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史学的摇篮——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创建90周年而作


摘要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清华大学历史学科的认知几乎一边倒地突出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国学院传统,这一取向主要源于当下的主流学术偏好,“国学”复兴是1990 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一大事因缘,以“国学”为正统来书写现代学术史则是这一大事因缘的结果,以蒋廷黻、雷海宗为代表的清华历史系的“新史学”传统遂被消融和遮蔽了。清华历史学派最主要的遗产是“新史学”而不是“新汉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是民国时期清华历史学的主流,这一主流是美国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在中国的汇合。关键词 清华历史学派;王陈之学;新史学;蒋廷黻;史学研究会;社会科学化核心观点选编
诞生于1926年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在1952年的所谓“院系调整”中,建制取消,与燕京大学历史系一起并入北京大学,掌门人之一雷海宗被分配到南开大学。清华历史系的大部分人马当时虽被保留下来,但被投入新学术正统的熔炉中进行重铸,且主帅已失,魂飞魄散,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学派、作为一方学术重镇,可以说就此宣告终结。这一举措实际上是把一个最有特点、最有前途、最富生机、路向和学风最为健康的历史系生生扼杀了。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一大悲剧。

在 “西学”的冲击和映照之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一直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典难题: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坚持历史学的人文特质与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考据与综合、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史料与史观等等,这一对对难以同时协调和兼顾的不同价值或路向,孰轻孰重?确实难以取舍。面对这些难题,我们看到,一百多年来,诸多学者和学派,或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或左右为难,游移不定。笔者认为,对上述难题处置是否得当、平衡,应成为衡量一个学派、一个学术机构是否成功的关键。清华历史系就是将这些难题平衡得最好的历史系,这是它的成功所在,它在学术史上的独特价值也主要取决于此。

中西贯通:用世界视野研究本土问题
清华原本是留美预备学校,向来被视为最西化的学校,对西方文化、世界文化的接受程度自然高于一般大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际化程度较高。不过自1920年代以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压力下,清华也开始关注本土问题,进而寻求中西会通之路。从国学院到历史系都呈现出中西会通的取向。国学院时代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皆是学贯中西。
梁启超是晚清新学的大将,是以欧日文明史学改造中国旧史的先驱,同时又是国学研究的巨擘。1923年,梁启超要求清华学生“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王国维既深造于传统的经史之学,对西方新学术也有透彻之了解,他是向中国学界引介康德、叔本华的学说,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古典、“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早期代表。王氏力主“破除中外之见”:“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日后“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他早年拟定的“史学科科目”,既包含了“中国史”“东洋史”“西洋史”,又将比较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门类纳入其中。陈寅恪幼承家学,后则游学欧美各大学十余年,精熟于历史语言学、东方文字学。令陈寅恪名满天下的东方学、敦煌学研究主要得益于其掌握的多种语言文字。陈氏体会到:“凡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当然,国学院时代的中西会通是建立在国学基础上,或是以国学为本位的,换句话说,是经过西学洗涤的中学。

清华历史系筹设之初即已呈现出中西会通的气象。首任系主任陆懋德提出“中西并重以资深造”“注重西史方法以广传习”“搜罗东西材料研究”等建议,历史系的教研也体现出中西并重的特点。蒋廷黻的中西会通则步伐更大、更上一层楼。1919—1923年蒋氏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书,选修过穆尔、吉丁斯、塞尔曼、拉斯基、沙费尔德以及海士等名师所授的课程,接触到欧美学术界有关国际关系、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的最新动态。蒋廷黻主要受鲁滨逊 “新史学”派的影响,当时鲁滨逊虽已离开哥伦比亚大学,但其同事和弟子大部分仍在该校执教。例如,塞尔曼是鲁滨逊的同事,蒋氏的导师海士是鲁滨逊的高足。蒋廷黻回国在南开大学讲授西洋史、中国外交史。蒋氏构建的近代史体系是以中西交流为框架的,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是中美史学交汇的产物”。蒋廷黻认识到,“中国历史已成一种国际的学术”。他主持清华历史系时更加突出中西会通,举措之一就是中外历史兼重。历史系的课程中中外历史各占一半。其依据有二:一是在中西交通时代外国史本身有研究的必要,二是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洋史学比中国史学进步,其史学方法可资借鉴。因而蒋氏积极拓展西洋史、尤其是日俄史,培养了一批日本史的人才,如王信忠、张德昌、梁嘉彬等。该系后来成为国内最早系统培养日本史、苏俄史人才的重镇。
更为可贵的是,蒋廷黻并非一味拿来,而是注重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的结合。他抨击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时指出:“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制’的都学过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点的连苏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学过,但中国的政制呢?大多数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就是马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图,下至拉斯基,都听过一遍;好一点的,还对于某派某家下过专门的研究。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普通不过看了梁任公的讲演集。学经济思想的,学银行币制的,学会计的,学经济史的,学社会史的,学民俗的,哪一个不是这样?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他认为中国问题研究是一片急待开垦的新大陆。吴景超主张: “清华大学的文科,其职务不只在灌输学生以欧美的智识。大学文科的教员,应与学生一同研究中国的问题,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将来有独立的希望”。以吴景超为主席的文科课程委员会因此提出了政治、经济、历史、教育心理四系的课程改革方案。可见,不止历史系、历史学科,整个清华文科都在向本土化、中西会通的方向发展。

