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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0-05

严耕望:一位传统史家的自我修养

向来讨厌腰封,因为多为浮夸之词。不过,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腰封上写的“毕生经验倾囊传授”,确实不虚,尤其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一书, 绝对称得上“治史入门最佳引导”。在《从师问学六十年》一文里,严先生讲到一段,特别适合用来总结《治史经验谈》的价值:

在此稍前,我接受台湾大学研究所的邀约,讲授一门“中古史专题研究”。今日将此事告诉先生(钱穆先生)。先生极感高兴,说:“应该讲讲,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改如何做了!”我当时感到先生未免把自己学生看得太高,学校教授很多,何至如此!但后来想想,若从某一角度说,先生的话也不无道理!事缘一日,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史语所同事黄宽重先生,他刚从韩国访问回来。据他说,在韩国见到几位曾留学台湾的青年学人。他们抱怨说,到台湾留学,本想看看中国人如何治学。但不幸,所听到的不是美国式的方法,就是日本式的方法,仍不知中国人传统的治学方法。他当时告诉他们,应当看我的《治史经验谈》,所以他拟寄几本到韩国去。又我在台大讲课时,有七八位相当成熟的中青年学人经常来旁听。学期结束后,其中一位说,“从来未听过像先生这样讲课!”他是台湾名大学硕士,美国名大学博士,而有此论调。我后来想想,或与韩国青年有同样感受!所以先生上面一番话,若以“中国传统”作解,却不无道理!我所体验的中国人传统的治学方法,是既要精深,也要博通,而基本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始能真正达到此一境界。

读《治史经验谈》,很能看出严先生治学的谨严与专注,而其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个人性情与追求,更是让人钦佩不已。中国传统学人,治学与生命体验是紧密相连的,读书治学是可以变化气质的。可叹此传统在当下学界早已付诸阙如,甚至被视为落后观念。现在人文学界里的许多专业学者,工作与个人生活和性情经常是割裂开来。名为专业,实却画地为牢,最多成一学术工匠。

所以,做此摘要和整理,选择摘录的要点是《治史经验谈》的前两部分“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几条具体规律”和最后部分“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前两部分,不止治史该如此,有志于学者都可参考,最后一部分则是生命体验部分,这是传统学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重视。中间几部分较为专业,分别为“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与改订”和“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也很值得研读,但囿于专业性,先且不录。

序言

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不过当我在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而已。综合这九篇文字,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人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就的最基本条件。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1、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有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

治史的博通可分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时代更为重要。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指各种社会科学。

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

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同样有局限性。

博通对治史的积极作用,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秦国为何能统一天下?过去解释不外乎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思想方面则是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这些讲法都不错,但还有好多原因,比如从当时各国经济社会民风来看,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况且秦国有中国最佳战马产区,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而且,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

二是禅宗五祖后,北宗先极盛于北方,后来何以衰微,而慧能南宗能特盛呢?最先的解释是以地区经济的盛衰作背景,因为南北两宗盛衰的转捩点正在安史之乱时代(《国史大纲》里对此有过精彩论述,也可参阅我之前的整理文章《安史之乱后遗症》)。后来发现还可以从民情风俗作进一步解释。当时湘赣地区民间文化程度尚低,可说是文化落后地区,多蛮越之民,迷信风气极盛。南宗虽不是迷信的宗教,但他们那种讲“顿悟”的境界与传教的方式,多少有些神秘感,而又简而易从,最适合文化落后民风纯朴又具迷信的人民去信仰。

2、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

比如唐代节度使制度,看起来是唐代所创的、所独有的制度,其实它的结构形式及其他作用与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比如市镇制度,现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有镇。镇多半商业较繁荣,又称市镇,这是自宋代已是如此。但为何叫镇?如何形成?这就不但要上求之于唐代,还要上求之于魏晋南北朝。最开始可能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设军镇以期镇压,形成了北魏军镇制度,军队是专门消费不生产的,所以有商贩来推销消费品,又因为军镇多设在交通要到,治安又比较有保障,所以慢慢形成小的商业中心。在唐代军事性质还比较浓,到宋代就几乎失去军事意义而变成现在的市镇。

这种事例太多了,这一个时代的事例几乎都要牵涉到上一个时代,不了解上一个时代如何可以?若能对于下一个时代有相当了解,也很有帮助。

3、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所以研究问题不能太孤立,只在某一小点上做功夫。至少要注意到一个较大的平面,做“面”的研究。

所谓作“面”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很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

再者,作全盘的广面的研究,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联,就可以相互补充。

要划定自己研究范围,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好胜。前文讲到要作“面”的研究,这个“面”就是一个研究范围,也可说研究重心所在。但一个人的研究重心范围不能太多,多则精力分散,工作不会能精。

