绝大多数都设有海关,各海关要定期向中央海关报告各年的贸易状况。当时中国海关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个,这意味着有50多个海关所在的口岸城市以及这一海关管理的区域(称为关区),在海关文献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比较奇怪的是,新疆有对外口岸,但只在有限几年设海关,且没留下贸易报告,可能当地的贸易状况跟内陆地区有所区别。贸易报告会总结年度进出口贸易增减的原因,这必然与城市发展、自然灾害、战争及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等产生联系,是研究全国和大部分区域经济状况最为详实可靠的材料。后期随着海关事务的增多,统计系统越来越庞大,其中贸易十年报告的体量要达到一二千页,对城市的记

录几乎无所不包,甚至连当地当年有无人中进士,有无新式的报纸出现,有无外国重要人士、中央要员到访都有记载,堪称城市发展的百科全书。

统计系列之外的六大系列,都有自己特定的记载范围,在系列之下每种书又设一个编号,加上他类之书,约有450种。六大系列编排格式与前者不同,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务、活动的调查与研究著作;另一种是连续数十年出版的专刊,累积起来大都达千余页甚至几千页,比如为了航行方便,会出版关于灯塔的连续出版物,海上航行涉及暗礁又会衍生新的出版物,再比如会有连续出版物补充、更新长江沿岸及中国沿海地带的地名。

六大系列可以总结成20个类别,举几个例子:比较重要的如医学报告,我认为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流行病史、医学史最系统最科学的资料。与传教士当时对中国疾病的调查相比,海关的医学报告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告由西医来写,采用的是今天在用的关于药、病的专有名称,准确性非常高。

再如各地经济调查报告,其中比较多的是关于中国出口商品的调查,如蚕丝、茶叶、大豆、人参等产品及其产地和产、运、销的过程,还有对进口商品竞争对手进行的调查,此外经济调查报告还包括对重庆、西江流域等地开埠前的商务调查以及海关洋员在云南、东北等拟开口岸地区的旅行记,这些对我们研究各地经济状况都是必不可少的依据。

船舶报告比较有趣,其中有一本 1921—1931年每年出版的刊物,可以译为《中国百吨以上蒸汽船和机动船的船舶名录》,里面介绍了各类船只的载重量、动力等细节,包括现代船舶,也包括中国传统民船如长江上游的帆船、舢板、运盐船和上海地区的民船,甚至连长江下游的竹筏都记录在内,这些书的特点是除文字描述外还有具体图纸,船只每个结构的名字及尺寸都准确地标注出来,若以此恢复众多种古船,建立一个长江流域的古船博物馆应不成问题。

还有有关关税和金融情况的报告,由于当时的关税经常有变化,税率及征税政策的变化要及时告知各地海关及外国商人,就出现了这类报告,由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编撰的《自民国元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关税纪实》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另外还有专注中国财政的作品,艾约瑟(Joseph Edkins)写了三卷本的《中国财经论》,分别论述中国的货币、财政、银行及中国的物价,学术价值很高,比较遗憾的是,还没有人使用这份资料做研究。这批海关文献里甚至对中国的盐业生产也有300多页专门的研究报告,也尚未有人问津。

从海关文献可以看出,海关内部当时聚集了各方专家,为中国近代的贸易、经济、医学、气象、灯塔、船舶、交通、金融,语言、外交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海关洋员都懂得中文,很多达到精通的程度,有趣的是,海关要求关员掌握的不仅仅是书面语言,还要会运用与百姓沟通的鲜活口语,其中有很多当地的俚语,这对于报告来说很独特。

文汇报: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为何可以涉猎如此多的领域?

吴松弟:这要从当时海关的特殊性讲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其中就规定中国要建立西方式的海关,由西方人来管理。因为有上海小刀会事件时美英法领事受上海政府之托代收进港外国货船税的成功先例,再加之海关建立后运行效果比清朝原有的税务部门便捷、高效,对于国库匮乏的清朝政府来说请外国人替中国人管理关税利大于弊。可以说,海关的建立虽然有着列强压迫的影子,但也有着当时清政府的需求。除了帮助收税,清政府在很多事务上也需要海关的协助,比如处理国际关系——中国传统的外交方式是以宗主国的身份与周边国家往来,而西方国家林立,彼此之间不存在东方这种共处方式。当强大的西方国家来到中国之时,中国原先的国际交往方式已经行不通。乾隆时期,英国派马嘎尔尼到中国试图建立正常的外交联系,清政府当时就暴露出不懂外交礼仪的弱点。在近代前期,清政府与国外建立外交关系会请海关打头阵,建立领事馆也由海关出面,甚至购买军火、建立舰队、办学校、翻译等事务也要让海关参与。再比如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多次致信慈禧强烈建议参加世博会,后来中国参展世博会收集展品、海外布展等事无巨细都交由海关来办。

