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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4-09

蔡美彪访谈录(1):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谈马列主义”的一段公案

蔡美彪访谈录(1):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谈马列主义”的一段公案 - 海交史 - 1

《中国历史评论》编委会主任为张海鹏先生,主编为王育济先生。2013年12月创办,每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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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08年11月2日上午10点到12点

采访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旁一写字楼

被采访人:蔡美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评论》第六期,作者:王维江、【德】傅敏怡)

问:您对陈寅恪先生很了解,能给我们先谈谈他为什么不愿意北上吗?

蔡:我跟他认识是在1947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很客气,走的时候还送我到门口。我没在清华念过,我是北大的研究生。1948年,傅斯年让陈寅恪去上海,到南京,然后到广州,最后目的地是台湾,他留在广州,发脾气,说:“把我当什么了,想把我弄到台湾。”广州还有陈序经,他是我在南开时候的老师。陈序经、陈寅恪都留在广州,不肯去台湾。陈寅恪、陈序经在解放前的学术威望很高,在政权交替之际,他们留下来不走,很满意学校的教书环境。

原来中国科学院只有一个历史研究所,就是近代史研究所,由范文澜担任所长,我就在那儿工作。1954年决定扩大,成立三个研究所,历史第一所研究先秦历史,由郭沫若院长兼任所长,近代史所改为第三所,第二所研究秦汉以后明清以前的历史,中央议定请陈寅恪当所长。他在广州,怎么去呢?这事交给范文澜办,他是中央历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也是科学院党组的成员。筹备一所、二所都由郭沫若和范文澜经办,当时不能自己去,郭沫若就打算写一封信,派个人去请,考虑派谁呢?这就想到了北京大学的副教授汪籛,因为他是陈寅恪的研究生,解放后刚刚入党,他是党员、又是陈先生的学生,由他去讲党的政策比较方便。去之前,郭沫若给范老打来电话,问:“陈寅恪的号是什么?我给他写信,不能直呼其名。”范老当时问我,我说:“不知道他的号,过去大家都叫他寅恪(Que)先生。”郭沫若在电话里说:“那我就写恪公吧。”汪籛拿着信,就去广州找陈寅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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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籛,1966年春,摄于北京家中,数月之后“文革”开始。遭到批判和大字报攻击,1966年6月10日在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时年50岁。汪是北京大学在”文革”开始后第一个由于受到攻击而自杀身亡的人。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搜集了很多材料,但有些材料可能不完全可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材料。书里汪籛自己的记录,基本合乎事实,但是本人记录有他的局限,有些事没有全记下来。据后来知道的情况,汪籛见到陈寅恪,第一天谈得还比较好,后来陈寅恪就问他:“你们请我当所长,对我的著作有什么看法?”我跟汪籛很熟,他比我早几年毕业,我当北大助教的时候,他是讲师。他那时刚入党,非常“左”,非常激进,最近刚去世的王永兴也是陈寅恪的弟子,北大教授,跟汪籛同班,王永兴讲话就像女同志,慢极了,声音很细。汪籛则锋芒毕露,刚入党,很自负,所以就对陈先生著作评论起来。这是不应该的,叫你去请陈先生,本来范老交待的,要讲党的政策,要讲党尊重知识分子。而汪籛刚刚参加过北大的思想改造,就从“左”的方面理解,跟陈寅恪讲,我们主张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您研究唐代关陇集团,应该做阶级分析等等。(笑)这下把陈先生讲火了,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我当所长?!汪籛自知失言,害怕了。

问:汪籛先生怎么补救的呢?

蔡:陈先生不再见他,他就在广州到处活动,找跟陈先生认识的人疏通,包括陈师母。她跟陈先生说,您不见他不行,他是中央派来的,总得给个回话。这么一劝,陈先生才在汪籛临走前做了一次谈话,《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收了这一段,基本合乎史实。这一次谈话,陈先生比较心平气和,虽然还有气,但冷静一点了,不那么火了,据书中汪籛记录,他主要讲了两层意思:“我不反对现政权,我拥护现政权,我在德国学过马克思主义,我也知道马克思主义,我一向主张研究不要介入政治,如果叫我当所长,一个研究所,不能只讲马克思主义,不能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尊,应该有开放的自由。”后来一传,这话就传成了“第一不准讲政治,第二不准讲马克思”,这就有出入了。

陈寅恪穿长衫,有过去士大夫的派头,很平易近人。请他当所长,不想当就会婉言谢绝,不可能提出条件——不谈政治,不谈马克思主义,这不大合乎情理。他不是政治家。我们接触过陈寅恪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时说话很谦和,用他在学生面前发火说的话,说成好像国民党的外交官谈判,这不对。最后他还是婉言谢绝,只是话里有不愿介入政治、不愿只讲马克思主义。后来传闻失实,越传越厉害。这个事大概没人知道,只有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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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陈寅恪先生与夫人唐筼在中山大学校园内散步。

问:陈先生是否跟别人谈起过这件事?

