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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6-04

刘震谈海外及中国的印度学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国掀起了印度热。趁此机会,我们采访了复旦大学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国掀起了印度热。趁此机会,我们采访了复旦大学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现为复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的他,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伊朗学系(Indologie und Iranistik),获博士学位,掌握梵语、藏语、巴利语等多种专业外语,研究领域包括吠陀与吠陀宗教文学,中印文学比较,印度大小乘佛教,印、藏、汉佛教文献比较及梵语写本等。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印度学的来龙去脉。在他看来,中国的印度学未来想要取得发展,唯有向德国等国家学习,老老实实地从“工业1.0”做起。

能否请您先从整体上介绍一下印度学这门学科的概念范畴及起源?

刘震:对“印度学”(Indologie/Indology)这个概念的争论,西方长久有之,现在愈演愈烈。我们还是把问题简化一下,否则一开始就会陷入概念史的泥淖中,无法进一步展开讨论。

目前,欧洲、英美和印度本土都对这个学科名称及其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鉴于这个学科如此命名是源自德国(几年前只有德文维基百科才收入该词),因此这里还是采用欧洲、特别是德国学界的定义;倘若采用其他地区的定义,那么“印度学”完全可以为另外的名称取代,而这里所说的并非印度学之外的学科。

“印度学”由“印度”(Indo-)和“学”(-logie/-logy)构成,比较直观的释义就是:有关印度的Philology。维基百科相关定义则综合了各家观点:一门人文学科,致力于印度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定义可类比其他以-logie/-logy和-stik结尾的学科,如汉学(Sinology)、日耳曼语言文学(Germanistik)等。

值得一提的是,和Philology大家庭的其他学科一样,“印度学”并非一门经世之学。哪怕是对现代印度的研究,也应该遵循原先的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方法论,改变的只是研究对象而已,即“现代印度之学”(study on mordern India),而非“现代之印度学”(mordern study on India)。 一旦方法论改变了,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称之为“印度学”,完全可以和英美一样,或将它拆散,分到其他各个系科中去,或改名为“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或者和印度一样,将Indology视为印度文化史。

对印度的研究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能否请您梳理一下这个演变过程?

刘震:印度学研究序幕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我们称之为传教士和旅行者时代。当时的旅行者和传教士学会了某种印度语言,对印度文学作过些报道。第一批梵语语法书,是由欧洲的传教士所作。奥地利的传教士巴尔托罗梅奥(Paolino da San Bartolomeo,1748-1806)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先后出版了两部梵语语法书。他也是西方第一个梵语语言学家、文献学家。

之后,就是英国-印度时代了。系统地研究印度的文学和语言始于十八世纪末期,起先出于实用的目的——了解印度当地的法律,一些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国人,在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的倡导下,为了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治久安,从事梵文的语言和文学研究。其中的佼佼者有三位: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1749/50-1830)、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65-1837)。

前面您谈到英国的印度学研究,说来有趣,虽然印度曾经被英国长期殖民统治,被纳入英帝国的全球势力范围,但是印度学的重镇还是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您本人也是在德国接受的印度学训练。可否请您谈谈德国的印度学研究?

刘震:德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与浪漫主义紧密相关。

前面提到三位在印度学梵语的英国人,其实还有一位海军军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62-1824)。因为拿破仑战争,他被强留在巴黎,在那里他认识了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当时在德国只有印度文学作品的再译本,但在社会上反响极大。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跟从汉密尔顿学了梵语,其成果就是印度学的奠基作品“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 1808),而一年之前,他已经将《利益示教》译成德语,这也是第一部直接翻译成德语的印度文献。一个新学科的学术规范由此树立。他的兄长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受其弟影响,成为德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梵文学者。大施莱格尔的梵文也在法国巴黎学成,老师是法国的第一位梵语学者谢赛(Antoine-Léonard de Chézy, 1773-1832)。1818年波恩大学成立,并为大施莱格尔设立了德国第一个梵语教授的席位。1823年《印度图书馆》(Indische Bibliothek)杂志由大施莱格尔创办。他还编辑和翻译了《薄伽梵歌》(拉丁语),编辑了《罗摩衍那》(Rāmāya■a),但未完成。