为外国人服务也衍生出一些海关职能。比如中国邮政系统的建立,中国古代的邮政系统如驿站主要为官方服务,为民间服务的往往不那么发达,外国人到中国后感觉这部分服务缺失,开始小范围试办现代邮政服务,此后清政府便委托海关建立现代邮政系统。此外,各地的气象站、沿海的灯塔,相当一部分现代部门的建立都是由海关来主导或者作为顾问,这些东西中国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先进,西方人到来后觉得服务跟不上,当然愿意按照西方的套路建立比较现代化的设施。值得一提的是,海关还囊括了检疫职能,1871年海关建立了医学报告系统,一直运行到1911年。40年中各地的海关每半年向中央海关汇报一次其关区范围内的传染病流行情况,包括症状、扑灭方法以及中国人的健身方法,还有西医西药传播方面的内容。

这里要着重提一下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时间最长的赫德,他1863年就职,之后努力扩大海关业务,逐步建立全面而系统的海关管理制度,包括规范、完整、有序的编印、发行制度,留下了大量的海关文献。赫德备受清政府信任,他管理海关的理念和做法在当时也比较新,甚至有学者认为他设立的某些制度已超前美国。赫德还留下了通令等大量文书,从部分翻译过来的通令中可以看出,赫德非常尽职,他认为:作为外国人,他们替中国来管理海关,目的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无论是赫德本人的追求,还是清朝政府的需要,都促使海关掌管的业务大大超出了海关原先的职能范围,这是旧海关文献涉猎面广的重要原因。

旧海关文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汇报: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旧海关文献的运用情况如何?

吴松弟:旧海关出版物长期分散在各地的档案馆尤其海关系统的档案馆,开放程度不高,不易查阅,要弄清楚旧海关出版物极为困难,它的内部系统、主要内容、学术价值、乃至图书收藏地点,除档案馆人员对本馆的收藏略有所知,其他都不甚清楚,更不用说对全部出版物的了解了。正因为如此,近20余年,学界除了利用一些口岸城市翻译出版的该城市的贸易报告外,其他资料一般都难以开发利用。

早在1970 年代,台湾地区在刘翠溶教授的倡导下,林满红、刘素芬等一批学者,利用旧海关文献展开了对中国若干口岸的国际贸易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与复旦大学的戴鞍钢教授合作,着重从港口-腹地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变迁及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

主要探讨近20 个口岸城市的近代进出口贸易、城市发展及与其腹地的经济互动关系,以及港际联系、相邻港口空间关系、港城关系等方面。台湾学者和我们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便是旧海关出版物中的贸易数据以及记载各地经济、贸易、政治、生态各种状况的贸易报告。

除了上述研究,近几年学界还利用第一系列数据的各种关联性和学者较少利用的第二至第七系列以及他类之书,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利用贸易数据确定口岸城市开埠和海关建立时间,利用港口贸易的大数据探讨港口贸易网络和不同港口地位的变迁,利用海关数据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地方化经济,利用旧海关出版物研究中国参加早期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等。有的学者还引入了GIS手段定位20世纪30年代若干年份的全国所有邮政网点,结合旧海关出版物中的邮政报告,分析不同区域邮政网点空间拓展的逻辑规律以及先后顺序,同时探讨这种拓展和分布与区域经济、人口、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关系。

国外方面,英国有两位学者:方德万、毕可思。他们主要研究海关史,以南京二档馆收藏的海关工作人员与家里的通信以及图片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开展研究。除此之外,伦敦大学霍罗威学院的中国台湾籍教师蔡伟平,主要研究旧海关文献中的邮政报告。在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世界级水平,他的学生中也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说,国内外研究旧海关文献的学者不算很多。

文汇报:可否请您简单梳理一下海关资料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其学术脉络大致如何?

