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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5-11

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

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

张伯伟,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将朝鲜时代的书目分作四类,即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这大致构成了朝鲜时代的书目体系。朝鲜的目录学是在中国目录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据韩国尹炳泰先生《韩国图书目录史之研究》所列,朝鲜时代编印的目录有57种,而我在韩国又搜集了18种,共得75种。兹选出其中较为重要的二十六种编为一书[1],并略作解题如下。

一、王室书目

1.《奎章总目》四卷 徐浩修编 写本

此书是朝鲜时代正祖(1776-1800在位)初期奎章阁所藏中国本的图书目录。

“奎章阁”一名始见于中国。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二月设奎章阁于京师,“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2],收藏图书书画。但为时仅十二年,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易名为宣文阁。朝鲜时代奎章阁之建立,当推溯至世祖朝(1456-1468)同知中枢府事梁诚之奏章,拟以宋太宗之龙图阁、真宗之天章阁、仁宗之宝文阁、神宗之显谟阁、哲宗之徽猷阁、高宗之焕章阁、孝宗之华文阁为先例,“乞令臣等勘进御制诗文,奉安于麟趾阁东别室名日奎章阁”,“世祖亟称其可行,而设施则未遑也。肃宗朝(1675-1720)为奉列圣御制御书,别建小阁于宗正寺,御书‘奎章阁’三字揭之,而规制则未备也”[3]。正祖于丙申(1776)初即位,即下令仿宋朝故事,但改变了宋代每朝易阁之制,新建奎章阁,以收藏列朝御制御书。其地在昌德宫禁苑之北,工程始于三月,至七月竣工。此后为有所区分,特建阅古观、皆有窝以藏华本,建西库以藏东本。另外还建有奉谟堂、移安阁(旧名书香阁)等,收藏御制、御真、御笔等皇家档案。

考《奎章总目》之修撰,诸书记载不一。有谓徐命膺撰,有谓徐浩修撰。其实,他们是两次不同时间的修撰。《正祖实录》五年辛丑二月条记载:“奎章阁始建于丙申初元,而规橅草创,阅岁未备。及国荣屏黜,朝著清明,上益励为治,百度毕张,申命诸阁臣,酌古参今,次第修举,阁规始焕然大备。”[4]所谓“焕然大备”,一是扩建了一些新的藏书楼,一是对不同的藏书楼规定了所藏之书。“内阁藏书,盖仿有宋太清楼、皇明文渊阁之遗制,或购求新书,或翻刻善本,藏之东二楼。又有私刊之书,令外阁官、诸道臣随即印送摛文院。内藏书籍,华本藏皆有窝,东本藏西库。命原任提学徐命膺撰《奎章总目》。”[5]《奎章阁志》(完成本)卷一“藏书”所云“命原任提学徐命膺撰《奎章总目》”[6],就是指第一次修撰本,完成于正祖三年(1779)之前,其书目包括皆有窝所藏华本和西库所藏东本。《正祖实录》五年六月庚子条载:“命阁臣徐浩修撰著书目……《阅古观书目》六卷,《西序书目》二卷,总名之曰《奎章总目》。”[7]这是指第二次修撰,续撰者是徐命膺之子徐浩修,所修正者仅为《皆有窝书目》(亦即《阅古观书目》),其事见载于《内阁日历》正祖四年庚子十二月至五年辛丑闰五月诸条。故《实录》称所撰“《阅古观书目》六卷,《西序书目》二卷,总名之日《奎章总目》”云云,恐与事实不合,这应该是徐命膺撰修本的内容,今已亡佚。现存《奎章总目》为徐浩修撰本,乃正祖五年六月前修撰完毕者,《奎章阁志》(再草本)“尊阁第六·藏书”小字注云“辛丑秋命原任直提学徐浩修撰《奎章总目》”[8],也是指这次的撰修本。其内容仅仅是皆有窝所藏华本,“凡经之类九,史之类八,子之类十五,集之类二”[9],共四卷。正祖之《群书标记》“命撰一”辛丑(1781)编云:“《奎章总目》四卷。秘府藏书之所,华本在阅古观,东本在西库。是书所录者,阅古观之华本也。予于丙申初载,肇建奎章阁于内苑,以奉谟训、峙图籍。既又购求九流百家之昔无今有者几数千百种,遂命阁臣徐浩修著之为目。……凡经之类六十,史之类一百二十,子之类一百四十八,集之类二百七十九。继此而购得者,将随得随录也。”[10]这与今本《奎章总目》正可印证,只是有“阅古观”和“皆有窝”之异,二者实可统一。据《奎章阁志》卷一“内阁”记载:“正南曰阅古观,上下二层(凡二间)。又北折为皆有窝(轩一间,暖阁二间),皆所以藏华本图籍也。”[11]两藏书楼相连,所藏又皆为华本,故往往举一以概称之。《群书标记》以“阅古观”概称,《奎章阁志》则以“皆有窝”概称,其卷一“藏书”云:“皆有窝、西库所藏书籍凡有四部。”“华本则藏之皆有窝,东本则藏之西库。”[12]今本《奎章总目》标明其书出于“皆有窝”之甲乙丙丁四库,实即经史子集四部。

徐浩修(1736-1799),字养直,号鹤山樵夫,大邱人。文靖公命膺之子,文简公徐有榘(曾编撰《镂板考》)之生父。英祖乙酉(1765)殿试甲科第一,官至吏曹判书。正祖十四年(1790)入燕(北京),十七年撰《热河纪游》(一作《燕行纪》)四卷。二十三年(1799)卒,享年六十四,谥文敏。素娴历象之学,著有《浑盖通宪集笺》、《数理精蕴补解》、《律吕通义》诸书。《奎章总目》为其受命修撰,见于《正祖实录》、《群书标记》及《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

在现存的韩国目录中,《奎章总目》是最早依四部分类的。尽管在《高丽史》“世家”卷第三载成宗九年(900)十二月教,有“欲收四部之典籍,以畜两京之府藏”[13]之句,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儒学”中云:“有清燕阁,亦实以经史子集四部之书。”[14]其时可能已经用四部分类收藏图书,但并无留存后代的四部书目。有之,则从《奎章总目》始。这种分类方式,当然本于中国,但亦稍有变通。《奎章总目·凡例》云:

凡书分四部,自魏之荀勗始,而部各有类,类各异例。太细则眩于割裂,太简则伤于模糊。究厥流品之相嬗,实惟折衷之为难。故此书为类凡三十四,而条门创义,损益前人。疑其似而合之者,宁失于细,不得不分;同其类而分之者,宁失于简,不得不合。晏、墨之俱列杂家,所以规《七略》也;董、荀之并归儒家,所以正《通志》也。谱系、目录之析为二类,辨乎马氏也;天文、历筹之进于兵刑,鉴乎史志也。谶纬、五行之不著,阙文也;道流、释氏之附后,黜异也。从此购刊之书,虽不知为几千万卷,而其宏纲大目,皆即此乎在。不必如唐之《访书录》,宋之《求书录》,随得随志,纷纭无统也。

其书分四部,经部分九类,史部分八类,子部分十五类,集部分二类,共三十四类。每书之下,均有解题,《凡例》又云:

凡各书之下,必标其撰人姓氏及所著义例。或节取序跋,以见其规模之概略;或援引评隐,以明其编摩之得失;又或以简帙之废兴,俾资其沿革之考据。而至于别集一类,人品雌黄,文章月朝,亦无不旁搜博采,一展卷了然。如或书稍僻而迹未详者,姑著爵里卷帙,用俟博考云。

《奎章总目》对后代的朝鲜目录影响颇大,如高宗时代(1863-1906)编《阅古观书目》三卷,其分类方式基本沿袭《奎章总目》,而徐有榘之《镂板考》,集部分总集、别集两类,也同样受此书影响。

 

2.《内阁访书录》二卷 写本

本书是正祖时期自中国购进本书目。

正祖素爱藏书,为太子时,“闻有燕市所购故家所藏,辄令贸来”[15]。即位后建奎章阁以储华本与东本,后又命徐浩修撰《奎章总目》,定下书目撰写的“宏纲大目”。据《正祖实录》五年六月甲申条载:“丙申初载,首先购求《图书集成》五千余卷于燕肆。……又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凡山经海志,秘牒稀种之昔无今有者,无虑数千百种。”[1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一云:“前代悬购遗书,咸著条目。隋有《网书目》,唐有《访书录》,宋有《求书录》。”[17]所谓“仿唐宋故事”即指此。其《访书录》为待购书目。

今本《内阁访书录》二卷,非待购书目,而是购进后所编,已是藏书目录。如卷一《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下云:“《宋志》及《经义考》俱作二十卷,此独增五卷。黄虞稷曰:‘世所行《东莱博议》皆删节者,惟正德中刊本独全。’按,今本系宋椠,明董其昌家所收藏也。”审其语气,实为目验之辞,非悬拟之语。末松保和为《朝鲜图书解题》中的本书作解题时,认为系奎章阁所藏中国本的提要[18],但末松氏后来在《奎章阁と奎章总目》一文中又推翻前说,而据《正祖实录》将本书视同入燕使臣的购书清单[19]。我认为待购书目必然极其简单,而本书目则不仅详列书名、卷数、编著者、板本、义例及得失,而且有些书的卷数和中国通行本还有差别。如江永《礼书纲目》九十一卷,《四库全书》所收者为八十五卷。毛先舒《思古堂集》三十五卷,《四库全书》所收为四卷。所以,《访书录》最初乃一导购书目,但购入后又续写提要,成为藏书目录。《奎章总目·凡例》云:“从此购刊之书,虽不知为几千万卷,而其宏纲大目,皆即此乎在。不必如唐之《访书录》,宋之《求书录》,随得随志,纷纭无统也。”故此书体例与《奎章总目》一脉相承。

