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罗志田: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

2017-01-14 罗志田、张洪彬 学术月刊

罗志田,男,1952年生,四川乐山人,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外交史。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1995)、《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1998)、《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99)、《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001)、《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2003)、《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2006)、《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2009)、《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2013)、《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2014)、《近代中国史学论述》(2015)等。

○ 张洪彬,《学术月刊》编辑。

○ 罗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愿意接受访谈。《学术月刊》的访谈旨在梳理知名学者的学思历程,帮助读者把握该学者的问题意识、核心观点、方法论等,从而整体性地理解该学者。首先,请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 我可能要让贵刊失望了。我其实就是考上大学后要找工作(当年叫“参加革命”),有幸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分配到四川师范学院(后改名大学)历史系工作,就这样“走上学术道路”了。

○ 据说您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请问文学修养对您的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您颇具特色的行文方式,是受文学影响,还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史观?

● 我们考大学时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那时填志愿主要不考虑兴趣,而是看什么可能考上。我在此前实际只上过不到一年的中学就“停课闹革命”了,后来虽然也有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其实仍是不念书的。这样的水准,只能选门槛最低的学校和科目。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成都师范学校的语文高师班,就是中专办的大专班。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志愿感觉需要改改专业了,就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后来是重点大学先入场,以成绩录取。我侥幸考了还不错的分数,就被川大历史系录取了。所以不敢冒充说早年的兴趣在文学,这样可能会被文学领域的人笑话。

至于行文方式,可以肯定既不是“受文学影响”,也不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史观”,大概就是自然形成的。部分可能因为前些年各学刊都把字数限得很低,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间会尽量压缩文字。所以我常对学生说,我文中每一个字都有意思。可能养成习惯了,所以形成了您所说“颇具特色的行文方式”,记得陆扬老师就感觉我的学术表述压缩得很厉害(大意)。

○ 在您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在国内对您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四川大学。在1987年在赴美留学之前,您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可否为我们讲述一下四川大学的史学传统对您的影响?

● 可能因为贵刊过去采访的都是“知名学者”,所以提问的立意较高。我在留学前真不能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现在也只能说是有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不敢说有什么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我对史学的理解和认识,的确是在四川大学奠基的。

结合今日的后见之明和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川大老师的思路很开阔,那时“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完全结束,思想和学术都有不少禁忌甚或“禁区”,而川大就有老师把钱穆的《国史大纲》列入参考书了。同时教外国史的老师旧学修养相当深厚,也是一个特色。例如指导我最多的顾学稼老师,毕业于美国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或因有家学渊源,中国文史修养恐怕还超过一些教中国史的老师。在这样的学风熏陶下,或许学生的眼光会更通达一些。

川大的史学传统,据说一是重史料,二是重工具。前者更多是听说的(有老师说,那时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里,约有三分之一是北大毕业的,三分之一是川大毕业的,其余三分之一来自各大学。北大毕业的思想灵活,而川大毕业的史料扎实),后者我有亲身感受(我们同时毕业的同学考外校研究生,不论考什么专业,古汉语和外语成绩都非常好)。

川大历史系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看重表述能力。1950年后,各大学一般都由名家任系主任,但真正管事的是党总支领导下的类似系秘书一类的中青年老师,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担任了副系主任。川大历史系长期是徐中舒先生任系主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管事的是柯建中老师(“文革”前仅是讲师)。柯老师文史兼修,读书极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厚,文采也非常好。可能因为是他长期主事,留校的老师大多非常能说(至少中国史如此),上课很吸引人。更老一辈中,缪钺先生也是特别讲究表述的老师。这样的潜移默化,会影响很多学生,尽管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真传。

○ 在美国留学七年,您想必对西方中国学界甚为了解,但从您的著作来看,您对西方史学界、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术语、解释框架等似乎着墨不多。不知这样的观察是否贴切?可否谈谈您在中国本土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上的倾向和取舍?

● 在美国那些年的学习对我的提高非常大,真正是获益匪浅。当然,我不觉得要说话写文章都像外国人,才算是在外国念了书。我比较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就像我对史料不太区分什么第一手、第二手一样(通常的区分都是基于史料的产生和存留,我以为最适合研究题目的史料,就是第一手史料,而不必考虑其出身。史料的形成及其保存和流通的经历都非常重要,但不一定体现在可用次序上),我也不太区分什么中国本土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任何能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说明历史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不必问其出身。到目前为止,我做的都是具体的研究,确实很少涉及到“术语和解释框架”等相对虚悬而高远的面相。至于“问题意识”,我在中国和美国念书时都没听说过(不是客气),所以除非在上历史方法课的时候,一般不敢高攀。

○ 阅读您的作品时,发现中与西、旧与新的消长、混溶和缠斗,显然是您多年以来一直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可否讲讲,这个问题为什么让您如此着迷?

