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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3-30

汉学家眼里的底层人物: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成捷访谈

汉学家眼里的底层人物: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成捷访谈 - 海交史 - 1

苏成捷(上图)的著作多半以清代留下来的诉讼档案为基础,辅以地方志、民俗调查报告等多种文献,探讨小人物的社会地位和命运。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对我来说,文学作品毕竟是社会精英阶层写给精英阶层看的文字,离占社会更多数的普通平民的生活还很远,所以我宁愿从历史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来解读过去。文学更注重语言修辞和文本,历史则是努力通过证据来接近历史的真实。”

苏成捷(Matthew H.Sommer)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研究清代法制史和社会史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和研究没有沿袭传统史学对政治体制、制度和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关注,而是另辟蹊径,横跨法律、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转向社会史中鲜有关注的性别、性犯罪等问题。在史料的使用上,苏成捷也很有特点:他的著作多半以清代留下来的刑事和民事诉讼档案为轴,辅以地方志、民俗调查报告、传奇小说甚至是临床报告等多种文献,勾画出底层平民生活的众相,探讨大清律例、社会法律制度、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命运等问题。

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苏成捷研究的主角。他近十几年都致力于通过法律档案来考察清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底层平民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在即将付梓的关于清代卖妻与一妻多夫的专著中,苏成捷指出,中国古代除了人们熟知的一夫多妻制,在穷人中还存在一妻多夫现象,大多表现为卖妻、招夫养夫等形式。在另一部专著中,苏成捷探讨的是清代下层社会中存在的男男同性关系。作为传统中国儒家史学的禁区,这些研究尖锐地揭示出清代社会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更探查到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比如女性短缺、贫困和妇女歧视等。

苏成捷的著作《清代中国的性、法律、社会》(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汉译本),被美国学界视为“研究非西方社会法制史的经典著作,是了解亚洲性别和人权史的必读书”。这部著作不仅聚焦游离于家庭生活之外、找不到媳妇的城乡流民,讲述他们的需求和威胁,也从法制史的角度,分析了18世纪中国关于性犯罪的法律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应对社会和人口的巨变,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法律,处置强奸、通奸、卖淫等罪行,保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性道德和法律从松散走向严厉,上层社会不再有特权。这实际上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性规范,了解这段历史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这篇访谈源于作者与苏成捷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两次谈话,其间苏成捷谈到他的学术传承、治学路径,谈到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与中国史学界的联系,也谈到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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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北京施粥厂儿童食粥的情形。 (《旧中国掠影》/图)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领域是清代史,但关注的不是诸如重大事件、政治、军事、经济,或者思想史等方面,而是一些相对陌生的话题。能介绍一下您治学的学术传统和路径吗?

苏成捷:您刚才提到的都是中国清史研究的相对传统的议题,比如大家熟悉的清军入关、反清复明、太平天国等等。近年又有一个新清史派,也叫边疆史,专门使用非汉字文献资料——主要是满文,还有蒙文、藏文等——来研究汉族以外的传统和历史。其实这个“新”大多体现在使用的材料上,其方法和传统历史研究类似,都是从上层精英、从统治者、紫禁城的角度来研究战略、军事、边疆等问题。满文资料在清初很多,到后来也慢慢减少了,所以它研究的问题和时代都受到限制。

我的研究多半属于社会史的范畴,是非常古典和传统的社会、经济史。我的老师黄宗智(Philip Huang),还有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韩书瑞(Susan Naquin)等汉学家都是这一治学方向。我大概还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响,对革命的起源和农民起义的根源很感兴趣。这一思潮起源于越南战争期间,他们不认同美国政府的亚洲及东南亚政策,试图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角度,从对社会底层的考察来理解社会运动。另外,社会人类学中关于家族的研究,还有性别研究对我也很有启发。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Arthur Wolf是很好的同事。现代学术中跨学科研究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趋势,而对其他学科的了解和借鉴,的确能带来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相对于特权精英阶层,我更关心的是历史中的普通人和小人物,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想法,以及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力。在法律案件中能找到很多关于这些普通人的资料,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也是我多年来钟爱法律案件的一个原因。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清史?有特别的原因吗?

苏成捷:从很多方面来看清代都具有独特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和别的历史时期都不同。它塑造了近代中国,是近代中国的发端,不仅在版图上,而且在社会性质、制度、文化习俗等各方面都影响了中国的发展。

南方周末:那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您是否看到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联系?

苏成捷:是的,历史和现实有一种深层的连续性。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中国现在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也知道它和性别歧视有关,和溺婴、性别引产有关。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不光是男婴出生率高于女婴,在1至4岁的孩子中,这种差别更持续扩大。这意味着,还有更不为人注意的原因,导致中国男性多于女性,比如说对女孩的忽视:母乳喂养男孩的时间更长;食物紧缺时,总是男孩得到更多食物;孩子生病时,男童可能比女童得到更及时的治疗和护理,等等。人们更想不到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后来才出现的,它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虽然清代的统计数字没有现在这么完备,但有很多资料表明,在19世纪的中国,男女人口比例就非常不平衡。从婴儿到成人,男性人口都大大高于女性人口;在农村有大量娶不到媳妇的“光棍”。中国社会近百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歧视妇女、重男轻女等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城市情况完全不同——当今的中国和清朝相比进步并不太大。这说明什么?这可能意味着这不是一个能轻易解决的问题,它与文化、与传统家庭结构和婚姻结构都有直接关系。只要儿子还住在家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女儿嫁到别人家里,人们就会希望生儿子。在城市里这个问题没那么突出,多半是因为这种大家庭已经解体。

再举个例子。1991年我在四川档案馆手抄了几个月的档案。档案馆的大厅有布告栏,当时几乎所有的通缉和告示都是关于拐卖妇女的案件。看到这些,再去看嘉庆年间如出一辙的拐卖妇女案,难免觉得有些讽刺:妇女短缺、拐卖人口这些问题就像历史的顽疾,很难去除。

南方周末:对历史学家而言,尤其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是否会有一种社会责任感?