4、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要看些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风俗史、学术宗教思想史各方面的书。但这不是最好的最基本的方法,因为这些书是通过人家头脑所提炼出来的东西,尽管是比较有系统,但在你的学问中没有根。最好一方面多看这些书,更重要的是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学阶段。

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

一般看正史的人总是以自己所要研究的题目为主,一目十行去翻材料,甚至于只看某几个传、某一两篇志。这绝对不可以。看某一正史时,固然不妨先有个研究题目放在心中,但第一次看某部正史时则要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寻觅研究题目的材料,随时摘录,一方面广泛注意题目以外的各种问题。

不过由头到尾读一般书的方法,与由头到尾读正史的方法也不相同。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所以要读得仔细,应该尽可能处处求懂。对于其他的书,虽然也要由头到尾的看,但可把寻材料视为主要目的,附带的自然也增加你对于整个时代的全盘认识,这样读法自然可以快些,有些处甚至可以一目十行,不必处处求懂。

抱个题目找材料的方法,当你做完这个题目,其他的东西所得不多,久而久之,将会发现学问的潜力太薄弱,难以发展。照我这种读书法,将会使你的治学潜力愈来愈强,当然这要在中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发觉一片通明,似乎无往而不可。不过虽然潜力很厚,是博通了,但撰写论著仍要谨守自己的专长,不可随便乱写。

一个闭门读书的人,对于社会世故,不可能有多少历练,但是史学家,能认真通读全书的史学家,应该与一般书生不同,只就正史而言,里面所记的人情事理太多了,我们可以从那里吸取古人经验,对于了解现在人情事理就大有帮助!

5、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

不过,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

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从人人能看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的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

不过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决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视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

举例,如钱穆先生,一生治学,主要是利用旧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结论。例如他的《刘向歆年谱》,没有一条新的史料,然而能得出举世佩服的结论,使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又如《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诚然不错,然后他能从人人能读到的正史中提出那样多精悍的好看伐,这些处才能见出本事。再如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近五十年来就某一时代的某一方面问题做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几部论著之一,然而他用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的,据说他衣袋中随时都带着一本《高僧传》,正可见他的研究基础是建筑在旧史料上。再说陈寅恪先生,有关唐史的重要著作,《政治史述论》与《制度渊源略论》,主要史料不外乎两部《唐书》与《资治通鉴》。

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要运用头脑长时期的下深入功夫,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

6、其他几点意见

(1)慎作概括性的结论。

有才气、讲通识的学者,往往喜欢下概括性的结论,浅学之士也往往喜欢这样。史事只有相对的统一性,无绝对的统一性,下概括性的结论极其困难,容易夸张,而很难真的正确,虽然能为一般人所喜爱所接受,但内行人未必能接受,这样概括性的结论就很难永久站得住脚。……有时为了强调你的论点,不免稍稍夸张一点,但自己绝对要有分寸、不可逞心笔之快!

(2)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

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特殊现象可能偶然有之,在历史发展潮流中不占重要地位,若过分注意,反而迷惑读者,甚至迷惑自己。

(3)概括叙述性证据与例证性证据。

概括叙述性的证据,价值高,但慎防夸张;例证性的证据,价值较低,但若有极多同样例子,价值就增高,可能超过概括叙述性证据,因为例证无夸张的危险性。

(4)注意时间性与空间性。

时代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这点或许大家都较明白,较少疏忽,但地域不同,一般人就比较疏忽。中国地方大,在历史上同一时代中,不同地区情形差异往往很大,所以更要注意。

几条具体规律

1、尽量少说否定话

寻找历史真像,下断语时,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纵然只有一条,有时也可以下肯定的断语。如说某人某年某月出生,某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只要提出可信的证据,就可作一判断。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也可说极其困难,尤不可因为自己没有见到正面的史料,就否定有某件事的存在。个人所知道的、所掌握到的史料都极有限,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看到可以肯定那件事的史料,就否定有那件事。

学人们常以不知为没有,以书籍无记载即历史上无其事。因此常常违犯此一铁的规律,而轻易的说否定话。举了四个例子,就说第一个。在《汉书·地理志》中,汉中郡第一县列了西城,按《汉书》体例,西城应该就是汉中郡的治所。但清代汉学大家阎若璩对《汉书·地理志》各郡国第一县就是治所的传统说法产生怀疑,认为汉中郡实治南郑,不治西城。理由是,无论交通和地理位置、经济物产,南郑都远比西城更适合作为郡府,何况南郑是名城,汉高祖为汉王就建都于此。这个意见很合理,被认为是他立说的最坚强例证。但是,《隶释》里的《仙人唐公房碑》云,“公房成固人(今城固县)……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汉中郡)……是时府在西城,去家七百余里。”而《汉书·地理志》是根据西汉末年元始二年的版籍所写的,此碑所记正在西汉末年,是西汉末年汉中郡政府在西城的铁证,阎若璩没有看到这篇碑文就下否定的断语,自然错误。

