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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4-07

明代倭变端委考

  明代自洪武建国至崇祯亡国,二百七十六年之间,倭寇几乎与其相始终。而自明朝至今,记载研究倭寇的史籍也不下数十册。近人今人研究的论文资料更是数不胜数,譬如最近的一篇由讨论海盗王直而侧面阐述倭寇的就为新·战国联盟的千菊丸所著。

  起止时间:
关于倭寇的起止时间,大致来看主要各有以下几种说法。
开始时间,有元朝、明朝两种说法。黄遵宪认为在元朝成宗的时候,已经有海寇出现于中国、日本的沿海(注1)。蔡尔康、洪城与他的观点一致(注2)。殷都认为倭寇始于明初,千菊丸与他的观点一致(注3)。
结束时间,史籍记载不甚明确,也主要有两种观点。《明史纪事本末》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作为倭寇的终止时间,当时戚继光、俞大猷相继在福建广东剿平倭寇,“至是倭患始息。”(注4)蔡尔康、李光壁则认为是万历年间结束(注5)。
第一次明确提出倭寇起止时间的是陈懋恒,认为起自元初,止于万历年间。范文澜同陈懋恒的观点一致(注6)。

  中日关系历来比较友好。自元世祖忽必烈接受高丽人赵彝的进言,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两 次远征日本失败后,两国关系出现了阴影。当时日本形势为:镰仓幕府建立未久,各地分裂割据依旧,各家大名小名为了掠夺财富,开始时通过商人与南宋贸易,而 元军侵日失败后,部分武士与商人合伙,打着贸易的旗号,被甲携兵,活动于中国、朝鲜沿海一带,行抢掠之实。元朝对其严加防范,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日本船至四明求互市,船上兵器齐备,元人恐惧,之后设立都元帅府,专防海盗(注7)。《元史》记载,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倭人焚烧庆元; 至大二年(1309年),倭人以所带硫磺等焚毁明州都元帅府、录事司及官署,居民几尽。正是由于倭寇的侵扰,元朝于大德七年(1303年)重申了“禁商下 海”令,取消了市舶机构。其后至大元年(1308年)恢复,至大四年(1311年)再罢。相对的,日本政府也恐元军再来,终元之世,严加海防,不与元朝通 使往来。正是由于元日两国政府之间处于敌对状态,而彼此之间又需要对方的货物,自此以后,日本“商海舶往来,皆奸利小民”,漂泊海上,居无定所,遂流为海 盗(注8)。另外,日本内乱繁兴,武士流离失所者日多,多沦为海盗(注9)。而到明初,张士诚、方国珍被朱元璋消灭后,余众无家可归,多逃至海上,勾引倭 寇为乱。至明中叶以后,沿海人民有不堪压迫而起事者也有与倭寇相结的。当然,更有的是世家大姓与官吏、税监贪图厚利因而通倭,这一点千菊丸的文章里可以非 常明显的看出来。可见,说倭寇开始于元初,是可以定论的,只是说何时剧烈、何时稍敛而已。
倭寇的结束时间,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明朝万历年间,伴随着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江户幕府锁国令的实行,倭寇才算销声匿迹。

