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古往今來,很多假說或學說的壽命難能長久。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則不然,作為中國近代史學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種假說,將近百年來,仍在服役,被人經常引用;作為富有宗旨的學說,它在今天依然帶動著學術研究。
內藤生前,他的唐宋變革說啟發了他的門生對六朝、隋唐、唐末五代、兩宋直至清代的研究,促進了內藤史學和日本宋史研究特色的形成。內藤身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的見解得到了弟子們的進一步實證性的闡發,也引發了同行間的異議。從194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在日本,有所謂“歷史學研究會派”(簡稱“歷研派”,又稱“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意見的對峙,論爭涉及內藤說對各個方面的歷史內容的詮釋,課題因而不斷擴展,研究不斷深入。熱烈的辯難結出了碩果,產生了大批兼具實證性、思考性的卓越論文和專著。隨著史學家對各自專門領域的史實考察得日益深入,各家對於唐宋變革時期的諸多事象呈現(Vorstellungen)之中哪些屬於同質的延續,哪些屬於異質的斷裂,也辨析得越加分明。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45年前是唐宋並稱,而今天則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這已經成為通識。唐宋變革說作為假說或學說,經過時代的檢驗,具體的內容有所改動,一些史實的詮釋得到訂正,但是,作為一種範式,仍在持續為人們研究和闡釋中國歷史提供豐富的啟示,推動學界進一步探討唐宋變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後的歷史變革。
流風及於歐美。在西方史學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愛的中國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學者把宋代呈現的種種新氣象比擬為中國近世的文藝復興,有的稱之為“新世界”[2]。這樣的評價,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內藤史學的宋代近世說的直接、間接影響。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曾有過白樂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主持的“宋史手冊計畫”(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為了實現這一計劃,白樂日曾於1957年親赴日本。非常遺憾,這一計劃由於白樂日的過早逝世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1954年4月,美國“遠東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在紐約召開“傳統中國社會”討論會。其後日本學者宮川尚志以一種思辯概括(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做了英文提要,將內藤的“論說要旨”(Naitō’s thesis)冠以醒目的標題“內藤假說”(Naitō Hypothesis),並附以內藤門人宮崎市定的進一步闡釋和發揮,刊於美國最重要的亞洲史雜誌《遠東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8月號上[3]。這大概就是內藤說在西方被稱為“內藤假說”的張本。1967年,Burton Watson譯出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4]。吉川書講解宋詩及其歷史背景,在英語世界普及宋代是中國的早期近代的觀點上所起的作用可能超過了歷史著作。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關於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幾個問題》,進一步向西方介紹內藤學說在日本的運用[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是由於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被介紹到西方學界,他的名字成為在西方研究前近代中國歷史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日本學者的名字。
到了1980年代,唐宋變革說繼五六十年代的論爭之後受到了日、美學者又一輪的質疑,例如,寺地遵認為,二戰後宋代政治史研究陷於閉塞的傾向,遠因應從二戰後已經“化為比較類型論的唐宋變革說”中求之[6],因為唐宋變革說過於注重形式的比較而化約了複雜的歷史,不免欠缺對人的行為的理解; 包弼德(Peter K. Bol)認為,應當對內藤說的傳統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內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拋棄內藤說以宋代與西方近世相比擬,以歐美式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7]。可以說,自從內藤說問世以來,無論是它的正面闡述,還是它引起的辯難和質疑,都有助於中國史研究趨向更加邃密深沉。
人們看到,內藤說的生命力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由於這一唐宋變革說的論旨上昇到了思辯層次,它帶動了學者研究的課題意識。所以,儘管學者著手的具體課題細膩狹窄,但思路反而隨著研究的深入而更加開闊。人們看到,學者研究宋代不再局限於宋代自身,無論是研究不同地域的經濟結構的變化,還是深入分析社會階層的流動,或者是以君主專制制度和官僚政治為政治主體研究它們的運作實態,都注重考察宋代的以前和以後。具體地說,由於唐宋變革說的存在,雖然唐宋之間仍有某種因襲和延續[8],但是,學者都不再把唐宋兩代視為同質的因襲和延續而忽略從唐代尋求斷裂的源頭。同樣,由於唐宋變革說的存在,人們越來越注意宋元的延續,探索唐宋變革帶給元、明、清的後果。這好比中國歷史棋局上的棋子無論擺置得多麽密密麻麻,因為內藤提出這一創見,棋子覆蓋之下的棋路犁然分明。實際上,在今天,海外研究唐宋元明清的學者很少不是以唐宋變革為預設而進行研究工作的。
其次,由於內藤先生的這一發明,變革觀受到普遍重視。而今變革觀正在延展空間和時間雙維,時間範圍逐漸擴大考察宋元以後,空間範圍逐漸擴大及於當時的中心之外的邊遠地區。在日本和美國,專著往往冠以唐宋轉型(Tang-Song transformation)或唐宋變革(Tang-Song transition)的標題[9],論文題目有“唐宋變革”字樣的更不計其數。至於文章之內,“變革”二字,觸目皆是。不僅如此,有些論述更將考察變革的視野擴展到元明和明清時期[10],相應提出近世變革發生於明清不同時段的多種主張。近年,在我國史學出版物中,探討唐宋之際歷史變革的文章和專著也顯見地多了起來。其中對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等方面的長時段的研究,更加明顯地表現出跨越唐宋朝代界限的趨勢。人們注意到,日本宋史學界當前關注的問題,也正是日本明清史學界關注的焦點課題,例如,國家權力的產生和再組,地域社會和中央集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國家與農村社會基層之間的中層環節,經濟交換在建構社會各種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的作用,小農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育成和發展。從這一意義來說,內藤的唐宋變革說仍然是日本今天宋史學家的研究出發點[11]。或許人們可以這樣認為,從194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的“歷研派”(“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的論爭是內藤唐宋變革說影響的第一波; 1980年代以來,唐宋變革說導致研究時空的延展,明清研究或帝制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研究的一些焦點問題反向啟發思考宋代課題是該說影響的第二波。第一波是就唐宋轉折是中世還是近世的時代性質進行爭辯,沒有脫離唐宋時代本身; 第二波則超越唐宋變革說的思維定勢,注意借鑒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社會研究、專制國家與小經營者再生產體系研究,以回顧唐宋變革時期。
再次,內藤在他的唐宋時代觀中提出宋代中國邁入了近世(早期近代),這一見解引發了多方面的反響,討論中國史的中世和近世的起迄問題不再僅僅是中國學界的課題。在西方,長期以來,至少從黑格爾以來,流行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和各種形態的中國歷史停滯論。而今內藤率先提出宋代近世說,開始扭轉有關中國發展停滯的論調。誠然,對於宋代高度發展以後的中國是否又陷於惰性的停滯問題,內藤沒做答復[12],但是,在打破長期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停滯說上,他首著先鞭。與此同時,內藤說的時代分期也誘發歷史學界一度熱烈討論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是否都遵循世界史統一發展規律,並促成學界對此進行了認真的比較研究。如今回顧起來,內藤說提出之初,大概任何人在當時都不會想到,此說實際上也是從政治方面探討中國走向近世的現代化理論的最早表述。
今天,關於唐宋變革之後的中國是進入了近世還是依然停留在中世的意見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時過境遷,中外學者已經打不起精神,提不起興致再做時代性質的爭論。對待唐宋變革這一似乎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論述,或許由於耳熟能詳,人們也不再怎麽理會它的生成過程。實際上,溫故知新,回顧一番唐宋變革說的由來,對人們展望今後的研究路徑不無教益。
此外,還有不應該忽略的一個方面是,內藤一生治學始終密切關注現實,他的宋代近世說與他對中國清末民初的時局觀察有密切的聯繫。密切關注現實,既是內藤的治學特色,也是他在政治上曾經為人詬病所自。關於內藤的時代局限性和他的一些明治後期國民主義言論,本文將放在內藤史學與現實關聯的章節中敍述。
筆者近年閱讀了海內外一些有關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的論述,深受教益,本文中正確的地方都是得自這些論述。內藤唐宋變革說為什麽具有這麽持久的指導作用,個中情況,值得探討。但是,這一探討既需回顧百餘年前日本近代史學的成立過程,又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多國的中國史學研究動態。面對這樣一個課題,筆者過目的書刊極其有限,瞭解的情況更是一鱗半爪。文中涉及的日本用語或許不盡符合日本實際情況,因為日本不同學派使用同樣的術語有時各有內涵,而筆者對此往往格義不清。筆者明明自知外行而仍斗膽妄陳陋見,區區私衷只是為了形諸文字,藉以就教於讀者。

一、內藤的唐宋變革說

1.1 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簡介
內藤先生對中國史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13],唐宋變革說的提出,只是他的重要貢獻之一。內藤提出此說,始自20世紀10年代。從1907年到1925年,內藤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作為聲譽最高學問最深的大學教授,逐年開設“中國古代史”、“中國中古文化”、“中國近世史”等課程。他在這些課程的緒論中,另外還在他1914年刊行的政論性暢銷著作《支那論》第一講中,基於他的廣義文化史觀,即一種把社會、政治、經濟等都包括在內的文化史觀,將自草萊開闢直到明清的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階段,以唐末五代作為從中世到近世的過渡期,頻頻為唐宋之際的變革與此前此後的明顯差異做出了綜合表述和概括詮釋[14]。
內藤對唐宋變革說所做的單獨成篇的系統表述,見於他1922年5月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15],而這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就是從他的《中國近世史》的緒論移植而來的。毫無疑問,與他分散發表的文字或講義相比,《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最集中最完整地反映了他的深思熟慮。看來,內藤此時此刻刊出此文,當是他確信以他“四庫全書的化身”[16]般的博覽強記和以他對中國學問的明敏透徹的瞭解為基礎,他對從古至今的中國歷史的概念性通盤思考已然成熟,他對唐宋之際的諸多變革及其時代性格的推勘已然就緒。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的主旨在於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17]。內藤所列舉的唐宋不同的顯著差異是: 在政治方面,(一) 在唐末至五代的過渡期,貴族政治沒落,讓位予君主獨裁制度;宋代君主成為絕對權力的主體,君權無限制地增長,到了明清時期,君主專制制度的形式臻於完備。(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葉貴族政治最盛時代,政治屬於貴族全體專有,政權是君主與世家郡望的協議體,其後由於貴族沒落,君主不再歸貴族群體所共有,君主不再通過貴族而直接面對全體臣民。(三) 中國從來沒有人民的權力。在貴族政治時代,人民被認為是貴族全體的奴隸;隋唐時期,人們從貴族手下解放出來,農民是國家佃人,由國家直接統治;到唐代中期,租庸調制崩壞而改為兩稅法,人民擺脫了束縛於土地的佃農地位;進入近世,由於朝廷不再介入土地分配,平民有了處置土地收穫的自由,私有財產權得到承認。(四) 科舉普遍化,官吏的登用制度也發生變化,貴族政治過渡為官僚政治,高等官職由天子決定和任命,庶民也獲得除官的均等機會;(五) 政情不同,特別是朋黨從唐代以貴族為中心的權力之爭變化為宋代不同政見之爭。在經濟方面,(六) 在宋代,貨幣開始大量流通,貨幣經濟盛行。最後,在狹義文化方面,(七) 唐代中期以後,學術不再墨守儒家經學的義疏,而是啟動自我的思索進行新的詮釋;(八) 文學上六朝以來流行的四六駢文到了唐代中葉變為散文體的古文,文章由重形式變為重自由表達;唐詩之外,發展起來詩餘——詞,打破詩律格局,表達更加自由。(九) 六朝隋唐盛行彩色壁畫,五代兩宋變化為屏障畫;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轉盛;舞樂也是如此,原來服務於貴族,而今日益以迎合平民趣味為趨歸[18]。
由此可見,內藤的唐宋變革說設定了中世貴族政治與近代君主專制政治相對立的概念。內藤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闡發的這一要旨,另在不同的著作中做過或詳或略的反復敍述。但有一點需要留意,內藤的敍述在不同場合難免略有出入,如果要確切理解內藤有關貴族政治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及其與君主制的概括思考,自應盡可能搜集他前後所有的論說,加以比較。例如,關於貴族政治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及其與君主制度的差異,他在《支那論》第一講論述得比較詳細。直到去世之前兩年,1932年7月,他在為弟子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一書做序,又一次提綱絜領講到他的時代分期:“余嘗在大學,所講授禹域上世之史,以新莽為斷; 近代之史,晚唐至元為限。”[19]在這裏,按照內藤先生自己的說法,上古以新莽為斷; 近代之史以晚唐至元為限,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的時代斷限便不盡一致。
內藤先生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篇幅不長,全文不過五千五六百字,但要言不繁,論次俱當事理。此文展現了他的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在內的廣義文化史觀的梗概。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徵引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多以此文為定本,兼顧他在《支那論》第一講中有關宋代進入近世的論證,而較少回應他此前此後的分散論述。上文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內藤的這一思考跨越國界,傳入西方,由於宮川尚志的介紹而被通稱為“內藤假說”。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蒲立本(Ed. G. Pulleyblank)、杜希德(D. Twitchett)等多人予以高度評價[20],西方學者在他們的著述中頻頻引用。由此看來,內藤說之獲得國際學界認可,無疑應當歸功於他卓越的洞察力和深入淺出的系統表述。
人們也許會問,唐宋變革論這一歷史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或“假說”(hypothesis)何以最先產生於日本? 在中國,陳寅恪也發表了類似的見解:“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21]但是,時間上晚了很多。這一時間差的產生,揆其原因,當是由於中國和日本當時的學術生態不同。返觀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在明治維新期間的日本,其語境已然大不同於中國。在日本,經過維新時期朝野上下的汲汲努力,西學知識體系很快跨過了格義階段,在幕末蘭學—洋學基礎上迅速移植於日本土壤。日本學界開始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教育制度和學術研究體制,多方培育人才,建設近代學科。與全面譯介西方學術著作同步,日本從高等學術機關到民間,無不致力於建構自己的學術體系。以日本近代史學的成立為例,並僅就研究明治維新史的情況而言,在明治時期,官方除了太政官系和宮內省系修史之外,還有史談會系、彰明會系(藩閥系)、舊幕府系紛紛投入維新史和幕末史的編纂工作; 至於民間,則有立志社系、民友社系、憲政史系、唯物史觀系的大批學者致力於維新史學的研究[22],盛況空前。在史學繁榮景象之中,最關鍵的環節是西方的史學研究方法和敍事(narrative)體例被引入日本。同時,日本高等學府教師根據日本國際地位的變化提出倡議,經文部省再三斟酌,逐步建立日本史、東洋史、支那史(中國史)的教學和科研體制。僅此一端,已經鮮明地顯示了中日兩國學術生態的不同,而兩國學術生態的不同實際上反映的是兩國學術轉型的差距。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正是體現這一差距的一個案例。

1.2 從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看他的中國歷史時代分期的特點
如上所述,內藤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是摘取他的《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緒論,加上唐宋時代觀的標題而單獨予以發表的,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看到,他在此文一開頭就點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五代一段過渡期”[23],在文章的結尾,他再次特別關照讀者:“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24]顯然,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有他對中國史時代分期的通盤考慮為預設,他的唐宋變革說所反映的只是他通盤考慮中國歷史而對這一關鍵時段所作的表述。
