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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5-24

试论明代中国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摘要:15世纪至16世纪之交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先后来到世界东方,各地区间封闭状态被打破,明朝遇到了如何应对即将急剧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的问题。明朝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措施,主要者应包括四项:迅速调查西欧殖民者的情况、努力发展本国的对外贾易、积极学习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大力发展能与西欧殖民者相杭衡的国防力量。而明朝在这几方面做得有正有误,消极和积极的两种表现大体平衡。这使其时中国的发展速度低于西欧殖民者,国力对比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演变。只是由于明朝土广民众、原有国力相当强大,其综合国力直至该朝灭亡也没达到小于西欧殖民者的地步。后来清朝发展了明朝以上四个措施的消极面,加速了中国的衰弱。明朝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地理大发现后,各国必须在全球性的国际交往中应对得法,才能使之进免被动,保持富强;而时刻注意即将发生深刻影响的新动向,才能保证应对得法。

关键词:明代中国;西欧殖民者;应对措施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明朝的国际处境与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考察其如何认识和对待其时的西欧殖民者东来问题,是对其进行科学评价的重要方面,对于后人也可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在15世纪以前,世界各国间虽有飘洋过海的洲际远距离的相互交往,但这些交往并非是经常性的,而且一直没有实现所有大陆间的顺畅通航。因而各个国家大体是在海洋的限隔下,按地区处于相互分割的封闭状态,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国际交往大体局限于所在的地区。但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由于人类已经掌握了征服海洋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如地为圆形的地学知识、保证海上定向航行的天文定位知识、能够抵御海上风暴的坚固船只的制造技术、在复杂情况下得以安全航行的驾船术以及其他航海经验等,加之西欧滨洋沿海的地理环境早已培养了其居民较强的通过征服海洋向外发展以获取利益的习性,而其时的欧洲又是小国林立、竞争激烈,各国在本地区获取利益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关于世界的东方极其富裕的传说又在欧洲广为流传,于是发生了西欧人纷纷乘船渡海探求通往世界东方之路的活动。

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到150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先后发现了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等岛屿,当时误认为发现了印度。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了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 1499年一1504年,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谱齐曾多次航行到南美洲北岸,确认为一新大陆,后来就把南、北美洲称为亚美利加。1519年9月一1522年9月麦哲伦率领的探险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

从此世界海上航路大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殖民者先后飘洋过海来到世界的东方,各地区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国与国的交往再也不是大体局限于本地区的范围,而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有可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与位于地球上其他某个地区的某个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就是从此之后,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必须面对如何认识与对待全球性的国际交往问题。当时,明朝就遇上了必须面对如何认识与对待全球性国际交往的问题,其具体面对的从长远讲最为重要的全球性国际交往,主要实为与西欧殖民者的交往,更确切地说,是在西欧殖民者以咄咄逼人之势东来搜求财富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之以使自己避免处于不利地位,保护住自己的权益。仅就明朝时期来讲,这个问题并不十分迫切。因为历史上的自他国搜求财富,主要采用两类办法,一是强力掠夺,二是商业贸易,西欧殖民者也不例外,而明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大国,其生产力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成就、综合国力以至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与西来各国相比都不逊色,甚至更为先进,至多是在某些领域互有短长,这使西欧殖民者的两类搜求财富的办法,皆在对付中国中基本失灵。

这时西欧传教士到达其他国家(如美洲的国家)后,由于那些国家处于落后状况、实力弱小,即在那里采用强迫传教的方式,迫使当地人一切遵从欧洲的习惯和办法行事,甚至强力集中当地儿童,使之与外界隔绝,完全按照欧洲人的样式生活,连说话也要改用欧洲的语言。但对于中国,他们则另用适应当地情况的灵活传教方式,不是要求中国人欧洲化,而是反过来他们主动中国化一学中国语,穿中国服,读中国书,力求与中国人达成一片,热心传授西方先进于中国的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甚至尽量用中国儒家经典中现成的词语翻译基督教的著作、允许中国教徒保留某些与基督教教义中非根本部分并不一致的习俗。这种适应当地情况的灵活传教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可称之为委曲求全。他们为什么这样委曲求全?不言而喻,中国实力太大,使之不得不如此。中国实力之太大,不仅影响了西欧人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影响了西欧殖民者在中国用强力掠夺方式搜求财富的效果。环顾当时的世界,西欧殖民者已用武力征服了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从而实现了对这些国家财富的肆意掠夺,而在中国,他们除了在沿海骚扰并屡遭驱逐之外,并未能实现藉助武力侵人明朝内地,以大肆掠夺中国财富的愿望。西欧殖民者通过贸易从明朝搜求财富的目的也实现得不顺利,甚至可说遭到很大挫折。当时的欧洲在生产技术上并不比中国高明,他们拿不出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制品以与中国人交换,而中国非常精美的丝织和陶瓷制品等,都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口欧洲,从而使中国在与欧洲人的相互贸易中,总是处于顺差之势,为了弥补差价,欧洲人只好拿出大量贵金属货币——银元交给中国人。明末海澄月港一船船的银元的不断进口,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1]。

