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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5-12

欧立德丨 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在中国近年学术著作中,渐渐兴起一股以 “帝国 ”指称二十世纪前中国的热潮。固然有很多原因令这潮流出现,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随着 “中国崛起 ”后,使用 “帝国 ”一词隐隐渗透出中国历史骄人成就的意味。在这里无法深入分析各种理据,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学者及舆论界采用 “帝国 ”一词指清朝以前的中国(或谓 “传统中国 ”),出现了一种有别过去的规范。这新范式的出现不禁令我们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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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们看到的西文论著,都不假思索地使用 “中华帝国 ”(Chinese empire)一词,并统称公元前二二一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为帝国时代(imperial age)。但对中国人来说,传统中国却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认定的 “帝国”。只要随便问问,传统中国是否蕴含帝国含有的属性──帝国主义,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答案多是断然否定的。即使我们请教向来最愿意称大清国为帝国的清史专家,他们一般都会否认中国式的帝国带有侵略性的行径 ——无论清朝在开辟中国版图上有多大贡献。如果是这样,在概念上而言,好像 “中华帝国 ”将是一个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帝国,是一种带有 “非帝国主义性质 ”的帝国。也就是说“,帝国时代 ”的中国,没有呈现典型“帝国 ”的特质。在概念上及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帝国存在吗?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处理。首先要厘清的就是“传统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然后就要追本溯源进一步探问,“什么让中华帝国变成 ‘帝国’? ”而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了解 “帝国 ”的概念,特别是西文术语 empire与相关词 imperial的关系、通过翻译成为今天大家习以为常使用的对译语 “帝国 ”。在厘清 “帝国 ”(empire)的语义及政治定义后,还需反过来考察以西文概念统称中国历朝的演变史,并评价这用法的适切性。

事实上,西文 empire的汉译词 “帝国 ”,基本上不见于十九世纪前的中国文献之中。“帝国 ”一词最早的用例,暂时只能找到隋代王通 (公元五八三 ——六一六 /六一七年 )《文中子 •卷五 •问易》: “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不用多言,这段话中的 “帝国 ”与西文 “empire”指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所解释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体系及管治权柄蕴含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过了大约一千二百多年以后 “帝国 ”一词才被纳入到汉语的词汇里。至此,我们大概能梳理出这样的理解:现代汉语 “帝国 ”一词的形成及使用不属于中国朝政使用的政治术语,而汉语中的 “帝国 ”是受西方 “empire”一词诸种概念影响而成。那么在概念而言,考察 empire传入中国的发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应忽略的两个相关历史层面是:一、西方人最早什么时候指称中国为 empire,即帝国;二、中国人接纳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称中国为帝国的过程。由于这是我当下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其中一部分,这篇短文章能做的,就是尝试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以供思考。

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首先,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什么时候被视为 “帝国”?然后,再以此审视这如何影响中国人探讨自身的历史。单就后面这点上,根据我的理解,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发生于十九世纪。当时中国在列强瓜分的阴影下,西方的帝国形象及相关帝国论述,震撼中国知识阶层。在面对英、法、德、俄、美、日等列强进逼时,中国人奋起要以相同的知识概念及论述框架称呼中国,以此跻身列强之间成为对等国。吊诡的是,到了这时中国知识界才惊讶地发现,早在两个世纪前西方已有大量称中国为 “帝国 ”的著作,即使在同代的西方论著中,清朝也一直被称为帝国。至此,称中国为中华帝国、大清帝国的做法,广泛传播开来并慢慢沉淀,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不过,这种历史变革带动词语改变的认识还未被充分了解前,一个更急遽的历史意识却在中国境内迎头赶上:清朝自我体现为“帝国 ”一刻,中国人却更情愿以 “民族国家 ”自居。原因是,在追求富国强兵,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民族国家 ”的标签永远比 “帝国 ”优越及进步,而且,带有的民族认同感的国家论述,更能攫取当时中国人(汉人)的注意力。要认识中国近代转变过程的矛盾及复杂性,立论点必先从中国是为帝国,而不是从中国是为民族国家开始,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的起源,有关帝国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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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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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里 “China”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古典文献中,最早跟中国扯上关联的名称,是早于公元前五世纪的“Seres”。Seres一词来自汉语的 “丝”,古希腊称丝为 Ser,Seres就是 “产丝之国 ”。另一个没有那么普遍的则是 “Sinae”,指中国,大概是来自公元前二世纪秦代的 “秦”字。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希罗时代把 Seres视为帝国(imperium)。而事实上,当时对 “Seres”的了解十分有限,当中不少的认识是根据传闻而来,对于今天称为 “中国 ”的国度,当时只模糊地统称为 “Serica regio”──“出产丝绸的地方。”这个名称就这样被沿用了几个世纪,并在古代欧洲和中世纪的文献及地图中互为因袭。直到十三世纪马可 •波罗出现,亦即是西方再次出现有关中国论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以 “帝国 ”指称中国疆土的用法。不过,值得留心的是,马可 •波罗以契丹语(Khitan) Catai(此为英语 Cathay一字来源)一词指称的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国(Yeke Mongghol ulus),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带,而不是Seres指的中原疆土。在他的游记中,今天覆盖 “中国 ”一词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称 “蛮子 ”(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所以,即使当时 “帝国 ”一词已经用来指示后来的中国疆土,却不是我们现时理解的 “中华帝国 ”。对当时欧洲人而言,Sinae或 Seres巧妙地被 Cathay取代了,并从人们的意识中彻底消失。