據內藤的授課講義,他為自草萊開闢以來直到明清的中國歷史做出一套上古、中世、近世的線性區分序列如下,過渡期嵌入其中[25],這是中國史學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種線性分期序列:
上古……… 從開天闢地到後漢中期 (前期中國文化形成,後期中國文化向外發展)
第一過渡期 ……… 從後漢後半期到西晉(中國文化暫時停止向外發展時期)
中世……… 從五胡十六國到唐中期 (外部種族勢力覺醒,力量反彈及於中國內部)
第二過渡期 ……… 唐末到五代 (外部文化力量在中國達到頂點時期)
近世前期……… 宋元時代
近世後期……… 明清時代
下面就讓我們對他的中國史時代分期的特點略做探討。
一、就引進西方史學的時代分期作為參照系以研究東方歷史而言,內藤並不是日本首開風氣的人物。內藤之先和與內藤同時代的日本歷史學家大多追隨歐洲歷史學家,依據社會進化階段論而相信歷史基本上只有先進與落後的分別。他們之中有人還認為,歐洲各國和日本的歷史發展代表世界歷史的通則,而中國為例外。內藤與當時日本流行的歷史發展觀不同,很早就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坤輿文明論”的見解[26],他高度評價坤輿文明之內的東洋文明的“中核”——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認定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自身的軌範,主張中國的時代分期應以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脈絡為依據。
在時代分期的形式上,內藤無疑參照了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歷史分期範式。因為在內藤之前,早自明治時代之初起,日本已經開始接受從西方傳來的史學學風和方法,而從1886年創建東京帝國大學以來,人們又開始按照德國L. von Ranke學派的方式研究日本史和東洋史。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刊行的許多東洋史教本和著作擺脫了傳統史學的王朝分期,引進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史學的古代、中世(中古)、近世的歷史三分(tripartite periodization)斷代法。從這一意義上說,當內藤借用“近世”概念規定宋代的性質的時候,似乎無意中承認了西方歷史分期為中國歷史分期的準繩。但是,實際上,內藤的時代分期與西方歷史三分法只是貌似。一方面,他超越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循環和朝代譜牒史的局限[27],以“時代”替置“朝代”; 另一方面,他的時代分期依據的準繩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發展史脈絡。內藤明確指出,仿效西方的時代劃分,對於研究中國文化發展史沒有意義[28]。他強調,“如果要做有意義的時代劃分的話,就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勢變化”,“按照文化的時代特色而劃分時代”[29]。因此,他根據中國自身的內在發展脈絡考察中國的歷史,歸納若干王朝共性及其發展趨勢,整合之為若干中等時段,替置中國史上的“朝代”,這是他與各位先驅者劃分時代法最明顯的不同。他的斷代分期不可能完美無缺,在某些具體考量上,人們每每提出不同的看法與他商榷,但恰恰是這些商榷性的異議,反而見證了內藤的分期是基於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從古到今的通盤理解,而不僅僅是機械地擷取西方史學的分期法作為外在的框架緣飾。
至於內藤判斷宋代為中國的近世的論點,看來是得自研究日本史的同行的啟示。他說,“在日本也有有力的歷史學家主張”按西方意義的分期處理歷史的變革[30],他所說的有力的歷史學家,據後人研究,當指內田銀藏和原勝郎[31]。內田和原均畢業於東京大學,是Ludwig Reiss的弟子,具有深厚的西洋史知識。在京都大學,內田銀藏研究和講授日本史,原勝郎擔當西洋史講座,但也研究日本史。內田銀藏治國史學,擅長於史學理論,日本歷史著作中的 “近世” (西方學者均譯之為前近代/pre-modern)這一新詞,就是由內田銀藏首開風氣,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中率先用以處理日本歷史的。內田研究比較了鎌倉以後、江户以後、明治以後三段時期,得出了足利之末江户之初當是轉換期的結論。於是他使用近世一詞專指日本封建社會的晚期德川幕府時期(1616-1853),亦即日本史上經過政治的統一、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成長、“町人 (市民) ”生活的繁榮過渡到近代的階段[32]。順便指出,內田銀藏參照西方史學體系研究國史,將“近世”一詞引入日本近世史的研究,時間上是在中國廢除科舉制度之前兩年的事情。內田銀藏後來的研究也擴大到中國,他在1909年版《日本近世史》緒論中稱,“宋元明的文物即近世中國的文化”[33]。緊繼內田之後,原勝郎在1906年出版《日本中世史》,在論定日本中世與近世的轉折時期上,內田和原兩人有共通之處。無待贅言,內藤在京大與內田銀藏和原勝郎是在職同事,當然互有影響。
此外,在內藤的時代分期中,平民力量的“擡頭”是內藤的宋代近世說的重要指標之一,內藤在研究日本的應仁之亂(1467-1477)[34]的時候指出平民力量的上昇; 在研究唐宋轉折時候認為平民的某些私有權在宋代得到承認。重視平民,也是當時日本史學的時尚。平民的興起不僅是內田銀藏、原勝郎的研究對象,也早已是從田口卯吉的《日本開化小史》(全六卷,1877-1882)以及當時日本民權主義史學家,例如民友社史學家竹越與三郎、德富蘇峰、山路愛山等人著重闡發的內容[35]。內藤顯然受到這些史學家宣揚的概念的影響。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發表之前之後,內藤從他的日本、中國文化整體史觀出發而多次發表過類似如下的見解:“大凡歷史,從某個方面來說,總是下層人民逐漸向上發展的記錄。”[36]內藤正是從他的這一廣義文化史觀出發,在研究日本史時指出應仁之亂是大名華族取代公卿華族以及下層人民逐漸向上發展的歷史分水嶺;在論及中國史時,指出唐宋之際出現的變革具有由貴族向君主制過渡和平民勢力擡頭的劃時代性質。
今天看來,研究歷史而做歷史時代區分,自是理所固然,不在話下。但是在百年之前,這是中國史學體例上的空前“突破”(breakthrough),因為中國傳統史學長期以來只以王朝更迭為綱維,跳不出朝代循環論的窠臼,而無所謂時代分期。近代西方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的引進,促使中、日有見識的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進行思考,編纂新體例的史學著作。在中國人編纂的歷史著作中,內藤對夏曾佑的史識及其1904年刊出的中國古代史教科書評價甚高[37]。經過內藤和那珂通世、梁啟超、夏曾佑、劉師培等一大批中日學者共同努力,中國史學終於在體例上更新了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的傳統政治史和以《九通》為代表的傳統制度史。
二、基於廣義文化史觀的內藤的時代分期借鑒了西方近代史學理論。就今所知,內藤不僅重視參照西方史學的年代分期,而且十分注意西方漢學進展和西方史學理論。
關於西方漢學,內藤頗為留意法國研究中國歷史的情況。他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馬伯樂(Henri Maspero)有較多來往,並保持著書信聯繫,這有收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中的書信為證。1927年,即內藤半退休後一年,馬伯樂的《古代中國》一書問世。內藤立即購置,急命長子內藤乾吉落座面前,聽乾吉口譯該書內容[38]。乾吉時年28歲,口述第一章節甫終,內藤即命乾吉打住。他放心了,他瞭解了馬氏對中國歷史的通識,無須更改自己的見解。由此可見,內藤對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進展情況,至為關心。
至於對史學理論的關心,從內藤指導弟子丹羽正義的情況,人們可以略窺一斑。丹羽在1916年進入京都大學史學科。1917年,京大在東洋史之外設立中國史專業(支那史專攻科目),丹羽選入中國史專業,直接受內藤老師的指導。本科期間,1917年度,丹羽修習老師講授的中國史學史,1918年度,隨老師的實習課,演習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本科畢業,丹羽直昇研究院,導師仍然是內藤先生。丹羽畢業後,隔周見一次老師,期間,丹羽攻讀中國史料,鑽研Heinrich Rickert 的歷史理論[39]。明治時期以來,日本流行編寫歷史教科書[40]。1931年,內藤和丹羽合作,編寫了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內藤為該書寫了《緒言》。根據內藤湖南的第三子、愛知大學教授內藤戊申的記述,內藤湖南的“時代區分,在某種意義上是出於與丹羽正義的合作,丹羽氏提出理論,內藤氏提供史實”。內藤戊申說:“這一合作可以內藤氏的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為象徵。”[41]丹羽為了配合這部中等教科書還編寫了一部《解說東洋史》作為教學參考資料,《解說東洋史》雖然只編到中世的結束——唐代,但是被宮崎市定在《中國史入門》中推許到名著的程度[42]。
丹羽正義的純粹史學理論反映在他的《歷史學概論》(1923年)一書中。他依據德國新康德學派的西南學派的歷史哲學理論,參照章學誠的論述,依據價值的推移對歷史進行分期。對於中國歷史,丹羽重視《周禮》的理想價值,根據《周禮》理想這一價值如何實現、如何發展作為斷代的依據。因此,他以西周開始到後漢終結為中國的古代,是為“周禮國家”實現的時代;以五代始至清末終為中國的近世,是為脫離“周禮國家”價值而實現“普遍的文化”價值的時代;兩者之間的過渡時代構成中世[43]。與弟子相比,內藤沒有撰文像丹羽一樣專門論述時代分期的依據,但是,丹羽的歷史分期與內藤的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起迄一致。內藤說:“夫周秦以來,六藝九流之道所以牖民化俗,集大成於新莽,而後有東京禮俗之美;魏晉以後,擴以二氏之玄理,西域之工巧,亦集大成於南北二朝,而後有隋唐治教之盛。故中世之史,必以隋唐為歸墟。”[44]由此可見,內藤正是依據廣義的文化觀進行分期,丹羽得其神似。也正因為是這樣,人們在內藤的時代分期考慮中不會找到人們通常重視的因素,例如秦代的統一等政治因素、生產方式的決定性作用等經濟因素,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三、內藤的中國歷史分期,出自對中國廣義文化的深層次中起伏變化的考察。內藤在他的史學著作中用得最多的辭彙當是“變”字及其同義語,諸如“變化”、“變遷”、“變革”、“移遞”、“遞嬗”、“盛衰”、“衰亡”等等,這一類字眼在他的著述中可以說不一而足,俯拾即是。至於如何變化,內藤有種種比喻。例如,“史者,若言其意義,自當有如植物從種子而生發、而成長、而發育、而繁茂,有如動物之血統相續、子孫昌盛,保有它們的不可斷絕的系統。”[45]出於這種生態觀,內藤又經常用人從幼年經過成年而到老年的經歷形容一個國家的興衰過程。另外,內藤也常用河流作比喻:“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勢變化”; 中國文化發展與周邊民族之間的互動,“間歇有如波浪起伏(うねり)”(加重符號為內藤原文所有——筆者)[46]。“有如波浪起伏”一語,令人聯想及於孟子所說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和朱熹所注釋的“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也”[47],內藤對中國歷史理解的深刻,正表現在這裏:人們用長遠眼光觀察中國歷史,往往把表面上的相對平靜誤認為停滯,其實恰恰是這樣的平靜掩蓋著深刻的變化。他在《支那論》緒言中說得好:“表面上順逆混雜的流水,其基底的基底必循一定的方向推進。解決目前中國各種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看透這一潛流。”正是這樣,他研究中國史,不僅考察中國文化傳承的移形換步,更致力於審視數千年來中國歷史的自發動力和慣性的深層流脈的“緩、重、鈍、強的潛運默移”[48]。“潛運默移”四字,頻頻見諸內藤的筆端。甚至在他談到西方重視實驗或西方進化論、功利主義倫理學等場合,他也提醒人們不要忘記 “潛運默移” 蘊含的巨大力量[49]。內藤為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寫的序中說:“……洽覽博稽,莫不折衷,而天數世道潛運默移之故,猶燃犀而燭照焉。”[50]在他看來,日本德川幕府三百年宗社的傾覆也是時勢的潛運默移在起作用[51]。“潛運默移”四字,直可以視為內藤的文化史觀的眼目。在內藤史學體系中,過渡時期或轉折時期既可用以闡釋歷史的過去搏動,也可用以預見未來的走向,過渡時期或轉折時期何以具有如此關鍵的意義,只有把握了內藤的廣義文化史觀的“潛運默移” 這一眼目纔能夠得其確解。顯而易見,如果內藤不是把唐宋轉折時期放置在中國整體歷史潛運默移的大框架中審視,如果他不是得力於他熟稔日本歷史“應仁之亂”導致的社會變動,深諳中國的中世貴族和宋代政治文化之不同,做出前後比照,他不可能覺察中國社會自身從中世轉向近世的關鍵變化,並從宋代概括出來中國近世的特徵。由此可見,內藤的時代分期及其唐宋變革說已經不再僅僅是基於個人學識淹貫、通方知類而做出的放言高論,其性質已屬於基於一定歷史理論而產生的歷史論說。這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新史學生態中對文化傳承的創新,是參照近代史學範式和分析框架而對中國歷史演變大勢所做的思想建構。
四、內藤的時代分期特別強調過渡時期的重大意義,在內藤看來,唐宋之際的這一過渡階段承上啟下,更是關鍵。從承上而言,唐代的貴族政治正是通過唐宋之際的這一過渡階段,轉換為宋代的君主專制體制; 從啟下而言,宋代以來千餘年的歷史趨向和平民勢力的增長預示著中國共和制的前途。關於貴族政治自然走向君主專制和一般民眾的勢力增長的趨勢,他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未得展開,但在《支那論》第一講中有詳細的論證。順便在這裏指出,《支那論》一書充分展示了內藤的歷史研究不僅敍述歷史現象的演進,而且探索歷史演進的基因[52]。綜觀內藤的中國史著作,可以說,唐宋變革說構成了他的中國史分期的關鍵。此說不僅在宏觀上涵蓋了中國的既往,貫穿上下脈絡,而且聯繫辛亥革命以來的現實,把握中國的當前脈搏跳動。內藤的宋代近世說從廣義的文化角度前瞻性地論證中國從君主制走向共和,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他個人對現實的關心,出於這種關心,他對中國從近世(日文史籍中的“近世”一詞,西方學者多譯作“前近代”/pre-modern)走向現代化(modernity) 國家做出了理論性的思考。

二、內藤唐宋變革說以中國文化為主體觀的原因

2.1 內藤早期的自我培育
內藤先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學者。他一生的最高學歷只不過是在故鄉讀過兩年師範科[53],有賴他個人的勤奮好學,卓然成為一代宗師。這樣的資歷,躋身京都帝國大學,主持東洋史第一講座[54],在當時人才濟濟而又特別講究資歷的日本,可謂絕無僅有。在我國,只有比他年輕十一歲的王國維可以與他相互輝映。兩人都沒有受教於學院的經歷,都是在各自國家的學術轉型時期自學成才,內藤成為在大學殿堂開創學派的人物,王國維晚年同樣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為享有中外盛譽的國學祭酒。無獨有偶,王國維在1917年發表《殷周制度論》,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內藤在1922年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指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王國維與內藤湖南的自學成才和治學的異同,是極富旨趣的題目。
內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以號見稱於世。在德川時代即將結束、明治維新前夕的慶應二年(1866),他誕生於日本本島西北端的陸奧國鹿角郡毛馬內,即今天的秋田縣鹿角市毛馬內町[55]。在地理位置上,他的出生地北近青森,遠離當時的政治中心——德川將軍府所在的江户和天皇御苑所在的京都。但是,在江户後期鎖國的時代,這一多山地帶卻是文化發達、學術昌盛、人才輩出的地區。這裏出了日本近代史學的兩位開派大師,一位是東京漢學派的那珂通世(1851-1908),另一位就是為京都史學開派的內藤湖南。
內藤先生幼讀《四書》;年十二,熟讀賴山陽《日本外史》。賴山陽的卑賤者取代尊貴者的史觀,賴山陽的絕妙詩文對幼年內藤有極大影響,賴氏的許多詩文,內藤可以背誦如流。家教使他備受日本实學(じつがく)精神的熏陶,育成他的心理素質。源自實學的信念使他認定為學經世致用的取向,並隨著學識增長而強化他對現實的關懷;家教同時為他打下深厚的幕末漢學基礎,使他日後治學具備堅實的根柢。正是處於盛世的日本折衷學派向實學轉變的時代背景,明治維新後又大舉移植西學的學術生態環境,哺育出內藤這樣的人物。
1887年,內藤辭去秋田郡綴子村小學校教師職務,不知會家長而出走(“脫走”)上京,經人介紹,投身新聞界,時年22歲。從此以後,內藤一生以1907年10月為界,明顯地分為兩大階段。從1887年 (22歲) 到1907年 (41歲) 的20年,是為置身新聞界階段。從1907年(42歲) 到1926年 (61歲) 退休的20年,是為在京都大學任東洋史學講座教授階段。
內藤在1880年代末來到東京,其時已近明治中期。日本人仿效西方皮毛的熱潮開始降溫。日本朝野從一度急切歐化的狂熱中逐漸清醒,人們不再像早先鹿鳴館時期那樣熱衷於穿西服、打陽傘、吃西餐、開舞會等等。經森有禮、福澤諭吉等人於1873年發起,在1874年由最有名望的一些社會賢達和學界人士組成“明六社”。“明六社”在1870年代發行機關刊物《明六雜誌》,出版書籍,鼓吹開化、啟蒙。當時的報刊是知識人參與現實、發表政見,藉以影響、啟蒙群眾教化群眾的新型手段[56]。《明六雜誌》的內容涉及政治、國體、哲學、思想、經濟、教育、法律、宗教、自然科學、風俗、婦女等所有領域,西方思想開始在社會上發酵。西洋主義者福澤諭吉所著《西洋事情》在1866年出版之後,立即售出25萬冊[57]。1875年,福澤諭吉刊行《文明論之概略》,鼓吹“脫亞入歐”,倡導獨立意識,對明治精神和國民主義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西洋學術體系中的各門社會科學被迅速引進日本,啟蒙思潮和歐化取向培育了日本新的學術體系和價值體系。在這一背景下,從平民主義、攻擊 “有司專制”的自由民權運動到國民主義、國粹主義、皇國主義紛紛展現身影。
內藤作為明治維新前夕出生的一代新人,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置身於新聞界的。在從業新聞界期間,內藤或任雜誌編輯,或任報刊政論記者,為東京、岡山、臺北、大阪多家新式傳媒——報紙和期刊撰寫“時論”[58]。內藤屬文,辭旨暢達,別具心裁,每有議論,博徵載籍,因而為時不久,聲譽鵲起,名孚輿論界。他作為沒有學歷但健筆縱橫的“魍魎窩同人”之一員,屢為主編捉刀代筆[59],間或涉足政界。1890年,他曾經參加1888年成立的國粹主義的文化政治團體“政教社”,未幾退出。“政教社”的領導人物有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名流十餘人,宗旨為革新傳統社會,但反對歐美文化入侵,因而反對當時明治政府推行的歐化主義政策及其促使日本文化西方化的路線,主張恢弘日本文化以及東方文化,宣揚日本在亞洲的興起,以新型的日本文化為世界做出貢獻。“政教社”刊行的報紙是《日本》,機關刊物是雜誌《日本人》(後更名為《亞細亞》)。從1890年12月到1893年1月兩年多時間內,內藤代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人撰寫發在該刊上的社論。1894年至1896年,1900年至1906年,內藤兩度任職《大阪朝日新聞》,擔任論說,兼任高橋健三的秘書。在內藤結交的人物之中,有日益激進的人物,如最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幸德秋水,有曾任上海東文學社教習,因而當過在那裏學習的王國維的老師、引導王國維進入德國哲學領域的田岡嶺雲;有日本主義者,如陸羯南;有受過正統漢學教育、強調東洋文化的學者型“健筆家”,如西村天囚。總的說來,他交往的大多數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國粹主義的國民主義傾向[60]。“政教社”宣揚的國民主義、西村天囚主張的坤輿文明論和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洋文化論,對於內藤史觀的形成大有影響。