有论者指出:“这种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治学态度,是导致清华学派在史学研究上达到近代中国学术高峰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表现了清华学派在史学的方法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走在更前面。”
开辟“以社会科学治史”之路
现在看来,更能体现清华历史系站在“国际前沿”的是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梁启超是跨学科研究的开路人,他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作解析史事的纲领,引统计方法入史,“非但是现代史界的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的第一人”。自1920年代开始,大学历史课程出现社会科学化趋向,昭示着学风的转变。1920年代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革的主要举措就是增设大量社会科学的科目,推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不过,这场改革随着1930年代朱希祖的去职而中止,社会科学化灰飞烟灭。傅斯年虽认识到:“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但他更倾向于利用不带主观色彩的自然科学,而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一直有所抵触,尤其是对史观式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相当反感。
真正使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是清华历史系。受美国新史学影响,蒋廷黻强调研究历史须具备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他认为,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蒋廷黻任系主任期间,大幅增加社会科学课程。清华历史学系1929至 1930学年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等外系课程,须选其中二门,本科第三年,须选择其中一门,本科第四年,仍可选一至二门上述外系课程。1934至1935学年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总修学分30至38,他系课程须选修8至12;本科第三年总修学分30至36,他系课程须选修4至8;本科第四年,总修学分28至32,他系课程须选修4至8。这种课程设置大大扩展了学生的学术基础和学术视野。
当年北大朱希祖改革的一大弊病是教学与研究脱节。而清华大学的改革已然克服这一弊病。跨学科研究是清华学人的拿手好戏。1940年接替蒋廷黻、刘崇执掌历史系的雷海宗即兼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他既了然于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从演绎方法、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到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又对19世纪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门类有着深刻认识。雷海宗借助各学科的成果与方法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雷海宗又以治史之法应用于其他领域,撰为《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论文。雷海宗因而被称为“我国总体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和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

清华历史学派社会科学化取向最显著的体现是“史学研究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创立于1934年5月的“史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包括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都曾先后就读于清华。他们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这“不但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研究社群的集结,更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在学科层面上的交汇”。“经济学者从历史学者身上学到了社会变迁的眼光,历史学者则从经济学者的身上看到了经济的动因,两者结合的结果,一种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下观察社会变迁与经济活动的研究取径就此出现”。梁方仲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赋役史研究驰誉中外,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开创一种用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王朝制度与社会变迁的新途径”。梁方仲的一条鞭法研究,“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王朝制度进行分析性研究的一个典范,在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制度与经济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表现出与传统的制度史研究完全不同的旨趣”。谷霁光的《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一文,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省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农轻商问题。张荫麟则将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理论相提并论。
与经济学方法密切相关的统计学方法也为研究会同人所广泛采用。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均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量化,才能达到相对精确。这也是现代经济史学与传统经济史学的一个显著区别。1935年,梁方仲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上发表《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一文,并对利用史籍中的数字应当注意的问题作了阐述。由此他又被称为“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张荫麟在《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一文中,也试图从北宋时期主客户分配的统计数字上说明当时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关。汤象龙对张氏运用统计法上的缺失还提出过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围绕社会经济史问题经济学者与历史学者进行的跨学科对话。

考据与综合并重
考据与综合并重、微观与宏观的平衡,是清华历史系区别于当时主流学风的最为显著的特色。既能做谨严精深的细小考据,又善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提出大的预设和统领性的概念,几乎是当时清华历史系所有教授的共同特征。
蒋廷黻甚至将在考据之上进行综合概括作为当务之急,他说:“在史学方法的分析方面——如考据校勘等等——我们的史家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是幼稚极了。”又说:“就全国各大学史学系论,清华之史学系的新史学的成分最重,将来之成败全恃新史学之代表者能否一方面继承中国旧日的考据贡献,同时大规模的输进西洋的史的观念,二者缺一不可。”蒋氏认为,中国历史尚未经过科学的研究,人们“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有人曾向蒋氏推荐杨树达教汉史,因为杨树达被视为“最伟大的汉史权威”,在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方面造诣颇深。蒋氏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书本只是帮助人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的手段而非目的,“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是本末倒置。“治书仅是工具学”,“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蒋氏主张“放弃这批旧学者”,“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有当代学者对此做出进一步解读:蒋廷黻所针对者并非杨树达,而是陈寅恪。陈寅恪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如高僧传之研究、唐代西北石刻译证,皆属于蒋所谓治书而不治史的范畴。蒋廷黻名义上提倡考据与综合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