最开始的梵语研究是与比较语言学相联系的。与施莱格尔兄弟同时代学习梵语的还有弗朗茨·波普(Franz Bopp, 1791-1867)。虽然翻译了一些《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插话——最著名的莫过于《那罗传》(Nala),成为了欧洲各大学梵文学习的第一篇阅读课文,但他的兴趣主要在语言本身。他曾经编有一系列梵语语法和词汇表,最主要的著作是《比较语言学》(Vergleichende Grammatik, 1833-1852, 第三版1868-1871)。1821年起,他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成为印度日耳曼学(Indogermanistik)的奠基人。虽然前人对比较语言有所提及(比如琼斯),但波普于1816年所发表的《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动词变位系统的比较》(über das Conjun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 Sprache)成为印度日耳曼学的开山之作,该作品发表之后,该学科就正式步入了学术殿堂。此时,德国印度语文学和语言学两方面的研究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包括语言学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印度学家阿道夫·弗里德里希·斯坦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 1807-1887)、奥托·冯·波特林克(Otto von Bhtlingk, 1815-1904)等,还有诗人和翻译家弗里德里希·吕克尔特(Friedrich Rückert, 1788-1866)。谢赛和大施莱格尔的一位学生,挪威-德国人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 1800-1876)以其四卷本的名著《印度古代文化研究》(Indische Alterthumskunde,1844-1862;第一、二卷第二版1867-1873),在德国建立了印度古代文化研究(Altertumswissenschaft)这一学科。在法国,最伟大的印度学家是谢赛的继任者欧热恩·布诺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他和拉森合作发表了《论巴利语》(Essai sur le Pāli, 1826)和《印度佛教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rie du Bouddhisme indien, 1844),介绍了巴利和佛教文学。

您前面说的还是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印度学研究状况,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这门学科又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刘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随着吠陀研究领域的开拓,梵语的语言研究又有了新的养料。这个时期,英国和欧陆的研究联系紧密,而法国巴黎由于布诺夫的去世,失去了欧洲印度学中心的地位。布诺夫的一位学生——鲁道夫·罗特(Rudolph Roth, 1821-1895)发表的“吠陀的文学和历史”(Zur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 des Weda, 1846)一文,不仅是德国吠陀研究的开端,也让吠陀研究成了梵语语文学最重要的代表。布诺夫的另一位学生则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斯·缪勒(F. Max Müller, 1823-1900),1849-1874年他陆续出版了六卷本的《梨俱吠陀》(■gveda)本集和沙耶那(Sāya■a)的注释;还主编了《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其他的还有:泰依多尔·奥夫莱希特(Theodor Aufrecht, 1822-1907)出版的《梨俱吠陀的拉丁字母本》(1861, 1863)、泰依多尔·本菲(Theodor Benfey, 1809-1881)编译的《娑摩吠陀》(Sāmaveda, 1848)、阿尔布莱希特·韦伯(Albrecht Weber, 1825-1901)编辑的《白夜柔吠陀》(Yajurveda, 1852-1859)、罗特与美国人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合编的《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 1856)、同时身为数学家的赫尔曼·格拉斯曼(Hermann Gramann, 1809-1877)和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Alfred Ludwig, 1832-1911)分别翻译了《梨俱吠陀》(1876/77, 1876-1888)。在辞书方面,波特林克与罗特合作的巨著《圣彼得堡大辞典》(Petersburger Wrterbuch, 1852-1875,缩写为PW),及前者另编的、篇幅缩减但词汇增加的《梵语辞典简编》(Sanskritwrterbuch in kürzerer Fassung, 1879-1889,缩写为pw)至今仍然是印度学首选的、无可替代的工具书。此外,还有格拉斯曼的《〈梨俱吠陀〉辞典》(Wrterbuch zum Rigveda, 1875)。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印度学家有不少学过神学,而且就读高中时就已具有完备的西方古典学素养,这使得他们在这门新学科的探索之中游刃有余,并迅速达到极高的学术高度,有些仍然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另外,这些学者年龄相近,所以一开始就表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前面您提到的印度学家似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语言问题上,有没有关于印度文学、文化的研究?

