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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3-27

賴建誠:李明珠論華北饑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0期(民國97年6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明珠論華北饑荒

Lillian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xix+520pp.

賴建誠*

中國經濟史學界,早已熟知李明珠教授的大名。1981年她的第一本專書《中國的絲貿易》(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在哈佛東亞叢書出版;十年後,她與Thomas Rawski合編《中國史的經濟視野》(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由加州大學出版(1992),對經濟史學界有廣泛的影響。又過了十五年(2007),她發表這本五百多頁論華北饑荒的專著,這是她自1982年以來,長期關心糧食與饑荒問題的心血結晶。在此之前,她對糧食與饑荒的研究,已在期刊發表過好幾篇,[1]現在我們終於能看到全貌,一方面要恭喜她的成就,二方面要向學界報告她的整體貢獻。

我最早注意到她的研究,是1991年發表的四十五頁長文:〈中國饑荒中的生與死:1935年黃河大水時的殺嬰分析〉[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33: 3 (July 1991), pp.466-510.]。每次我教中國經濟史,都會印發此文給同學研讀,大家對文內的地圖、相片、表格,以及統計的分析印象深刻。殺嬰是做得說不得的事,不會在正式的紀錄裡出現。李教授運用《山東黃河水災救濟報告書》內,記載1935年9至12月間的10,296人死亡名單,輸入電腦之後,得到幾項主要觀察。

一、零至七歲的男女孩死亡比例,女性明顯地較高(表2)。二、零到二十歲的男女人口比例高達188%,正常狀態應該是105%-110%之間(表4)。三、零到七歲的人口,佔總樣本數的13.7%,遠小於同時期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孩童人口比例(約25%-29%),顯示有殺嬰的傾向(表5)。四、表7與表10的數字顯示,嬰兒早夭(或殺幼嬰)的母親,年齡層集中在二十至二十四歲:因為她們還很有生育力,在逃難時期較不傾向保留幼兒(尤其是女嬰)。五、1935年黃河大水時,二至五歲的人口死亡率高達60.6%,而1943年孟加拉饑荒時只有9.2%。孟加拉的高死亡年齡層,集中在二十至二十六歲人口,表示真正是因饑餓而死。1935年大水時,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全力救濟難民營,並沒有餓死的問題,但卻有高達60.6%的嬰兒死亡率,間接顯示中國歷史上的殺嬰習俗沒有間斷,其中女嬰的反常高死亡率,更讓人感覺到殺女嬰的傾向。

我對這篇論文的印象很深刻,所以摘述其中要點當作書評的引子,接下來綜述《華北饑荒》的架構與問題的面向。全書分十二章,大要如下:第一章解說華北的「天、地、人」背景,說明海河體系與海河盆地的氣候史、水旱災紀錄(表1.2)、農業區域分布、降雨量。簡言之,是自然與地理環境的綜述。第二章說明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在直隸地區的主要治河工程紀錄,與所花費的鉅額銀兩(表2.1)。本章的地圖2.1(《華北饑荒》,頁46-47),是雍正時期的治河計畫圖說,充份顯示工程的龐大與複雜。第三章分析直隸地區的人口、農業與糧食,重點放在主要糧食(米、麥、粟、高粱、黑豆、玉米、馬鈴薯),以及其他農作物(花生、水果、棉花)的生產模式,還有飲食、生活水準、物價的基本分析。

第四章分析主糧(麥、粟、高粱)的長期價格變動、相對價格的變化、季節性的波動。此章用許多表圖來呈現,也有些簡易的統計分析,是全書最數量化的一章。第五章的內容,已在1999年的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刊登過,分析北京的糧食如何從各地以及用哪些方式供應。換言之,是在說明北京的糧食市場如何運作,碰到社會動盪與缺糧時,如何平息、如何救濟饑民。第六章探討儲存穀物的方法及其諸項問題,從古代的倉儲制度說起,重點放在乾隆、嘉慶、道光時期的常平倉,以及直隸在1749-1792年間,常平倉、社倉、義倉的總儲存量(表6.1),旁及關外(奉天)與蒙古地區的狀況。

第七章論糧食市場價格的整合度,主要內容已在2000年的《經濟史學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發表。本章是全書中運用最多經濟概念、最多統計分析的部份,也是我最能為非經濟史學界讀者解說的地方,稍後詳述。第八章討論清初的饑荒救濟問題,包括:饑荒的調查、濟糧、濟錢、平糶法、蠲免法、難民收容法。之後,以1743-1744年因旱災而起的濟饑模式為例,說明救濟的管道與限度。第九章分析十九世紀的濟饑個案:1801年的大水、1813-1814年的旱災、道光年間的危機與貪腐,以及之後好幾次的大型饑荒。整體而言,十九世紀的濟饑成果,相對於十八世紀反而是退步的。