由于本书原为购书目录,这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化极有意义。它不仅反映出王室求书的兴趣,也能看出当时的购书导向。正祖时期因大臣文章多涉稗官小品之体,因此严禁从中国购进此类书,已购入者亦检出去除。如《正祖实录》十一年十月甲辰条载备边司进使行赉去事目,就有以下一则:“凡系书籍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诞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防。毋论译官及三使臣所属,如有潜贸之事即其地摘发烧火状闻,犯者置之重辟。”[20]又,十五年十一月戊寅条载:“予于小说一不批览,内藏杂书,皆已去之。”[21]又,十六年十月甲申条载:“如欲拔本而塞源,则莫如杂书之初不购来。”[22]又,十九年七月甲戌条载:“伊奇诡诐邪之书,正合为灰为烬。内府之藏,凡以稗官小说为名,则并与旧在编籍,祛之丌架之间者,已为数十年,出入迩列之人,莫不闻睹。”[23]因此,本书所列书目,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由当时的奎章阁所编。将内阁藏书分作经史类和子集类,遵循四部分类法,其中经类一百三十四种,史类六十四种,子类一百二十四种,集类六十三种。其书皆《奎章总目》所无,可知乃其后续购者。其解题颇参考中国目录学著作,如经部多采朱彝尊《经义考》,集部多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它如《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千顷堂书目》等亦多有采撷。

 

3.《西库藏书录》不分卷 写本

奎章阁分内阁、外阁和江都外阁。内阁有摛文院、奉谟堂、移安阁(又称书香阁)、阅古观、皆有窝、西库等不同书库,分藏不同图书。中国本(华本)藏于阅古观和皆有窝,朝鲜本(东本)藏于西库。西库又称西序,位置在阅古观之北,共三间[24]。此书即为西库所藏图书目录,由当时的奎章阁人员所编。

如上所述,第一次修撰的《奎章总目》中包含《西序书目》二卷,但已亡佚。流传至今者皆后来所修,共有三种:一为《西序书目》(或名《西序书目草本》)。据日本前间恭作编《古鲜册谱》,共著录了三种不同的写本,分别为“冈田信利氏藏书”、“在山楼藏”(自藏本)和“金泽庄三郎氏藏书”[25]。此书分四部三十三类,但在经部之前更立“御制御笔类”、“璇谱璇牒”和“御定类”三类,集部之后又立“别峙类”、“不帙类”、“蠹破类”和“杂纂类”四类。据《古鲜册谱》说,此书约编成于清乾隆庚戌、辛亥间(即朝鲜正祖十四、五年间,1790-1791),现存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狩野文库。二为《西序书目籖录》。据《正祖实录》五年六月庚子条记载:“建西序于阅古观之北,以藏东本,……经用红签,史用青签,子用黄签,集用白签,汇分类别,各整位置。”[26]此书即以红、青、黄、白签代表经、史、子、集四部,以下再分类目,凡三十六类。此书约编于正祖十六年(1792)间,现存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濯足庵文库和东洋文库。三为《西库藏书录》。此书不采用四部分类,将所有藏书分作三十二类。其分类大多依据书籍内容而别,但有三类是特殊的,即“江都移来件”、“内下旧件”和“奉谟堂移来件”。所谓“江都”,即指“奎章外阁”,地址在江都行宫之东,长宁殿之西,藏当宁教命册宝、列朝御制御笔及古今书籍图画。《奎章阁志》卷一“奎章外阁”载正祖辛丑年(1781)之教日:“江都所奉典章文字之多,非史阁比,虽谓之外奎章阁可也。”[27]又云:“既而命守臣别建奎章外阁于燕超轩旧址,移奉大妃殿、惠庆宫当宁册宝如仪。”[28]如此,则其它书籍皆移入西库,即所谓“江都移来件”。据韩国千惠凤《韩国书志学》所考,此书“当宁御制类”末著录“御制御笔镇安大君墓碑文帖本”,此文作于正祖十三年(1789)二月,则此书当成于其后不久。[29]《奎章阁藏韩国本图书解题》指出本书“典章部”著录了成书于高宗二年(1865)的《大典通编》,故本书乃完成于1865至1866年之间。[30]但《大典通编》实完成于正祖九年(1785),高宗二年所成者乃《大典会通》,其说似不可据。

所谓“东本”,并非就作者言,而是就刊印地而言,所以在此书目中,就包含了不少中国书籍的朝鲜刊本,其分类也专列“中国文集”一目,都是指在朝鲜的刊本。藏书而分“华本”和“东本”,一是为了便于区分查找,另外也寓有贵贱轻重之意。据徐有榘《林园经济志·怡云志》卷六“图书藏访·藏弆”所记:“东本粗重,不可与华本同藏。就华本藏庋之所之或东或西,别起一阁而藏之。不必橱藏,只列架插峙耳。”[31]

本书著录经书类六十九种,史记类五十四种,儒家类七十五种,礼书类十种,典章类四十种,诸子类六种,文章类八种,诗家类十七种,字书类十一种,天文类六十二种,地志类十八种,类聚类六种,医书类二十二种,兵家类二十八种,堪舆类六种,译书类十一种,道释类五种,方技类四种,中国文集十九种,胜国文集十一种,国朝文集三百六十一种,杂类十五种,族谱类二种,誊书类一百五十八种,书画帖本类二十四种,江都移来件三十九种,内下旧件一百三十八种,奉谟堂移来件三十九种,御制类四十三种,册文教命类十三种,当宁御制类十五种,纶音二十三种。每种书分别著录其书名、件数、册数、存佚、板本、有无悬吐(指朝鲜文音训)、编著者、朝代等,尤其注重书籍纸质的纪录,如“文章类”《八子百选》下,就分别著录了粉唐纸本、毛面纸本、简壮纸本、京壮纸本、乡壮纸本、白绵纸本、楮注纸本、宁边纸本、完纸本、庆纸本、天银纸本、别简壮纸本、劣品白纸本等。

 

4.《大畜观书目》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大畜观所藏书籍目录。大畜观为昌德宫书库。本书目共著录四百六十九种书籍,包括书名、册数、存佚以及入库的时间。如《辛壬纪年提要》、《西陂类稿》、《昭代年考》、《潜谷笔谭》、《各处书目》等皆注明入库时间是戊子(1768)八月。而著录其中的《奎章阁志》,其成书年代在正祖八年(1784)。由此可以推知,此书当成于正祖中期,反映的是英祖到正祖初年的藏书情况。《奎章阁韩国本图书解题》推断本书成于英祖末年至正祖初年[32],似不够准确。

本书目有一值得注意之处,即著录中国通俗小说颇多。这反映了当时王室藏书的实际情形。如《宋百家小说》、《说铃》、《红白花传》、《包龙图公案》、《剪灯新话》、《拍案惊奇》、《女仙外史》、《皇明英烈传》、《续英烈传》等。有些小说还不止一部,如《镜花缘》、《金瓶梅》、《情史》、《醒世恒言》有二套,《红楼梦》、《补红楼梦》有三套。还有的小说已译成谚文,如《型世言》、《东汉演义》、《后水浒传》、《续水浒传》、《续英烈传》、《高皇后传》、《三国志》、《古今烈女传》、《西汉演义》、《大明英烈传》、《玉娇梨》、《拍案惊奇》等。

从《朝鲜王朝实录》中可以知道,燕山君时期(1495-1505)已开始大量购入中国通俗小说,如《剪灯新话》、《娇红记》、《西厢记》、《丽情集》等。宣祖时(1568-1608),曾以《包公案》一帙赠送附马[33]。孝宗妃仁宣王后(1618-1714)与淑明公主共读《水浒传》。肃宗朝(1675-1720)以《三国演义》最为流行,“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而为题”[34]。到了英祖时期,对于通俗小说的热爱乃蔚然成风,不分男女。蔡济恭(1720-1799)《女四书序》云:“窃观近世闺阁之竞以为能事者,惟稗说是崇,日加月增,千百其种。侩家以是净写,凡有借览,辄收其直以为利。妇女无见识,或卖钗钏,或求债铜,争相贳来,以消永日。”[35]李学逵(1770-1835)亦云:“此乡则以口诵《三国演义》为能事,家藏《事文类聚》为稀玩。”[36]又云:“此乡苦无书籍,以瞿存斋《剪灯新话》为丌上尊阁,罗贯仲(中)《三国演义》为枕中秘藏。”[37]《金瓶梅》也在英祖五十一年(1775)由首译官李谌购入,“其书绝贵”,“直银一两,凡二十册,版刻精巧”[38]。这与本书著录的是同一种板本。因此,从本书目中,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通俗小说在朝鲜的流行状况。所以到正祖时期,提倡反正文体的运动,也是针对通俗小说的漫衍对文风的侵害。

 

5.《隆文楼书目》不分卷 写本

隆文楼在景福宫勤政殿之东阁楼,据《经国大典》三“藏文书”载:“凡印书册,别藏于隆文、隆武楼,又于议政府、弘文馆、成均馆、春秋馆、诸道首邑各藏一件。”[39]本书即为隆文楼藏书目录。

隆文楼藏书共八架,除御制御定外,大致依四部排列。第一架为御制诸书,第二架为御定诸书,第三架为经部,最末三种为史书,第四架为史部,第五架为子部,第六架为集部,第七架为内典,第八架为谚解(以朝鲜文解释)诸书,后列《桂苑笔耕》四卷。八架以外,还有南壁书《诗观》二百九十七卷。每一种书下,往往著录件数、卷数、不帙(未装订者)、蠹破、存佚、腐伤、不妆,或写本、印本、唐本、小本等情况。但架上书也偶有混乱,如第七架著录佛经,其中却有“《离骚经》一卷”。

 

6.《宝文阁册目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纪录宝文阁所藏图书。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六记载,睿宗时(1106-1122)有宝文、清燕、临川三阁,皆王室藏书之所。其中宝文阁“奉累圣所锡诏书”,包括宋代皇帝“御制、诏敕、书画”;清燕阁“藏诸史子集”,“集周、孔、轲、雄以来古今文书”;临川阁“藏书数万卷”[40]。本书之所谓“宝文阁”,乃朝鲜朝之宝文阁,亦王室藏书之所。

本书约编成于纯祖年间(1801-1834)。除御制御笔和御定以外,采用四部分类法。总计御制御笔四十九种,御定四十八种,经部二十七种,小学十六种,史部七种,编年十三种,杂史十二种,史抄四种,传记十二种,掌故十种,地理四种,子部十四种,兵家三种,说家十六种,书画十五种,类聚十三种,集部十四种,杂家六种。和其它书目不同者,本书将“小学”从经部别出,而“史部”仅著录正史和史评,“子部”仅著录儒家,“杂家”又隶于“集部”之后。分类颇为特异。