但是,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想到明朝以后,那么明朝如何应对西欧殖民者东来搜求财富的问题,就是不得不立即考虑的了。

注重自国外搜求财富,在历史上是一条富国、强国的捷径。这种办法只要行得通,就可增加本国的财富。这些国家进行的对外通商贸易,必然对本国的生产提出扩大规模、革新技术的要求,以满足输出交换的需要,并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利润率,这就使本国生产水平的提升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拉动力。这些国家在从国外搜求财富时,为了保证强力掠夺他国获得成功,为了保护本国的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安全,又对改进本国的武器、提高本国军队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这又使本国武力的提升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拉动力。革新生产技术、改进武器,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注重自国外搜求财富的国家,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往往是比较迅速的。由于注重自国外搜求财富,有利于富国、强国,这种自国外搜求财富的范围搞得越大,其富国强国的作用就会越显著,并且见效越迅速。

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后西欧殖民者自国外搜求财富的活动,范围扩大至全世界,大得远非此前限于相对封闭隔绝的各个地区的同类活动所可以比拟,这样,其富国、强国的作用,也就会空前增大,并且见效空前迅速,要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国力就会强大得将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于是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都将处在它们的极大威胁之中,可见,早在明代西欧殖民者刚刚东来尚未充分强大起来时,中国就应早作准备,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避免人强我弱局面的出现。然而考察其时明朝的表现,却是有正有误,而误处不可忽视。

面对即将急剧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明朝正确的应对措施应是什么呢?主要的应有如下几项:一是迅速弄清西欧殖民者的来历,弄清其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弄清其飘洋过海到东方和世界各地的目的,进而分析、预测其向外搜寻财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从而提高在战略
上准备抵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的自觉性;二是从道义上讲,虽不可效法西欧殖民者的强力掠夺,但要效法其发展海外贸易,借以分享海外贸易增殖国家财富的益处和其他益处;三是积极全面学习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内容,取长补短,使提高国力得到坚实的保障;四是加强国防力量,特别是要大力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防止武力落后于西欧殖民者。

对于上述几项应对措施,明朝可说是程度不同地全采取了,可是,哪一项也谈不上做得十分理想,不可挑剔。
关于了解西欧殖民者的各项情况,明朝可以说进行得很不充分。凡是遇到与西欧殖民者有关的事端,明朝免不了要向其人查问来历等情况,或者查阅中国文献,寻找有无有关记载,但基本上仅限于此。日本在17世纪上半叶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传教后,始终没有忘记了解海外各国尤其是欧洲的动态,其江户幕府要求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每年提供一次《荷兰风说书》,其中所记即以荷兰商馆长及荷兰商船人员所提供的欧洲各国的动态为重点,现存的这种《荷兰风说书》,高达184个年份[2](p.162)。这反映了日本对了解西欧殖民者情况的积极态度。而明朝始终没有类似的举动。另外,明朝更没有派人到欧洲去考察。因此,直至明朝灭亡,其关于西欧各国的知识,仅限于来华欧洲人的自我介绍,停滞在不甚了了的阶段。清代雍正、乾隆时成书的《明史》,竟称西班牙、葡萄牙为“佛郎机”,其地理位置“近满刺加”,这种糊里糊涂的无知状况,既反映了清代对了解西欧殖民者国情的忽视,也说明了明朝在这一方面的严重欠缺。