吴松弟:利用海关资料研究近代中国可以追溯至马士时期。马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比较早的一位外国学者,他本人就是海关里面的洋员。马士之后,做此类研究的以费正清最著名,费正清在研究上深受马士学术的影响,他利用海关资料做出了一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海关内部有许多人做着同样的工作,魏尔特、艾约瑟等人其实都可被视作汉学家。

费正清之后,哈佛大学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像台湾地区最早使用海关文献做学术研究的林满红教授出身哈佛,她的研究方向与哈佛该领域的学术脉络有很多相似性。我总结了一下这些研究的几个共同点:首先,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确实变了,变是外力引起的,这是研究的出发点,用海关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基于此——因为外来因素引起当时的变化,才会关注进出口贸易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再由经济想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个特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变化离不开中国的内在因素,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是内外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他提出“挑战”、“应战”也未脱离中国的内在因素;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无论其研究目的如何,他们基本上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明的大国、古国,这个国度的传统非常强盛,传统并不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但也没有人说过这条路会平坦。这是国外学者利用旧海关文献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脉络及特点。

国内此前知道这个研究途径的学者鲜少,还不如民国时代的学者了解得多,比如郑友揆在上世纪50年代还出了一些相关书籍,但后来这个研究就中断了。国内研究的接续还得从改革开放之后说起,我们算是较早介入这个领域的一批学者,目前研究方向已经从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拓展到现代经济地理,现在看来这块领域的研究确实很有价值。

文汇报:目前对旧海关文献的运用很多都倾向于对历史的研究,那么对未来或对破解现实难题,这些材料有什么意义?

吴松弟:海关史的研究和海关文献的利用,要和其他研究结合在一起,把研究的视野放宽,既要有多领域的研究,也要有长时段的研究,这类研究结果对于现实问题有着重要启示。

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区域发展必定有先进的城市起着引领作用,认识到这点后就会清楚,制定一个区域的发展规划需要有所侧重,这就需要借鉴现代的经验教训;再比如港口的发展,我们的研究已经得出很多结论,港口的发展规模会受到腹地、周边地区经济水平的制约,在各地争建全国最大港口时,我们要思考其必要性、可行性,地方发展要遵循当地的整个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个历史发展规律不是短时段、二三十年就能看出来的,需要长时段的研究。而海关有一个系统的长期的记录,从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具有指导意义,对研究城市发展大有裨益。

旧海关文献如何重归大众视野

文汇报:您是如何在哈佛发现这批旧海关文献的?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旧海关文献的搜集情况?

吴松弟:我的研究方向需要使用海关的资料,正如前面所说,研究初始寻找海关的资料非常困难。2000年收藏于南京二档馆的170本《中国旧海关史料》出版以后比以前方便多了。2003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应研究生方书生的建议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寻找《中国旧海关史料》没有的、1920年代前几年的海关报告,幸运地发现图书馆在此方面有着海量收藏,于是我着手对其进行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还特设了“为研究而读书”基金,为我寻找这批文献提供了很大帮助。到2006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此类书籍收藏中再无新的发现。

民国时期的海关造册处(统计科)曾经出过几期海关图书目录,但只包括了造册处尚存并且可供出售的图书;魏尔特也编过海关图书目录,收书远多于造处册所出的书,但由于此书目是1940年出版,此后出的书并未收入。近些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和剑桥大学几位学者合作建立的中国海关史网页,也刊出他们搜寻的海关内部出版物的目录。我利用上述资料,在比较、合并的基础上得出需要寻找的图书目录,在完成哈佛寻书的基础上,又借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在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展开搜寻,希望找全旧海关的内部出版物。我曾到过日本的东亚文库、英国的亚非学院图书馆及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等等,但这些图书馆该类藏书都不及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之后,我又转向国内,在中国海关总署和中国海关学会的帮助下,经过上海海关工作人员的努力,终于在上海海关档案室又找到大批出版物。上海海关档案室的图书应该是旧海关造册处(统计科)留下来的,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不少是其他档案馆或图书馆难以收藏的。我个人判断,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收藏,在国内应以上海海关档案室为第一,国外应以哈佛大学图书馆为第一。

文汇报:为什么哈佛会有海外最多的旧海关文献收藏?

吴松弟:这些文献都是哈佛大学在中国海关工作的校友赠送的,每本书上都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写下的赠书人名字,有的书上还留着赠送人的签名,在这套书出版时我要求出版社把赠送的痕迹都保留下来。赠书的有好几位,主要是杜德维、金登干和马士,他们都是哈佛毕业的。杜德维是粤海关早期税务司工作人员,马士担任过海关统计出版处领导,金登干担任过中国海关驻英国办事处主任,他们与赫德关系密切,后来赫德也为哈佛赠书。说到赠书,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一进大门就能看到相当于镇馆之宝的海关十年报告,由孙中山赠予,孙中山显然也了解海关文献的价值。

文汇报:目前旧海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吴松弟:2001年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汇编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70册,由京华出版社出版,揭开大规模印行海关出版物的序幕。2013年,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全编》43册出版。2015年,我整理的这套《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283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加上正在整理出版的上海海关档案室收藏文献,这部分书籍将装订成约60册的出版物。我估计以后还会发现一些“他类之书”,总的旧海关文献合计大约可以达到6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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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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