內藤從業之暇,不廢稽古,浸沉於《史》、《漢》,出沒於百家。他的多種歷史性質的著述是在任報刊記者和雜誌編輯時完成的。1894年,中日之間爆發甲午戰爭。內藤以此為契機,連續發表《所謂日本的天職》、《地勢臆說》、《日本的天職與學者》三文,陳述天時、地勢的變化觀,提出“文化中心移動說”,宣稱風水流轉,東亞的文化重心轉到了日本。1897年,他補訂《關西文運論》而成《近世文學史論》,同年發表《學變臆説》。
日本在1894年甲午戰爭中戰勝了老大的中國後,開始以東亞的領導者自居,對待中國的態度陡變。日本關心此後中日在東亞的重新定位,開始出版大批書名為《支那論》的著述[61]。1904年,日本繼又打敗帝俄,勢力進一步闌入中國大陸,不言而喻,日本從軍界、政界、財界、新聞界到學界更加關心戰後東亞局勢的走向。在此期間,隨著歐化風氣的盛行,社會上興起了貶低東方文化,特別是鄙薄中國文化的潮流。無論是福澤諭吉鼓吹的“脫亞入歐”,還是岡倉天心宣揚的“亞洲一體”[62],終究不脫論證日本文化獨特和優越的範疇。許多日本學者在追求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基於社會批判意識而用西方尺度作為普世性尺度,用來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並力圖把東方各國文化與中國區分開來。他們致力於判然剖分日本文化與中國思想[63],鼓吹日本精神不同於中國文化的異質性,把謳歌日本的特有精神和批判中國傳統思想視為“日本的天職”。一些學者大力提倡“東洋”的概念,藉以培養日本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理解[64]。當這些學者從“近代主義”出發,以“在中國外側設定的普遍的規准”批判中國文化的時候[65],其根本傾向自然不免流於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因而被貶得一無是處。不言而喻,在他們看來,日本在脫逸中國文化的場域和融會東西文化的長處之後,必然躍居東方新興文化中心和領袖的地位。
在誇耀日本——內藤名之為“國自慢”——和蔑視乃至憎惡中國的風氣之中,內藤通過反思,並受“政教社”及西村天囚的影響,逐漸形成自己的獨到見地。他感到某些一味追求西化的時人的學識不免流於淺薄空疏。人們知道,1921-1922年間,內藤對日本文化的起源和中日之間的文化關係做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過去的學者把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釋成樹木,種子本來就有,只是由於中國文化的養分而成長起來,而他認為,昔日的日本文化好比豆漿,豆漿中有豆腐的成分,但需藉“他力”纔能使之凝聚成形,中國文化好比碱鹵 (ニガリ),日本文化之變成豆腐,因為有中國文化點鹵[66]。內藤的這一比喻,令人不禁聯想到Karl Jaspers的“樞紐時代論”所闡發的同樣道理。日本學者小川環樹評述說:“這在當時是大膽的發言,恐怕在今天也是。”[67]其實,內藤自己也非常清楚,當時日本的國史界是日本中心主義稱霸的天下,而他否定本國中心主義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見他1919年的演講《日本上古的狀態》中自我心情的描述[68]。內藤正是基於他對東方文化這樣的理解,纔提出研究西學不應忽視研究東亞自身的歷史、自身的文化,聲稱“我認為東洋文化歷來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69],“余之所謂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的發展的歷史”[70]。針對流行的“日本的天職”說,他這樣評價中國文化:“不管怎麽說,中國文化的發展,對於其他種族、語言不同的國家,形成一個堂堂的有系統的、持續發展的歷史。從這一點看來,余之所謂東洋史是中國文化發展史的說法,並無不妥之處。”[71]他還在1894年指出:“中國是否真的是守舊的代表,未可遽爾斷言”,“三代以下到唐宋,世有隆汙,各代各有特色文明,變而遞移,如果這就是西人的所謂進步,則中國也當有進步。”[72]總之,他明確主張,研究東洋文化當以中國文化為主體,而中國文化不是存在於中國自身之外。此外,他還強調,研究中國問題應該充分究明各個具體問題的歷史複雜性。看来,內藤唐宋變革說的提出,有他長期以來對中國歷史的全盤瞭解和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評估為基礎,相關的思考當上溯到從業新聞界時期。
1900年7月,他正式發表第一篇史學考證論文《明東北疆域辯誤》。在報業生涯的二十年間,內藤完成了自我培育,他的學成,除了個人勤奮之外,得益於實際磨煉和與同行的交往。交往也是一種成才方式。與有才能的同行交往,補償了他的現代學院正規教育之不足,組建了他的知識結構和知識系統。

2. 2 內藤的遊歷中國和與中國學者的交往
早在1899年9月至11月,內藤作為《萬朝報》的主筆,曾經遊歷華南華北各地三個月,寫成《燕山楚水》,名聲大噪。在遊歷華南華北期間,他通過面會筆談,結交了嚴復、文廷式、張元濟、羅振玉等,這是他與中國學者交往的開始。在內藤這次結交的中國友人中,與文廷式(1856-1904)一見如故,此後五年最稱莫逆。翌年,文廷式訪日,兩人屢屢晤面,內藤將那珂通世、白鳥庫吉、桑原騭藏介紹給文氏。1904年,文廷式不幸早逝,內藤撰《哭文芸閣》以寄哀慟[73]。這次遊歷,大概也是他注意中國問題的開始。內藤出於現實關懷,從此積極參預分析中國形勢,傾全力於研究中國。
1902年10月,內藤被《大阪朝日新聞》社派遣考察中國東北、華北各地。1903年,日俄戰雲密佈,內藤持開戰論,做輿論導向。日俄戰爭期間,他痛感需要對東亞的政治發展和外交折衝具備更切實的知識。應日本外務省之命,他經常出差中國東北三省。1905年7月,他受外務省命,與大里武八郎再入東三省,調查日俄戰後日本滿洲軍佔領地行政狀況。同年11月,奉日本駐華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電召赴北京,作為顧問,為小村出謀獻策,翌年1月返國。1906年脫離《大阪朝日新聞》社,奉外務省命出差我國東三省。是年7月,偕同稻葉岩吉共同考察了朝鮮及東三省各地。
內藤一生曾十次訪華[74],一次訪歐[75]。他在中國的足跡遍及華北、東北、長江流域。從1899年以來,內藤盡棄雜學,專心致志於蒐求漢籍史乘,研討中國問題。當他把清代學術分為高級和低級的時候,他大概已經確立了志向,做一個中國史學大家。他本來已有深湛的漢學造詣,經過多次遊歷中國,實地考察,結交文廷式、沈曾植、羅振玉、柯紹忞、劉鶚、王國維、李盛鐸、董康、張元濟、曹廷傑等中國朝野俊彥碩學,訪求罕見圖書寫本,發現奉天(瀋陽)的滿、蒙文藏經,參觀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和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調查奉天滿蒙文藏經和文溯閣《四庫全書》和東北史蹟,學識猛進,氣象與前更加不同。
這時候,內藤名滿天下,獲得了第一流中國問題專家的盛譽。在他學會滿語、蒙語,能夠處理滿、蒙文獻之後,更以中國史、日本史兼東洋史家馳名史壇,巍然成為備受敬畏的日本的中國史學巨擘、滿蒙史長老。
概觀他的前半生生涯,經世取向使他具備了現實意識,開闊的視野成就了他的業績,職業的實踐推動他進一步對中國歷史作出宏觀的通盤考察,並為他日後轉入教授歷史、研究歷史鋪平了道路。1907年,他受聘於京都大學,從此開始後半生教學與研究生活。從他1907年(41歲)任教於京大到1926年(61歲)退休,和他前半段生涯的時間一樣,也為期整整20年,在此期間,他確立了他作為日本研究中國史的一代宗師的地位。總括他的一生,可以說,作為時論記者,他擁有貫通古今的學者實力;作為學者,他具備操觚界聯繫現實的敏感。

2.3 內藤史學與現實的關聯
內藤研究歷史,強調古今會通。他博覽群籍,非常注意發掘中、日兩國的學術資源。他注重司馬遷、杜佑、錢大昕式的通識,章學誠式的獨斷,富永仲基在《出定後語》中表現出來的開創性思考。他還欽佩顧炎武、黃宗羲的經世取向的學問,戴震等乾嘉樸學大家的成就。他非常熟悉中國史學史。在史學理論上,他無疑最服膺章學誠。正是內藤,先於胡適、姚名達,最早最全地發掘了章學誠的遺書,表彰了時已陷於黯淡的章學誠的業績。他的治學路數頗得章氏的教益,例如在“史纂”方面,他勤於排比整理史料,包括滿文、蒙文史料;在“史考”方面,他擅長於對文獻的廣博深入的參互搜討。最重要的是,他高度重視宏觀的綜合判斷和識鑒,符合章氏要求的“史學”的“獨斷”。在回答弟子有關章氏史學的問訊時,內藤先生一語破的:“章學誠的史學,今之社會學也。”(“章學誠の史學は、今の社會學のようなものだ”)[76]這樣富有洞見的話語只能出之於內藤先生,透露出他如何治學的消息。
他在教學的同時,不廢實證研究。他冶教學與研究於一爐,以此而為建立日本的近代中國學、滿蒙學以及東洋史體系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內藤走進課堂二十年,反復講授的課程有:中國上古史、中國中古的文化、中國近世史、清代史以及專史演習,另外特別開設的課程有中國史學史、中國繪畫史、中國目錄學史。這樣,除了明代沒有留下文字論述之外,他的富有原創性的教學概括了從古到今的中國。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著眼,《中國近世史》的首講內容之變為《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看來這只是截取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小片斷,但是,他正是用這一關鍵的片斷來反映他怎樣對中國歷史作出宏觀的全局考察和體現他的中國文化史觀的要義:他對於中國歷史,無論是對待它的內在價值,還是對待它的現實意義都從中國自身脈絡中加以考察。
如前所述,他考察歷史不脫離現實,評述現實不脫離歷史。經世取向使他視野開闊,現實意識使他在對中國歷史的長期演變進行思考,根據歷史的潛運默移、古今因革,把握歷史的脈絡和動態之同時,不忘尋求過去歷史的當前意義。一言以蔽之,他不是純粹書齋學者。從會通古今這一意義上著眼,可以說,他的許多著作是他用他的學識干預現實的一種途徑或方式。
清末民初,中國處在劇變之中,內藤正是以這樣的精神,關切中國的前途。從1907年起,他除了在京都大學連年講授中國史、清史之外,還在大學院牆內外多次發表演說和特別系列講演。例如,1911年10月10日中國發生武昌起義,內藤隨即於11月末12月初,連續三個星期五,以《清朝的過去與現在》為題,在京都大學做了特別講演。講演稿經過稍許修訂,於翌年3月以《清朝衰亡論》為題刊行。在這一系列講演中,內藤還沒有上溯到宋代,只是根據清朝一代的發展趨勢論證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成功。1912年,清廷傾覆,民國肇建。面對中國的劇變,一時間,日本出版了更多的《支那論》[77],各種議論和主張紛紛登場,探討中國當前秩序的維持機制和中國動盪政局的前途。
1914/5年,內藤也刊出了他從1912年就在運思寫作的《支那論》,這是他在1914年11-12月間集合五次演講稿而成的一部論著。與他撰寫《清朝衰亡論》時相比,內藤發覺,他先前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對中國歷史進程所形成的瞭解既不充分,也不盡貼切。於是他在《支那論》中大大擴展了他的論證的時間範圍。他在《支那論》的《自敍》中說,《支那論》是“為中國人寫作的”,此書分析中國政局,意在為劇變的時局提供解決問題的關鍵。《支那論》共分五講,第一講的講題為《君主制乎? 共和制乎?》。正是在《支那論》的這一講中,他開宗明義,指出宋代為中國近世。近世以來,獨裁君主制度由於貴族的式微而加強,近世的基因——平民主義——早在千年之前的宋代已存在,這一早熟的近世文明只是因為進入了昏聵老年,從清代中葉開始顯現了衰敗。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數千年來,人民的“巨大自發力量”和“國情的慣性”已超越了操控統治他們的大人物;宋代以來的歷史發展潛流具在,清末民初的演變由來有自,共和政治的結局實屬上千年來“大勢之必然,自然之所成”[78]。
由此可見,內藤以研究中國學問、學以致用為職志,只要涉及中國,無論古代,還是當前,都在他的關注之列。關懷現實,可以說是日本許多歷史學者的共同特點,特別是學者所持史觀往往和現實政治密切關聯,這不獨內藤為然[79]。內藤與純粹的書齋學者不同處在於,他既具有觀今知古、鑒古知今的堅實功底,又為自己規定了這樣的學術角色:置身現實生活,追溯歷史背景,探討史地,有所述作,其用意近似唐代杜佑的“徵諸人事,施於有政,以經邦致用為根柢”[80]。自幼深受日本實學薰陶的內藤,一生重視“與我們的身體骨肉息息相關的”歷史。此語見於他的《談談應仁之亂》一文,他說,“應仁之亂以前的事,我們只會覺得和外國歷史一樣,而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纔是與我們的身體骨肉息息相關的。真正瞭解了這一部分歷史,就可以說把日本歷史學會了。”[81]正是這樣,內藤運用他的中國文化和歷史傳統的知識,探討中國改革和現代化的當前政策以及日本在其中的角色[82]。
內藤先生在演說中常常謙稱自己是學究,我們看到,恰恰相反,以學究自居的內藤,既長於考證,又兼擅時論,他的充滿了現實氣息的史學絕非學究史學。J. A. Fogel 說得好,內藤的學問既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也是方案性的 (prescriptive)[83]。他從唐宋變革說出發論證宋代為中國的近世,這是描述性的;針對現實而論證宋代以來平民主義趨勢導致共和,這是方案性的。日本學者渡辺信一郎講得也很確切,歷史區分時代有兩個側面,一個側面是,且先脫開現實提出的課題,探索歷史社會本身的變化,其方向是對這些變化做出總體的斷代區分,獲得全貌的認識:再一個側面是,“所認識的過去是與現在的變革聯繫著的(直接的)過去”,內藤的《支那論》是其典型[84]。大谷敏夫先生也有與J. Fogel 和渡邊信一郎相似的議論,認爲內藤既有他的中國文化論,也有他的政治論:內藤將中國歷史在總體上當作廣義文化史的發展來考察,並據以區分時代,特別將唐宋時代斷定為從中古到近代的展開或轉折期,這是內藤的文化論;內藤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國史,發表他的政治改革觀、辛亥革命觀、共和制度論、中日未來關係觀等等,這是他的政治論[85]。
二次世界大戰後,野原四郎、增井經夫、池田誠、五井直弘、增淵龍夫等多人曾撰文批判內藤出自國民主義的文化史觀的言論,指出這些言論為日本軍國主義塗脂抹粉,“在基底上”有助於為日本辯解侵略中國的行為。例如,1946年,野原四郎發表《內藤湖南〈支那論〉批判》,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對內藤的《支那論》逐點做了批判。野原特別指出,內藤的從宋代以來平民權利就逐漸向共和制擴展一說,根本沒有科學性[86]。增淵龍夫對內藤的批判一直受人重視,見於他的內藤湖南與津田左右吉的兩篇比較論考。對於增淵的批判,加賀榮治、谷川道雄有所保留,對增淵的批判文章進行了再商榷[87]。
然而,批判內藤不像批判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麽簡單易行。如果以天皇為中心繪出一圈圈同心圓,內藤遠在圈外。內藤也沒有和軍國主義沆瀣一氣,從而可以像整肅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予以發落。內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飽學之士,正確評價他們的時代局限和個人意識,是複雜和困難的課題。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民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發揮的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的延長線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屢次講到,內藤是 “《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國民主義派的國粹主義政治論的中國版”[90],所謂《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的主張。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民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91],人們今天可以參照,並以池田誠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出發點,再檢討內藤的國民主義言行。
人作為個體的人,無不懸綴在社會的意義網絡之上。內藤生當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當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政治制度小變革時代。處在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軍國主義的“大陸進出”主張日益囂張的時代,他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因為研究深入而情有獨鍾,雖然看到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他並沒有因此而抹殺中國文化理性部分的價值,他始終認定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給予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92]。此外,家教使內藤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內藤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又如,老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諸如此類的言論,歸結起來無非是把當代中國視為應由日本拯救的對象。這必然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負面印象,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真對待他的學術貢獻。但是,JoshuaA. Fogel和包弼德的觀察頗值得人們的注意。Fogel評述說:“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94]
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內藤參與現實的許多國民主義具體言行應受批判。然而,如果從時代的推移著眼,在考察過去的歷史事物時,人們既不可能擺脫今時今地的主觀局限,也不應忽視彼時彼地的實際情況。好在近年來,我們看到,內藤的成就終於在我國得到應有的重視,他的著作被陸續譯成漢文刊行,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山田伸吾等,我國學者夏應元、錢婉約等在這方面起了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我國史學界也開始認真研究內藤史學,出版了論文和專著。中日關係之間溝壑難填的年代畢竟漸行漸遠了。內藤史學中何者是富有洞見的成果,何者是涉嫌為擴張張目的言論,儘管兩者往往糾結混淆,學者也開始注意加以分疏,畢竟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應該肯定的則加以具體肯定,應當否定的則予以具體的否定,不再一概而論。這有助於異國與本土的學術研究的互補短長。

三、內藤唐宋變革說的影響

3.1 內藤對弟子的影響
內藤之後,以內藤嫡傳自任的宮崎市定(1901-1995)對唐宋變革說展開充分的論證,他在闡發師說上的貢獻受到了學界的充分肯定。試舉兩例,在日本,前田直典在1948年說:“內藤博士以後,宮崎市定是京都學派中最卓越的中世論者。”[95]近藤一成在1999年說:“內藤湖南提倡,宮崎市定展開的唐宋變革論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可舉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這一時代的坐標軸。”[96] 在西方也是這樣,在西方今天的著述中,內藤說常被稱為內藤—宮崎說。
