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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0-03

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总序及各卷绪论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网站、“民间历史文献资讯网”公众号(crlhdxmu)相继刊发了杨国桢教授主编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的总序和各卷绪论。本刊网站经作者授权,转发如下,以飨读者。

第一卷《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为杨国桢教授撰写的研究集成式的著作,其主体是2010~2015年间杨国桢教授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对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部分为调研报告或相关论文、演讲、发言和访谈。其余九卷皆为专题性研究,以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后经不断修改、补充,方呈现貌。各卷如下:

第一卷  杨国桢著 《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

第二卷  周志明著 《16-18世纪的中国历史海图》

第三卷  余  丰著 《厦门湾的崛起》

第四卷  王  昌著 《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

第五卷  涂  丹著 《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

第六卷  史  伟著 《清代郊商与海洋文化》

第七卷  李  冰著 《明清海洋灾害与社会应对》

第八卷  张雅娟著 《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与水师》

第九卷  陈  思著 《台湾传统海洋文化与大陆》

第十卷  王  潞著 《清前期的岛民管理》

杨国桢《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总序

自从1996年启动《海洋与中国丛书》编撰计划,到2016年《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出版,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和他的海洋史研究团队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整整经历了三十年,共出版了三十本书,共计983万字。“展开海洋视野,敞舒海洋胸怀,挖掘海洋信息,探讨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这是《海洋与中国丛书》封底打出的旗号。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为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梗概,将这套书的总序发表于下,以嚮读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洋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海洋权益的凸显,海洋意识的提升,中国海洋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体现。西方推动的现代化依赖海洋而兴起,海洋文明成了现代文明的象征,随着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西方大国不断对海外武力征服、殖民扩张,海洋文明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工业文明的历史符号。20世纪,海洋文明又进一步被发达海洋国家意识形态化,他们夸大“海洋——陆地”二元对立,宣扬海洋代表西方、现代、民主、开放,而大陆代表东方、传统、专制、保守。在这种语境下,海洋文明的多样性模式被否定,中国的、非西方的海洋文明史被遗忘,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相信:中国只有黄色文明(农业文明),没有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直到今天,还严重制约我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模式。文明模式的类型,一般可以按生产方式,或按经济生活方式,或按精神形态或心理因素,或按社会形态来划分。我们按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三种基本类型。现代研究成果证明,海洋文明不是西方独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海洋文明在近现代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并不等同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也不是天生就是先进文明,有自身的文化变迁历程。濒海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文明表现形式不同,都有存在的价值。海洋文明是人类海洋物质与精神实践活动历史发展的成果,又是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树立这样的海洋文明观念,是理解、复原人类海洋文明史,提出中国特色海洋叙事的基础。

不以西方的论述为标准,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明史。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中。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性格。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弘扬海洋文明,不是诋毁大陆文明,鼓吹全盘西化,而是发掘自己的海洋文明资源和传统,吸收其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为推动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内在的文化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提出的历史研究大题目。只要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尚未完成,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就一直在路上,不能停止。

中国海洋文明博大精深,留存下来的海洋文献估计有近亿字,缺乏全面的搜集和整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海洋史学,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海洋文明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还在起步,缺乏深厚的文化累积,中国的海洋叙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矛盾、错乱。在这种状况下,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任重道远,不能松懈。面对这个现实,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呼吁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编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做了奠基的工作,但距离研究的目标还相当遥远。

2010年1月,在我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开题报告期间,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和评审专家希望我做长远设计、宏大设计,出一个精华本,一个多卷本,一个普及本。于是我设想五年内主编一本40万字的精华本,即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一个多卷本,即《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250万字,已经申请获批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列入创办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的规划,得到厦门大学校长基金的资助;一本20万字的普及本,后来取名为《中国海洋空间简史》,将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精华本由该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编写,他们都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多卷本和普及本则由年轻博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写。目前这项工作进入尾声,三个本子都有了初稿,虽说修改定稿的任务还很繁重,总算看到胜利的曙光。

最先定稿的是这套10卷本。策划之初,考虑到编写中国海洋通史的条件尚未成熟,如果执意为之,最多是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具学术创新的意义,故决定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在《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基础上,扩大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中国海洋文明的议题广泛,涉及众多领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的团队实际上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进有出,人力有限,一次5年10册的规模便达到了极限。因此,研究必须细水长流,以后有机会还会延续下去。

由于专题研究需要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资料,投入与产出性价比低,许多人望而却步。而在那些善用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追求“短平快、高大全”扬名立万的大咖眼里,这只是个“小儿科”,摆不上台面。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有志者付出更大的努力。所幸入选的9位博士年富力强,所领的专题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驾轻就熟,且先后所花时间长则8年,最短也有4年,尽心尽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断充实、修改,终于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至于各个专题是否都能体现学术研究“小题大作”的精神,达到这样的高度,有待读者的评判。

杨国桢

2015年9月23日于厦门市会展南二里52号9楼寓所

1杨国桢/《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前言

本卷是一本研究集成式的书,其主体是2010~2015年间我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对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部分是在此期间所写的调研报告,此时或稍早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演讲、发言和访谈。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篇“海洋文明论”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试图从对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兴起的梳理,了解不同学科使用的概念分析的工具,在进入海洋领域后是如何调适的,为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立足历史学科,又有序地与相关学科领域实现对接、融合、互鉴,提供合适的概念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第二篇“历史的海洋中国”属于海洋史研究,切入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补充论证,既有全景式的综述,并第一次提出以海洋为本位划分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又有具体个案的探讨,选取几个历史节点的典型事例,分析历史上中国的历史选择。这项研究博大精深,永远在路上,这里所做的仍是学术积累的工作,希望能为后来者前行铺路。第三篇“现代新型海洋观”属于当代研究,试图运用多学科“科际整合”的方法,从全球海洋的高度,观察海洋文明在现代的转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发展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把握长期趋势,表达新海洋观的理论建构。

作为中国海洋人文的追梦者,在苦苦寻觅多年后,在世纪之交的时间节点上与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机会相遇,是我的幸运。我敢为人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海洋强国疾呼,先后提出“海洋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若干建议的提案”(1998年九届一次会议第1034号提案)、“关于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提案”(2001年九届四次会议第2220号提案)、“关于尽快整合海洋管理资源统一海洋执法机制的提案”(2007年十届五次会议第0769号提案)、“关于提升政府处理海洋事务职能的提案”(2007年十届五次会议第2244号提案),以及“全面关注中国的海洋权利和利益”(2004年十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第53号)、“为早日制定中国海洋基本法建言”(2007年十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第620号)等,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进入国家立法的议事日程。如何把中国人在伟大海洋实践中的文明创造提升到理论高度,是海洋文明应用研究的任务。海洋文明研究涉及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具有长时段观察手段、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优势,在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中可以起到引领的作用。

领导的重视,“学术朋友圈”师友们的鼓励,是我学术追求和学术担当的巨大动力。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指点、支持和帮助,弥补我海洋人文知识结构的短板,激发我打通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连接的企图心,要完成它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无法忘怀2010~2011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中国新海洋时代到来前的关键时刻,在南方小岛上的厦门大学为潮流涌动呐喊,掀起一股筹办南方海洋研究中心的热潮。2010年1月16日,时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的朱之文同志和校长助理、校发展规划办主任叶世满同志来到我家,垂询学校在海洋问题上应如何有所作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我提出的整合厦门大学文科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的学术力量,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设想表示赞赏,并邀我参加学校南方海洋中心筹备领导小组,共襄盛举。在21日举行的筹备组会议上,他提出视野要宽,站位要高,以服务国家需求、国家战略为目标,把海洋发展理论、海洋权益、海洋法律、海洋历史文化(包括南洋问题、台湾问题等)、海洋综合管理、海洋人才培养等人文领域纳入海洋大平台的规划中。他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气魄使我深受鼓舞,会后我在人文学院周宁院长、贺昌盛教授的协助下,三天内赶出一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暂名)的论证报告。6月8日,朱之文书记、叶世满校长助理又到我家,嘱咐我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建设规划。7月3日在海洋中心筹备组会议上,朱之文书记表示海洋人文社科研究投入少,行动快,可先启动,经费可先支持。我随后向各地朋友请教,提出建立“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的请示报告。在他的持续关注下,研究中心于2011年1月获准成立,开始筹办“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高端论坛”。我把这一信息用电子邮件向海内外朋友们报告,获得广泛的回响,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局纪委书记周茂平,福建省委原书记陈明义、省委秘书长叶双瑜、副省长倪岳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陈高华、张海鹏、刘庆柱、陈祖武,荣誉学部委员刘楠来、张椿年、郭松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李红岩,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清华大学教授刘北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王思治、厐中英,首都师大教授郝春文,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冯尔康,天津师大教授侯建新,武汉大学教授朱雷、胡德坤,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葛剑雄,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刘志伟、吴义雄,南京大学教授范金民,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扬州大学教授周兴国,山东大学教授陈尚胜,河北师大教授王宏斌,安徽师大教授王世华,南昌大学教授陈东有,江西师大教授方志远,福建师大教授谢必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庆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科大卫,香港校友陈佳荣,台湾中硏院海洋史中心研究员陈国栋、台南成功大学教授郑永常,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宋怡明,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滨下武志、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森正夫,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刘宏,韩国海洋大学校国际海洋问题研究所所长郑文洙,旅美台湾学者汤锦台,不吝来信来电回复赐教,指出“只要有海洋经济的存在,就一定有海洋文明的出现”,“泱泱大国,海域辽阔,决不可没有对于中国海洋史的研究;而作为研究历史的学人,亦不可听任一些对历史研究毫无素养的人每发奇谈之论”,期待有所作为,并以搭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构想“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大手笔、大部署,非翻海才、射雕手不能为”,“今以大有为之年,复与同道恢弘志业、更创新基,令人良多感佩”等语相激励,令我万分感激。这一年,我还承接了台盟福建省委会委托项目《深化海洋文化交流,加强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信息中心委托项目《包容性发展与现代海洋发展观研究》,撰写调研报告。朱之文书记于是年8月调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朱崇实校长继续予以支持,并在2011年11月11日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了“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高端论坛”。邀请到的大家名宿,都是一时不二之选。我把论坛中的大家宏论编为本书的附录,意在传播那个年头我们这一群人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曾经共同努力过,呐喊过,让历史不要忘记这段“老骥伏枥”的中国故事。

人文学科成果的质量依赖学者长期的学术积累、文化自觉和个人体悟。周宁先生说过“一等学问出概念,二等学问出结论,三等学问出史料”的话,值得我们深思自省。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且随着时局变迁而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有其局限性,反映那个年代的水平,打下那个年代的烙印。不改初衷的是,我们将继续努力,从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整体和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需求出发,思考继承弘扬中国海洋文化优良传统,提升国家海洋软实力的方向与方法,为建设现代海洋文明服务。

在本书交稿之际,我还要感谢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叶世满、詹心丽、社科处和人文学院以及各地师友的关心支持,还要感谢时刻在身边支持我的伴侣翁丽芳,她的聪慧她的睿智,她的坚定她的牵挂,给我奋进的力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一定会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用心呵护你、陪伴你、照顾你。本书初稿完成后,几经删削,博士生王鹏举、刘璐璐、王小东、陈辰立协助我做了修订校对工作,选修“海洋史学术前沿追踪”学位课程的2014年级人文学院、南海研究院的博士生,也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杨国桢

2015年中秋

2、周志明/《16-18世紀的中国历史海图

内容简介:

16-18世纪的中国历史海图蕴藏着大量的海洋文明信息,它可以告诉我们帆船航海时代船舶如何判定航行方向、如何确定航行位置、如何计算航行里程、如何预测并规避飓风;它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某一历史时期主要航海贸易港口和往来航线变迁等航海文明信息,以及朝廷沿海防御哨所布置及其防御战略信息,等等。

本书在搜集16-18世纪中国历史海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帆船航海时代的航路定向、航线计程、船舶定位、占风避风等航行技术信息,并从航海图中各条航线出现、变化和消失中反向推断海洋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变迁,从海防图和海疆图的标注信息中推断官方开发、利用和管控海洋空间的变迁,并就海洋空间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周志明,男,福建宁德人,2010年获得厦门大学海洋史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发表过《中国古代“行船更数”考》、《〈顺风相送〉与猫里雾考》等文章10余篇,作为第二作者的《中国古代的海界与海洋历史权利》一文于2010年被《新华文摘》转载。

目录

第一章 绪言……1

第二章16—18世纪中国历史海图典藏管窥……15
第一节16—18世纪中国历史海图定义……15
第二节16—18世纪中国的航海图……24
第三节16—18世纪中国的海防图……59
第四节16—18世纪中国的海疆图……81

第三章 历史海图中的航海文明信息……103
第一节 航海定向……103
第二节 航海定位……117
第三节 航海计程……126
第四节 避风补给……138
第五节 祭祀海神……150

第四章 历史地图中的海洋贸易信息……163
第一节 海道针经与航海图……164
第二节《顺风相送》与16世纪航海贸易……177
第三节《指南正法》与17世纪航海贸易……195

第五章 历史海图中的海洋开发管理信息……225
第一节 海运图与航路利用……225
第二节 海防图与海域控制……255

第六章 历史海图与海洋生存发展空间……276

参考文献……286

3、余/厦门湾的崛起》绪论

研究缘起

从地球上看,厦门湾不过是我们所居住的蓝色星球上的一个小点,是东亚大陆肚腹上的一个脐扣。这个离北回归线稍稍偏北的海湾,直面台湾海峡与澎湖列岛,几乎位于中国南北海域的中间位置。这里也是每年的东北季风、西南季风以及热带气旋的交汇地。

说到厦门湾,不得不提及的是厦门作为岛屿、城市、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厦门原是福建东南沿海一个普通但却特别的小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入海口,背靠漳州、泉州平原。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厦门成为令全国以至世界瞩目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对于厦门及其周边地带所构成的厦门湾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如何对这一以厦门为中心的地区进行研究并有利于决策参考,也一直是本地政府关注的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建省政府就作出“大念山海经”的战略决策;进入九十年代,福建省又作出“全面开发海上田园,加快水产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1995年福建省提出了建设“海洋大省”的战略构想,力图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厦门由此被摆在龙头的位置,进入快速发展期。

2000年11月,国务院批准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厦门作为东南沿海重要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的性质定位,要求加快建设厦门枢纽港,完善九龙江口港口体系,构筑以厦门港为始发点向大陆、海洋和全球全方位辐射的立体交通网络。

2001年2月,厦门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推动厦门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的转变,逐步实现由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的建设思路。在“十五”期间构建“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海湾型城市框架;大力发展航运业,从而确立厦门港作为沿海集装箱运输主枢纽港的地位。可以说“海湾型城市”概念的提出,是对原有“海岛型城市”模式的突破,成为厦门迈进世界海洋城市行列的一个过渡阶段。2002年2 月,厦门市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在当年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同时积极开辟新的国际航线和内航支线,大力发展中转业务,形成有较强集聚效应的物流平台,加快构建厦门区域舶航运中心。

2004年,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竞争的大格局,以及福建省政府的战略构想,厦门市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简称“海西”)的目标,这正是省政府战略发展思路的继续和延伸。按照福建省政府的战略意图,是要在海峡西岸形成了一个东临台湾,西接赣湘,北承长江三角洲、南连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经济带,即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口都市带,以厦门、泉州为中心的闽南金三角城市带。这两个城市带不仅可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板块实现“对接”,同时还可向省内腹地和周边地区延伸。其中,位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厦门,可谓中国大陆沿海城市群与台湾海峡两岸城市群的过渡节点和桥头堡。作为海湾型城市的厦门,可以充分发挥特区辐射作用,带动影响近及金门、漳州、泉州、三明、龙岩等地,亦可依托腹地交通进一步辐射闽北、赣东南、湘南、粤东南等地区,成为带动东南沿海发展的龙头城市。

至2006年1月1日起,漳州的招银、后石、石码三个港区与厦门港已有东渡、海沧、嵩屿、刘五店以及其它几个客运港区合并,统一称为厦门港。而厦门市港务管理局则更名为厦门港口管理局,作为全厦门湾港口、航道以及水路运输实施行政管理的交通主管部门。2007年3月9日,“福建厦漳大桥有限公司”在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举行创立大会,它标志着工程投资估算总金额为30亿元的厦漳跨海大桥建设开始实质性运作。厦漳跨海大桥是福建实施“海西”战略的重要项目,北连厦门海沧投资区,南接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其建成,将打破九龙江的阻隔,极大地改善厦漳两地的交通条件,有利于整合厦门湾港口资源,推进厦漳城市带一体化建设,加快厦门湾经济产业集群的建设发展。
2010年4月26日,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建成通车。这条全长8.695公里的隧道,从厦门岛到达对岸翔安区的大陆端,比原来整整节省了82分钟。此隧道成为厦门岛第五条出入岛外的交通要道,兼具公路和城市道路双重功能,它的建成通车使厦门出入岛形成了陆、海、空全天候立体交通格局。同一天,时速250公里的福(州)厦(门)铁路也正式开通运营。两地铁路运行时间从原来中转绕行所需的11个小时缩短到1.5个小时。这是继温(州)福(州)铁路后福建开通的第二条高速铁路。北起福州,经福清、莆田、泉州、晋江,南达厦门。福厦高铁(也就是俗称的“动车”)的贯通,拉近了厦门、漳州与泉州城市间的距离,使厦、漳、泉三地同城化有了实质性进展。

2011年7月29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在厦门举行。会议提出了涉及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市场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等5个方面共18个同城化重大项目。2012年10月10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二次党政联席会在漳州召开,审议并原则通过各有关事项。在首批18个同城化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又筛选确定了第二批39个同城化项目,其中基础设施项目14个、公共服务项目16个、产业项目9个。与第一批项目相比,合作项目更多、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只可惜,其后几年,三城因诉求不同造成同城化的进展举步维艰。不过就三地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融合的大趋势是阻挡不了的。

以上是各级地方政府从决策的角度来对厦门湾的发展所作的最新定位。从地方政府的对厦门的城市发展设计来看,我们看到厦门区划的不断变迁及扩展,即由岛中部分地区扩展至全岛,更扩至岛外;自2000年以来,更进一步向整个海湾进行城市带整合的大辐射大拓展过程。

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对于整个厦门湾的思考并非空穴来风,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去考察,就能明白其最初肇始。从明代以来厦门及其周边地带成长、发展的历程来看,厦门的发展过程也是与整个海湾的发展相辅相成的。环厦门的周边地区,内联漳泉,外通四海,自古以来就“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成为著名的海上贸易聚集区,其中有以海外私人贸易闻名的月港,有历史悠久的同安,还有同样积淀深厚的南安和晋江,它们与厦门的发展一起起伏跌宕,见证了厦门的古今历史。厦、漳、泉三地,包括今日台湾当局管辖的金门县,原本就是一相互紧密关联的生命共同体。
以金门为例,其行政归属就曾在泉邑、同邑以及厦门之间来回数次。早在晋代金门已有人烟,史载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闽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以滋养马匹地五处,金门即为其一。王审知在闽时编为泉州属邑,“凡山川海岛不科征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岛居者始输纳户钞。至熙丰年间,始立都图,为四都,统九图,属同安县绥德乡翔风里。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知泉州府,巡海滨、屯要害,尝经略料罗战船。咸淳间,复税弓丈量田亩,给养马。元大德元年(1297年),始建场征盐。元至正六年,置管勾司,后改为司令司。明洪武元年,改为踏石司,旋改为盐课司。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门守御千户所,以及峰上、官澚、田埔、陈坑四巡检司。清顺治三年(1646年),为郑成功所据。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郑经所据。

在职官设置上,明洪武间置烈屿巡检,康熙十九年,改驻同安石浔;官澳巡检则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移驻踏石,乾隆十三年(1748年)移马家巷。康熙十九年(1680年)置仅次于提督的金门镇总兵官,雍正元年(1723年) 置浯洲盐场大使,又置烈屿盐场大使,嘉庆七年(1802年),并入浯洲场。雍正十二年(1734年),移同安县丞驻金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移至灌口,又以晋江县安海通判移驻金门;到四十五年又复置县丞;至乾隆四十年,又移通判至马家巷(马巷),金门田赋归马巷分征。同治七年(1868年),裁金门镇,改置协镇副将以及中军都司。民国三年(1914年),撤废清制,析厦门为思明县,隶金门于思明,裁撤并废县丞,改设分治员。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奉准按金门岛原有区域置县,归厦门道管辖,为二等要缺。

再如历史上的台厦兵备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又设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简称“台厦道”,兼理学政。由于台湾后来发生“朱一贵事件”,所以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圣祖决定将台厦道的兵备衔去掉,同时将原来隶属于台湾厦门道的绿营兵力分散到南、北两路防守,并将战船拨归台湾镇总兵管理,故其正式称谓改为“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台厦道所属范围,为清朝特殊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域地位介于省与府之间,台厦道隶属福建管辖,地位略低于省的级别,但高于府(如泉州府或漳州府)的建制。至雍正五年(1727年),经福建总督高其倬奏请改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为福建分巡台湾道,将福建兴泉道加上巡海道衔并移驻厦门,同时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澎湖,裁澎湖巡检一员。至此,结束了台厦同属一个行政区长达四十余年的历史。从此,道署衙门从厦门移至台南,台湾与厦门地区分而治之。

再来看几个厦门湾内民间互动维系的例子。

时至今日,位于晋江安海镇和泉州市南安水头镇之间的安平桥上仍有一方特殊的石刻,上书“浯洲屿颜达为考妣施此一间”,据《浯江颜氏族谱》考证,颜达为浯洲颜氏三世祖九郎公,是金门颜氏开基祖颜必和的孙子,其父颜五郎为柳州同知。浯江颜氏二十二世孙振凤曾记载:“九郎公讳达,五郎公次子也,住下厝,葬坑东,婆葬庙林下,子三曰十六郎、十七郎、十八郎”。这说明早在宋代建桥时已有金门的颜氏族人捐助修造。而且,据当地人称,建桥的石头来自金门以及与南安和金门临近的大佰岛。
2009年,一方明朝泉籍将军的墓志铭现身厦门,有关专家解读这方据说出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墓志,认为可资证明朝曾有泉州籍将军在鼓浪屿居家,且在死后安葬于当地的史实。