关于效法西欧殖民者发展海外贸易,明朝政府做到了有限度地容许私人海外贸易自发进行,而没有主动予以帮助。如所周知,明朝中期以前官府屡下禁海令,不许私人经营海外贸易,其盛行者仅为官府控制的厚往薄来的赔钱买卖—朝贡贸易。明中期以后,朝贡贸易因西欧殖民者东来的冲击而衰落,民间海外走私贸易发展起来,至隆庆年间,官府通过开放海澄月港,承认了其合法性,但严加限制,出海船只的大小和数量、载货的种类和多少、出海地点和目的地以及来往的期限等,均有严格监控甚至限制,用时人的话说,这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3](卷四00)。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也在明中叶以后允许进行了,但仅限于己知的比较熟悉且不敌对的亚洲国家,西欧国家仅限葡萄牙一国。很显然,这与其时西欧各国之大力支持发展海外贸易相比,从总体上看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学习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内容,明朝可说是作了不少工作。除了少数顽固派之外,明朝皇帝和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对于这一点是比较积极的,西方人使用的先进火器佛郎机、西洋大炮等,他们发现之后往往即予仿制。当耶稣会士确定以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为传教手段后,他们更是与之积极配合,帮助其译著有关书籍,经常与之讨论各种学问,从而使明朝末年输人了许多西方关于天文历算、地理学、医学、物理、水利、武器制造等领域先进于中国的知识。不过,在这一方面明朝做得也有缺陷。要想最有效地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必须首先学好外国的语言文字,这样才能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后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自主地尽可能多地把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学过来。在这一点,日本在通过长崎与荷兰接触时做得较好。日本的幕府很注意培养荷兰语的翻译,这使较多的日本人掌握了荷兰语,从而使其在学习西方学问时很有自主性,从而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明朝不重视学习西方的语言,这使得中国人不能直接阅读西方的文献,当时的译书只能采取西方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受的方式,译书的选择完全掌握在以传教为主要目标的西方传教士手中。这无疑使得其时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限制了学习的范围,影响了学习的系统和全面[2](pp.202一206)。另外,明朝也没有设法调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积极性(如未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中增人关于西方科技知识的内容,以将这种学习与知识分子的前途利害联系起来),使这一学习仅限于很少一部分人,这也是明朝在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方面存在的一个缺陷。

关于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明朝想得不多,甚至可说是基本未想。对于加强国防力量,明朝不可说不重视,因为其无论平息内部反叛,还是抵御境外势力的侵扰,无一不靠强大的武力.没有强大的武力和巩固的国防,它天也维持不下去。这种现实的需要,使之不可能不时时刻刻注意加强武力,壮大国防力量。上述明朝积极仿制西洋火器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论断。其包括改进武器在内的加强武力、壮大国防力量的各种举措,客观上说,有利于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不过其主观考虑的具体针对目标主要是境内可能出现的反叛势力以及正在为敌或将来可能为敌的周边少数民族(如鞑靼)和邻近国家(如日本),一般没把西方殖民者考虑在内。明末编纂的《西园闻见录》和《明经世文编》,是在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两部大型本朝文献汇编和史事辑录,其中涉及西洋火器等的内容数量不少,但论说如何对付西欧殖民者的凤毛麟角,并且仅有的一两篇其角度也是仅讲是否驱逐其势力或是否能允许其通市、朝贡,而不是论述为了对付之应该如何加强武备力量。这两部书的上述情形,正是明朝缺乏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这种思想意识的一个反映。如果明朝有发展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这种思想意识,那就会对从之学来的先进火器等下大力量积极改进,以求超胜。但事实是,引进仿制的重要火器西铣,“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法”[4](卷四八三)。这说明对引进的先进火器通常是不仅不改进,反而听任其退化,这种现象又是明朝缺乏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这种思想意识的一个反映。
在以上四个方面的表现中,其了解西欧殖民者情况方面,基本上是消极的,其学习欧洲先进科技知识方面基本上是积极的,其大力发展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方面,主观上消极,但客观上也作了一些工作,其海外贸易方面消极与积极各占一半。这样,从总体上说,消极表现和积极表现大体平衡。这反映了明朝对世界海上航路大开、各地区相对封闭的局面被打破后,西方殖民者首先走向全世界搜求财富的举动,是重视有所不足的,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其即将带来的重大影响。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首先,这样的举动及其不久带来的重大影响,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事情,在其刚刚出现而其影响尚未充分显现出来之前,对其毫无经验的世人是不易将其时代意义完整无误地想象出来的。实践是知识的来源,明朝若在当时就能准确预见到这些,从而充分重视起来,那倒反而是不太正常的事了,这只有少数极其敏感、极善思考的人才能达到。其次,中国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历代中原王朝的境外威胁,大体是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飘洋过海而来的远方“蛮夷”之国除了日本以外,到明朝为止,还未成为了不得的外患者,即使是在明代给中国造成过威胁的日本,其为患也只能限于沿海或邻国,无法形成对明朝内地的侵扰,更未从根本上影响明政权的存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不言而喻,甚易于使明朝对其时自遥远得超过日本的海外来的西欧殖民者,不给予太多的重视。由此看来,明朝的这种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可过分责备的。

