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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3-16

胡成: 留学大潮与百年学术振兴之梦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人赴欧美留学者不下数百万,在国外学术机构任教和从事研究之人也超过万人,这是中国当代社会和学术的一项重要发展。二○一○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一书,汇集了三十一位现在美国任教或担当行政事务的历史学人的回忆。就是书出版的意义而言,此前虽也有一些留学生个人的回忆,但留学仅作为其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并没有谈及太多留学受到的专业训练及其学术研究。此书作者都是毕业于国内大学本科,后因不同机缘而赴美攻读中国史、东亚史和中美关系史博士学位。作为同一专业留学生的集体著作,本书也就没有太多着墨于个人生活,而是重点从专业角度讲述了其留学体验和学术感悟——包括美国教授们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透明和颇具公信力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各种学术资源(包括档案在内)充分开放和较易利用的良好学术环境。让人颇有所感的是,相对于那些较易拿到全额奖学金,且毕业后较易在美国找到工作的理科、工科留学生来说,这批留美中国历史学人的人数比例不会太高,然唯独他们用中文出版了自己的留学经历,表明了其与国内学术的密切关联和更多殷切期待。款款之情,如序中所言:除了作为对当代中国留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口述史料之外,希望“也可能为正在国内求学的年轻学子送去一份思考”(王希、姚平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6页)。

如果放眼中国学术百年振兴之路,赴国外留学中国史研究,怕是一个让国人感到有点尴尬,且也有更多思考的话题。毕竟,在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强力冲击之下,读书人虽总长叹“百事不如人”,但对国人的中国史研究,则还有相当的自信。一九二一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一九八五年版,116页)。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在中国还只是处在一个创始阶段。主持者多是些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少年就读于各省创办的格致书院或自强学校,然后去日本大学(相当多还是师范学院)速成回国的留日学生。这一时期不要说整个中国没有需要大量投入的实验室,就连一些近代以来重要的西方自然科学经典,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麦克斯韦尔等人的主要著作,也没有一部被完整地译成中文。
相对而言,中国人治中国历史,有着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天然优势,国人普遍相信可以与外国学者相抗衡。一九二二年,胡适、顾颉刚等人成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认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二三年七月],561页)此后,即如最赶西方史学新潮,热衷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郭沫若,于一九二八年前后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也说,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郭沫若的研究期许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为思想向导,而于其所知道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9页)。大概出自同样认知,一九二九年,陈寅恪赠言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鉴于当时没有多少国人在国外留学中国史研究,陈寅恪所指大概是日本学者的东洋史,乃至中国史研究,被世界学术更多认可和接受,并尤体现在作为当时的显学,即语言—种族意义上中外交往的历史研究。
陈寅恪长期游学于日本和欧美,自然知道留学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振兴的重要意义。一九三五年二月,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一文中写道: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在他看来,当时虽有研治史学之人,但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由此,他的推论是:“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506页)就实际历史来看,有清一代学术最高成就的乾嘉学派之几位领军人物,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的确都是年轻入仕,中年或晚年方告假回乡,潜心著述课徒。陈寅恪强调“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正是基于近代学术专业化的认知,应该与其长期游学欧美的经历相关。毕竟,十八世纪的剑桥、牛津虽也设有近代史讲座,但附属于神学而非独立的历史学科。担任教职的教授们,包括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在内,很少讲课或从来不讲。同样,法国学院虽于一七六九年首次设立历史和伦理学讲座,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藐视史学的笛卡儿派,认为形而上学中的一项原则所包含的真理比一切历史书所包含的真理还多。