现存厦门湾的诸多族谱表明,因人口增加、灾祸战乱、婚姻维系或是经营生意等诸多原因,明清两代不少家族在厦门湾之内互迁的案例不胜枚举,尤其以金门、同安两地互迁为最。

例如金门陈氏,始祖陈福寿系唐代太子太傅陈邕的后裔。明嘉靖后期避倭患迁居同安翔风里十二都浦尾村开基繁衍,自创灯号“浯浦”,意即由浯洲(金门)迁入浦尾。其后陈氏在当地繁衍,形成多个房角,后代中有不少人移居海外,成为各方翘楚。

再比如石塘谢氏族谱就记载了家族中有多人移居厦门湾各地、台湾以及海外的历史,在后文中将会有详细叙述。至于从厦门湾分香到各处的神祇则带动了厦门湾、海峡两岸以至海外信仰方面更多的互动。比如白礁、青礁的慈济宫,马巷的池王宫等等。正是由于历世历代,漳、泉两地与厦门的同呼吸共命运,托举起了整个厦门湾地区,使得今日的海湾型城市以及海峡西岸中心城市的厦门由此得以构造。而环顾整个海湾,各部分不仅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在地理区域上相互毗邻,行政归属上互相交错环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文化上也相互依承、影响,从最早的“海滨邹鲁”、“紫阳过化”,继之以枭雄群起,叱咤半璧,到如今的才俊辈出,拼搏崛起,因此,从整个海湾的历史进程为根基,从大厦门湾海洋主体去展拓出发,跳出现有的区域范畴,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这一地域进行全面整体、多角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试图通过对整个厦门湾的周边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作一回顾,对其变迁形态进行研究并作一展望,作为今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论证与参考,以期服务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本书以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厦门湾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的时段,在空间上则以整个厦门湾为范围。

学术研究背景

一、学术回顾

以往关于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在涉及本论题之初,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相关资料进行一番梳理。
国外关于厦门湾的资料记录较早出现于明代。欧洲方面,据杨国桢教授引用葡萄牙官方文献的记载,葡萄牙商船在1516年到达广州湾沿岸,1518年才首次来厦门湾沿岸的漳州(Chincheo),并在漳州九龙江出海口的浯屿岛与漳州、泉州商人进行交易,这种隐藏式贸易(Trade Under)时间长达30年之久。因此漳州地方与葡萄牙的海上交易应该始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人东来,在厦门湾的浯屿建立了“居留地”,进行走私贸易。继之荷兰人窃取台湾,也以厦门为主要贸易地。葡萄牙、荷兰文献和海图上的“Camcheo”“chincheo(漳州)”即指的是厦门湾;文献中集中记录荷兰与厦门湾关系的有《巴达维亚城日志》,《热遮兰城日志》等。清代英国人东来,厦门湾也是其蓄意打开通商门户的目标之一,相关的记录有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或译郭士立等)所著的《环中国沿海三次航行,1831,1832及1833,包括对暹罗、高丽和琉球群岛的观察》,该书对包括厦门在内的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有一定的描述记录。当然,一些旅居厦门湾沿岸的外国人也对本地区进行了较有系统的研究,不过大都集中于晚清至民国,如荷兰人高延(De Groot)的《中国宗教体系》(1892-1910),美国归正会传教士腓力普?威尔逊?毕(Philip Wilson Pitcher)所作的《厦门方志》等等,可资一定参考。

东亚地区,明清以来有关厦门湾沿岸相关记录及研究的主要有日本学者,有关论著如日本口岸官员记录的风闻信息汇编之《华夷变态》、另有川口长孺《台湾割据志》、《台湾郑氏纪事》等。其中不少已被收入台湾学者收入《台湾文献丛刊》中。此外,朝鲜李朝实录也提供了部分明清时期厦门湾的材料。

当代国外其他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涉及厦门的也有不少,但对厦门进行专题研究的当推新加坡学者吴振强。吴氏所著《厦门的兴起》,主要是研究清初厦门港的历史,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吴振强在《厦门的兴起》中提到新航路发现之後,亚洲贸易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大陆本土的影响。在书里谈到整个经贸的改变,厦门整个腹地及其兴起的状况,他还关注到在城市中地方社会组织以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与社会义务都由商人承担起来,使得商人得以与官府、士绅的私交更为密切,以利其商务活动。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对本书也颇有启发,其《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滨下武志的观点有别于以往西方学者的“西方冲击论”,而是立足于东亚自身的立场,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该书还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该书在视野、理论和资料采用上都有较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对朝贡贸易以来的近现代中国与亚太经济圈和世界市场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一书则对明郑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也作了相应的评价。弗兰克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左派学者之一,对于东方世界相当推崇。透过弗兰克的视角,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他实际上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颠覆了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弗兰克通过一种全球视野来审视当时的国际社会,从而肯定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价值观,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中国和印度曾是当时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得以站在亚洲的肩膀上。

由于学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思想,难免给亚洲研究带来不少单一视角的影响。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将中国的海洋经济贸易活动纳入东亚及世界的大潮中去分析,可以之为参照。

国内关于厦门湾周边地区的资料较为分散,多见于针对某一地的研究,对于整个厦门湾作整体研究的尚未有先例。部分研究成果集为文集或重新校注的方志,例如,相关的方志如《漳州府志》、《海澄县志》、《龙溪县志》、《同安县志》、《鹭江志》、《马巷厅志》、《厦门志》、《泉州府志》、《安海志》、《安平志》校注本,《金门志》等;又有明清实录以及《宫中档案》、《福建沿海航务档案》、《历代宝案》、《硃批奏折》,《皇朝文献通考》、《皇政政典类纂》、《清文献通考》等等。不少文人才俊的著作以及相关材料也颇引人注目,如夏琳《闽海纪要》、阮旻锡《海上闻见录》、郁永和《稗海记游》及《海上纪事》、施琅《靖海纪事》、徐怀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台湾随笔》、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杨英《先王实录》、张燮《东西洋考》、朱紈《甓余杂集》、胡宗宪《筹海图编》,司德福《闽政要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蓝鼎元《鹿州初集》,徐继畬《退密斋文集》,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江日升《台湾外纪》等。

相关本书研究的当代书籍也相当丰富,比如关于月港研究的《月港研究论文集》、关于龙海的《龙溪风物志》,《龙海文史资料》系列,《龙海文物》,《龙海县标准地名录》,《龙海县志》等等。有关金门研究的书籍颇为丰富,除传统的方志外,有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金门学丛刊系列;又如《金门蔡献臣研究》、《金门史稿》,金门县政府于1992-2001年出版的《金门学》丛刊系列等等。有关石井郑氏的研究,如《郑成功《历史研究》,《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系列,《郑成功研究论丛》,《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南明史》以及有关的档案史料、评传等。有关安海研究的著作如《安海港史研究》,另有解放后编修的有关厦门湾各地的文史资料系列,如《厦门文史资料》以及《同安文史资料》、《漳州文史资料》、《泉州文史资料》,特别是1959-1972年在台湾陆续出版的原台湾大学周宪文先生主持,由多位台湾史方家耗费十五年共同编辑的多达数百种的台湾文献丛刊系列,从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闽南文化、厦门湾各地的文化丛书系列,涉及厦门湾海外移民等书籍和资料也为本书提供了充实的资料来源。
此外,厦门湾沿岸众多家族的族谱以及相关碑刻资料,可以说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地方史资料。本书所引用之家族史资料,大部分为本人在整个厦门湾沿岸市镇以及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访谈时所得。不少涉及地方史的碑刻资料也为本人亲自搜集。

本书的写作,受惠于恩师杨国桢教授及诸多同门前辈的系列海洋史研究,如《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些丛书中有不少涉及厦门湾,对本书的写作颇有启发。杨先生对中国的海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提纲契领,高瞻远瞩,他为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划定了宏伟的蓝图,成为中国海洋史系列研究总的指导原则。而本人的研究,也以此为纲。此外,厦门当地学者的研究,如陈在正、颜立水等先生的宗族研究,何丙仲、郑振满先生关于厦门、泉州地区的碑刻资料等亦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参照。

二、基本思路

本书主要研究厦门及其周边海岸带如何崛起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厦门湾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这也是陆地如何走向海洋的一个文化过程。对这一转变的阐述应该涉及多方面,因此材料的获取和分析则相当关键。研究的难点在于,厦门湾当地的民间材料,主要是能提供翔实资料的海洋社会资料很难获取,例如族谱材料就不易搜集,所获者又有大部分没有关联或是不够信实,再有,对于文本的解读会带有不同阅读者的偏好,所以理解中的歧义在所难免。此外,写作过程中还发现,由于一些资料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一旦遭到毁损,则无法挽救。

由于本书研究的范围是厦门湾,而以往的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多侧重于某一方面,比如个别的城市,个别的专题,而对于海湾的整体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文章力图以当地史料为主,以历史为基础,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进行厦门湾海洋文化的研究。这也是对整个海湾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当地的家族如何从内陆走向海洋,如何向国内及国外移民,如何发展海洋经济并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总结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初期的得失,作为今天建设新厦门湾的借鉴与警示。

从整个海湾来看,作为社会经济活动肇始的先锋——西海域的月港,应该是本海湾最早兴起的地方。早在明代成化、弘治间(1465-1505年),月港就已成为闽南一大都会,自嘉靖三十年(1551年)设置靖海馆,四十五年(1566年)设海澄县后,明朝廷又于隆庆元年(1567年)取消海禁,开设“洋市”。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月港的海外交通与贸易达到鼎盛。在此一时期,月港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不过,与宋元时期的泉州港相比,漳州的月港在此时是以民间贸易为主。而进入十七世纪,由于荷兰殖民者称霸海上,不断搔扰我国东南沿海。天启年间,先后侵占我国澎湖、台湾,又封锁九龙江,横行台湾,掳掠我国沿海船只及人口,致使月港元气大伤,加之港道壅塞,日渐萧条。比之月港,稍后有厦门湾东岸安海的崛起,同样也经历了一番兴衰沉浮。明末清初,月港、安海等地成为郑成功与清朝争夺之地,当地贸易活动因战事也大受影响,而郑成功又以厦门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厦门及其周边海港地位逐渐上升。至平定郑氏,清朝廷又厉行“海禁”,实行“迁海”,九龙江以东皆为弃土,月港遭到重大打击。这样,取而代之的便是港阔水深的厦门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汇,文明的交接表现为经济上的互利与冲突。在此情境下,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境及自身的港口条件,厦门脱颖而出,超越月港、安海港成为当时中国东、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厦门的这种优势,在清初表现为福建的通洋正口及台运的专门口岸中,一直主导对南洋和台湾的贸易,成为闽南及福建的贸易中心。与其相应,也带动了周边地带港口渔村的发展。

再有,厦门作为一个岛屿,其开发史就贯穿了海上交通和海洋捕捞以及一系列的海洋经济贸易活动。唐代移民社会的繁衍,使厦门岛与闽南陆地的发展联为一体。明代中叶以后,厦门以及周边地区成为移民台湾的主要迁出地。至明末清初,厦门及其周边海湾地区在我国海洋经济史以及海外移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从海防史来看,宋元时期,厦门已初步确立其军港地位。明末清初,更成为郑成功抗清、驱荷、统台的基地。其周边的不少渔港,如西海岸的马銮、同安湾的刘五店、澳头等地,也同样兼为商港及军港。自明清以来,厦门湾沿岸各地不仅抗击过倭寇,也抗击过荷兰、英国等侵略者,成为东南中国的海上长城。郑氏时期对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开拓,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对厦门湾进行了最初的整合,也为现今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只可惜进入清代,这一整合未能持续下去,由于受到了时局影响,产生了发展中的倒退。这也是今日厦门湾发展中应引以为戒之处。

不难看出,从整个厦门湾的发展来看,实际上依托的正是明末朝廷的局部对外开放的背景。正是明末朝廷对月港的有限度的开放,使得月港成为厦门湾初期发展的左翼,辅之以安海的发展,拓展了右翼;继之则为厦门岛的发展,成为引导周边各港口发展的领头羊,托起了整个清代本地区的经济。

本书力图通过考察厦门及其周边海港、渔村的发展历程,研究它们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由陆地走向海洋;其传统与现代的磨合、国内与国际的交错,在厦门湾是如何得以展现;同时探讨以往厦门湾发展的传统和经验,及其对当今厦门湾现代化的进程有什么样的启示。

本书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辅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力图做到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加以结合,本着历史学注重实证、力求严谨的风格,发挥人类学着重田野调查、擅长乡约民俗的优势,力图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勾勒出整个海湾的走向现代化、走向海洋的发展风貌,并以此分析出厦门湾海洋文化自身发展的特点,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4、王昌/《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绪论

进入21世纪,海洋在国家战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海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通道。但是,当前中国向海洋发展的前景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与亚洲海洋邻国的一系列摩擦,引起时人极大的关注。在黄海,渔民捕鱼的问题时常引发中韩的争议;在东海,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争论不休,一度剑拔弩张;在南海,越南曾宣布对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菲律宾则占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频频挑起事端。如何维护中国的海洋主权,已是当前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然而,中国面临的海上问题并非今日独有。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在黄河流域,大陆的稳定历来是第一位的。沿海地区及邻近海域在中央政权看来不但容易滋生游民,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可以成为勾结敌国损害国家利益的混乱地带。明清以来,中央政权断断续续地采取了海禁政策。与之互为因应的则是海上的混乱局面。自明中叶以来的倭寇问题、明末清初的“海寇商人”、“荷夷”的骚扰,到清中叶的“大海盗”蔡牵等等,海上问题成为明清两朝的共同难题。鸦片战争,西方国家更是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而起。

长期忽视海洋发展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以及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海洋理论的强势影响,20世纪末,还有激烈的言论认为中国只有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和世界交流的国门,向海洋发展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海洋相关理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学界陆续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自身海洋文明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逐步为学界接受。杨国桢先生在《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一文中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海洋国家”理论实际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体系下的概念,经过麦金德的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构建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如何摆脱西方海洋文明的“话语权”控制,是当前中国海洋文明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独特的海洋文明发展历程。无论是宋元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都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并且在郑和时代以前,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海洋强国接连进入东亚海域,寻求贸易和利润。中国方面,明中叶以来海禁的松动,特别是隆庆开海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大量来往于东亚、东南亚的各个港市经营“生理”,形成海外华人贸易网络。西方势力的到来,将中国卷入世界贸易竞争中。东西方势力进而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角逐。

本书关注的论题,是这一时期郑成功与荷兰人的海权竞逐。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郑成功的活动,表明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初,中国在东亚海域乃至世界海洋的舞台上仍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域海权竞逐的结果,便是郑成功在与荷兰人的海权较量中胜出。他主导东亚贸易网络,并最终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郑成功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跨越台湾海峡“驱荷复台”,实为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海上展开的最早的、并且是规模较大的海上竞争。郑成功是否具有“海权”思维?这场竞争有何意义?“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这一论题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国自身的海洋文明的内涵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郑成功在海上成败的经验教训,也是中国重返海洋的重要财富。

民国时期已有朱希祖等学者对郑成功进行研究。此外,国内关于郑成功的研究成果较为明显地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学术研讨会上。1962年,厦门举办了一次纪念郑成功复台3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以后,国内学界几乎每隔五年便举行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学术研讨会,大致编成以下论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主要为1962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1982年重新整理出版;《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论丛》 ,1982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1982年厦门学术会议学术组选取台湾郑成功研究的论文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论文集》 ,1987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1992年厦门郑成功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1997年泉州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厦门郑成功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郑成功与台湾》,2002年在泉州举行的纪念郑成功复台34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郑成功研究文集》,2012年厦门举办的郑成功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除了以上郑成功研究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外,还有陈碧笙的《郑成功历史研究》及邓孔昭的《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张宗洽的《郑成功丛谈》是个人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论文集;意大利研究者白蒂著有《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此外,建国以来,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论文,更有数百篇之多。

受时代意识的影响,以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侧重点有明显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即从反殖民反侵略的角度研究郑成功驱荷复台的意义,以及“抗清”即研究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的民族气节及反民族压迫对清廷民族政策转变的意义。郑成功的阶级属性、当时的国内主要矛盾、郑成功海上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关于郑成功的史实、郑成功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关系、郑成功与台湾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步深入。20世纪末以来,开始有学者关注郑成功的活动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意义,郑成功与海权便是这一视野中的一个切入点。

(一)早期郑成功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郑成功的整体研究,有傅衣凌的《关于郑成功的评价》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陈孔立、李强的《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等。傅衣凌从国内矛盾认识出发,认为郑成功代表国内地主阶级抗战派及东南新兴海商利益,驱荷斗争保障民族独立,免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为康乾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他进一步提出评价郑成功应从亚洲历史进程中去认识,郑成功驱荷复台,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独立性及华侨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认为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迫使清廷调整与汉族地主关系,缓和民族矛盾,而驱荷复台则维护领土主权,开发台湾,为实现全国统一准备条件。早期大多数对郑成功的研究并未超出上述视野,而大致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论述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伟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朱杰勤的《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朱维幹的《郑成功光复台湾的壮烈事迹》、陈国强的《郑成功驱逐何况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等。此外,还有专门从军事角度探讨郑成功的复台战争,如陈孔立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分析》,、陈碧笙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史研究》、邓孔昭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和《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郭志超的《风潮对荷、郑和清、郑战争影响例析》,认为郑成功利用风潮,对登陆鹿耳门带来很大帮助。台湾陈锦昌的《郑成功的台湾时代》可说是研究郑成功复台战史最详实的成果。作者收集中文史料和相关荷兰档案史料,较全面地还原了郑成功复台的战斗经过。

第二,对郑成功“抗清”的研究。主要有胡允恭的《郑成功抗清驱荷的英雄事迹》、陈在正的《一六五四—至一六六一年清郑之间和战关系及其得失》、廖汉臣的《延平王北征考评》、薛瑞录的《郑成功北伐战略新探》、安双成的《清郑南京战役的若干问题》、陈碧笙的《1657——1659年三次北上江南战役》等。以上的研究,对郑成功军队的优势劣势的剖析十分详细,如郑军长于海战,短于陆战、攻坚战等等方面均有提及。

第三,有研究者从郑成功个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郑成功的思想方面,有刘伯涵的《郑成功与东林复社的关系》、陈名实、林国平的《郑成功的儒学思想及其影响》、林其泉、郑以灵的《郑成功经济思想初探》、黄志中的《试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等。军政建设方面,有吕荣芳、叶文程的《郑成功在厦门的军政建设》、钱海岳的《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邓华祥的《略论郑成功为建设和巩固厦门根据地的斗争》等等。

第四,关于郑成功的海上贸易。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韩振华的《一六五零——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的性质》、台湾南栖的《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考证郑氏有杭州的山五商金、木、水、火、土及厦门的海五商仁、义、礼、智、信五大商来组织贸易活动,山海各商行也有刺探军情的作用。林仁川的《试论郑氏政权对海商的征税制度》,认为郑芝龙的“令旗”兼有海上贸易通行证及海商船税的意义,此后郑功成继承此制度并改为“牌票”,征收“牌饷”。

此外,还有对“郑氏海商集团”的研究。聂德宁的《郑成功与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认为郑成功继承发展了郑芝龙的海上实力,并且整合了浙海水师力量,对其海外贸易形成有力保障。郑成功还丰富其贸易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力,从而在与荷兰人的竞争及海盗行为的斗争中胜出。郑克晟的《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认为郑氏集团有成员成分复杂、内部重要成员相对独立、依靠宗族关系和乡亲关系来保持郑氏“舶主”地位的特点,一旦出现利益冲突,便难以团结,导致郑氏集团最后的失败。

第五,郑成功与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聂德宁的《明末清初中国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一文,作者认为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内,中国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经历了被掳掠到竞争以至抗争的过程。最终郑成功击溃荷兰人,保护了中国海商利益。李德霞的《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认为荷兰东印度与郑氏集团之间时而相互利用时而竞争,但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商业贸易方面都处处受制于郑氏集团,最终不敌郑氏集团。文章对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关系的探讨较为详细,但限于篇幅,对郑成功时期郑氏集团与荷兰之间的竞争事实则简略带过。

庄国土的《析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认为,郑成功对菲律宾西班牙人的檄文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其商船安全及公平贸易,客观上并没有达到护侨的目的。郑山玉、于东的《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管窥》认为,郑成功有保护华侨的目的,但此文在翻译上的曲折使得在解读过程中易产生歧义。

黄玉斋的《郑成功时代与日本德川幕府》,提到郑成功在1648年、1651年曾向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求援,1658年对幕府的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求援。杨国桢《闽在海中》一书的第五章“隐元禅师与仙岩”考证隐元禅师1654年在厦门的相关活动,认为隐元禅师受郑成功所托赴日求援的可能性较大。但胡沧泽的《郑成功与隐元禅师赴日的关系》认为隐元赴日主要在传佛法,与郑成功借兵无关。汤锦台的《郑氏父子与平户》,认为从王直以来在平户的华商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郑成功受到这一力量的支持。在日本的经历使得郑成功对荷兰人有所了解,从而打下驱荷复台的基础。

(二)郑成功与海权的相关研究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郑成功与海权的关系,但限于史料及研究视野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末以来,海洋史学的兴起,郑成功的海上活动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地位逐步引起重视。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的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台湾学者方豪在1950年发表的《明郑的海权掌握与对外关系》,注意到海权对于郑氏的重要性。文章认为,海权的掌握是郑成功抗清驱荷的基础,海权和海利是明郑的生命线。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日本的商业贸易往来,是郑氏海权的基础。可惜文章并未结合史实铺开论证,也未对“海权”的概念做明确界定。

