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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2-02

《醒世姻缘传》及其他明清小说中的白银与制钱问题

《醒世姻缘传》及其他明清小说中的白银与制钱问题 - 海交史 - 1

本文作者刘晓艺研究员

摘要

《醒世姻缘传》中有大量篇幅描述晚明经济生活中白银和铜钱的使用。本文结合其他明清小说,对比黄金的应用,考察白银在流通领域中称王的现象,并提出晚明并无现代金融信用意义上的远程汇兑机制。携银旅行现象的普遍,正可以说明这一事实。本文指出,以往金融史研究中常被用来证明远程汇兑存在的几条关键性文献,需要被重新审视。本文亦考据从嘉靖到崇祯时期所铸造的数种制钱,提出《醒世姻缘传》中颇受民众欢迎的“黄边钱”乃是两种黄钱与优质镟边钱的统称;而书中因行使不通而被收回的当十折子钱则应为天启通宝折十钱。制钱的铸造、发行及其在流通领域中受欢迎或被抵制的情形,有时会出现脱逸于经济规律、却受政治因素干扰的现象。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白银;远程汇兑;黄边钱;折子钱;黄钱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反映中国17世纪社会生活的世情小说。此书虽是主要致力于描写婚姻制度里的惧内现象,但因其笔致详实,于当时的社会人情与经济生活着墨甚多,遂成为研究17世纪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宝藏。结合其他明清小说,笔者考察白银与另外两种货币——黄金和铜钱——在铸造形式、被使用的广泛性和频繁程度上的差异,从而深入探讨白银在流通领域中称王的情形。上至成书于明中叶的《水浒传》,下至成书于清末光绪年间的《老残游记》,这些时间跨度长达三百多年的文学作品,都可被拿来与《醒世姻缘传》互参使用,以验看经济和金融生活中是否出现了变化。使笔者感兴趣的,首先是中晚明社会是否存在异地汇兑的问题。此外,明代嘉靖年间的制钱铸造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形成了颇受民间推重的黄边钱,笔者将阐述此钱的几种形态及明代文学中反映出的劣钱现象;天启年间的政治风潮,影响了该朝制钱的流通,笔者将分析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民心理的两重影响,并考证《醒世姻缘传》中的当十折子钱为何种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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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

一、白银的流通和汇兑

白银成为16—18世纪中国市场上的主币,是明清史学者都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彭信威认为,白银的使用,在洪武末年已经盛行,但直到明英宗弛银禁之后,白银才获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基本的职能。明中叶以后,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主要是来自日本以及西属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的产出,其总量为中国本土产量的10倍;输入途径复杂,有经菲律宾、日本和中国澳门等多种方式,输入者则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和中国商人各种不等。海外白银输入明代中国的机理和数量的问题,引起了全球东亚经济史专家的兴趣。有关输入机理,学界产生了主流的“生产力恢复说”、刘志伟等的“贡赋体制说”、万明的“国家赋役制度与民间市场共同作用说”和刘光临的“需求稳定通货说”等论点。有关输入数量,国内外多位知名学者参加了这场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仍方兴未艾的讨论,由于统计年代和统计单位的不一,各家得出的结论差别很大,若是取均,约在3亿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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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
从《金瓶梅》这部约成书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明代小说可知,至明中晚期,白银已经在经济生活领域广为流通。再看《醒世姻缘传》中,白银的转手多到不可胜数,大到如捐官、行贿、购房、买卖人口,小到如日常生计消费和社交馈赠,无处不能看到白银的影子,铜钱的使用只能算是第二位的,而实物交易即使在农村,发生也不频繁。黄金除非用于行贿和高档送礼,在流通市场上十分鲜见。在《醒世姻缘传》及其他明清小说中,我们又常见大宗白银被携带出门的描写。为什么白银这一便携性并非最佳的硬通货,反而比黄金还更常见于远程转徙和交易呢?中国在明中叶以后,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过可以使人避免不安全携银旅行的异地汇兑?这个问题,一直引起明代经济史学者和金融史学者的兴趣。我们姑且将认为存在异地汇兑活动的一方称为“有派”,将认为不存在的一方称为“无派”。从来历史考证都是“证其有易,证其无难”的,我们不能从《醒世姻缘传》及其他资料中推导出异地汇兑活动之必无,但至少可以证明,“有派”目前所使用的资料不足引为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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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
“有派”和“无派”都注意到,黄宗羲、顾炎武都曾提出,晚明确存在一种与唐代的“飞钱”相类似的民间“会票”,它与近代的“汇票”音同形似。黄氏谓:“钞起于唐之飞钱,犹今民间之会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顾氏谓:“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何炼成将黄宗羲的“会票”理论看做对南宋的“称提钞法”——即纸币的发行和管理方法——的一种阐述,并不将其与汇兑挂钩。谷霁光比较持中,他一方面承认票号是为汇兑而生,一方面将山西票号产生的时间尽力往下压,认为万历朝沈思孝有《晋录》一书,详于山西的经济生活但未录山西票号,这说明山西票号产生的时间不会比沈思孝更早,应在明末清初。对黄、顾所言的“会票”,叶世昌在几部明清经济史专著中的态度不一:有时他仅肯定其兑换券性质,放在清代语境里,他会很肯定地说“会票即汇票”。叶世昌与另外二人合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承认在明语境中“会票,也就是汇票”,但笔者不能确认这就一定是叶世昌本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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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录》
“有派”的典型代表,要算近年来研究晚明金融史的青年学者孙强,他在探讨了“会票”一词在明经济语境中的意义后,得出结论:晚明确实存在相当规模的民间异地汇兑;黄、顾所谓“会票”,与近代意义上的“汇票”具有同样的功能。孙强认为,晚明民间社会中存在的异地汇兑活动,可在明末清初由钱荒严重而引发的钱法讨论中得到证明。他举了明季学者陆世仪和陈子龙的例子。陆世仪称:“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于是,陆世仪主张发行银券代替白银,“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各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出入间量取征息”。陈子龙则说:“今民间子钱家多用券,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此即前人用钞之初意也。岂有可以私行,反不可以公行者?”笔者认为,陆文中的“京师富商之家”,明确指向私人性质。而在陈文中,“会”的功能是对应“轻赍往来”的,以文气的对立论,则前面“券”的功能就不是为了“轻赍往来”,与异地、旅行无关,是在当地储蓄生利息——即“子钱”——过程中产生的储蓄券。陈文中的“会”是商贾间小规模的商业合伙组织,在资金周转方面互通有无,这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很多见。商贾们既然往来无定,这种资金周转当然也可以是跨地区的。“会”的特点是不具有面向大众服务并盈利的性质。笔者认为,若谓明中后期在“会票”和“会”的实物和行为中包含了某些金融信用的元素,则诚有之。这里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长途贩运商或零售商从行店购货,因资金不够,书立票据,作为异时异地将会付款的凭证;二是货币资金的贷款行为;三是以实物质押为现款的行为,质押方可在商家获得本地取款,或在商家的异地商号取款。最后一种情形,与前所提及的“会”内部的异地资金周转,最容易被误为是异地汇兑。若谓陆、陈据零星的民间货币周转活动而欲建言明政府实行一种以官府为主导的异地汇兑制度,则亦诚有之;但以他们二人所生的时代而言,那建言完全是空中楼阁。陆氏年方33岁而明清已经鼎革,就连他这番高论,都被收录到清末贺长龄的《清经世文编》里;而陈子龙在入清后就殉节而死,更没有可能实施这一金融理念。陆、陈文中所举的民间金融活动,与孙强书中后来所举的徐光启家书的内容及《豆棚闲话》里的一则故事,都属私人间或小集团内的货币周转活动,与面向大众经营的汇兑业务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明中叶,中国的经济生活中还完全谈不上拥有远程汇兑机制,一直要到晚明,我们才能从某一假说中隐约看到这个萌芽起于晋商集团,而且这个萌芽在当时也只是晋商丝绸生意的一个伴生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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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仪像