接下來,第十章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狀況,第十一章談1900-1949年間的農村危機與經濟變遷問題,第十二章談1949-1990年代(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社會主義下的農業產出、人口增長、1959-1961年間大躍進時期的大饑荒,以及毛澤東在1963年下定決心「一定要根治海河」(《華北饑荒》,頁368)。這些都是近代史上耳熟能詳的故事。以上是全書十二章的梗概。

以下我把重點聚在第七章。2000年9月在《經濟史學刊》發表的〈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1738-1911〉[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3 (Sep. 2000), pp. 665-699.],內容要比第七章豐富,但基本的證據論點不變。我記得這篇三十五頁的文章,翌年被選為此期刊的年度最佳論文獎。本章分析清中葉至清末期間(1738-1911),直隸(河北)地區糧食市場的兩項重要特徵:一、河北省內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愈來愈低;二、但河北與奉天(滿州)、長江三角洲的米糧市場整合度,卻愈來愈高。換言之,直隸糧食市場的整合程度,有個奇怪的特性:內部結構鬆散化,外部的聯繫卻加強化。

李明珠首先介紹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1960年初期的研究手法,不以行政「省分」為分析的單位,而把全中國分為八大經濟區(macroregion),證明各大經濟地區各有獨特的脈動與韻律。接下來介紹研究糧價問題的代表性人物王業鍵,對十八世紀主要地區的糧價相關性研究;還有Loren Brandt對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糧價分析(〈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67)。這些研究都是以跨區域(interregional)的糧食市場整合為主題,反而較少注意單一「地區內」(regional and local markets)的地方性糧價整合問題。她對直隸地區糧價研究的結果顯示,直隸區內部的米糧市場結構逐漸鬆散化(整合度下降);相反地,直隸與奉天、長江三角洲之間的市場聯繫,卻逐漸地強化。她認為有三項主因:環境的退化、清廷的衰退、以及國家的主導(〈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68)。

直隸是京畿重地,但本地糧食無法支撐人口所需;幾世紀以來都靠大運河南糧北運,明清時期每年的運糧量約四百萬石。只要各地有餘糧,大都會流入直隸,儲存起來以預防欠收與饑饉。這造成了直隸米糧市場的雙層結構:上層是由國家主導的「軍公教」米糧市場,下層則是農村地帶的廣大民間市場,特點是孤立性較高,商業化程度較低,政府不插手干預。

朝廷為了掌握各地糧食狀況,要求各省每月滙報糧產、雨量、米價,所以全國各地縣級以上的長期資料相當完整。由於改朝換代與戰亂搬遷,某些地區的資料已散失。直隸因地位重要故資料較完整,李教授運用1738-1911年間十七個州府的糧價資料,分析每月麥、粟、高粱的價格變化。若以離散度(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標準差佔平均值的百分比)來表示,直隸的資料顯示,麥與粟的市場整合度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離散度增大兩倍左右,表示直隸區內的糧價的整合度愈來愈差(〈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4與圖2)。作者認為有可能受到洪水、匪亂、盜賊等干擾因素的影響。

接下來作者把這十七縣依地質、氣候、特性分成四組,還是得到類似的結果:各小組之間的麥、粟、高粱價格,整合度還是很低,變異度更大(介於0.282與0.945之間。〈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7)。於是就挑出直隸區內四個最重要的地方(順天、保定、天津、大名)來分析,結果還是一樣:這四大地方之間的糧價,並沒有明確的整合趨勢(〈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8)。

為什麼直隸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比預期低很多呢?主要的原因是陸地狀況不佳,陸運成本太高。在水運方面缺乏水路網,東西向的運送較方便(因為大江東去),南北向的運送較困難。十八世紀時,朝廷曾在直隸中部密集興建運河體系,方便華南由海道運送到天津的米糧,轉運到保定。但到了道光年間,許多運河失修,糧道阻塞造成糧價上漲,各地糧價差異度因而增高。

以1860年代從天津經通州到北京的八十英哩陸程為例,英國外交官W. F. Mayers 和N. B. Dennys 記載他們的走法是:先坐船到通州,然後坐車或騎馬十三英哩到首都。天津到通州需要四天,還算愉快,若遇到冬天河水結凍(12月至3月),就只能搭車或騎馬。通州到北京幸運的話三十六小時可到,但若碰到下雨,那就要三整天。而這些所謂的路,其實泥濘狹窄到只能容單車通行,實在稱不上是馬路。

以天津和保定之間運糧的價格為例,若走陸路,每石糧的運費約四十分錢,走水路的話約六分錢,相差將近七倍(〈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87-688)。這種不利的狀況,一直要等到有鐵路之後才有明顯的改善。在有鐵路之前要怎麼辦?市場的整合必須透過朝廷強力介入,動員國家機器來調配糧食,因而造成「市場整合度高」的假象。如果碰到水旱災欠收缺糧,或遇到戰爭需要大量糧食,那只能從關外調運東北糧食來接濟。為什麼直隸本區內的糧食整合這麼困難,反而和東北的整合卻比較容易?作者的答案很簡單:一、關外的糧產較豐富,有餘糧可外送;二、走海路運送成本較低;三、每年有上千糧商,用八百艘船載運幾十萬石糧入關圖利(〈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90-691)。