杨国桢在2003年发表的《郑成功与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认为郑成功的海上政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的海洋竞争和中国海洋经济在沿海社会发展的结果。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填补了明末以来海洋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促进了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隆庆时期以来,中国的海洋社会权力经历了从民间——地方官府——海上政权的整合,代表了中国沿海社会向海洋的转向。水师和海洋贸易是郑成功海上政权的基础,郑氏政权行使明朝中央政权的公权力,以政权形式组织海洋贸易,鼓励私商,以武装保护海上安全和商业利益,与海洋世界规则接轨,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弹性。由于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长期停留于民间地方层次,无法与清朝政府抗衡。海洋政权的失败,使得中国错过了通过海权竞争融入世界市场的战略机遇期。文章在东亚海权竞争的背景下考察明末海洋社会权力,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及对海洋社会组织结构、运作进行分析,无疑打开了一个新视角。

郑永常的《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认为郑成功的早期经历及家庭背景使其形成了一种海洋性格,认识到海上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性,从而展现出一种海权思维。文章例举了郑成功海上活动的事例,分别是派官员到台湾魍港向中国渔民征税,派何斌在鸡笼借打捞沉船测量港道水深,抗议大员荷船夺去属下商船及财物,维护海域航道安全,禁航马尼拉的禁令,警告和抗议巴达维亚查扣商船和货物,对大员禁运及发布回航令,想将常寿宁放逐台湾的想法,对安然无礼的处理,委托何斌在台湾征收通行税,攻取台湾,诏谕吕宋一共十二个事例,说明郑成功的海洋性格,并以马汉的海权论来印证,认为郑成功的海权思维接近其时的荷兰人。文章以海洋性格及海权的视角来检视郑成功的海上活动,在研究视野上可认为已有突破。但本文读者可能产生些许疑惑,比如,海洋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另一个问题则是,仅仅对郑成功的经历及涉海活动事例的考察,来说明郑成功的海权意识及郑氏政权为海权国家,是否足够充分?考虑到海权及海权国家的内涵与欧美的社会条件及历史背景相关,因此,在判断其他地区的时,是否也应将具体国家或是政权的历史背景、社会构成等因素纳入考量?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作者并未对此详加论证。

倪乐雄的《从制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认为郑氏水师与西方意义上的海军相似,表面中国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的条件下也能产生一定规模和程度的资本主义。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从“延平条陈”到澎湖之战——郑氏集团的海权战略得失分析》,认为郑清的南京之战和厦门高崎之战展现量海权对陆权的优劣势,海权和海利是郑成功集团成败的关键。此外,作者还有《郑成功时代的海权实践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一文,认为郑成功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面以海外贸易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上力量是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作者一系列的文章主要从军事、战略方面考察郑氏政权,在事实的论证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另一个主要问题则是相关概念的界定,作者在许多论述中将“海权”与“制海权”等同,有待商榷。

意大利的研究者白蒂《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一书把郑成功的活动置于远东的复杂形势下进行考察,强调郑成功的活动对远东海域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作者认为,从李旦、郑芝龙开始,中国的海上力量得到统一,得以在东亚海域与西方海洋强国竞争,并凭借对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掌控及强大海上军事力量在竞争中胜出。东亚海域的局势变化引起了西方海洋强国的调整与变化,从而影响了近代欧洲历史的进程。此书的视野跳出了中国沿海与台湾海峡,将郑成功在东亚的活动置于大航海时代东西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视野方面无疑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此书视角广阔又限于篇幅,在许多细节方面作者并未深入地分析。对郑成功的商贸活动、与各方势力在海上的竞争和冲突等等史实的处理似乎过于简略,而对郑成功的政权组织及中国沿海的社会背景几乎没有涉及。以上几点虽非本书研究最主要之目的所在,但未加注意,对于认识郑成功及其海上政权在东亚海域的地位而言,或许是一个缺憾。

上述研究已是针对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研究的仅有成果。如上,虽有学者已关注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的新视角,但对于郑成功与海权的研究,理应虑及当时中国东南社会的历史背景及郑成功海上政权的作用。此外,“海权”作为一个舶来词汇,其内涵如何界定?

“海权”的涵义到底如何理解?当前学界对于海权尚无统一的定义。

有研究者认为,海权说到底,就是海洋空间的行动自由权。也有人认为,海权在经典意义上,是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另外还有人认为,海权,顾名思义,就是拥有或享有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但是这种权利的范围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总体来说,研究者在使用“海权”这一概念时,大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侧重海上权力或力量;二是侧重海洋上的权利;三是侧重海洋权利与海上力量结合起来。

“海权”的不同解释无疑极易引起理解和运用的混乱。海权既是一个外来词汇,若不考察其外文原意而随意加以个人的理解,恐难言合理。有研究者指出,在近代中国,首先使用“海权”一词的是驻德公使李凤苞的《海战新义》,此书在1885年刊印,其中说:“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但是,当前并不清楚其对应的是英文词汇或是德文词汇。此后,“海权”一词逐渐出现于清廷官方记载。如清光绪三十二年,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称:“由荷赴义。行抵罗马。观其庶事克修。俨然强国。海军制度。可与各国抗衡。地处温带。最宜蚕桑。滨海之国。大要尤注意渔业。于扩张海权。有绝大关系。”

以“海权论”风靡世界的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初版在1890年。1897年,马汉在给伦敦出版商马斯顿的信中说:我可以说,我经过深思熟虑所选用的,现在已这样流行的Sea power。这个名词,我是希望它能迫使人们注意并得到流行。我故意不用maritime。这个形容词,是这个词太通俗,不能引起人们注意或是不能使人们把它放在心上。Sea power,至少其英语意义,看来已保留了我所使用的意义。马汉自己指出Sea power是其“选用”的,可见,在马汉以 Sea power作为其著作中的主要概念以前,这一词汇早已流行于欧美社会。马汉的著作是对海权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影响深远,但这一思想无疑曾经历了一定时段的积累与沉淀。此后,中国学人普遍将Sea power翻译为海权。

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Sea power的含义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海洋的延伸,以一个国家无视敌人和竞争者使用海洋的能力为准则,它由不同的因素构成,比如战术、武器、辅助设备、商业航运和受训练的专业人员。”而在美国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Sea power的解释是“能够使一个国家控制一部分海洋并拒绝敌对国家对海洋的利用、维护一个国家战争或和平时期的海洋权利的海军力量。”词条的最后注明这个解释引自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两个解释固然不能完全代表Sea power在19世纪末在欧美社会的涵义,但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马汉曾言,海权的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而影响海权发展除个人因素外,主要是“不仅包括用以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上力量的发展,而且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生存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从马汉对海权的这些描述来看,显然海权包含的意义极广,但海上军事力量是最为关键的。依此看来,国内研究者如张文木认为的英文Sea power表示的是“海上力量”、“海上权力”而非“海上权利”,以及倪乐雄认为的“海权一般指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是比较符合马汉“海权”原义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否有“海权观念”,或是“海权思想”?有研究者认为,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但另一个观点截然相反,也是诸多历史学者所持的主要观点。例如王家俭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杨国桢指出,若以马汉对海权所描述的“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这两个要素来看,明嘉靖时期吴朴的《渡海方程》中就存在海权主张。这本书可惜已失传,但同时代人的一篇读书札记中对此书有记录,“其上卷述海中诸国道里之数,南至太仓刘家河开洋,开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指岛屿)为标准。…每至一国,则云:此国与中国某地方相对,可于此置都护府以制之。”“其下卷言二事,其一言蛮夷之情,与之交则喜悦,拒之严反怨怒,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中国之利。”显然,若没有对中国古代涉及海洋的言论进行详细考察,就对中国古代是否具有“海权观念”做出判断,毫无意义。

“海权”作为一个舶来词汇,在其产与当时的欧美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其内涵也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如张文木言,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对于海权会有不同的理解。 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作者指出国内产品——海洋运输——殖民地是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海上力量、海上基地与殖民地、海上交通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而影响国家海权的基本条件有六点,分别是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但是,马汉所得出的观点,出自对近代欧洲国家的海洋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以“海权论”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东亚历史上的海洋问题,是否合适?

从亚洲海域的历史形势来看,与欧美国家的海洋发展历程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东亚海域的地理特点,是其“亚洲地中海”的特征,可以说,这片海域是较为封闭的。西边通往印度洋的海路,是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东边则是岛链外巨大的太平洋。亚洲海域的历史特点,是中国在这一区域的主导性优势。具体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在中国的传统的夷夏观念下,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是中国的朝贡国,名义上是政治附属国。史蒂文·德拉克雷的《印度尼西亚史》中提到,十世纪初,室利佛逝派往中国的正规外交使团建立了与中国皇帝的友好关系,中国更愿意把这种关系视作一种本质上的属邦关系…持有室利佛逝特许状的商人、室利佛逝的同盟国和委托人,获得了靠近获利丰厚的中国贸易的特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室利佛逝国扩展了自己的势力,最终它获得了海上帝国的规模和地位。15世纪以后,马六甲国家在获得了中国的贸易优先权和贸易保护之后,迅速地变成那一地区的主导力量。葡萄牙人攻击马六甲时,“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其还故土。”

朱元璋即位之初,便“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琉球、占城、真腊、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三佛济、渤泥、百花、览邦、彭亨、淡巴、须文达那凡十七国。
明人吴朴在《渡海方程》中,建议国家应在中南半岛各港市设立“市舶司”,驻派军队保护贸易。这个建议的背后,无疑把中南半岛的国家认为是自己的附属国。

另一方面,在17世纪欧洲人进入东亚海域之前,中国的东南民间商人已在东亚海域形成了贸易网络。华商和中国帆船是这一海域的主角。有学者指出:“月港开放后的40余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即便中国的中央政府从海洋退缩,但中国方面民间的海上力量在东亚海域仍是一家独大。取得中国方面(官方或是民间海上力量)的许可,便可在东亚海域进行贸易、渔业等海上活动。在此背景下,“海权”的竞争,其实是“海洋社会权力”的争夺。

“海洋社会权力”的概念是由杨国桢先生提出的。明代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中央控制力下降,社会经济向商品经倾斜发展,朝贡贸易衰落,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在传统体制的空隙中孕育兴起。海洋经济是海洋社会的基础。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海洋社会”,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组织编成。粗略地说,它的基层组织包括海上生产、生活的社会群体,如渔民、船员、水手、海商、海盗等等;海岸带陆域的农村、港口城镇、渔村聚落、宗族和民间会社,海洋资源或产品的加工、仓储、运销、研究的机构,海洋管理和服务的部门。亦即各种海上力量以及陆岛支持力量的组织编成。和陆地社会具有显著差别的,是各种社会群体组合的船上社会。它们都有自己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带有小社会的特征。民间海洋社会权力的存在是维持海洋经济、海洋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但它与官方行使的公权力相抵触,因而被视为违法行为。

杨国桢先生指出,海洋社会权力在16-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商业的能力。

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传统亚洲海域的局面。对于欧洲人来说,不管是在教封闭的地中海,还是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的航行,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面临着海上强劲的对手,各海域时常还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地理大发现以来,首先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海上展开角逐;16世纪的荷兰联合英国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也是西方海上势力的一次洗牌。这些西方国家需要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来保护商船和航线,需要帆船的补给基地和贸易基地,才能够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世界中立足。因此,当马汉分析总结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的海权历史,便提出海权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叙了国家间的斗争、相互的对抗以及往往最终导致战争的暴力行径,尽管它不是唯一的见证。”并且,殖民地和海上基地、海上力量、海上航线是海权的构成要素。

海权是基于军事力量对海洋控制和利用的能力。这一点上,“海权论”与“海洋社会权力”的概念所强调的内涵是一致的。“海洋社会权力”指出,在16-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海域,主要表现在商业能力和军事能力。而“海权论”认为海上力量、殖民地和海上交通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本文认为,考察在17世纪中期的东亚海域的海权问题,上述两种理论都是需要借鉴的。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方便叙述,本书所指“中国沿海”特指中国东部、南部的近海区域,而“东亚海域”则包括除近海以外今日之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东部、南海以及巽他群岛附近的海域。

本书从东亚海权竞逐的视角解读郑成功的海洋活动,以时间线索为主线,参杂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正文部分包含五个章节。

绪论,本章说明本书选题的缘由、郑成功研究的相关学术史回顾,以及本书所指“海权”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17世纪前期的东亚海权格局。本章主要说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时代东亚海权的状况,主要包含中国沿海的形势以及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等。

第二章,郑成功的海上政权。本章说明郑成功的出生以及他如何继承郑芝龙的势力,并利用南明的政治影响取得闽海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建立海上政权。本章还将就郑成功海上政权的特征以及郑成功重要部下Gampea 的身份进行研究。

第三章,东亚海域的角逐。郑成功的海上政权,与东亚海域的其他势力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东亚各地贸易权、航行权的竞争,以及荷兰人占据下的大员的争夺,是本章的重点。这一时期大员的重要华人何斌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本章探讨的问题之一。

第四章,中国沿海的争夺。本章说明郑成功的海上政权与清廷在东南沿海制海权上的争夺以及海上政权的困境、郑成功东进台湾的原因。
第五章,海上基地的开拓。本章主要通过对郑成功攻克大员关键战役的研究,探讨郑成功获胜的原因。此外,郑成功的个人因素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以及郑成功对马尼拉未完成的远征计划,也是本章将涉及的问题。

第六章,结语,是全书的总结。

本书主要利用的史料,是既有的中文相关史料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

中文史料方面,郑成功属下杨英的《先王实录》是郑成功研究最可靠的资料之一,厦门大学的陈碧笙教授曾校注此书,本文即采用此版。此外还有《台湾外记》、《海上见闻录》、《闽海纪要》等一大批明清之际的文人留下的记载,以及沿海地区的地方志、郑成功相关人物的文集、杂记等等,也是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郑成功研究的另一便利,则是各种相关史料集的编辑出版。这一部分史料集主要有:《郑成功史料选编》,主要从明清史籍中摘录与郑成功有关的记载;《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主要是清廷档案中的郑成功相关史料;《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则摘录包括《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被忽视的福摩萨》、《巴达维亚城日志》等外文史料;《郑氏史料初编》、《郑氏史料续编》、《郑氏史料三编》则是从明清宫廷档案中辑录的郑氏相关的史料;《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补充了《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未收录的顺治十三年以后与郑氏相关的满文档案。 此外,还有《郑成功在潮州活动资料》,则专录郑成功在粤东活动的史料。

此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资料,主要是《巴达维亚城日志》、《热兰遮城日志》和《东印度事务报告》。

《巴达维亚城日志》和《热兰遮城日志》都是当日之荷兰人在其商馆中所留下的记录。《巴达维亚城日志》是由巴达维亚城总督府将该市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东南亚各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馆报告书要纲整理合并,以日记体裁写成。《巴达维亚城日志》最早由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日译,其中第一、二册由郭辉再将之中译,第三册由程大学中译。《巴达维亚城日志》的中译较早,学者利用也较多,如台湾史专家杨彦杰的《荷据时代台湾史》,便大量引用《巴达维亚城日志》的内容。《热兰遮城日志》则是大员荷兰商馆的日志,主要记录台湾及附近地区的事务。此日志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文献,读者原是东印度公司的高层,为往来书信作证。台湾学者江树生旅居荷兰二十余年,于2011年终于将全部四册中译。这些日志虽是荷兰人站在其立场而写成的文字,但内容丰富,其中许多类似记流水账的贸易细节,不失为可靠的资料。这一资料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郑永常的《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一文,便以此日志为主要史料。

《东印度事务报告》又称为《总督一般报告》,是东印度公司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其在亚洲的活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的十七董事会要求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和评议会要定期就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活动提交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用途在于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制定政策做参考。程绍刚将其中与台湾有关的记载中译汇编成《荷兰人在福尔摩沙》。这一报告的特点在于对东亚各地的荷兰商馆以及与其相关的实务均有记载,对《巴达维亚城日志》和《热兰遮城日志》是极好的补充。

此外,还有零星中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当时的传教士、航海者留下的记录。如荷兰学者胡月涵的《十七世纪五十年代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往来的函件》,选译翻译了1653-1656年之间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其中关于1653年荷兰抢劫广南返回厦门的中国商船事件的细节披露,郑成功求医荷兰,1656年郑成功禁航大员、马尼拉等等内容,颇具史料价值。

由于中文史料对于郑成功在东亚海域活动的记载甚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使得本书的研究成为可能。

5、涂丹/《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绪论

一、选题旨趣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海上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中国丝绸运销海外的重要孔道,亦是瓷器、茶叶、香药、白银等物资交汇流通的平台,承载了不同文明的互动与交融。研究明清时期东亚海域香药贸易,不仅能够充分发掘古代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且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基础和精神内涵。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香药的输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香药的进口数量大增,开始被时人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化妆、医疗保健、日常饮食等各个领域。直至今天,香药对我们的生活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其更多的时候是以化工合成品的形态存在,我们也就忽视了对它本来面貌的追寻。因此,展开香药贸易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探究明清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形态,还是勾画东亚海域贸易网络的图景,抑或讨论明清日常生活史的相关问题,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和路径。

自古以来,海洋既是阻隔不同区间人们互通有无的障碍,亦是承载世界各地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海洋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中华文明史上,海洋文明的演进自西周晚期、春秋时代已逐步开始,前后经历了东夷百越时代、东西洋时代、海洋竞逐时代和海洋复兴时代。通过海洋为纽带,中华文明远播海外,与此同时,多元的域外物质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长期以来作为舶来品代名词的香药,其影响尤甚,亦最具代表性。因此,研究域外香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于探讨中国海洋文明史的丰富内涵颇有意义。

之所以选择将研究的时段确定在明清,一是由于学术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对于明清时段的研究则关注较少。二是由于研究明清香药贸易具有极大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明清时期统治者虽多次厉行海禁政策,但香药的输入从未间断。明前期,海禁政策执行虽严,官方的输入渠道却大开,宣德(1426-1435年)以后,曾经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活动虽然停止,朝贡贸易亦日趋衰落,而民间海外贸易却在海禁政策的夹缝中悄然兴起。从全球史的视角看,自15世纪开始,在海洋为纽带的联结下,全球市场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逐步加强,香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西欧和东南亚等国在东亚海域争夺的主要商品。从贸易史的视角来看,香药贸易作为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虽受政府政策影响,但并未受其左右。研究明清香药贸易,不仅能够更好地揭示这一时期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围绕海洋政策所进行的博弈,以及民间和地方在不满朝廷政策时所进行的规避措施及应对机制,亦能更为清晰地勾勒亚洲海域贸易网络的构建过程,以及在这期间各方海洋势力的此消彼长。

至于选择将香药贸易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首先香药作为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化妆、防腐避垢、治病疗疾、日常饮食等领域,对时人宗教观念、健康饮食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正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其次,明清时期香药的输入,不仅对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香药传入中国后被时人赋予了多重社会应用职能,探讨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研究明清财税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再次,香药被时人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史实,不仅从细微处重现了明清时期的生活百态,而且对于追寻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交流,研海洋文明对陆地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十分有益。

此外,传统海洋贸易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古代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物品的对外输出和对世界历史贡献的探讨,沉湎于“中国”俯瞰“四方万国”的自豪之中。然而,中国在东亚海域的贸易,并非只出不进,商品的互换与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互惠的,香药作为明清时期进口的最主要商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影响。这一研究现状与明清时期亚洲贸易网络中香药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以及香药贸易对社会经济、日常生活和文明互动带来的巨大影响极不匹配。鉴于上述多重因素,因此,研究香药贸易不仅是对传统中外交流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亦提供了一个站在东亚海域看中国的新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现状

本书以香药贸易为研究对象,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内容涉及香药的概念、种类、产地、功用、输入途径、运销网络、贸易数量,以及香药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层面的影响。从研究领域看,不仅涉及海洋史、经济史、物质文化史、医学史和日常生活史多个领域,且每一领域与本研究的关系亦轻重不一,故很难就相关领域的已有成果,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香药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集中,故此本书将围绕这一主题对该领域的已有成果进行系统讨论。

纵观学术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研究时段多集中于宋元,对于明清时段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注,偶有涉猎也主要集中于明前期,且多将其看作朝贡贸易或郑和下西洋的分支问题进行探讨,很少将“香药”作为研究核心进行深度的考察。关于明中叶以后民间香药贸易的问题几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盲点,而这一研究现状与香药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极不匹配。即便如此,目前学术界一系列与此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依然为对本课题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学者们关于汉唐、宋元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以及史学界和中医学界关于各类香药的研究为本研究的展开准备了重要起点。此外,学界关于海外贸易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亦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关于香药特性及应用的研究

关于香药的特性、源流、功能及应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考辩,史学界及中医学界皆有诸多涉及。自20世纪初开始,王璡、云楼、黄素封、王鞠侯等学者先后在《科学》、《妇女杂志》、《绸缪月刊》、《南洋研究》上发表文章,从科学普及的角度概括性地介绍了香药的种类、产地及应用等问题。随后,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东亚香料史研究》、《香料の道:鼻と舌西东》和《香料博物事典》三本著作,系统论述了香药的种类、特性、运销及应用的历史。然而,史学界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则选择时间为脉络进行探讨,中医学界的则多以本草学和药物学为关注点进行研究。