●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9世纪,新旧中西(以及满汉)本来就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这是历史当事人自己分出的类别,我们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中西新旧的缠结实在太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基本就是常态。可能因为很多人还是比较愿意接受黑白分明的历史叙述,而我希望能更多呈现历史那丰富的一面,所以侧重多一些。尤其当自己的说服力不够时,就不得不再三陈述,结果就写了许多出来啦。

○ 读您的《胡适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您回避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标签,描绘了胡适在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并以此来理解胡适的人生道路。这与许多人物传记都甚为不同。在本期发表的有关梁漱溟的论文中,您也特别关注他及其时代中体现出来的矛盾和纠结之处。其中透露出您的方法论自觉。可否请您从方法论上谈谈您对人物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看法?

● 那本《胡适传》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原是想要写给学院外的普通人看的,所以我在书中对各类名相的使用都有所收敛。不过我倒无意“回避”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名相,实际上两皆有所使用。至于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可能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对理学家而言,“率性”是有特别含义的,而胡适的父亲就非常亲近理学),感觉比较能表现出胡适身上那种既想收敛又不得不有所为的紧张。

其实那一代读书人身处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从废科举到新文化运动,在不过十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立宪、共和取代帝制、白话取代文言等以千年计的根本性巨变,如果再加上经典的退隐和四民社会解体这类非建制性的长程巨变,任何人都可以了解那就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像胡适和梁漱溟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适小两岁),就亲临并目睹了这样一种多项根本转变的发生,其感触非比寻常,思虑也当更高远。且胡适和梁漱溟都相对长寿,活到70岁以上,一生经历三次改朝换代,又更非寻常可比。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刚经历了第一次改朝换代,那时还比较年轻,可能更有激情,更多兴奋(有时也比较容易激动);往往期望甚大,不满亦多,而失望也可能很大。到晚年久经沧桑之后,他们的体味和领悟,对人生、社会、人类社会的思考可能很不一样,尤其值得参考。

那一代人身历从一统天下到万国并立的转变,面临“天下”的崩散,忽然接触到类似世界与中国、国家与社会这类新范畴,因应着新时代的挑战,又传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士”遗风,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紧张局面。胡适甚至自己说他一身之上同时存在着“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这是他们切身的感受,我们写历史的人,有责任把历史当事人自身的感受表现出来。

贵刊这一期关于梁漱溟的文字,恰好也涉及到上面所说的新旧中西的缠结。梁漱溟和胡适相似,多少都有“暴得大名”的经历。过去我们的叙述,是把梁漱溟放在旧和中的一边,而把胡适放在新和西的一边。这不能说不对,但稍嫌表面化一些。因为那时的趋新与守旧,都已不像字面义那么黑白分明。新的一边,用鲁迅的话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旧”的一方,如邓中夏所看到的,“面子上却满涂着西洋的色彩”。

更重要的是,在梁漱溟引起的这次争论中,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并不在新文化人和所谓“东方文化派”两方之中,而其观念和态度,也很难拿新旧、东西(中西)这样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概括。那时新旧中西的关联、互动与竞争,形成相当错综复杂的局面。不少本意接近的主张和观念,未必走到一起,甚或演为对立。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攻击梁漱溟最厉害的,并不是胡适等公认的尊西趋新者,而是一些文化态度更接近东方文化的人。而趋新和守旧,又可并存于一人之身,所以会出现梁漱溟这样守旧的趋新者。

这些只是把我看到的历史现象陈述出来而已,谈不上什么“方法论自觉”。不过我也愿意就人物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人物研究本是中国史学的强项。过去史书的主体是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尽管这一传统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尤其梁启超所说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后来中国史学受到西方史学讲究结构、功能、趋势甚至规律的影响,个体的人日益从史学论著中淡出,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历史著述的“可读性”降低。其实梁启超也曾尝试侧重一个人来写中国史,如他为李鸿章作传,便命名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后来他观念转变,更曾提出“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的通史计划,打算分门别类地选择历史上一百个人物做成传记,就可“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可惜这修改后的观念流传不广,远不如他那破坏性的家谱说。