相形之下,欧洲确实比我国早了一大步。早在元代中叶的13世纪末14世纪初,意大利以家族为依托的大商业公司已经把分号开到了地中海沿岸的巴塞罗那、马塞、突尼斯,近东口岸和伦敦、巴黎等西欧大都市。佩鲁齐家族开有16 处分号,雇佣着150名代理人;阿奇亚约利家族则开有12个办事处,雇佣着41名经营者。它们处理资本的方式、簿记的做法和各种形态的信用因而也得以传遍欧洲。在14世纪中期,意大利资本雄厚的银行和大商家已经在欧洲所有的重要经济中心都开设了永久性分支机构。与此同时,一轮信用革新如火炬传递般横扫欧洲,举凡社团组织、代理、通信、保险、付款方法、汇兑、信贷等都采用了源自意大利的新制度。汇票的广泛使用使商业活动更为安全。这种信用手段又很快发展成债券证书。利率的降低,有力地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许多研究中国古代金融史的学者,大约是遗憾于我国金融信用的起步瞠于欧洲之后,带着一种补偿性的心理,总想为中国金融史寻找一位“汇兑制度的始祖爷”,愈早愈好。找来找去,他们发现嘉靖后期的“华亭宰相”徐阶可以当得起这个名号。因于慎行在一则笔记中提及,徐阶居相位时,依托松江地区原本就发达的制造业,“多畜织妇……松江赋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于相邸,相公召工倾金,以七铢为一两,司农不能辨也”。另学者又从范濂的《云间据目抄》翻检出一则有关嘉隆时期北京一马姓商人被骗的故事,来证明徐阶已经开设民营式的汇兑企业。记载中,骗人者苏克温对马姓商人说:闻君将以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乎?我当为君寄资徐氏官肆中,索会票若券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是君以空囊而赍实资也,长途可贴然矣。马姓乃深德克温,即以一百五十金投之,克温佯入徐肆,若为其人谋者,即持赝票示之曰:“资在是矣”。其人亟持归,付徐人。徐人以为赝,不与。乃奔赴京,诘克温曰:“若绐我,我将无生,为之奈何?”克温已料其必反,预计以待,复作赝票如前,且佯索徐家书附之,状种种可据。其人复亟持归,示徐,徐不与,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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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像