刘震:这涉及一个学术专业化的问题,印度学也不例外。随着这门学科的深入发展,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印度语文学和语言学间的联系不再紧密。比起语言上的问题,相当一部分语文学家更关注文学、文化问题,并取得了丰盛的成绩,如乔治·波勒(Georg Bühler, 1837-1898)、弗朗兹·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 1840-1908)、里夏德·冯·加尔伯(Richard von Garbe,1857-1927)、阿尔弗雷德·希勒布兰特(Alfred Hillebrandt,1853-1927)、尤里乌斯·约利(Julius Jolly,1849-1932)、赫尔曼·雅科比(Hermann Jacobi,1850-1937)、库恩(Ernst Kuhn, 1846-1920)、阿贝尔·贝尔加涅(Abel Bergaigne,1838-1898)、赫尔曼·奥登贝尔格(Hermann Oldenberg, 1854-1920)、卡尔·卡佩勒(Carl Cappeller,1840-1925)、保尔·道依森(Paul Deussen, 1845-1919)、泰奥多·查哈里亚(Theodor Zachariae,1851-1934)、布鲁诺·里比希(Bruno Liebich,1862-1939)等等。

另外一方面,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与欧洲其他语言相比,古代印度语言在语言史上的地位也不再举足轻重。尽管如此,在古代印度语言领域,语文学家卡尔·盖尔德纳(Karl Geldner, 1852-1929)、里夏德·庇歇尔(Richard Pischel,1849-1908),语言学家卡尔·布鲁克曼(Karl Brugmann,1849-1919)、约翰内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贝尔特霍尔特·德尔布吕克(Berthold Delbrück, 1842-1922)、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巴尔托罗梅(Friedrich Christian Bartholomae,1855-1925)、雅可布·瓦克纳格尔(Jakob Wackernagel, 1853-1938)等学者用印度日耳曼学的观点来解释印度语法中的问题,还是取得了瞩目成就。

佛教文学研究在英国学者托马斯·莱斯-戴维斯(Thomas W. Rhys Davids, 1843-1922)创建“巴利圣典学会”(Pāli Text Society, 1882)后迅速开展。韦伯论文“论耆那教的圣典”(Ueber die heiligen Schriften der Jaina, 1883, 1885)则启动了耆那教研究。

自从英、法、德首先开展了梵文研究,此时欧洲各国都逐渐产生了印度学的代表人物,甚至在美国和印度也有相当一批学者接受并运用欧洲批判性的语文学方法论。日益增强的专门化和分工化导致了印度学向着更深和更广的方向发展。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迅速扩大,以至于不会再有一位印度学家能独立完成所有学科分支的研究。由波勒于1899年开始出版,基尔霍恩、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和瓦克纳格尔继续主编的《印度雅利安语文学和古代研究概览》(Grundri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计划出版四十册(实际出了二十三册)。足见当时印度学涉及领域之丰富,大部分学者既是印度学家,又是伊朗学家。

有一点,国内读者可能会感兴趣:不少印度学家曾担任大学校长。当然,当时的校长头衔只是一种荣誉,任期一年,是对学者卓越学术贡献的表彰。

现代印度学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刘震:前面说到的研究方向互相交叉。尽管一战给欧洲带来巨大创伤,但印度学还是产生了很多旗帜性的领军人物,所谓的众多“学派”开始形成。纳粹上台后,印度学,特别是德国的印度学受到政治过多干扰。印度学及相关学科一度被称为“雅利安语言和文化研究”(Arische Sprache-und Kultur-Kunde),当时的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校长、“雅利安文化和语言”教授、语言学家瓦尔特·维斯特(Walther Wüst,1901-1993)趁势成了政治红人。大批犹太印度学家被迫离开教职,不少去了美国,造就了美国印度学的蓬勃发展。

二战后,虽然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印度学各个分支还是涌现了很多堪称极致的研究成果,但本世纪随着欧洲教育体制一体化(博洛尼亚法案)和研究战略的实用化,印度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大幅缩减,研究方向日趋单一,佛教研究成为最大的显学;学派方面,以吕德斯与恩斯特·瓦尔特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师生二人和埃里希·弗劳瓦尔纳(Erich Frauwallner, 1898-1974)所传的两个学派为绝对主流,即佛教写本研究和佛教哲学为主的印度哲学研究。而在印度学范畴之外,非语文学为主导的“印度研究”和“南亚研究”也在日益侵蚀印度学的领地。

前面您谈到很多印度学的代表性的学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重要的研究机构?