苏成捷:我觉得是这样。我研究历史,同时也关心当今中国的发展。不过你如果问我面对诸如妇女自杀、歧视女性、性别失衡等问题时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决策者至少应该了解历史,尽可能多地探寻一个问题的社会根源。理解历史对理解现实至关重要。中国不乏聪明、有责任感的决策者,但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已经有历史的参照,而对历史的深入了解一定会有助于决策。

我曾经接触过中国一些人口与健康方面的研究人员。中国妇女自杀率一直是个大问题:中国妇女人数约占全世界妇女人数的五分之一,但中国自杀妇女的人数却占世界自杀妇女人数的一半。中国是少数妇女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之一。为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来改善这个状况?这不是一个容易得到的答案。但其实这是中国由来已久的问题,通过考察中国近代历史,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拿法律体系来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关于法制改革的讨论。这其中死刑改革是一个沉重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实,清代在死刑制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比如,它有很完善的上诉、复审制度,每个重大案件都要经过从地方衙门到中央政府的多次审理和判决,当然最后还要由皇帝审查。在清代要判死刑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中国近现代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现在苏联解体了,大家更多转向欧美国家,希望能有所借鉴。在我看来,中国大可不必跟从西方,中国自己的法制传统中就有很多可供参考的地方。在18世纪,清朝在明律的基础上发展出非常完备的律令和法制体系,它对证据的重视和案件审理程序的严谨,在当时世界上都是非常先进的。事实上,从明代以来到清代、到民国时期,中国的法制体系和司法程序都很经典,它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社会形态发展而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制传统。

南方周末:您经常去中国旅行、学术交流吗?有些什么样的印象?

苏成捷:从1991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经常去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很熟悉,那里有巴县档案和河北顺天府的宝坻档案,是中国地方政权历史档案中保存较完整的档案,其中包括很多清代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法律档案,我也会去。

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大陆档案的使用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好消息是,作为“老外”,我们基本不用再付高出中国学者几倍的费用来查阅档案。也有困难。1990年代初,读者可以直接查阅档案原件,尽管开放给读者使用的只是所藏档案的一小部分。现在大部分档案馆不再开放原件,只是允许读者使用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复印或扫描的资料,而且在再复印方面也有严格规定。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档案馆的收藏,读者都难得一睹真容。原始档案的使用,对整个史学界都是一个问题。我自己经过数年,已经积累了足够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档案,但我经常鼓励学生做个有心人,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并且要学会使用各种不同的史料做研究。

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我曾专门开过一门课,教学生如何用法律档案做研究。现在他们很多已经在北美各大学的历史系担任教职,成为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生代。他们关注的层面从经济到社会不尽相同,研究的区域也从经济发达地区延伸到诸如甘肃、青海等边远地区。

南方周末:您对中国的史学界熟悉吗?他们的研究和海外汉学家有什么不同?

苏成捷:我经常到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做讲座或是参加会议,有不少中国史学界的朋友。中国现在的学者已经非常国际化,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的英语很好,通过访学和交流等方式与国外学界接触很多。在最近一次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上,他们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让我印象深刻。不过十年以前,我记得中国不少学者还很官僚,对西方的汉学研究套路大多不以为然。现在的学者很不一样了。他们对档案等原始资料越来越重视,在引用著作、论证时都非常严谨。中国学者还有很多让我们羡慕的地方,比如阅读文献的能力,还有在使用原始资料时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收获很多。我其实一直很向往一种状态——东西方的中国学界没有边界,所使用的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都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统一。

2014年9月我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明清法律和社会变迁”研讨会,感觉门户之界已经不那么明显。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地的学者,也有北美的学者,着重讨论了明清法律如何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又如何影响了社会变迁的进程。

南方周末:您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历史多年,觉得中国文化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苏成捷:除了美食之外,中国文学也和历史一样吸引我。《水浒》和《金瓶梅》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尤其是《金瓶梅》,它是一个社会新贵走向腐败、颓废、消亡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明朝整个社会分崩离析的寓言。阅读这部作品,总是不断地为其中包含的社会生活的广阔、丰富性和力量感到震惊。《红楼梦》对我就没有这种吸引力。不过,我的确做过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其在清朝本是列为“淫书”,后来因为鲁迅、胡适为其正名,才成为古典小说经典的这段历史。可能有些红迷都不太清楚这些历史。中国很多其他经典,例如《牡丹亭》、《西厢记》等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文学作为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课题。现在也有很多学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但对我来说,文学作品毕竟是社会精英阶层写给精英阶层看的文字,离占社会更多数的普通平民的生活还很远,所以我宁愿从历史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来解读过去。文学更注重语言修辞和文本,历史则是努力通过证据来接近历史的真实。

南方周末:有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作家或是历史人物?

苏成捷:蒲松龄是我喜爱的作家,袁枚的人品和文章也很让人敬佩。历史人物中,我很想看看乾隆时代的宫廷是什么样子;另外康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懂多种语言,非常国际化,一定有很特别的个性。

南方周末:最后,您对历史学习和研究有什么建议吗?

苏成捷:大家都知道学历史的准备期很长,出来工作前景也不乐观,在美国拿历史学博士的时间很长,没有对它的极度热忱和兴趣很难坚持下去。我想说的是一定要有真正、纯粹的兴趣才去学历史,才能深入到这一领域,才能体会到乐趣。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邱颀访谈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副馆长,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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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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