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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01-28

Co-China周刊 | 葛兆光:也说“中国境域”

Co-China周刊 | 葛兆光:也说“中国境域” - 海交史 - 1“现在谈论历史上的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国境’就是当时的‘疆域’,因此完全可以坦然承认,历史上的‘国境’是移动的,古代‘中国’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王朝,由于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历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疆域即空间边界是常常变化的。”

最近,我受邀参加一个小型论坛,讨论什么是“中国境域”,主办方给我发的电子邮件中,用“国境在那里,中国在这里”这样两句很有意思的话,来暗示这个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国境”和“中国”,我很快理解为,这暗示了“国境(政治领土的范围)”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空间)”的差异,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曾经撰文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当我看到邮件的时候,一方面想起了杜甫的那句诗“国破山河在”,和明末士大夫说的“非亡国,乃亡天下”,觉得“山河”、“国”和“天下”,似乎在传统中国的观念世界里,有些不一样。一方面想起了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和周边世界关于国界、疆域、历史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间,也涉及到了“国境”、“国家”和“中国”,也就是历史疆域、政治版图和文化空间的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感想:

1、国境的话题:不止是钓鱼岛、南沙群岛、麦克马洪线

关于国境和国家,是一个绝大的话题,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现在存在领土争端的那些地方。比如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争议的钓鱼岛,中国和越南、印尼之间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等等。

不妨从近年来的韩国历史教科书说起。这些年来,历史教科书常常成为关注的话题,是因为培养和铸造年轻国民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历史教材,由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化和民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主流、历史疆域和民族空间等等问题,在各种教材中最容易引起认同、激动和冲突。而韩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说法,一方面表明在思想领域中,韩国国内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说明在知识世界中,韩国历史认知和中国历史认知之间的冲突。比如,朝鲜比中国历史悠久,檀君的故事和传说,高句丽在唐宋时代的版图的夸张说法等等。其实,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自从东北工程和高句丽申遗以来的种种争论。这表明国境、国家的问题,在看上去疆域已经划定的现代,仍然有很多历史阴影在纠缠,这使得现代存在于历史中,历史存在于现代中。

比韩国要早得多,日本对于“中国”疆域合法性的质疑从明治年间就开始了,那个时代,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潮流和“亚洲主义”意识的崛起,日本一部分东洋学研究者,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有格外的关注,而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笼罩边疆和异族的同一体,一方面是把这一原本只是学术研究的取向,逐渐变成一种瓦解中国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观念,这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比如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の构想》为题出版。恐怕,这种想法至今还有很多痕迹依然留存。

关于国家疆域的现实问题,不仅会以“历史”的形式反复出现,而且会在“当下”的不同时段反复浮现。这些问题不仅在东北亚出现,而且弄不好还会出现在四面八方,比如东突问题、西藏问题、蒙古问题,当然还有台湾的问题,显然,原本在现实政治意义上具有合法性的“国境”,在面临种种质疑,而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本来天经地义的“中国”也在面临种种挑战。正如过去我在题为《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论文中说的,这挑战还不仅仅来自现实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甚至还来自种种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比如来自东亚史或区域史、征服王朝史、同心圆理论、后现代历史学等等。这个问题需要郑重讨论。

2、国境、国家、近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特殊性或者是普遍性

要讨论这个话题,先得从所谓“民族国家”究竟何时形成说起。因为,所谓合法政治领土的“国境”概念,据说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而传统帝国是无所谓疆域的合法性的,而一般理论界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从欧洲近代开始的。在目前所看到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种种论述中,基本上是以近代欧洲为背景的。所以,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开头罗列的“可以作为学子初入门的参考”的书单,除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之外,基本上都是讨论欧洲历史的。可是,这种关于民族国家的讨论是否能够适用于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呢?

我一直觉得,中国历史不必按照欧洲历史来截长续短。中国式的近代民族国家,大概从宋代就开始形成,这恐怕比欧洲时间还早。当年,Morris Rossabi编了一部讨论宋代中国国际关系的论文集,名China among Equals,意思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棋逢对手”(也有人译为“势均力敌国家中的中国”),正如它的副题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显示的那样,10世纪到14世纪,中国和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宋代,中国不像以前的唐帝国那样笼罩天下,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后来的女真与更后来的蒙古,逐渐使它成为“诸国”中的“一国”。尽管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在宋真宗以后的宋、辽间外交文书,已经常用“南北朝”、“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的说法,所以,陶晋生指出宋人有“多元国际系统”,“宋人对于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的看法”。