李明珠在此文的表5、表6、圖5、圖6,有明確的統計分析與糧價走勢圖,證明三件事:一、關內與關外的糧價有同步起伏的傾向,雙方的麥價相當同步化,粟價則較有差距;二、直隸與江南糧價同步化的趨勢較低;三、所以奉天對直隸米糧市場的影響,明顯大於江南的貢獻。清中葉之後影響江南糧食北運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國戰亂時期,運糧體系被破壞了(〈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93)。直隸是華北的首善之區,以上的摘述讓我們對華北米糧市場的特性,有了初步的理解。

我覺得本書有三項特色:一、在同一個架構下,顯示直隸(河北)地區在1690-1990這三百年間,天、地、人之間的互動史,這是具體史實舖述的面向。二、把國家、市場、環境這三個角色交雜在一起,做出多面向的長時期分析。把自然環境的變化、農業資源的增減、經濟與社會的變遷、朝廷的努力、人民求生的意志,這些複雜的面向結合在一起,跳脫簡單的人口∕糧食(馬爾薩斯陷阱)思考模式。三、從「史家的技藝」這個角度來看,作者運用經濟學的幾何圖形解說、計量迴歸分析、統計相關檢定,把她從檔案裡挖掘出來的數字和史料,做了有機的結合,讓數值分析與歷史詮釋產生巧妙的結合。我希望點出李教授的研究特點,引發讀者的好奇心,進而閱讀有興趣的章節。

書背有兩位漢學界的重量級人物,各為此書寫了一段推介文字。麻省理工學院(MIT)的Peter Perdue教授說:饑荒是中國史上最重要的題材之一,這是人口與糧食之間永無間斷的爭鬥。李教授從檔案史料中,蒐尋出非常廣泛的數據資料與原始文獻,所探討的時期縱跨了三個世紀之長。歷來研究中國饑荒問題的著作,在分析的成熟度上、資料的完整性上、討論的深邃度上,都比不上這本書。我非常同意這項判斷。

這本五百多頁的鉅著,包含27個表、28個圖、16張地圖、6張相片、61頁注釋、24頁參考書目,處處顯現作者二十年間的心血結晶,這是李明珠教授的傳世之作。此書製作印刷非常精美,只是字體稍小,讀起來耗眼力。

二十多年前我讀鄧雲特《中國救荒史》(1937)時,一直希望看到較深入的分區個案研究。時間過得很快,李教授這本鉅著遠遠超過我的預期。我一直注意各國的饑荒史研究,愛爾蘭、印度、孟加拉、非洲、芬蘭的狀況已有許文獻,現在這本《華北饑荒》,終於讓國際學界等到企昐已久的中國案例。這本書的分量,更讓我感到與有榮焉。

最後要提一件間接相關,但我認為很重要的事。目前在科羅拉多大學Boulder校區經濟系任教的Carol Shiue,1999年在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論文主題是晚清的糧食貿易與儲存,指導教授是Timothy Guinnane。這本論文是當年美國經濟史學會的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之一,摘要見:“G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2 (Jun. 2000), pp. 511-515。

她畢業後任教於德州大學Austin校區經濟系,2002年她發表一篇論文,分析中國米糧價格運送成本與市場的整合度:“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5 (Dec. 2002), pp. 1406-1419。這是中國經濟史的題材,首次登上這麼重要的經濟學期刊。兩年後,Shiue發表第二篇重要論文:“Local Granarie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Moral Hazard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 1 (Mar. 2004), pp. 100-124。2007年,她和在同系任教的丈夫Wolfgang Keller,再度發表重要論文,對比中國和歐洲米糧市場的整合度:“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4 (Aug. 2006), pp. 1189-1216。[2]我的用意是要說明:一、李明珠和Carol Shiue這兩位女性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做出引人注目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成果。二、Shiue運用經濟與計量分析工具,把中國的數字與故事,轉化成非常高品質的成果,更是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應該學習效法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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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 Lillian Li, “Introduction: Food, Famine, and the Chinese Stat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4 (Aug. 1982), pp. 687-707; 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33: 3 (Jul. 1991), pp. 466-510; 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3 (Sep. 2000), pp. 665-699; Lillian Li and Alison Dray-Novey, “Guarding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 Market, and Poli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4, (Nov. 1999), pp. 992-1032.

[2] 再舉兩項他們的新近研究成果:Wolfgang Keller and Carol Shiue, “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run Compariso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 1 (Feb. 2007), pp. 107-123; Wolfgang Keller and Carol Shiue, “The Origin of Spat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0:1 (Sep. 2007) , pp. 304-332.

原文:http://blog.ylib.com/lai/Archives/2008/01/14/4729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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