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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3-26

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的思考——《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评介

关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研究,向来不乏新著问世,研究也比较深入,既有通史性的著作,也有断代史、专题史方面的著作,但总体说来,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注重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与叙述,很少或缺乏理论分析,而杨军、王秋彬先生新近撰著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一书则在理论分析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虽然《史论》也注重史实的考辨和历史叙述,但更主要是从理论视角展开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它很好地解决了许多长期困扰学界的关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全书由绪论、东亚前国际体系、朝鲜半岛的方国体系、郡县制的极限、新体系——羁縻、宗藩朝贡、“平等”关系的确立与断裂、冷战期间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后冷战时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结语:构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新形态等10个部分构成,详细阐述了自远古迄于当代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史论》按照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实态、特点谋篇,结构组织较为严谨,论证逻辑较为严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科学的新见解和新结论,堪称是一部既有很高学术价值,又有极强现实意义的佳作。综览全书,它有如下创新之处:

第一,概念界定准确。在以往的中朝或中韩关系史著作中,[1]很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箕氏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等政权的定位问题。按一般说法,虽然他们都是古代中国域内的地方性或地方民族性政权,但他们又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有关联,因此在谈及中韩关系史时又不能回避,以至于在阐述中韩关系史时显得十分“尴尬”,甚至对许多史实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史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史论》把“中国”界定为中国古代史中的历代王朝或在前国家形态的历史阶段也用以指代黄河流域所形成的中国早期国家,而把“朝鲜半岛”视为一个自然地理范畴的区域概念,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界河——鸭绿江、图们江以东以南地区。实际上,正如著者所云:“本书主要是从研究中国与特定地区间关系的视角出发,来把握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2](P2)经过《史论》这样界定以后,学界对箕氏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等政权的定位问题就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如把箕氏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等活动于朝鲜半岛(或东北南部,如高句丽前期)的政权看作是区域政权,在阐述他们与中国之间关系史时就不必刻意去强调箕氏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等是古代中国域内的地方性或地方民族性政权,而是把他们完全置于东亚国际体系中,从而避免了以往著作中缘木求鱼的问题。

第二,理论阐述清晰。在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时,过去学界比较重视的是对历史事件的考证与叙述,鲜有从理论层面阐述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3]但《史论》则着重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基本实态和特征。为了从更广阔的领域透析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实态和特征,《史论》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置于整个“东亚国际体系”当中,置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宏观范畴之内进行理论分析和归纳。《史论》在理清朝鲜半岛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确立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基本框架,阐明各历史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发展的基本实态和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去诠释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发展演变。通过这样一环扣一环的逻辑推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历史发展脉络便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所得出的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模式。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更好地了解作者所要阐述的历史问题。在以往的有关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中,对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历史分期略显简单化或僵化。通史性的著作一般就按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的顺序,并以之为中心,依次讨论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4]有的通史性著作则以古朝鲜、三韩、百济、高句丽、新罗、高丽等产生于朝鲜半岛的部落联盟或政权为序,依次讨论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5]断代史著作,一般采用断代史的研究方法,讨论中国某一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6]此外,一些专题史著作,则不太注重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历史分期。[7]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尚未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提出一个明确的符合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发展实态和基本特征的历史分期,以至于学界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发展脉络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甚至在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这种分期状态,也许是受我国传统史学分期的影响而造成的。《史论》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历史分期上则打破了我国传统史学在阐述边疆民族历史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时以中原王朝为核心,按中原王朝的朝代史来阐述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的窠臼,而是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置于“东亚国际体系”当中,置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宏观范畴之内,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发展实态和特征,而不是以中原王朝为核心,从中原王朝的交替来划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发展阶段,因此,《史论》的历史分期就有了自己鲜明的特征。