  倭寇产生原因以及经过:
倭寇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认为倭寇产生主要原因是由中国奸民造成,倭人只不过是受其隶属而已(注10)。其二认为是由海商领导的, 广大破产农民参加的反海禁斗争(注11)。而更多的人认为,倭寇的产生是由日本商人在封建主的支持下采用暴力盗掠行为进行贸易的结果。
王直淮在《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序言》(注12)中说:“日本的进步史学家,他们不但不掩饰当时日本朝贡船公然从事倭贼业务的勾当,且还进一步承认 那种海贼业务的后台老板,是诸侯、领主以及大寺院。”李光壁《明代御倭战争》中说:“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割据分裂的战国时代。……在封建兼并战争中,因失 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专靠抢劫和其他非法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就成为正式的‘浪人’。有的封建藩侯和寺社,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企图解决战争中所 造成的财政困难,就组织本境内的浪人和商人,支持并利用他们到中国大陆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和劫掠,这就形成了‘倭寇’。”黄遵宪《日本国志》:“今考日 本,是时瓜分豆剖,各君其国。诸国又互相攻击,日寻干戈。无赖奸民以尚武好斗之风,流为盗贼,杀掠为生。上虽严禁,令有不行,准之今日公法,实为海寇,无 与邻交。”
倭寇侵扰遍及中国朝鲜几东南亚,犹以中国为主要目标,而对中国的侵扰又以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四省为最,盖因这四省之地自东晋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 达的地区。正因为中国大陆之富庶,加之元明两朝采取实行海禁的方法对付倭寇,使正常的贸易活动无法进行,因而商人改为暴力的抢掠活动。又此时日本处于战国 时代,全国由二百多家大名小名割据,丰臣秀吉虽然号称统一全国,也只是暂时的武力压服,并未消除封建割据的局面,倭寇就是在日本国没有统一的政权,各大名 小名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产生的。假如没有日本封建主作后盾,倭寇的势力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猖獗的。

  元朝时,倭寇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元初忽必烈侵攻日本之后,到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在这期间,海禁和市 舶机构曾四禁四开(注13),说明元朝此时尚有能力保卫海防。此时的日本,镰仓幕府与天皇之间明争暗斗,无暇顾及外事。从元朝政府来看,正常的海外贸易也 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注14)第二个阶段:为泰定帝至元末。这一时期,元朝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统治势力大为削弱。而日本由于长期的战争,浪人、流民增 多,这一股势力与中国部分流民结合,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大为增加。元政府渐渐无法控制。
明朝是元朝倭寇侵扰的继续与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洪武年间(1368-1398)。1367年,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方国珍之 后,立刻集中主要兵力攻打元势力,此时无法兼顾倭寇问题,反而希望能与日本保持通商友好关系。因此,洪武元年、二年、三年、五年,先后派使臣去日本,表达 中国大陆新建政权的友好之意。但是由于日本此时正处于南北朝混战时期,北朝虽愿意与明交通,但是道路为南朝所阻,至此,外交途径已经无法解决倭寇问题。明 朝于此决定实行海禁政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南朝已经被北朝所并,南朝的许多武士沦为浪人,流落海上,其中许多与海盗商人相勾结,倭寇之 祸,至洪武末年益烈,但由于此时明朝国力强盛,防御有方,终洪武之世,海禁严格,海防晏然,倭寇并围酿成大祸。
第二阶段:建文至永乐年间(1399-1424)。由于明朝禁绝对日贸易,日本室町幕府以及各个封建主因缺少财物来源甚感不便。后小松天皇应永九年 (1401年),准三后源道义入贡,并上表文,这是日本自明朝建立以来向明朝递交的第一份正式表文。(注15)明成祖即位后,日本又派使者上书,成祖后派 左通政赵居任使日。朱棣除对日本使者赏赐物品之外,另与“本”字勘合一百道。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舟止二艘,不得携兵器,违者以寇论。并命令日本 政府禁止倭寇。自永乐三年到八年,室町幕府曾几次进贡方物和所掠海寇。(注16)而后,倭寇劫掠加剧,明朝政府曾向日本责问,日向、大隅、萨摩三州刺使岛 津腾存忠奉表谢罪,但并不承认有支持倭寇之事。永乐十七年(1419年),日本派人告绝于明。(注17)
是年倭寇进攻辽东,都督刘荣将之歼灭。
第三阶段:宣德元年至正德末年(1426-1521)。这一时期,明朝虽然和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倭寇却日趋剧烈。原因是双方勘合贸易虽已修订,但 是日本根本不遵守船数、人员、货物的规定,往往私物成十倍的增加,除了室町幕府的贸易船外,各个封建主和寺社的商船也大大增加。他们有的得不到勘合,就进 行走私贸易和抢劫活动。即使是室町幕府的勘合船来到明朝后,遇到机会也实行抢劫之实。并且利用合法的勘合贸易,遇到明军则称入贡,趁明朝海防无备,则四处 掠杀,抢夺财物而回。(注18)此外,此时的许多中国豪门巨室利欲熏心,有的勾结倭寇进行非法贸易,甚至引导倭寇进行抢掠。如果说进行贸易还有情可恕,则 甘为走狗罪无可恕。就日本来看,此时日本已经进入了战国时代(1477-1583)。这一时期诸侯割据,战乱不止,下克上盛行、庄园制崩溃、工商业兴起、 城市兴盛,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是日本历史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剧烈变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为了弥补战争财政的不足,需要更多的物资 和货币。由于勘合贸易在开始时由足利幕府独占,而且从明朝进货数量有限,因而日本各地物价奇贵。而为了分占勘合贸易的利益,足利氏不得不把若干勘合分给某 些大名和寺社,但这样也满足不了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他们便尽力支持商人们大批的以中国沿海为主要目标进行走私和掠夺。此外,不少大名和寺社还与某些 中国人相勾结,为他们提供根据地。(注19)这样倭寇更为激烈。
第四阶段:嘉靖时期(1522-1564)。这个阶段为倭寇侵扰中国大陆的高峰时期。千菊丸和LINZ的文章已经讲的非常详细了,在此不多叙述。