1940年,宮崎刊佈《東洋的素樸主義民族和文明主義社會》。所謂素樸主義民族,指的是中國的周邊民族;所謂文明主義社會,指的是中國中原地區的社會。書分三編:古代的文明社會的成立、中世素樸主義民族的活動、近世素樸主義社會的理想,書的時代分期完全追隨老師內藤。
1950年10月,宮崎刊佈《東洋的近世》,在《前言》中明確指出,“人們研究世界史的時候,以西洋為主,以東洋為附屬這一歷來的立場必須改變”,“本書論旨,大多祖述先師內藤湖南博士的高論,謹請[讀者]留意”[97]。宮崎在此書中補充了內藤說在經濟方面論據之不足,相當全面地列舉了從宋代到清代的中國近世社會的特徵:大規模的都市、發達的交通、繁榮的交換經濟、建立在契約上的地主-佃戶關係、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體制、科舉制度產生的文官體系、以傭兵制為基礎的龐大中央禁軍。所有這些特徵,歸納起來,無非都是高度發達的交換經濟與中央集權的國家特徵相結合的體現。
宮崎刊發《東洋的近世》,與“歷研派”的西嶋定生的一系列著述同時,屬於與“歷研派”論戰之作。由於宮崎和老師內藤屬於不同世代,辯論期間又值歷史唯物主義思潮盛行,可以理解,宮崎把考察中國近世社會特徵的注意力更多地放置在與世界史對比的框架之中。他在中國宋代和歐洲近代文藝復興之間列舉了許多平行的史事,特別強調兩者的“近代”有兩個突出共同點: (1) 由於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頹,社會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學代興;(2) 城市和商業興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農業社會。宮崎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發現了中國近世國民主義搏動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體意識,不再奴隸般地效忠於皇室。
1956年付印的宮崎的傑作《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舉前史》本來著眼於研究胥吏,以補救對中國特異的官僚制度生態的瞭解之不足,書成,卻證明了這一時代的選舉制度和官僚制度始終貫穿著貴族制,其經濟基礎則是地方豪族的生活據點的大莊園式農村。這樣,宮崎便從社會經濟和制度上把內藤中世說更全面地具體化了。此外,宮崎還撰寫了大量實證性的相關論著,旨在加強內藤的宋代近世說。
學術生態可能使宮崎過多地注意中國史與西歐乃至西亞的平行比較,因此,他似乎較少強調乃師注重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的宗旨。宮崎60歲前後,進一步提出與老師不同的一種看法,他發現中國歷史從古到今都有類似當今世界的景氣變動現象。他從1963年評論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到1968年刊佈中世史概說書《大唐帝國——中國的中世》、1978年完成通史《中國史》,一直宣揚自己的景氣變動史觀[98]。
內藤對弟子的影響還表現在歷史知識的普及和歷史研究的深化上。
在普及方面,內藤與弟子丹羽正義合作編寫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已略如上述。祖述內藤說而編寫的一般性質的概說書還有稻葉岩吉在陸軍大學的講義、參謀本部刊行的《支那政治史綱領》;岡崎文夫的《支那史概說》上冊。岡崎此書曾被人們認為是京都派講“中世”的代表性概說書。
在指導弟子進行專題研究方面,內藤的影響更加深遠。人們看到,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涉及中國中世的貴族論,因而今天日本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成就和內藤有直接關係[99]。例如,岡崎文夫是內藤的得意弟子,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周一良先生說,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末之前,魏晉南北朝史領域內只有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和《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弘文堂,1935年)這兩部專著[100]。岡崎在《魏晉南北朝通史》的《自序》中說,該書內編研究權力的移動,外編專記人文化成之跡。此書主旨之一在於究明六朝政治史底流的複雜性,將該時代的政治史描繪成自立的貴族勢力使當時的政權實現貴族制國家化的過程,以此證實內藤的貴族政治說。岡崎書中論證貴族階級和武人勢力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動力,這也正是內藤的見解,內藤就認為六朝的天子是貴族階級的共有物。1932年7月,內藤為《魏晉南北朝通史》做序,盛讚岡崎為良史之才。內藤在序中道及他在整理自己的講稿,而今岡崎之書已代替他完成了作業的十之七八。岡崎之後,幾十年來,日本的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的歷史論著異彩紛呈,源頭活水來自內藤[101]。
1947年,京都大學大學院畢業、戰後從臺北返回京都大學任副教授的宇都宮清吉(1905-1998)發表了《東洋中世史的領域》一文[102],宇都宮清吉贊同內藤為東洋史所下的定義,即東洋史應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但是認為內藤的時代分期中的過渡期概念和中世史的界定(領域設定)不夠明確。因此,他創製了“時代格”這樣一個術語,根據民族、文化、地域三要素的特色,突出東洋史時代分期的各個時代的個性:秦漢的時代格是“政治性”,六朝的“時代格”是體現貴族階級的“自律性”,隋唐繼承六朝,但帶有幾分回歸秦漢傾向,它的“時代格”是“政治性”與“自律性”的綜合。六朝貴族與以皇權為中心運作的“政治性”不同,它立足於貴族的獨立權威之上。宇都宮此文的論旨在於釐清中世的時代確切斷限,所以文章題目標作中世史的領域。實際上,從這篇文章的質疑,可以看到歷史分期不簡單是一個古代、中世、近世何時開始何時終結的技術問題,它牽涉到處理中國史斷代的方法理論。宇都宮的這篇文章引出了前田直典的文章《古代東亞的終結》。當時,《古代東亞的終結》一文造成了強烈的衝擊波,東京“歷研派”與京都派的論爭從此鳴鑼開場。此外,原來主要用於中唐以後的“莊園”一語,被宇都宮清吉搬到秦漢提前使用;這也為即將展開的論爭張本。順便一提,他的《僮約研究》(刊於《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V)也是傳世之作,教導後學研究歷史如何以小見大,富有啟迪意義,其作用和唐長孺先生的《〈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等文章正同。
川勝義雄和谷川道雄也都祖述內藤,以共同體的理論和史實闡述內藤史學的中世貴族社會的特色。內藤只是提出過自治團體(じちだんたい),認為中國地方社會的自治性肥沃土壤,有可能培育出共和價值和制度。但是,自治團體和共同體本質不同。在日文中,父權制家庭、家族、鄉黨、結社等基層社會結構統被稱作“共同體”(きょうどうたい、Gemeinschaft)。在日本學術界,德國的社會學有很大影響,來自德國社會學的“共同體”概念被用來表示中國農村社會的不變性質。1930年代日本滿鐵的實地考察中國農村社會的一批調查研究人員曾把“共同體”和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分工社會”概念結合起來,擬出一個中國專制制度的模式,即紮根於自給自足的、外化於皇權國家和官僚體制的農村社會基礎之上的專制制度的模式。谷川道雄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共同體的形態,對中國中世共同體的和衷共濟的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他的共同體研究對日本近年盛行的明清時期或帝制晚期的“地域社會”研究也具有啟發作用[103]。
祖述內藤說的大量成果不勝枚舉。論文具體到那波利貞、宮川尚志研究中世集落的“塢”與“村”的實態,專著如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從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等方面論述中國的中世,小竹文夫《近世支那經濟研究》從經濟方面論述中國的近世。在思想史方面,內藤也後繼有人。例如,島田虔次在1949年刊行《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指出後宋代的“文藝復興”產生了“近世的”人文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思維的自主化,但是,這些“近世的”因素沒有凝聚而形成類似歐洲近代的“市民社會”和啟蒙運動,所以書名叫作近代思維的挫折[104]。

3.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內藤說的論爭
1934年內藤去世之前,他的有關中國史時代分期的論述沒有引發學術論爭。內藤的唐宋變革說之受重視,並不是在內藤提出此說之後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當時日本學界普遍遵循的毋寧是另一位碩學加藤繁(1880-1946)的見解。加藤是國粹主義者,以忠君愛國的“絕對忠誠”著稱,但是,在做學問上,他絲毫不被他的政見所左右,一本純客觀主義的實證精神從事深邃精審的研究,是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祖師。加藤認為,唐宋一體,沒有差別,都屬於前期官僚制時代,即“世族勢力衰歇,主要靠科舉產生的新官僚階級主持政務的時代”。唐宋相提並論,可以說是當時學者的一致立場[105]。看來,當內藤提出唐宋變革說及宋代近世說的時候,人們既沒有措意於他的創見,也沒有理會他的歷史論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例如,進行歷史分期和判斷時代性格的準則是什麽? 何以見得宋代是中國的近世? 什麽是內藤理解的宋代以來經歷千年的中國社會自身的近世因素的內涵?中國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下限各是什麽時候? 什麽是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自身發展的現代因素,與19世紀中葉西方大舉入侵之後自外傳來的現代因素有何異同,是否相關?等等。具體問題沒有被提出,所以談不到展開爭論。內藤說之受到重視,尚有待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形勢的配合。
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日本左翼理論和左翼史學急速發展的時代。蘇聯和中國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社會史論戰引起日本學界的注意,“講座派”和“勞農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在日本東洋史學界日益顯著。但是,除了若干例外,當時出身於史學專門領域的人,在理論方面都是貧乏的,年輕學者的唯物史觀的解釋,並不為史學大家所看重,換句話說,他們“轉手”販運的唯物史觀打不進學院派的圈子。據濱口重國的生動描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日本處於蕭條不景氣時期,即便是東京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找不到全職工作的人也每年遞增。社會的不公平日益引起憤慨。言談之間,激昂慷慨,稱滿洲事變為帝國主義戰爭,把大學教授叫做封建教授。朋友聚會,討論馬克思,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進而從世界史的觀點把握中國史,蔚成風氣。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並未因此失勢。恰恰相反,因為迫切需要理解有如汪洋大海的現代中國,一時之間討論反而更加活躍。這批年輕學者所以皈依唯物史觀,大多是出於自我苦悶。不過,少壯派史學者的苦惱和熱忱,不久就轉化為行動:出版了平凡社《世界歷史大系》,組織了“歷史學研究會”[106]。當時在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有一群朝氣勃勃的青年學者,為首的是仁井田陞(1904-1966),其餘的有牧野巽、東京大學的山本達郎等多人,他們和周藤吉之、西嶋定生、崛敏一等一批俊彥風華正茂,行將嶄露頭角。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史學研究狀況由於國內國外的形勢劇變而大為改觀。日本軍國主義的高壓解除了,人們不再擔心因自由思考而受迫害,或因言而獲罪。史學家在檢討、反省戰前史學責任的過程中重新起步。不過,那些埋頭學問、超然時勢的學者戰後仍有進退狼狽之感,和田清慨歎說:“我在戰爭中被說成污垢(あか),戰後被說成反動。”[107]
1945年末1946年初,戰爭甫告結束,戰前的“歷史學研究會”就恢復了活動。1946年6月“歷史學研究會”復刊《歷史學研究》雜誌,復刊的第1號為通卷的第122號。同年10月,該會開始舉辦連續十次的講習會,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石母田正(1912-1986)講演《中世成立史的兩三個問題》。“歷史學研究會”的成員通稱“歷研派”,以東京學者為主體。“歷研派”遵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為研究歷史的指導思想,也就是遵循歷史唯物論一元史觀研究歷史,反省戰前日本的歷史學教育的作用,關心戰後世界的社會主義潮流,消除中國歷史停滯論的影響,按照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演變研究普世性的歷史發展規律,積極參預中國歷史分期及其社會性質的探討,為此,也重視從世界史角度劃一各個國家的歷史分期問題。
“歷史學研究會”所選擇的每年一度的大會專題一仍1937年以來之舊,1949年大會的專題是“世界史的基本法則”,旨在討論如何把亞洲各國各地區的歷史納入世界史的普遍規律之中。1950年的專題是“古代國家權力的諸階段”,1953年是“世界史中的亞洲”,1955年是“歷史和群眾”。總之,1950年代的日本的歷史學界盛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把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時大力批判停滯論,並以此作為預設而試圖將日本、中國等都納入世界一個模式,並就此準備討論中國的歷史分期。
正是在這一時刻,1947年11月,宇都宮清吉在《東光》第2號上發表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文章《東洋中世史的領域》,宇都宮在肯定內藤的歷史分期之同時,對內藤歷史分期體系中的不夠確切處提出意見。宇都宮的文章正好提供由頭,引出東京“歷研派”針對內藤說的蓄勢待發的質詢。
1948年,前田直典(1915-1949)在《歷史》雜誌第1卷第4號發表題為《東亞的古代之終結》的文章。前田在肯定內藤湖南是真正能夠洞察中國歷史的少有學者之同時,基於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依據他的老師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對內藤說的宋代近世說提出異議,進而對內藤說繼承者宇都宮清吉和宮崎市定做了尖銳批評。前田站在世界史的立場,把東亞各國的古代社會的下限和封建社會的上限放在9世紀前後,也就是說,中國的古代也在9世紀前後結束。這樣,由於唯物史觀的影響,中、日和東亞國家的歷史有了兩個“近代”,一是有如內藤,根據考察各國自身文化發展脈絡而判定的有“近代”因素的“近代”,一是以西方歷史普遍規律為參照系而判定的“近代”。
前田直典的文章揭開了二戰後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歷研派”和內藤派論爭的序幕。但是,前田直典不幸翌年逝世,沒有來得及展開他的宋代中世說的論證。他委託“歷史學研究會”編輯長石母田正代為完成他的學說。石母田在大戰末期1944年10月只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完成《中世的世界之形成》一書(刊行於1946年6月),享有盛譽,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加藤繁的大莊園制與周藤吉之的宋元時期佃戶制的實證研究,建立了宋代中世說,他的宋代中世等同於世界史普遍規律中的封建主義社會。就這樣,前田—石母田的宋代=中世=封建主義說出世,該說與內藤—宮崎的宋代=近世說形成對立。按照前田—石母田的論證,唐宋變革期不是轉向前近代的突破,而是建立在農奴依附地主的基礎上的封建社會的成立階段。對於前田-石母田說,仁井田陞沒有採納石母田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歷史發展道路不同的見解,而是從法制史上給前田說以雄辯的論證。仁井田在戰前刊行了《唐令拾遺》、《唐宋法律文書研究》、《支那身分法史》三部巨著,是日本的唐代法制史研究的泰斗。他依據周藤吉之的佃戶制研究的成果,從法制史、法社會學、共同體論等方面論證了宋代是中國中世封建主義時期。
在1950年代,日本研究日本史、東洋史、中國史的學者幾乎都捲入了論爭之中,商榷不限於東京和京都雙方,東京學者之間照樣有不同意見的熱烈爭執。激辯促進了對秦漢到唐宋時期深入的實證研究,對於中國宋代是中世的形成之始還是邁入了近世初期,也就是說,如何闡釋宋代爾後的時代性質,成了聚訟的焦點。這或許可以稱之為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唯物史觀派與文化史觀派的一場世紀性大辯論。
為了辨明唐宋之際究竟是中國古代和中世的分野,還是中世和近世的分野,日本學者空前深入地翻檢文獻史籍,對中國秦漢以來的社會性質、社會結構、良賤身份制、生產關係中的人身依附關係、專制體制等諸多關鍵問題進行了反復的檢討和多樣的詮釋。加藤繁的紮實的實證研究啟動歷史學家,讓他們看到內藤在經濟領域比較薄弱,持論尚欠謹嚴。雙方的詰難實際是相互啟發、相互補充。此外,內藤的古代說也是薄弱環節,因為他對中國古代與中世有何顯著差別,尤其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如何,幾乎沒有什麽交待。就是這樣,這場辯難以理論層次的闡釋和實證層次的考據開場,催生出來琳琅滿目的實證性論文和專著。有了這批翔實謹嚴、深入細緻的著述,辯論雙方逐步達成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重大變革的共識。每位參加辯難的學者各自提出各自的見解,這等於每個人都在發表各自的唐宋變革觀,內藤首倡的唐宋變革說到此化生為無數的唐宋變革論。與此同時,人們看清楚了,唐宋之間發生的變革大多是實質性的或結構性的變革,唐宋之間的差異既大於漢代與六朝之間的差異,也大於六朝與隋唐之間的差異。這一點,無待“歷研派”和“京都派”之間“交攻”的消歇,已不言自明,殆無置疑的餘地了。
1961年,“歷研派”的西嶋定生(1919-1998)刊出《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和構造》[108],西嶋放棄原來的秦漢帝國是豪族支配小農體制的意見,提出皇帝通過二十等爵制對人民建立“個別人身的支配”觀點。西嶋提出“個別人身的支配”說,可以看做是論爭重點的轉移。通過對作為世界史普遍規律的封建社會論的反省,學者開始意識到,不應該僅僅根據生產者的身分是奴隸還是農奴來爭辯時代性質,而應該更多地注意國家、農奴制與“個別人身支配”之間的實際關係。與此同時,學者也開始注意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區別,認真研究地主和佃戶、國家和農民兩種並存著的關係。簡言之,進入1960年代,專制國家論和小生產經營論日益受到重視。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這一辯論的盛世,佳作迭出,成績斐然[109]。但是,在交鋒過程中,學者遇到了方法論方面的困難。看來,在社會發展中,東方西方似乎有著不同的內在理路,歷史唯物論的普遍規律在運用到中國的時候,難於解決其中的很多具體問題。例如,從春秋到戰國,中國傳統史學的說法是從封建到郡縣,這在歷史唯物論謂之從奴隸制到封建制,於是,如何按照西方模式處理中國歷史上的“編戶齊民”的身分問題,則令人大為躊躇。又如,西歐政治概念上的封建制度和經濟概念上的領主制度很難應用於分析中國中世社會,因為中國中世與歐洲中世恰好相反:中國有的是西歐沒有的專制制度,缺的是歐洲存在的領主制度。