《史论》提出的新的历史分期,是以中国和朝鲜半岛“是否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为原则的。按照这一原则,《史论》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分成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在第一个历史时期中,黄河流域和朝鲜半岛都没有出现国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就是两个处于前国家形态下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或者“将之视为同处于东亚前国际体系内的两个次体系间的关系。”[2](P7)在第二个历史时期中,黄河流域出现了国家,而朝鲜半岛仍旧处于前国家形态下。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就是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与相邻地区的部落、聚落、聚落复合体等前国家形态下的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在第三个历史时期中,不仅中国存在国家形态,而且朝鲜半岛也出现了国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由于历史上中国的统治曾达到朝鲜半岛,对隶属于中国的地区来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是同一政权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并不隶属于中国的地区来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发展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划分这三大历史时期的基础上,《史论》又根据每个阶段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发展实态和特征又划分出若干个次层级的体系和时期,如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宗藩体系、平等时期、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等。《史论》这种划分历史分期的方法,使我们更容易从理论上把握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实态与基本特征。

第四,尝试了新的研究思路。一部学术著作成功与否,关键还应看它的研究思路是否得当,是否有所创新。《史论》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具体说来,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1)分级论述与分区论述相结合。《史论》把东亚国际体系分级,即分为体系、次体系、单位、次单位等四级,同时又把所研究的范畴进行分区,根据不同层次又划分出不同的区,如在阐述“东夷各部在东亚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时,《史论》把东亚前国际体系视为体系,把冀州、青州、徐州、扬州视为次体系,把炎黄系、东夷系视为单位,把东夷各分支部族视为次单位。通过这样的分级、分区后,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处于东亚前国际体系状态下的炎黄系与东夷系是一种平等的联盟关系。这种平等的联盟关系,“并不是两个族群各自联盟的一种联合,而是东夷系各部分别与炎黄系建立联盟关系”,是“以炎黄为主导的体系”,最终“夷人不得不走上‘夷而进于中国’的道路,开始与炎黄系族群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2](P36~62)再如,在阐述“西汉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时,《史论》把乐浪郡看成是西汉政权管理朝鲜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即分级),并在此基础上把朝鲜半岛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直辖区;二是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的直辖区;三是朝鲜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通过对区域的分析,《史论》认为“西汉政府在朝鲜半岛的统治以乐流郡为中心展开,明显地分为三个层次,自乐浪郡直属各县,到乐浪郡南部都尉与东部都尉下辖各县,再到隶属于乐浪郡的两个方国,统治力度逐层降低,但是,毫无疑问,西汉政权以这种方式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虽然在乐浪郡之下分成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毕竟都隶属于乐浪郡,统一在郡县体制之下。”[2](P105)可见,这种分级与分区相结合的阐述,使我们可以清楚地弄清各层级之间、层级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涵,更容易把握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发展演变实态与特征。

(2)侧重互动关系的分析。《史论》在阐述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时充分注意了层级之间、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这种互动关系来评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确立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史论》认为,在朝鲜半岛出现国家以前,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文化上的互动、经济上的互动、政治上的互动、军事上的互动等,是“同一政权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这种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全方位互动“极大地促进了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朝鲜半岛内部社会的发展,刺激朝鲜半岛内生成次生形态的国家”。[2](P147)在朝鲜半岛出现国家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互动则发生了转型,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方位互动。

(3)注重对各时期特点的分析、归纳。《史论》在对各时期具体问题阐述之后都专门列出一节对该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特点进行分析、归纳,这有助于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发展演变的层次逻辑关系的整体把握。如在方国时期里,《史论》认为:其一,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互动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其二,箕氏朝鲜是实现中国与朝鲜半岛间文化互动的桥梁;其三,朝鲜半岛的文化受到来自黄河流域与蒙古草原两个方面的影响;其四,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处于无序状态;其五,中国人已形成朝鲜半岛属于中国的观念。在郡县时期里,《史论》认为:其一,朝鲜半岛被全部纳入中国的统治,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已经是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其二,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互动由原来主要表现为文化方面的互动发展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内的全方位的互动;其三,中国控制下的辽东半岛是沟通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桥梁;其四,中国的影响力通过朝鲜半岛向海外扩张。在羁縻时期里,《史论》认为:其一,朝鲜半岛内新生成的3个国家仍保有对中国的向心力,而中国也仍旧将朝鲜半岛视为中国的领土;其二,在多层次的互动中,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国家间关系的特点;其三,中国与朝鲜半岛内国家的关系表现出无政府的特点,尚未形成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模式;其四,东胡族系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加大。通过以上所举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下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特点的变化,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演进过程。