刘震:因为在海外,印度学是一门大学科,所以,即便用“代表性”来甄选,也很难将重要的研究机构简单罗列完毕。只能说,二战之前,先后拥有韦伯、庇歇尔、吕德斯的柏林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zu Berlin)是最顶尖的。当然,这和柏林大学作为世界第一大学的地位有关。二战后,代表性的有:拥有瓦尔特施密特的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拥有瓦尔特·舒布林(Walther Schubring,1881-1969)和路德维希·阿斯多夫(1904-1978)的汉堡大学(Universitt Hamburg)、拥有弗里德里希·维勒(Friedrich Weller,1889-1980)的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 Leipzig)、拥有弗劳瓦尔纳的维也纳大学(Universitt Wien)、拥有路易·勒奴(Louis Renou,1896-1966)的索邦大学(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拥有朱塞佩·图奇(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罗马大学(Sapienza-Università di Roma)等等,5月17日《上海书评》采访的斎藤明教授所提及的东京大学,包括与之相对的京都大学都不可忽视。

现在,前述机构有些趋于衰落,新兴的又有慕尼黑大学的印度藏学系(Institut für Indologie und Tibetologie)、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南亚系(The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Studies)等等。哈佛另有一个南亚所(The South Asia Institute),是一个时政情报机构,与印度学无关。

印度学现在基本与伊朗学分家,反而因佛学大兴而与藏学结合紧密,印度学的根本学科——吠陀研究,也移交给了印欧比较语言学(Indogermanistik/Indo-European studies)。慕尼黑印藏所和哈佛南亚系在印藏结合的趋势上表现突出,但前者还是保留了印藏佛教之前的中古研究,而后者仍将吠陀研究留在了印度学之内。

印度的印度学研究的情况如何?

刘震:不妨用“印度”来指南亚次大陆和斯里兰卡。你的问题可以转化为:西方“印度学”所研究的目标地区,那里的印度学如何?

在印度本土,“印度学”是印度文化史的同义词。而西方意义上的印度学在此被拆分成诸如“梵语(系)”、“佛学(系)”、“印度艺术史(系)”等等学科,有点像我们对待“汉学”。

印度本土的“印度学”在原始材料的研究方面水平很高。英国的钱币和碑铭学家詹姆斯·普林赛普(James Prinsep,1799-1840)解读了阿育王碑铭,英国的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876-1958)发掘了古印度文明。这两次重大发现虽然都是由英国人完成,但是南亚各国独立之后,本土的碑铭学和考古学发展迅速,比如巴基斯坦著名的学者达尼(Ahmad Hasan Dani,1920-2009)。在写本研究方面,有印度的罗祜·毗罗(Raghu Vira,1902-1963)与罗克什·旃达罗(Lokesh Chandra,1927-)父子。

罗克什·旃达罗还是一位能利用多种语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佛学家,他所编《藏梵辞典》(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 1959)仍然是同类工具书中的首选。金克木在“‘汉学’三博士”一文中提到了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1956)、戈克雷(V. V. Gokhale,1901-?)与巴帕特(V. P. Bapat,1894-1991)。这三位研究佛教的印度学博士也是从西方学来新的方法,利用汉文资料来对照印度的材料。

该文还提到印度的“印度学”先驱——潘达迦(Ramkrishna Gopal Bhandarkar,1837-1925),以他名字命名的“潘达迦东方研究所”(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itute)诞生了《摩诃婆罗多》的精校本。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吕德斯的学生苏克唐伽尔(Vishnu Sitaram Sukthankar,1887- 1943)。而他的学生们又出版了《罗摩衍那》精校本,吕德斯的校勘准则在两代学生、两大史诗中得以贯彻。

总而言之,本土学者如果能接受西方的学术规范,以他们的博闻强识与母语优势所创造的学术成就,是外国学者无法企及的。这点集中体现在版本众多的大部头文献的校勘上、需要大量记忆的学问,比如语法等,以及工具书的编纂上。

不过,母语优势反而会助长马虎的态度,解读文献时的纰漏也比比皆是。这样的情况经常能在南亚的学术出版物里碰到。

就您视野所及,印度典籍当中有关于中国的记载吗?