欧洲人对 Cathay和 Sinae/Seres的混淆,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十六世纪末,随着耶稣会的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 (一五五二 ——一六一○ )抵达澳门,三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误解才得以修正。当他的论著在一六一五年出版后,欧洲人才明白马可 •波罗笔下的 Cathay其实就是古文献中 Seres地区的北部。之后的欧洲地图迅速地吸收这新知识,但却没有彻底改变对中国的理解。尽管利玛窦以及其他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仍然不把 “大明 ”视为帝国。在他们眼中,“大明 ”一如以往,始终是 “出产丝绸的地方 ”(“Serica regio”及“Regio Sinarum”),这时各种欧洲语的著述中,还是无间断地以 “王国 ”(reyno西班牙语;reino意大利语;Knigreich德语 )指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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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国为 “中华帝国 ”的著作,是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è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 de Iesus)。曾德昭是利玛窦殁后的一代人,这书一六四二年在马德里出版,出版后,翌年旋即为意大利文在罗马面世。不过,在邻国出版时,书名却被译成 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即《中国伟大王国志》。然后于一六四五年被译成法文版的时候,书名又被译成 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即《中华大王国全史》。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西班牙原著以 “帝国 ”指称中国的做法。而甚至可以说,曾德昭自己亦然。除了题目外,整本多达四百页的原文却只用了一次 “帝国 ”。其余一致地以“王国 ”(reyno)指称中国,偶尔会使用 “王朝 ”(monarquia)。换言之,曾德昭在书内并没有贯彻推销中国为帝国的说法。

一六四四年满洲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是欧洲论述里以中国从王国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满洲人占领明朝首都北京,震惊了整个欧亚大陆。这场暴力的政治嬗变,令西方观察者极度惊恐,他们将有关大清国征服大明国的相关记述,广泛传回欧洲,让有志来华的传教士得以评估政权更迭带来的影响。从现在文献可见,最早的记载是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a Historia),副标题为:“本书记述这时代的鞑靼侵占几乎整个中华帝国,并简述当中主要人物 ”。这书以拉丁文撰写,并于一六五四年出版,十年内相继被翻译为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意大利语多种欧洲语言。卫匡国对中国与其 “四百多年的敌人 ”鞑靼之间的关系做了简要概述。他至少追溯到宋朝并称中国为帝国,并指 “帝国 ”一词能正宗地用于中国之上:“那就是说,所有长城接壤的省份之内 ”,书内加插的地图称为 “中华帝国省份图 ”(Situs provinciarum Imperii Sinici。虽然行文内卫匡国使用的词语并不统一:时指中国 “皇帝 ” (emperor)又指中国 “国王 ”(king),不过,他较清楚地说明于一六四四年春被鞑靼征服的就是中华帝国,并将其统治者称为 “皇帝 ”。卫匡国所写的另外一本中国史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在一六五八年出版,书的副标题已用上 “中华帝国 ”——“中华大帝国全史 ”。此后,后来者便相继风从。出版于一六六七年的不朽巨著《中国图说》中,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便广泛使用 “帝国”观念指称已归于同一统治者汉人以及鞑靼(包括满洲人及蒙古人)的中国,他说:

