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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01-25

第三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三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黎志刚   林曦

2016年8月27-28日,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东亚秩序之理念与实践”、“朝贡(藩属)体系与近代亚洲”、“抗日战争期间的边疆与周边”。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36篇。

本次研讨会共分为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部分。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日本著名汉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教授和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白永瑞教授分别就东亚秩序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做了大会发言。滨下武志以近代亚洲与云南的区域网络为例,主张将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纳入研究视野,从地缘论的视角,以地域内在与外在的均衡与变动、地域间关系的平衡与动态、长时段视野下的地方、地域、世界三层次为基础,阐明地域中多元而重层的实态。白永瑞提出要克服以一国为单位的分析视角,以“双重周边的视角”对历史上的“小中华”思想资源进行重新审视。他认为小中华应该解释为“去中华与再中华的张力”,对“小中华”的重新规范应使其超一国的认同而转换成为促进“媒介性认同”。二位学者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思考与反响。在之后的分组讨论中,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东亚秩序之理念与实践

对于前近代东亚地区曾长期存在过的秩序体系,学者们长期以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认识。本次会议上各位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领域进行了更为具体深入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在前期理论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西汉统治者对服事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对汉代“奉职贡”的样态及汉武帝利用奉职贡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来朝”、“朝见”规定所进行的“大一统”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应该全面了解东亚“天下”政治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实态,进而推进相关话语体系的建构。

韩国汉阳大学姜抮亚在滨下武志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就16~19世纪东亚贸易圈对网络内各地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16世纪以后,随着朝贡贸易的框架被打破,形成了与过去不同性质的东亚贸易圈,并尝试以追赶型发展模式来理解东亚特殊贸易秩序对东亚各地区乃至国家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

云南大学黄纯艳以外交谈判为中心,对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国际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北宋东亚的多国体系下,外交博弈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往往与错综复杂的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北宋外交博弈既有构建华夷理念下等级制的国际关系格局、追求国家安全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共性,也有多国并立格局下华夷观念弹性特征和现实关系复杂多样的特殊性。

东北师范大学刘晓东通过对“宁波之役”中明朝指挥使袁琎被掳事件的分析,认为基于自身利益需求,东亚区域各国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传统东亚以“封贡体制”为核心的区域秩序体系的修复与维护,也体现了这一秩序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与伦理性。

暨南大学吕振纲将不同政治行为体的权力结构分为四种类型,并按照不同时期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性,将1592-1662年间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这一时期东亚国际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持续受到挑战和冲击,各种政治行为体先后挑战明朝的主导国地位和朝贡秩序。不同政治行为体自身的权力结构和进程中所采取的权力策略,共同决定了体系内部的权力转移。

云南大学方铁提出中国中原王朝有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形成的地缘政治观。这种地缘政治观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地缘政治理论,其内容丰富,应用广泛,是历代王朝治边重要的思想基础,并在历代王朝治边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对中原王朝治理边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谢桂娟对华夷观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建构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她认为华夷观在东亚国际秩序的建构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奠定了中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从而使“朝贡-册封”制度框架得以确立,“中心-边缘”的主从关系结构就此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吕文利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的展开。认为无论是“天下”的话语建构还是朝贡体系这种实践性表达,都是以边界的清晰化为前提的。“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形成了一种背离,但这种背离的实质却是抱合,即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

中山大学曹寅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帝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指出当前我们所了解的帝国史领域是在对西方中心论观点不断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应该突破那种线性朝代史及单一国族史的局限,通过汲取帝国史的研究方法去重新发现中国。

一些学者分别考察了东亚各国及各地区在东亚秩序建构中的具体实践过程,揭示了东亚秩序体系演变的多重面相。如吉林大学程妮娜从长时段的视角,动态地考察和探讨了东北亚封贡体制下高句丽国的定位问题。认为高句丽国始终是东北亚封贡体制的成员之一,但它在东北亚封贡体制内的身份与地位有一个从“内圈”向“外圈”转变的过程。668年高丽亡国后又再次转入“内圈”,被纳入唐朝边疆羁縻府州的统辖体制。