  要指出的是,在嘉靖之后,大规模的倭寇虽然终止,但是倭寇的活动并未完全消除。《日本国志》记载,阳成天皇庆长十五年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国“商人周性谒见家康,乞禁海寇。”后水尾天皇元和七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浙直总兵遣人(上齐下真,不 认识啊)书请禁海寇,将军却之。”这时的日本,已经建立了江户幕府,于1639年实行了锁国令。由于锁国令的实行,加上日本统一政权的强大,至此,各个大 名、寺社支持的倭寇才销声匿迹。而此时的明朝,也已经到了末期。

  对于倭寇的产生的本质原因,日本当时政府拒不承认,日后不少史书也讳莫如深。但日本也有历史学者认为倭寇扰乱中、朝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的大小封建主对其或公开或暗地的支持。(注20)
实际上,在当时的混战的政局上,浪人、商人固然可以自动成为海寇,但考察倭寇所驾驶的船只的规模之巨大,及其侵扰计划和组织的严密,特别是当他们受到明军 胁迫而退至某岛或日本某地,进行再组织和整顿与训练等情况时,不难看出大部分倭寇,且不管其中究竟日人多还是华人多,如果没有日本的封建藩侯或寺院作后 台,这一切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

  自元初至明末,倭寇产生的原因,既有元、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因素,又有流民、奸民、世家豪门、腐败官吏为了生活和利益与日人相勾结的情况,但是,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仍是日本当时封建割据势力对其的支持所至。

  倭寇的危害:
这个这个,倭寇侵扰长达三百余年,范围遍及朝鲜、中国、东南亚,在中国,除了沿海的海岸之外,有些地区甚至深入腹地之内,给元明两朝的军事经济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历来没有什么非议之处,就不详细列表了。
但是,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倭寇的侵扰,明朝东南沿海经济富庶的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农、工、商业的生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果说只是 因为倭寇的侵扰,使明朝财政濒于崩溃,则此论断未免夸大。但若说倭寇真正破坏严重的时期不过几十年,就其影响的区域也仅限于东南沿海等数省局部,并因此否 定倭寇的严重破坏作用,也一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最后,说一下明、日两国的勘合贸易。勘合贸易与其说是两国为了防止倭寇而进行的贸易手段,还不如说是明朝政府单方面为了 确保对外贸易的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勘合贸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防止倭寇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在事实上却太少了,实行勘合的结果,不但没有制止倭寇, 反而成了倭寇进行侵扰的手段和借口。

附:
关于倭寇的专著:
明代:
殷都《日本犯华考》。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采九德《倭变事略》。郑茂《靖海记略》。茅坤《记剿除徐海本末》。赵士祯《倭情屯田议》。郑晓《驭夷纪录》。卜大同《备倭记》。王士骐《驭倭录》。佚名《汪直传》。胡宗宪《海防图论》、《筹海图编》
清代:
谷应泰《倭寇始末》。金安清《东倭考》。玉垒山人《金山倭变小志》。胡嗣连《明末浙江兵本末》。朱书《皖砦纪事》。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蔡尔康《中东古金和战端委考》。黄遵宪《日本国志》。
近人: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李光壁《明代御倭战争》。