笔者认为,无论是于慎行笔记中所载松江收税官把当地税款直接划到松江徐家、遣吏人以“牒”为支兑票据到北京相府去取现钱的做法,还是范濂文中所谓可以在北京“寄资”、在松江取出的“徐氏官肆”,都不能构成明代之有异地汇兑的证明。这两则故事都充满着“特例”和“特权”的气息。于慎行的故事其实只是说明了徐阶如何利用权柄中饱私囊。徐阶之致富,在于他使用特权雁过拔毛、又强制与地方政府进行不公平兑换。于慎行记录此事,也是为了从道义上表达对这位“华亭宰相”成为“聚敛之臣”的愤慨:“以大臣之义处之,谓何如哉!”他并不同意时人所谓“人以相君家巨万,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积,工计然之策耳”的说法,亦即并不认为徐阶发家符合经商致富的公平原则。苏克温骗取150两银子的故事几乎在每一部有关中国金融信贷史的专书中都被提及,论者以为其中至少反映出两点:其一,徐家金融信用企业已经民营化(针对老百姓做生意了);其二,徐家金融信用企业已经专业化(“徐人以为赝”,能两次识别假汇票)。其实,在这个故事中,我们既不能推论出徐家的汇兑业务——如果真有的话——走向民营了,也不能仅因一张赝票的辨别就推断它已专业化。要看明白范濂这个故事的含义,我们首先应了解《云间据目抄》这本书的性质。此书与《谷山笔麈》一样同为笔记小说性质,颇劾吴中地方官吏与乡绅之劣行,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范君作《据目抄》而贪官污吏惧”之誉。范濂写苏克温骗人,重在交代这一背景:“先是,苏克温听选,以父恩善文贞公,故客其门”。苏克温是个小人物,在明史中无录,唯隆庆五年(1571)辽阳白塔塔刹重修广佑寺,在叶巽撰文、李镇撰书的铜碑碑文中列有他的名字,当时他身为山东济南府驻扎辽东岫岩地区的副断事,属于都司下设的断事司,为正七品吏目。历史上的苏克温直到隆庆五年仍挣扎于明代官僚集团的最外缘,其际遇淹蹇可知。假定我们认可范濂对苏克温的身份设定,那么,他作为如日中天时期的徐阶的门客兼通家子弟,会为区区150两银子对同乡进行经济诈骗,两番造赝、试炼东家所开的银号的业务水平吗?他又造徐氏家书,难道就不怕在徐家穿帮吗?这等营苟,不像是拥有远大前程的首辅门客之所为。“徐肆”之能识别赝票,也未必就说明“徐肆”的专业化,因为这赝票的仿真程度的参数并没有给出。从逻辑上说,马姓商人仆仆从上海松江赶回北京,就为索取这150两银子,已经很说不通了——其路费消耗恐怕都不止此数;而他在第二次拿到赝票后,为何不在北京“徐肆”兑换、至少先检查一下能兑与否再说,而又要仆仆道途间“亟持归”,再到松江“徐肆”去碰一鼻子灰呢?考范濂此文,其意图主要在于丑诋徐阶及其门客,是不折不扣的小说家言。《云间据目抄》并非没有对社会风俗和经济生活的记录,有些部分还相当详实,但主要针对云间(松江府别称)的本地事物,特别是丝织业的情形。“徐肆”究竟如何进行异地汇兑运作,范濂根本就语焉不详。用这样一份缺乏具体经营细节、写作上带有政治攻击性目的的私人笔记来证明中国之有汇兑自徐氏始,是很不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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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慎行像

笔者这些讨论异地汇兑的笔墨,都是为了导向《醒世姻缘传》中的一处细节。该细节刚好可以反向证明,明代中后期的松江地区并没有汇兑业务,至少是没有针对普通官民可用的。在《醒世姻缘传》第五回中,晁思孝在南直隶华亭县官任上,欲通过苏、刘二锦衣上达九千岁王振,干谋北通州的知州。他派两名心腹家人携带1 000两银子进京行贿,与戏子胡旦一起,雇了三个长骡,起旱到京城,足足走了28日。三人盘费,又额外耗去200两(第33页)。试想,若汇兑业务果然存在,那么以晁思孝的现任县太爷之尊,为何不使用这一便捷的资源呢?即便他确实需要打发奴仆家人与胡旦上京运作,但带银上路终归是有种种不安全因素的。《水浒传》中,由一身武功的杨志押送、送给蔡太师的生辰纲还可以被晁盖劫掉,谁能保证送给九千岁的银子就能无恙抵达?就算进了京城、暂时投宿住下后,胡旦与二仆因携银而行、干系重大,每人都表现出明显的焦虑:风餐雨宿,走了二十八个日头。正月十四日,进了顺城门,在河漕边一个小庵内住了,安顿了行李……胡旦(去了外公苏锦衣家后)因还有晁书、晁凤在下处,那一千两银子也未免是大家干系,要辞了到庵中同寓。苏锦衣道:“外孙不在外公家歇,去到庙角,不成道理。叫人去将他两个一发搬了来家同住。”胡旦吃了饭,也将掌灯的时候,胡旦领了两个虞候,同往庵中搬取行李。晁书二人说道:“这个庵倒也干净,厨灶又都方便,住也罢了。不然,你自己往亲眷家住去,我们自在此间,却也方便。”那两个虞候那里肯依,一边收拾,一边叫了两匹马,将行李驮在马上,两个虞候跟的先行去了。晁书二人因有那一千两银在内,狠命追跟。(第33—34页)《金瓶梅》一书,写西门庆及其门下生意人携大宗银两旅行——如韩道国携四千金下杭州——处处可见,已无烦多絮。而晚出的诸多明末清初乃至清中叶的文学作品,如《三言二拍》《儒林外史》《歧路灯》等,在描写携银旅行的方式上,仍与明中叶的作品没有大的不同。汇兑银庄之大盛,实是清朝道光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大宗银两的长途转徙,主要是靠镖局保护的。文康著《儿女英雄传》,托言康末雍初间事,作品实成书于道光中叶,其社会图景其实已反映后者。小说一开头就是安老爷在河工任上失职,流落在淮安待罪,急需五千两金银补赔。安公子在京闻知,努力兑了部分银子,“雇了四头长行骡:他主仆三个人,骑了三头,一头驮载行李银两,连诸亲友帮的盘费,也凑了有二千四五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处辞行,也不等选择吉日,忙忙的把行李弄妥,他主仆三人,便从庄园上起路,两个骡夫跟着,顺着西南大路,奔长新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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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