蔡:陈寅恪晚年有两个知心朋友,一是吴宓,一是向达。向先生在一次会议吃饭的时候对我说:“汪籛把事情办砸了。我接到陈先生的信,说是‘年逾花甲,乃遭逄蒙之射’。”年过六十,被学生射了一箭。陈寅恪用这个比喻,说明他确实很不满,汪籛对他的自尊心伤害得太厉害了。向达是北大教授,跟汪籛很熟。汪籛回京后,向范老汇报,基本属实,但对自己的责任有些遮掩。范老同大家研究此事,派一个研究生持函去请陈先生就欠妥,应该“三顾茅庐”才合适。陈寅恪不来,就去请陈垣,陈垣跟范文澜过去是辅仁大学同事,范文澜在辅仁教过书,范文澜亲自到兴化寺街陈垣家里去请,他代表科学院来请,陈垣欣然接受。说陈垣是陈寅恪推荐的,我没这个印象,也许他跟汪籛说过。现在看来,陈寅恪的话有点过激,但并没有大错,因为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口号本身就不妥。后来胡乔木当社科院院长,就不再提这条,说应该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也还是提“二为”方向。政治是不断变化的,陈寅恪不赞成这条,也很正常。至于说到不要只讲马克思主义,谁都知道,当时中央决定请陈寅恪当所长,绝不是请他来讲马克思主义。请他来就是为了团结各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所以严格说起来,他这两条跟中央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除了筹办历史所,另外就是筹办《历史研究》刊物,要请陈寅恪先生当编委,这次就不再派研究生了,而是通过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冯乃超去请。他向陈寅恪解释,党很尊重党外人士,研究所的方针也是百家争鸣,提倡讲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都必须讲马克思主义。陈寅恪跟冯乃超关系很好,他的夫人后来一直提起“冯校长”。当然,冯乃超很会做工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很会做统战工作。所以陈寅恪接受了做编委的邀请,他一次拿出两篇文章,一篇是《论韩愈》、一篇是《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先登了《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第二期登了第二篇,两篇文章照登,一字不改,他很满意。这证明汪籛造成的误会得以消除,疙瘩解开了。中央进一步提出,请他当政协委员、常委,他也接受了。政协常委的政治性比历史所所长要强,因为是政权机关。后来中央文史馆请他当副馆长,他也接受了,但是他一直没到北京来,没正式就任。陈寅恪那时已经失明。他有个助手黄萱,我很佩服她。黄萱家很有钱,她全力帮助陈寅恪写书,把自己的钱都捐出来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开陈寅恪纪念会的时候,黄萱跟我长谈陈寅恪晚年的情况,说陈先生晚年很怀念北京,特别怀念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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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陈丹青笔下的“清华四大导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左起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问:这就是说,陈先生未接受历史二所所长没有特别而复杂的原因?

蔡:他拒绝任所长这件事情,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学者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不只陈寅恪一人,范文澜也是一个。那时院长是郭沫若,范文澜谢辞了副院长。他说:“我长期在延安,现在希望专心写书,不愿多管行政的事。”当时很多科学家都是这个心理,所以陈寅恪不做所长是很自然的,不做所长、不做院长校长的人很多,不只他一个。当时这个事情没有引起太多议论,近年来忽然成了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左”派大字报上的攻击,不当所长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海外“右”的观点,以余英时为代表,说陈先生反对共产党。这都不符合事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具体的背景、环境。陈寅恪在政治上是超脱的,他是学者、士大夫,超脱于政治之外。实际上陈寅恪的政治观点还是接近清朝士大夫的观点。陈先生不当所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很满意广东的环境,住得很好,不必北上了。

问: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陈先生是统战的对象,所谓特事特办?

蔡: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资治通鉴》标点的情况,当时请顾颉刚来北京,毛泽东叫范文澜转告顾颉刚,完全可以按他的观点讲历史。当时中央的方针,对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绝不是要求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

问:在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和专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偏差呢?

蔡:历史情况往往很复杂,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加以判断。有时候时间隔得太远,不理解当时的情况,光从字面上做简单推理,比如中山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红卫兵讲的,怎么能够拿来作为依据?台湾那边一些人没见过陈寅恪,他们的推测更不能作为依据。陈寅恪有时写诗发牢骚,那时候不只陈寅恪,很多共产党员老干部也都有牢骚,因为搞得太“左”了,很多人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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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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