到了1970年代後半期,戰後日本崇尚理論的熱忱日益消退。經過辯難,人們看到,西方史學和社會學的“近代”是根據西歐社會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架構,將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並以此作為研究中國歷史分期的預設進行的東西比較一旦流於牽強,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亂的後果。具體說來,西方的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模式難以套用於中國,中國前近世資本主義萌芽的探討也證明不了中國會自發地邁入資本主義。
當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歷史學研究會”在年度大會上提出“地域和民眾”為大會主題的時候,表明學術風氣開始扭轉。“地域社會研究”近年在日本備受關注,可能是由於歐美開始流行區域研究的影響,特別是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從經濟地理學和社會人類學觀點出發而提出重層的地域區分論的影響。研究前近代地域社會的問題,實際上是研究國家與地域的關係問題,並且首先是研究與個體農業經營和個體手工業經營連鎖著的多層次再生產結構的問題[110]。就這一意義而言,研究地域社會比研究官僚制國家更為重要。研究地域社會的方案是森正夫在1981年中津川會議上提出的。該方案界定了構築中國帝制晚期的地域社會的四個框架:1,家庭和宗族網絡的血緣紐帶;2,經由經濟交換而調節的社會關係,所謂社會關係,從人身奴役、地主—佃戶關係到商業集團和城市社會,全都包括在內;3,士紳掌控的文化和倫常道德;4,國家及其在社會秩序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中的地位[111]。在這一方案的指導下,與過去研究明清社會或帝制晚期的自理結構(autonomous structure)相比,他們更重視考察明清社會的混雜結構(heterogeneous structure)。據萬志英(R. von Glahn)的判斷,前近代地域社會研究得自谷川道雄研究六朝時期的士大夫和共同體的啟示。森正夫派與谷川道雄相同,注重社會的諧調,而不只是階級的對抗。當然,地域社會研究派並不忽視經濟矛盾,相反,市場和商品交換的性質一直是他們的關注所在。他們注重的首要課題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當地方社會受到肌體之外的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侵襲的時候,社會關係如何改組。這一問題有多種答案。有的學者,如濱下武志、重田德認為,明末清初的市場經濟的增長腐蝕了共同體的團結,加劇了階級摩擦。斯波義信、夫馬進、森正夫、岸本美緒則認為,城市社團和各種新形式的交往合作的出現,使社會紐帶得到了加強,緩和了經濟的階層分化的種種緊張。這不禁使人想起五、六十年代的辯論,當時,谷川道雄看到共同體的和衷共濟的一面,東京派周藤吉之、仁井田陞等則認為,封建社會關係正因為包封在“共同體”之內纔得以持續,這恰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地域社會研究是五、六十年代論爭之後內藤說在時間、空間兩方面延展影響的例證。流風所及,1999年刊佈的日本唐代史研究會報告第VIII冊即以《東亞史上的國家與地域》為標題,《前言》中也強調了地域史、地域研究的重要。
學術風氣的轉變還表現在“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直接拋棄了內藤說,也丟開了後宋時期是封建社會的模式。他們考察從戰國時代到20世紀的全部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國家的興起和沒落,致力於發展一種能夠據以解釋中國走向近代的特殊的國家理論[112]。在他們看來,中國獨一無二的歷史是中國專制制度的獨特的產物,它的特徵是:1,在“國家領有”而非國家所有的情況下,很早就發展起來小土地農民經濟;2,有相對開放的農村社會,卻只有孱弱的公共性建置(weak communal institutions);3,通過公共行政機構的財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農村社會進行直接控制;4,存在一種由國家掌控的“地主居間制”(intermediate landlordism),這既預防了佃戶之從屬地主,也預防了土地所有權的完全轉讓[113]。所有這些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但是,專制國家達到鼎盛則是宋元明時期。對於中國經歷專制體制的發展道路,中村哲為了補救失效的模式而提出了兩個模型: 一是農耕共同體—父權家長奴隸制—封建農奴制,一是農耕共同體—國家奴隸制—國家農奴制。島居一康和渡邊信一郎便根據中村哲理論研究唐宋社會構成,把唐宋變革視為從國家奴隸制向國家農奴制的轉變。
“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們所從事的每項研究都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價值[114]。例如,他們注意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小生產經營方式,強調明末清初的“小商品生產”經濟的腐蝕效果,認為這既加速了專制國家的解體,又沒有催生出資本主義社會。正因為這樣,所以,20世紀的中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現代化方式——一個工業化的民族國家,卻明顯缺少市民社會的種種制度和代議制政府[115]。
對於戰後唐宋變革說所起的作用,寺地遵提出了審慎的評價。寺地遵的南宋政治史研究,和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一樣,是日本近年有代表性的成果。寺地指出,二戰之後日本研究宋代政治史之所以出現偏頗,其遠因在於唐宋變革說的“比較類型論”,以往重視宏觀的、靜態的、文本主義的制度史研究,不免脫離歷史實際,現在應該認識制度自身的複雜性,考察制度的變遷、地方化過程,以求貼近實際,認識制度背後的種種關係。無論如何,研究政治過程,應該深入細緻地具體考察哪些人是政治主體(actor),他們基於什麽樣的力量泉源,通過什麽樣的過程進行政治活動。研究政治活動力量的輸入和輸出的動態,也就是研究產生政治權力的過程,研究精英以及領導者的政治互動過程,研究特定政策的醞釀、決定、頒行的運作過程[116]。
以上語焉不詳地提及的各種理論——谷川道雄等主持的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的共同體論、森正夫等的地域社會論、中國史研究會的小經營生產方式論和專制國家論、寺地遵的動態研究論,都只是為了說明內藤的唐宋變革論,無論是被肯定還是受質疑,至今仍然發揮著直接間接的作用。關於1990年代以來對內藤的全面研究,見大谷敏夫[117]、真鍋俊一[118]、谷川道雄[119]的近著。

3. 3 美國學者有關唐宋轉型的見解
1969年,美國宋史奠基人之一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刊出他們合編的一本宋史英文論文選編,題目叫做《宋代中國的變化:是更新(renovation)呢? 還是創新(innovation)?》。編者在《導言》中說: “近年來,人們看到,歷史不是除了思維史之外,就僅只是展示一系列的政治鬥爭和軍事征服。這一觀念導致[美國]歷史學家對宋代採取了另一看法。歷史學家在日本漢學家的激發之下,開始把宋代看做中國史上的真正具有型塑作用的時期之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思維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大大有助於形成直到20世紀的中國的面貌。”[120]這一段話告訴我們,直到1960年代末,美國研究宋史的學者纔開始注意宋代的變化,此前則是把宋代看成積貧積弱,只有文學和哲學的朝代。編者將這本論文選編分為“總的評估”、“發展中的經濟”、“中央集權的政治”、“新儒學觀”四部分,選錄了二十餘篇論文摘要和若干書刊節錄。1955年宮川尚志在《遠東季刊》上發表的介紹“內藤假說”的英文文章被擇要錄入這一選編。從入選的不同觀點的文章看,當時還沒有人就內藤的唐宋變革論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涉及宋代變化的文章只有一篇,即芝加哥大學的柯睿格(E. A. Kracke)教授的《宋代社會:傳統之內的改變?》[121]此文指出中國的生活方式是經歷了積累性變化的,從10世紀到13世紀也發生了急速的深遠的變化(文章對這些變化做了扼要敍述),但是,變化的力量無法突破 “傳統”的牢籠,雖然面對活力十足的宋代商人和商業,“傳統”也不是什麽強大的障礙。
可能是由於有宮川尚志介紹“內藤假說”的英文文章的緣故,美國研究前近代中國史的學者多宗內藤說。大致說來,美國學者之中,研究前近代的,認為唐宋之際是從中古轉向近世的階段,跨越兩宋研究明清史的,則傾向於日本“歷研派”意見。至於美國宋史學界對唐宋變革論本身做出回應,則有待於1982年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發表《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轉型》一文[122]。郝若貝在1960年代從芝加哥大學轉到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他原來主攻宋代經濟史,所以,轉向研究宋代社會和宋代士大夫的社會流動這一課題用了十年的轉軌時間。
郝若貝的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面貌發生了絕大變化。在這一時段的前五百年內,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時期,人口和農業的變動顯著,乃至被有的學者形容為一次經濟上的革命[123],但是,在後續的幾百年內,為什麽物質進步的速率和其他各方面伴生的成就都不能與之比擬了呢? 郝若貝受到施堅雅農業中國發展兩大宏觀興衰周期論的啟示[124],試圖找到一種概念框架,用以解釋中國各個不同地域發展的內在動力。他論證,區域之間相對優勢的變化和整體上財富與人口的增長,不僅導致區際發展進程的變化,而且也對全國範圍的政治社會結構產生綜合影響。帝國內部高密度人口地區的擴散引發了行政上的困難,從而導致中央權威的下放,具體表現在“路”的出現和“縣”的獨立性的加強。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的官僚化進程即便不是倒退,也趨於停滯。過去壟斷著國家高級職位的半世襲的職業官僚階層日趨沒落,被地方性士紳家族所取代。於是,郝若貝質疑內藤的宋代發生了向君主獨裁制度的轉變的說法,就內藤的宋代君主成為絕對權力的主體、君權無限加強的說法提出駁議。他說:“皇帝君臨帝國所轄各個地區的直接行政權威實際被削弱了——306個府、州、軍、監的溝通渠道被化約為18個路。另一方面,皇帝直對御前重臣的地位得到了加強。”[125]另外,從江南經濟最發達的華南地區逐漸形成自在自存性的幾類大族考察,南宋的社會文化精英的志向和心態顯然與北宋的不同。北宋精英大多懷有報效朝廷、得君治國的抱負,因而不惜脫離故鄉。到了南宋,地域精英雖然不排除仍有躋身廟堂之志,但是紮根地方開始成為他們的主要選項。郝若貝注意考察兩宋之間士大夫的差異,這是他的貢獻。按,研究兩宋之際的延續和斷裂是一個重大課題。余英時先生的近年研究表明,到高、孝、光、寧時期,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進入余先生所說的“後王安石時代”,與神宗熙寧時期的型範相比已經發生了變異,但是,在這一變異時期,延續仍遠大與斷裂[126]。
韓明士(Robert P. Hymes)繼續郝若貝的工作,研究宋代政治社會精英在這一長期變革中的政治作為和社會作為[127]。他選定的個案研究對象是撫州地方士紳。他從考察撫州82家大族三百年的沿革著手,驗證其中可以認定的嫁娶情況,得出結論說,北宋通行跨越州域的婚姻,而南宋婚姻則多限於府州之內。郝—韓說(Hartwell-Hymes Hypothesis) 強調兩宋的精英起了變化,兩個時期的士大夫的心態和作為不同,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南宋則是地域精英的時代。簡言之,郝-韓說主張劃出北宋南宋之間的分野 (Northern Song-Southern Song divide),研究趨向主要是把握南宋和後世中國社會的連續性。誠然,唐代某些因素在北宋還有延續,例如,唐代後期商業的日趨活躍可以部分地理解為唐宋結構的成熟,可是,南宋也是明清社會許多因素的濫觴,因此,郝—韓說寧將北宋視為唐代的延長,也要把南宋和後宋時代密切相聯繫。郝—韓說對內藤說的修改主要在於重視兩宋之間的斷層甚於重視唐宋變革。
上文提到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會,無妨在這裏做一比較,中國史研究會強調專制國家論,郝—韓說恰恰相反,強調“大地方”、“小國家”。
1980年代起,美國學界普遍接受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型期的觀點[128],宋史領域佳作紛出,宋史研究成為美國研究前近代中國的最活潑領域。
關於最近十年來美國唐宋史學界對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的見解,包弼德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一文為我們做了全面而確切的表述[129]。包氏指出,在最近十年中,美國學者對8世紀中期到16世紀中期這一段中國歷史的理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新一代歷史學家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逐步提出不同於內藤的闡釋唐宋轉型的意見,顛覆了內藤說的一些重要內容。為了說明這一變化為什麽是根本的,包氏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標題作《傳統的闡釋》) 概述了內藤說論證唐宋變革的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政治史四方面內容。包氏隨即在文章的第二部分 (標題作《新的闡釋》) 緊承以上四個方面,介紹了198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指出的內藤說的錯誤。包氏指出,內藤唐宋變革說的核心是,在宋代,專制制度加強,平民力量“擡頭”。實際上,唐宋的社會轉型只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亦即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們逐步演變為“地方精英”的過程,而不是內藤所描繪的貴族門閥制的終結和“平民”的崛起的社會畫面[130]。
在這裏附帶一提,歐美史學近年流行“新社會史”(New Social History),中國“帝國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概念即由此而來,這一概念的提出影響及於中國前近代史的研究。“新社會史學”雖然仍舊研究帝制國家和統治著社會的階級,但是以研究非精英集團的作用為主要任務,也就是說,“新社會史學”將重心從研究士紳的領導權轉向研究權力的社會基礎——農民、雇傭、商人、城市社團、宗教結社等的作用。這一研究重心的移動,顯然已經對唐宋變革的研究發生了影響。

四、內藤史學的啟示

內藤湖南先生提出唐宋變革論將近百年了。內藤提出此說,反映的當然是他作為歷史學家的個人主觀判斷,但是,由於他的治學是採取增淵龍夫分析出來的“內在的理解”方式,也就是做到了深刻體驗過去,所以他的學說富於發明和創見[131]。可以說,內藤所強調的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的經驗對於瞭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長久的價值。在1492年地理大發現以前,中國和歐洲在較少聯繫的情況下,各自沿著各自的歷史道路前進。內藤根據原始材料所顯示的內在脈絡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呈現了中國史在某些方面的特殊面貌。今天,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仍然需要從中國的內在發展理路考察它的過去。從內在理路思考中國的歷史,是內藤先生開創的內藤史學對中國史研究的至大貢獻。百年來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在唐宋史研究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是我們從內藤先生治學得到的第一點啟示。
近年,海外學界研究中國前近代的歷史,除了撰寫傳統的史學著作之外,一批學者在檢討研究近代中國的模式,一批學者在把中國歷史納入世界歷史大敍事。
1984年,美國學者柯文(柯保安、Paul A. Cohen)發表了《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32]。2003年,柯文再刊出《鬆綁的中國: 展望研究中國的過去之演化中的前景》[133]。1989年,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刊出了《方法としての中國》[134]。1993-1995年,溝口雄三等編刊七卷本《在亞洲思考》[135]。這幾部著述都是從方法論上考察美日學者研究近代中國、評述研究近代中國的方法、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反思已經成型的研究範式的得失的重要成果。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前近代歷史的人來說,也具有莫大的方法論和史學史的參考意義。至於海外研究中國前近代史的情況,則有我國學者胡志宏做出了富有旨趣的介紹和評價[136]。
這些方法論和史學史著作提示我們,在整個世界日新月異的形勢下,研究中國歷史的論域視角日益多樣。在歐洲中心論已經過時的情況下,人類共同體說(William McNeill)、亞洲中心說 (Marshall Hodgson) 、近代世界體系說(Immanuel Wallerstein)、歐亞中心體系說(Janet Abu-Lughot)、依附理論(或譯“從屬理論”)和重估亞洲作用論(Andre Gunder Frank)等等,或論證東西交互影響,或論證亞洲一度曾為世界中心,都對1450或1492年以來歐洲霸權建立之前的亞洲形勢做了新的描述,並立足於世界史而研究個別地區和個別國家,對亞洲和中國的作用做出評價。“世界史再活性化”了[137]。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目前很多西方學者和華裔學者以15世紀以來的世界史為大背景考察前近代的中國歷史,形成近十年來的東西比較史熱潮。在美國,研究的趨向是重視15世紀以來中國經歷的外在影響,強調1500-1800年歐亞的相似性。在日本,新一代學者注意研究前近代的中國在亞洲經濟圈的作用,例如,研究東亞經濟史的濱下武志提出前近代朝貢貿易體系及其中間項“域圈”概念,也提出歐洲侵入之前的亞洲有了地域市場[138]。這造成一種新的學術生態:作局部的研究不能不通觀更大的空間和更長的時段,包括中國的前近代史正被綜合到新的時空維度之內。萬志英明確地說:“對中國的歷史學家,需要提醒中國史研究已經以哪些方式被納入世界史的敍事之中了。”[139]
無待贅言,比較中外的差異,“局外人(outsider)的視角”有其優勢或長處[140],比較中外,也有助於瞭解自我。但是,比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國自身發展脈絡的前後差異。因此,在異說紛陳的今天,更須要借鑒內藤的經驗,博采眾說,做出獨斷。這是我們從內藤先生治學得到的第二點啟示。