圣父,敬置你面前的是我新的智慧结晶。矗立着这伟大以及几乎不可计量的帝国,当中的满洲人汉人由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统治着,世人定会觉得这奇妙万分。这帝国人口及面积之广,相信地上没有能找到与之匹敌的国度。只有中国王国才有这样繁华丰裕的城市,几乎大到足以盖着全省,都城内的楼阁、村庄、佛龛及寺庙等栉比鳞次。这个地方以三百年的护城墙,与外隔绝经年,我们倒不如称它为帝国。我暂且按下不说这鞑靼帝国面积之广,一直没有人能确切明白它的界限。那些热心赞颂主的荣耀的人,会感叹本着如无数前人的著作般(要论述如此宏大部落及种族统摄于单一帝国内,当中又有极多不能尽录的人口在未知的区域内)一定会有不少的舛错。

上文反映欧洲人视中国为 “帝国 ”的重要论点,它强调了君主专制政体 “完美统治 ”下,广大土地上出现的丰盛财富。另一点更能反映大清国为 “帝国 ”的,在于结合统治汉人及满洲人,这就是帝国理论中述及帝国是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一个重要条件。此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渐变得一致:中国是一个 “帝国 ”,它的统治者为 “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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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成为帝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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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上文,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方仍然视拥有单一、具有延展性的社会及政体的中国为 “地区 ”或“王国 ”而已。十七世纪中叶后,随着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明显地让欧洲观察者看到建基在清开国功业上的就是帝国的本色。满洲统治者以强大军事力量征服明朝,传教士卫匡国及其他人看到的,是来者不善甚至是残酷的管治手段,这里反映的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因而带有帝国权谋的特质。

当然,西方人视中国为帝国,除了是亲自体验了明清交替时的残暴血腥之外,这亦召唤了过去罗马帝国征服各地的历史记忆,瞬间以欧洲前近代帝国经验印证中国眼下发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欧洲人在中国发现 “帝国 ”并不是因为对中国语言及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新认识,不是他们试图以拉丁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将中国 “天下观 ”(产自中国本土而能与 “帝国 ”观念比附的观念)翻译而成的。无论具体情形如何,清朝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在欧洲人眼内,必然极类似同一历史轴上的神圣罗马帝国 (九六二 ——一八○六 )、奥斯曼帝国 (一二九九 —一九二二 )、莫卧儿帝国(一五二六 —一八五七)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 (一六一三 ——一九一七年 )。如果日耳曼、莫卧儿、土耳其和俄罗斯能称为“帝国 ”,同样逻辑也能用诸中国身上:中国是 “帝国 ”,它的统治者——皇、帝(或者汗)自动成为帝国的皇帝(emperor)。这在十八世纪以后,在欧洲各种语言论述中国时达成共识。不过,这仍然对中国历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如上所述,在近代之前,我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任何词语同时带有 “皇帝 ——国家 ”(emperor-country)和“帝国 ”(empire)的复合意义。我们也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已有 “皇帝 ”一词,但这是有别于表达 “王”或“霸”的词,而且亦从来不曾与 “地”及“国”等空间概念连用。那么,中国人自己何时发现中国是 “帝国 ”呢?什么时候把中国的皇帝有意识地看成等同于西方的 “emperor”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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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兴涛教授在《文化史的视野》(二○○○年,69页)一书所言,“帝国”一词是由留学东京的学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带回中国的,原因是他们在日本早已被日本新词耳濡目染。这当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另外,据刘禾教授《语际书写》(英文版一九九五年,附录 A,269页)指出“,empire”的现代汉语 “帝国 ”是由严复译介而来。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英文版,一九九三年,168-169页)有同样的说法,指严复在一九○二年翻译亚当 •斯密(Adam Smith)《原富》时,首次译入 “帝国 ”一词。刘禾及马西尼两位教授都指明,自己无法判定这词是否借自日语而来。不过,更重要的似乎是,应该对严复相关译词的选择及他的引文做更详尽的分析。事实上,亚当 •斯密说到 “帝国 ”时,紧接着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东征西讨的霸业以及他统领的常备军。严译为:

用此〔额兵〕而定希腊,亦用此而兼波斯。夫希腊合众之民兵,于时称最精,而斐立百战终克之。若波斯民兵,则息土之民,偷弱选耍,其克之也者,发蒙拉朽而已,岂有难哉。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载诸史传,亦世运之变局也。在阐释 “英拜尔 ”一词的含意的时候,严复附加了以下的解释:

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主皆称帝者也。从这段可见,“empire”一词在当时仍属一个新词,同时存着多种可能对译。以音译 “英拜尔 ”翻译 “empire”有力地表明,严复对 empire的理解是来自英文,而非日语。不容忽视的是,对严复而言中国并不被构想为 “帝国 ”,亚洲帝国中只有印度、波斯以及(现代以来的)日本,而非大清国。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便会发现在中国文献中早于十九世纪末已偶尔出现 “帝国 ”一词。最早使用这个词似乎是在一八二○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一篇由传教士马礼逊(一七八二 ——一八三四年)撰写的文章《全地万国纪略》中,他以非洲为例解释了世界上各国家层次结构,关系如下:

亚非利加之分,有侯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未有一定的朝政者。据现存资料来看,英语 “empire”的含义这样翻译到汉语还是首次。

而马礼逊的新词并不是从日本借来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及至鸦片战争后,清廷专门负责粤海防的梁廷枏,睁眼看到西力压境下,在一八五○年出版的《夷氛纪略》内提供了他对欧洲政治主权分层架构的观察:

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

这可能是中国文人最早以汉语词汇 “帝国 ”反映西方 “empire”一词词义的用例。但同样重要的讯息是,清朝并不包括在内。《夷氛纪略》梓后约二十五年后,才在其他中国文人笔下看到再次使用 “帝国 ”一词,李圭是其中一人。在宁波海关担任文案的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指派,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博览会,李圭把自己的见闻撰成《环游地球新录》,由李鸿章作序并于一八七六年出版。李圭记述的展览会,其中一章指他看到日本展馆入口处的牌匾:“梁际悬金漆额,大书 ‘帝国日本 ’四字 ”,而中国那边则挂着 “大清国 ”。当时的图片印证了他的说法,而且更显示英文字样 “Empire of Japan”。可惜,李圭没有进一步评析他对这新词新语有没有突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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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后二十五间,但凡使用 “帝国 ”一词都仅限于指日本或欧洲各国。直到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临,“帝国 ”作为一个术语(既指大清又包含西方 empire意义)的用法才真正普及。这就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语两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为 “大清帝国 ”──这亦是第一次 “帝国 ”一词在官方文献中指称清朝。

有趣的是,这词出现在中文版比日文版本更频繁、更突出。中文版全文一贯以 “帝国 ”指称清廷;日文的版本则要待称呼 “大清帝国全权大臣 ”李鸿章及李经方时才出现。我们知道,熟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必定知道 “帝国 ”词义,我们更可以猜想,他实在了解到国际舞台以 “大清国 ”及“大清帝国 ”指称中国的分别。从官方档案可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时,他再三地称清朝为 “我帝国 ”。只是,作为战败方的清廷,难以与日本讨价还价,要求日本贯穿全文以 “帝国 ”指称大清。《马关条约》签订后数月,条约的内容通过传播西学媒体(如《申报》)广泛传于知识阶层间,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识人迅速吸收以帝国称大清的做法,这些议国论政的意见首先投在一八九六年由改革派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之上。其后在一八九九年《清议报》,就有这样的呼喊:“呜呼!斯政府,斯国民,斯官吏,何以得奋兴刷振大清帝国哉!”在官方的文献中,在义和团起义后这词就更普遍。譬如,一九○三年清廷向日本发出的一封国电,感谢日本盛情招待中国到大阪博览会的代表,简短的电报一开始就自称为 “大清帝国 ”。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清帝国大后帝恭奉皇太后懿旨,电致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敝国前派专使贝子载振前往贵国大阪观会,深蒙天皇扰礼相待,足见中日两国邦交之亲密。