蒋廷黻本人在考据与综合方面身体力行,他既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钻之弥深,又在理论综合上长袖善舞。他洞察到外交史研究中材料运用的局限:“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其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证据来撰外交史”;尤其是“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为了历史化、学术化中国外交史,他先后编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蒋廷黻尤其重视原始材料,当时国内“能用一手史料的,只有蒋廷黻”。他不但是首位利用《筹办夷务始末》者,更是刊印此种档案的主要推动者。他还为清华购入陆军部档案。在历史综合方面,“要紧的是他所发掘的几个观念”。蒋氏建构起著名的近代化理论。他将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认识,判定中国近代的迫切问题即如何实现近代化的问题。他认为,一部近代史“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围绕这个根本问题,近代中国形成了学习和不学习西方两派势力的斗争。蒋氏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成为“近代化话语”的典型文本。
雷海宗更是宏观综合的高手,他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影响深远。“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则是其中的显例。在他看来,中国自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于受外来思想的刺激而进入第二周,即从南北朝至清末。目前中国“正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 。这种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体判断、宏观认识,属于一种历史哲学的建构,对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国家民族的命运极具启发性。但以综合判断见长的雷海宗也不乏精致的考据之作。雷海宗在1931年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所载武王伐纣当在公元前1027年,此说可信。这被称为 “被忽视的‘雷海宗的年代’”。他还对汉武帝建年号的起始之年做过专门考证。
注重综合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对通史的重视。傅斯年掌控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强调先治断代史,而不主张讲通史。国民政府规定中国通史为必修课,北大却以“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聘请北平各校专家分段讲授。通史被切割为断代史,中国史分为上古、汉魏、宋史、满洲开国史,欧洲史也分为中古和近代两门。清华大学历史系则不然,自1926年建系起即开设中国通史,先后由王桐龄、钱穆、雷海宗、吴晗等讲授,“所注重者为变迁之起因及结果”。
1936 年,雷海宗对国内大学历史系以培养专家为目标的课程设置提出批评。他认为,历史系学生经过大学4年的学习,对史学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主要原因即在于课程分配与组织的不当。他列表比较美国与中国几个重要大学的西洋史课程,认为中国大学的设置太过繁琐,“极需彻底的改革”。他强调:“历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叫他们明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叫他们将来到中学教书时能教得出来,叫他们将来要入研究院或独自作高深的研究时,能预先对史学园地的路线大略清楚,不致只认识一两条偏僻的小径。”改进的方法是取消专题史,断代史通史化。中国各校所共有的专题课程是史学方法,“大概是希望历史学系毕业生将来都能成为历史专家,尤其是考据专家”,而在国外这是研究院的课程。断代史方面“根本废除上古中古近代的刻板分期法”,“叫学生于二年之内对整个的西洋史能够大致明了”,为历史系必修。

前面提到的清华“史学研究会”,更是考据与综合并重的典型。“史学研究会”的学术阵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刊词”声明:“我们要知道过去的经济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欲开展经济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集刊》特辟《明清档案专号》,由吴晗、徐中舒等对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北京大学所藏档案作了分析。“史学研究会”同人通过对这数量浩繁的档案的整理,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吴晗在步入史坛初期,基本上是“胡适的信徒”,撰写了大量考据文章。在蒋廷黻的建议下他转而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尤其注重元明之交和明末的社会经济变动。 1940年代他以一部《朱元璋传》名噪一时,孙毓棠称此书不仅是人物传记,更是一部明代开国史。梁方仲的明代赋役制度史研究超越了以史料和史实考释为主的传统模式。梁方仲并不满足于对一条鞭法等典制的内容与施行情况进行考究说明,他的“关怀及其研究的着眼点,从一开始就落在明清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并由此去理解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张荫麟的第一篇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考》是批评梁启超关于老子的考证的。据统计,他的文章中三分之二以上涉及考辨。但张荫麟认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1937年3月,在给张其昀的信中他自述治学旨趣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其学术追求乃是贯通之学——国史,后来其《中国史纲》之作即为明证。可以说,张荫麟是一位从容游走于历史与哲学、考据与综合之间的历史学家。
“王陈之学”不是清华历史学派的主流
由上可见,清华历史学派大大超越了传统国学、考据之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是其学术特色。蒋廷黻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蒋廷黻主导的清华历史系所效法的是以鲁滨逊为首的美国“新史学”。蒋廷黻通过“史学与社会科学交融”而完全突破了“文史之学”的研究范式。他推行的社会科学化即来源于鲁滨逊关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的主张。鲁滨逊说:新史学“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当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好”,“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去”。因此,援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成为20世纪历史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来说,20世纪历史学的主流是社会经济史。“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力。《年鉴》杂志以“经济、社会史”为名,可见年鉴学派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也正是在这一领域,年鉴学派摆脱了传统模式和范型的束缚,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社会经济史也有开拓之功。一位著名历史哲学家说:自从马克思以来,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人们日益接受…… 与政治因素相对而言的经济因素乃是历史变化中真正的决定因素”的“论点”。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要论敌波普尔也说:“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清华历史学派在社会经济史领域精耕细作,贡献卓著,正与20世纪历史学的主流相契合。

