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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03-13

李伯重:为什么是江南?——古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2017年3月10日,“华大古史论坛·学术沙龙(第一期)”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正式拉开序幕。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合作创办,主要活动形式包括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学术工作坊、学术会议。将陆续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就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重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旨在培育学术团队,增进学术交流,提升学术品味,扩大学术影响。著名学者李伯重先生作为特邀嘉宾作客第一期学术沙龙,围绕“为什么是江南?——古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沙龙由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琦教授主持,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石挺副院长;历史系尤学工主任;社科处刘中兴副处长;文化学系宋亦箫教授;中南民族大学赖玉芹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朱冶老师以及华师高研院徐剑;美术学院蔡敏;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吴柱;楚学所王洪强;道家道教研究中心肖海燕;古代史教研室冯玉荣、叶秋菊、张达志、郭涛等老师一同出席,现场学生爆满,学术氛围十分浓厚。

尤学工主任首先介绍了“华大古史论坛”的缘起与工作旨趣,并请石挺副院长讲话。石院长对论坛的发展前景与学生的读书问学提出了殷切期望。继而李伯重先生紧密围绕主题从“问题意识”、“何处是江南”、“为什么是江南”以及“处处是江南”四个方面逐层展开,娓娓道来。

李伯重先生首先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问题意识即研究时须从问题出发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甚至可以视作优秀历史学家与平庸历史学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年鉴学派学者菲布里(Lucien Febvre)认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来说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不言而喻,史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如何认识和解读史料是研究方法决定的,研究方法又是问题决定的,因此,问题即为历史学之根本。问题意识是受时代限制的,中国史的研究范式历经“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全球化范式”的发展阶段。二十一世纪思考中国问题也应置之于全球背景。

“何处是江南”出自宋代王质《水调歌头·饶风岭上见梅》中“秦楚五千里,何处是江南”一句。提到江南,不得不界定江南的定义。所谓某一地区,可分为文化区、方言区、行政区、自然区、经济区、军事区等不同类型。李伯重先生所言之江南即作为经济区之江南。从很早开始中国人就已经产生经济区的观念,譬如司马迁将中国分为四大经济区域,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以及江南。此时的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所占面积达近半个中国。过去的江南仅存在于一种模糊的概念而非清晰的界定,究竟何处为江南?李伯重先生指出,明清时代的江南较为符合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界定,他认为19世纪的中国经济区应当具有四大特征。其一,高层中心地的最大经济腹地;其二,经济区的核心是连接各高等级城市的主要贸易路线的集中之地;其三,核心为主要经济资源(特别是人口)的集中之处;其四,河流所提供的运输网络为该地区经济整合的基础。李伯重先生认为作为经济区首先必须在地理上具有相对完整性,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可以与毗邻地区隔离,在其内部,自然与生态条件大致相同,具有紧密联系;其次,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较为接近,经济联系应十分紧密,从而构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再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当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被人们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长三角地区即符合以上界定。长三角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长三角约十万平方公里,从长江以北扬州、泰州到钱塘江以南的宁波、绍兴均包容在内;狭义则约四万多平方公里,从今日之上海一直到南京,南面抵杭州。李伯重先生选择狭义层面的长三角作为研究重点,此处是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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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伯重先生从江南地区在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在研究资料方面的特点、在比较研究方面的有利条件三个维度回答“为什么是江南”这一问题。江南地区之经济地位尤为重要。今日之广义江南地区面积仅占全国的百分之一,人口亦仅占百分之六,然无论其经济发展程度还是速度均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样态,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至少从宋代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上的各种进步,毫无疑问也在江南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且在许多方面常常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因此,以之为研究对象,更容易看到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变化的若干重要特点。江南地区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处于一种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心的位置。若干有关经济史的重要观点如“唐宋变革论”、“明清停滞论”、“资本主义萌芽论”、“封建社会后期停滞论”等等,事实上都主要以江南为基础。

同时,“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文献记载特别丰富。因此对于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支持来说,它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充分。”据统计,1949年以前所修的原松江府地区的各种地方志,有市志一种、府志十四种、州志二种、县志八十五种、卫志五种、厅志二种、乡镇所志一百三十三种,共计二百四十一种。如加上各种专志、内志、文征、地方笔记等地情著作,总数更远大于此。此外,松江府地区的地方志都设局延请社会宿耆、集中饱学之士编纂,出于名家的大手笔甚多,从而在资料价值和体例两方面都有较高的质量。例如正德《松江府志》,《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详悉有体,稍胜他舆记之冗滥”。崇祯间方岳贡、陈继儒修纂的两种《松江府志》,反映社会弊端和人民疾苦的深度,为官修志书所罕见。府志中内容最为详者为嘉庆《松江府志》与光绪《松江府续志》,都统合一府古今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一些地方知识分子亦著有卷帙浩繁的农书、工书、商书以资研究。同时也不乏近代调查,二十世纪,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在江南地区进行过多次调查。如费孝通《江村经济》、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日本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囿于战乱,大量的契约文书未能留存下来。

此外,江南地区在比较研究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由于此地区为较完整的经济区,研究成果丰硕,因此可在全球史的范围内挑选类似时空和研究现状的地区进行比较。江南与荷兰即为如此。在空间范围方面,荷兰与江南大抵相当,尽管就人口而言,两地区依然差别较大;但在地理位置方面,荷兰与江南颇为相似,均处于两个大陆的中部沿海地区,位于主要河流的出海口,拥有近代早期世界上重要的海港,成为西欧与东亚海运的中心;荷兰与江南地区两地境内地势低洼,河流纵横,富于舟楫之利。两地人民进行长期努力建成了完整的内河运输系统,为经济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至少自十六世纪以来,荷兰和江南分别是欧洲和亚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同时,该地区人民都属于近代早期世界上工作最为勤奋的人民;荷兰与江南都是近代早期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其可比性高于荷兰与乌克兰乃至江南与甘肃;无论对于荷兰还是江南来说,十九世纪初期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从更广泛的学术角度来看,近代早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荷兰与江南为何均未能自行发展成工业化社会,也是相当重要的。

秦楚五千里,何处是江南。然其实“处处是江南”,各个地区都有其重要性和资料特点。李伯重先生选择江南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经验对中国其他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相反,由于此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出全国大多数地区很多,因此可能反而不具有典型性。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江南地区之社会性状不可直接套用到其他地区上;在江南之外的地区是否其资料就不完备呢?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些新资料犹如泉涌,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写着中国历史。例如殷墟甲骨文资料、敦煌文书、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等。史料革命必将引发史学革命。正如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近年来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南学派”、“华北学派”、“山西学派”又何尝不是新的“江南”?

何处是江南?处处是江南!李伯重先生的博学睿智引发了在座师生的广泛讨论,沙龙互动环节热烈而精彩,欢笑迭出而又启人深思。“华大古史论坛”的开篇盛宴画上圆满的句号,同时,一个崭新的航程由此开端。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通讯员:张嘉雯)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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