既然明朝对西欧殖民者的东来重视不足是事出有因,可以理解的事情,是比较正常的现象,那么它为什么在海外贸易上和学习欧洲先进科技知识(包括兵器知识)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甚至基本上是积极的呢?这也不是偶然的,皆有其具体原因在。关于明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表现,其可称为积极者主要为其在隆庆以后终于承认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性,容许其自发开展;其应视为消极者,乃为其并未大力支持民间的海外贸易,并且甚至给予种种限制。其之容许其自发开展,应是出于客观形势的逼迫。明代中国虽仍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但手工业和商业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谋生之路,如果硬性禁止,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安,有碍王朝的稳定。其次,承认其为合法后,明政府还可以通过征税增加财政收入,其为何不办这种一举而两得之事呢!至于明朝之并未大力支持民间的海外贸易,甚至给予种种限制,乃是出于担心某些商人见利忘义,向处于敌对状态的日本供应硝黄等用于军事的物资,或内外勾结,进行其他不利于王朝稳定之事。

另外,明政府虽能从征收海上贸易税取得好处,而明朝毕竟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主要收人仍为农业税,并且其数量相当之大,在当时尚未认识到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时代意义的情况下,它会认为没有必要再冒影响王朝稳定之险去大力支持民间的海外贸易。以上关于明政府海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在明代文献中多有明确记载,明人许孚远的《疏通海禁疏》即是典型的一篇[3]。至于明朝在学习欧洲先进科学知识上表现得基本上可称积极,不是由于它认识到了其时西欧殖民者东来即将带来的巨大影响,不是出于防止本国在世界上落伍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正常人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对新知识的自发向往与追求。另外,也当是由于其时明朝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正好可以依靠刚刚传来的欧洲科学技术知识加以解决。比如,为了对付鞑靼、倭寇以及稍后的女真等边疆少数族及邻国势力的侵扰,为了对抗其马队的凶悍和刀枪鸟铣的锐利,明朝甚需从欧洲传来的威力强大的新式火器;明朝所用旧历法沿用已久、误差较大、不能准确推测日月食时刻等天象,这时更先进的西洋历法传了进来,正好解决了其燃眉之急。

明朝的以上四个方面的表现,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也有不少失当,这便使之在当时业已开始的全球性国际交往中,与西欧殖民者相比有些吃亏。其从这一交往中诚然也得到了好处:容许民间海外贸易的存在,使之在世界海外贸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其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之举,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但其得到的好处不如西欧殖民者多,其由这些好处而造成的富国强国的效果不如西欧殖民者大,这样,相互间的国力对比就要向着有利于西方殖民者的方面变化,中国相对先进的地位就要朝着减弱、动摇以至丧失的方向演变。不过,由于中国毕竟是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国力的总量不在少数,明朝在处理全球性国际交往中的不当也只是整个交往活动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因而它所造成的损失的总量也有一定的限度,这两种情形综合起来,使得明朝直至灭亡也没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小于西欧各国。