明清小说中大量文本记载人们携大宗银子外出经商或旅行,只说明了一件事:在汇兑业务尚未兴盛起来的明中叶至清中叶,资金的大宗、异地转徙,使用银子仍是最普遍的。这时间跨度虽漫及三百年,但人们的金融生活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当然,行远路,带金子也是选项之一。《儿女英雄传》中,何玉凤欲帮衬安公子三千两银子,她向邓九公暂借,邓九公认为“东西狼犺,路上走着,也未免触眼”,遂赠了“二百两同泰号朱印上色叶金”。值得注意的是邓九公在赠金前先发表看法:“还是本地用,远地用?如本地用,有现成的县城里字号票子;远路用,有现成的黄金,带着岂不简便些?”“县城里字号票子”是本地使用的银行票据,远行则不能用于汇兑,甚明也。这则故事又可证前所谓“会票”并非“汇票”。邓九公本人就是镖师出身,倘若异地汇兑业果真发达,也早就没有他的饭碗了。我们再看成书于晚清的《老残游记》,那里面对汇票的描写就十分明确了。第三回“金线东来寻黑虎,布帆西去访苍鹰”的开篇就写道,老残到了济南府,随身尚带着在古千乘(山东博兴)为黄大户治病而得的一千两银子酬金:“老残到了次日,想起一千两银子放在寓中,总不放心。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汇票庄,叫个日昇昌字号,汇了八百两寄回江南徐州老家里去,自己却留了一百多两银子。”后来在第十四回中老残又写道,他与黄人瑞在齐河旅馆里计议为妓女翠环赎身,老残表示说,他在济南省城有容堂还存放着四百两银子,可以取出来使用。笔者认为,日昇昌汇银的性质是远程汇兑,而有容堂存银的性质则是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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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作者刘鹗

黄金毕竟还需再次被兑换为银两才能在商品市场上发挥购买力,因此除了行贿、高档人情、宗教捐馈如给佛像贴金等场合外,黄金其实是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黄金被用于送礼的场合,明清小说中倒是处处可见。《红楼梦》第七回中,王熙凤初会秦钟,“平儿素知凤姐与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锞子”。第五十三回,宁府用了“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里头成色不等,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这被称为“押岁锞子”的金锞子,每锞钧重六钱九分二厘二毫钱。“押岁”就是“压岁”,“押岁锞子”正如我们今日之压岁钱,重在外观要拿得出手。《醒世姻缘传》第八回中,在通州任上的晁夫人让女仆给儿媳计氏捎礼物回家,除银两外,还有“二两叶子金”(第54页),这是婆媳间的体己授受,与其他的珠宝丝帛馈赠同属于高档人情。这叶子金的来源,不消说自然是出晁思孝任内受贿所得。计氏自尽后,计晁两家打官司,武城县的县官暗中勒索,在一折拜帖纸上以朱笔写道:“再换叶子赤金六十两妆修圣像,即日送进领价。”(第82页)晁家果然领命,派出仆人晁住“满城里寻金子”,一时还寻不到。叶子金一说为用于贴饰佛像及器物的金箔片,一说为一种金子成色非常高的熟金,形状如叶子,以云南产量为著,南宋时已经用做硬通货。无论《醒世姻缘传》中的叶子金为哪一种,其不易得、缺乏市场流通性是显然的。银子之被铸成银锭,是为了便于携带和算值。50两的银锭称“元宝”,小银锭称“银锞”“小锞”“锞儿”等,零碎的白银称“碎银”。但是,明代并未将白银铸成银元,使其以计量货币、而非称量货币的形式流通。换言之,白银虽为主流货币,需要称量后才能计价交换。“元宝”已经最大程度上保证计量准确了,但实际上还是会出现有关成色、重量的纠纷。《醒世姻缘传》第六回中,晁大舍去集上为爱妾珍哥买珠宝,结果看中一只据称可以“念经”“辟狐精”的神猫,他饶是拿出“一锭大银”来,买家还不确信:“这银虽是一锭元宝,不知够五十两不够?咱们寻个去处兑兑去。”(第43页)第三十四回中,狄员外帮杨春对付贪婪乡约,让他自认晦气拿出30两银子破财消灾,杨春带了银子来,“狄员外接过来看了一看,又自己拿到后边秤了一秤,高高的不少”(第264页),才敢将银子献出。《醒世姻缘传》中描写称银处甚多,每处都折射出白银称量的不精确带给使用者的心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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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王熙凤