內藤的認真研究廣義文化,值得我們重視。在內藤看來,文化是唯一的實在。內藤強調中國文化的變革與傳承,歷史是文化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點上,內藤和與他生於同年的克羅奇(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之強調精神異曲同工。克羅奇同樣認為精神是唯一的實在,歷史是精神的發展過程。簡言之,返照歷史的,在內藤為文化,在克羅奇為精神。在我國,錢穆先生和他們的見解幾乎是一模一樣,錢穆先生也認為:“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141]“中國史之變動,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誤認為中國史自秦以下即絕少變動,其實皆由未嘗深究國史之內容,而輕率立言之故。”[142]內藤說的啟發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連續提出,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內在精神的演變和趨向做出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銘謝 草寫本文,承蒙陳慶浩博士、潘哲毅博士、朱麗雙女史代為搜集和複印資料,至為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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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此書未得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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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此文未得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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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誠《內藤史學にかんする私論》,《內藤湖南全集月報》11,東京:筑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附錄,1972年,1- 5頁。
石母田正《中世成立史の二三の問題》,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社會の史的究明》,青木書店,1949年;《石母田正著作集》第6卷,東京:岩波書店,1989年,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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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の領域》,《東光》第2號,1947年11月,24-32頁;1954年訂正本,收於氏著《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京都:弘文堂,1955年。漢譯文見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
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1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第2集,1994年。
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
大谷敏夫《内藤史学における中國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先刊於《他文化を受容するアジア》,和泉书院,2000年,再收於氏著《清代の政治と文化》,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編為第三部第一章。
大谷敏夫《湖南の中國文化论と政治论》,先刊於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再收於氏著《清代の政治と文化》,編為第三部第二章。
大澤正昭《唐末、五代政治史研究への一視點》,《東洋史研究》第31卷第4號,1973年。
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時期農業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
小川環樹《內藤湖南の學問とその生涯》,小川環樹責任編集《內藤湖南》(日本の名著41),東京:中央公論社,1971年。
小竹文夫《支那史の時代區分——現代支那の意義》,《支那研究》第44號,1937年,19-34頁。
貝塚茂樹《內藤湖南——開化した國民主義者》,《日本の思想家》第3卷,朝日新聞社,1975年。
貝塚茂樹《內藤史學の本質》,《內藤湖南全集月報》5,東京:筑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附錄,1970年,1- 4頁。
家賀榮治《內藤湖南の〈支那論〉について——その學問の基底的性格に觸れて》,家賀榮治《內藤湖南ノ─ト》,東方書店,1987年。
加藤繁《支那經濟史概說》,京都:弘文堂,1944年。
加藤繁《支那經濟史考證》上、下,東京:東洋文庫,1952年。
岸本美緒《時代區分論》,《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チ》,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15-36頁。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東京:青木書店,1976年。
小林義廣《內藤湖南の中國近世論と人物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05-326頁。
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の特色》,《岩波講座•世界歷史》9《中華の分裂と再生》,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305-326頁。
本文第1節標題為《問題之所在》,扼要介紹與宋代士大夫政治有關的《唐宋變革論現況》及《美國研究宋代史的新進展和本稿的課題》。
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0年。
收錄1966年至1987年已刊論文十二篇及新撰未刊文章兩篇。
佐竹靖彥等合編《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
佐竹靖彥執筆所寫的本書《總說》,論述日本宋元學界研究的課題。
斯波義信《北宋の社會經濟》,見池田温編《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2《三國~唐》。
島居一康《宋代稅政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
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國史の時代區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
周藤吉之《宋元時代の佃戶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44卷第10、11號,1933年。
周藤吉之《中國土地制度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4年初版,1965年再版。
周藤吉之《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
妹尾達彥《中華の分裂と再生》,《岩波講座•世界歷史》9《中華の分裂と再生》,3-82頁。
前言,一、多样性の出現 三~五世紀,二、普遍の創造 六~八世紀,三、國有の形成九~十三世紀,結語。
橘樸《社會改革思想に關する考察支那はどうなるか:内藤虎次郎氏の新支那論を讀む》,《满蒙》(Man Mō)V,Sept. 1925,再收於《支那思想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1939年。
谷川道雄《中國史の時代區分問題をめぐって——現時點からの省察》,《史林》第68卷第6號,1985年。
此文有高明士氏漢譯,見以上漢文參考書目高氏名下。
谷川道雄《日本におけ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の回顧》,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2號(魏晉隋唐專號),1992年。
谷川道雄編著《戰後日本の中國史論爭》,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
谷川道雄《中國史上の古代と中世——内藤湖南ヘの回歸》,《古代文化》第45號,古代学協會,1993年。
谷川道雄《内藤湖南と中國基層社會》,《史林》第83卷第2號,2000年1月。
谷川道雄《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序说》,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15-34頁。
歸納內藤湖南的思維構造的三方面:(一)歷史和現代、(二)中國和日本、(三)世界的未來圖和東洋文化。
谷川道雄《戰後の內藤湖南批判について——增淵龍夫の場合》,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64-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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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支那論》,東京:文會堂,1914年3月;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1976年。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初刊於《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唐宋時代研究號),1922年5月;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中之《東洋文化史研究》,1969年,111-119頁。漢譯文見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0-18頁。
內藤湖南《新支那論》,東京:博文堂,1924年9月;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1976年。
內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京都:弘文堂,1924年9月;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969年。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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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研究会《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 2001年。
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愛知大學文學論叢》IX,1954年,81-108頁。
內容為:緒論;一、中國近人の時代區分論;二、京都派の人人。又,內藤戊申續篇刊於《愛知大學文學論叢》XI,1955年,內容當是:三、歷研派の人人。很遺憾,續篇未得寓目。
內藤戊申《中國史の時代區分論展望:日本人の古代區分》,《史林》第41卷第1號,1958年,64-74頁。
中村哲《奴隸制•農奴制理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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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1980年補訂版。
西嶋定生《中國古代社會の構造的特質に關する問題點——中國史の時代區分論爭に寄せて》,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國史の時代區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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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未得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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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II)——内藤湖南の場合》,《思想》468,1963年,863-876頁;收於增淵氏《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
增淵龍夫《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再び内藤湖南の場合》,《成城大学經濟学部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0年;收於增淵氏《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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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東京:《リキエスタ》の會,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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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中公新書278),東京:中央公論社,1972年。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1950年;再刊於《アジア論考》上卷,朝日新聞社,1976年;又刊於《宮崎市定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92年;又收於《東洋における素樸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會》(東洋文庫508),東京:平凡社,1989年,179-321頁;又收於礪波護編《東洋的近世》(中公文庫705),東京:中央公論社,1999年,7-142頁。漢譯文見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53-241頁。
宮崎市定《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東洋史研究》第12卷第2號,1952年。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11卷,岩波書店,1992年;又收於礪波護編《東洋的近世》,170-219頁。
宮崎市定《內藤史學の真價》,《內藤湖南全集月報》3,東京:筑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附錄,1969年,5- 8頁。
宮崎市定《獨創的な支那學者內藤湖南博士》,宮崎氏《中國に學ぶ》,東京:朝日新聞社,1971年。
宮崎市定《部曲から佃戶へ——唐宋間社會變革の一面(上)、(下)》,《東洋史研究》第29卷第4號,1971年3月;第30卷第1號,1971年6月。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11卷,岩波書店,1992年。
宮崎市定《自跋集——東洋史學七十年》,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1991年10月至1994年2月,岩波書店刊行佐伯富、島田虔次、岩見宏、礪波護編集的《宮崎市定全集》(全24卷,別集1卷)。宮崎氏時已年逾九十,為自己的《全集》每一卷寫了跋文,本書即由彙編這些跋文,插補照片三十餘幀,並附以詳細的人名索引而成。關於本書的介紹,見礪波護先生附於書後的《解說》。
宮澤知之《中國專制國家財政の展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9《中華の分裂と再生》,1996年,287-304頁。
宮澤知之《宋代中國の國家と經濟——財政•市場•貨幣》,創文社,1998年。
柳田節子《宋代佃戶制の再檢討》,《歷史學研究》第395號,1973年。
柳田節子《宮崎史學と近世論》,《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歷史學の發達》上卷,1976年。
柳田節子《書評: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の再構成〉》,《東洋史研究》第43卷第2號,1984年。
山內昌之《世界史と日本史の可能性——近代日本人の見た歷史のリアリティ[reality]》,《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チ》,55-81頁。
吉川幸次郎《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東京:講談社,1976年。
葭森健介《中國史における貴族制研究に関する覺書》,《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第7號,1981年。
葭森健介《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246-276頁。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社會論》,東京:青木書店,1986年。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專制國家のイデオロギ》,校倉書房,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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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講學而無宗旨, 即有嘉言, 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2]John Lee《有關唐宋變革的近年英語著作:議題和趨向》(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o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ssues and Trends), 《國際中國學研究》第2輯, 漢城: 韓國中國學會, 1999年12月,“新世界”一語見於此文第365頁。引自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pp.300-329.
[3]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pp.538-539。此文摘要收於James T. C. Liu(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合編的Change in Sung Chin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69, pp.4-8。
[4]吉川幸次郎著、Burton Watson譯《宋詩概說》(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吉川依據內藤時代觀,論述宋詩時代背景及其與魏晉南北朝唐詩之不同。並請參看宮崎市定從景氣變動史觀所做的書評《吉川幸次郎著〈宋詩概說〉》,《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號,1963年。
[5]Tanigawa Michio,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1, 1987, pp.150-168.