汉唐时期的香药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西北内陆地区。陈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三篇文章分别以不同个案为对象,详细呈现了汉唐时期中外医药交流的多元面相。《“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一文,以中古时期胡商的药材贸易活动为对象,探讨了中土市场上存在的胡药假伪情况,并对此现象在当时的社会反映进行了初步分析,试图以此勾勒出胡药辨伪的历史轨迹,进而揭示胡商在商业贸易中的多面相。作者指出,对于胡药,中土人士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方面,他们认为波斯、印度、西戎来的药物质量好,性能佳,可补本土之不足,增加了对付疾病的手段,又丰富了日常生活的趣味。另一方面, 他们认为胡药又多假伪,胡商(以及中土商人)制造与贩卖假药,使得人们对此增添一份戒心和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一文,以作为丝绸之路要道的于阗为个案,探讨了汉唐时期于阗对外医药文化交流的状况。通过分析,作者试图从史料中勾勒出汉唐时期在文化交流中于阗医药文化史的某些特征,对重塑中古时期丝绸之路医学史的总体面貌做了重要补充。《“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一文,详细梳理了“三勒浆”在唐、宋、元三代的演变历程,并全方位对比了该物在其原产国印度、中转国波斯及中国的应用情况,作者试图以“三勒浆”为例,揭示“中、印、波三地某些饮食习俗的传递与吸纳”,呈现“三地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选择与互动”。

温翠芳的一系列论文对汉唐时期中外香药交流做了深入探讨,其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不仅论述了唐代从西域进口的大量香药及这些香药在唐人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且考察了唐代广州的香药贸易状况。作者认为,香药换丝绸实为中古时代东西方贸易之主要推动力。鉴于此点认识,该文对从葱岭以西、地中海以东广大的西域地区输入唐代中国的各种香药进行了考察,并着重探讨了这些外来香药在唐人世俗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此外,关于唐代广州香药贸易的考察,作者指出,“唐前期活跃在波斯湾到南中国海上贩运香药的主要是波斯人;而在762年之后,随着黑衣大食帝国迁都巴格达,遂带来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而阿拉伯人也由此介入了获利巨大的海上香药贸易。”《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香药贸易中介商研究》一文,对中古时代的香药贸易商人、贸易路线、贸易产品及商人们从事香药贸易的深层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汉唐时代印度香药人华史研究》、《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印度及南海国家所产香药的入华途径及在中国的应用情况。吴娟娟的硕士学位论文《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在介绍唐代香料种类及来源的基础上,论述了香料在世俗及宗教领域的应用情况,分析了唐代用香之盛的原因及影响。

余欣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一书,对附子和芜菁两种植物所作的细致论考,严格来说虽算不上香药研究的范畴,但其研究视角及所应用的理论方法十分值得学习。作者从新博物学史整体架构的理念出发,以物种为线索,探讨了物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并试图以此追寻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关于舶来品的内涵,该书指出,即使是本土物产也会被蒙上一层浓厚的舶来品色彩。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认为,不能单从史实本身加以解释,而应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并在该节最后引用薛爱华的一句话进行总结,“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

关于宋元时期香药的应用研究,相较于其他时段更为丰富,且尤以宋代为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静敏的《宋代〈香谱〉之研究》一书,该书不仅对先秦至隋唐中国社会的用香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且对宋代《香谱》的源流发展、编撰体例,《香谱》在宋代盛行的背景及原因,《香谱》种类及其撰修者,香方的承袭及发展,香品器的使用情况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逐一论证。全面呈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的整体图景,成为研究宋代香文化不可不读的佳作。

夏时华的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香药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宋代香药现象考察》一文,依次考察了宋代社会的香药来源、香药贸易概况、香药与宗教活动、香药与贵族平民的生活、香药在中医养生保健中的运用等问题,并对香药消费对社会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一文,主要从宋代香药朝贡贸易和民间海外香药贸易、政府对香药的禁榷经营、民间香药销售和生产加工经营、香药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宋代社会的香药消费等方面,对宋代香药业经济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宋代香药进口贸易、贩运、加工生产、销售,直至香药消费,已形成一个重要的香药业经济”,且已成为“仅次于盐业、茶业、酒业等之外的一大产业经济”,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和《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述论》两篇文章,论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香药消费情况。前文对宋代上层社会香药消费的概况、特点、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作者的论述可见,宋代富裕阶层的香药消费涉及饮食、熏香、宴饮、香囊、沐浴、美容、制墨、建筑、宗教诸领域,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多样性、奢侈性、雅致性、部分市场化等特点。关于宋代平民的香药消费情况,作者同样认为十分兴盛,“并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市场化、生存性与享受性并存等特点”,并指出“宋代广大平民在饮食、医疗、沐浴、化妆、建筑、婚育仪式、宗教活动、节日习俗等社会日常生活中香药消费兴盛,香药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品”。然而,笔者认为,宋代虽由于海洋贸易的兴起,大量香药通过海路进入中国,但香药的消费仅限于宫廷、官宦之家和富商大贾等富裕阶层,在普通百姓看来,香药仍属奢侈品范畴,只有在重大节日或宗教活动中,香药才得以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孟彭兴的《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从唐宋以来海上贸易的发展、香药国际贸易新格局、政府财政收入等层面论述了两宋时期香药贸易的发展概况。文章随后探讨了香药进口给宋人生活带来的多层面影响,作者认为,在两宋政府积极扶持下的香药贸易,在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丰富我国的药物宝库、提高中医治疗技术的同时,也助长了奢靡之风,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彭波、陈争平、熊金武的《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一文,以宋朝政府财政危机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学和金融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文章指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比较强烈,是国家所依赖的重要金融工具,“既可以变卖成现钱,也可以直接用于对内对外支付,还可以充当政府经营的资本,并充当国家信用的保证,甚至于发展到在其价值的基础上发行信用凭证充当流通手段。”

庄为玑、庄景辉的《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一文,首先介绍了宋代中国进口香料的种类及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接着论述了蒲寿庚家族香业的经营与传承。作者认为,自唐代以来,从事南海香料贸易的多为阿拉伯人,有的因从事香料贸易还被封赐官爵。吴春明的《考古发现的几类海洋舶来品》一文,从考古发现的沉船物品为切入点,对香药贸易的意义做了颇有价值的阐释。作者认为,“传统的海交史、贸易史、经济史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我国古代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的对外输出和对世界史贡献,勾画出‘陶瓷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沉湎于中国鸟瞰四方万国的、怀柔天下蛮夷的快感中。其实,在东南沿海海洋社会经济体系中,帆船的往来、商品的互换与文化交流都是双向互惠的,从西、南洋航路各国舶来的香料药物,就给古代中国文化增色不少。”

关于明清时期香药的应用情况,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明代,清代的探讨则较少。陈冠岑的《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一文,通过对明代图像数据、绘画、版画及壁画的整理与分析,探讨了明人的用香场合、用香情境和焚香炉具,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明人的用香生活。张维屏的《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对明代香药的输入种类,及明代士人的用香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黄瑞珍的《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一文,以“需求-供应-消费”为路径,考察并分析了香料的供需市场,以及香料在明人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使用情况。作者认为,“明代用香群体完成了从上层到下层的下移,呈现全民化特点。各阶层对香料的铺张使用,刺激了社会奢侈风气的滋长,促进了炫耀性消费心态和享乐主义观念的盛行,并推进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然而作者在介绍各个时期的香料运用时,皆笼统地认为其用途多、应用领域广、使用普遍,未能很好突出每一个时代的特色,以及香料运用的演进轨迹。此外,王尓敏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和巫仁恕的《品位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对于香药在明清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领域的运用,亦有所涉及。

王铭铭的《说香史》一文,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对顾炎武《日知录》中所列《日知录之余》卷二《禁番香》中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发散性的分析,其中涉及到“禁番香”政策下达与推行的始末,国人焚香习俗的由来等很有意义的问题。文中的一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颇有启发。关于龙涎香与葡人居澳的关系,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笺注》、郑永常的《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金国平的《龙涎香与澳门》、李飞的《龙涎香与葡人居澳之关系考略》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此外,梁其姿的《明代社会中的医药》、唐廷猷的《中国药业史》和邱仲麟的《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等著述中,亦有部分内容涉及到香药的产地、运销、应用等相关问题。

林日杖的《大黄与明清中外关系》虽不能归入香药研究的范畴,但该文却是研究中外药材交流的很好范例。该文试图以大黄这种中国特产药材为核心,来讨论明清中外关系的变迁,阐释一种物质或说一种商品对中外关系发生影响的模式。作者指出,“从一种物质或说一种商品的角度切入中外关系史,既是对经济史研究的革新,也是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突破”,其不仅扩大了经济史的影响范围;而且“将中外关系史关注的重心,由人转向了物”,视角新颖独特。

目前史学界关于香药特性及其应用的研究,除以朝代为界线进行的探讨外,还有一些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或以单一香药品种为例进行的分析。杰克·特纳的《香料传奇》一书,从欧洲人对宗教、对香料的崇拜,以及航海探险的发展为开端,探讨了西欧人追逐香料的原因。进而从味道、肉体、精神三个层面详细论述了香料在欧洲社会的应用情况。该书采用故事兼论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一部以香料为核心的另类世界史,一幅奇异的西方风俗的画卷。冯立军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从中外关系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间的中医药交流,做了细致描述和分析。全书以中药材作为海外贸易商品的关注点,突出海外华人在双方中医药交流中的载体作用,同时,以族群认同理论来解析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另外,还通过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的研究,再现了彼此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关系、民间海外贸易关系以及贸易与移民等各种较为复杂的关系,对于思考和创新东亚海洋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傅京亮的《中国香文化》和周文志、连汝安的《细说中国香文化》及陈云君的《燕居香语:中国香文化宝典》,分别从历史学、哲学、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沉香、檀香、丁香、龙涎香等多种香品的应用情况,及各类香具的使用方法,并系统梳理了古代文人与香的关系。然而,三本著作多集中于对香的文化性的探讨,而对于各类香品在宗教祭祀、治病疗疾领域的应用,及普通平民的用香情况则涉及较少。

以单一香药作为对象的研究,目前亦有部分学术成果,其主要以学位论文为主。陈宝强的《宋代香药贸易中的乳香》一文,对宋代社会中的用香风气,乳香在社会下层的应用,乳香对中国医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相对于其他香药,乳香在宋代“具有数量巨大、价格较低和应用广泛的特征”,故其影响也最大。于景让的《说沉香》和吴世彬《沉香文化的发展及其现代应用》,对沉香使用的发展历程及被赋予的文化意涵进行了探讨,并对沉香在当代社会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张亚丽的《历史时期豆蔻的使用与分布》,对豆蔻的种类及用途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历代文献中关于豆蔻生长地域的信息进行了梳理,从自然地理学角度论述了不同豆蔻品种的产地分布情况。

中医学界对香药特性及功用的探讨,多从本草学和临床学角度进行论证分析。例如,宋岘的《〈本草纲目〉与伊斯兰(回回)医药的关系》一文,对《本草纲目》中记载不甚详细的五种伊斯兰本草药物的性状及功效,进行了详细考证;其《论大食国药品——无名异》一文,对宋初传入中国的阿拉伯药品无名异的名称、性状、功用、制取方法进行了详细考证,作者认为,无名异与木乃伊实为同一种药物,埃及的木乃伊做为地中海地区历史悠久的药品和传统商品在宋代已输入中国。金素安、郭忻的《〈海药本草〉蜜香、木香、沉香之考辩》一文,通过对《海药本草》中所记蜜香、木香、沉香的考辩,指出该书记载的蜜香和沉香均为瑞香科正品沉香,蜜香可视为沉香的别名。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蜜香可以作为木香或沉香的别名,但为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建议在临床的处方中明确使用药物的正名。靳萱等的《浅析〈海药本草〉记载的七味回族常用药物》,对《香药本草》中记载的熏陆香、没药、紫矿、阿魏、荜拨、缩砂蜜、莳萝子七味香药进行了辨析,并结合《回回药方》进行了相关阐释。从临床药物学角度探讨香药功用的文章颇多,兹仅举几例。王慧芳的《古代用香料药物预防疾病的方法》,从熏香、佩香、含香、浴香四个方面,阐释了香药的祛邪辟秽功效。王亚芬的《元〈御院药方〉中有关香药的临床应用》一文,对《御院药方》中涉及的香药进行了综合归纳,论述了这些香药在治疗中风、脾胃失调、疮肿、风寒湿气、跌打损伤等领域的运用。孙磊等人的《乳香基原的本草学、植物学和成分分析研究》一文,从本草学、植物学和药理学角度分析了乳香的特性,并从中药学角度阐释了乳香的植物成分及分类标准。

此外,亦有部分学者以医药交流、考古资料为切入点,论述了香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情况。例如,陈湘萍的《〈本草图经〉中有关医药交流的史料》一文,通过对《本草图经》中涉及的有关中外医药交流的史料进行分析,发现北宋中叶外来药物在中国已有较普遍的使用,且这些药物已融入中国传统医药体系之中。吴鸿洲的《泉州出土宋海船所载香料药物考》,以1974年6月8日出土于泉州后渚港的宋船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宋代香药的输入盛况,并对部分香药的产地及功效进行了考证分析,进而论述了外来香料药物的输入对我国医学发展带来的多重影响。而王琳、李成文的《宋代香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一文,则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三个角度探讨了宋代香文化盛行的原因,从本草学、方剂学、临床医学三方面探讨了香药对中医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作者还指出,“香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局方》的盛行,造成过用、滥用香药之弊,也给中医学带来了不良影响。”

(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

学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多集中于宋元时期,研究内容涉及香药的种类、特性、产地、运销、流通、用途、影响等诸多领域。截至目前最为权威和全面的研究成果当属林天蔚的《宋代香药贸易史稿》一书,该书分为三个篇章,详细探讨了宋代香药贸易兴盛的历史背景,介绍了香药的种类、性质、产地、用途等基本特性,并对香药的输入路线及在国内的运销路线进行了论述,此外,该书还对香药贸易与市舶司条例、香药朝贡、香药专卖、香药的储销机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释,从内外两方面论述了香药贸易对宋代财政及与安南各国关系的影响。可以说,该书的撰写不仅为后人从事香药贸易研究起到了提纲挈领式的指导作用,而且为日后东西交通史、南洋史的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然而,由于当时搜集资料的困难,作者对于文集和地方志中的资料运用较少,同时对某些问题的阐释亦不够深入,对于宋代民间海外贸易的探讨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然瑕不掩瑜,本书仍是研究香药贸易的一部力作。关于宋代民间香药贸易问题,夏时华的《宋代香药走私贸易》一文有部分探讨,该文从走私的区域、走私人群、走私原因、走私影响,以及政府的措施五方面,对宋代香药走私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关于宋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香药贸易交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最早对此做了阐释,该文系统介绍了宋时伊斯兰教徒所从事的香料贸易在南海贸易中的地位,以及这一贸易对宋代经济的影响,和输入香料在中国的销售、药用情况,最后介绍了宋时来华的几位伊斯兰香料商人。随后,宋大仁的《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一文,分别从阿拉伯医药传入中国的情况和中国医药在阿拉伯的传播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述。该文指出,宋元时期,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不仅有如何配制药材的香药方,亦有阿拉伯花露水及丸散制作方法。李少华的硕士论文《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史及其对中医药的影响》,不仅对由汉至清阿拉伯香药入华的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而且对阿拉伯香药的种类及应用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对中国药材的功效与阿拉伯香药进行了比较,进而从药物学、方剂学等角度阐释了阿拉伯香药传入对中国医药发展的影响。

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情况,叶文程、李玉昆、聂德宁等学者曾撰文论述。叶文程的《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交往——从“香料之路”上新发现的海船谈起》一文,以1973年发掘于泉州的沉船中的香料、药物为线索,论述了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繁盛情形,以及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李玉昆的《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从香料贸易的种类、数量、用途,市舶司与香料贸易的关系,香料贸易对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盛况。作者指出,宋元时期,泉州进口的香料品种多、数量大、用途广,在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需要的同时,亦对政府财政及社会风俗产生了较大影响。聂德宁的《元代泉州港海外贸易商品初探》一文,以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为核心资料,探讨了通过进口和舶商转销两种途径进入泉州的香药品种,作者试图从进出口贸易商品的角度来探讨元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状况。

刘冬雪的硕士论文《宋代海外贸易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一文,以香药方为中心,详细探讨了香药在宋代医方、医案和传说中的广泛应用,及其对宋代医学的推动。同时,作者还对宋人滥用香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胡沧泽的《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指出,香料和药物为宋代福建海外贸易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且时人已对香药的诸多药用价值有所认识。
目前学界关于明清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并无太多集中的探讨,但研究明清海外贸易的论著多对此有所涉及。

万明、严小青、包来军等学者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初。万明以《敬止录·贡市考》引《皇明永乐志》中的物品清单为中心,并结合宋元方志的相关记载,发现宋元明三代,香药在进口货物中所占比重极高,且明代进口香药的种类及仓储规模皆超过宋元时期,并由此指出,明初朝贡贸易的繁盛超过了宋元,其“海禁并未影响海外贸易的繁盛,海禁不能等同于闭关锁国”。严小青、张涛的《郑和与明代西洋地区对中国的香料朝贡贸易》一文,在探讨郑和下西洋采买香料的原因和方式、香料朝贡贸易及民间香料贸易等问题的基础上,指出香料朝贡贸易及郑和下西洋活动不仅引发并推动了民间海上香料贸易的发展,而且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当时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与此同时,受朝贡贸易影响发展起来的民间香料贸易的价值并不能用单一的税收利润来衡量,其对时人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包来军将明代的香料朝贡贸易与西欧香料战争贸易比较分析,指出“围绕着香料,东西方不同的经济观念、贸易方式使得双方的历史发展及结果显得如此对比鲜明:重名与重利,和平交换与战争掠夺,保守放弃与进取扩张,结局是中国的衰落与西欧的崛起。”

田汝英的《葡萄牙与 16 世纪的亚欧香料贸易》一文,探讨了葡萄牙的香料贸易活动及其重要影响,作者认为,“香料贸易是前现代最能体现全球一体化进程、最适宜以全球史视野进行考察的活动”,葡萄牙人在16世纪从事香料贸易的活动,不仅实现了欧洲人直接参与香料贸易的夙愿,而且改变了欧洲人的香料观,改变了欧洲香料市场的结构,降低了香料的价格,促使其从奢侈品向大众消费品转化。

小约翰·韦尔斯、大卫·布里贝克、卜正民等西方学者多从全球史的视野探讨14-18世纪的香药贸易。小约翰·韦尔斯的《胡椒、枪炮、战地谈判:1662-1681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和大卫·布里贝克、安东尼·里德等人所著的《14世纪以来东南亚的出口贸易:丁香、胡椒、咖啡和糖》,以详实的贸易清单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各国对东南亚香药产地的争夺及在东亚海域的贸易角逐。卜正民的《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海图与南中国海》一书,以一幅被遗忘350年的中国航海图为切入点,以香料贸易为纽带,生动呈现17世纪中国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外贸易,以及中国在亚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

李斌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将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分两个时期,分别介绍了香药贸易的性质、方式、路线、价格、数量及对明政府财政所造成的影响,分析了香料在明朝对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第一个时期的香药贸易,“以香料作为贡品输入中国为核心,以朝贡贸易为重点,以香料走私作为辅助;第二时期以西方殖民者东来为起点”。郑甫弘的《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南洋物质文化及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影响》一文,分别从“新物种的引进与传播”、“南洋物产及日用品之输入”、“中介文化:欧式生产品的间接传播”三个方面,对16-17世纪南洋物种(香药占有极大比重)输入中国的情形进行了系统介绍。田汝康的《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一文,论述了郑和下西洋所运胡椒对明人社会生活及政府财政带来的影响,作者认为,“胡椒在中国由珍品变为常物是郑和远洋航行所促成的改变”,利用胡椒、苏木折赏支俸的方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明廷的财政危机。李曰强的《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一文,以胡椒进口贸易为切入点,对胡椒传入中国及其早期影响、明代胡椒进口贸易的兴盛、胡椒与明代日常生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除上述专文研究外,关于明清香药贸易的问题,明清海外贸易的论著中亦多有涉及。如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国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黄启臣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陈希育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帆船贸易》,田汝康的《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等等。

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界关于香药贸易的探讨,多集中于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各国对东南亚香药产地的争夺及贸易角逐。对香药的研究,除关注其食用、药用、防腐等实用功效外,更注重探讨香料的味道对人的心理及性格产生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从时段上看,大致划分为汉唐、宋元和明清三个时期。汉唐时期的中外香药交流,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区域,对于海上贸易的情况则较少探讨;宋元时期的香药贸易受到学术界较多关注,且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涉及香药的种类、产地、运销、贸易状况、储销机构、用途、影响等多方面;明清时期的香药贸易,无论是史学界,还是中医学界,皆鲜有学者问津,其研究成果零星地散落在研究海外贸易的相关论著当中,探讨时段亦多集中于明前期,且多将其看作朝贡贸易或郑和下西洋的分支问题进行探讨,很少将“香药贸易”作为研究的核心将其置于东亚海域的大背景下,从海洋史的角度进行深度考察,尤其是15-18世纪长期执东亚海域贸易之牛耳的华商从事香药贸易的问题几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盲点。截止目前,关于明清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尚无专门论著出现。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新理论的相继诞生,以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从海洋史的视角出发研究明清香药贸易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无论从研究资料、研究手段、研究条件,还是制度保障来看,相对于前辈学者皆具有更多优势。本研究力图通过对明清时期东亚海域香药贸易的探讨,在丰富中华海洋文明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站在东亚海域看中国的新研究视角,并希冀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尽以绵薄之力。

三、研究思路及史料介绍

本书选择明清香药贸易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香药概念、种类、产地、功用及输入路径的梳理,勾勒东亚海域香药贸易网络的构建过程,探讨香药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香药如何被应用的过程,以此追寻以香药为代表的物所承载的海洋文明对陆地渗透与影响的痕迹,思考官方和民间、中央与地方围绕海洋政策为核心进行的斗争与妥协。

本书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章在对香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香药的种类、产地及功用做了细致梳理。笔者认为,不同时期香药的产地并非一成不变,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香药主产地常随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更,香药的多元功用亦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得以发掘。