从本书的“子部”著录来看,儒家类书固然最受重视,但从数量而言,“说家”和“书画”尤为王室所喜好。《大畜观书目》和《承华楼书目》也能反映这一特色。

本书又有后人的点检加笔,如御制御笔部“列圣御制二十一卷”下,有加笔“又补遗一卷”;“君臣同会录一卷”与“光国志庆录一卷”之间,有加笔“御笔恒诵一卷”;“万川明月序贴八卷”用笔抹;“御制内训一件三卷”下,有“迭书当删”四字。

 

7.《群书标记》六卷 正祖大王撰

本书为朝鲜正祖大王李祘(1750-1800)所著。正祖一生爱好学问,著有《弘斋全书》一百册,《群书标记》即为其中之一。本书是正祖朝由王室主持刊行的书籍目录。

正祖在春邸时即喜好撰书编书,即位后,虽在万机之暇,仍不废著述。《群书标记》分“御定”和“命撰”两类,前者为其亲自编定,后者为其命阁臣编定,但也往往亲撰序引。总计命撰六十三种一千五百一卷,御定八十六种二千四百六十一卷。本书对御定和命撰诸书一一详加著录,包括书名、卷数、刊本或写本、解题依次展开。解题则包括内容、编撰经过、序跋、年代等。本书共著录书籍一百四十九种三千九百六十二卷,遍及四部,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正祖时代文风的兴盛。

正祖时代是朝鲜近世的文艺复兴时代,从本书著录的“御定”和“命撰”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统治阶层的舆论导向,如《朱子书节约》二十卷下云:“予尝谓今日俗学之蔽病矣,挽回澄治之道,惟在乎明正学;明正学之方,又在乎尊朱子。……孟子曰:我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尊朱所以尊经也,尊经所以尊王也。王道尊于上,然后学术明于下。”因此,正祖编刊了大量与朱子有关的书,如《琼屑糕》、《朱子选统》、《大学类义》、《朱子会选》等,同时,又十分注重朱子学在东国的传承。在《两贤传心录》提要中,他强调了宋子(时烈)正学的地位:“我东之宋先正,即宋之朱夫子也。大而秉执出处,小而言行动静,以见于两集者比类参看,其有不合者几希。……钞其两相照应者若干篇,合成一书,名日《两贤传心录》。……庶使世之读此者,知先正之道有所受,而不敢肆其诽毁之论云。”此外,如《圣学辑要》、《四七续编》,皆发挥此意。要之,此书为理解正祖时代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入门书。

 

8.文院奉安总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封面卷头作《本院奉安总录》,所谓“本院”,即奎章阁之摛文院。据《奎章阁志》卷一“直院”云:“直院乃阁臣豹直之所,在金虎门内弘文馆之右,即旧都总府也。御书其扁曰摛文之院。”[41]乃奎章阁学士节假值日之所,亦珍藏御制之所。《奎章阁志》卷一“奉藏”载:“御制奉安欌,一在摛文院,一在奎章阁,一在大内。御制缮写后,装卷成帙,裹以红袱入直阁。”[42]本书收录摛文院东二楼的东欌、西欌书籍目录,由当时的奎章阁所编。

摛文院所藏书皆御制御笔,东欌计十五种,西欌计四十三种。东欌著录“《四朝御制御笔关王庙碑文》一件一册”下注云:“庚戌九月日因下教:送于艺文馆奉往史库,其代自本馆簇子一件来。”此庚戌或指正祖十四年(1790),或指哲宗元年(1850),其成书年代不外此二年之后。

 

9.《书香阁奉安总目》不分卷 写本

书香阁又称移安阁,地处奎章阁正西,是御真、御制、御笔移奉曝晒之所。此书即为历代皇家著述之总目录,由当时的奎章阁所编。

朝鲜高宗即位(1864)以后,将宗簿寺和宗亲府合并,同时将奎章阁所管辖的御制御笔以及璇源谱牒移到宗亲府,次年重建景福宫,将奎章阁的摛文院也搬迁至宗亲府,三年,在景福宫建春门旧宗亲府移建书香阁,奉安御真、御制、御笔。分南一欌上,南一欌第一、二、三层,南二欌第一、二、三层,西一欌上,西二欌上,西一欌第一、二、三层,西二欌第一、二、三层,东卓,西壁。分别著录书名、件数、册数等。又有双行注记文字,纪录书籍或印制的年代、纸质、装帧、来历等。

 

10.《承华楼书目》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承华楼藏书目录。本楼为宪宗(1835-1849年在位)所建,贮藏书画,恒常披览。故本书目也以书画类为主。

本书著录经类二十一种,史类六种,子类六种,集类八十三种,诗类二十七种,文类十八种,笔家类十三种,画家类十二种,印谱类九种,丛书类十五种,尺犊类五种,说家类五十二种,兵家类四种,书帖二百四种,画帖一百十二种,书簇四十种,书横批三十一种,书联五十六种,书横轴十三种,画簇一百七十二种,画横批九种,画联十种,画横轴十九种。所著录者以中国文献为主,也包括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文献,如集类《恩诵堂集》,诗类《清脾录》,书帖类中海东名笔、阮堂墨迹,画帖中的我东扇谱,书簇中的兰雪诗自书,书横批中的越南阮登清额字,画簇中的日本人墨牛图、倭画等。

本书个别分类和著录也存在一些讹误,如笔家类中著录“《文笔考》一卷”,当为阮福所辑,可归入诗类或文类;书联中的“保铁书”当为“铁保书”之讹。又如说家类中著录稗言小说,但像《性理会通》、《性理综要》、《禅家六集》、《云笈七签》、《真诰》、《洞天清录》等儒道释文献也列入其中,未免杂乱。

 

二、私家书目

 

11.《海东文献总录》不分卷 金撰 写本

本书是朝鲜朝最早的一部解题目录,首次从文献学观念出发对海东典籍加以总结。

金烋(1597-1638),字子美,后旅轩张显光为改字谦可[43],号寒溪亭,又号敬窝。金烋属安东川前洞义城(闻韶)金氏家族,为当时名门。高祖青溪公琎为生员,有五子,皆李退溪(滉)高足。四子鹤峰金诚一,为退溪学问之嫡传。曾祖龟峰金守一为青溪公次子,任察访官。祖云川公涌,文科及第,任兵曹参议。父敬斋是祯,生员。金烋所处的时代,乃朝鲜朝党争激烈之时,其家族属东人,其时东人失势,故烋亦无意仕进,一心学问。

据本书《序》所述,其著述动机乃其二十岁时(万历四十四年,光海君八年,1616)拜访旅轩先生,旅轩示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云:“既为东方之人,则东方文献不可不知。吾君颇有博记之才,君所居近邑,得免兵火,书籍多有保完之处,倘能裒集闻见,继此以述,则文献足征,博考是资,其功当不让于古人矣。”于是,他收集近邑(安东、礼安、荣州、奉化、义城、醴泉、英阳、青松、尚州、闻庆、善山)名门大家免于壬辰倭乱兵燹的书籍,一一作文献解题,共计六百七十余种。其序文写于崇祯十年(仁祖十五年,1637),已是其去世前一年。可以说,金烋用了毕生的精力完成此书。

本书约分二十类,即御制诗集,诸家诗文集,经书类(附性理学),史记类,礼乐类,兵政类,法典类,天文类(附阴阳历法),地理类,谱牒类,鉴诫类,批注类,小学类(附集字),医药类(附针灸养生书),农桑类(附种养畜牧等书),中国诗文撰述,东国诗文撰述,中国东国诗文合编,儒家杂著述,诸家杂著述。

注重作者生平及思想是本书的特色之一,除了个人著作以外,在总集后往往集中附录,如《东文选》和《续东文选》下皆附“所载诸贤姓名行迹”。其远承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又近得旅轩的启示。其《序》云:“积以岁月,仅成若干帙,名之曰《海东文献录》。未及脱稿而急于取正,遂献诸先生。先生不以为非而滥赐奖与,且日是书之作,所以欲征文献;欲征文献者,欲知其人物之盛衰、文章之高下、世道之升降焉耳。未尽笔削处,更加修正就完,且以此意序其后以来。烋于是惭惶而退。窃伏自思曰:呜呼!凡论人物者,必须先器识而后文艺,论述作者,必须先行迹而后文章。知此则可以序是录矣。”而他对于人物的评论,一以儒家学说为准绳。“惟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一心夷险,不易素守。”这其实无异于夫子自道。

本书收录的高丽朝典籍甚为丰富,姜周镇先生在学文阁本刊行序中指出,以《罗丽艺文志》所载高丽典籍对照,有三分之一以上收录在本书中。[44]又本书“礼乐类”著录高丽朝崔允仪《古今详定礼仪》五十卷,此书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铸字)本,刊于高宗二十一年(1234)。但此书早已失传,一般依据李奎报跋文中“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45]来推测,而本书则有解题,可以确认。

本书分类不同于中国目录学,有时不免混乱。如性理学的书分散在“经书类”和“儒家杂著述”,批注类又包括了不同内容的典籍。这可能与此书未及最终定稿有关。

本书“诸家诗文集”在李仁老《银台集》之后列“《双明斋诗集》三卷”,署名崔谠。据《高丽史·李仁老传》载其著述云:“所著《银台集》二十卷,《后集》四卷,《双明斋集》三卷,《破闲集》三卷,行于世。”[46]则李仁老有《双明斋诗集》。或崔氏别有同名异书,不可详考。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将《双明斋集》改入崔谠名下,或承此而来。

本书编讫后稿本即藏于家中,其族孙圣铎于英祖二十一年(1745)为撰《行状》,已有“《文献录》又见佚于人家灰烬中,不得全,惜哉”[47]之叹。又有抄本数种传于世。安鼎福编《杂同散异》,也曾辑录若干。今韩国学文阁所刊乃以金烋手稿为底本,其烧毁部分则以抄本补充,合为一册。书眉上细字注释亦出于金烋手笔,而书题作“海东文献总录草本”,并非定稿。

 