注释:
1。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五:“(日本)后三条帝乾元元年(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命大宰府筑石砦于博多海滨,造兵船,以严海防。……然于时禁不通商,海船往来,皆奸利小民。元亦悬禁,久之,遂流为海寇。”
2。蔡尔康《中东古今和战端委考》:“战祸之兴,肇于元代。”
洪城《戚继光的治军思想》:“倭寇为患,元朝就已开始。”
3。殷都《日本犯华考》:“洪武中,数为边患,沿海设备倭以待之。”
千菊丸《倭寇之王——王直》:“……在王直退避日本之前,明朝的官方文书还把他们称为海寇,倭寇一词并不多见。但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烈表山被破之后,倭寇一词就屡屡出现在朝廷的奏折中……”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5。蔡尔康《中东古今和战端委考》。
李光壁《明代御倭战争》页86。
6。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倭寇者,日本之海盗,……自元初日本北条氏执政时代迄明中叶丰臣氏当国时代,寇掠三百余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7。《元史》卷十七,页12。
8。殷都《日本犯华考》。
9。冈故繁实《日本全史》卷五七:“后花园天皇永享十二年(1443年),大内持世与少贰嘉赖等,连年构兵,不克,欲请幕府招降之;会朝鲜使诉:我国士兵趁乱侵略其国。”
10。郑晓《皇明四夷考》:“因禁绝海市,遂使势家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又藉官府以欺海贼,并其货价乾没之,以至于乱。”又:“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真十之一二。”
郎瑛《七修类稿》:“汪直私通番舶,往来宁波有日矣。自朱纨严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关索负,突入定海抢掠。”
《明史纪事本末》:“沿海诸奸民乘势流劫,真倭不过十之二三。”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由肖显、王直、徐海等,诱其趄贩无赖,假幡帜以驰内地耳。”又:“自 嘉靖元年罢市舶,凡番货至,辄赊与奸商。久之奸商欺冒,不肯偿。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不得。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于是王五峰、徐必溪、毛海峰之 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
金安清《东倭考》:“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又:“大奸如王直、徐海、陈东、叶麻辈,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
11。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明朝封建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所引起的。”
12。本丛书后该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印行。
13。忽必烈末年曾一度“禁商泛海”,成宗时取消,不久又禁,同时取消市舶机构,武宗又恢复,后又罢之,仁宗复立。见之于《元史》各《本纪》。
14。《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贸易为“军国之所资。”
15。殷都《日本犯华考》。
16。LINZ《倭寇》:“尽管倭寇武装大股集团教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将军以及各大武士、大名守护为保证对明贸易渠道的畅通,对倭寇的劫掠行动有所 约束。例如义满将军曾捕获对马倭寇头目二十余人,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献于明成祖。成祖令其自裁,使臣不愿再带回国,遂于宁波杀之。(注3:《明 史》)”
17。《明史》卷三二二。
18。《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正统四年(1439年)“(倭)大举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驱逐少壮,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 笑乐;捕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为胜负饮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积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陨涕。”
19。本来想用“中国奸民”,但是看了千菊丸和LINZ的东西,觉得不能一概以奸民论之,所以以“某些中国人”代之。
20。早川二郎《日本历代读本》:“……如象天龙寺船一类的贸易船,虽为大寺院所有,而萨摩岛津船、丰后大有船、周防大内船之类,则系为诸侯所预备。这些 诸侯与大寺院,一面为封建领主,而其反面则又做贸易业的活动。不待说,其‘反面’活动,比其作为诸侯的那一面来,在量上颇小,从而并不致因此失却其诸侯的 本质。但濑户内海、九州沿岸的‘海贼’,支配着一岛一郡,当作一个小领主而存在,外出则为倭寇,从事海贼业与贸易……商人资本时代的海贼业,不过是贸易业 的反面。”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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