这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国境”,也有了国与国对等外交的意识,在宋史中我们看到,“勘界”即边界的划分,“互市”即边界开设的等价贸易,“聘礼”即对等国家使节的礼仪等等,都开始告诉人们“对等国家”的存在,这在唐以前的中国是几乎没有的。这一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主要是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他国”与“异国”,严肃面对的结果是三个:第一个结果是,他们开始对“出入(国)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边界之外,他们还要限制“外国人”的居住区域,要限制“中国人”的外出范围,涉及技术性的书籍和通晓这类知识的士人,不能出境到异族区域,以免知识和技术的外传,这说明知识、人员和国土,已经与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有了严格的边界。第二个结果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正当性成了不容置疑的“国是”,如果说唐代人还可以对“敌国”表示好感,对那些对外战争表示反感,那么到了宋代,“爱国”在政治、社会甚至文学领域中都有了绝对的正当性。第三个结果是,对于外来的宗教、习俗和其他文明,汉族士人有了一种基于民族立场的警惕,他们不再像唐人那样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些新鲜东西,而是怀着戒惧的心情,对外来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态度(如佛教、火葬、胡服)。这与宋代始终处在异族威胁下有关,对于异文明的抵制普遍地表现在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道统”说,都在从各种角度重新建构着汉族文明的边界,拒斥着异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因此我们说,从文化的意义上说,近代民族国家疆域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在中国反而比欧洲早,所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说,宋代是中国的“近世”。通常人们常常觉得,欧洲的“近代”,也包括“近代民族国家”要比中国更早形成。也许,欧洲的民族国家确实是近代的事情,然而,中国的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和欧洲不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在中国也找不到,但是,为什么欧洲才是“普遍”的而中国就是“特殊”的呢?也许,中国这种民族国家形成史,也是同样合理而自然的一个生成过程。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早已形成轮廓。

3、什么是近代的“民族国家”?欧洲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

综合各种现代的理论,一般认为,与传统帝国不同,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是:一、有明确的国境存在;二、有国家主权意识;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五、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

但这是以欧洲尤其是近代欧洲的历史为思考背景的定义,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诸国特别是中国。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语言、伦理、风俗和政治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着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依然残存于近代民族国家,这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也许,很多人会想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觉得古代中国以朝贡体制想象世界,并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边界。但是,现在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国在很早就形成了以汉族文明为主流,汉族生活区域为中心,只是通过朝贡、羁縻、册封、征服等等形式,维系周边异族和区域,构成“中心清晰、周边移动”的民族国家,仔细考察可以知道,这种观念中的“天下”,常常只是一种想象,并不一定是实际处理“中国”的国家与国际问题的制度或准则。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简单地说,大体上可以注意三点:(一)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族群与国家,在地域空间上是重叠的,这使得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很容易清晰地固定下来。前面说到,从宋代起,在辽夏金元压迫下的勘界行为、海外贸易确立的各种制度,和清晰的知识与财富的界限,加上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已经使宋代中国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二)由于同一性伦理的逐渐确立,宋代以来建立的历史传统、观念形态和文化认同,已经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华夷”之辩、所谓“正统”之争、所谓“遗民”意识,在宋代以后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国家意识的产物。(三)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尤其是自明清以后,明清王朝、朝鲜、日本等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国际”,只是这个“国际”原本的秩序,在后来另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冲击下逐渐崩溃,终于被取代和遗忘而已。

4、历史、文化和政治:三种认识国境、国家与中国的维度

因此,关于“国境”、“国家”与“中国”,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

首先,在历史意义上来看“国境”、“国家”与“中国”,首先要明确,现在谈论历史上的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国境”就是当时的“疆域”,因此完全可以坦然承认,历史上的“国境”是移动的,古代“中国”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王朝,由于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历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疆域即空间边界是常常变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境来反观历史中国,否则,我们难道要恢复汉唐时代的庞大疆域,甚至是蒙元时代无远弗届的广大领土?抑或回到长城之内甚至固守南宋的半壁江山?如果有这种对于历史的豁达看法,那么,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必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是汉唐宋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球曾经进贡,就觉得现在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分离,和琉球最后归于日本,同理,韩国人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属于高句丽的东北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归入中国版图,成了中国合法边境内的地区,而觉得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其次,在文化意义上来看“国境”与“中国”,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从民族国家(中国)拯救历史”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从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当然这种“文化”有时是超越国境的,它随着这一文化共同体中人群的流动和迁徙,形成超越国家、却享有共同文化、彼此可以认同的文化群体。

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境”是应当尊重的对政治领土的规定,它标志着一个合法政府的控制范围,在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对它的蔑视都会受到回击。

最后需要指出,“国家”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的。有时人们口中的“中国”常常只是等同于一个“王朝”,或者常常只是某一“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了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的祖国,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都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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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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