第五,考辨功底深厚,结论多有新意。《史论》除了在宏观讨论中多有推陈出新外,在具体史实与理论的讨论上也多有新意,主要有以下几点:(1)关于国家起源模式的理论。《史论》认为中国国家是在像“中心聚落联盟”或“复合式聚落联盟”这样的政治组织(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心邑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联盟的裂变的趋势超过吞并时,人类社会就继续停留在前国家形态之中,当联盟吞并的趋势压倒裂变时,人类就开始向国家演进。这种国家起源模式,与现在学界通行的三种国家起源说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2)关于朝鲜半岛国家起源的理论。《史论》认为朝鲜半岛的国家起源最早不会早于公元2世纪,出现成熟国家当在公元3世纪,其成熟的国家就是高句丽、新罗和百济。(3)关于宗藩体系的理论。《史论》认为宗藩体系确立的标志是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按照这一标准,在辽中期以前,无论是中国与高句丽之间,还是契丹与高丽之间,还都不曾存在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从辽代中期,也就是公元11世纪开始,辽朝才与高丽步入成熟的宗藩体系中,换言之,中国与朝鲜半岛建立宗藩体系的时间当在公元11世纪。

总之,《史论》的创新之处很多,限于篇幅,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史论》作为从理论层面来阐述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著作,在带给我们众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启示的同时,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憾。

首先,《史论》虽然开创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理论构建,但令人遗憾的是,古代与近现代的理论构建出现了“脱节”现象,古代部分比较注重理论上的构建,而近现代部分则不太重视理论上的构建,而比较注重历史事实的叙述分析,如古代部分分为东亚前国际体系、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宗藩体系,而近现代部分虽然文中已经暗含了不同时期的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分析近现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实态,但没有明确划分出体系,而是以某某时期来替代,这是完全不可取的。正如《史论》所言,近现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也有有其独特的特点,因而,这一部分也完全可以把其划分为条约体系、冷战体系、后冷战体系。总之,全书的编写体例未能贯彻始终,这不仅是自乱体例,而且对于全书的理论构建来说恐怕也是不太合适的。

其次,《史论》对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没有作深入剖析,从而显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理论构建略显不够十分充分。如《史论》认为“从辽代中期,也就是公元11世纪开始,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已经步入成熟的宗藩体系”,[2](P163)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史论》没有对辽宋丽之间、金宋丽之间的三角关系进行深入剖析,使人很难把握宋与高丽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再如,蒙元与高丽的关系,尤其是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征东行省”问题,《史论》也没有给予讨论,实际上元朝三设“征东行省”后应是对辽金与朝鲜半岛之间实行羁縻体系的一种“反动”。总之,对辽宋丽、金宋丽三角关系、蒙元与高丽的关系不作深入分析,对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理论构建很难说是十分充分的。

《史论》仅用约31.8万余字就完整地阐述了自古迄今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不免显得有些单薄,但作为国内第一部从理论层面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著作,无疑是成功之作,尤其是勤勉的用力,扎实的功底,深邃的理论,对推动21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史论》所带给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与历史叙述上的缺憾,将是学界同仁继续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参考文献]

[1] 此处所说的“中朝或中韩关系史”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范畴,以下均称“中韩关系史”.

[2] 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到目前为止,仅有黄连枝著《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二书是从“天朝礼治体系”角度来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更多关注的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历代统治者对彼此关系的相互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4] 张政烺等.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M].上海:开明书店,1951.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编.中朝关系通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蒋菲菲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5] 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 姜龙范等.明代中朝关系史[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6.王薇等.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宋成有等.中韩关系史(现代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刘金质等.当代中韩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魏志江.辽金与高丽关系考[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7] 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拜兴根.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喜蕾.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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