12.《洪氏读书录》不分卷 洪周撰 写本

本书是洪奭周为其弟宪仲编纂的读书目录。

洪奭周(1774-1842),初名镐基,字成伯,号渊泉,正祖改赐名奭周。丰山人。正祖十九年(1795)登文科,曾分别在纯祖三年(1803)和三十一年(1831)以谢恩使书状官和正使身份两次入燕,与中国学者颇有交往。历任弘文馆和艺文馆大提学,以及奎章阁直阁。官至左议政,却始终以布衣自处。精于诗书易礼之训、性命理气之辨,以至于天文易象之奥,算术仪物之繁,条分缕析,如指诸掌,被推崇为命世大儒。宪宗八年卒,年六十九。

丰山洪氏是朝鲜时代的名门大族,据洪奭周所写《先考右副承旨赠领议政府君家状》,其父“专意古人之学,自经史诸子、歌诗古文,以及阴阳时日、卜筮医药、孙吴老佛之书,无所不诵读”[48],洪氏本人自小“本之以经礼,参之以子史,总括乎六艺之林,泛滥乎百家之丛,未弱冠,学已大成矣”[49]。从中亦可推知其家藏书状况。朝鲜时代的藏书家,其著名者有冲斋权橃(1478-1548)、临渊斋裴三益(1534-1588)、鹤峰金诚一(1538-1593)等,但未有书目流传,不得详考。据本书则可略推朝鲜时代士大夫家藏图书的状况。

本书编于纯祖十年(1810),其《序》云:“余生六岁而知读书,今三十余年矣。盖尝有志于博学多闻之事,而不得其要。凡诸子百氏术数之书,以及乎稗官杂记谲诞嵬琐不经之谈,亦时时泛滥出入,而稽古之典,经世之务,顾反有不暇及者。中道而悟,始稍循约。……吾弟宪仲亦有志于学……吾惧其自足而止也,又惧其如余之泛滥而不得其要也,于是取凡余之所尝读而有得,与夫所愿读而未及者,列其目识其概而告之。”[50]由博返约,亦其家学。洪氏为其父所写《家状》,其先于书无所不窥,“既而叹曰:道不在是,吾惧其博而杂也。于是始稍稍有意返约矣”[51]。本书以四部分类,每一类前有小序,欲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乃本书之显著特色。小序又往往对部类次序有所说明,如子部以儒家居首,“必欲为天下国家,非儒者不可”;以下为农家,“次农于儒,重民本也”;再下为医家,“次医于农,重民命也”。小序后为各书解题,分别著录书名、卷数、编纂者,再叙述内容大概、优劣得失等。每一类书,略以时代先后为序,又先中国而后朝鲜。其经部著录易十五种,书七种,诗六种,礼二十三种,春秋十四种,四书十四种,孝经四种,小学十一种,乐四种,总经二种。史部包括史(分三子目,即编年十五种、纪传二十六种,别史七种),野史十九种,稗史(分三子目,即纪言三种,纪人十三种,纪事七种),志(分五子目,即总志五种,礼仪四种,典法五种,职方九种,艺文四种)。子部有儒家五十一种,农家七种,医家二十一种,兵家十种,老家八种,法家四种,杂家五种,数家五种,天文家五种,数术家四种,艺术家三种,说家(分六子目,即论说六种,记述二种,考证三种,评艺八种,类书二种,杂纂二种),小说家五种,释家三种,总子一种。集部有二子目,即总集二十三种,别集二十九种。

本书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天下书汗牛充栋,读不胜读,“凡书之不登于是录者,亦玉门西域也”[52],自然是可“闭”可“绝”,而登于本书者,又往往说明其何以登录。其选书大抵以程、朱性理之学为标准。除所举书之内容外,作者也非常重视人品。如子部“评艺”类录欧阳修《六一诗话》和司马光《续诗话》而云:“宋人诗话无虑数十家,存此二书,取其人也。”又“小说家”类录李齐贤《栎翁稗说》云:“李公正人,又深于文章,虽游戏之言,犹足以资学者也。”又如集部别集类以《陶渊明集》冠首而云:“由魏晋以后,曹植、嵇康、阮籍、陆机、潘岳皆有集,今断自陶公始,重其人也。”因为负有指导后学的使命,本书解题还往往指明何种注本为优。如《近思录》,“旧有宋叶采集解,颇疏略。清张伯行更为注,又病于芜。近有江永集注,最号善本”。《文选》,“注是书者,以唐李善为甲”;杜甫诗,“以宋蔡梦弼、黄鹤,清钱谦益、仇兆鳌为胜”;韩愈文,“笺释者亦近十家,惟皇明蒋之翘注最详”。因为本书作者学问博赡,故所论每能切中要害。如史部“艺文”类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是书首尾数万言,率为汉学右袒,以时方崇尊朱子,故不敢显攻,而阴诋之不遗余力。……余尝入燕都,与其士大夫语及此书,问顾炎武、吕留良、魏禧集何不在选,其人摇手不能对。盖讳之也。呜呼!上下数千年之载籍,以敦一代之巨典,而乃欲以一时之忌讳,一人之好恶参于其间,其亦难矣。”皆富参考价值。

洪奭周精于目录学,这与其学术渊源有关。其外祖乃大邱徐氏,徐浩修有《奎章总目》,徐有集有《镂板考》,洪氏受其影响亦属自然。又本书在写法上,乃摹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简目》是有见于《总目提要》过于浩繁而别刊,“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傅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53]。作为一部指导后学的书目,这样的取径是合适的。

本书性质属于特种书目中的“推荐书目录”,中国传统目录学中此类书目起源较晚,一般认为最早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龙启瑞编纂的《经籍举要》,而最有影响者则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本书是朝鲜时代的“推荐书目录”,当引起学者重视。《洪氏读书录》有四种抄本,两种分作四卷,板式稍有异同。两种收于《渊泉文集》,不分卷。

 

13.《清芬室书目》九卷 李仁荣撰 稿本

本书是李仁荣个人藏书目录。

李仁荣(1911-1950以后),号鹤山,全州人。1937年3月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史学科,历任普成专门学校讲师、延禧专门学校讲师、平壤神学校讲师、京城大学法文学部助教授、国立汉城大学校助教授、延禧大学校教授等职。朝鲜战争爆发后生死不明。其学术专长为书志学和史学。

本书是其手写本,写毕于甲申年(1944)三月。李氏自大学毕业以后,留心收罗朝鲜古活字本及古刻本,本书即从其个人收藏中选出并撰写提要。其书略分九卷,卷一、二为“壬辰以前刻本及钞本,朝鲜人撰述”,卷三、四为“壬辰以前刻本及钞本,外人撰述”,卷五为“壬辰以前活字本,朝鲜人撰述”,卷六、七为“壬辰以前活字本,外人撰述”,卷八、九为“壬辰以后刊本及钞本,朝鲜人撰述”。其解题包括书名、存佚、卷数、册数、板本、板式、印章等,并根据史料或序跋对作者、刊书经过或藏书家事迹作出说明。作者深于书志学,故其解题亦注重此一方面。同时,对藏于他处之本亦作出提示。

李氏在《序》中说,其所藏“一无惊人秘籍,然于其中犹有略窥古文化之一端焉”。如纪录书上印章,可据以考知朝鲜时代士大夫藏书之一斑;卷三《礼记集说大全》残本十卷五册乃丰基乡校藏书,纪录卷三尾墨书“来读校中勿出校门”八字,卷五《朱子语类》残本四卷三册乃白云洞文成公庙书院藏书,纪录册尾墨书“来读院中勿出院门”八字,可与朝鲜时代院校院规相参证。又如卷五《祖宗诗律》十四卷二册,不见于诸家目录著录,其书为柳希龄所编,“卷一至二为天文门,卷三至六地理门,卷七至十四人事门。以一祖老杜,三宗山谷、后山、简斋为主,配以吕紫薇、曾茶山、高予勉、谢无逸、潘邠老、谢幼盘、韩子苍、王立之、僧如璧等江西派中人,续以苏子美、周尹潜、赵章泉、陆放翁、朱晦庵”。亦可藉此了解一大概。

 

三、地方书目

 

14.《考事撮要·书册市准·册板目录·书册印纸数》 鱼叔权、许、李植等撰 刊本

《考事撮要》原本为鱼叔权所撰,据其自序,此书“以事大交邻为主,而以各种事次之,皆日用寻常之不可阙者也”,与中国的《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之类作用相当,自“大明纪年”至“八道程途并册板目录”共二十二目。此书版本极为复杂,问世后经过十二次增补重修。据鱼氏自序,原书作于嘉靖甲寅三十三年(朝鲜明宗九年,1554),故“大明纪年”亦止于是年。据朝鲜宣祖、仁祖朝的李植(1548-1647)《重修考事撮要后序》所说:“鱼氏纪年止嘉靖甲寅,自乙卯(1555)至万历乙酉(1585),则故典翰许篈所续编云。而光海朝校检朴希贤奉朝旨纂续,纪年讫于壬子(1612),杂记则多所增减。……癸丑(1613)以后,事变尤多,而文书益佚。太学士崔公鸣吉为是惧,……建请及今修正。以植叨列副席,遂以属笔。植谨与诸提调商议,既就杂记更有所增减,又续纪年,自癸丑至乙亥(1635),则悉仿鱼氏之旧,不敢私有起例。”[54]然而据李仁荣《关于考事撮要之册板目录》[55],许篈之前,鱼氏曾有两次续撰,第一次纪年以隆庆二年戊辰(1568)终,第二次纪年疑为万历四年丙子(1576)。此后至万历十三年乙酉为许篈续撰。再以后是朴希贤修撰本,即训练都监本,至此乃有重大改变。朴希贤《跋》云:“至于八道册板,今则烧毁,故并删去,以土产代之。”所谓的“烧毁”,指的是壬辰(1592)倭乱带来的灾难。据前间恭作《古鲜册谱》著录,此书在雍正末年及乾隆三十六年(1771)还续有改修,后者由徐命膺改编,书名易作《考事新书》,卷帙也扩大到十五卷[56]。

鱼叔权,号也足堂,中宗、明宗朝(1505-1567)人,户曹判书鱼世恭庶孙,官至吏文学官。柳希春评论他“为人信实,才学优精,有足多者”[57]。除《考事撮要》外,另著有《稗官杂记》四卷,皆富参考价值。