这不奇怪,十八世纪的欧洲大学,不只是历史学作为宗教、哲学的附属,就连物理、化学也没有什么专业地位。因为其时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培养神职人员、法律人士,以及实用目的的医生,而非专业学术研究人才。在大学任职者,大多数人的自我定位首先是绅士,其次是教师,最后才是专业研究者。就历史学而言,率先走出学术地位“卑下若此”的,是曾在陈寅恪长期游学的柏林大学任过教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一八二五年,兰克因出版《拉丁与条顿民族史》而声名鹊起,从法兰克福的一名中学教师,被聘于柏林大学担任近代史讲席。不过,即使在当时欧陆最富有活力的柏林大学,史学仍然不是一门专业学科,兰克作为学校的一名编外教师,尽管他信心满满,但听课之人寥寥无几,令其沮丧。一八三三年,兰克召集最亲近的一批学生,在家中创办学术研讨班(seminar),以问答和辩诘的形式,讨论具体学术问题。大概是置身于这些对纯净学术更有兴趣的学生之中,学术研讨班上的兰克一反在教室里的呆板、木讷和乏味,充满了激情、活力与热忱。兰克坚持不理会当下各种政治争论,也不在研究中带有浪漫主义的热情,而是力求客观地追索历史真实。正是兰克及其门生,恪守这种在研究工作中近乎苛刻的严谨性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史学方才成为独立于宗教和哲学的一门专业学科,并有了自己的学术尊严和学术声誉。
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之下,美国史学通过大批留学生的推动,不久也走向了现代学术振兴之路。最初,美国没有像样的专业研究人员培养和教育体系;英国大学的重心是培养绅士,而非学者;法国的学位相当难取得,且还让笃信宗教、崇尚自由的美国学生面对“无神论”和“教皇论”的双重危险。相对而言,德国的留学费用不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生一年的花费,包括交通费用,比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一年的费用少三分之一,故有成千上万名美国学生来到了德国。让这些美国留学生感到震撼的,是相对于其时美国教授的衣衫褴褛、萎靡不振,德国大学教授除收入不菲,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之外,且还执著追求历史真相,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样忘我、敬业(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杨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九年版,28—29页)。一八五七年,美国只有十二名大学历史教师,一八九五年增加到百名左右,其中近一半在德国大学学习过。一八八○年,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1850-1901),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办学术研讨班。其历史影响,用一九六四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博伊德教授(Julian P.Boyd,1903-1980)的话说:“在这短暂的岁月里,他的研究班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善于运用原始资料的研究生,他们准备根据理性和真理,来对抗那些肤浅的、虔诚的、褊狭的、很长时期以来滥用史学这面旗帜的各种的势力。”(朱利安·P.博伊德:《应急浅见》,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一九六一——一九八八〕》,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64—65页)大致说来,在美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这个过程只有三十多年。到了一九一○年前后,美国形成了高水准的专业学术人才培养体系,再也没有大批漂洋过海、前往欧洲留学的现象。

与之相似,日本史学的学术振兴也深受德国的影响,并通过留学推动。其时,日本除派遣大量留学生之外,还聘请欧洲教授直接担任日本重要大学的教职。一八七七年四月,日本第一所现代大学——东京大学创办时,在校学生一千六百人,日本教师虽有六十九名,但整个研究与教学实际上由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的三十多名外国教师承担。一八八七年,兰克的学生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担任成立不久的史学科讲座。在此后长达十五年的教授生涯中,他培养了一批日本学术振兴的重要领军人物——日本史学理论、日本经济史开创人内田银藏,日本古代史、民俗学家开创人喜田贞吉,日本古代史、日本古文书学开创人黑板胜美,以及被视为日本东洋史开创人之一的白鸟库吉。其中白鸟库吉的影响最为重要。一八九九年,万国东方学会在罗马召开,白鸟库吉虽因故未能参加会议,但提交了《突厥阙特勤碑铭考》一文,以考证详实、分析精确,引起了欧洲汉学家们的高度注意,成为在学术领域里最先得到欧洲学术界尊重的亚洲人。