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对汉唐、宋元、明清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香药贸易背景做了简要介绍。从总体上看,香药贸易的规模由汉至清,呈不断扩大的趋势;香药贸易的区域,由陆地转向海洋;香药贸易的主体——官方和民间势力,呈此消彼长之势。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香药贸易的航线及输入途径。由明至清,香药贸易航线远涉东西洋多国,贸易网络呈“小”→“大”→“小”的格局。香药输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贸易、西人中转四种方式,明前期以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主,明中叶以后,民间贸易和西人转运占据主导。

第四章从香药贸易与政府财政、沿海经济、个人财富三个层面,探讨了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多重影响。透过分析我们发现,在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时常充斥着官方与民间、中央和地方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与妥协。

第五章从宗教祭祀、医疗保健、日常饮食三个方面,阐述了香药在中国社会的运用情况。各类香药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过程不仅完成了其自身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身份转化,而且彰显了海洋文明对陆地的辐射与影响。

由于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这一课题,既涉及到海外交通史、日常生活史的相关内容,又离不开对医学史的探讨,因此资料分布十分零散。根据笔者的搜罗、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香谱、医书、本草类书籍。目前史学界关于香药的研究对香谱中的资料有所涉及,但较少运用历代医书和本草类书籍中的资料。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香谱主要有洪刍的《香谱》、陈敬的《陈氏香谱》和周嘉胄的《香乘》,三种香谱中记录有各类香品和大量香方。《唐本草》、《海药本草》、《本草衍义》、《证类本草》、《食物本草》、《本草纲目》、《本经逢源》等本草类书籍,详细介绍了每种香药的特性、功效及使用禁忌,通过对历代本草类书籍中所记香药种类及内容的详略性和准确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香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历程。《外科精要》、《寿亲养老新书》、《丹溪先生心法》、《局方发挥》、《卫生宝鉴》、《普济方》、《医宗必读》、《赤水玄珠》、《证治准绳》等医书中,记载有丰富的医方,从总体上看,添加香药的医方在各类医书中所占比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第二类,日用类书、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遵生八笺》、《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群物奇书》、《竹屿山房杂部》、《万宝全书》、《墨娥小录》等日用类书中,记载了大量使用香药的香方、医方和食单,而这类书籍中关于香药应用的记录,最能反映香药在广大民众中的使用情况。万历九年重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黄希贤所作的《序》中即说道:“《居家必用》一书,由来久矣。首尾凡十卷。其书事兼四明,录及九流,博大知悉,罔不具备。大都摘群书之关要,诚家居者,必不可少也。”《饮膳正要》、《易牙遗意》、《随园食单》、《食宪鸿秘》、《老饕集》、《养小录》、《醒园录》、《调鼎集》等食谱中,记载有诸多使用香药作为作料的食单,通过比对发现,不同时期香药运用于饮食的情况有较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人饮食观念的转变。

第三类,海洋图书。《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顺风相送》、《指南正法》这类图书的作者或亲赴海外,或听人描述、各方搜集,记录了大量有关香药特性及其产地的知识。《东西洋考》则系统记录了官方视野下海外诸国的概况、海洋贸易的航线和税收等相关问题。《郑和航海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清代东南洋航海图》等航海地图,分别从官方和民间的视角,详细客观地呈现了明初至清中叶,华人在亚洲海域的香药贸易网络。

第四类,日记、文集。明中叶以后,西方人开始进入亚洲海域,并积极参与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香药贸易中来。江树生译注的《热兰遮城日志》(共四册)详细记录了1629年至1662年间,大员与东南沿海及巴达维亚间的贸易往来,该日志虽以流水账的形式记录,却大量保存了大员与东南沿海间的贸易清单,其中涉及香药运销和交易的资料十分丰富。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大量记载了清代以英国人为主体的西方人参与对华香药贸易的情形。《东印度航海记》、《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热带猎奇——十七世纪东印度航海记》、等书,生动描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以及亚洲海域的香药贸易活动。《林次崖文集》、《典故纪闻》、《菽园杂记》、《陶庵梦忆》、《镫窗丛录》、《墨井集》等文集中亦散落了大量有关香药贸易及应用的信息,值得仔细搜罗整理。

第五类,官方正史。主要包括明清实录、(正德)《明会典》、(万历)《大明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明经世文编》、《明史》、《清史稿》等。明清时期,统治者屡次颁布禁海令,海外贸易政策多有变动,官方正史中的相关史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香药贸易的性质颇为重要。同时,这类资料中记录有大量关于朝贡贸易的信息,成为探讨明前期香药贸易不可或缺的资料。

第六类,地方志书。主要包括省通志、府县志、乡镇志等。诸多方志的 “番夷志”、“赋役志”、“风土志”、“杂物志”等门类中涉及有香药进口种类、香药税额、香药在当地的应用情况等相关问题,但由于其分布较为零散,加之时间有限,笔者未能很好地将不同方志中有关香药的记载进行比对分析,有效利用。

6、史/《清代郊商与海洋文化》研究緣起:

海洋贸易是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途径之一,但为何海洋贸易传统悠久的传统中国却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或者换句话问:传统中国海洋贸易背后有何独特的结构,而正是这独特的结构阻碍了海洋贸易可能对传统中国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变?这是很多学者都曾关注和讨论过的“大”问题,也曾让笔者“心向往之”却不敢涉及,只能在师生学友间杂谈时偶发议论。但这疑问萦绕心头从不曾散去,最终迫使笔者不自量力、不揣愚陋,决意寻找一具体而微的历史片段来探索海洋贸易与传统中国发展道路的关系。但这“具体而微的历史片段”从何寻起呢?

厦门地处闽南,是明清时期以海洋贸易而负盛名的港口城市,且当时即因其繁荣富庶而被时人称为“东南一都会”。历史上厦门的兴盛并非无中生有,也非一蹴而就,闽南沿海地区悠久的海洋发展传统和明中叶以降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海洋经济活动自古便是闽南沿海地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五代以降,海洋贸易渐成闽南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宋元时期,地处闽南的泉州代替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海洋贸易港口,闽南沿海地区也成为中国海洋发展的中心。明代实施海洋退缩政策,这对宋元时期蓬勃发展的以海洋贸易为主的海洋经济是一次沉重打击。但在十五世纪西方海洋商业势力东来及明中叶以后南方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外推拉力下,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的民间海洋社会经济力量不断壮大,迅速恢复了中国海商在东南亚、东亚海洋贸易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强力推动中国海洋发展进入“漳州发展周期”。这时期,东来的荷、葡、西等西方海洋商业力量虽在东南亚海域建立殖民地,但他们必须借助中国海商才能进入东南亚、东亚海洋贸易网。更重要的史实是,康熙元年(1662)在台湾出现了郑氏海洋性地方政权,这是东南中国民间海洋社会经济力量发展的最高潮。割据台厦的郑氏海洋性地方政权在与满清王朝政权的对抗中诞生,“通洋裕国”国策下丰裕的海洋贸易收益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财政收入。与之同时,郑氏海洋性地方政权独扼台湾海峡、掌控整个东南中国,有力阻止了荷、西为首的西方海洋力量的侵入,延缓了早期西方海洋国家对东亚的殖民,因而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外,从比较世界海洋发展史的视野审视,其还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

从上述史实可知,从16世纪中叶漳州月港突破“海禁”的私人海商直至十七世纪的郑氏海商集团,文献记载下来的闽南海商追波逐利,数量众多,执中国海洋贸易之牛耳。透视海洋贸易与传统中国发展道路的关联,海商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途径。但相关研究,“前人之述备矣”,且这些海商大都是与中原王朝政权冲突甚至对抗的历史面貌,合法海商的记述寥寥无几,而实际上明隆武元年(1567)泉州设口通商后,合法海商出现应该很多。这些合法海商在中原王朝政权掌控的体制内和平生存,他们的生计与生活或对透视海洋贸易与传统中国发展道路之关系而言更有典型性。可惜的是,这些明末海商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少而又少。杨国桢先生曾在荷兰人的记载中发现了一位闽南合法海商,他被称为Hambuan,事迹经杨国桢先生整理,较为清晰,其余则事迹多湮没无闻。于是,笔者再将目光投向清代闽南沿海地区的合法海商,因应清代闽台贸易而兴起的郊商由此进入视野。

清初台湾被收复后,迅速进入大开发时期,闽台关系变得更为紧密,特别是经济逐渐连为一体,“奠定了互相依赖、互为补偿的格局”。彼时,清朝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钳制虽时有松懈,但压制海外贸易的态度却从未改变。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后于雍正五年(1727)再开洋禁,准许闽船由厦门出口贩洋,但稽查甚严。台湾开发带来的贸易机遇,以及进行海外贸易的重重阻力,这导致愈来愈多海外逐利的闽南海商寻机而来,转向国内的台海贸易,往来海峡两岸,懋迁有无。如笔者曾在翻阅《泉州海关志》时发现这样的记述:“但清雍正朝后期以降,由于出入船只均应到厦门挂验,泉州商人将贸易转向台湾,番船及出洋贸易的民船数几乎为零” 。那么,闽南海商到底是如何组织和运作台海贸易的,形成了怎样的贸易制度,这些问题进一步引起笔者探讨台海贸易的组织的兴趣。此后,笔者开始注意收集和翻阅这方面的史料和前人著作。总体而言,清代台海贸易主要存在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官府组织,给予商船运费补贴的计划贸易,即“台运”;一种是民间组织,受两岸市场价格规律调节的自发贸易。后者是台海贸易的主要组织形式。那些往来海峡两岸、沟通陆岛物资交流的民间海商就是这种贸易的经营者,他们被称为郊商,也成为笔者研究的对象。

郊商以闽南海商为主,曾广泛存在于清代闽台两地,是清代闽台海峡两岸著名的地域海商群体。而清代郊商的兴起,有根植闽南海洋发展传统的历史传承,有因应台湾开发的现实动因,而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国际上,17至18世纪,荷、英、法等西方海洋国家为竞争海上霸权而海战不已,延缓了海洋东进的步伐。这使收复台湾的满清政权并没有直接受到西方海洋力量的挑战,但它仍然严禁西方海洋贸易商船直接与沿海民间社会贸易,严防沿海人民“交通外国”,同时又允许沿海民众在严格的行政审查和牙行中介控制下进行国内外贸易。这为沿海地区海洋社会经济力量的重兴提供了有限的政策前提。再加上前述所言,随着台湾进入移民社会,闽台之间经济互补性日益突出,这为闽台两地郊商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政治条件。因此,各种因素因缘际会,齐聚闽南,掌控闽台贸易的清代郊商因之应运而生。
从历史的渊源和传承看,清代郊商是闽南海洋社会经济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重兴与发展的一种历史表现,但他的贸易运作遵循清朝的贸易管理政策,他的组织也是官府承认的海商社会组织,可以说,郊商为我们探讨社会正常秩序下的海商发展模式提供了历史实例。时至今日,作为清代闽台的一种海商社会组织,一种特有的海商文化现象,清代郊商亦已成为闽南海洋发展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言:“对一名历史学家来说,理解昨天和理解今天是同一个过程。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历史学的兴趣应与现时保持一定距离,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将有损体面,甚至招惹危险?”杨国桢先生也曾说“传统与变革的连续性”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活力所在”,因此,现在我们从海洋的视角全面研究清代郊商,也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深入探讨当今海峡两岸携手发展海洋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前提,总结本区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以利于增强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的海洋发展意识,为促进海峡两岸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自觉地合力走向海洋,开创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7、李冰/《明清海洋灾害与社会应对》绪论之选题缘起

2004年12月26日,一个令全球震惊悲痛的日子,位于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交界处的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9.3级地震,引发高达10余米的海啸,波及范围远至波斯湾的阿曼、非洲东岸索马里及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国造成近30万人死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给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带来了沉重打击。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10万以上人口死亡和超过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此次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虽然日本已关闭第一核电站,但是一部分污水发生了泄漏,污染了水源和土地,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辐射致使物种发生了变异等事件一直困扰着人们,核辐射阴影至今难以消散。无法预料、危害巨大和影响深远的海洋灾害至今依然是威胁着人类生活的自然灾害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洋灾害频发的国家,在史书上几乎每一年都有海洋灾害的记载。恶劣的地理环境虽然给海洋先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阻力,但从客观上来说,它同时也刺激了海洋先民改造自然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史也可以称作是一部中国海洋先民与自然抗争的海洋开发史、海洋灾害史。在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多年的努力下,中国海洋灾害史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如于运全的《海洋天灾》一书,就是从整体出发,学科整合为手段,以海洋为视角的海洋灾害历史研究。但是,这本书也仅对海洋灾害做了详细梳理,却没有对救灾这一环节进行研究。而其它的论文和研究著作中虽有与海洋灾害救助相关的研究,或是区域灾害史研究、或是兼论提及,并未有把海洋灾害救助作为整体史来综合研究的文章。这样一种研究状况,与旱灾、蝗灾、地震等灾种研究相比,显然逊色许多。因此,可以说这一领域还是有很多工作做的。

海洋灾害史研究的缓慢,最主要的是受其研究资料的限制。在古代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拥有着大量的农业社会历史资料,但对海洋的“记忆”却是零星分散的。在查阅正史、沿海地方志与沿海地区名人的文集后,我从中明晰了不少以前模糊不清的概念,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正史中对海洋灾害救助的资料少之又少;地方志的大量撰写,多是在明清以后,明以前的与海洋灾害救助相关的史事记载简略,很难看出全貌;很多海洋灾害救助的相关史料与其他陆地上的灾害救助资料是重叠或是混淆;地方志撰写过程中的错误也有很多。所以,经过思考后,本书把时间限定在了清代。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在它所统治的200多年中,就横跨了两大中国历史灾害多发群发集中期——明清群发期、清末群发期。是中国历史上受自然灾害最频繁、最广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不但内陆自然灾害频发,沿海的海洋灾害,也时常危及着沿海居民的生命。“清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大水,海啸,平地深数尺,行者之舟筏往往覆没死。”“清康熙四年(1665)七月初三日,大风拔木,海啸入城,人畜庐舍漂溺无算。”等汗漫海洋灾害记录,充斥在现有的正史以及沿海各府县志之中,海洋灾害对清代的海洋渔业、沿海农业和制盐业、航运业造成巨大破坏。不过,很多海洋灾害虽然是自古就有的自然现象,由于其名称是近现代才确定,所以在古代的史料中很容易被忽略,如赤潮、海冰等灾害。如果不看史料就妄下定论的话,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大灾过后,人们痛定思痛,兴利除害。自战国始各代的统治者从巩固江山社稷、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始终把荒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无论荒年丰年,都要细心筹划并实施一系列相应的防灾救灾对策,与其相应的闪烁着人民智慧精华的众多民间救助组织亦纷纷涌现。到了清代,在沿袭了前代的救灾救助政策之外,各种社会保障及民间救助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尤其是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思潮的冲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士绅、商人等为主的慈善家应运而生,民间慈善逐渐走向成熟,并成为灾害发生后救助的主要势力。但是,因中国历代都是以农为本,所以这些荒政史的研究,多为水灾、旱灾、地震与蝗灾等内陆自然灾害的应对研究,专以海洋灾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应对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很有研究空间的一个领域。

本书以清代海洋灾害和救助为研究对象,考察其灾害发生后政府的应对措施,力图能为我们探索各种海洋灾害的发生与演变规律,以及国家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应变对策提供借鉴和帮助。

8、张雅娟/ 《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与水师》绪论

第一节 海盗在海洋史中的定位

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嘉庆年间东南沿海省份的海盗又称“海贼”、“土盗”、“洋匪”、“洋盗”,从安南来的海盗称为“夷匪”、“艇匪”。“土盗”基本上多是沿海渔户,在出海捕鱼后临时起意所为。“洋匪”、“夷匪”多是大大小小的团伙。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无论是哪种海盗,与陆地的盗匪没有区别,都是威胁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危害社会的渣滓。这一思想贯穿了传统史学的记述。

现代学者在对清嘉庆年间海盗的研究中,指出这些所谓的“海盗”都是为生活所迫而走上反抗道路的渔民。蔡牵集团中,“成员以渔民居多,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到了生路的尽头之时才下海亡命的。”“18世纪晚期,南中国海的海盗活动作为穷困潦倒的水上世界居民业余的、零星的、小规模的冒险活动还是一如既往。在那些借助海盗活动为糊口手段的人群中,最主要的成分是渔民,他们除了遇到机会进行一两次冒险以缓解生计的窘迫外,就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 一部分人则认为,“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者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的海上武装集团。”对海盗性质的认定虽有分歧,但大体上还是放在三渔(渔民、渔业、渔村)问题上考察的。但还存在另一种倾向,则把海盗视为农业社会中的失地无业游民,与陆地的盗匪等量齐观。如:叶志如认为,“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清斗争从未间断。从康熙朝开始,清王朝一直实行严厉的禁海和迁界政策,康熙二十二年后,虽然开放了海禁,但清廷始终未能彻底摒弃禁海政策,以致乾隆中叶以后,有时有所行。这一政策的直接恶果,使得边海地区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失地无业游民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海盗’泛起的动乱之源。”刘佐权在《清代嘉庆年间雷州海盗初探》一文中认为:“乾嘉年间的雷州海盗,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者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和个人。属半永久性匪股,具有反社会性和反人民性。”

以上学者关于“海盗”的定位基本上都是站在陆地的角度,将海盗看成是海洋的附属品,而不是海洋活动的主体。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根源于在史学界一直占主导地位的陆地史观。陆地史观是以陆地为本位看待整个世界。事实上,人有一种空间意识,不同的空间对应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对于在海上生活的人来说,陆地乃是其纯粹的海洋存在的边界。我们在坚实的陆地上所获得的关于时空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如此难以理喻。反过来,对大陆人而言,那种纯粹的海洋人的世界代表着难以把握的另外一个世界。”恩师杨国桢先生一直致力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谈及人们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思维时,他曾指出,“人们在坚实的陆地上思考世界的本源,流动的海洋在时间上是无限而神秘的,在空间却是有限的,由岸确定,陆地是世界存在的形式。而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以海洋为基点的世界观。人类不是由陆地确定海洋,而是由海洋确定陆地,海洋成为存在的实现方式。海洋世界蕴藏着以海为生的文化密码,……海洋才是英雄的家园。”“海洋生存空间的特点是流动的,决定了海洋活动群体的生产生活的移动性,决定了他们是从海洋、而非陆地的视角来安排这个世界,形成以海洋为基点的世界观,由海洋确定陆地,海洋是世界存在的形式。”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即便史料相同,研究历程相似,最后结论也不一定相同,这是学者历史观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的史观,不同的思考方式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学科对相同的东西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诚如德罗伊森所言,“如果我们的学科采用其他学科建立的观点,用他们的观点看我们学科的事情,我们会无法掌握以及解释自己学科独立的问题。我们的学科会变成我们根本不想见的科学模样、历史学应该将与其有关的概念,用自己的、经验的方法说明及固定。”
传统的、建立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以陆地为本位的世界观。海洋观和陆地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法,通过他们看到的世界、得出的结论也必定是迥异的,分析不同的人文社会类型当然要用不同的办法。

作为东亚大陆国家的中国,同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中包含了海洋民族的成分,海洋的发展是沿海地区的优良传统。以海洋为本位,中国海洋发展地区是亚洲海洋经济世界互动的枢纽和中心之一,海洋历史文化自成一个系统。从海洋看陆地,海洋历史文化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结构中应该是多元一体中的一元,而不是陆地历史文化的单线延伸而已。海洋观念涉及人类世界观的基点。理解和掌握海洋文明,要有海洋思维,要运用海洋史观。唯有如此,才可以得出真正理解海洋文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海盗是海洋社会的一部分,海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有浓厚的海洋社会的特点。陆地社会立足于土地,以求稳定的标准确立社会规范。海洋社会飘忽于海上,以求流动的标准确立社会规范。海洋社会不遵守陆地社会程序规则,不按陆地社会常规运行,是沿海民众生存方式的另一种选择。还原海洋社会的生存状态,才能对海盗问题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理解。杨国桢先生指出:“清中叶海盗与水师拼杀的历史是海洋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海上渔民社会、船民社会、海商社会视海洋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流动为命根,而清朝则视其为社会动乱和危害农业社会的隐患和根源,存在观念上的巨大反差。官府对海洋活动的种种限制,一方面把一部分海洋群体逼回陆地,加剧沿海地带资源和空间利用的陆地化与海洋化发展路径的争夺,另一方面削弱海洋渔业、海洋航运业、海洋商业的活力和应付海洋事变的能力,往往陷入生存危机的窘境,这就导致民间海上力量与官方海上力量的对立以不可调和的形式展现。” 日本学者松浦章指出:“给那些海商活动造成影响的是寄生性海盗,诚然,也有给予政府重大打击的海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海盗也是构成海洋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海盗史研究中,有必要使用海洋社会与海洋人文类型的分析工具。其中运用海洋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海洋社会现象、分析海盗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显得尤为重要。
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盗必然不同于陆地思维下的海盗。这将是本书不同于以往海盗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二节  乾嘉海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在对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问题进行研究之前,先对近年来海盗问题研究做学术史上的回顾。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海盗问题是伴随着海洋发展而滋生的社会现象。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的繁荣之后开始走向衰微,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东南沿海,不少沿海居民下海为盗,最终形成乾隆末年至嘉庆上半叶海盗活动的高潮。清朝官方记载将海上抢劫、抗官的人和武装集团一律称之为海盗,视为社会的渣滓,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传统史家不屑于对他们进行研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乾嘉年间海盗史的研究亦逐渐改变了长期无人过问的冷落局面,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1994年,季士家在《近八十年来清代海盗史研究状况述评》(《学海》1994年第5期)中,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界对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作了扼要的归纳和评述。此后十五年,史学界对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
一、关于广东海盗集团的活动及性质研究
1995年以来,有关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研究的新进展,首先表现在对广东海盗集团研究领域的开拓。著作方面,日本学者松浦章所著《中国の海贼》(日本东方书店,1995年出版),其中第五章论述了清中叶的广东海盗问题。1997年,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穆黛安(Dian Murray)所著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1790—181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由刘平翻译成中译本《华南海盗,1790—1810),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穆黛安远赴北京和台湾两地查阅了大量档案,从海洋世界的视野,对1790年到1810年间华南沿海的海盗集团、海盗组织和海盗生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郑广南的《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四章“清代海盗活动”中,专门写了“嘉庆年间广东的旗帮海盗”一节。2003年,供职于澳门大学的美国学者安乐博(Roberf J.Antony)的《浮沤著水: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海盗与水手世界》(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Sea),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出版,该书的重点也是乾嘉之交的广东海盗。2010年6月,安乐博主编的论文集《海盗及走私:大中国海域暴力和秘密贸易》(Elusive Pirates,Pervasive Smugglers: Violnce and Ciandestine Trade in the Greateater China Seas),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涉及这一时期的海盗和走私。2008年11月,松浦章在台湾出版《东亚海域与台湾的海盗》一书,其中也介绍了张保(也叫做张保仔)、郭婆带等广东海盗组织的情况。2009年3月,松浦章的《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七章“清代的海上贸易与海盗”也有对张保的简单描述。论文方面,有刘平的系列论文,对乾嘉之交广东海盗与西山政权的关系、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联合与演变等问题作了探索,从社会史的角度把海盗问题的研究视野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回归到盗匪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则从海洋史学的视野,分析海洋世界的生态、经济与海盗社会问题。台湾学者林智隆、陈钰祥的《盗民相赖,巩固帮众—清代广东海盗的组织行为》(台湾,《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学报 》第二十二期)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代粤洋海盗问题的检讨》(台湾,《美和技术学院学报》,二00九年第1期),探討了1810-1885年间广东海盗的组织与行为,并检讨了清代“以盗制盗”措施的得与失。近年来,广东社科院编辑出版系列丛书《海洋史研究》,也刊登了一些关于海盗的最新研究文章。

