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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6-11

宋代大航海:索马里那儿有宋钱

宋代大航海:索马里那儿有宋钱 - 海交史 - 1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由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 年)协作画成,画中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及汴河两岸上自然风光与繁荣景象,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898年,德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铜钱,从钱币的文字看,这些古钱显然来自遥远的中国宋朝。

这不是第一次从非洲东部出土宋钱,早在1888年,英国人已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宋代铜钱。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在非洲发现宋钱,1916 年,马菲亚岛也出土3枚宋钱;1945年,桑给巴尔岛又挖出大批古钱币,在现存的176枚钱币中,属于北宋的有108枚,南宋的有56枚;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 “政和通宝” “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

人们忍不住好奇:宋朝与东非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之遥,文明差异恍若隔世,这些宋朝铜钱为什么会跑到非洲去?

“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宋代,中国跟非洲诸国已有接触,宋人笔下的“弼琶罗”,即今之索马里,“层拔国”即今之桑给巴尔,“蜜徐篱”即今之埃及,“木兰皮”即今之摩洛哥。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就有“弼琶罗” “层拔国”等条目介绍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宋朝的海商至少已掌握了4条中国到非洲的航线。每年入冬时节,庞大的商船从广州港或泉州港起航,航行四十余日,到达南洋亚齐岛,在这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前往非洲,其航线大致有四条: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至印度南部,沿海岸线航到阿拉伯半岛,然后穿越红海,到达埃及;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航至阿拉伯半岛后,直接南下,抵达非洲东海岸;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至马尔代夫群岛,然后穿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半岛南端,渡过红海前往埃及;一是从亚齐岛出发,经马尔代夫群岛,横穿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南下桑给巴尔。在摩加迪沙等东非城市出土的宋朝钱币,就是宋朝海商带到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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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纸币“会子”自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起在全国发行流通,图为“会子”铜质印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印版中间印有“行在会子库”,指管理会子的部门;“行在”, 即当时的首都临安,今日杭州

发现宋朝铜钱的地方,当然不限于东非城市。1827年,南洋的新加坡掘得来自中国的古钱币,多数为宋代铜钱;1860年,爪哇岛挖出中国铜钱30枚,过半为宋钱;1911年,斯里兰卡也出土12枚宋钱;波斯湾、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境内的辽、西夏、金辖区,均有宋钱出土。从泉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贸易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上,也发现了大量铜钱,总数超过万枚。如果这艘南宋商船顺利到达目的地,那这批宋朝铜钱将被输送到东南亚,成为当地流通的货币。

宋人张方平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从亚洲与非洲出土的文物来看,张方平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宋钱在800年前,还真是流通于“四夷”的通货。

在与宋朝接壤的辽国,出使辽朝的苏辙看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使本朝铜钱”;在日本,南宋时期大量宋钱涌入,取代了日本政府的自铸币,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在交趾,当局下令“小平钱(宋钱)许入而不许出”;在南洋,诸蕃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东南亚国家传统上以金银等贵金属为通货,但贵金属货币一般只适宜用于大宗交易,民间琐碎交易使用金银非常不方便,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制作精良、信用良好的宋钱的流入,立即为当地的市场交易带来了便利,难怪当地人将宋钱视为“镇国之宝”。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宋朝铜钱的流通范围了——从宋朝本土,到相邻的辽国、西夏、金国境内,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到属于阿拉伯与印度经济文化圈的南洋诸岛国,从印度半岛到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都有作为通货的宋朝铜钱流通于市场。可以说,在11至13世纪,宋钱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今日美元的地位,是通行国际的“硬通货”。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非常坚挺:“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蕃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蕃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海外诸蕃国对宋钱的巨大渴求,导致有宋一代的铜钱外流非常严重,据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估计,每年从宋朝流入海外的铜钱,约为10至20万贯,相当于南宋年铸币量的一半。如此巨量的铜钱外流,无疑加剧了宋朝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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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钱币:1. 政和通宝,2. 庆元通宝,3. 嘉泰通宝,4. 熙宁通宝,5. 大宋元宝,6. 乾道元宝(上排左起)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钱最积极的时代,特别是北宋,铜钱的年铸造量最高达570万贯,平常年份一般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的铸币量。后来的明朝,近300年的铸币总量,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货币量。按中国货币史学者彭信威的估算,加上前朝留下的旧币,宋代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约有二亿五六千万贯。可见宋朝的市场规模之大。