在接下来三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里,白鸟利用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通过对塞外地名、族名的考证,重点关注了塞外史、东西交涉史,以及东洋各民族的兴亡和交替,将内地亚洲的历史与中国中原乃至东亚和世界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被认为是在日本最先具有国际意识,并也是“日本东洋史开拓的第一人”(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一九七六年版,12页)。同样,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日本已能培养高水准的专业研究人才,再也不必潮水般地涌向国外留学。就如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里的日本十多位物理、化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都在国内受的教育;在日本顶尖大学任教的历史教授,也几乎都是日本自己培养的。
近代中国学术振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一九二七年由蔡元培等人鼓吹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并由曾在欧洲游学七年的傅斯年担任了史语所的所长。傅斯年在致第一历史研究组负责人陈寅恪的信中,期望展开对宋学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的研究,以与外国学者相竞争。谈到人员构成,傅斯年的意见是:“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王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一一年版,227页)现存史语所的档案也表明傅斯年不遗余力地奖掖留学。在傅斯年看来,就中国史研究而言,留学欧美,“无非开开眼界(此事极要紧),带点工具回来”(《致杨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傅斯年遗札》上册,427页)。这是由于那个时代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没有展开,几乎没有一个大学开设中国史课程。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坐落在西海岸与太平洋亚洲事务联系最密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设东方学课程虽然最多,但在一百三十余种历史学课程中,远东史有九种,其中日本史居其四,其余则是包括菲律宾、中国、交趾支那在内的远东史。一九三九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留学的周一良,在给傅斯年的信中称其中国史研究乏善可陈。周一良写道:该系诸公尚有自知之明,对中国学生之选课,有相当之自由,盖本系内原无可谈之课也。教授们利用中国学生增加本系在学校中的声望,而中国同学则利用此奖学金选习本系之外的课程,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周一良自叹道:在美国大学之中文系做学生,细思之终可耻耳。此间中文教授,有G.R.Wau研究过中国的佛教、道教,“一良曾为文评之,错误百出。其他洋人,亦多一知半解,即不可一世,以为中国学问非待本辈研究,永无结果,可恼亦复可笑。同学者每有喜于洋人辩论者,一良大抵一笑置之,不屑与之论短长也”(《周一良函〔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载《傅斯年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馆,李15-3-4)。再说到这封信的产生,是傅斯年先来函询问周一良毕业之后的打算,有劝其返国后到史语所任职之美意。几十年后,周一良说看到傅斯年致时任北大校长胡适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并说:“恐怕要给他教授的名义,给教授也值得。”(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42页)
傅斯年矢志于振兴中国学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举才自然不能唯留学生是用。他对于毕业于本土的新俊,只要是潜心向学,同样热情延纳。如没有喝过一天洋墨水,后来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严耕望,在到史语所工作之前,与傅斯年没有任何交情,且还是与之有不同学术取向的钱穆的学生。一九四五年七月,当他申请史语所工作时,自以为“异想天开”,只有一线希望。他没有想到申请书和研究论文递交之后,立刻得到傅斯年的积极回应。台湾史语所现存档案中保留了这些来往信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在重庆的傅斯年,致函在李庄史语所暂代所务的董作宾,称是年请求入所之人甚多,凡无著作者,都被他谢绝了。有著作三人中只有严耕望,似是难得之一人才,拟提议任其为助理研究员,请董作宾召集所务会议讨论。傅斯年写道:“严耕望之作为弟之提议,惟一切均请会中决定。”(《傅斯年函董作宾》,载《傅斯年档案》,杂23-13-8)几天后,傅斯年又致函董作宾,询问本年请求入所各人之文件早经寄上,未知已开过会否?傅斯年的意见是:“严耕望君应可通过。彼在此守候已久,弟嘱其即赴李庄。水涨消息阻隔,未得兄示意,因其不能久待,乞谅之。”(《傅斯年函董作宾》,《傅斯年档案》,杂23-13-9)所以,当晚年严耕望回想起傅斯年对他的关切,说“总是寄予永恒的无限的感念”(《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95页)。