与梁启超不同,胡适较早就对那种以规律解释历史的倾向有自觉的怀疑和抵制。他认为“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而是“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所以,胡适主张“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不必总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我们要注意胡适把“多元”和“个别”落实在个人传记之上,表现出他对历史当由个体的人组成,有相当自觉的认识。

这里当然还有更多的牵涉,如历史重在说人还是说事,或历史叙述应当以人为主还是以事为主,就一直存在争议。像刘咸炘这样被视为偏旧的史家,也主张历史虽以人为中枢,史学却当偏重述事而非论人。在他看来,史书中的列传虽以人题篇,其实是以事义统人;表面是在说人,其实仍在说事。这虽像是技术层面的辨析,其实涉及到历史表述的核心观念,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主要表现在人的身上。所谓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人未必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一个时代确实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现自己。

思想史研究与人物研究的关联非常密切。20世纪早期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往往不分,或连起来称为学术思想史。那些名著基本是以人物为中心,可见所谓“学案体”的痕迹。后来从学案体转向,改称单独的“思想史”,一般视为进步,却也渐渐疏离了作为思想者的人物。再以后受苏联学风影响很大,思想史研究更多偏向哲学理念一边,思想者就进一步淡出了思想史。

我的看法,思想史研究应当让思想回归历史。思想史完全可以也应该是思想者思想的历史。因为多数思想观念都是在反复表述和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理解、甚至各种歧义和冲突,在不断辩论和竞争中发展的。任何一个具体见解的提出者和先后参与争辩者,又都有其特定动机和意图,常受时空语境的限制。简言之,思想是行动,而且是有意的行动,并始终处于行动的状态之中。如果不能让读者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不能展现立说者、参与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互竞进程,大概就很难说是“历史上的思想”。

据说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思想史研究如果采取“见之于行事”的取向,回到“思想”的产生过程中,落实到具体的思想创造者和思想争辩之上,思想史会因增强活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参与者。

○ 您研究的人物既有梁启超、胡适这样转移时代风气的人物,也有像梁济、刘大鹏这样较为边缘的人物。请问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些影响力并不太大的人物?在您看来,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近代思想人物?

● 研究什么人往往不一定是有意选择的,而是因缘际会的产物。至少我专门写一本胡适,就完全出于偶然的原因。那是1994年的事了,我在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拟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原策划者已经拟定了十位研究对象,并找好了十位作者。隗老师似乎希望尝试“知人论世”的取向,通过系列人物的研究来展现历史概貌,并征询我的看法。我记得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于是冒昧提出: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很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不如曾国藩(且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另外两人,则是梁启超和胡适。

我原不过顺口一说,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而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他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从没有为胡适写传的思想准备,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鼓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入选本由我提出,因而我也有“义务”写作此书。我就这样成了这套丛书的作者,但研究胡适确实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至于刘大鹏,记得是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曾听王汎森兄说刘的日记很有意思。那书印得不多,销售不甚好却不容易买,回国后竟然通过朋友买到一本,于是写了篇书评,然后进而写了篇与科举相关的论文。写梁济大概也有类似的偶然因缘,并非刻意要选您所说“较为边缘的”或“影响力并不太大的”人物(后来刘大鹏就成了名人,不一定边缘啦,刘家真应感谢那位帮我买书的朋友)。不过,我倒是觉得这类人物对历史的影响虽不如梁启超和胡适那么大,但他们对说明历史的作用,却不一定比梁启超和胡适小。

兰克曾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我一直相信兰克这一见解可以推广,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言,刘大鹏和梁济直接面对历史,与历史相关联,正与梁启超和胡适同。比他们更“边缘”的人物亦然。只是太过“卑微”的人物在历史上往往失语,不一定是史家看不起他们,实在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写作或没条件写作,而别人对他们的记载也不多,留下的材料太少,很难据以表现历史(除非有史景迁的本事,能为一个有姓无名的女性写一本书)。

通常地位高到可以“养尊处优”的人,眼中往往没有普通人,从他们的记载中很难看到一般人的身影。而像刘大鹏这样地位不是太高的人,与老百姓的接触较多,又有书写和记载的意愿和能力,更能反映(他们心目中和认知中的)大众生活。我想,值得关注而尚未得到关注的近代思想人物还有很多,最理想的就是上面说的,自己有记载的意愿和能力,又相对亲近普通民众。