2、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要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各方面的史料,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现在某方面人士利用史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服务,他们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抽样作证!我们一般人治史当然无特别目的,但仍不免主观,也不免欣喜自己意见之能成立,虽然作者并无曲解的意图,但为欣喜自己意见的意识所蒙蔽,无意中也会犯了抽样作证的毛笔。而且犯这种毛病的人极多,个性强、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尤其容易犯这个毛病。

举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例子。庄季裕《鸡肋篇》卷中云:“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煤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供樵苏。……”这是讲北宋汴京燃料的一条极好资料,但不免过分夸张,有位当今国际知名的日本学者,从这里发挥,引了颇多史料做辅证,认为石炭(即煤)是北宋京师开封府一般人民生活中的主要燃料,认为这是一次燃料革命。这些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灰参半。接下来严先生一口气举了八条用薪柴的证据,然后说,我不是研究宋史的,宋代史书文集看得少,但稍稍留意,已见很多汴京烧柴的史料,自北宋初期到末期都有。

任何人都不免有错误,更不免因为先有定见而发生偏差,但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当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自己治学,有时在起稿前有个看法,初稿完成又是一个看法,二稿三稿又往往推翻前面的结论,直到所能见到的史料都能作合理的解释而后已。

不但要随时用于修正自己的意见与结论,对于别人反面的意见尤要能容忍,若人家证据确凿,优于自己的证据,更当绝然放弃自己的意见,公开接受人家的意见。死抱着自己的看法,作无为诡辩,只见其胸境狭隘而已。

3、引用史料要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利用史料为政治服务的人们,故意断章取义,以成其曲说,自不必论。就是一般学人也常犯此病,尤其主观强而学力不深的学人更易犯此毛病。这可能都是匆促翻查史料,没有将上下全文看清楚,而生吞活剥的照自己的意想去割裂取用之故。

至于还有些人阅读史料的能力实在太差,书还没看懂,就胡乱解说,尤其一般时髦学人,不引史料原文,只骋一己臆说,不但断章取义,而且不知所云,那更等而下之,不必再谈了!

4、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史料每经改编一次,价值就减低一次。此种至少有两种原因可言。

第一,史料改编绝不能百分之百的保存所依据原本的内容,而且可能无意中写错。严先生连举了五个例子,然后说,这类例证太多了,只就新旧两部《唐书》互勘一番,就可找出不少例子。《新唐书》文章写得好,但文章愈好,史料原形可能走失得愈多,所以就史料价值说,《新唐书》不如《旧唐书》。不过《新唐书》增补了一些表、志、列传,保存不少史料,这才是其有价值的贡献。

第二,作者无意中受到自己时代实际事况的影响。任何一个史家,无论他怎样客观,他写历史著作,总不免要受自己时代观念的影响,尤其作解释时。也举了很多例子。就说杜佑的《通典》。唐代前期,尚书六部和九寺诸监的性质和职权完全不同,而且分别得很清楚,但安史之乱后,形式大变,这种颇有理想的结构渐趋紊乱,乃至失权,杜佑写《通典》,就在尚书制度崩溃的时代,看到当时制度紊乱的情形,以为开元填报以前就是如此,所以有了错误的看法与错误的评价。后代的学人都以为杜佑是唐代人,评论唐制应该不错,就那样承袭下来,作为一项基本史料,千载莫辨。严先生写过《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才把这个事情辨别清楚,认为这只能视为一项意见,不必视为史料。

5、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后期史书因为传承的关系,所依据的材料比较正确而且正确地传承下来,有时往往比现存的较早记载更为正确。举了胡三省《通鉴》注里的一个例子,虽然时代较早,却是错的。《读史方舆纪要》里的记载与其完全相反,虽是后期的书,但有很多的证据表明,《纪要》的记载更为可信。

6、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引用史料最好都是自己搜集的,但有时也不免转引他人已用的史料,但转引史料,为慎重计,必须检查原书。若原书已佚,或自己找不到,则须说明转引自何处。若为不常见的史料,纵已查对原文,仍当注明原引者,示不掠美。

何以要检查原书呢?因为原引的人往往引错,不查原文,就跟着错了。举了五个例子,然后说,大体上说,古人写文章,往往用转引的史料有如自己直接搜集到的一样,那是很通常的事。现代著述态度应该愈来愈严肃,但仍有很多成名的学人也犯此类毛病。