刘震:所有印度僧人去中国都是传教的,从中国角度看,他们绝大多数是传佛教。从印度那边来看,我的老师阿德尔海特·梅塔(Adelheid Mette, 1934-)教授下过一个很好的定义:印度古代宗教,除了佛教,都是不传教的;传教的印度古代宗教只有佛教。印度僧人对能从中国这样的目的国家带回什么没有兴趣,一开始就抱着死在中国的决心,有些人返回印度,是因为遇到了某些不得不回国的事情。

另外,这还牵涉到印度的口授传统问题。古代印度人的写作都是围绕着经典进行的。经典的传承是背诵为主、笔受为辅,而且印度没有游记这种书写传统。现在留下的印度古代的文本都是宗教性质的,没有商人留下的文本,也没有文人的——古代印度是没有我们中国这样的文人的。

中国与印度之间所谓交流,其实是单向传播,去印度的中国人抱着文化弱者的心态去朝圣,到达印度后就全面学习当地的各种文化。到中国的印度人都以文化强者自居,在他们看来,唯有学习日常交流和译经所需的语言才算必要。古代中国人去东亚某些国家也是自居为文化强者的,对当地的文化没有深入学习的兴趣。

您能谈谈中国印度学的情况吗?

刘震:谈印度学,我们不妨拿汉学来做个对照,你想想汉学有多少个分支,印度学也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小学科,印度这个文明古国,在文化体量上和中国是可以类比的,所以印度学的分支也非常多。但中国的印度学的表现是非常单一的。1949年之前,有一些外教来中国,如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1877-1937)、师觉月,从事印度学的教学。中国也出现了林黎光(Lin Li-Kouang,1902-1945)、季羡林(Hin-lin Dschi,1911-2009)这样的印度学学者,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特别是林黎光,他的书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被征引。严格意义上来讲,林黎光应该纳入法国印度学传统,他长期待在法国,求学、研究都是在法国,季羡林则应该归为德国印度学传统。

在德国留学的青年季羡林曾在哥廷根科学院的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俗语的论文,在当时的俗语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其他要进行俗语研究的学者是无法绕开这篇论文的。季羡林的老师的老师吕德斯现在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佛学家,当时德国从吐鲁番得到的佛经写本都是由他来研究的,编号是他编的,转写也是他和他的妻子(Else Lüders,1880-1945)完成的,但他最擅长的其实是吠陀研究,然后就是中古印度语言研究、印度碑铭研究。哈佛有位著名的印藏学家说过:佛教研究要想做得好,先去做点别的;别的研究做得好,佛教研究也会做得好。其实真正打基础的是传统的印度学研究。像编《佛教梵语语法和词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1953)的艾哲顿(Franklin Edgerton, 1885-1963)为什么有能力编一本梵语词典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做印度教的文献研究,一个《薄伽梵歌》的很流行的本子(The Bhagavad Gita,1944)是他编辑和翻译的,《五卷书》(The Panchatantra Reconstructed, 1924)在美国的那个本子也是他编辑的。这些学者前现代的基础打得很好,就可以去弄些后现代的理论。就好比一些画家,写实的基础打得很好,就可以去玩抽象派了。前面说到吕德斯的学术强项,他的学生瓦尔特施密特又进一步作了发展,即佛经的梵藏汉巴(巴利语)对勘,他是最早开始这样做的一批学者之一,接下来还有印度艺术史。他的一位学生迪特·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1928-)教授便是佛教写本专家和印度艺术史专家。季羡林从瓦尔特施密特那里带到中国来的是什么?主要是佛经研究。但是,梵藏对勘佛经研究和印度艺术史直到本世纪才在中国兴起。当然,他带回来的吐火罗语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此非瓦尔特施密特所长。