鲁东大学黄修志通过对16世纪朝鲜与明朝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长达七十余年的“宗系辨诬”的分析,指出“宗系辩诬””为士林、王权、皇权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互动提供了契机,三者共同参与开创了一个辨诬传统,通过改变历史上的不光彩记忆,解决现实中的合法性危机。“宗系辩诬”根源自东亚共同的朱子学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朝鲜政治进程和两国宗藩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桂涛在文质视野下对明清之际朝鲜本国观与清朝观的转变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在明清易代的过程中,朝鲜文与质主从关系逐渐反转,“祛文务实”在英祖朝上升为国策的发展过程。

东北师范大学董灏智通过将前近代的倭五王请封、隋倭国书事件和白村江之战等事件的一体化考察,认为日本在5至9世纪间的系列举动,恰是日本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在近代发动甲午战争的历史远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郭阳翻译了表现1686年间赴日贸易华人海商航海情况的风说书史料,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以“风”为关键词的清初东亚海域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与此种自然环境的互动。

越南河内国立大学武堂伦从天下观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前近代中越领土划界中所体现的区域政治、国家权力与主权竞争,认为在近代以前建立中越边界的过程中,当地聚落对自治权的追求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一方面,这种追求是诱发土地争夺并促其分化为中越领土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它也使两国之间的边界模糊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扎洛在梳理哲孟雄军事首脑佑·却泰有关西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探讨了在1792年清军驱逐廓尔喀战争中喜马拉雅邦国哲孟雄的角色问题。他认为哲孟雄在战争期间始终是清朝军队的同盟军,但实力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清廷为了避免与英国人直接接触而采取了安抚廓尔喀使之为“藩篱”的战略并漠视哲孟雄的利益要求。

云南大学罗群以西南地区为考察对象,分析探讨了边疆民族地区土司朝贡形成与发展的制度轨迹,揭示了朝贡制度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作用。她认为朝贡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及与周边国家对外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其产生与推行过程中也体现出各方博弈下“利”与“义”的冲突与均衡、竞争与合作的多层次、复合性结构关系。

云南大学赵小平、查海花考察了先秦汉晋时期滇缅印间的经济交流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认为滇缅贸易、滇印贸易间的相互交融,共同推动了滇缅印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共同促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不但进一步带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交流,而且最终促成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间经贸关系密切的国际区域贸易圈。

二、朝贡(藩属)体系与近代亚洲

近代亚洲东、西方秩序体系的碰撞变迁是与会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本次研讨会上各位学者就本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对等属性问题的反思,分析了日本利用国际法拆解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他认为条规的签署,不但让中方丧失了东亚的传统核心地位,还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恶用下无法不弃琉保台、弃韩自保直至割台苟安,最终使虚实参半的“华夷秩序圈”被彻底解构。

山东师范大学李云泉认为东亚历史上的朝贡体制,是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一个松散的国际秩序。若一味用西方现代话语解读源远流长的东亚国际秩序并予以价值评判,容易掩盖东亚世界的历史实像。而东亚国际秩序的崩解,也不仅仅是列强武力侵略的结果,它还与东亚世界内部国际法知识的普及、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国家自我意识的凸显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刘清涛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指出这一词汇是清末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作的“宗主权”等词汇的传入而产生。“宗主权”观念或者说国际法上宗主国—属国关系规范在近代对中国传统藩属体系形成了挑战,成为西方列强肢解传统中国的工具,清朝传统藩属体系不得不因之而调适。

中国人民大学曹雯以日文资料考察了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于奉天的经营状况,指出奉天在进入满铁时代以后发展成为日本在东北地区殖民地的政治中心,它在满铁网络中所处的中心点位置以及奉天作为中国东北地区政治中心的现实地位,都成为日本要在奉天尽力打造出一个日本天下的缘由。