关于广东海盗兴起的原因,刘平认为,“从海盗角度来说,水道纵横交错、可以自由往来的海岸线,以及近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岛屿所能提供的栖息藏身之所,乃是最理想的地理环境”。“贸易兴旺、便于骑劫的航路,对那些生活在贫团线上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渔民、疍民、水手来说是十分诱人的。” 乾隆末年以前,广东海盗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越南西山政权的庇护是乾嘉之交广东海盗崛起的契机。”“ 1、西山政权引诱、胁迫居住或者流落至越南的中国民人投入西山军,纵使为匪。2、西山军对中国海盗封以官爵,授以印记(即所谓夷照),令其招兵买马,扩张势力,以为己用。3、中国海盗从西山军那里学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技术和组织方法。4、西山军向海盗提供的武器船械十分精良,这使得海盗在于清军水师的对阵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5、西山军向海盗提供避风港,江平、顺化、归仁、河内等地成为著名的海盗巢穴。” 曾小全认为,清中叶严重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剩余人口的存在,这是他们沦为海盗的首要条件,但此时的广东海盗还有其独特性,不能过于强调越南西山政权的作用,而忽视国内政局的变动,即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他还认为:“清初广东海防体系薄弱,这也是导致嘉庆时期广东海盗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 何靖在谈到乾嘉时期粤洋西路海盗猖獗的原因时,指出:粤洋西路海盗猖獗除了受越南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还因为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易于藏匿的地理因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控制力太弱,地方势力太强;政府对西路海防的重视不够;还有盐运给海盗带来了资助等原因,导致粤洋西路的海盗不断的发展壮大。关于雷州的海盗问题,刘佐泉也持同样的看法:“广东沿海地带,山多田少,人稠地脊。乾隆十八年以后,人口急剧增长酿成了新问题。当求生存的斗争不断加剧时,那些无法在岸上填饱肚皮的人,便被迫靠海为生,优良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再加上另一个因素,即贸易兴旺,便于劫掠的航路,为海盗活动的生存提供了先决条件。” 穆黛安则从“南中国海的广东水上世界”的生态和经济入手,指出这是“官方的与实际的世界不是同一回事的地方”,“水上世界一直是无产者活跃的地方,这些无产者是低层的,‘自然的’异议分子,属于最困穷最没有被整合入儒家社会秩序的一群人。”而官方“凭借着他们统治所得到的经验,中国官僚试图把他们惯于统治内陆的同一套边界与管制的观念施行于水上世界。”

李庆新在分析16世纪到17世纪粤西“珠贼“,海盗与西贼时指出,”“随着海洋形势的发展,隆庆以后愈演愈烈吃的海盗运动终于蔓延到粤西海域,本地海盗、外地海盗、国际海盗,在这片官军控制力量不强、连接东南亚各国的国际海域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明清世纪的粤西海域成为南海海盗活动的中心,海上不法势力与南明海上武装相交织,长期摇撼着清朝在粤西沿海的统治。至清中叶,以麦有金(乌石二)为代表的粤西旗帮,一强大武力经营他们波澜壮阔的海上事业成。为一股主宰南海北部海域的强劲势力。……对华南海盗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广东海盗的性质,郑广南在《中国海盗史》一书中认为,广东海盗尤其是“郑一嫂领导红旗帮开展反抗清王朝官府斗争的同时,又进行抗击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战斗。”穆黛安《华南海盗》则不同意这一说法,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学者对于几乎所有的国内动乱一直都抱有一种僵化的观点,即视之为‘正义性质的农民起义’和导致1949年共产主义胜利的原始革命传统的真正动力。这一习惯导致了一种将各类动乱的政治性质戏剧化的倾向,甚至将最原始形式的骚动视为不同程度地自觉反抗清政府的起义的先声。结果,那些说法夸大了民众运动的政治自觉性以及思想启示作用。”她认为,“清代广东沿海的海盗是由那些一贫如洗的疍民、船户转化来的,很少有证据证明海盗是反抗专制政府的叛乱者的观点……单纯的政治思想是难以将海盗们聚拢在一起的。他们最初的动机便是挣钱……他们与官军的对抗与其说是一种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毋宁说更具有因财源匮乏引起的经济斗争的实质……在向盐船、渔船以及中国沿河村庄提供保护、收取保护费用的过程中,海盗们再次表明了他们涉足官方特权而又无意于推翻政府的兴趣”,“简言之,作为一个主要谋求经济利益有关的集团,海盗们有理由对这一假设——大规模集团暴力的原始动因必定是思想上的,其最终目标不可避免的将走向叛乱——表示怀疑”。“海盗不是代表穷人利益为正义而战的社会土匪,而是怀有发财梦想的掠夺者。” 李金明则认为:“这些海盗在各帮的势力范围内,对过往船只征收过境税,同海外贸易商和内地民人进行非法贸易,将掠夺得来的或多转移到国外销赃,在性质上属于亦商亦盗的武装贩运集团。”

刘平认为:“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海盗产生于被压迫受歧视的阶级,对社会怀有仇视情绪,因此,从他们踏上“贼船”的那一天起,即开始着手报复社会、破坏社会。从“海盗”的概念以及这一时期广东海盗活动的方方面面来看,广东海盗活动不属于“反清”或“抗清”斗争,更不是渔民起义,而是纯粹意义上的盗匪活动。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等平叛行动,但它更多的是制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不仅给地方统治秩序,也给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破坏。尽管海盗曾多次与官兵水师对抗,但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推翻政府,不是有意识有计划反抗,而是保证自己的掳掠行动不受到干扰。忽视盗匪活动或者把盗匪活动视为农民起义或者渔民起义一直是我们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误区。刘佐泉与刘平这种看法类似,认为“乾嘉年间的雷州海盗,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者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和个人,属半永久性匪股,具有反社会性和反人民性。”
但这种分析过于粗疏且缺乏对海洋社会与疍民、渔民生存方式的理解,因而矫枉过正,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穆黛安通过资料整理,掌握了在1794年到1803年之间自愿走上海盗生涯的93人的职业背景情况,“其半数以上或者是渔民,或者是水手。” 安乐博对1795年到1810年间广东海盗刑案档案进行了研究,指出:“被虏的受害人和核心海盗的背景,其实都几乎一样,多是蛋民、渔夫、水手。”“多数牵涉海盗刑案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海盗。”“那些被迫参与海盗活动的人,也都是被害者而不是罪犯。甚至于多数的核心海盗,最初也是受害者而非主动者。”

广东海盗集团失败的原因,许多学者从内外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谭世宝、刘冉冉利用广东地方文献和《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对张保海盗集团投诚原因作了新探,认为:“嘉庆年间,正当张保仔海盗集团在珠江口一带大肆劫掠之时,清政府已通过增加前山驻兵,增筑澳门炮台等方式提高澳门乃至整个香山县的防御能力。在澳萄地方武装的协助下,清政府最终得以在香山县成功招降张保仔。”

关于乾嘉年间广东海盗活动的社会影响,曾小全指出:“1810年广东海盗的投降并非是一件好事。一方面给清政府带来了一种错觉,使他们误以为本身的海防力量十分强大,因而没有进行海防变革……导致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沿海防御体系无法形成。另一方面,投降后的海盗首领大部分被授予官衔,……就造成那些通过正统渠道的官吏心理不平衡,加深了矛盾。”韩国学者都重万从海上武力与沿海团练的关系,分析广东海盗活动的社会影响,指出 “嘉庆初年以来,广东沿海团练与海盗作战者,为数不少,嘉庆十四、十五年间,近海各乡团练林立,其防守功绩,较之官兵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有些乡间绅民创立公约,公所等自卫机构,以专司当地办团事务,这些公约、公所的团练组织机构,多以血缘、地缘和地主佃户关系为基础,因有固定经费、军械以及船团,故而其自卫力量较为强大。”他认为:“嘉庆年间广东团练的发展,实奠定了往后粤省团练的基础。”

二、关于蔡牵与闽浙海盗的活动及性质研究

蔡牵与闽浙海盗集团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乾嘉年间海盗研究的重点领域,关于海盗成员、帮派及其内部组织结构、海盗活动的性质等许多问题大体得到厘清。学界研究的主流意见是把蔡牵帮视为渔民、船户反清的海上武装集团。近十五年来,除上述问题的延伸讨论外,还从清代水师、海防、海上族群、海洋经济的角度展开。专著如陈孔立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九州出版社,2003年增订本)、王宏斌的《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许毓良的《清代台湾的海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和《台湾军事与社会》(九州出版社,2008年)、王万盈的《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2009年)等等都涉及到清代乾嘉年间的闽浙海盗问题。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华峰的学位论文《十八世纪福建海盗研究》较为系统的阐述了18世纪福建沿海海盗的基本特征、福建社会各方的应对措施、福建海盗产生的多重因素,并进行了关于蔡牵、朱濆等一些海盗的个案研究。

乾隆后期(1786—1795),福建沿海是海盗的多发区。王华锋指出:当时福建海盗盛行的原因有:1、福建的地理位置。风信上,春夏的东南风与秋冬的东北风使得船只南来北往,一日千里。同时,福建地狭人稠,其闽“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无论贫富,多从事海洋贸易等活动,固有“海者,闽人之田”之说,这些在客观上为海盗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福建海盗的传统,其多抢劫商船、渔民或者民船财物,其为盗的动力,更多是来自对财富的渴望,从而能导致其行为脱离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而沿海居民多暗中与海盗相通、嗜利忘禁,不顾官府禁令,趋之若鹜,为海盗提供生活必需品及销赃,这也是导致清政府剿灭海盗计划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因而,当其处于困境或者为谋取更多财物利益之时,海盗无疑是不错的选择。3、福建地区的经济因素。沿海地区的居民为了经济利益为更多种植经济作物,福建缺粮县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的福州、泉州、漳州、汀州,这些缺粮地区多种植甘蔗和烟草等经济作物,当发生自然灾害时,这些地区更容易受到冲击,因而,福建的粮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造成的。同时,还应看到,一方面,乾隆后期,福建地区自然灾害很少发生,另一方面,有清以来,清王朝十分重视福建的粮食问题。遇有粮食短缺,便从四川、湖广、江浙等地运米入闽,并从台湾运米至闽等地,4、军队的腐败,战斗力下降。官员怠玩饰讳,士兵偷卖火药兵器。林爽文起义则是直接诱发和促使海盗增多的内在原因。

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七年(1794—1802),蔡牵帮形成,主要是在闽、浙洋面进行传统的海盗活动。嘉庆七年(1802)五月以后,转入反清斗争。郑广南认为,“蔡牵、朱濆为首的海盗集团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全方位的反清斗争,这是他们海上活动的主要特色。”陈孔立认为:蔡牵集团“代表失业的农民、渔民和其他沿海贫民的利益,坚持了十几年的抗清斗争。因此,应该认为蔡牵集团是沿海人民的抗清力量,他们的活动是沿海人民的反清起义,是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种反映。” “他们为生活所迫,下海抢劫商船,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糊口,并不想经商图利,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从事海上贸易,既不是海商,也没有进行走私,他们的活动和争取自由贸易没有关系。”松浦章认为,蔡牵自称镇海王,“好像是建设一个海上帝国并拥有其统治者的地位”。“对于进行海上贸易者来说,向蔡牵等集团交费用是对他们起一种生命保险和海上保险的作用。”李金明则持亦盗亦商的观点,认为,“蔡牵攻打台湾,目的是想逃避清兵的追剿,在台湾建立基地,继续从事武装贩运活动。他们没有制定具体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亦商亦盗的基本性质。”

李若文还就蔡牵和水师之间的互生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清代水师之设原在侦缉海盗,没有海盗,就没有水师;海盗愈嚣张,水师就愈活跃,冲突抗争就愈白热化。然而,也可能反向而行,海盗势力扩张导致海上军事活动重要性的提升,地方当局也就愈有利可图,其贪腐成了海上犯罪的温床。以上矛盾的关系可用‘相生相克’一词来概述。”许毓良认为,在剿灭海盗的问题上,“清廷非采取主动的方式夹击海盗的策略,而采取消极的手段把海峡两岸济盗的管道全部堵住,然后再以水师尾随剿捕,最后以打消耗战的方式,肃清海盗。”

关于蔡牵进攻台湾的研究,逐渐深入细化。台湾有薛卜滋的《清嘉庆年间海盗蔡牵犯台之研究》(台南师范学院乡土文化所硕士论文,2003年)、大陆有钞晓鸿的《蔡清对抗中的台湾义民》(台湾《第一届嘉义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刘正刚的《嘉庆时期藏兵赴台湾始末探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都有不同角度的阐述。
对朱濆的研究向来不多,一些学者把他当成广东海盗,实际上他是福建漳州人。近年在漳州云霄县岳坑村发现朱濆的坟墓,相传为其弟朱渥在其战死后将其遗体葬于岳坑村。岳坑为朱姓村落,当地父老流传许多朱濆的故事,并认为朱濆为岳坑人。2010 年3期《广东社会科学》刊登了陈启汉撰写的《清代乾嘉时期朱濆海上起事考辩》一文,认为朱濆乃是“前期主要在广东海域活动,后期回到了福建海域,与蔡牵帮时分时合,各自为帮。故当时官方有称之为‘粤盗’亦有称之为‘闽盗’。”

对于浙江海域海盗的研究,2013年4月,《社会科学》第4期刊登刘平的《嘉庆时期的浙江互动与政府对策》。该论文分析阐释了浙江海盗产生的社会背景、浙江海盗大帮兴起的契机以及浙江海盗的活动以及清朝对他们的剿捕。刘平认为,清中叶,浙江沿海灾难频发,政府控制能力减弱、林爽文起义的爆发等多种原因造成浙江海域海盗活动的频繁。为平定海盗,清廷不断调整海防政策,派出忠臣亲自毒针等措施终结了这一时期浙江海面海盗的活动。但是“清廷无意探究海盗滋生的深层原因,也对调整海上群体的关系没有兴趣”最终导致海盗再次兴起,并伴随清王朝的终结。

三、研究方向的拓展与史料的发掘

近15年来,关于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研究出现研究方向拓展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不再一味从政治史的角度演绎水师捉海盗的故事,而是回归到一个更加广阔海上历史场景,力图论述“自下而上的海洋历史”。如安乐博的Like Forth floating on thr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刘平将其书名暂译为《浮沤著水》),从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角度来透视海盗内幕,如在第六章“海盗活动与海上社会”,探讨了海洋社会各阶层与海盗群体的关系,他认为和水手一样,海盗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沿海人民,他们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各种关系;第七章“水手与海盗的文化世界”,作者展示了水手和海盗的文化世界,并把他们与陆地上的主流文化进行比较,认为海盗群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凸显古代海洋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一普通水手为主的海盗社会的日常生活画面。”

从海洋社会看海上族群与海盗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赵莞丽的《明清时期广东的水上居民》(广东省社科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探讨了疍民与海盗的关系,指出郭婆带、郑一嫂、张保是疍家子女,“渔民沦为海盗之后,以海洋活动场所和战场,因此他们的事迹与所起的作用也在海洋方面。有资料表明,他们在开发海洋、促进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繁荣和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等方面,曾经起了一定作用,是有贡献的。”高志超的《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变迁》(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对乾嘉年间漂浮于伶仃洋的蛋民、游离于官民之外的海盗也有所分析。

史料的发掘,尤其是档案的整理有了新进展。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了一批相关的清宫档案,如《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帝起居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清代台湾谕旨档案关系汇编》、《清宫廷寄档台湾史料》、《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剿平蔡牵奏稿》、《台湾道任内剿办逆匪蔡牵督抚奏稿》、《赛将军剿平蔡牵奏稿》等等,有不少是第一次公开的资料,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基础。关于这一时期海盗的传说、故事,在海峡两岸都得到搜集整理,不少是把海盗视为英雄的,为了解沿海民间对海盗的观感,自下而上看海洋历史,纠正官方资料的偏差,提供重要的参考。关于乾嘉年间海盗佚事的一些新发现、新解读也常见诸这些地区的报端。比如,2005年8月1日,《海峡都市报》发表文章《晋江涉台遗存揭秘》从最新的文物发现起笔,其中也介绍了清代乾嘉年间晋江一带曾出现的海盗问题。 2007年12月15日,《东南快报》刊登《清末海盗的活跃》一文,重点介绍了嘉庆年间大海盗蔡牵的一些情况。2008年8月25日《东莞日报》的文章《海盗“张保仔”原来是传说?》对张保的真实存在做了一次质疑。2009年年1月17日《番禺日报》A4版《龙穴岛与张保仔》、2009年11月5日《南方都市报》的《风流海盗张保仔的战火情仇》、2010年3月21日《中山商报》的《张保仔传奇:海上霸主香山受降》等则介绍了粤洋大盗张保仔的传奇故事。另外,因为厦门也是当年蔡牵活动的的主要场所,近年来,《厦门日报》和《厦门晚报》也多次发表专版报道对有关蔡牵或者李长庚的文物古迹进行整理报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有关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日益活跃,国内外学者不断发现新材料,用新的方法去解读分析史料,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如何突破传统观念和陆地思维的束缚,实现理论的创新,这项研究依然有一些空白之处。也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做些有益的尝试——在海洋人文视野下,探讨嘉庆年间的海盗问题,对长期以被人们忽视的一些薄弱环节进行深入发掘。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架构

研究方法上,本书旨在历史重构,因此对空间、时间、事件的掌握尽量要求全面、准确。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认为,海盗是海洋社会的组成成分,是以海为生的海洋社群之一。要正确地理解海盗,应该站在海洋的立场来分析。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就是立足于海洋,以海观海,运用海洋思维方式分析和总结问题。本书运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从海洋史角度,分析海盗的问题。

绪论部分主要对海盗在海洋史的定位做出清晰的说明,对近年来乾嘉海盗与水师研究的学术史力争有一次全面的回顾,并阐述本文研究方法与研究架构。

第一章“清代海盗黄金时代的到来”,将从海洋社会的边缘化、水师战斗力的微弱、沿海地区官府控制力的下降、自然灾害与社会骚动等三个大的方面,从分析清朝以陆制海的海洋管理政策,海洋渔业、渔村与渔民的困境,海洋贸易从外海压缩到近海的等方面分析在嘉庆年间东南沿海出现海盗活动高潮的原因。

第二章“ 从‘踏斗’到联合的海盗世界”,将对广东海盗帮的崛起、闽浙海盗帮的分合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并分析总结海盗的来源与成份,进而看到海盗符合海洋人文的特征和生活方式。

第三章 “镇海王”与“南海王”中,以当时活跃在闽浙粤三省洋面的“大海盗”蔡牵和朱濆为重点,厘清他们发展历程和主要海上活动,与一般海盗的区别,从分裂的海洋社会窥视整个海盗社会总体的面貌。在这一章中涉及蔡牵从临时抢劫到控制台湾海峡海域,蔡牵、朱濆攻打台湾、谋占噶玛兰的过程,分析他们与失业的农民、贫民、海商、郊商、盐商、以海为生的乡族、会党之间以及与官员、吏胥、兵丁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四章“海盗的生活方式与文化”,重点探讨海盗与海上其他族群如渔民、蛋户的关系,从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分析海盗中同性恋存在的形式和原因,讨论海盗的信仰,最终宏观上对海盗的生活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第五章“李长庚与蔡牵的海上交锋”。作为清代乾嘉年间难得的优秀的水师将领,李长庚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他出生在海边,熟悉大海的习性,六十年的人生生涯的一半以上都是在海上,他的一生几乎是与海盗扑杀的一生;他曾被嘉庆皇帝钦点总统闽浙水师,专捕蔡牵,他海上征战几乎都是与蔡牵的有关,但却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被蔡牵手下打伤身亡,最终功败垂成,饮恨西去。他虽为武将但心思细腻、感情丰富。在搜集历史档案的同时,笔者还几次去李长庚的故乡进行田野调查,搜集资料。本章将对李长庚的身世、李长庚与蔡牵交战的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并借着李长庚与蔡牵的海上交锋,对中国古代海军、海军思想未能发展起来的问题做出反思。