7、不要轻易改字

古书传世既久,往往有脱字有讹字,我们运用古代史料,往往不免先要纠正它的脱讹,但这也要特别谨慎,不能随便轻易的改动。径行改动,有时虽然补改得似乎很合理,但事实上往往就补改错了。

举了两个例子。就说《通鉴》的例子。《通鉴》一六五梁承圣元年纪云:“魏宇文泰命中崔猷开回车道,以通汉中。”这里作“开回车道”,而较早期的《周书》、《北史》作“开通车道”,胡三省从早期史料认为“回”为“通”之误。但严耕望先生证明,后期的《通鉴》是对的,早期的正史反而是错的,证据是开道时的石刻,这不但比正史更早,而且是最宝贵的原始史料。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据我的体验与观察,前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后六个字却极不易做到,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

1、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

对事对人,我觉得宁滞毋敏,宁可迟钝一点,不要太敏感,多疑虑。纵容觉察到他人对己有不利迹象,也要有胸襟化解,不要放在心上。有人要说太迟钝,岂不要吃亏。其实吃点亏也不算什么,何必斤斤计较一日的得失。

举了陈寅恪先生的例子。就陈先生来说,未尽其才学。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尤为史学界一项无可补救的损失。我想陈先生的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健康太差,又是悲观主义者(身体不健康的人很难乐观),自不胜负荷其志愿。

2、一心力、惜时光

心力时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比愈大,最好他的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我个人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一境界,但已尽可能向往此途,名利无大兴趣,权位尤不敢沾,专心一意的做学术工作。

3、淡名利、避权位

学术界的名气与学术成就并不真相一致,有高名的,学术成就不一定高,成就高的也不一定就极有名。名头太大,对治学也有妨碍。举了顾颉刚的例子,二十几岁就享大名,却受盛名所累,几乎毫无工作时间,中年以后非常后悔。胡适也是。

权位于治学有百害而无一利。做官很忙,学校部分行政负责人也相当忙,皆绝不利于治学,所以真正做学问的人绝不能兼任此类工作。

总而言之,学术工作只为兴趣与求真的责任感。好多年前,有位学人来港在中文大学历史系作一次讲演。他说做学问要有两个条件,富与贵。有钱买书容易,居高位,找书方便,并且举出胡适之先生某次找书为例。不知胡先生正是受了盛名高位之累,致中年以后不能安心学术工作。有找书之便,亦复何用!这种论调,真是因小利而忘大弊,浅薄之至。

4、坚定力、戒浮躁

治学的定力,可分对内对外两方面。就内在兴趣与工作方向言,要坚定信心,不要见异思迁;就对外而言,遭遇到外面的压力,不能屈服,面对外面的诱惑,不能动摇。

大多数读书人都有倔强的个性。当他未成名前,对外面的压力,乃至生活困窘,往往都能咬紧牙关,极力抵挡。但一到渐露头角,小有名气,外面将有不少的诱惑力向他招手,这时能坚定不移,宁坐冷板凳,不被诱引入外务之歧途,不出锋头、任行政、争取名利权位者,千百人中盖一二而已(严耕望先生自己就是那千百中的一二)。

性情轻浮急躁,不但是品德上一大缺点,也为治学大忌。所以一个做学问的人,也要随时反省自己为学为人,是否轻浮急躁。如犯此病,就当极力戒除!

5、开阔胸襟

就对于他人成就的态度来说,无论对任何人的工作都当予以尊重,不能因为自己不欣赏,无兴趣,甚至自己不懂,而看低他人的工作成就,甚至加以否定。那是专制自隘的态度与思想,不但是品德做人方面的缺点,只就做学问而言,一有此种态度,就很难步入博大之路,甚至愈走路子愈狭,终至逼处一隅,自我陶醉而已!

不过反过来说,对于他人的成就——不论古人或今人——也只能采取尊重的态度,乃至佩服采用,但不能崇拜。一有崇拜心理,便易步入迷信,失去理智的判断与采择,那也是专制狭隘思想的根源,使自己心思不能更进一步的发展。

6、慎戒执著

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戒除执著,免得陷于拘泥不化。做事做学问都不能不有相当固执,但也要得中庸之道,不能过分固执有拘泥执著之病。要在各人自己体察,“允执厥中”。

举了武大一同学的例子。当年天分努力皆在严先生之上,毕业后一起成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严先生深佩其学业,钱先生则谓其前途不如严先生,因为其禀性执著。能刚不能柔,能抓得紧,不能放得开,用于治学,易执著,不能灵活变通,终至四处阻塞,兴味索然。三十多年后,该同学在大陆教书,思想颇左倾。他为人极忠厚,多读古书,思想保守,不想一变而左倾(严先生特别加了一句“也许非其本心”)。归根究源,仍在执著的个性,易走极端,不能裁以中庸,故接受新知,但不能化。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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