将清华历史学派视为陈寅恪学派不免过于狭隘。事实上,清华历史学派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向、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国学院路向,一种是历史系路向,国学院路向的代表是陈寅恪,历史系路向的代表是蒋廷黻,二者具有本质性的差异。陈寅恪的学术路向接近于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和伯希和等人代表的欧洲汉学。陈寅恪有一个著名论断:“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此说以西方汉学为标尺,将栖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国学院时期的陈寅恪堪称东方学的中国楷模。陈氏的佛经考释和中亚史地考证,展示其高超的学术功力,令后世无限崇拜和叹服。然而,陈寅恪的这些研究,本质上是西方汉学的翻版。其选题是西方汉学界热衷的题目,其方法是西方汉学家擅长的语言学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汉学格局正在悄然转变,传统欧洲汉学的研究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其主流地位逐渐动摇。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一个以葛兰言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与正统的语文考据派分庭抗礼。注重现实研究、趋向社会科学路线的美国中国学正处在上升期,最终于二战以后执学界之牛耳。陈寅恪所追步、所效法的实际上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的西方传统旧学而已。而蒋廷黻主持的历史系则真正融入了世界史学发展的新潮流。与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派”同气相求的法国年鉴学派后来取代兰克史学成为二战后西方史学的主流。在这一意义上,清华历史系也可称为中国版的年鉴学派,是年鉴学派在中国的回响。
以世界史学的演变为参照系来观察,蒋廷黻代表的路向似乎比陈寅恪代表的路向前景更为广阔,生命力更为强大,就中国史学发展的本身来说尤其如此。近年笔者提出一个看法,现代中国史学实际上存在“新史学”与“新汉学”两种形态、两种路线: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二者在观念和方法上形成显著差异:“新史学”致力于探求历史演变的“公理公例”,提倡“以社会科学治史”;“新汉学”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崇尚归纳,排斥演绎,强调为学问而学问,主张“以自然科学治史”。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藉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和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依此而论,王国维、陈寅恪代表的国学院传统无疑是“新汉学”的一支,而蒋廷黻主持的清华历史系则归属于“新史学”一脉。可以说,“新史学”最后育成于清华,先驱梁启超在此,传人张荫麟在此,“新史学”的一大批追随者如“史学研究会”诸君也在此。就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趋向而言,沿循“新史学”路径的蒋廷黻的清华历史系更能代表清华历史学派的主流,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应更为重要、更加值得珍视。
然而,遗憾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清华历史系的认知几乎一边倒地突出强调王国维、陈寅恪代表的国学院、“新汉学”传统,蒋廷黻、雷海宗代表的清华历史系的 “新史学”传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消融和遮蔽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由于前者比后者高明,学术成就更胜一筹,而是源于当下的主流学术偏好。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国学”复兴是1990 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一大事因缘,以“国学”为正统来书写现代学术史则是这一大事因缘的结果。传统的国学研究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排斥综合与概括。清华国学院主要延续的就是这一路向,与当前主流学术风气相呼应,与人们对未来学术走向的判断相吻合。清华历史学派的主要遗产——历史系的传统遂被取代、被替换、被改写了。

1993 年,清华大学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科浴火重生,开始光复旧业,到如今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我们期待清华历史系能够接续传统,不失本色,继续走 “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平衡之路,承担起建设中国当代的新史学、融入国际主流的使命,迎来新的辉煌。 作者附记:在本文起草过程中,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陈峰教授提供了许多帮助,谨此致谢!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作者:王学典,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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