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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2-24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葛剑雄)

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不过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或者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其实,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

从晚清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在回国的早期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国期间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并建立的。就是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如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专业或研究所,论著的撰写、答辩、评鉴,学历、学位、职称的系列与评聘,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以我从事的历史地理学为例,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沿革地理,属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研究疆域的变化、政区与地名的沿革和黄河等水道的变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而中国传统的“地理”也不同于现代地理学,只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工具。只是在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沿革地理才有了历史地理这样的发展目标,才发生了量和质的进步。上世纪30年代初,大学开的课还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称,1934年创刊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还是用TheEvolution of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但到1935年就改为The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创建历史地理学的倡议,自然是接受了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导师、国际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教授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结果。

民国时间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因为每门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外,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解放后留在大陆、以后成为大师的学人,大多是在民国期间完成了在国内外的学业,已经崭露头角。尽管他们的成就大多还是在解放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国学术水平的代表。

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一些学者的代表作还是当初的博士、硕士论文。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早就应该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学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科被“断子绝孙”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彻底取消。等费孝通当了右派,连《江村经济》也成作毒草批判,从此消失。由于一部分民国学人成了战犯、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洋奴、特务、反革命分子、右派、反党分子,或者去了海外,他们的论著被查禁,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更年轻的一二代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才在专供教师和研究生使用的参考阅览室中看到一些民国学术著作,而直到1985年游学哈佛,才有比较全面了解民国学术的机会。

毋庸讳言,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某些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

当然,舆论与公众出现这样的偏差,学术界本身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本来,学术和学人的史实、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应该让公众了解,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即使是高深、特殊的学问,也应该用浅近的语言、形象的方法向公众介绍。在媒体出现不实报道、舆论对公众误导时,学术界要及时予以澄清和纠正,要主动提供正确的事实和评价。但由于学术界往往脱离公众,或者不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些本学科视为常识性错误或胡编乱造的“史实”不屑、不愿或不敢公开纠正,以至积非成是,形成“常识”。而一旦传说被某高层领导认可或采用,不但再也无法纠正,学术界某些颂圣人士与风派人物更会从学术上加以论证和提升,反成了不刊之论。

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从大众媒体到全社会无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有时连他的“弟子”也被尊为“国学专家”,甚至“大师”。在学术界、特别是他的同行和学生心目中,季先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属国学的范畴,而滥用国学实际是贬低了其他学问,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学和梵文的地位。但谁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身分的文章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误导,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所幸不久季老公开表明了他不是“国学大师”,要求摘掉这顶“帽子”的态度。

我还看到过一篇“钱锺书拒赴国宴”的报道,据说他在江青派专人邀他参加国宴时不仅断然拒绝,而且谢绝来人为他找的“没有空”、“身体不好”的借口,要求直截了当回复江青“就是不想参加”。一些媒体纷纷转载,使钱锺书的形象又增添了学术以外的光环。我觉得这既不符合“文革”期间的史实,又不符合钱先生的行事风格,在看到对杨绛先生的一篇访谈后,更断定这是夸大失实的编造,就写了批驳文章发表,此后似乎再未见到这则故事的流传。

对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又有一些不实传闻,如毛泽东曾多次就边界纠纷征询他意见,林彪也向他请教历史地理。实际上谭先生从未有与毛泽东交谈的机会,唯一近距离见到毛的机会是参加他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但因临时通知不到,等他赶到会场时座谈会已结束,大家留着看戏,他看到的只是坐在前排的毛泽东的背影。所谓林彪求教历史地理,实际是他奉命为“首长”叶群个别讲课,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林彪的夫人。如果我顺着这些传闻扩展,或者保持沉默,完全可以给后人留下学术神话,并且会被人当成史实。所以我在《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中如实揭开谜团,复原真实的历史。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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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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