尽管如此,宋朝还是频频发生“钱荒”。如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荒钱”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宋钱到哪里去了?很多时候是被宋朝海商或海外蕃商带到海外去了。最严重的一次“钱荒”,发生在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市面上居然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致使台州一日之间爆发“钱荒”。

因此,宋朝政府一直严厉禁止商人携带铜钱出海。如北宋庆历年间,由于“边吏习于久安,约束宽弛,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朝廷重申禁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走私一贯钱出境即构成死罪。然而,法令虽严,却屡禁不止。

由于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坚挺,携带铜钱出海非常有利可图,许多海商都铤而走险,想方设法避开市舶司(相当于海关)的检查,走私铜钱出海。“南海一号”所运载的铜钱,也当为走私无疑。

南宋乾道年间,终于有一名官员觉得忍无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的绝招来对付铜钱走私。这名官员就是静江府知府范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论透漏铜钱札子》:“每岁市舶所得,除官吏靡费外,实裨国用者几何?所谓蕃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若资国用者无几,又多非吾之急须,则何必广开招接之路?”既然如此,何不将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关闭掉,停止对外贸易?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范成大的建议显然是一个馊主意,所谓的“拔本塞源”,不过拔的是开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义之源。如果朝廷采纳他的意见,那么发生在明清时期的“海禁”将提前来临。

“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宋孝宗当然不能采纳范成大的馊主意,有宋一代持续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宋朝君主与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跟明清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商业与市场表现得非常热心,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趣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

10世纪的宋朝皇帝曾经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就“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跟海外诸蕃国展开海上贸易,成为宋王朝的惯例。南宋政府建立后,高宗皇帝更是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传统的朝贡贸易,从经济收益来说,得不偿失。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贡贸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显然,如果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在禁止海商“擅载外国入贡”的同时,宋政府又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给予奖励:“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到宋政府设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领取“公凭”(外贸许可证),便可贩运商货出海,将他们的商船驶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甚至地中海。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对海外蕃商敞开门户,欢迎蕃商来华贸易。蕃商的在华利益与权利受到宋政府的保护,宋高宗时期的一条立法称:“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

在泉州、广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还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对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宋政府都给予尊重。还修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

当然,保持门户开放与发展海外贸易的结果,就是宋钱无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导致国内发生“钱荒”。怎么办?宋政府的应对方案是发行纸币。南宋的市场规模不亚于北宋,但南宋的铸钱量远远比不上北宋,这是因为纸币——“会子”在南宋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南宋“会子”的前身是北宋“交子”。“交子”还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必须有准备金作为信用保证。北宋的经济学者还发现,国家发行纸币,准备金不需要足额,只要有2/3的准备金便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会子”则是完全的信用货币了,已不需要准备金,南宋的经济学者已经明白,纸币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背书。纸币贬值则是因为国家滥印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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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赵眘(1127-1194),南宋皇帝

宋王朝商业成就令人瞩目

历史最终没有给宋代中国发展出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不过,宋王朝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发育出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文明状态。也许数字更能直观地说明问题:从财税结构的角度来看,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占了70%;南宋淳熙至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晚清在洋务运动后的1885年,田赋的比重才下降至48%,关税、盐课与厘金的收入总算占了52%。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

这些统计数字以及宋政府重商主义的表现,使得宋代中国看起来就如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时的地中海国家。怪不得海外的许多汉学家都认为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在他们眼里,最为光彩夺目的中国王朝,不是强盛的汉唐,而是似乎有些文弱的两宋。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曾在《新闻周刊》上撰文评价宋代中国:“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文|吴钩

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6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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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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