明朝之后的清朝,在17世纪中叶入关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二百年中,虽然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对外政策,但对这些政策的消极面更加发展,对积极面却予以削弱。如在学习欧洲先进科技知识上,在雍正以后大体处于停顿状态。又如在对待私人海外贸易上, 清初40年曾严厉禁止,甚至动用了历史上从未使用过的迁海手段加以禁止,使之元气大伤。再如在改进武器装备以增强国防力量上,清代不仅主观上没有对付西方殖民者的思想意识,而且实际行动上放弃了对武器的改进。其时正是欧洲火器大发展的时期,而清朝却停滞不前,出于对汉族军队的不信任,对其装备的兵器严加限制,对于满州八旗也因固守骑射之根本,对兵器的改进不加重视[5]。这使清朝的国防力量远远低于西方殖民者。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水师兵船最大者“仅宽2丈余,长11丈2尺,安炮不过10门”,鸦片战争中急促改进后也不过最高水平者为船长12丈余,宽2丈余,安炮20一30余门,而这时英舰大者长32丈余,宽6丈余,船上火炮一般多达170位,且口径大,炮弹种类多,远非清朝所可比拟[6]。这便进一步限制了中国从全球性国际交往中获得好处的机会。加之其在国内还实行了对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进行民族压迫等若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社会安宁的政策,也对国力的增强发生着负面影响。以上两方面综合起来,遂使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变落后的过程大大加速。

由此看来,如果明朝的那种在世界上地位变化的态势能在清朝继续下来的话,中国要变成历史上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发生时那种任西方宰割的地步,肯定要在19世纪中叶以后,说不定会是其后上百年甚至更晚之时。如果历史是这样的,说不定在这段时期中国际形势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例如列强相互间发生大战,那就给中国提供了改变逆境重振雄风的机会,也说不定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会突然觉醒,大事改革,改变处理国内外各种事物的方针,从而也使中国得以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历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近百年的耻辱史就可以避免了。那该是多么好的事情啊!然而这不是历史的实际情况。由于清朝没能保住明朝的那种态势,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已经变得落后于西方,中国人民没能得到等待转机的时间,从而遭受空前挫折,此后中国人在百年中受尽了凌辱。由此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由先进变落后的责任,主要应由清朝来负,明朝也有责任,但比清朝小得多。另外,清朝之时,随着西方殖民者在海外搜寻财富所历时间的增长,其影响已比较明显地摆在世人面前,但清朝仍不觉醒,这更加重了其罪责。如果说明朝未能觉醒在一定程度上还可理解、以至原谅的话,清朝之仍不觉醒则是除了名之为顽固不化之外,而难于为之开脱和解释了。

明代应对和处理全球性国际交往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当15世纪以后由于世界海上航路的打通,全球各国已不可避免地要互相交往,在这种交往中,只有应对得法,才能使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提高国际地位,否则就会落后,陷于被动。其正确的应对之法,具体讲来会有很多条,而从基本原则讲来,主要的应是:一要注意了解对手的情况以作到知己知彼;二要尽量扩大本国的财富来源范围,虽然出于道德与正义考虑而不可向别国抢夺财富,但应努力发展与各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范围;三要积极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以提高本国的生产效率,四要提高国防力量,为本国的发展提供安全的国际环境。今天,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积极地吸收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积极加人WTO,扩大与各国的经贸关系,如此等等,不仅其给我国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喜人成就,证明了其无比正确,而且按之明代的经验教训,也可说明这些决策实属英明。

明朝之应对和处理全球性国际交往,有些不当之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当时出现的将有深远影响的最新动向,即由于世界海上航路大开、各地区相对封闭的局面被打破、西方殖民者已经开始走向全世界搜求财富,重视相当不足;如前所说,明朝之犯下这个历史性的错误,由于是在这个新动向刚刚出现、其深远影响尚未充分显现之时,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原谅的,但从高标准办好国家事务的角度讲,其教训还是应该提出的,这个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想永远处于主动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时刻注意将会发生深远影响的最新动向,在其刚刚出现之时就要觉察到,就要以清醒的头脑对之进行深人的分析,就要研究正确对待的详尽方案并付之实施。15世纪至20世纪初,可说是世界殖民主义列强在地区相对封闭被打破、世界进人一体化时代之初,纷纷走向全世界掠夺殖民地、搜寻财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亚、非、拉各国多半逐渐沦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自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80年代末,是列强互相争夺加剧,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日渐觉醒并乘列强互斗之机纷纷争取民族独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数十年的两大阵营对垒冷战,最后形成了国家虽有发达、中等发达和发展中之分,而大体上是各自独立的多极化局面。20世纪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世界又进入一个新时期,今天我们仍旧处在这个时期之中。今后的世界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将出现什么新动向?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是有责任心的中国学者、政治家和全体人民,都应该认真弄清、高度重视的。做到这几点,那就是没有忘记明朝之应对和处理全球性国际交往有所失当所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作者:南炳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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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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