○ 在您的研究中,中国史学史、中国学术史占据着相当的比重,可否解释这一现象是因何而成?史学史、学术史对于近代思想史乃至近代史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 “这一现象”大概仍是因缘际会而成的吧。很多时候可能是因其他的研究涉及某方面的背景,参阅已出的论著没能解决问题,只好自己进去探索。或者是有不能推托的人(长辈和领导)约稿,于是进入这些领域。还好我一向读书很杂,对这些领域本有兴趣,相关材料也曾用功,故可勉强应付。而且在历史系教书的人,对相关的中国学术史和中国史学史,不能全无心得。你在课堂上提到什么书或论文,不能不放到学术脉络(有时还是非常具体的脉络)中去理解,所以这方面的基本史事和研究状况,是必须熟悉的。再加上学生最喜欢问治学方法一类问题,任何方法都与所在时段的学术典范相关,而典范又可能转移(在20世纪更经常转移),如果不了解学术史,不能说明某一时段的学术典范,也就很难说方法。就此而言,史学史和学术史是“近代思想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功,是不可或缺的。

附带说,你提到的“学术史”,可能是我们史学界一个带有困惑的问题(issue)。昔年黄宗羲写了《明儒学案》,后来梁启超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这个见解常被引用,其实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创新”。因为“学案”所重的是学术家派,虽含有史的内容,却不必就是“史”。这在以前本是常识,但梁启超影响太大,从那时起,这一创新的“特识”就渐成新的“常识”,并基本取代了既存的常识。

比这更创新的是,近年一些学校历史系的师生不知什么是“学术史”,往往把这一词语放在论文的序论之中。我曾多次在课堂上说“学术史”不宜这样使用,因为这一词语在您提问的含义下使用已至少近百年了,作为学术后辈,我们恐怕不能不尊重学术上的先行者(好像日本就把既存研究称为先行研究)。试想假如梁启超生在今天,要用他那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来拿个“论文博士”,按照这些学校流行的表述法,岂不是必须在学术史中写学术史!借用年轻人的网上用语,这样勉为其难,让他情何以堪?上述那些学校的历史系估计没人研究学术史,否则便已经出现“在学术史中写学术史”的又一创新啦。

这个责任当然不在学生,首先是我们研究学术史的没能让其他人知道“学术史”是什么;其次学生所受教导便如此,做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某次一位念书很好的同学告诉我,因为论文中都要讨论既存研究,需呈现历史发展的动态,所以特地不用什么静态的“研究综述”,而必须使用“学术史”。其实中文词汇中类似的意思还有一些,不一定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抉择。更不妙的是,现在我们很提倡“与国际接轨”,假如某篇论文优秀到需要翻译成英文,应直译还是意译?直译估计别人看不懂,若意译,又很难译回中文(就像我们很多学生喜欢学日本说法,学位论文题目中常加上“以某某为中心”,但我们现在又要求把学位论文摘要译成英文而不是日文,结果多半只能改译。那英文题目若再译回中文,便与原文两样了)。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学术史”研究还任重道远。

○ 您治史三十多年,不仅著作等身,还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可否请您谈谈,选择和培养学生,您最看重他(她)什么特质?先天禀赋是否重要?您如何对学生开展史学训练?会特别注重训练哪些方面的能力?

● 如果我真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那都是学生本身够优秀。这不是客气话,现在的计划教育取向,本身优秀的学生都不一定能表现优秀,遑论其余。

前段时间接受山东大学研究生的采访,也问到类似的问题,这次回答与其相近。我招收的学生不算多,博士生平均一年一人左右,硕士生更少一些。史学是一门很辛苦的学问,不“合适”的人很难做好,所以招生确实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现在讲究学术正确(套用美国“政治正确”的说法),老师可不敢说“看重”考生的什么特质。具体的要求,首先当然要通过大家都一样的笔试。口试的时候指导老师稍有些主动,不过现在也不容易了。如我们四川大学贯彻上级指示,博士招生面试一次要十位正教授同时出席,整个过程还要录像,至少录音。这举措据说是为了保护学生,却把老师当成犯罪嫌疑人,很能体现大学老师在管理者心目中的形象。且这样口试效果未必好,因为考生忽然面对十位教授的大阵仗,自己先就紧张起来,善读书的临场发挥未必佳,善发挥的读书又不一定好(天才除外)。

在以前的口试中,我希望了解考生平时看不看书、看了多少书,是不是在思考问题,以及思考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或她是否适合跟着我学,也就是看学生对未来学习的预设是不是在我力所能及的领域。这不是说客气话,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计划学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有时任务还较离谱,例如规定学生读书期间要在特定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现在各学校的教育取向不一,有的相当趋新,有的又比较“保守”。我对研究的领域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但只能在我擅长或足以应对的领域里招生。简言之,在各式各样的限制之下,老师和学生在研究方向和风格方面,起码要有一些共同之处,多多益善。如果一开始师生就不合拍,双方可能在痛苦中度过两三年、三四年。老师只是增添痛苦,学生就吃亏太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学术成长。