据郑亨愚、尹炳泰二氏所编《韩国의册板目录》[58],共收录十三种版本的《考事撮要》,兹列其目于下:

(1)万历四年(宣祖九年,1576)乙亥字本。

(2)宣祖九年乙亥字覆刻本。

(3)万历十三年(宣祖十八年,1585)木板本。

(4)万历十三年日本写本。

(5)万历四十一年(光海君五年,1613)内赐训监字本。

(6)训监字本。

(7)崇祯九年(仁祖十四年,1636)活字本。

(8)-(11)康熙十三年(显宗十五年,1674)戊申字本。

(12)-(13)雍正十二年(英祖十年,1734)前印书体活字本。

原本《考事撮要》(嘉靖三十三年本)已亡佚,现存最早者为隆庆二年(宣祖元年,1568)乙亥字本,宣祖九年覆刻乙亥字本是现存最早的坊刻本。上列前四种皆在壬辰倭乱之前,内容上差异不大,都包括了“册板目录”和“书册市准”(收书数量有别)。由于这些册板多毁于壬辰倭乱,故此后的版本中皆无“册板目录”的内容。同样,“书册市准”在崇祯九年本也改为“书册印纸数”(雍正十二年的版本又改作“书册印纸容入数”)。

“册板目录”附见于“八道程途”,是朝鲜前期在全国主要地区刊行的板刻目录。如果要了解壬辰倭乱以前京外书籍的刊行情况,这是惟一可以信赖的资料。将“程途”与“册板”结合起来,在英祖三十六年(1760)编纂的《岭湖列邑所在册板目录》中也继承了这种做法。

本书以京畿道、忠清道、黄海道、江原道、全罗道、庆尚道、平安道、咸镜道依次排列,各道之下再以郡名排列。尽管只是著录了书名,但对于朝鲜目录学史和朝鲜前期汉文化传播与普及的研究来说,此书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隆庆二年本到万历十三年本,“册板目录”所著录者不断增加,兹列表对比如下:

 

道别 隆庆二年本 万历十三年本
京畿道 二种 二种
忠清道 三七种 三七种
黄海道 二四种 七七种
江原道 六一种 六二种
全罗道 一六六种 三三六种
庆尚道 二二二种 三九〇种
平安道 三二种 六七种
咸镜道 一三种 一九种
总计 五五七种 九九O种

 

京畿道靠近京城,故印书不多。岭南地区刻书业最为发达,所以庆尚道册板最多。这些都能在此书中得到反映。此书收录者皆为京外册板,至于中央官府校书馆册板则未收录,可参考英祖三十六年(1760)所编《芸阁册都录》;其次,各地的寺刹藏有许多佛经和俗书,也未包含在其中。第三,与当时实际所存相较,这个“册板目录”也不是完全的。李仁荣曾举出许篈《朝天记》万历二年甲戌六月初四日条:“留定州。……余出橐纸二十一卷,令印《朱子书节要》及《飘海录》。”[59]但平安道定州册板在“册板目录”中即不存。所以李氏认为现存的目录可能仅是当时实际所存册板的半数。

“书册市准”是登录以京板书为基础的图书价格和纸张数量。原本载三十一种,万历十三年版增加到三十四种。崇祯九年版改为“书册印纸数”,收录图书一百八十八种,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京城的册板状况。

 

15.《庆尚道册板》不分卷 写本

册板目录是朝鲜特有的一种目录,其内容是关于某地有哪些板本的纪录,可称藏板目录。中国的板本目录、地方书目、方志中的艺文志与册板目录有近似者,但后者并不是注明某书为某板,也不按照作者或内容与某地有关来著录,而是纪录何地藏有何板,以及其存佚情况、用纸多少等。二十世纪前期,陈衍修《福建通志·艺文志》,后附《福建板本志》,特别是其附录“建阳县治书板考”和“建阳书坊书板考”,与朝鲜的册板目录较为接近。与之完全一致的目录,只在少数地方志的“学校志”中可以看到。如宋代周应谷[景定]《建康志》的“文籍志”,罗[宝庆]《四明志》的“学校志”,元代袁桷[延佑]《四明志》的“学校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的“学校志”等。但这样的目录在中国较为罕见,而在朝鲜却连篇累牍。《考事撮要》的“八道程途”中已经附有“册板目录”,只是尚未独立成篇。肃宗二十六年(1700)编纂的《古书册板有处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单行册板目录,是对庆尚道二十五地的册板纪录,最后加上开城一地。

中国自宋代以来,刻书业发达的地区主要在南方,素有“浙本”、“蜀本”、“建本”之称。朝鲜的刻书业除京城以外,也集中在南方的全罗道、忠清道和庆尚道,尤其是在岭南地区的庆尚道,所以此地的册板目录也最为丰富。本书是对庆尚道二十一地册板情况的纪录,约成书于英祖六年(1730),与《古书册板有处考》的成书年代相距三十年。将两书纪录的地方去其重复,共有三十九地,结合起来看,可以对当时庆尚道的出版状况有一基本估计。兹将两书纪录列表对照如下:

 

地名 古书册板有处考 庆尚道册板
庆州 五十一种 四十一种
安东 二十种 二十三种
尚州 十一种 十二种
晋州 三十种 十七种
星州 十七种 二十三种
金海 二种 三种
昌原 三种 一种
密阳 十五种 一种
善山 十种 四种
河东 二种
大丘 四种 七种
荣州 五种
永川 十种 九种
草溪 三种
咸安 二种
丰基 三种 一种
昆阳 八种
醴泉 七种
陕川 八种 三种
宜宁 一种
清道 六种 四种
咸阳 五种 一种
知礼 二种
固城 三种 一种
义城 九种
营上 三十五种
山阴 三种
居昌 一种
金山 三种
蔚山 三种
玄风 二种
兴海 八种
青松 二种
礼安 二十种
荣川 七种
宁海 一种
仁同 三种
顺兴 一种
河阳 一种
巨济 四种
二三七种 二四五种

 

在对具体的册板作进一步了解以后,可以有助于我们对当时岭南地区的文化状况的研究。

 

16.《诸道册板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对全罗、忠清、庆尚、咸镜四道册板的纪录。约成书于英祖二十五年(1749)。

书中著录板本,(1)全罗道:包括全罗监营二十五种,威凤寺十七种,松广寺一种,石溪书院二种,南古寺二种,花山书院二种,监营新备八种,西门外私板四种,南门外私板十二种,左水营二种,右水营一种,罗州一种,光州七种,绫州三种,顺天六种,长兴二种,长城三种,灵岩六种,淳昌二种,乐安一种,古阜二种,宝城一种,龙潭十种,昌平三种,云峰二种,务安五种,海南四种,求礼一种,南平一种,龙安一种,玉果一种,珍山一种,泰仁灵光三种。以下著录“册纸产邑”和“刻手”。(2)忠清道:包括忠清监营三种,林川十五种,天安一种,沃川二种,清州十三种,公山十种,韩山三种,沔川二种,清风四种,怀德五种,槐山一种,泰安二种,鲁城七种,保宁一种,礼山三种,新昌二种,文义一种,报恩四种。(3)庆尚道:包括庆尚监营三十一种,庆州十四种,礼安十五种,善山七种,龙宫一种,永川七种,玄风五种,高灵一种,义兴三种,青松二种,星州二十一种,清道七种,梁山一种,安东十六种,兴海一种,安义三种,山清二种,宁海一种,晋州五种,固城三种,陕川九种,仁同三种,居昌二种,尚州二种,密阳一种,咸阳四种,宜宁一种,开宁一种。(4)咸镜道:包括咸镜监营四十一种。

此书著录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朝鲜时代的地方册板,除官厅以外,在寺院和书院也有藏、刻,英祖十六年(1740)编纂的《册板置簿册》和十九年编纂的《三南所藏册板》中曾著录威凤寺、松广寺、石溪书院、华山书院的册板,本书也有著录。其次,在全罗道之末,著录了“册纸产邑”和“刻手”,前者有“淳昌”等十四地,而在《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中,只有在“全罗道·全州府”的“土产”一目下,有“纸(品上)”的纪录[60],因而此书的纪录可以补充《胜览》之不足。“刻手”则纪录了当时刻字的工钱,既有大小字的分别,又有阴阳刻的差异。此外,在忠清道“大兴”一地著录了“铸字”,后来的《完营册板目录》中在“大兴”下纪录:“无他册板,只有铸字二斗许(在牛泉祠宇)。”

 

17.《完营册板目录》不分卷 写本

完营乃各道监营的别称,相当于现在的道厅(即省政府)。本书是英祖三十五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全罗道监营呈进朝鲜国王的原本,是对当时全罗道、忠清道、庆尚道和咸镜道监营所藏书籍板本的纪录。每一书名之下,记载用纸数量、是否刓缺以及作者姓名。首页盖有“观物轩”和“重极之章”两印,可知此书曾经正祖御览。

朝鲜时代的刻书业以南部三道最为发达,此书封面题名为“三南册板目录”,也是以南部三道为主要著录对象的。其册板收藏情况如下:

全罗道:全州八十一种,罗州十一种,南原十四种,尼山七种,云峰一种,光州十七种,绫州七种,长城五种,潭阳九种,宝城九种,高山四种,古阜二种,顺天十六种,海南五种,泰仁十种,金沟七种,南平十二种,益山二种,扶安三种,砺山八种,长兴五种,灵光八种,昌平八种,龙安一种,兴阳一种,玉果四种,唐津四种,求礼四种,务安七种,左水营四种,右水营七种,龙潭十四种,锦山五种,灵岩十种,乐安二种,镇安四种,同福十二种,淳昌五种。

忠清道:忠清监营三种,林川二种,忠州十三种,天安一种,沃川二种,清州十六种,公山十种,韩山三种,沔川二种,清风四种,怀德五种,槐山一种,泰安二种,丹阳二种,保宁一种,礼山三种,新昌二种,燕歧一种,报恩三种,文义一种(列于全书之末)。

庆尚道:营上二十八种,庆州十四种,礼安十七种,善山七种,龙宫一种,永川七种,玄风五种,高灵一种,义兴三种,青松二种,星州二十一种,清道七种,梁山一种,安东十七种,兴海一种,安阴三种,山阴二种,宁海一种,晋州六种,固城三种,陕川九种,仁同三种,居昌二种,尚州二种,密阳一种,咸阳四种,宜宁一种,开宁一种。

