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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4-22

杨天宏教授:学位论文的选题原则与技术处理

不谦按:历史文化学院杨天宏教授这篇发言,我认为对我们中文系的硕士博士生也很有启示意义。他说到学位论文选题中的种种问题,中文系不仅存在,而且可能更甚。征得他的同意,转发于此。

 

指导硕、博士研究生作学位论文选题,是一项十分个性化的工作。孔子强调因材施教,学生不同,应有不同的指导,因而选题指导通常只适合一对一的进行,方法亦因人而异。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优劣每个作者会因甘苦体验不同而得出不同的判断,指导学生作学位论文选题也一样,没有谁的方法可以推而广之,提供给所有人参考。因而如果要谈选题,只能从一般原则及相关技术处理角度,概乎论之。

首先,如果我面对学生,当被问及某个前人已做过较多研究的题目是否可写的时候,我会对他说,没有什么题目不可写,关键不是可不可写,而是怎么写。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认识论的角度,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历史是以历史学者生活其中的现实社会作为参照系的,历史只有和历史学者的当前视域重合的时候,才可能被理解。比如,一个对中国现实政治不闻不问甚至以为于自己无关痛痒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近代中国移植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得失并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这说明了研究者的当下视域与其所作研究的关系。由于历史学者的“当下视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而历史研究的内容及取舍也会随之变化,这就为我们以“新瓶装旧酒”,重新研究已被研究过的历史,写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当代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告诉我的学生说,没有什么题目不可以写,原因正在于此。这里不存在已经研究过的课题就不能再做研究的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没有题目不可以做,但并非任何题目都具有同等的学术价值,都适合某个特定的学生做。因而我在表达上述意见的同时,又常常强调,在作学术论文选题的时候,须注意遵循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一是量体裁衣的原则,二是刻意创新的原则,三是宁小勿大的原则。

“量体裁衣”原则是强调做论文选题时要充分考虑研究的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涉及研究者的兴趣爱好、思维类型、信息储备、知识结构等,每个同学的主观条件是不一样的,选题做研究首先要充分考虑主观条件是否适合。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应该有充分的自知之明。你如果想写一篇近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文章,你首先就应该考虑,你的外语水平如何?你是否具有相应的外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积累?你掌握起码的国际法常识没有?如果你想研究《墨经》,除了对先秦历史及墨子思想有所了解之外,你是否对自然科学及科技史有起码的认知?如果你想写一篇有关战争史方面的论文,你是否应该先衡量一下,自己是否能像赵括那样,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纸上谈兵的本领。我并不是在吓唬大家,并不是故弄玄虚把写文章说得神乎其神,而是希望大家注意扬长避短。梁启超说,做学问要选择“性之所近者为之”,这是非常重要的提示。有些选题很好,但不一定适合你。我们常常批评身边一些人不懂外语却搞外国文学研究,不懂古汉语的却搞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懂法学却搞法制史研究,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就客观条件而言,学术研究需要的必备条件甚多,有些选题很好,如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都很有价值,也备受关注,却要么因档案资料尚未解密,要么因政治条件的限制,无法客观公正地进行研究,也最好暂时不要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刻意创新”的原则是指研究的原创性问题。这是学位论文选题的生命所在,是最重要的学术考量。现在一般年轻学生理解的学术创新,主要是新的理论方法、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文献资料。这当然也是新,但这些所谓的新,属于工具层面的新而非认识层面的新。在中国,理论方法基本是外来的,不是国人自己发明的,研究领域和文献资料只是作为客体而存在,在我看来这些层面基本谈不到什么创新。即便能够在这一层面有所贡献,顶多只是探索性的“发现”(discovery)而非创造性的“发明”(invention)。我们所提倡追求的,应该偏重主观认识层面的创新,要有自己独到的事实判断和对历史现象的睿智理解,要能够理顺历史现象间的复杂逻辑关系,形成有别于他人的认知和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述论框架。鉴于对学术创新理解的偏差,建议每个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在准备选题做某项研究的时候,都认真思考一下,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划归认识论层面的新东西究竟何在?这是提高研究水准、做好论文选题的关键。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在于充分全面掌握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对前人研究的利弊得失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判断。

“宁小勿大”的原则是说要把握好大小难易的分寸,选题要大小难易适度,但是在掌握不好分寸的情况下,与其大题小做,不如小题大做。清代学者搞考据,或阐释古圣先贤著述的微言大义,对一句话、一个字可以推演出数万字甚至数十万字的考证。民国时期也有众多成功学案。郭麟阁先生在一篇有关学术论文写作的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很有启发性。他说上世纪40年代,北京汉语研究所所长铎尔孟研究《礼记》,读到“春正月獭祭鱼”,无法理解,他想水獭在正月冰消雪化之时先向鱼祭祀,是何意思?请教多人,不得其解。最后找到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沈是古文字学权威,太炎先生的高足。正好他刚完成一篇论文,题目就是《释‘蔡’与‘祭’》(大意),该文长达两万字,作者根据《春秋》《左传》及董仲舒的著作,广征博引,证明“祭”的古义是“杀”而非祭祀,祭祀不过是引申义,“祭鱼”就是杀鱼。读了沈先生的文章,铎尔孟的疑团涣然冰释。沈兼士解释“蔡”与“祭”两个字(实则二字相关,也可理解为解释一个字)居然写出两万多字的宏文,就前人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提出独到见解,这种善于就小题目做大文章的本领,是值得学习的。