称量标准的不确定外,白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容易以铅锡铜掺假。第六十四回薛素姐延僧忏罪,支付给白姑子的银钱是“十个雪白银锞”。这是她婆婆狄婆子临死头一年分给了狄希陈的五百两银子,共十封,狄希陈因央邓蒲风行“回背法”,共偷用了150两之数,为怕素姐看出,倾了锡锭,依旧做出相似的银锞,封了回去。但素姐在付账时,被见多识广的白姑子察觉,“放在牙上啃了一啃,啃着软呼呼的,说道:‘这不是银子,象是锡镴似的’”(第493页)。于是破绽露出。锡制的假元宝,质地软,可以用指甲划出痕迹,尚好辨认。铜锡合金(白铜)质地硬,需要靠看其色——灰白色,而非银白色,和听其音——敲击会发出铜音,来辨识。其他白银半伪品的鉴定,如银1份、铜1.5份、锡0.5份的“白银三大兑”、在冶炼过程中以铜和铁投入银汁而生成的“夹馅”银和将成品宝银钻洞后灌入铅汁的“灌铅”银,都是以外观检查和掂重所无法判断的,必须采用一定的化学手段才能测试出来。

白银又因成色的不同而产生许多名目。标准银有纹银、雪花银、细丝、松纹、足纹之别。成色差的则有摇丝、水丝、千丝、画丝、吹丝、吸丝等。在《醒世姻缘传》第一回里,晁思孝选了华亭县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第3页)。在第十三回中,晁源与爱妾珍哥为致嫡妻计氏自尽事吃官司,邻居妇女高四嫂作为人证,陪他们至东昌巡道衙门住扎所在地临清受审,高氏虽说是受了晁家钱财才来,但因官司还要“解道”,“不知在那州那县,那得这些工夫跟了淘气?”故此大发牢骚,惹得晁源回骂:“我为合你是邻舍家,人既告上你做证见了,我说这事也还要仗赖哩,求面下情的央己你,送你冰光细丝三十两、十匹大梭布、两匹绫机丝绸、六吊黄边钱,人不为淹渴你,怕你咬了人的鸡巴!送这差不多五十两银子己你,指望你到官儿跟前说句美言,反倒证得死拍拍的,有点活泛气儿哩!”(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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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

白银用作日常人情送礼,则倾为银锞子比较好。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小额人情往还频繁,多数时候直接给银、外面加礼盒或荷包即可。第四十四回狄婆子去薛家为素姐上头,同时也见到了未过门的女婿薛如兼。天下丈母娘见女婿都是欢喜的,狄婆子也不例外:狄婆子甚是喜悦。拜匣内预备的一方月白丝绸汗巾,一个洒线合包,内中盛着五钱银子,送与薛如兼做拜见。薛婆子道:“你专常的见,专常的叫你娘费礼,这遭不收罢。”薛如兼也没虚让一让,沉沉的接将过来,放在袖内,朝上又与丈母作了两揖。(第338页)汗巾荷包外加五钱银子能重到哪里去?“沉沉的接将过来”自然是一种修辞,说明五钱银作为送礼的经济价值就不算低了。但为何晁源送给高氏“冰光细丝”银外,还需要搭配了“六吊黄边钱”?黄边钱是什么?黄边钱为何会有用于行人情的价值?这就要涉及明代铸钱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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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两金与罗纹无字银锭

二、黄边钱及劣质钱

在立国之前朱元璋虽已开宝源局铸行制钱,但由于铜料不足、不利财政集权等多重因素,洪武八年朱元璋逐渐依赖发行宝钞,铜钱地位逐渐走低,甚至经历了自洪武二十七年至景泰初年的一段禁用期。在实行纯纸币政策时期,出于外交和对外贸易的需要,铸钱活动未被绝对废止。永乐、宣德两朝依然铸铜钱,其铸作、版式亦相当精整,但所产钱基本都用于在朝贡贸易中赏赐外国使节了,郑和下西洋也带出去了大量的永乐钱。国内则仍苦乏稳定通货,同时民间的伪钱私铸开始肆行。大明宝钞不行,逐渐成为无法扭转的趋向,自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二十三日,大兴左卫指挥使周广上言:“近年钞法不行,每钞千贯只值银四五钱。”成化进士陆容谓:“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值银二厘,钱二文。”及至嘉靖初,“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这一情形,若质之以成书于嘉靖年间的《水浒传》,我们会看得最为真切。书中完全没有对纸币的描写,铜钱也很罕见,偶有交易也论贯出现,而多数小额买卖,哪怕小到在饭店烫一壶酒、切一盘熟牛肉,也一律用银。这种唯银称大的格局,经过嘉靖一朝的努力扭转,已经有了起色;从隆庆年间起,明政府渐行形成一种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制度,其后虽经各种银法、钱法之变乱,这个银、钱的货币流通格局却一直被保持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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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嘉靖初年出现“钱壅”情况,并非是“钱荒”。民间实则不乏钱,但乏好钱、精钱,使用者对钱币这种硬通货缺乏基本信仰。《明史·食货志》谈及嘉靖朝的险恶钱法情形时云: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翦楮夹其中,不可辨。用给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当银一分,余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在这种情况下,嘉靖初年面临重整钱法、取信于民的需要。嘉靖六年的铸钱,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采用铜锌合金作为铸材,取代了此前长期使用的锡青铜。锌来自含碳酸锌(ZnCO3)成分的炉甘石,当时名为“倭铅”或“水锡”。宋应星写作于万历年间、初刊于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对此有详实描述。黄钱就是在这一铸币史分水岭上出产的不可再复的精品。金背钱是经过四次熔炼的上等黄铜所铸,钱身呈金黄,属于明代制钱中的一等钱;铜钱背肉上往往因翻砂产生的细小颗粒状凸起,若配以四火铜金黄的色泽,会造成涂金的错觉。金背钱颜色讨喜,民间甚至有“以金涂背”的传言,老百姓钟爱不置,宜其成为送礼佳品。制钱官定作价是10文抵白银1钱,而金背钱在实际流通中作值远高于此。在万历年间,嘉靖金背钱达到了4文抵白银1钱的身价,而后来年号所铸的隆庆金背、万历金背虽然也作值坚挺,可始终赶不上嘉靖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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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宝钞