咸镜道:营上四十二种。

在此书以前,著录南部三道册板目录的有英祖十九年(1743)编纂的《三南册板目录》,英祖二十五年(1750)编纂的《诸道册板录》。此后则有英祖三十六年(1760)编纂的《岭湖列邑所在册板目录》、《册板录》,专门著录全罗道和庆尚道的册板。而正祖十五年(1791)以后编纂的《五车书录》,纪录全罗、忠清、庆尚、咸镜四道的册板,是对本书著录册板的再调查,分为不刓秩、刓秩、烧烬秩、昔有今无帙等。前后参照,既可以了解当时册板之发达,又可以看出其源流变迁。

 

18.《镂板考》七卷 徐有榘撰 写本

此书正祖二十年(1796)命阁臣徐有榘编,是当时中央和地方册板的总录。据正祖《群书标记》云:“世祖朝大提学梁诚之请置奎章阁,以奉御制、峙图籍。又请令列邑开录书籍藏板,上送典校署使之考察。世祖亟称其可行,而未及施用。予于丙申置奎章阁于内苑,建官藏书,多用诚之议。粤二年戊戌下谕诸道,公私所藏刊书板本,并令计开录上自本阁,考察其存佚。……丙辰复命阁臣徐有榘,取中外藏板簿,分门类次,汇成目录。每一书必标其撰人姓名、义例大致,而卷帙之多寡,板本之所在,无不备著而该载。为其专录剞劂之本,故曰《镂板考》。”[61]

徐有榘(1764-1845),字准平,号枫石,达城人。大提学命膺之孙,《奎章总目》撰者徐浩修之子。正祖十年(1786)中进士,十四年登文科。历任翰林待教副学、吏兵判书左右参赞。谥文简公。有《枫石集》。另有《种藷谱》、《林园经济志》、《汉阳岁时记》、《金华耕读记》等。

《镂板考》共七卷,卷一为御撰二十种,御定四十六种,总计六十六种;卷二为经部,计总经类四种,易类六种,书类三种,诗类二种,礼类三礼之属三种、杂礼之属十七种,春秋类二种,四书类五种,小学类五种,总计四十七种;卷三为史部,计通史类十一种,杂史类二种,传记类总录之属九种、别录之属三十五种,掌故类地理之属十种、职官之属一种、政书之属三种,史评类三种,总计七十四种;卷四、卷五为子部,计儒家类四十种,兵家类十五种,医家类七种,天文筹法类四种,术数类堪舆之属三种、占筮之属一种、命书之属四种、阴阳五行之属二种,杂纂类三种,说家类五种,类书类三种,译语类十七种,道家类三种,释家类十二种,总计一百十九种。卷六、卷七为集部,计楚辞类二种,总集类十七种,别集类二百八十五种,总计三百四种。

在册板目录中,此书是惟一依四部分类的,这一方面固然受到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徐浩修所编《奎章总目》一脉相承。其《凡例》云:“古今簿录之学有七略、七志、七录、四部、五部之异,而惟唐之经史子集四类为后来书目家不易之例。是书分门立纲,亦用四类,而若其宏纲之中,细目条分,则又损益折衷于历代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钟音《浙江遗书总录》诸书。”

将御制诸书列于四部之首,也同样有所继承。《凡例》云:“唐徐坚《初学记》,以太宗御制升列历代之前,盖尊尊之大义,宜然也。焦竑《国史经籍志》、朱彝尊《经义考》并遵前规。今另立御撰、御定二目,……冠之四部之首。而亲撰曰御撰,命撰曰御定。”如焦竑《国史经籍志序》云:“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而御制诸书则冠其首焉。”[62]至于“御撰”、“御定”二目,则为徐氏自立。

本书依四部分类,每一类中又按编纂年代著录。六百十种册板中,东国著作占四百九十八种,计高丽八种、朝鲜四百九十种。中国著作占八十五种,另有二十七种著者未详。

本书所著录的册板,是调查了汉城官衙,八道监营,各府、牧、郡、县、书院、寺刹和私家收藏而作成。这是除《大藏经》目录以外,在朝鲜最为详细的册板解题目录。从册板收藏之所来区分,大致有官署、书院、寺刹和私家之别。同一著作也有在不同机构同时刊刻者。兹表列如下:

 

御撰 御定 总计
官署 27 99 41 50 129 107 453
书院 1 19 25 18 105 168
寺刹 3 3 11 13 22 86 138
私家 2 17 19
总计 30 103 71 90 169 315 778

 

在官署藏板中,属于中央官署的有十一处,御制类的书几乎都由那里刊刻。地方八道官署七十九处,但庆尚道一地就占二十九处,其册板也占三分之一强。书册板中以文集为多,尤其是陶山书院(李退溪创立)藏板最多,另外书院无佛书册板。寺刹板还是以庆尚道最多,子部所藏多为佛经。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兴盛。

徐有榘又有《林园经济志》一书,其中“怡云志”所附“京外镂板”,也是一个册板目录。从内容上看,它与《镂板考》是一致的,但较为简约。两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韩国郑亨愚、尹炳泰在《韩国의册板目录》中收录了此书,“解题”认为“京外镂板”可能是《镂板考》的初稿[63]。我认为不是。《镂板考》成书于正祖二十年,徐氏三十二岁,而《林园经济志》则穷其毕生之力完成,时间当在其八十岁前后。从成书时间上看,《镂板考》完成在先。另外,在“京外藏板”的最后,有“镂板考”三字,这正说明“京外藏板”是从《镂板考》中抄出的。

现存《镂板考》有四种抄本,分别藏于汉城大学校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和高丽大学校图书馆。此外,还有1941年6月20日洪命憙校订本,由大同出版社铅印出版。

 

19.《各道册板目录》不分卷 写本

据首页“道光庚子编”五字,可知本书编于朝鲜宪宗六年(1840),这是对当时朝鲜各地(除咸镜道以外)册板的总记录,并且将藏板区分为完全、刓缺、破伤,旧刊、新刊,私板、官板等,对所用纸张数量也作了仔细记载,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全国刊刻分布的大致情况。

京畿道:包括北汉二十六种,南汉三十四种,华城府一种,开城府三种。

江原道:包括原州一种,宁越一种、铁原五种。

忠清道:包括文义二种,韩山五种。

黄海道:包括兵营一种,海州五种。

全罗道:包括全州六十一种,罗州三种,绫州二种,南原二种,顺天一种,长城一种,灵岩五种,昌平一种,海南二种,泰仁十八种。

庆尚道:包括庆州二十四种,安东四十一种,尚州二十一种,晋州六种,星州十四种,大邱四十种,蔚山二种,东莱三种,善山八种,仁同五种,漆谷四种,河东五种,巨济一种,居昌三种,清道六种,咸阳三种,永川十四种,醴泉二种,丰基一种,梁山二种,咸安八种,陕川六种,金山三种,庆山一种,知礼二种,高灵一种,玄风五种,军威二种,礼安十种,昌宁一种,泗川二种,安义五种。

平安道:包括平壤四种,宁边四十二种,成川十一种,江西三种。

 

20.《庆州府校院书册目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高宗朝(1863-1895)庆尚道庆州府的龟岗书院、东江书院、仁山书院和梅月祠所藏书册的纪录。包括书院名、所享人、藏书书目及卷数,计龟岗书院二十八种、东江书院二十种、仁山书院十三种、梅月祠一种,其著录次序除儒家经典外,以被供奉祭祀者的著作居首,如龟岗书院祀李齐贤,故《礼记》十七卷后,即以《益斋集》三卷、《栎翁稗说》一卷相次;东江书院祀孙仲暾,《周礼》七卷后即为《愚斋集》二卷;仁山书院祀宋时烈,《尤庵集》八十卷居首;梅月祠祀金时习,藏书仅有《梅月集》六卷。

 

21.《岭南各邑校院书册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对庆尚道庆州府的乡校、西岳书院、玉山书院、崇烈祠,安东府的三溪书院、虎溪书院、泗滨书院,尚州府的道南书院、玉成书院、近岩书院,星州牧的桧渊书院、武屹书斋等校院的藏书记录。编撰年代不详。

所谓校院,即指乡校和书院。朝鲜时代的乡校和书院素有藏书的传统,书院的藏书分两类,一类是寺院以私财购入或翻刻,一类是由国家特赐,后者仅限于赐额书院。例如,《中宗实录》三十六年五月丁未条记载,白云洞书院“开基时掘地得铜器三百余斤,贸书册于京师而藏之”。[64]又李滉《迎凤书院记》云:“贸书千余卷以藏之。”[65]此乃书院自行购买者。而据《镂板考》记载,出于书院的册板达一百六十八种,超过寺刹和私家。赐额书院指的是由国家诏定书院名称,并宣赐模写的额板(往往由国王书写),同时还颁赐田地和书籍,免除赋税。据《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十《学校考九》记载,明宗五年(1550)“赐额曰绍修书院,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仍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书院赐额始此)”[66]。明宗九年,以郑梦周“生长之地创建书院,扁额、书册、奴婢、田结一依绍修书院例颁降”[67]。本书所涉西岳书院、玉山书院、崇烈祠、三溪书院、虎溪书院、道南书院、桧渊书院等皆为赐额书院。本书“玉山书院”下就著录了宣赐书目,从“《礼记》三十卷”至“《御定朱书百选》三卷”共十五种。

书院有各种院规,其中也有关于书籍的条目,如《绍修书院院规》云:“邑宰子弟,不得擅使书册。”[68]《西岳书院院规》云:“院书册及器用,切勿出院门。”[69]《伊山书院院规》云:“书不得出门。……书出易失。”[70]因此,书院藏书便得到很好保存[71]。