[6]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廣島:溪水社,1988年。參見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序論》,京都: 同朋舍,1990年,18頁。對寺地遵的這一意見,小林義廣略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僅就《概觀的唐宋時代觀》、《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而言,寺地氏這一對唐宋間的變革模式化的批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謂允當,但是,取閱《支那近世史》第二章以下,對於中國社會從唐末到宋元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內藤還是做了很認真的追溯的。也就是說,正像寺地氏不得不說的那樣,以模式化方式處理唐宋間的變化,更大的責任似應歸於二戰以後的唐宋變革論。見小林義廣《內藤湖南の中國近世論と人物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 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313頁。
[7]包弼德撰、劉寧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0年,86頁。
[8]瞭解唐宋之間的差異,何者是同質的因襲和延續,何者為異質的突破或斷裂,需要微觀的考察和宏觀的評估。人們趨近一致的意見是,在唐宋之際,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民間信仰乃至對外關係等諸多方面確實呈現了許多變化。在這些歷史呈現中,在經濟方面,諸如租稅方面兩稅法的改革、農作技術的明顯改進、農業的進一步發達、水稻及茶等商品化作物的增長、燒瓷冶鐵等行業的長足進步,商業的繁榮取代律令制下的官市和關津貿易、貨幣流通的取代錢帛兼行、集市網絡支撐的城鎮的增多、大如華南小如蘇州撫州等大小社會經濟區域的形成、人口的激增、北方與南方在經濟重要性上的易位;在社會方面,四民社會層級的結構性鬆動、士大夫的場域流動及代際沉浮、地域社會和不同類型的精英的形成、多樣化的家族的出現、戶等的變化、官私賤民的人身依附關係的蛻變、鄉村制度和村落秩序的形成;在政治方面,世家貴族權勢的失墜、君主獨裁制的興起、君權相權互動之下的君主專制化、律令制的瓦解、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的消長、士大夫的文化主體意識和政治主體意識的形成、科舉官僚體制的壯大、黨爭等政治文化的變貌、職役法和胥吏制的出現;在文化方面,由於科舉制度和朝廷右文政策導致的學術昌明和門類多樣、從注重注疏到注重修身養性導致新儒學的形成、文學與藝術新體裁的出現、城市發展促成藝術趣味的轉變和庶民文娛活動的繁榮、應用科學和實用技術的顯著進步、印刷術的促進教育普及、羅盤的促進航海發展;凡此種種,有些雖有地域差別,但是,在時間上,莫不或前或後參差發軔於唐宋之際。或者說,宋代上述領域出現的新事物、新氣象,大多可以從唐代中期覓得端緒,驗得萌蘖。不僅這樣,在這些變化之中,有一些看來已經不像是王朝更替之後原來秩序的重新整合,也不像是傳統之內的變化(change in tradition),而應該是結構性範疇的變革。在這一點上,學者所持史觀(persuasions)或有不同,在局部問題上的估計或有出入,乃至於大有出入(例如對南宋以後江南農業發達程度的估計),但總體上看法趨近一致,至少在宋代中國既有更新(renovation)又有創新(innovation)這一點上取得了共識。可以說,在今天,唐宋變革說已被視為符合歷史實際的綜合判斷而為學界所接受。質言之,如果不涉及宋代是中國的中世還是近世這一時代性格的判斷問題,而單就唐宋之際曾經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點立論,似乎只有個別學者持審慎態度,而沒有哪位學者提出異議或相反意見。
[9]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0年;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這是相繼將“唐宋變革”直接納入標題的專著。在美國,有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此書為1997年6月5-11日以美國歷史學家為主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召開的中國史之宋元明變遷國際研討會部分論文合集。此外,1993年 2月13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就發起召開了“宋明變革”討論會。
[10]谷井俊仁立足於分析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論著,從考察交通的發展著眼,提出《明清近世論》。岸本美緒氏從世界史的共時性、明末清初讀書人的歷史觀等角度著眼,使用“近世”一語指稱明末清初以後的時期。參看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觀》,《古代文化》48.2,1996年2月號,55 [123]頁,同作者《時代區分論》五《明清知識人の時代觀》,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チ》,東京: 岩波書店,1998年,31-34頁。在日本研究明清時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中,近年顯示出按照“傳統―近代”兩個長時段進行研究社會史和重視明清時期變革的顯著傾向,見渡辺信一郎《時代區分論の可能性——唐宋变革期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48.2,1996年2月號,47 [115]頁。
[11]佐竹靖彥等合編《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6年,及佐竹靖彥為此書寫的《總說》,3-42頁。參見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54。
[12]關於宋代以後中國社會又陷於停滯的看法,見佐伯有一《日本の明清時代における研究商品生產評價をめぐって——その學說史的展望》,鈴木俊、西嶋定生合編《中國史の時代區分》,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257-258頁。參見Joshua A. Fogel (傅佛果),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4。西方很多學者, 如Arthur Wright(芮沃壽)、Endymion Wilkinson、Marius Jansen也有這樣的看法,見Fogel書,p.321, n.54。
[13]關於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貢獻,筆者的同窗師兄夏應元先生已有簡明扼要的歸納,請閱內藤湖南著、夏應元選編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編者前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2-5頁。更詳盡的介紹見錢婉約博士《內藤湖南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
[14]1907年10月,內藤湖南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講座講師,擔任東洋史學講座。根據松浦嘉三郎所作的《內藤先生京都大學講義目錄》,翌年(1908) 開設的課程是東洋史概論和清朝史。根據當時人們的回憶,內藤當時講授的東洋史概論是中國上古史。1909年昇任教授,多次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近世史等課。在學生記錄的講義中,在內藤湖南的不同時期的著作中,有關唐宋變革和宋代為近世的論述有詳略的不同。這表明,內藤的唐宋史觀有一個發展過程。
根據內藤的長子內藤乾吉的考證,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最早形諸文字是在1909年,見於內藤1909年講授中國近世史的講義的緒言:“近世史應從什麽時代開始,當說是宋代以後。”(《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後記》,527頁)。1909年學生聽課筆記的緒言部分全文,現收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內藤乾吉《後記》,527-530頁;參看吉川幸次郎編《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一書中《內藤湖南》章的內藤乾吉的有關發言,東京: 講談社,1976年,104-105頁。
1914年,內藤湖南在《支那論》一書的第一講《君主制乎?共和制乎?》的第一段落《支那の近世は何時に始まるか》,論證了宋代為中國近世,見《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308-309頁。其後,在1920學年度《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第一章《緒論•近世史的意義》,內藤對中國史做了全面分期。1921年,小島祐馬和內藤乾吉根據幾位聽講的學生的筆記,整理成為《中國上古史》,《緒言》中有中國史的時代區分。今天刊行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中的《中國近世史》,乃依據內藤湖南1925年的講課筆記整理而成。
[15]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初刊於《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 (唐宋時代研究號),1922年5月,1-12頁;再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中之《東洋文化史研究》,1969年,111-119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於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18頁。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和學生記錄的1920學年度《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第一章《緒論•近世史的意義》,如今都有了漢譯。前者即上述黃約瑟譯文;後者見《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323-334頁。比較兩者,可以看到兩文之間只是在文句表達上略有出入。至於作者為什麽單獨抽出他的講義《中國近世史》的《緒論》,換上了《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這樣一個有些奇怪的題目單獨刊出,看來是考慮《歷史與地理》雜誌該期為《唐宋時代研究[專]號》的緣故。
[16]“四庫全書の化物”是狩野直喜對內藤湖南學問淵博的評價,見狩野直喜追悼文《懷念內藤君》(《内藤君を偲んで》),《支那學》第7卷第3號,1934年。轉引自高木智見《內藤湖南の歷史認識とその背景》,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6頁。
[17]《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11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0頁。
[18]內藤的唐宋時代觀的扼要的歸納,如上文所述, 見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pp.538-539;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pp.195-199;池田溫編《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2《三國~唐》,東京:山川出版社,1996年,《補說》36《唐宋變革期》,513-515頁;並請參閱池田溫編同書413-414頁《隋•唐代前期文化概觀》一節中有關時代分期的論述;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69-72頁。
[19]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20]Miyakawa Hisayuki上引1955年論文。礪波護《今なぜ內藤湖南か》,內藤湖南先生顯彰會編《湖南》第17號,1997年;再收於《京洛の學風》,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188頁。
[21]陳寅恪《論韓愈》,原刊《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再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96頁。在中國,也是陳寅恪首先表彰了內藤的學問,參看池田溫《陳寅恪先生和日本》,《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125頁。
[22]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東京: 吉川弘文館,1988年,373-375頁,《明治維新史學研究的發展系統圖》,對我們今天瞭解當時的發達概況十分有用。
[23]《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11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0頁。
[24]《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8頁。
[25]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1-12 頁;《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5-6頁。
[26]內藤的“坤輿文明論”,很可能是受到西村天囚的影響。詳見小野泰《內藤湖南同時代——日本天職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130-132頁。附帶一提,王國維曾為西村天囚的日譯《琵琶記》寫過序,從王國維所寫的序看,王國維並不大瞭解西村的宋學等學問底細。
[27]鄭樵在《通志•總序》中揭出的“會通之旨”,備受內藤推崇,認為“單單以天子為中心,編纂歷代記錄,只不過是史料的整理,並非真正歷史。《漢書》以下的正史大體上都不脫史料之整理。鄭樵以‘通史’乃歷史本義,誠為卓見。”見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228頁。內藤贊同康有為的意見,認為“司馬遷之後,惟有鄭樵懂得歷史真諦”。同上,232頁。
[28]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0-11頁;《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4-5頁。
[29]《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5頁。
[30]內藤湖南《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08頁。
[31]增淵龍夫認為此處“有力的歷史學家”指的是原勝郎。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II)——内藤湖南の場合》,《思想》468,1963年,873頁;收於增淵氏《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 岩波書店,1983年;此處引文版本據增淵氏《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東京:《リキエスタ》の會,2001年,81-82頁。參見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p.169;葭森健介《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255-259頁。
[32]朝尾直弘《日本とはなにか》,此文是朝尾直弘編《日本の近世》第1卷《世界史のなかの近世》(東京: 中央公論社,1991年) 的第1章,21-24頁;參看葭森健介上引文《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255-259頁;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38。
[33]參看上注引葭森健介文,259頁。
[34]日本史上的應仁之亂發生在1467(應仁元年)-1477(文明九年)。室町幕府末期,兩派守護大名因為各自支持將軍的不同後嗣而兵戎相見,此後十一年間,戰亂相尋。戰事集中於爭奪京都,京都幾乎全毀於兵燹。從此,莊園制度瓦解,地方武士勢力坐大,新起的大名互相殺伐,開啟日本史上直到1568年長達百年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應仁之亂期間,公卿大夫 (公家) 避難於地方,導致文化向地方的普及。內藤認為,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的根本轉折。
[35]Peter Duus, “Whig History, Japanese Style: The Min’yūsha Historians and the Meiiji Restor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3 ( May 1974), pp.415-436.
[36]內藤湖南《應仁の亂に就いて》,《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30-131頁;儲元熹、卞鐵堅譯《談談應仁之亂》,《日本文化史研究》,166-167頁。
[37]神田喜一郎說: “對於中國人寫的中國古代史,內藤先生高度評價夏曾佑的歷史教科書。確實,我在京都大學念書的時候,也別無此類書,先生因為推崇夏氏的識見,總是勸勉我們一讀。”見神田喜一郎《“內藤先生とシナ古代史の研究”三題》,《內藤湖南全集月報》4,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附錄》,1969年,7-8頁;再收入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東京: 築摩書房,1983年,98頁。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87-88、99頁。
清末民初,梁啟超的新史學的發足和歷史觀的轉換來源於浮田和民等人的影響,對於這一點,現在人們已有清楚的認識。西方的歷史分期法,同樣也是通過日本歷史教本而影響中國的。夏曾佑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4年商務印書館刊,即1933年商務印書館更名再版的夏著《中國上古史》)、劉師培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冊,國學保存會光緒末年刊) 都參照了那珂通世、重野安繹等人著作,請參閱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第六節,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30-537頁。由於梁啟超、夏曾佑有關撰述的問世,中國史書的面貌為之一變,新體裁的中國通史首先分為古代、中世、近世等若干期,再分章分節來寫作。夏曾佑書沒有寫到唐朝以後,也就沒有涉及唐宋轉折問題。
當時,日本出版了大批東洋史和中國史的教本。東洋史這一名稱及其理念是內藤的同鄉也是他的先輩那珂通世創始的。在引入中國的諸多教本中,那珂通世的五卷本《支那通史》(1888-1890) 和桑原騭藏受W. Swinton,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影響而編寫的《中等教育東洋史》(1898年) 影響甚大,兩書均經羅振玉在上海主辦的東文學社印行。那珂書的刊行,引起了中國學界一定的震動。羅振玉在1899年介紹該書時慨歎說,我國歷史不出於國人之手,而有賴於他國之人,誠可恥也。羅氏此語為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所轉引,見故那珂通世博士功績紀念會刊《那珂通世遺書》,大日本圖書,1915年,27頁,此處轉引自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7;p.286, n.14。羅氏的這一感慨早於陳寅恪《北大學院己巳[1929]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中同樣感慨“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三十年。
桑原的《中等教育東洋史》出版後,經桑原原來在東大的同學、時任教於東文學社的藤田豐八的推薦,很快就有了東文學社學生樊炳卿的漢譯本。樊炳卿在東文學社的同窗王國維奉藤田老師之命為漢譯本撰寫了序文,王國維此序見陳鴻祥先生撰《王國維年譜》附錄二所收佚文,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12月,356-357頁。桑原的《中等教育東洋史》漢譯本更名《東洋史要》(後改名《支那史要》),由羅振玉題簽,於翌年(1899年) 出版。
爾後到1906年,不出8年,桑原此書又有了3個漢譯本,見周予同上引文,568頁,第39注。當時,這一現象並不稀奇,日文新書一出,往往即時就有幾個漢譯本湧現。正如梁啟超所說,1898年戊戌政變後,繼以1900年庚子拳亂,清室日衰,國難孔亟。“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日本近在鄰境,赴者尤眾。壬寅癸卯 (1903-1904) 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的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想的輸入,如火如荼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29節)。桑原書對中國史學的時代分期很有影響。據傅斯年1918年的見證,中國“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譯桑原氏為准,未見有變其綱者”。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第3冊,臺北: 聯經,1980年;雷頤點校傅斯年史學文輯《史學方法導論》,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53、54頁。傅氏所寫《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就是專門與桑原的分期法商榷的。
[38]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200.