火漆钱的铜料只经两次熔炼,质量稍低,钱身色黑如铁。此外还有一种镟边钱,以镟车加工熔磨而成,钱体外缘平整而光亮。火漆钱和镟边钱都可算作明代制钱中的二等钱。但即使是镟边钱,也因镟车加工的成本较高,在嘉靖后期就改为使用打磨的铴工艺了。《醒世姻缘传》中屡称的黄边钱,广义地说,是金背钱、火漆钱与未改铴鑢工艺之前的优质镟边钱的统称;窄义地说,则仅限于金背钱。金背、火漆和镟边,都属于优质的“高钱”:美观、重量足、含铜量高。黄边钱的出现,对于稳定人民对钱法的信仰、防止私铸,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隆庆、万历两朝也都生产了各自的火漆钱和镟边钱。这三种黄边钱因差距较小,今人仅凭史料所载,再拿出土实物来比对,仍然不易区分,但藏泉界人士多认为,当时的老百姓都很懂得怎样区分它们。《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五回中,狄员外花24两银从京城冉家买了全灶调羹。在卖主、媒人画押,交易结束后:“狄员外取出一两银来,又叫狄周数上四钱银子的黄钱与了两个媒人。那个端茶的管家,趴倒地替狄员外磕了头。狄员外知是讨赏之情,忙叫狄周数上二钱银子的黄钱与管家买酒。”(第427页)此处付给媒人的一两是他们原来讲定的佣金。事成,给每个媒人格外多加二钱银子,也是狄员外事先的允诺。在此之前,为了带调羹到童家来相看,“童奶奶数了二十个黄钱,催他(媒人周嫂儿)快去,来回骑了驴来。”(第424页)这说明,正规工钱或交易用银,额外打赏、小人情、小差使用黄钱,已经成为京城的风气。由于黄钱的珍贵性和美观性,大额送礼时,银两之外再另送黄钱,效果就如加送丝帛方物一样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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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扉页

明朝铸币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统一性,时废时立,愈发增加了钱法的混乱。铸币政策的变化,常常出于如下原因:即使对于国家铸币行为来说,成本也仍然得是考量之一。铸造成本过高,使得铸钱的定额时常无法完成。铜钱与纸币不同,本身具有实际的金属价值,在实际成本价值与发行价值之间的差价,称铸息。嘉靖初期的铸钱,顾炎武称为洪武以来“最为精工”,但它是以国家铸息低下甚至赔本为代价的。徐阶在《请停止宝源局铸钱疏》中就说到其中的危机:盖制钱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涂之,民间因谓之金背;或以火熏其背而使之黑,民间因谓之火漆。其云南所解及宝源局先年所铸,纯用铜锡不搀以铅,每钱一文,秤重一钱二分,钱边又皆经由车旋,民间因其色黄美,其质坚重,其边圆整,谓之镟边;近年局中所铸,为科官建议,革去车镟,止用铸剉二匠,而工匠人等,又复侵盗铜料,民间因其色杂,其质轻,其边剉磨粗糙,遂谓之一条棍。所谓旋边者,工费重大,故奸民不利于私铸。所谓一条棍者,工费轻省,故私铸由之盛兴,且一条棍与私铸之钱相似而难辩,误受于甲,转眼便不能行之于乙,故民间于一条棍不肯行使,并将金背等项,亦皆不行。嘉靖四十年以后,就连北京宝源局的官铸质量亦不能保证,从宝源局副使到作官、炉头、匠役都偷工减料,虽经整顿而终无成效。国家铸钱质量走低,私铸遂见猖獗。但这个问题在嘉靖时尚不严重,到了天启、崇祯时才真正变为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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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钱与天启钱、崇祯钱

《金瓶梅》第三十三回,陈敬济因弄丢了钥匙被潘金莲罚唱,他唱了一首“银钱《山坡羊》”,用双关语说出了当时的很多银钱的名目与制作过程:我使狮子头定儿小厮拿着黄票儿请你,你在兵部洼儿里元宝儿家欢娱过夜。我陪铜磬儿家私为焦心一旦儿弃舍,我把如同印箝儿印在心里愁无救解……姐姐你在开元儿家我和你燃香说誓,我拿着祥道祥元好黄边钱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谁知你将香炉拆爪哄我,受不尽你家虔婆鹅眼儿闲气。你榆叶儿身轻,笔管儿心虚。姐姐你好似古碌钱,身子小眼儿大无庄儿可取。自好被那一条棍滑镘儿油嘴把你戏耍,脱的你光屁股。把你线边火漆打硌硌跌涧儿无所不为来呵,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颠三一个黑沙也是不值。叫了声二兴儿姐姐,你识听知:可惜我黄邓邓的金背,配你这锭难儿一脸褶子。 这首歌谣中,与黄边钱相关的术语笔者前已介绍过。“狮子头定儿”是狮子形状的银锭,“黄票儿”是指桑穰为质的“大明宝钞”,“鹅眼儿”“榆叶儿”“笔管儿”“古碌钱”“一条棍”“黑沙”“二兴儿”都是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低劣制钱及私铸钱的外号。“行三坐四”“倒四颠三”指的是好钱与劣质钱的比值。在被编入歌谣的多种钱名中,除黄钱外基本都是劣钱,这又说明了明末私铸普遍、劣钱让老百姓大倒胃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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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的陈敬济