朝鲜时代的教育文库有官学与私学之别。官学系统包括太学(尊经阁)、四部学堂、乡校,私学则为书院。乡校的设置可溯源于高丽朝仁宗年间,至朝鲜时代遍及全国。其书籍来源皆为官方颁赐。《世宗实录》十七年乙卯十一月癸亥条载:“传旨各道监司,《性理大全》及《四书五经大全》,……实理学之渊源,学者当先讲究者也。……欲印置于乡校者,……收其纸以送,则皆许印送。”[72]同书二十三年辛酉十月辛巳条载:“印《直解小学》二百本,颁赐各官、乡校及文臣。”[73]又《文宗实录》元年辛未四月甲戌条载:“礼曹请:平安道慈城郡新设乡校,未有书册,请令诸道板子所在官,印四书三经各二件以送。从之。”[74]至于乡校书库之有目录,则起于成宗朝(1469-1494)领事韩明浍的建议。《成宗实录》五年甲午十二月癸未条载韩氏启云:“州府郡县学校疏阔,……请自今乡校室宇书册,并录解由。……上纳之。”[75]本目录中有关庆州府乡校藏书的记载,就反映了这一情形。

 

四、史志书目

 

22.《东史·高句丽艺文志》 李钟徽撰 刊本

本文是李钟徽所著《东史》中的一篇,载于其《修山集》卷十二。

李钟徽(1731-1786),字德叔,号修山,全州人。其父廷喆为判府事,他以荫仕官至公州判官。《修山集》为其遗稿,《东史》见于卷十一至卷十三,乃纪传体史书。有本纪四、世家四、列传七、年表三、表三、志十六。其古史观乃以高句丽为中心,故十六志中,属高丽者七(天文志、历志、五行志、选举志、舆服志、百官志、礼志),属高句丽者有六(艺文志、律历志、天文志、地理志、刑法志、五行志),未标明者三(礼乐志、食货志、神事志),但细考后三者,实际仍然以高句丽为中心叙述。又新罗、百济亦往往附见于高句丽(如律历志、地理志、五行志)。这与金富轼《三国史记》以来的史学观是不同的。

三国时代的文献流传后世者极少,本文能纪录者,亦不过“《留记》百卷、李文真《校正》五卷及乙支文德《遗于仲文》诗四句,与夫唐所赐《老子道德上下经》而已”,虽云“今分史家、诗家二类附于后以存其体”,实际亦无可附者。今人李圣仪、金约瑟编《罗丽艺文志》,共著录高句丽二种、百济八种、新罗一百三十五种[76],可见以文化发达程度论,三国时代实当以新罗为中心。

 

23.《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一卷 李肯翊撰 写本

本书是一种特殊的书目,乃作者根据各类文献记载辑录而成。

李肯翊(1736-1806),字长卿,号燃藜室,全州人,圆峤李匡师之子。颖悟绝人,著述甚富。其人身历英祖、正祖、纯祖三朝,在朝鲜朝党争时期,强烈主张“少论”之说,及“老论”当政之时,全家被祸,屡遭窜谪,著述亦多亡佚,惟《燃藜室记述》一部流传至今。其书“官职典故”的“登科总目”条止于正祖十八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则其书当完成于正祖十九年。此书与韩致奫之《海东绎史》、安鼎福之《东史纲目》并称为朝鲜后期三大史书。

《燃藜室记述》分本集、续集和别集,其书博采朝鲜时期野史杂记,仿纪事本末之体,历叙自上古檀君至三国鼎立时代的沿革,分类详述朝鲜太祖朝至肃宗朝政事。别集则依照朝代、祀典、事大、官职、政教、文艺、天文、地理、边圉及历代等主题,一一辑录其典故。李氏虽身受党祸,但其著述却能保持客观,不做偏颇之论。其书“义例”云:“每于各条下书其引用书名,删削其繁冗处虽多,而不敢以己意增加论辨,窃附述而不作之义。自东西分党之后,彼此文籍毁誉相反,而记载者或多偏主一边。余则并为据实收录,以俟后之览者各自定其是非焉。”可见其著述宗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纪录是较为可信的。

本书收录的“文艺典故”见于“别集”卷四,其内容包括学问、文章、笔法、画家、书画家、族谱、铸字、谚解、舆地胜览、经国大典、礼书类、文集、野史类、兵书类、译家类。自“学问”至“书画家”,以人为纲叙述,“族谱”和“铸字”则以事为纲,“谚解”以下乃以书为纲。“文艺典故”辑录资料的下限直到正祖朝,如“铸字”提及正祖时的丁酉字和壬寅字,又引及正祖的《日得录》。本书偶尔有作者直接表达意见处,用“藜述补”表示,如“族谱”中有三则。本书在完成后有续补,用“补”来表示,如“铸字”有两则,“谚解”有一则。又本书引用诸书,略有改动之处,如“文集”引用成伣《慵斋丛话》罗列自崔致远至当时的文集,徐居正之《东文选》原在金台铉《东国文鉴》后,本书改到徐氏《四佳亭集》后,将一人著作归在一起。又如成伣在叙及祖先或兄长的文集时,往往用“我曾祖公”、“我伯氏”、“我仲氏”相称,本书皆为之补出姓名。但有些改动则由于抄书时的草率所致,如崔滋“《东人文》几十卷”,本书抄作“《东人文几》几十卷”;《双明斋集》为李仁老所著(李氏号“双明斋”),本书改作“崔谠”;“《西河集》断简一帙”,本书抄作“《西河集断简》一帙”;崔瀣《农隐集》(案崔瀣号“猊山农隐”),本书误作“崔滋”,等等。又本书一方面将徐居正编著之书归在一起,但崔滋的《东人文》和《补闲集》却分列二处,崔瀣的《三韩诗龟鉴》和《农隐集》也同样如此,体例不一,有可议者。

 

24.《海东绎史·艺文志》六卷 韩致撰 写本

《海东绎史》是韩致瀣据中国和日本的文献记载,上自经传,下至丛稗,引用书目达五百四十余种,积十数年之功而编成的一部纪传体韩国通史,凡七十一卷(一本为七十卷,乃将卷三十二“氏族”并入卷三十一“官氏志二”,其余类目次序亦有所变)。惟《地理考》未及完编而弃世,从子镇书补成十五卷。据其曾孙日东撰《行状》所述,韩致奫,字大渊,号玉蕤堂。英祖四十一年(1765)十一月四日生,三岁丧父,其母备尽鞠养提诱之方。九岁读书通大义,弱冠已驰名升庠,正祖十三年(1789)进士及第。但仕途坎坷,乃专心治学。甚爱蓄书,家藏中东奇书数千种。《海东绎史》为其晚年撰述。纯祖十四年(1814)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五十。阮堂金正喜挽之云:“宏雅王伯厚,精博顾亭林,以此评君者,犹非识君深。”[77]

《艺文志》是《海东绎史》中篇幅最大的部分,共十八卷(自四十二卷至五十九卷),其中四十二卷至四十五卷为“经籍”,四十六卷为书画碑刻,四十七卷至五十八卷为诗文作品,五十九卷为杂缀。其“经籍”类分总论、本国书目、中国书目,书目下又依经史子集分类。“总论”是以时代为序,记述中日韩三国的书籍交流、读书风尚、书籍存佚及藏书制度。“本国书目”指本国人撰写或在本国印行的书籍。“中国书目”指中国人撰写的著作中涉及中韩或日韩图书交流的书籍。在“中国书目”之末专立“东国记事类”,专门著录中国人记载东国事物的书籍。

由于此志皆根据作者耳目所及的中国或日本的文献,并引用其中有关三国图书关系的资料编辑而成,因此,其著录的书籍从数量来说并不多,但却为研究历代中韩日三国的书籍交流提供了一个基本资料,因而值得重视。另外,中日典籍中的记载有时并不准确,作者也有必要的案语以作说明。例如,自欧阳修《日本刀歌》中说“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以来,中国的文献中,常有高丽、日本藏百篇尚书的记载,本书则引用申维翰、元重举与日本文人的交谈,予以辨证。又如《朝鲜史略》,《浙江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皆谓撰人姓名不著,本书案语曰:“按《东国史略》有二种,一则太宗三年癸未命权近与河仑、李詹同修撰进者,一则世祖朝高灵君、申叔舟所撰。”又如《三韩诗龟鉴》,《异称日本传》称选者为“赵玄仡”,本书案曰:“赵玄仡当作赵云仡。”又如“李达《荪谷集》”下案语云:“《列朝诗集》载荪谷诗三十六首而不载姓名,竹垞《诗综》既载李达诗一首,又载荪谷诗五首,而曰不详其名。中国人记外国诗,毋怪其疏漏如此。”东亚图书交流是汉文化圈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本志辑录的材料尚不完备,但对于今人的研究仍然是可资参考的。

 

25.《东国通志·艺文志》二卷 朴周钟撰 稿本

《东国通志》是朝鲜纯祖至高宗朝学者朴周钟所撰,纪录新罗至朝鲜朝制作典章沿革损益之事。据权相翊《山泉先生朴公行状》所述,此书乃“仿《汉书》‘十志’,而加学校、选举、百官、舆服为‘十四志’。上自檀、箕,至我纯庙,制度沿革,了然可考。”[78]共二十四卷。“艺文”为十四志之一,共二卷(卷之十六、十七)。全书编定于高宗五年(1868)十月。

据《醴泉邑志》记载,朴周钟(1813-1887),字闻远,号山泉,咸阳人佥知弼宁之子。学行纯笃,文章雄博。除本书外,还著有《四七考证》、《乡约集说》、《勉学类鉴》等书,有《山泉文集》十四卷。及卒,会葬者八百余人。