或有人会认为这是繁琐考据。其实繁琐考据又有何不好?怕就怕你没有这个本事。胡适说,就方法论而言,发现一个古文字的含义,与天文学发现一颗新星或物理学发现一个新定律,具有同等的价值。可见细致考究所谓“小问题”也可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不过同学们也应意识到,就选题而言,小不是目的,而是出于操作技术层面的考虑。从选题与资料的关系上讲,史学是一个对文献资料依赖性很强的学科,再好的思想见解都必须有史料支撑。有经验的学者在选题的时候会告诫自己:“题目不能大于资料。”意思是题目涉及的时空范围不能大于所搜集的资料涉及的时空范围。历史研究要求穷尽与题目相关的资料,若题目过大,题中应有之意太多,无法穷尽资料,就会出现“题目大于资料”的情况,得出的结论就不可能周延。这是我们宁愿“小题大作”而忌讳“大题小做”的技术方面的原因。

这种看似纯技术性的处置实则包含对于思维内在规律遵循的问题。人类思维具有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规律。研究者要选择能够产生从小见大,管中窥豹,一叶知秋认识效果的题目来做,因而选题不妨“小”。但所谓“小”,是切入点小,观照面大,不能为小而小,作茧自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内。从学术的延展性角度讲,学术研究不是“一锤子买卖”,做了一次就不再继续做。学位论文选题好比是挖矿,要选择一个富矿来挖,这样才可以长期挖下去。如果选题内涵不丰富,写了一篇学位论文之后就没有进一步发掘拓展的空间,这样的选题不是学术研究的优秀选项。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般不建议同学们做内涵狭窄的学位论文选题,即便这样的选题也可能具有某种学术价值。

进而言之,如果一个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论文选题内涵狭窄,毕业以后当老师从事教学科研,仍长期固守狭隘的研究领域,则不仅会缺乏研究后劲,难以推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很难应付指导兴趣爱好广泛的不同学生的教学需要。

与选题的大小相关,我想特别谈谈区域史研究取向中存在的问题。在近年来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中,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从“宏大叙事”转向“细部深描”的一个学术现象,其理论依据是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强势的西方文化向全球传播,多元的世界文明朝着一元化方向发展,西方学界在理论上也出现“趋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以“全球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性”的反动,吉尔兹标新立异,强调“地方性”,质疑“总体理论”及“全人类性”这类宏观思维的合理性,认为“统一”固然促成了文明进步,却也毁灭了文明固有的多元性,造成灾难性后果。由于要矫正“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弊端,带有“求异”特征的“地方性”诉求便提上了学术议程。

在寻求“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取径影响下,现在在校硕、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越来越变成区域性或地方性的了。而川大、川师等地处西部的院校,表现尤其突出。我没有做过具体统计,但直观印象,至少就这些院校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学生论文选题而言,属于区域史或地方史,尤其是四川地方史的选题,占了总数的70%以上。你写重庆,我就写成都;你写绵阳,我就写宜宾;大城市写完了就写中小城市甚至乡镇:你搞巴县,我就搞阆中;你搞郫县,我就搞温江;你搞甘孜,我就搞阿坝;你搞三圣乡,我就搞高店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同学们在做这类选题时却没有意识到吉尔兹理论的局限,没有注意到这样做很可能产生两个学术后果:一是研究本身的碎片化;二是四川学者及川内高校历史专业的边缘化。

“碎片化”的问题当然不仅存在于区域史或地方史研究之中,但在这一领域,问题表现尤其突出。一些同学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为避免单纯区域性研究的局限,刻意从技术上将自己的题目包装成从个别看一般的表达形式,如《清代的婚姻家庭与社会——以四川南部县为例》,或《近代中国城市化历程:以成都周边某县为例》,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整合个案与共案、地方与全国的关系。但这样的整合或技术处理是存在问题的。四川南部县能够作为反映清代婚姻家庭与社会的典型,概括出全国性的结论吗?成都周边某县的情况能够说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吗?显然不能。于是这样的选题就变成脱离了全国语境,没有跨地域意义的选题。

更要紧的是,在这样的学术追求中,研究者也因所做研究的“地方化”而被边缘化。我们从事研究要讲究“预流”,就是要参与主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要“入流”。而要能“入流”,就要与主流学界有“共同话语”,没有全国意义的纯粹地方性选题如何形成“共同话语”?这是我们每个同学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虽然对“碎片化”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如罗志田教授就提出“不碎无以致通”的意见,但他所欲表达的是既有研究体系需要被突破即使之“碎片化”,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系统性即“通”的建设性意见。如果我们的研究被弄得鸡零狗碎,缺乏系统性,历史研究的价值就会严重贬损。如果我们四川的学生或老师只是做“川味”的学术研究,没有甚至不敢存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之志,川内学者的学术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当然,我不是反对做地方史研究,而是主张同学们在做地方史的选题时,要心中有全国甚至全球,要学会找到打通地方史与全国史、个别史与整体史的关节点。从技术上讲,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应以揭示地方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皈依,前提是所选择的“地方”要有地位或特色。如果一个地方在全国没有地位,缺乏特色,这类地方的历史研究,不做也罢。至于普遍性揭示,固然十分重要,但也要意识到,只有个案研究的数量足够充分,即一个如此,无限多个仍复如此,才具有升华抽象、揭示普遍意义的可能。若反其道而行之,则地方全国,两头皆空,这样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我想顺便提醒一下,同学们喜欢在理论方法上追寻西方,但要记住,西方是多元的,吉尔兹的主张只是西方学术中的一派,以“地方性知识”作为研究取向在方法上也存在明显局限。近年来西方又有“走出区域研究”的主张,最近刚翻译出版的《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一书,就集中反映了西方学术取向这一探索性的变化。从方法论角度讲,这可能是从庐山之外看庐山和从庐山之内看庐山两种观察维度的交替选择,两种观察维度都有优点,也都有局限,都存在认识盲区,这是同学们在做学位论文选题时,应当加以特别留意的。

 

(本文据杨天宏教授2015年4月15日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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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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