三、当十折子钱考证

成色不同的银子,在实际兑换中出入值会很大。在《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回里,狄希陈出于纳监的需要,父子二人到省城济南换“折子钱”,普通银1两可换78文,足色纹银则可换80文。换折子钱的来龙去脉,篇幅不小,加上狄希陈与孙兰姬故人相遇,在《醒》书中整整占了一章。遗憾的是,历来对《醒世姻缘传》的考据都看不到“换钱”一事的史料价值。笔者在此愿不惜笔墨,借换折子钱之事,稍稍解读明末几个金融现象。狄希陈纳监,是在本省布政司纳银,依的是“廪膳纳贡”的名色——因为他原已有秀才身份,学道掌案黄桂吾对狄家父子说:“如今当十的折子钱通行使不动,奉了旨待收回去。行下文来,用这折子钱援例,咱九十个换。咱上纳时,八十个当一两。”狄宾梁问说:“这折子钱那里有换的?”黄桂吾道:“东门秦敬宇家当铺里极多。要是好细丝银子,还一两银子换九十二三个。”(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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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中的狄希陈

狄家父子去秦家当铺(也就是娶孙兰姬为两头大的浙江义乌商人秦敬宇)询问时,却被告知:只怕三百两也还有,便是不够,我替转寻。但这几日折子钱贵了。前向原是朝廷要收折子钱回去,所以一切援纳事例都用折钱。那有折钱的人家,听了这个消息,恨不得一时打发干净,恐怕又依旧不使了,一两可换九十文。若换得多,银色再高,九十一二个也换。如今折子钱将次没了,官府胶柱鼓瑟,不肯收银,所以这折子钱一两银子还换不出七十七八个来。(第384页)这两段文字中,显然透露一个现象:当十的折子钱行使不通,政府不得不在援纳事例中强制规定使用折子钱,才能将其收回。对于大钱的行使不通之弊,宋应星的后见之明是:“其大钱当五、当十,其弊便于私铸,反以害民,故中外行而辄不行也。”其实,便于私铸只是弊端之一,大钱不行,也有政治原因和人民的心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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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像

折子钱的收回手段,与明朝早期对大明宝钞的扶持手段有点像。宝钞不断贬值,朝廷努力维护,宣德与正统两朝停造新钞、扩大宝钞支付的税收或各种犯罪的罚款折钞,减少官俸的宝钞支付或各种使用宝钞的开支,结果宝钞还是出现恶性通胀,最终退出了市场流通。考明中叶至末期的各年号铸钱,唯嘉靖通宝、天启通宝和崇祯通宝三种有折十钱。嘉靖通宝仿洪武钱制,由工部宝源局铸,折二、折三、折五、当十大钱各仅铸3万文,均未投入流通。当十钱上除“一两”外,还铸以“十”记值,今日十分稀见;天启钱与崇祯钱都劣,盖因当时已经内忧外患,经济崩溃,铸钱是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崇祯通宝开铸于崇祯元年(1628),当时钱法极乱,命京、省、州府边镇、军卫、仓院,凡有条件处均开炉制造。所铸钱大小、轻重、厚薄、铸工均不相同,是中国钱币中最复杂的一种。由于钱制不统一,盗铸日多,伪钱恶滥于市,被称亡国之象,而政府根本无力整肃,更谈不上有计划、大规模地回收行使不动的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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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宗像

明熹宗的父亲光宗是个短命鬼,在位仅29天便因“红丸案”而暴毙,他的年号“泰昌”甚至未来得及铸币,后由熹宗补铸“泰昌通宝”。《明史·食货志》载:天启元年铸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于是两京皆铸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诏两京停铸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铸。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天启朝百姓以“天启无道,互戒天启钱不用”,抵制天启朝的大小钱币。天启朝后期发行的小平钱脆薄易碎,普通钱1两银子可换五六千文;但前期钱质并非一概都劣。明周晖《金陵琐事》载: 天启初铸钱时,库有倭铅倭锡,杂铜铸钱,纯白色,字舆轮郭分明,人呼为白沙钱,铜匠将白沙钱二文打小茶匙一张,可卖钱十文。故白沙钱最少,私铸者不能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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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琐事》

这则故事可用来证明经济学家李剑农的看法,他认为自嘉靖钱法过于遵循了南北朝时孔觊的“铸钱不可爱铜惜工”之理论,好钱的含铜量太高,私铸者为了得到金属,会将其偷偷熔铸,而没有被销毁熔铸的好钱将会深藏在民间不出。黄仁宇认为,李剑农相当于说出了劣币会驱除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asham’s Law)。黄认为李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他忽略了16世纪政府铸币的数量因素和政府管理天启钱中的折十大钱质量也着实不错,同样也是白铜铸。它开铸于天启二年,停铸于天启五年。官铸折十大钱共有数种:正面有“天启通宝”字样,背面有上十、上十下星、上十左一两、上府、镇十、上十左一右密等数种。无怪当代钱币收藏家都为之喊冤,认为无论从铜质、重量、形制、钱面文字上看,天启折十钱完全不逊色于历朝的折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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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文版