本书《艺文志》分上下篇,上篇分二十一类,约略为经史子三部,下篇为集部。写法亦仿照《汉书·艺文志》,首列序文,其次依类著录,每类之后有论,结构同于《汉志》。上篇序文历叙自箕子东来经新罗、高丽至朝鲜正祖时代与中国的图书交流,可谓一图书交流简史。同时揭示其著录之书,乃“追原前代,参以国朝之掌故,著于篇”。全书著录图书二千一百六十余种,每书之下,略记作者名号、时代、仕履、谥号等,似仿《千顷堂书目》。上编是经籍(凡五十余家总二百五十余卷)、儒家(凡百余家总四百八十余卷)、史家(凡百余家总七百三十余卷)、华史记述(凡七十余家总二百七十余卷)、文编(六十余家总七百余卷)、御制文编(总百余卷)、诗歌(诗二百二十余卷,歌五十余曲)、御制诗歌(总千余篇)、表赋(总二十余卷)、字书(总二十余卷)、杂纂(凡九十余家总三百余卷)、典章(编录总三百余卷)、象纬(凡二十余家总三十余卷)、舆地(总一百二十余卷)、农家(总一十余卷)、兵家(总六十余卷)、医家(总八十余卷)、卜筮家(总十余卷)、译家(总六十余卷)、阴阳家(总十余卷)、释家(总七十余卷)。下编为集部书,分文集、闺秀集、傍流集、释子集。“儒家”的位置仅次于“经籍”,而在“史家”之前,表示对儒学的尊重,不混同于一般的子部。卷首开宗名义云:“道与文不可歧而二之也。古之君子深明道,则其言灿然而成章,非以为文也。不明乎道而徒事乎文,言虽工而不达乎理,恶足以为文乎?”完全是儒家的文道观。其“儒家类”论曰:“程子曰:孟子没,千载无真儒。而真儒之兴,肇自吾宋周、程、张、朱方得粹然著于天下。”“华史记述”专门著录中国典籍中有关海东记录的文献,也包含了日本文献,如《和汉三才图会》、《吾妻镜》。“文编”至“表赋”属集部,“字书”属经部,“杂纂”至“舆地”属史部,“农家”至“释家”为子部。下编为集部,其序重申为文当“先明乎道”。总之,其分类虽不免混乱,但大致尚依照四部法进行。

此书仅存作者手稿本,故原书有添加或删改之笔迹。

 

26.《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九卷 刊本

本书是海东历代文物制度之汇集,历经英祖、正祖和李太王时期而成。

追溯此书之形成,始于英祖朝金致仁等撰修之《东国文献备考》。据《英祖实录》四十五年(1769)十二月壬申条云:“命刊《东国文献备考》。其书凡例悉仿《文献通考》,而只搜辑我朝事,选文学之臣以领之,昼夜董役。”[79]次年完成,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书成,凡十三考一百卷,即象纬、舆地、礼、乐、兵、刑、田赋、户口、财用、市籴、选举、学校、职官。但成书匆促,阙误难免。所以安鼎福《与洪参判名汉书》四通就有对此书的考误,丁若镛也专门有《文献备考刊误》。正祖六年(1782)李万运又补续之。据《群书标记》六记载:原书“开局日月,未满半载,承命诸臣,又皆分任编摩,其体裁之或相牴牾,事实之或有疏误,亦其势宜然也。予思欲重加订正,以继述志事。会闻荫官李万运颇娴东国典故,遂举而畀之。规模则一遵原书,叙述则博考群籍,勘证其讹谬,补直其阙略。又以原书出后典章,汇类附入”[80]。至二十年(1796)全书完成,增加了物异、宫室、王系、氏族、朝聘、谥号、艺文七考,凡二十考二百四十六卷,易名《增订文献备考》。书成而未能刊印。至李太王时,又命阁臣在原书基础上删繁就简,以“物异”附于“象纬”,“宫室”附于“舆地”,“王系”改为“帝系”而以“氏族”附之,“朝聘”改为“交聘”,“谥号”附于“职官”,凡十六考二百五十卷。全书完成于李太王十年(1906),纪事止于八年,又更名《增补文献备考》,于隆熙二年(1908)以铅活字印刷。

《艺文考》始出于正祖朝李万运修撰本,今本与李本的差别,据凡例称:“李本《艺文考》,书籍一以入梓者分类载录,然文字之显晦,不系乎作者之深浅,后人之取舍,未必有一定之公眼。故今无论入梓未入梓,并随宜载录。”今本《艺文考》共九卷,分十九类:1.历代书籍,下分总论、购书赐书、献书、进书中朝、华史中记东事编目五子目,可称中韩书籍交流简史。2.历代著述,是新罗时代至李太王光武七年(1903)的书籍史。3.史记。4.御制,从箕子《洪范》至哲宗朝;又御定,自高丽太祖至光武七年。5.儒家类,共二百五十二种。6.典章类,共五十六种。7.文章类,共四十三种;附歌曲类,共三十九种。8.故实类,共五十九种。9.纂辑类,共七十六种。10.象纬类,共十九种。11.舆地类,共三十六种。12.兵家类,共十八种。13.字书类,共十九种。14.抄集类,共十种。15.译舌类,共十一种。16.医家类,共十四种。17.农家类,共四种。18.释家类,共十九种。19.文集类,依一般文集、闺秀、释子为序著录,共一千八十二种。

本书著录典籍,往往引用相关资料以资发明,若有问题则加案语说明之。如“历代书籍,进书中朝”引用明胡应麟《甲乙賸言》云:“国初,朝鲜献《颜子》,朝议以为伪书,却之。”案语云:“《賸言》所谓国初,指明之初载也。国初献书之事,不见于东国记载。且颜子早世,无著书之事。若有之,岂不概见于通纪、学统之流?而中国所无之书,东国顾安得有之?应麟之说,不攻自破耳。”又著录诸书,多能注明其存佚,如“文章类”著录《李翰林集注》、《柳文事实》,二书为高丽朝文淑公崔惟清奉诏撰,皆注明“今不传”。又有互见例,用“详见”、“见”、“注见”等表示。

注释:

[1] 《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2] 《元史》卷三十四《文帝纪》载文宗诏,页751,中华书局,1976年版。

[3] 《奎章阁志》卷一“内阁”,页19-20,汉城大学校奎章阁,2002年版。

[4]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页210,1955年版。

[5] 同上,页211。

[6] 《奎章阁志》,页67。

[7] [16] [26] 《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页249。

[8] 《奎章阁志》,页402。

[9] 《正祖实录》五年六月庚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四十五册,页249。

[10] 《弘斋全书》卷百八十三,《韩国文集丛刊》影印本,第267册,页558,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

[11] 《奎章阁志》,页18。

[12] 同上,页65、68。

[13] 《高丽史》上,页76,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本,1983年版。

[14] 《宜和奉使高丽图经》,页139,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5] 《弘斋全书》卷百六十一《日得录》一,《韩国文集丛刊》本,页148。

[17] 《四库全书》本。

[18] 朝鲜总督府编《朝鲜图书解题》史部“目录类”,页148,韩国图书出版民族文化,1995年影印本。

[19] 此文收入《朝鲜史と史料》(末松保和朝鲜史著作集6),页246-247,日本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

[20] 《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页673。

[21] 《朝鲜王朝实录》第46册,页258。

[22] 同上,页349。

[23] 同上,页590。

[24] 参见《奎章阁志》卷一“建制”。

[25] 《古鲜册谱》二,页1082,韩国图书出版民族文化,1995年影印“东洋文库”本。

[27] [28] 《奎章阁志》卷一,页22。

[29] 《韩国书志学》,页45,韩国民音社,1992年版。

[30] 《奎章阁藏韩国本图书解题》“史部”4,页536,汉城大学校图书馆,1984年版。

[31] 徐有集《林园经济志》五,页387,韩国保景文化社,1983年版。

[32] 《奎章阁藏韩国本图书解题》“史部”4,页535。

[33] 参见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史料丛考》韩国编,页87,韩国亚细亚文化社,2001年版。

[34] 安鼎福编《星湖僿说类选》卷九上,页278,韩国明文堂,1950年版。

[35] 《樊岩集》卷三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页75,韩国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

[36] 《与书》,《洛下生集》册十《因树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90册,页364,韩国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

[37] 《答书》,同上注,页365。

[38]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七,页230,韩国东国文化社影印本,1959年版。

[39] 《经国大典》“礼典”,页284,韩国保景文化社影印本,1995年版。

[40]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页21-23。

[41] 《奎章阁志》,页23。

[42] 同上注,页61。

[43] 《旅轩集》卷八《金上舍字说》,《韩国文集丛刊》第60册,页149,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44] 《海东文献总录》,页4,新韩书林影印本,1969年版。

[45] 《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十一《新序详定礼文跋尾》,《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页242,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46] 《高丽史》下,页249。

[47] 《敬窝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100册,页379,同[43]。

[48] [51] 《先考右副承旨赠领议政府君家状》,《渊泉集》卷三十五,《韩国文集丛刊》第294册,页96,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

[49] 洪显周《家状》,《渊泉集》卷四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94册,页243。

[50] [52] 《洪氏读书录序》,《渊泉集》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293册,页399。

[53]《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首载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本。

[54] 《泽堂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88册,页154。韩国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55] 《考事撮要の册板目录について》,文载《东洋学报》第参拾卷第二号,1943年5月。

[56] 《古鲜册谱》一,页532-535。

[57] 朝鲜史编修会编《眉岩日记草》四,甲戌五月二十四日,页381。朝鲜总督府,1938年版。

[58] 韩国保景文化社,1995年版。

[59] 《考事撮要の册板目录について》。

[60] 卢思慎等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三十三,页577。韩国明文堂影印本,1994年版。

[61] 《弘斋全书》卷百八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页577。

[62] 《明史·艺文志》附编,页783。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3] 《韩国의册板目录》(补遗·索引),页212。保景文化社,1995年版。

[64] 《朝鲜王朝实录》第18册,页446。

[65] 《退溪集》卷四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0册,页448。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66] [67] 弘文馆纂集校正《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十,页1。隆溪二年活字本。

[68] 转引自柳洪烈《朝鲜に於ける书院の成立》,《青丘学丛》第三十号,页103, 1937年11月。

[69] 同上注,页104,

[70] 《退溪集》卷四十一,页430。

[71] 韩国李春熙《朝鲜朝의教育文库에관한研究》,其书附录有“现存书院藏书目录”和“现存乡校藏书目录”,资料甚详。即便在今天看来,书院藏书也大大超过乡校藏书,这应该与朝鲜时代的藏书传统有关。见页89-296。景仁文化社,1989年版。

[72] 《朝鲜王朝实录》第3册,页657。

[73] 《朝鲜王朝实录》第4册,页367。

[74] 《朝鲜王朝实录》第6册,页372。

[75] 《朝鲜王朝实录》第9册,页170。

[76] 韩国弘文书馆,1964年版。

[77] 韩日东《玉蕤堂韩公行状》引,《韩国史书丛刊》4《海束绎史》附录,页527。韩国骊江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

[78] 《山泉先生文集》附录。

[79] 《朝鲜王朝实录》第44册,页3420

[80] 《弘斋全书》卷百八十四,页577。

来源:《文献》2004年第4期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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