关于留学大潮,其时并非没有批评。上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化,努力提升教育和科技水平,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一九三六年前后,胡适等留欧美学人主编的《独立评论》就此展开了讨论,焦点之一就是中国何时才能培养出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人才。一九三一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三五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齐思和撰文指出:在国内一个大学生一年开销五百元,已经绰绰有余;欧美贵一点的大学一年要用五千至六千元。即使最便宜的日本,一年也要上千元左右。一九三四年,教育部统计在国外留学人数约五千人,年费约国币二千万元。按照齐思和的计算:留美学生共有一千二百人,再加上其他各国的留学生,总数应不下八千人,用费绝不下三千万元。这足与全国公私立大学经费相等。“在山穷水尽的中国,每年又有大量金钱的外流,又是何等的损失!”(《选派国外留学生问题》,载《独立评论》第二四四期,6页)同样也是留学出身的蒋廷、任鸿隽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即聘请外国专家和学者到中国大学任教,不必每年耗费若干万元,送少数人到外国去受训练。在他们看来,“过去六十年选派留学生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极少效果极不经济的办法。我们最近二十年来的努力,关于各种设备,已和外国的大学,相去不远。有的时候我们的房子还要比外国大学来得高大、来得漂亮。所缺乏的只不过是良好的导师而已”(薛容:《关于选派留学生》,载《独立评论》第一五○期,17—18页)。另一种稍显偏激的意见认为:在我们不能自信可以独立地建设新中国以前,留学当然有它存在的必要。这种制度只能当做过渡的桥梁,而不是康庄大道。该文作者进一步指出:日本选派出洋留学生和中国选派出洋留学生大概是同时的。一个是利用留学政策,树立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是利用留学政策,造就了大批的高等华人。这篇文章还不客气地说:“现在日本留学生在欧美各国是为数极少;而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几乎普遍了欧美各国。这种如疯若狂的留学风气的确是中国最大的羞耻。”(李宗羲:《关于留学的几个先决问题》,《独立评论》第213期,11—17页)
顺着齐思和等先辈的思路,我们反观今天的留学大潮。最新的发展是随着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和极少数富庶阶层的崛起,留学人数之多和所学专业之广,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作为目前还方兴未艾,且愈演愈烈的一个趋势,谁能说得清这其中到底流失了多少国民财富。当然,不同于中学、本科留学国外,以及学习法律、经济、统计等实用专业,需要交纳高昂学费和承担当地生活费,撰写《在美国发现历史》的那些在美历史学人,以及今天在美国顶尖大学的东亚系、历史系学习中国史的众多留学生,大多都能够申请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虽则这一类留学没有太多带动国民财富的流失,却在更深层面上标示出当今中国培养和训练专业研究人才的窘迫。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高科技产品之外,几乎制造了全球所需的所有日用消费品,却也无法有效地培养出自己的学术专业研究人才。甚至相当多就读于“二一一”重点大学的年轻学子,即使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却仍梦想“在美国发现历史”。好在,政府近来陆续出台了一些被称为“千人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招聘举措,针对大批留学生毕业之后,滞留不归,不惜斥资百万乃至千万人民币,专门延揽那些能更快带来经济或展示性效益的理工科留学生。虽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留学生,不在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但这些举措清楚表明当局想急于振兴当今中国学术和高等教育。然而,揆诸近代历史,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日本,乃至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府都未曾采行特殊的高薪延聘制度,而大多数留学生却能学成之后,随即归国,并在各自学术领域里发挥重要作用。究其原因,除个人才智和学术素养之外,关键在于其所处的学术制度,无一例外都能够自由创办和出版学术刊物、自由组织专业学会,并有能够通过与学校行政当局及政府进行集体谈判的完整机制,以维护和争取自己作为专业研究者的基本学术权益。因此,要想让“楚材”不至于都被“晋用”,留学人员和本土新俊均能为国内学术振兴而自由挥洒才情,最重要的还是要确立良好的学术制度和培育良好的学术环境。否则,如果只用重金在海外招聘了一流人才,而学术制度仍是二流、三流,再以负责学术的官员是四流、五流,那么学术环境就一定是不入流。所谓振兴学术,并最终结束这一曾让百年来中国学术英雄气短的留学大潮,怕又是一个新的天方夜谭。

《读书》2012年第8期,第103-111页。原文:http://book.douban.com/review/719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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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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