中国印度学研究主要是两类:一、新材料的发布。所谓新材料,就是指的新发现的写本,主要是佛教写本。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藏学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合作出版的《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和北京大学的《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二、印度经典文学的译介。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季羡林先生翻译的《罗摩衍那》和金克木先生发起、黄宝生老师主持翻译的《摩诃婆罗多》。不过,黄宝生老师目前还致力于这两类研究的衔接工作,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梵文研究中心的《梵汉对勘系列》。

中国印度学研究还有大片空白有待填补。北京大学的陈明教授正在做的印度医学史研究就填补了学术空白。除此之外,印度学还有古代印度语法、星象、数学等研究分支,我在复旦的同事顾鹤(Eberhard Guhe)教授是德国人,他在做印度数学研究,印度六派哲学中的正理派,顾鹤也在研究。这些都填补了国内印度学研究空白。

建国之后,所谓前三十年的印度学研究情况如何?

刘震:前三十年的印度学学者都是以与季先生相同的方式支撑下去的。除了季先生之外,还有金克木(1912-2000)、吴晓铃(1914-1995)两位先生。然后就是金、季“文革”前的学生,像黄宝生、郭良鋆等老师,主要贡献是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徐梵澄(1909-2000)先生1949年以前的译本也是。这是除了印度佛教写本研究之外另一个重点。季先生在《弥勒会见记》之前也是在做古典文学的翻译。

其实,当时中国没有引进瓦尔特施密特的印度艺术史研究,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完全消化了前辈学者的实地考察的成果。这种缺憾导致中国佛教艺术研究的水平一直无法提高。我们一般研究石窟就是风格学研究,再看看有什么题记,推测一下年代。更可怕的是,中国的佛教艺术研究是无视印度艺术史的,至多也是片面地按需所取而已,不是系统的学习。我在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有一个朋友,台湾人,德国籍,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和西北地区的艺术。在我留学期间,她和我们一起系统地听了印度艺术史的课,她每个学期都来,非常认真;后来还一起去了柏林的中亚语言暑期班。

中国现在真正能和国际印度学界有所交流的都是利用新材料——写本和造像,后者现在才刚刚起步。我有位同门的同学正在人大工作,她的学生现在又回到慕尼黑系统地学习。据我所知,现在学得比较好的就两个中国人,都在慕尼黑大学。现在真可以说,印度艺术研究看德国,德国印度艺术研究看慕尼黑。这也是客观造成的。原来最强的是柏林,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t Berlin)有印度艺术史教席的,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也是德国最好的印度艺术博物馆,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柏林当然是最好的,但现在这个教席也被裁掉了。柏林当然是最好的,但现在这个教席也被裁掉了。我的一位老师是施林洛甫教授的学生,克孜尔千佛洞研究数她最权威,在柏林自由大学教了几年印度艺术史,后来也不教了。从瓦特施密特到施林洛甫再到她,这是德国印度艺术史研究的一条线,其他的线就不是很明显了。

德国的印度学强,是因为吠陀研究强,这是印度文化与印度学研究的根本。但是中国在这方面两百年是完全失声的。中国除了出过一些《梨俱吠陀》的节译之外,再无其他研究,这些节译本还不能算是吠陀研究的译介。如能选择一些比较好的西文译本,再认真地译成中文,缺憾就会少一些。

现在中国学者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究竟是回到印度学的源头呢,还是接上西方的后现代研究?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这就好比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到底是要老老实实地补课工业1.0呢,还是要飞向互联网思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然后,中国还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耆那教研究。中国有印度教协会,但是没有耆那教协会。不过有没有耆那教协会并不重要,德国学者把研究和信仰就分得很清楚,很多优秀的研究耆那教的学者其实是不信耆那教的,和耆那教协会没关系。梅塔教授就是最优秀的耆那教学者之一,却是不信耆那教的。另外还有一位老师是研究现代耆那教的,他倒是耆那教徒。耆那教的存世文献比佛经文献还多,只能留待日后让不计功利的学者慢慢研究。

其实印度学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和思维上的游戏,像数学,也像下棋打牌,深入做下去会上瘾的。可惜,在中国的官方学科分类里面还是未见“印度学”,或者说是上述之“印度学”。■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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