将天启折十钱之不行全归于百姓对天启朝政治不满的原因,失之偏颇。抵制天启钱一事,实因吴县周顺昌交游及庇护东林党人,被魏忠贤爪牙逮捕遇害,后激起苏州民变——即在著名的《五人墓碑记》中张溥所谓“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的“吴民之乱”。这是很多人都熟读的一段古文范文,此不详述。因周顺昌被吴民相约抵制天启钱,“各州府县从而和之,积天启钱无算。各省出示劝谕,钱乃复行。私禁凡十阅月”。然而苏州民变之发生,已在天启六年(1626),以此来解释天启钱整体的流通不畅,似乎不尽在理。笔者认为,诠释百姓的日常经济行为,应具“在政治的背后看到经济,在经济的背后看到政治”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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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记》拓片

明朝的制钱定值有个特色——在位皇帝的通宝钱定价高于本朝先前皇帝的通宝钱。这个例是嘉靖三十二年世宗开的,他以嘉靖钱70文准银1分,比洪武钱及前代杂钱加倍。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一任天子临朝,朝政稳定,物阜民足,皇帝本人春秋鼎盛,人民自然会乐用本朝通宝,因为其值目前坚挺,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坚挺;设若情况反之,人民就会出于对当前无道政治的信心低落而抵制使用本朝通宝。熹宗昏庸,天启朝一朝虽仅七年,而自始至终为郁结的民怨所笼罩。天启元年,努尔哈赤已率军攻陷了沈阳,此后大明几乎逐年丧师;天启三年,魏忠贤执掌东厂,各地为之造生祠,称九千岁;后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六君子先后枉死。明史大家孟森有“明中叶以后,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颇系于阉人之赞否”之叹。而客氏秽乱中宫,与魏忠贤合计逼杀“在万历时,为皇长子伴读,调护皇长子,使郑贵妃欲摭其过而无所得的”好人宦官王安。侯震旸《劾客氏疏》已谓“道路指目,咸曰奉夫圣人客氏,靡不舌挢眼张者”。亲历了万历、泰昌、天启和崇祯四朝的明末太监刘若愚谓客氏嫉恨懿安皇后张娘娘,“天启三年,张娘娘觉孕,客氏、逆贤乃逐去宫人之异己者,故托不更事之宫人、答应,一日张娘娘偶腰痛,受捶过度,竟损元子睿胎”。此种宫闱传言,最易在民间不胫而走,使百姓得出结论认为当朝天子无道。且天启无子,皇储阙如;天启之父泰昌帝在位二十九天即崩山陵,皇帝短命的殷鉴不远。天启五年,后金军又攻取了旅顺。在这亡国气象的笼罩之下,百姓抵制天启钱,正如炒股者看低某支股票而不肯入市的心理一样。崇祯通宝的走低也是同样道理。综上所述,既排除嘉靖通宝与崇祯通宝的折十钱,而天启朝折十钱又确实行使不通,后有“收大钱发局改铸”之事,则《醒》书中所说的折子钱必是天启通宝折十钱无疑。这一优质制钱退出流通市场,用经济理性不能完全解释,必须结合天启朝的政治一同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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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著《明史讲义》

四、小结

使用世情小说研究明清经济问题,我们必须与同时代的其他史料相互参看,也必须与多种世情小说反复比对同一现象。文学作品所致力的细节的经纬和叙事的逻辑性,使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记录详实,令人读之如临其境。《醒世姻缘传》中的黄钱和黄边钱在民间广受欢迎的现象,可证嘉靖之后几个优质币种的成功和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流通格局的形成,《醒世姻缘传》中当十折子钱被收回的过程和它与白银兑价产生的浮动,体现出政府对制钱的调控。证以天启年间的政治风潮,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经济会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影响人民的心理,使其做出不完全基于经济理性的金融选择,造成优质制钱也会因受抵制而退出流通领域的情况。明代的市场交易严重零碎化;国家货币制度朝令夕改,纸币失败;多种劣质钱名被编入歌谣,说明了明末劣钱流行、私铸猖獗。国家虽时有精工铸币,但铸币政策却无远见,又喜干犯经济规律。在这种情形下,民间将通货信仰诉诸白银,因为这时候惟只剩下白银才构成稳定的通货选择。刘光临认为明代的“银进钱退”并不是金融进步的标志,而是由于劣钱、盗铸钱泛滥,逼得市场不得已做出的一个选择。在解释16世纪白银兴起现象的四种观点中,确以刘光临的“需要稳定通货说”最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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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临教授近著《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但需要指出的是,白银作为稳定通货的效用也是有限的。国家始终未使用白银这一民间真正有通货信仰的贵金属进行统一铸币,它的称重与成色,始终无法获得精确的计量标准。在白银交易中同样也存在着信用问题、作伪问题、兑换问题、流通范围问题,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制约了明代全国市场的发展。《醒世姻缘传》及其姊妹明清文学作品中有关白银长途、大宗转徙的不计其数的记录,都指向异地汇兑机制在中晚明时期的阙如。而携银旅行的笨重狼犺、易于失窃的问题,亘三百年不能得到一纸汇票的解决。白银的称大并不应被诠释为明末具有成熟的商品经济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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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作者:刘晓艺,系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研究员。]编辑:若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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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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