[39]丹羽正義《內藤先生》,《內藤湖南全集月報》4,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附錄》,1969年,1- 4頁。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 為德國新康德學派的西南學派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的接班人。
[40]有關明治初期日本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盛況,請參看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學之成立》第九章《明治初期的歷史教科書和明治維新》,《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274-290頁。
[41]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愛知大學文學論叢》IX,1954年,99頁,106頁注6;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p.536。內藤為這部與弟子共同編寫的《新制中等東洋史》(京都:永澤金港堂刊,1931年)執筆寫了《緒言》,其中列舉三點: 一,“歷史教育不在使[年少讀者]單單記憶各個時代發生的一個一個的連續事件,而在使之如實認識由於多數民族的綜合所形成的人類生命的經歷”,俾年少讀者一讀本書而領會歷史要諦。二,四十年來東洋史學進步顯著,“本書至少是建立在東洋史最新研究基礎之上,就這一點而言,自信經過了認真的準備”。三,“本書初稿由先前隨我講筵聽課、領會東洋史精神最為完整的現姬路高等學校教授丹羽正義君執筆,繼由我與丹羽君再三討論,增刪潤色而成”。此《新制中等東洋史•緒言》全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320頁。後丹羽正義赴歐遊學,內藤親筆擬函,將丹羽推薦給伯希和與馬伯樂。兩函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266頁。函中盛讚丹羽的學識,稱道丹羽精究遷固以下直至章學誠的史學義法,對泰西學者之說持故成理。
[42]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106頁。
[43]丹羽正義《歷史學概論》,1923年, 227-232頁。此據內藤戊申上引文99頁轉引。
[44]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45]內藤湖南《日本美術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3卷,394頁。
[46]“波のうねりの如く間歇的に來り”。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1頁。夏應元譯《中國史通論》上冊,5頁。
[47]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盡心》章下。
[48]內藤湖南《支那論》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306頁。
[49]內藤湖南《倫理の学》,《內藤湖南全集》第1卷,297-298頁。
[50]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51]內藤湖南《支那改革說の二時期》,《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232頁。
[52]關於中國史上貴族政治之走向君主專制的論證,詳見內藤湖南《支那論》第一講《君主制乎? 共和制乎?》,《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08-325頁;關於中國史上與齊民百姓直接相關的各種勢力如父老、鄉官、鄉紳的簡述,見同書,325-329頁。
[53]1883-1885年,內藤18-20歲,就讀故鄉秋田師範學校兩年。師範生畢業後有在小學服務兩年的義務,內藤曾任北秋田郡綴子村小學首席訓導(相當於小學校長)兩年。在任首席訓導期間,內藤於史籍之外讀過佛經。在此期間,他還幾次讀過讓•雅格•盧梭的《民約論》日譯本。參看溝上瑛《內藤湖南》,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 大修館,1992年,57頁。
[54]1907年10月16日,內藤湖南正式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講座講師,擔任東洋史學講座,時年42歲。由於當時講究學院資格,而他是一位並無高等學歷可陳的人物,他在受聘京大教職上頗經歷了一番周折。幸而學術實力、名望具在,並靠大學文科長狩野亨吉的保薦和折衝,他終於得到京大聘任。內藤就職京大兩年後,1909年9月昇任京大文科大學教授,時年44歲。一年後,經大學總長推薦,獲得文學博士。1926年 4月,任帝國學士院會員。1926年,內藤依例自京大退休,但任課到1930年。
[55]內藤湖南口述、次子耕次郎筆受《我が少年時代の回顧》,《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699-714頁。虎次郎得名的由來,一是生於寅年;二是父親內藤十灣景仰“安政大獄”的遇害志士吉田松陰(1830—1859),松陰通稱寅次郎(虎次郎和寅次郎在日語中讀法沒有區別,都是torajirō),十灣屬望於自己的兒子異日有所作為,也一如往年的吉田松陰。內藤湖南本人也寫道:“生平吾仰慕吉田松陰之為人,寓居之坐間,懸以松陰的書字。”(《梁啟超が政變論を讀む》,《全集》第2卷,538頁)。內藤湖南字炳卿,取義如下:《易•革》九五爻:“大人虎變,未佔有孚,其文炳也。”孔穎達疏:“‘其文炳’者,意取文章炳著也。”他的號作湖南,以其出生地毛馬內位於十和田湖之南的緣故。參看礪波護《內藤湖南》,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68頁。在德川時代,內藤家是世代仕於舊南部(Nambu)藩的重臣毛馬內館主櫻庭家的低級武士。江戶時代的武士正在經歷著蛻變過程。這一低級武士家族傳到虎次郎的祖父天爵和父親十灣,已經成為儒者。
[56]在近代,中日辦報均受西方影響,情況頗為相似。自王韜從1853年(咸豐三年)在香港刊行《遐邇貫珍》月刊以來,傳教士相繼在上海等地刊行多種月刊,繼之以報紙,如《字林西報》。鑒於西報的是非倒置,王韜決意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自行創刊《循環日報》。這是中國最早的由中國人自己經營、自己任主筆的報紙。他在報上發表的論說的精華結集為《弢園文錄外編》,1883年(光緒九年)刊行。同年,容閎也在上海創刊《彙報》。此後的梁啟超、章太炎、嚴復、汪康年的辦報,動機或有不同,但意在啟發民智則無二致。
[57]張灝《思想的轉變和改革運動》,《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8頁。
[58]1887年,內藤為佛教思想家和宗教活動家大內青巒居士主辦的佛教刊物《明教新誌》、《萬報一覽》、《大同新報》擔任編輯工作。1890年9月,入《三河新聞》社為記者,踏出從事新聞記者事業的第一步。自1890年12月到1893年1月,任“政教社”發行的雜誌《日本人》(繼而更名為《亞細亞》)的編輯。1893年初再入新聞界,任《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三年,為高橋健三所倚重。1987年,入《臺灣日報》社,留臺灣八閱月。1898年返回東京,為《萬朝報》主筆。1900年,再入《大阪朝日新聞》社,擔任論說。1900-1906年,他是《大阪新聞》社成員之一。在《萬朝報》任職期間,內藤與田岡嶺雲、幸德秋水、內村鑒三、堺利彥等為同僚。
[59]屢為捉刀代筆的“操觚界的輿論導向人物”(opinion leader)有大內青巒、政教社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高橋健三等。
[60]例如《明教新誌》的大內青巒,任《秋田日報》主筆時期的犬養毅,“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高橋健三,《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的陸羯南,“國民之友社”的德富蘇峰。在這些人物中,三宅雪嶺、陸羯南、德富蘇峰是明治中期的輿論界領袖。
[61]例如,民權主義史學家竹越與三郎的《支那論》,民友社,1894年。若干書名為《支那論》的著述,見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內藤湖南の世界》,140頁。
[62]岡倉天心,東京美術學校校長。不耐歐化之風勁吹,辭去美校校長之職,與志同道合者創設日本美術院,大力鼓吹日本藝術的“再國民化”。由於美術院經營不善,失意而出走印度,浪跡印度期間喊出“アジアは一なり”(Asiatic unity、“亞洲一體”)的口號。岡倉天心在英國女學者Nivedita (M. E. Noble) 協助之下於1903年刊出英語本《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London: John Marray,1904;法譯本Les idéaux de l’Orient: Le réveil du Japon,traduction de Jenny Serruys,préface de Auguste Gérard,Paris: Payot,1917),開篇第一句話是“亞洲一體”(アジアは一つである)。到了1938年,津田左右吉發表的文章的標題是《亞洲並非一體》(《アジアは一つではない》),顯然是針對岡倉的口號。津田意在運用批判意識和理性思維,建立獨特的日本民族形象。
[63]例如,津田左右吉 (1873-1961) 有關“中國思想與日本人的真實生活無大關係”(……支那思想が日本人の実生活にはさしたる関係が無かつた……) 的論述,見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260-265頁。茲據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11-12頁轉引。
[64]關於近代日本如何構築“東洋”概念和“東洋史”,見Stefan Tanakade專著論述: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65]增淵龍夫上引書,55頁。
[66]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其の一)、(其の二),《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4、18頁;儲元熹、卞鐵堅譯《何謂日本文化》(一),《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7年,7、10頁。
[67]小川環樹 《內藤湖南の學問とその生涯》,收於小川環樹責任編集《內藤湖南》,東京: 中央公論社,1971年,37頁。
[68]內藤湖南《日本上古の狀態》,《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23頁;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上古的狀態》,《日本文化史研究》,15頁。
[69]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其の二),《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9頁;儲元熹、卞鐵堅譯《何謂日本文化》(二),《日本文化史研究》,11頁。參看內藤湖南《唐代の文化と天平文化》,《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79-181頁;儲元熹、卞鐵堅譯《唐代文化和天平文化》,《日本文化史研究》,61-62頁。
[70]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9頁;夏應元譯,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冊,3 頁。關於內藤的文化史觀及其文化的內涵有廣義、狹義的不同,參看夏應元《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2期,3頁;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序言,p.xxii , p.285, n.8。
[71]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0頁;夏應元譯,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冊,4 頁。
[72]內藤湖南《所謂日本の天職》(明治二七年/1894稿),載《燕山楚水》,《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133頁。
[73]《哭文芸閣》最先發表於1904年10月7日的《大阪朝日新聞》,再刊於《書論》第13號,1978年秋季號,《內藤湖南全集補遺》,154頁。內藤湖南與文廷式交往的記載,散見於《燕山楚水》,《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內藤致文廷式的書信見於《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參看神田喜一郎《內藤湖南先生と文廷式》,《圖書》第360號,1979年,32-37頁;劉方撰,高田時雄譯《文廷式と日本》,《月刊しにか》第2卷第13號,大修館,1991年,83-87頁。
[74]錢婉約博士已將他來中國的時間、經由城市和活動情況列為表格,見錢婉約《內藤湖南的中國行——“內藤湖南與中國”初論》,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1998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此文中作來華九次;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69-71頁作來華十次,內藤1934年抱病出席偽滿洲國的日滿文化協會成立大會,是他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訪華之行。
[75]旅歐(1924年7月-1925年2月) 行程見內藤氏《航歐日記》,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474-506頁;參看礪波護《內藤湖南の歐洲紀行》,《湖南》第22號,2003年。
[76]貝塚茂樹《內藤史學の本質》,《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附錄《月報》5,3頁。
[77]在日本大正時期 (1912-1925),持中日“並非他人”的同胞論的山路愛山,民本主義者吉野造作,國家主義者北一輝(1883-1937)、矢野仁一相繼刊出各自的支那論。參看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內藤湖南の世界》,138-141頁;關於內藤和山路愛山的意見分歧,見增井經夫《內藤湖南と山路愛山》,刊於竹內好、橋川文三合編《近代日本中國》,東京: 朝日新聞社,1974年。
[78]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清朝衰亡論》,內藤湖南著、夏應元選編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下冊,721頁。
[79]參看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青木書店,1976年,涉及學者與現實政治的關係的事例,全書隨處可見;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第6節,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202-208頁。
[80]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第2卷第1期,1934年,155頁。
[81]內藤湖南《應仁の亂に就いて》,《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32頁;儲元熹、卞鐵堅譯《談談應仁之亂》,《日本文化史研究》,168頁。
[82]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序言,p.xxiv.
[83]同上序言, p.xxi,p.210.
[84]渡邊信一郎《時代區分論の可能性——唐宋变革期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第48卷第2號,1996年,50 [118] 頁。
[85]大谷敏夫《湖南の中國文化論と政治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73-104頁,特別是73-74頁;再收於氏著《清代の政治と文化》,京都: 朋友書店,2002年,改編為第三部第二章《内藤史学における中國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291-228頁,請一併參看。
[86]野原四郎《內藤湖南支那論批判》,《中國評論》第1卷第4號,1946年,35-42頁。參看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 pp.190-192。
[87]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加賀榮治《內藤湖南》,東方書店,1987年;谷川道雄《戰後の內藤湖南批判について——增淵龍夫の場合》,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64-391頁。
[88]池田誠《內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論》,《立命館法學》第39.40合併號,1961年,285-327頁;又《辛亥革命と內藤湖南》,《現代中國》第37號,1962年,86-94頁;又《內藤湖南の袁世凱論》,《立命館法學》第44號,1963年,491-523頁;又《內藤湖南の國民的使命觀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13號,1963年,52-92頁;又《內藤史學にかんする私論》,《內藤湖南全集月報》11,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附錄》,1972年,1-5頁。
[89]池田誠《內藤湖南の國民的使命觀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54 頁,轉引自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195頁。
[90]池田誠《內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論》,304、307頁。參看寺地遵上注引文,195頁。
[91]國民主義一語,是頗為複雜的概念。據丸山真男,國民主義包涵三種意義,即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和國家主義 (《政治學事典》1031-1035頁,《ナショナリズム》條)。轉引自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209頁,注3。
[92]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の獨立》,《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24-129頁;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文化的獨立》,《日本文化史研究》,146-150頁。
[93]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xxiv.
[94]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71頁,注8。
[95]前田直典《古代東亞的終結》,《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41頁。
[96]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の特色》,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9《中華の分裂と再生》,東京: 岩波書店,1999年,305頁。“考察這一時代的坐標軸”一語的語義可能是唐代在時間軸上規範了宋代變革的大前提,宋代在空間軸上具體改變了唐代的規範。
[97]宮崎市定《前言》,《東洋的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1950年;再刊於《アジア論考》上卷,朝日新聞社,1976年;又刊於《宮崎市定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50年,1992年;《東洋的近世》的漢譯文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53-241頁。很遺憾,漢譯本缺了原作的這一《前言》。
[98]礪波護、間野英二《宮崎市定》,《京大東洋学の百年》,235頁。
[99]福原啟郎《內藤湖南の中世貴族成立の論理——“支那中古の文化”の分析を通して》,《內藤湖南の世界》,277-304頁。
[100]周一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序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6頁。
[101]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溫、菊池英夫、佐竹靖彥合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の基本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7年。
[102]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的領域》,《東光》第2號,1947年;《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32頁。二次世界大戰後,京都弘文堂為消除帶有蔑稱意味的字眼“支那”,將它一直為京都大學支那學社刊行的同仁刊物《支那學》改名為《東光》。
[103]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52-53.
[104]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維の挫折》,東京:築摩書房,1949年。參看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40。
[105]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宋元專號),1991年,197頁。
[106]濱口重國《中國史上古代社會問題札記》,《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91-92頁。
[107]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弁言》,v-vi頁。
[108]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東京大學出版會,1961年。
[109]谷川道雄撰、高明士譯《中國史時代區分問題——由現在的情況來省察》,初刊《大陸雜誌》第73卷5期,1986年;再收於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書局,修訂四版,1996年,117-138頁。請一併參看高明士此書的第一篇《日本對中國史研究的新進展》,19-116頁。宮澤知之撰、游彪摘譯《唐宋社會變革論》,譯自谷川道雄編《戰後日本の中國史論爭》第五章,刊於《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
[110]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 同朋社,1990年,《序論》,10頁。
[111]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52-53.
[112]中村哲編《奴隸制•農奴制理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の再構成——國家と農民》,文理閣,1983年;足立啟二《封建制と中國の專制國家》,《歷史評論》第464號,1988年,89-93頁;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專制國家と社會統合——中國史像の再構成II》,文理閣,1990年;中村哲編《東アジア專制國家と社會經濟》,東京: 青木書店,1993年;中村哲《中國前近代史理論の再構成》,收於中村哲編《東アジア專制國家と社會經濟》,15-50頁;中村哲編《東アジア資本主義の形成》,東京: 青木書店,1994年。參看該書53頁。
[113]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53.
[114]丸橋充拓《“唐宋變革”史の近況から》,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1號,2001年,149-169頁。
[115]足立啟二《專制國家史論——中國史から世界史へ》,東京: 柏書房,1998年。
[116]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廣島:溪水社,1988年;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191-210頁。
[117]大谷敏夫《内藤史学における中國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先刊《他文化を受容するアジア》,和泉书院,2000年;再收於氏著《清代の政治と文化》,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編為第三部第一章,特別請參看185-188頁有關1990年代和最近中國對內藤的研究部分。
[118]真鍋俊一《內藤湖南先生との出會い——政治と文化の接點として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問題を中心に》,《湖南》第17號,1997年。
[119]谷川道雄《序說》,《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15-34頁。
[120]James T. C. Liu and Peter J. Golas eds., Change in Sung China,Lexington,Mass.: D. C. Heath and Co.,1969,pp.4-8.
[121]E. A.Kracke Jr.,“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August 1955,pp.479-488.
[122]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 pp.365-442.
[123]Mark Elvin (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pe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13-199; Robert M. Hartwell,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6 A.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1962, pp.153-162.
[124]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1-28.施堅雅研究中國帝制晚期 (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 地域社會,並用研究的成果回顧唐宋變革時期,即運用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形態產生的理論上溯考察宋代。他認為,由於前近代中國區域興衰周期的作用,從唐代到清代,人口劇增,可是政府結構和人員卻沒有相應的增加,帶來政府機能衰落和控制力的下降。參看施堅雅“美國亞洲學會”主席就職演說“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4.2, 1985, pp.271-292。參看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45-46。
[125]Robert M. Hartwell上引文,404頁。
[126]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北京: 三聯書店,2004年,8-9、15頁。
[127]Robert P.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128]Golas說:“唐宋構成中國歷史上的分水嶺,已無須在此多做引述。持迥不相同的歷史觀的學者對此普遍接受,沒有異議。”Peter J.Golas, “Rural China in the So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2 (Feb. 1980), p.291.
[129]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63-87頁。
[130]同上,72-75頁。
[131]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58-59頁。
[132]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1997年第二版。Cohen氏二版新序“Revisiting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重審〈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略加修改再刊於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p.185-199。
[133]Paul A. Cohen,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案此書收入著者摘錄本人已刊著作的章節、訂正的緒言和結論、新序等凡八篇。
[134]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年,1990年再版,1994年三次印刷。李甦平等漢譯本名《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也有學者如孫歌建議書名譯作《在中國尋找走向世界之路》。
[135]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七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1995年。
[136]胡志宏《西方中國古代史研究導論》,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2年。
[137]濱下武志《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國際政治》第82號,1986年;P. Cohen,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pp.7-8.
[138]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チ》,4頁。
[139] “Moreover,historians of China need to be reminded of the ways in which Chinese history has become incorporated into narratives of world history”,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37.
[140]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p.194.
[141]錢穆《略論治史方法》,收於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6月,156頁。
[142]同上,160頁。

原刊于《唐研究》第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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