第六章 “乾嘉海盗活动的落幕”,这一章详细描述了蔡牵、朱濆的战死和朱渥、张保的投诚。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蔡牵、朱濆战死的时间过程做一些补证。

“历史反思”是本书的最后总结部分,通过对清代嘉庆年间海盗问题的分析研究,反思清朝海洋政策的得失以及带给当今的经验和教训。

9、陈思/《台湾传统海洋文化与大陆》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21世纪以来,海洋的战略地位和价值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的重要发展空间与争夺焦点。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辽阔的海疆与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海洋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发展前途。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重视海洋在中国历史当中的地位,将其放到与陆地同等的高度进行考察,以海洋为本位、从海洋的角度出发,构建中国自己的海洋史学,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为中国的海洋发展寻找历史借鉴。
在中国的海洋历史当中,台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最大的岛屿,台湾的海洋历史与中国大陆有着很深的渊源。两岸的海洋文化保持着长期紧密的联系,台湾的海洋文化是中国闽粤地区的海洋文化向台湾传播的结果。当然,在历史进程中,台湾的海洋文化也融入了日本和西方海洋文化的要素,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些特点,但这并没有改变它与中国大陆海洋文化同出一源、同属一体的本质。过去,两岸学术界对于台湾海洋文化已经作过了大量研究,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少有人从总体上对台湾海洋文化进行分析研究,从各个方面梳理其与中国大陆海洋文化的关系,寻找两者的共性与个性。尝试在这方面迈出研究步伐,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为后人的研究进行学术积累,对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研究而言,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研究台湾海洋文化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不但具有理论上的价值,同时还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台湾逐渐兴起了一股谈论“海洋文化”的热潮,至今仍方兴未艾。这股热潮遍布社会各界,“海洋文化”、“海洋立国”的标语频频见诸台湾的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从许信良、吕秀莲等政治人物到余英时等学者作家,都纷纷著书撰文,发掘台湾的海洋文化历史,宣传台湾的海洋文化传统。台湾这股全方位的“海洋文化”热潮,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但在热潮的背后,同样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在推崇台湾海洋文化的同时,对两岸海洋文化的关系也存在着许多误读与曲解,出现了否定中国海洋文化的存在,排斥中国的大陆文化,割断台湾文化与大陆之间联系的观点。研究分析台湾与大陆的海洋文化关系,对于澄清在两岸海洋文化问题上的种种误读与曲解,明确两岸海洋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让两岸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增加其对海洋文化的认识,促进两岸之间的海洋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考虑到以上因素,个人最终选择了《台湾传统海洋文化与大陆》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课题,希望我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欢迎各位专家指点。
第二节  研究回顾
一、大陆学术界对台湾海洋文化的研究
台湾文化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大陆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但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当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重陆轻海的现象,把向海洋发展视为陆地发展的延伸和附属,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海洋性的一面,因此对于海洋文化缺乏足够的专门研究。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以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以海洋为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中国历史上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重新定位。大陆的海洋文化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截至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台湾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以它与福建海洋文化之间的比较为主,将其放在整个福建——台湾文化圈之下进行分析研究。如徐晓望先生的著作《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书中对福建与台湾的海洋经济、航海交通、海洋信仰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闽台曾是历史上中国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不论在物质、人员、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闽台的发展都与海外世界有着较深的关系”,海洋文化是闽台文化的共同特征,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此外还有不少专家学者也分别撰文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如赵君尧的《从〈治台必告录〉看清代台湾海洋文化地域形态》(《职大学报》,2005年第1期)与《闽台海洋文化的地域特征》(《闽台文化研究》,2006年10月)认为“大批福建沿海人民移入台湾,促进台湾的大规模开发,同时也进一步传播中华文化。……伴随这一发展的是台湾海洋文化的地域特征形成的形成进程”,使其呈现出闽南文化中好勇重义的海洋文化心态、冒险犯难的海洋文化性格、治乱安危的海权海防思想等特征。庄锡福、吴承业的《论闽台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指出闽台文化在共同呈现出海洋性特征的同时,仍然保有着不废耕读、不忘根基、昭著信义等中华文化的基本性质。刘登翰在《论闽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中则认为,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它包含了中华文化的大陆文化传统和海洋文化基因”,是一种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过渡的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陈国强、郑梦星的《闽台古代海洋文化的主人》(《台湾源流》第17期,2000年)则是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闽台海洋文化的源流进行梳理,指出它们均是由福建古代的闽越族文化发展而来。
此外,针对台湾海洋文化当中的海洋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大陆学术界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如朱双一的《中国海洋文化视野当中的台湾海洋文学》(《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4期)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学在有着自己地域特色的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海洋精神,是海洋性格与陆地性格的交融。傅朗的《台湾的海神信仰渊源于祖国大陆》(《台湾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指出台湾的海神信仰文化与祖国大陆一脉相承,“在血缘、地缘、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割不断的密切关系,所以台湾的海神信仰从一开始就毫无例外地表现出极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色彩”。而由杨国桢先生主编,于1998年和2003年先后出版的《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当中,也对台湾的海洋文化有所涉及。如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刘正刚的《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吕淑梅的《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等专著,分别从台湾的海洋交通、海洋移民与文化融合、海港经济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二、台湾学术界对台湾海洋文化的研究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海洋文化逐渐成为台湾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台湾方面的海洋文化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很大的推动,相关的论文集与专著纷纷问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是台湾岛内最为著名的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机构,有着曹永和、张彬村、刘石吉、朱德兰、陈国栋等一批知名学者,该研究团队从1984年起开始编辑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当中收录了众多有关台湾海洋历史文化的论文,至今已出版十辑。此外,台湾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台湾研究基金会也相继出版了有关台湾海洋文化的论文集。2003年,台湾胡氏图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邱文彦所主编的《海洋文化与历史》一书,当中收录了吴密察、郑瑞明、韩家宝、林美容、郑水萍等中外学者所撰写的五篇有关海洋文化的论文,分别从移民文化、制度文化、信仰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台湾的海洋历史文化进行了论述,并附有翁佳音、陈国栋等专家对文章的点评。其中郑水萍的《台湾的海洋文化资产》一文,主要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角度,对台湾历史上的海洋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认为台湾海洋文化受到南洋、东洋、西洋及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对各种强势海洋文化作出回应与挑战,在不同时期显现出不同的海洋文化形态,形成了“开放型”海洋文化与“封闭型”海洋文化交错的“岛屿文化”。在专著方面,戴宝村所撰写的《台湾的海洋历史文化》一书,从海洋地理环境、海洋交通、贸易航运、海洋移民、海洋思想与海洋文学等各个方面描绘台湾海洋文化及其特质,认为海洋文化的意涵“在于人类与海洋互动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长期的生活方式,建构了族群所具有的海洋文化特质”,海岛的地缘关系,使得台湾历史文化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与国际性,拥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特质。
在海洋文化研究刊物与论文方面,由台湾海洋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所主办的《海洋文化学刊》于2005年正式创刊,刊载海洋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截至目前,在台湾各类历史文化学术刊物上刊载过的有关台湾海洋文化的论文,主要有以下这些:
在台湾海洋文化总体研究方面,有庄万寿的《台湾海洋文化初探》(《中国学术年刊》第18期,1997年)、陈章波的《台湾海洋文化之转进》(《海洋高雄》卷1,2004年)等。在海洋文化研究理论方面,则有李东华的《从海洋发展史的观点看‘海洋文化’的内涵》(《海洋文化学刊》第1期,2005年)、陈国栋的《海洋文化研究的多元特色》(《海洋文化学刊》第3期,2007年)等。在原住民海洋文化研究方面,则有郑汉文的《兰屿雅美族海洋文化》(《原住民教育季刊》第28期,2002年)、黄丁盛的《最自然的脸谱——认识达悟族的海洋文化》(《农训杂志》第21期,2004年)等。在海洋思想与海洋文学方面,则有东年的《海洋台湾与海洋文学》(《联合文学》,1997年)、蔡秀枝的《廖鸿基〈讨海人〉中的民间信仰与文化》(《海洋文化学刊》第5期,2008年)等。
台湾学术界对于海洋文化的研究,偏重于分析台湾海洋文化的特点与优势,认为海洋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代表,是台湾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如庄万寿的《台湾海洋文化初探》认为,“海洋文化的特质是流动性的、开放性的、多元性的、包涵性的,但它必须是以能吸收外来文化加以发展为前提,……台湾,自古以来亦具有上述海洋文化的性格。”戴宝村认为“台湾人多具有海洋的历史记忆,使人民性格具有活泼、开放、多元的包容性”。但是台湾学术界对海洋文化的研究,也存在着过于突出所谓台湾海洋文化的“主体性”和“特殊性”,而忽视其与中国海洋文化的共性与联系的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误读与曲解,认为海洋文化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区别所在,制造中国大陆文化与台湾海洋文化的对立,片面强调大陆政权和大陆文化压制台湾海洋文化发展等。当然,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另一方面的意见,如刘新圆在《台湾需要发展怎样的海洋文化》(《国政研究报告》,2007年10月4日)一文中便指出,中国文化不只是大陆文化,同样拥有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相比西方的海洋文化,更多地表现为和谐与宽容。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拥有自己的特色,但总体而言是在汉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延伸”。
总体上看,两岸学术界对于台湾海洋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一些专门领域上已经取得了一定学术成果和积累。但在研究上还稍显分散,较少对台湾海洋文化全面、系统、具体的学术性专著。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架构和理论方法
对台湾文化的研究,与对台湾历史的研究并不完全等同,前者偏重于对内涵和特征的分析,以横向研究为主;而后者则偏重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以纵向研究为主。本书所探讨的台湾海洋文化,主要是台湾的传统海洋文化,即在日据时代以前形成的台湾海洋文化。个人理解的台湾传统海洋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台湾的海洋发展条件,即台湾的海洋环境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包括海洋地理位置、海岸自然环境、海洋气候与水文条件等;海洋资源包括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海洋景观资源等。这些构成了台湾海洋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2. 台湾的造船与航海,包括台湾海船的由来与演变,台湾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与航海工具设备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开辟,海洋移民的类型与走向等。
3. 台湾的海洋经济,即台湾的海洋生产、海港建设、海洋产品消费等。海洋生产主要包括捕捞业、养殖业、海盐业、海产品加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海港建设主要包括海港码头、仓库、街市等设施的建设发展以及港道、海岸工程的实施,海洋产品消费则包括台湾通过海运销往大陆与世界各地的产品、台湾本土经营的海洋商业、以及饮食业、日用品业中的海产品部分。
4. 台湾的海洋体制,分为官方的海洋体制与民间的海洋体制,包括自宋元以来官方对台湾的海洋经营与管理,以及海商、海盗等群体所建立的台湾民间海洋秩序。
5. 台湾的海洋思想认识,即人们有关台湾的海洋思想认识,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外国势力对于台湾海洋环境状况与地位价值的认识,以及开发经营台湾的战略思想。
6. 台湾的海洋信仰,人们因海洋环境或海洋活动所形成的对某些神灵偶像或其它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它包括海洋偶像崇拜、海洋信物传承、海洋文化节会等种种活动,以及在海洋活动中的各种习俗和禁忌。
以上就是台湾传统海洋文化的主要内容,本书尝试就这几个方面对台湾的传统海洋文化进行探讨,寻找其与中国大陆海洋文化的历史联系与异同。并就当前台湾海洋文化与大陆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

10、王潞/《清前期的岛民管理》緒言:

一、传统中国的海洋与海岛社会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族群以及相伴随的生活方式,语言、宗教、政治、社会、文化的区别由之而来,海洋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三大文明形态也由此产生。如同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区隔,地理边界——海岸线区隔开海域与陆域。在以儒家思想为权威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农业秩序被视为维持统治与民众生计的首要事业。相比农耕,海洋需要更有技术性的交通工具和渔猎工具,由于缺乏农耕那样大规模的国家支持,海洋文明经历了长时期迟缓发展。

海岛沟通着陆地与海洋,成为惯于海上求生的人们获取生存资源的延伸地。当面临物质增长与人口增长严重不适应的时候,寻求更多的生存资源就成为沿海民众的必然选择。在传统中国的海上世界,从沿岸的淡水区,近海岛屿周围的浅海区,到远洋深海区的海域空间里,沿海人群的生活形态由定居逐渐过渡为流动性的漂移。沿海民众从追逐渔汛捕捞渔获,到结棚搭寮,依附海岛作为捕捞休憩之所,逐渐演变为在荒岛上繁衍生息,形成渔农聚落。

作为“海中陆地”,近海岛屿是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融合与冲突最突出的地区,这体现在:一方面,作为国家向海洋推进的前哨阵地,岛民是帝国海疆遵循定居生活方式的附产品,陆地资源仍然是岛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和整日驾船、漂泊于海上的人不同。他们和王朝国家所宣扬的正统文化之间存在向心力,对于王朝来说,这也是变幻莫测的海洋所存在的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因礁石上长有较多的藤壶、牡蛎及低等藻类,是鱼类生存、栖息的好地方,海岛周围往往分布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成为沿海居民栖息渔猎之所。在帆船时代,海岛也是船只航行标识和避风栖泊之处。因孤悬海中,大多数海岛地域狭窄、环境脆弱,由于季风与海浪侵蚀,土层浅薄,水质咸化,耕地、淡水和灌溉设施的匮乏使其很难产生精耕细作农业,孤悬海中的地理位置天然阻挡了同内地农耕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居民不得不从事与海相关的营生,呈现出很强的海洋性特质。因此,农垦与海洋谋生手段在海岛相互交错、更替存在。

无论是海岛地处的边缘位置亦或是它的发展模式,都使得其长期成为王朝鞭长莫及的地带。相比大陆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游走暂住的定居形态、贫瘠的物质条件使得海岛社会发展迟缓。随着精耕细作农业在沿海地区的推进和土地资源的竞争,沿海社会原本靠海为生的人以及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丧失土地的人后退到更加偏僻的濒海和海岛地区。渔民捕捞,商船穿梭,在看似变数无限的海域空间内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稳定的运行模式和组织结构,并不断向更广阔的海域推进。从海岛社会的组织结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来看,国家权力对于海岛历史的发展形态影响深远,除去军事防守,传统中国对海岛最直接的影响即体现为对岛上民众的管理,探究岛民管理的历史有利于揭示海洋文明演变、适应以及成熟的历史过程。

为明晰本著的研究对象,有必要对本著中提到的“岛”和“岛民”概念作一个大致交待。东汉刘熙《释名》中提到,“海中可居者,曰岛,岛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鸟也,物所赴,如鸟之下也”。因此,岛在东汉时特指孤悬海中且可供居住之地,对于水中可居者,则称为“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同样解释“岛”的含义为可供居住之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屿,岛也”。此后,岛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而今天的“岛”则包括了江海或湖泊里四面被水围着的陆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岛屿”定义为:“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高潮时海面出露的、原称为“礁”和“沙”的区域均被认定为“岛”。

据统计,我国共有海岛10100多个,其中,有居民海岛500余个,无居民海岛近万个,距离大陆小于10公里的海岛占总数的66﹪以上,距离大陆岸线大于100公里的远岸岛屿占5﹪。其中,除海南本岛和台湾、香港、澳门及其所属海岛外,我国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6961个,这些海岛80﹪以上集中分布在江、浙、闽、粤四省。中国沿海岛屿93%为基岩岛;其余,4%为堆积岛,主要分布在渤海和一些大河河口;2.5%为珊瑚岛,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峡以南海区;还有少量火山岛,主要分布于台湾岛周边,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大多数海岛面积较小,资源种类单一,基岩裸露,土壤瘠薄,植被面积有限。岛上淡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但大约85%的年降水量流入大海,因而大多数海岛淡水缺乏。

按海岛与大陆海岸的远近,一般把今天意义上的海岛划为四类。第一类是外海海岛。它们远离大陆,如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第二类是外围海岛,一般离大陆30-50公里,如南澎列岛、佳篷列岛、担杆列岛等。第三类是离岸海岛,一般离大陆10-30公里,这类海岛数量较多,如庙岛列岛、马祖列岛、南澳岛、桂山岛、外伶仃岛、万山岛、上、下川岛等等。第四类是近岸或海湾内海岛,数量最多,有些因泥沙淤积已成为陆连岛。本著中所研究的海岛,并非指今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义上的中国岛屿,而是针对清代前期的有居民岛屿,主要指上述的第三和第四类岛屿,我们姑且称之“近海岛屿”。

那么,何谓岛民?这一概念并不具有确定性,至今未有学者给过明确定义。在“岛民”一词出现在文献之前,官方史书将居住在海岛上的人称为“夷”,《尚书》载:“岛夷皮服。”据此后为《尚书》作疏作注的《尚书正义》解释“海曲谓之岛,谓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还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郑玄云:“鸟(岛)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古人常读岛为鸟,因海岛四面环海,鱼类和草本资源丰富,为大批东亚候鸟迁徙、过境、渡冬或繁殖提供了食物,故而沿海岛屿鸟类种类繁多,居住在上面的人常以捕鸟为生。郑玄所云的“鸟(岛)夷”泛指东边的部落,即文献出现的居住在海上的“东夷”,此后,随着中原文化向南方拓展,“岛夷”成为了对靠海为生之人的统称,包括了“南夷”。在中原王朝疆域的不断拓展下,“华”、“夷”观念随之变化。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即是介绍“中国之外”、“海外夷国”山川、风土、物产、人情的著作,汪大渊在该著中谈到,“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这里用岛夷“修民职”来强调海外各国对元朝的服膺,“民”与“夷”的区别显而易见。自宋代开始,“岛民”一词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来形容在本国境内岛屿上居住的中国人,从“夷”到“民”的转变反映了海岛居民由域外走向域内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提到,“民”对国家负有责任,岛民的称呼也意味着职责的体现,宋代对获罪流放海岛之人和无籍求生之人称“岛人”,对上纳租赋的普通民众称之为“岛民”,后代延续了这种称法。随着国家对民众户口分类的细化,海岛居住之人有了更多的称呼。明建国之初实行迁民虚岛,曾收编“渔丁、岛人、盐徒、疍户,籍为水军至数万人”,这里包括隐籍之人,也包括活动在海岛、已编入政府户籍册的渔民、灶户、疍民等。因为明政府放弃了对大多数沿海岛屿的军事戍守和行政管辖,明中叶以后,“岛民”与“流民”并称为亡命之徒,“辽之东南崇山大海,海有岛,流之民聚其间者曰岛民,聚于万山者间曰流民,是皆四方亡命流徒,自食其力而罔知官府之法者,置而不问则无以涣天下之群,而有意外之虞绳之法,则是激以贾祸也”。明人梁梦龙《海运新考》则将居住在辽东、山东海域海岛上的流民称为“岛人”。嘉靖时,入住田横岛者甚众,其首领数次“以状乞为编氓”。地方官许诺“以蔡人待之,听其留而税其租”。之后,因岛民中有作奸犯科者,当地官府“以计诱之,登岸悉擒其人,火其居,并田横庙毁焉”,这里的“蔡人”亦指迁徙流亡之人。

清代沿袭“岛民”的称呼,意指居住在海岛之上无匪逆之事的民众。笔者在叙述此群体时,会向前回顾和追溯,故岛民在此为动态身份,意指海岛民众身份合法化的过程,无论是其被政府称为贼寇还是流民,如何被政府认可最终编户齐民是本著讨论的重点。本著所对应的岛民大多原是渔船上的渔民、水手,抑或半农半渔的沿海民众、大陆破产商贩、佣工,也有些声称完全依靠农耕生活的人,他们“耕海作田”逐渐在岛屿上居住下来。

二、海洋史视野下的明清海岛与岛民管理

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是传统中国沿海社会的重要转型期,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近海岛屿成为沿海民众的聚集地和“海盗”的据点,岛屿在国家海防中的“藩篱”作用更加突出,文人对于海岛问题的著述因此层出不穷,也有偶尔涉及岛民管理的内容和见解,这些在海疆治理视角下的论著为今天的海岛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和参考。然而,除了台湾、海南等岛屿的研究,具有学术史意义上的中国大多数近海岛屿与岛民管理的研究要晚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此前,多是学者们在不同时段海域主权争端的背景下,为了对海岛主权寻找法理依据,针对远海岛屿地理位置、命名、渔民开发等问题展开的历史考证。这是由于一方面,西方史学传入引发国内学者反思中国的海洋发展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海洋资源开发的推进,中国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代替以传统农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与海洋有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受到关注,海洋史研究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研究方向。迄今为止,海洋贸易史、海洋移民史、海上交通史、海防史、海洋渔业史等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近海岛屿岛民历史。

海岛如何走入王朝国家,王朝国家如何对海岛民众进行有效管辖,这类个案研究使得海岛在王朝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逐渐清晰。其中,学者们对海南岛和台湾岛的关注尤甚,前者在秦朝被纳入王朝疆域,并在宋代以后得到很好的开发和管理,后者在清朝有了系统而持久的军政管辖,在汉人迁入海岛之前,此二岛均有土著居民并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开发,对此二岛民众治理的考察为理解王朝国家与海岛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目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涉及移民、土著、拓垦、户籍制度、行政设置、官僚体系等诸多内容,尤以台湾岛的研究最为深入。本著对海南岛和台湾岛虽不作特别研究,但作为清代所辖最大的两个岛屿,台湾和海南的管理模式对于周边其他岛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清代开海以后被纳入王朝军政管辖的台湾岛,本著仍会将其放置在清代国家海岛管理的大范围内加以适当讨论。