至于先天禀赋,对从事史学研究而言,有没有天赋一定是有差别的。若有特定方面的天赋,会比普通人强一些。不过天赋异禀的人终是少数,所以学术训练的作用和目标,都是要使没有某方面能力的人能够通过训练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若天赋大体相当,更能看出训练的差异。

我对学生的要求以严格著称,首先体现在阅读量大,有学生背后甚至用“恐怖”来形容;另外就是谈话时直来直去,不留面子,有时可能还语中带刺,让爱面子的学生很不舒服。过去自以为这是对他们好。2008年的汶川地震,十万人瞬间离去,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未必人人都愿意为成长而痛苦,此后开始放松。不过坦白告诉您,至少对学术成长而言,效果并不好(有位在台湾教书的朋友,也是因严格而让学生不满,后来就放松了。他也告诉我,学生的“出息”也从此同比下降)。所以这真是两难。

我知道现在提倡学外国,对学生要永远鼓励赞扬。但外国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没有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所以这样做是不是真有利于学生成长,我有些怀疑。尽管如此,也在尽量学着做。

具体到我对学生的训练,理论上我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即让学生能发挥其长处,而尽量弥补其短处。这话易说不易做,成功时彼此都很愉快,但不少时候也会有痛苦,尤其是在指出并纠正学生缺点的时候。这恐怕是老问题了。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据说朱子就是这样教书的。昔年胡大时(季随)从朱子学《孟子》,日问其一条,季随以所见解之。朱子总以为非,说他读书卤莽不思。胡“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大概朱子对愤悱的要求太高,让胡季随得了抑郁症。陆九渊就以为,像这种简单的内容,不妨“早说于他”。

以前我教学生,会更多指出哪些不对和不能做,希望能借此诱导其“自得之”,逐步走上正确道路。后来发现这样总让学生感觉没做好,总在受打击,显得过于严苛,也常使他们产生郁闷之感(对此我深感抱歉)。后也曾改为陆九渊式的正面引导,即直接说出某题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更好,怎么做最好。希望给出由近及远的选项,让学生择其性所近者而从之。结果似也不理想,可能是学生尚未至愤悱之时,老师就主动提供了选项(因为怕迟了会产生抑郁)。有学生就表示:老师说的似乎都很好,但所说最低的要求也可能太好,我们做不到。可知教书不容易,左右都难逢源。

我的理解,所谓“因材施教”,不能因学生程度不高就授之以低;在进行诱导时,也不能完全将就其实际程度,最少要在其实际程度前面一点点——既给人以希望,而又不“道破”。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型”,非常难做到,只能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了。

由于是“因材施教”,所以我不会抽象地特别注重训练某些方面的能力。不过我比较注意提高学生的书面和口头表述能力,而且要在单位时间或字数里表出自己最想要表达的意思,并提出依据证明之。因为现在刊物对论文大致都有篇幅的规定,而所有的学术会议也都规定发言的时间。我上讨论课,就把这方面的训练当作一个主要目标,引导学生习惯于最先说出最主要的,然后说出次主要的,并证明其所说是重要的,不重要的就不说。我们现在求职,不也需要在几分钟内说明自己,证明自己,并“售出”自己吗?

○ 许多学者在积累多年之后,往往都希望撇开具体的个案研究,就一些宏大的议题做出整体性的思考。自然,也唯有资深学者才能驾驭得了。这里想打听一下,您是否有这样的计划或打算?接下来打算开展什么研究?

● 我过去多做具体的个案研究,也会整体性地思考一些较大的议题。因为对一个时代的历史没有框架性的思考和把握,具体的个案是没法研究的。现在并不打算“撇开”具体的研究,但确如您所说,可能要尝试把有些长期思考和探索的较大题目先写出来。实际上这几年写书的时间已多于写论文,最近因偶然的原因写到了梁漱溟和东西文化,仍是您说的具体个案一类,大概是一本书的篇幅。同时也在写另几本书,一本是关于辛亥革命如何发展出来的,一本是关于近代中国对革命的憧憬,一本是关于经典在近代的淡出。其余有半稿以上的还有几本,慢慢努力吧。


罗志田、张洪彬:《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罗志田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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