皇太后及朕均皆欣悦无已。谨具电申谢。

由于这则电报后来全文印在《申报》上,全国皆清楚看到现在清廷不单以 “帝国 ”自称,而且这样更反映出,厕身帝国之间有着平等 “两国邦交 ”的意味。从一九○五年起,在中国官员及知识阶层,特别如张之洞、端方及章炳麟等的著作中,已非常习惯使用这词称呼清廷。特别显著的是一幅一九○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地图,地图名称清楚标明《大清帝国全图》,而地图的广告在《申报》上亦占着当眼位置。这地图是当时最流行及印数最多的地图之一,不用说,这更进一步深化大清帝国的地理空间感。

以“帝国 ”指称清朝的最后定案,可以由一九○八年公布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文章中看到,其中明确列明 “大清帝国 ”的统治者为皇帝,直到万世:“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种用法标志着与过去的用法 “大清国 ”或满文的 “Daicing gurun”做了决定性的分野。此后,在所有官方文献中,清朝统一地以大清帝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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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见,中国是为帝国的观念发生在晚清中国。这是承自一个漫长演变过程后的结果,当中包括西方 “帝国 ”观念传入历史过程,如何以汉语表述帝国,并渐渐得以融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之中。显然地,无论其西方起源及演变过程如何,而甚至清朝覆亡都没有妨碍“中国作为帝国 ”的观念在政治和普及想象中的继续发展。最佳的反映,莫过于袁世凯尝试于一九一四年以 “中华帝国 ”(Empire of China)复辟帝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中国人在自称自己的国家时,与西方用上三世纪的名称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中西对称的用法,只维持了仅几个月,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立即恢复了民国的称号,即是人民的国家 (res publica),而非皇帝的国家。然而,讨论到中国过去历史时,帝国仿佛立即成为根深蒂固的惯用法了。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一九二三年所著《清代通史》里,就数次讨论“大清帝国 ”。萧一山认为,这个帝国是一六三六年创造的:

及经皇太极连年征讨以后,疆土日广,汗业益固,而文物制度,亦日见完密。于是始改号称尊,以建关东一统之大清帝国。故努尔哈赤之称汗,与皇太极之称帝,二者不同,不可混视也。(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 ,147页)

他还提到大清的帝国主义,不过,他说清朝的那种帝国主义跟清末列强的那种不一样:

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义,争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已,对满清之帝国主义已足矣,以满清仅有政治侵略,文化经济,反落我后。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同上 ,卷一 , 3-4页)

显然,对于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把刚刚推翻的大清王朝视为帝国似乎不成问题。从此以后,在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的脑海中,清朝无论是光荣还是衰败,还是 “大清帝国 ”,使用 “帝国 ”一词去指称中国过去全部历朝时,就像指称清为帝国一样的效果,代表的是所有朝代集体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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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 ”这个首先出现在西方论述中的概念,后来却蔓延到中国。历史中的清朝变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国,并以此 “帝国 ”的称号投射到无限历史长廊镜头中,直到远古。这样的信念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来的 “传统中国 ”指的是贯彻始终的帝国,中国统治者总是皇帝。我认为,相信中国从始至终是个延绵从无间断的 “帝国 ”是被误导的,然而这想法到今天仍刚劲有力。虽然在一九四九年后,视传统中国为帝国的称法消失了一段长时间,及至一九八○年起却有反弹的趋势,特别是在时下 “中国崛起 ”、“复兴中华 ”论里,这种说法有着复兴昔日的帝国辉煌业绩的意味。我们看到的是,毫无批判意识地使用 “帝国”一词的习惯已经从一个论述系统嫁接到另一系统去,并成为新的习语。固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用法,譬如,有学者讨论到美国清史研究时,就指出中国学界被迫以 “帝国 ”一词翻译 empire,并指有必要酌量称 “大清 ”为帝国(李爱勇:《新清史与 “中华帝国 ”问题 ——又一次冲击与反应 ?》《,历史月刊》二○一二年四月 ,106页)。无论立场如何,这正是历史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上的 “帝国 ”,我们以古鉴今的工作才能对当下产生意义,而不是通过望文生义而来。

注: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关诗珮,没有她的帮助,这篇东西根本无法写好。

作者:欧立德
来源:《读书》杂志豆瓣小站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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