近年来,学者们对一些大中型岛屿如何走入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如吴滔从盐业生产和销售的角度探讨崇明岛从盐场到州县的演变过程以及盐场兴废的历史,试图揭示明清“沙洲——海岛型”盐业管理机制及其与州县行政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提出的“沙洲型海岛县级政区”强调了海岛自然地理以及管理制度的特殊性。陈贤波将涠洲岛地方社会与国家制度互动实态放置在明清长时段中探讨,梳理了明清涠洲岛从珠盗贼穴到国家行政架构建立的过程,作者力图呈现官府与民间、内政与外交、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等多元素的复杂互动,为理解国家权力在近海岛屿的扩张以及由此造成的独特的海岛文化结构提供了案例。谢湜在对浙江乐清湾一带的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的讨论中,透过谱牒文本,对照官方文书,揭示海岛社区中不同社会身份的各类人群如何在不同时期的制度下谋生、拓殖,重点关注14-18世纪王朝海疆经略对海域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龚缨晏梳理了南田岛封禁与解禁的曲折历程,认为明清时期一直存在着一对矛盾:民众迫切要求开发岛屿,政府则尽力遏制民众的这种要求。朱波则以海岛政区的形成与演变作为切入点,试图揭示海岛政区在地理特征与管理制度上的特殊性,侧重考察清代海岛厅县建立的历史过程与地理基础。刘灵坪则考证了清代南澳厅的行政归属与层级。上述研究对本著诸多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借鉴,然因旨趣所在,这些论著并非从岛民视角讨论海岛治理,也未能系统讨论国家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向大多数沿海较小岛屿的推及过程。笔者虽曾就乾隆朝沿海岛屿岛民管理之策的讨论和出台进行过初步探讨,但囿于篇幅和材料所限,未能将此问题放置在清前期特别是展界之后海洋政策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变迁过程,也未能对海岛管理之策的推行差异和实效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在中国海洋史和涉海历史研究呈现繁荣的多元化景象时,国内学者前瞻性地对理论构建进行总结和反思。学者杨国桢强调“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虽然并不否认传统中国海洋社会的边缘地位,但却更加强调“把中国海洋区域——海岸线陆域、海岛和海域作为研究主体”。这种研究方法和理念使我们重新审视以陆地为主的叙事框架,启发我们站在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对我国沿海区域、沿海岛屿及相关海洋区域、海外地区的特殊社会结构及其规律性进行思索。循着这一研究思路,有学者从海岛开发模式、陆岛移民、陆岛贸易、渔民社会等视角探索海上人群在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中,李德元认为大陆向周边岛屿、岛屿和岛屿间的移民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并从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差异及原因出发分析了近海岛屿由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向以渔业、农业、海上走私贸易等为主的多样开发模式的转变过程。欧阳宗书考察了明清两代沿海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的变迁,将国家的渔政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并对清代海岛渔政管理略有涉及。穆盛博探讨了舟山海洋区域社会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重点考察那些从渔场获利的人群如何分配海洋资源空间。同时,他非常强调人口增长与国家政策对19世纪以来舟山群岛海域渔业资源竞争与生态环境的影响。杨培娜以制度变迁为前提,关注王朝体制转变与沿海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清代渔船制度的建立,与地方社会动乱有关,是王朝尝试进一步规范和管理沿海人群尤其是渔民活动的体现。

由关注大人物到更多地关注下层民众,史学界的这种转向也推动了一些中国学的学者将注意力放在特定沿海人群的研究。明清两朝,那些失去控制的海洋社会群体常常被政府指为“岛寇”,海上“盗”与“民”的身份变幻莫测,岛民群体的诸多特征与活动轨迹在这些相关研究中得以揭示。其中,穆戴安有关华南海盗的研究试图探寻乾嘉之际华南海盗积聚增加的原因,作者对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广东水上世界的独特节奏、隐匿于近海岛屿的海上人群所惯有的生活方式等面相的细致勾勒,有益于理解海上中国的运行机制。与此相比,安乐博的海盗研究更加侧重于从地方社会的角度揭示海盗产生的根源与社会背景,但二者都谈及王朝对华南地区沿海人群(渔民、水手)的管理问题。学者张增信认为海岛和海洋文化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明代中叶以后的“海寇”,正是由于海盗的频繁活动,海岛在明末以后成为了向来以大陆为主流的中央体系的一环。类似的还有郑广南、曾小全、松浦章、刘平等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充分肯定了海盗在开发海岛、建设港口、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等方面的贡献,并多有谈及政府应对之策。

与其说王朝的政策推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不如说是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近些年,一些学者致力于突破传统王朝政治与制度史的研究架构,注重考察地理环境、气候、历史沿革、地方风俗等差异下的区域社会历史。王朝对一个区域的军事征讨、行政设置到权力、文化渗透,地方如何参与其中并利用这种规范取得资源和身份认同,这同样不容忽视。学者们将这种研究理念运用于对清初沿海社会的探索,陈春声对韩江流域从明代中叶至清初迁海长时段的考察启发我们探究国家政策变化时,注意沿海社会的反应和变化。鲍炜从国家对区域社会的控制入手,认为展界以后,清廷才真正获得在广东沿海一带的控制权,凸现了国家政策在广东沿海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关于清初迁界、展界之论著颇多,社会史、区域史学者更为关注清初迁界、展界下的地方社会与王朝制度的互动关系,然这些研究也不得不承认清初基层社会在面对迁界政策时的不堪一击,这说明要阐释和理解清前期中国的根本性变动问题,对于国家层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在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下,从王朝与国家视角出发的整体史研究正面临着边缘化倾向,这种边缘化倾向在海洋史研究中体现得更为突出。笔者认为,沿着中华文明逐渐扩展的方向,整个国家从南到北、自西向东存在一种内在的共性。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这种共性在帝国的统治者心中比实际还要大许多。这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历史相当重要。海洋内在机制以及海洋特性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深刻影响当然是深具意义的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与陆地的对立,海洋历史还应包括王朝国家、政治制度等陆地性内容,如同无法忽视海洋对大陆带来的深刻影响,刻意回避和否认大陆对海洋的影响也必适得其反。尤其对清前期海岛历史的观察,农业区域的扩张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前题。然而,如何在海洋视野下,突破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式,探索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海洋制度史,则是需要持续思索的问题。

抱着使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研究齐头并进的期望,许多学者转向讨论国家对海洋疆土的拓展过程和管辖方式,呈现注重制度史的研究取向,海洋疆域是随着对海岛的发现、命名、开发、管辖而逐步形成、演进的,故而不少海疆史论著涉及海岛管理,但这类研究多将台湾岛、海南岛及南海诸岛、钓鱼岛等岛屿的管辖作为重点,而未留意到众多近海小岛的管理。卢建一的《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是近年来专门针对海疆与海岛管理问题进行探讨的专著,该著通过地方志资料对台湾、海南、舟山、金门等岛屿的历史进行了梳理。鉴于海岛在疆域史方面的学理性价值,李国强主张构建以海岛为核心的海疆史学术体系,并以此为旨趣对我国岛屿的主权问题追根溯源,相比从前将海岸区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海疆史研究,李国强对于海岛在海疆历史中重要研究地位的呼吁有助于海疆史研究更加完整和全面。

海疆史研究将海岛历史放置于王朝与国家层面,同时也将海洋与陆地、沿海与内地、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关系推向极致,美国学者卫思韩更为强调这种关系的冲突性,在《从王直到施琅的海洋中国:以边缘历史为主题》一文中,从边缘政治的角度审视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的沿海社会,他认为由于沿海地区包括沿海岛屿所处边缘位置的弱点,使传统中国海上力量难逃衰落命运。也有学者更加关注海岛与大陆的互动关系,包伟民将舟山群岛放置于东亚海域的地理大环境中,强调其作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前哨位置,同时,作者认为不应过于强调海岛“孤悬海外”的特征,近海岛屿因长时期受大陆文化的强度辐射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在与大陆地区的文化比较中,“似皆共性大于特征”。

无论是主张从海洋看陆地,还是强调兼顾海洋和陆地来探讨海陆互动下的中国社会,对近海岛屿诸多问题的考察便于在这两种研究旨趣中寻找着力点。这些“海中余地”与大陆腹地联系密切,岛民与大陆居民同样需以陆地为依托,不同的是,岛民或以海为生,或半农半海,这也决定了他们流动浮居的海洋特性更为凸显。有关海岛及沿海人群的历史,有很多杰出学者从文化、经济、政治、贸易、环境、生态等不同层面做过非常精湛的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个别岛屿和海域的若干特点,揭示了边缘地域及人物的历史参与性,对沿海岛屿在传统中国的重要位置给与了肯定,令笔者受益匪浅。因视角不同,本著在绪言部分不一一回顾,而在正文的相应部分进行详细讨论与引证。
前贤成果启发笔者意识到:一、中央集权国家对于海岛历史发展形态之影响不可小觑,梳理国家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是理解岛民管理实况的基础。由此,方能进一步拨开迷雾、揭示海上世界的特质。目前,学界缺乏对岛民管理宏观政策的呈现与挖掘,这是当下亟待解决的课题。鉴于此,本著从王朝国家的角度针对清前期岛民管理问题的政策变化和规律性进行初步探索,以期为了解中国海岛管理的历史渊源提供参考。二、探究宏观政策的成因、出台、结果固然重要,然而,要阐述政策变迁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清晰把握制度的实际操作以及操作中又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本著力求从帝国秩序尤其是海域局势的变动去理解岛民管理政策的生成,同时,从地方社会之实况去体验国家政策如何推行与演变。然而在海岛星罗棋布的中国海域,面面俱到的整体性研究显然并非短时期和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关山初度路犹长”,所未尽及舛谬之处,尚祈学界同仁指教批评。

三、清前期的时代意义

海岛历史虽然晚熟起源却非常早,有考古资料显示,近海岛屿从史前时期就开始周期性地吸收大陆移民,只是早期的移民数量不多尚未引起政府关注。随着海岛开发的逐渐深入,国家在一些海岛设置行政机构,如刘宋泰始二年,因“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泰始七年(471)于当时海中之郁州岛(清代已与大陆相连,今连云港市新浦区)侨立青州。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于今舟山群岛之上设立瓮山县。自宋以后,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和民间对近海岛屿的开发有了显著增长,出于军事防御和经济开发的目的,政府对海岛的管理有所强化。北宋建隆四年(963),沙门岛民被赋予专造舟楫的职责并因此免去赋税,熙宁六年(1073)于舟山群岛设立昌国县,“意其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足以昌壮国势焉”。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于香山诸洲岛上设置香山县。乾道年间(1165-1173)政府还曾在沿海岛屿设置“澳长”来管理岛民。在碰到民众与政府利益相矛盾的时候,政府也曾采取激烈的方式平息“盗乱”,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9),为控制大奚山盐业,广州知州“钱之望遣兵入大奚山,尽杀岛民”。在宋元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下,大批陆地民众移居海中岛屿,南宋小朝廷曾在海岛上躲避元军追击。宋景炎三年(1278),端宗崩于广东省吴川县硇洲岛,陆秀夫等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乙酉升硇洲为翔龙县”。元代政府在山东半岛北面海域设置的“岛社”是海岛聚落在国家行政单位中的体现。但相对于明代中叶以后,此时的海洋经济发展仍非常有限,国家对海岛民众的管理之策多是出于航运、军事等目的,既不持久也不普遍。

元末明初,走私集团、地方豪强和逃避战火的民众,各种人群散布沿海岛屿,为将这群人控制在王权之内,明太祖下令将沿海岛屿迁徙一空。随着倭乱频频骚扰沿海地区,海疆防御被纳入到明朝统治者的决策过程中,明政府将沿海民众的接济视为纷乱根源,严格控制沿海民众出海活动成为打击倭寇的重要办法,海岛“弃而不治”成为常态。明代中后期,随着捕捞方式的转变和帆船制造技术的提高,渔民、商人、灶户等在沿海岛屿的开发走向高潮。有学者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的海岛成为汇集了捕捞、渔盐、贸易等多种开发形式的基地。此时,无限开阔的海洋对于民众而言具有无限深度和广度,却成为政府想要关闭却从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

清入关以后,为取得东南沿海控制权而颁发禁海令,将沿海岛屿居民再次迁空。虽然靠政府颇为严酷的法令暂时实现了沿海民众的内迁,然而此后的展界恰恰说明了海洋生计对于滨海民众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二十三年全面开海以后,岛屿向沿海民众逐渐开放。然而,东南海疆近四十余年的动乱不能不让决策者们谨慎对之,为避免海洋的过度开放与过度自由,康熙君臣以限制民众出洋作为防微杜渐之策,由此推出的一系列禁规,将沿海民众控制在近海一带勉强维持生计。面临人口的增长、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沿海民众通过呈请开垦海岛耕地、在海岛晾晒打捞鱼类、临时休憩等方式加快了开发海岛的步子。同时,展界以后,对于沿海岛屿的民事管理制度逐渐清晰和细化,康熙朝颁布的一系列规定诸如禁止民众赴外洋岛屿搭寮、居住的制度在内容和执行力度上不断变化。到乾隆末年,沿海岛屿已居住了数以万计以海为田的岛民,具体到中国漫长海岸线的成百上千的岛屿,情况又各有不同。从康熙展界之初的海疆初定到乾嘉之际夷盗在海洋的活跃,面临不同的内外环境,王朝国家对岛民聚集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政策。这些约束亦或引导的制度准则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海洋社会的矛盾与需求,而这两者之间又密切相关。
面对海洋社会与农耕社会治理相迥异的统御难题,相比于明代与清初“弃”与“守”之间的抉择,“开”与“禁”的两难伴随着清朝开海之后的君臣。近些年,学者们将清朝历史放置在“帝制晚期”或“早期现代”的叙事时间中审视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提出“后十六世纪问题”,她认为清朝与世界上的近世国家(early modern)皆面对的三个共同的问题:即怎样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的多样性问题?怎样统治动乱中形成的社会集团而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怎样控制国际商业而实现既稳定又繁荣的国内经济?简而言之,即这些国家如何面对秩序重建的问题。无论是把清朝作为中华帝国晚期最后一个高度专制的朝代,还是早期现代中国的关键转折点,康乾之际有着特别的位置,人口激增、社会流动性、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当属空前,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已为当今学者们所共识。从王朝国家来看,清朝建立给中国沿海带来了巨大变化。自满人入关以来,海上的威胁成为皇帝、官员、文人不可抹去的深刻记忆,康雍乾三朝曾经试图在海上建立军事、行政的绝对控制,在海岛政区设置、岛民户籍、渔业政策、船只管理、汛哨体系等国家制度层面,这一时期所奠定的准则成为后继君臣效法的先例。政府对岛民群体的重视程度更属前所未有,尽管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毋庸置疑的是,清前期王朝对海岛及岛民管理的态度和政策演变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也正是沿海民众对岛屿不断开发的结果。本著一方面从国家制度层面审视清前期沿海岛屿岛民管理政策的演变,另一方面通过海岛个案揭示国家政策在具体时空推行遇到的问题,希望更为全面地呈现王朝国家向沿海岛屿推进的历史过程。

四、资料的运用

“中国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自明代中叶以后,海上侵扰不断,出于对军事防御的重视,伴随大量海防著作的出现,海岛历史才逐渐有了较为丰富的记载。当时,利用海岛进行军事防御无疑是首要的,海岛开发并未受到重视,这造成记载岛民的史料稀少而分散。对于大多数沿海岛屿来说,资料的匮乏也使得从国家政策层面对中国近海岛屿尤其是岛民管理进行考察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在精耕细作农业及相伴随的正统文化不断向沿海拓展的过程中,陆地人的海洋观逐渐形成,并最终上升为国家的海洋观,明清文献中,类似“以海为田”、“海岛贼寇”这样由陆观海的表述随处可见,呈现海岛与岛民实况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史料收集与甄别。

学者卢建一曾对明清时期东南海域的部分海岛地方志史料做过点校与整理,为我们了解不同海域海岛的地理、经济、文化等有一定帮助。但若致力于探寻此时王朝政策演变轨迹,档案就成为最能直接反映政府动态的史料。保存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官员朱批奏折、朱批录副、夹片、清册以及朱批谕旨、揭帖等史料是反应清前期君臣对岛民如何安置和管理等问题的最直接记录,这些珍贵档案反映了历朝君臣对于海岛和岛民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影响最终的决策。而且,本著所用的相当一部分档案未经公开出版,学界此前也尚未能触及。笔者希望建立在原始档案基础上的讨论,能够近距离审视决策者遇到的问题以及皇帝和官员个人的想法和动机,有益于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近海岛屿以及沿海社会管理的分歧与一致。

在对档案分析的基础之上,笔者积极收集地方文献、族谱、碑刻等,并结合近几年在沿海岛屿的实地访谈,选取个案,在关照大历史走向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历史,结合地方社会的实态体会岛民管理政策如何在民间的推动下不断调整和变化。

五、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本著的讨论以政策变迁为主线,将政策放置于时间脉络和空间地域下去考察其变化的根源和政策推行的过程。笔者在以中央王朝政策变迁为主线的前提下,尽可能将政策放置到具体的地域来展现政策的实态,探讨政策变迁与决策者、参与决策者、民间力量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同地区的海岛管理模式能够代表其他地区,而仅是希望通过特定时空地域下的政策推行来更加具体地诠释王朝政策与中央的互动过程。

岛民多由大陆渡海前往,康熙展界之初就对民众赴岛屿开发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意在禁止民众赴外洋岛屿搭寮居住,包括船只成造规格、船只编甲等等。对这些规定的贯彻都要以文武官员对内外洋面和各省洋面的分责稽查为基础,虽然这些政策极大地限制了民众向远洋拓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洋面的管理并未能取得如期效果。以往学者对这部分内容较少深入,而岛民流动性的特质使得考察洋面管理变得异常重要。以此作为基础,方能进一步了解清前期岛民形成的过程以及王朝政策变迁的根源。

自宋代政府就颁布保甲制试图对海岛“游众”加以约束,明初这些人多被称为“逋逃之徒”。随着中央王权的强化,将这些民众纳入到王朝管理之下的愿望就愈加强烈。尽管自康熙以来,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学者们至今存在很多分歧。但得到普遍肯定的是,人口增长推动了国内移民,使得帝国疆域扩大,随之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户籍问题。尤其在摊丁入亩、丁银并入田赋以后,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而流动性相对加强,这些社会问题使得行政管理更加复杂化。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康雍乾三位皇帝均不同程度地将控制人口流动作为维持稳定的办法。保甲长、族长、里长、乡长等都曾作为代政府登记人口的民间力量。与大陆相比,近海岛屿作为人类繁衍生息之地,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沿海民众开发海洋的依托和延伸地,因此,这里的人户流动性更为明显。当清代清查海岛居民时,无论是就地编甲还是拆毁房屋、迁回内地,其实质都是试图对人口进行控制。因此,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来看,清代的岛民管理问题实质上成为对岛民户籍的管理。
当部分岛屿的人口增加到一定规模并便于设汛稽查时,王朝会考虑在岛屿设置行政机构。相对于户籍编甲,它体现了王朝对岛民管理的强化。不同海域所采取的不同行政设置正体现了国家管理岛民的地域性差异。那么清前期海岛行政设置与王朝对海疆的侧重、各地方人群的身份、经济活动等存在怎样的关系?不同执政者采取的管理模式又存在怎样的发展轨迹?这些管理模式对当地居民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将有利于大范围地梳理国家政策在岛民管理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性。

综上,本著将主要从洋面管理、岛民户籍编查、岛屿行政设置三个方面探讨从康熙展界前后到乾嘉之际,面对民众向海岛的流动以及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王朝如何一步步调整政策,进而从王朝国家的视角审视海岛人群合法化的过程。行文中力图呈现不同地域管理模式的差异,由此讨论国家政策制定和地方社会的关系。笔者深信,透过岛民管理所折射出的国家机器运作、社会经济及相应问题的增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与矛盾等问题,皆是理解王朝统治之道和海洋社会面貌的重要指标。而本著所使用的“洋面”、“展复”、“开复”、“呈请”、“牧民”等文献中的表述,相信能够更好地将海岛与岛民走入王朝体制的过程放置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这些词汇所蕴含的政治、社会、文化内容。

作为一本史学著作,本著按时间序列梳理政策变迁,却并不以时间长短决定详略,而因各朝所采取的政策差异有所侧重。本著在集中讨论清前期的同时会适当追溯历代岛民管理的政策演变,并在案例分析中讨论乾隆朝以后海岛问题的走向,以期放置在历史脉络下审视清前期的岛民管理政策。大体框架安排如下:

本著的绪言部分主要阐明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关键概念,交代本著所用材料和研究思路、基本框架。除绪言和结语之外,本著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上编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侧重呈现王朝海上秩序初建过程。重点考察迁界、展界过程中国家对岛民的安置、国家在海岛建立的军事戍守和洋面会哨稽查制度,旨在揭示展界以后王朝逐步确立的一系列政策,如何影响着沿海民众在海岛的活动。中编由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组成,主要在国家权力触角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考察王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强化了海岛民事管理。透过对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海域岛屿行政设置情况和民间自下而上呈请开复情况的个案分析,试图探讨国家对不同海域的不同管理模式,国家与地方在海岛开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下编由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组成,前两章侧重考察面对民众向海岛的拓展,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反映与决策,以及产生的影响。重点放在乾隆皇帝与大臣的讨论以及大臣之间的争论,以此分析各方对海岛开复的不同态度。乾隆末年因“盗”治岛,从而将岛民治理提上了国家决策层面,为了完整呈现乾隆朝政策的流变和影响,第八章在大规模海盗集团兴衰背景下,梳理了乾嘉之际的岛民问题。本编在呈现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过程时,以下问题将被重点关注:是什么影响了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哪些岛屿的岛民成为编户齐民,哪些岛屿的岛民被加以驱逐?不同的对待上,遵循的规则是否仍是康熙朝所制定的禁规。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笔者将以岛民管理政策为线索综述清前期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并将王朝对洋面管理、保甲编排、行政设置等政策的转变纳入到国家对岛民管理的链条中,总述研究宗旨的同时论述清前期海岛管理对当时和清后期士人海疆观念的影响。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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