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梳理了琉球问题的由来及其与中日关系的变迁的关系。他认为琉球问题无疑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历史心结,必须加强中琉友好历史的研究与宣传、重视中琉友好历史遗存的保护与利用。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梳理了甲午战争前中朝宗藩关系的演变历程,认为在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朝鲜内部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清政府以维护宗藩关系为由加强了对朝鲜的行政干预。从形式上而言,清政府干预加强了中国的宗主权,但从本质上而言这种干预背离了中朝宗藩关系的本质,实际上进一步破坏了宗藩关系。

河南大学柳岳武通过对清代中越宗属关系的梳理,认为清代中越宗属关系具有两个面相,一者体现为表达与实践中属国对宗主国的“事大之诚”与宗主国对属国的“字小之仁”;一者体现为此等表达、运作与实际上相互间的猜疑甚至防范相背离。尤其是嘉道后法方的介入,使这一“背离”更为明显,宗主国清廷的抉择更多掺入的是自我取舍的结果。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王文成分析了约开商埠与清末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变迁,认为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和云南的侵略,终结了传统的贡赐贸易,并借助、改造云南传统的对外经贸网络,通过约开商埠,把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纳入了近代殖民贸易体系。

三、抗日战争期间的边疆与周边

对于边疆地区在东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的研究,是本次研讨会中的重要亮点。围绕着东亚秩序体系在边疆实践中的体现,与会学者就近代特别是抗战期间边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中央研究院”吴启讷就涉及中国近代转型的9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虽然边疆政治史、族群政治史在中国史研究中长期处在边缘地带,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却空前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形塑了中国的内在性质与外在呈现。

云南大学潘先林对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傣族土司三次晋省朝贡、观光、述职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其是历代封建王朝边疆土司赴京朝贡的延续,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中的必然过程和重要内容,是边疆暨少数民族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产生重要作用的典型体现。

重庆工商大学徐德莉通过深度解读西南边疆等地战时档案,以战时伪造兵役文书为中心揭示了兵役制度实践过程呈现的多维历史面相,在一定历史场域中展现战争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心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她认为在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形成巨大合力的进路中,在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呈现一定的冲突、矛盾、张力。

云南民族大学段金生对20世纪30年代“到边疆去”浪潮中西北、西南边疆研究在社会舆论中的转承起伏现象进行了观察与分析。他认为这或是整个近代边疆民族史研究与时局密切相关的重要表现,也是近代中国学术史复杂而多维面相的重要内容。

西南民族大学方天建分析了滇西抗战期间,在地理空间上没有和中国直接毗壤的泰国的军事介入及其影响。他认为抗战期间泰国的军事介入,看似是受混乱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受日本因素的驱使所致,但泰国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建构“大泰区”梦想,亦是其甘愿冒险介入入侵中国滇西南“泰人区”的重要原因。

云南大学娄贵品梳理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组建、考察路线及行程及影响,认为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广泛接触滇黔桂边地民众和机构,所提建议多为国民政府采纳,且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材料,为认识和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边疆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此外,一些学者也进行了宝贵的学术信息的分享。如福建师范大学赖正维对20世纪80年代迄今中国史学界有关中琉关系史学术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介绍,深入探究了中琉关系史研究的研究动态及主要特点,并提出中琉关系史研究需要秉承创新意识,不断推进新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并重视培养高水准的青年研究人才,充实研究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许建英对近代以来中国对坎巨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认为坎巨提是近代中国西北边疆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朝贡体系极具特点的范例,研究坎巨提错综复杂的地理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纵观本次研讨会,体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国际化程度高。会议涵括中、日、韩、越等东亚众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学者,既能充分反映东亚各国对于东亚秩序体系问题的认识,也有利于通过学术交流凝聚共识,推动东亚新秩序体系的发展。二是学术论文质量高。本次研讨会对参会论文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不少入选的论文都是在前两次研讨会基础上的继续深化和提升,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东亚秩序体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导向意义。三是会议既注重宏观理论建构,又重视具体区域考察。本次研讨会专设“抗日战争期间的边疆与周边”主题,旨在探讨就边疆地区在东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开展区域史考察,进一步夯实对东亚秩序的认识。为期两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各项议题讨论的日益深化,学术界对东亚秩序体系认识也一定会在学术争鸣中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黎志刚,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讲师;林曦,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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