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中国海与倭人的世界

倭寇、倭人与边际人

我在1993年写过一本名为《中世纪倭人传》的拙作(东京、岩波书店出版)。虽然出版社方面委托给我的题目是“倭寇”,我则将此替读为“倭人”,写成跨越日朝国境进行活动的“边际人”(marginal man)。

“倭”这一词汇,在以往是与“日本”等同的,单纯把倭寇理解为日本海盗,虽然这一常识至今也没有改变,但我从15世纪朝鲜的文献记载中,找出了当时的朝鲜政府把倭与日本分别看待的事例,还有从对马岛访问朝鲜的人,虽然在民族上属于朝鲜人,却也被叫成“倭人”的事例,于是对那种看法产生了疑问。

对于14-15世纪时的倭寇集团,日本的研究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曾提出其中日本人只占一、二成,高丽人与朝鲜人占多数的见解,在日本和韩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争论。虽然我受到这一新见解的启发,却感到无论是提起人还是批评者都拘泥于“倭寇究竟是日本人还是高丽人、所占比例是多少”这类设问;况且我认为,我们正是应该在拥有不同国家与民族背景,同以国家统治之极限地区的国境空间作为生活基地的人类集团即“边际人”上,寻找发现倭寇和倭人的本质。

基于这一观点,对于侧重于海盗行为含义的“倭寇”这一词汇,我认为有其片面性。有必要给他们重新定位为是从事贸易、渔业、海运之人,海盗行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倭人”这一词汇更为贴切。为此,对随着朝鲜王朝的登场,海盗(pirates)摇身变为买卖人(trader)的15 世纪,进而海盗即贸易集团愈发呈现多民族性并将活动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中国大陆沿海的16世纪,也都可以以一贯性的观点进行观察。

完全相反的倭寇形象

其后,我与韩国和中国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增多,但上述有关对倭寇和倭人的见解极其不被看好。近现代史暂且不谈 ,对古代和中世纪史的见解,日本与韩国和中国之间尖锐的对立不多,但面对最突出的倭寇问题,我感到非常困惑。其批评要点如下:

1、高丽末期的倭寇纯粹是由日本人组成的集团。对高丽社会来说,百分之百属外部存在。倭寇的实体本身是以战斗为职业的中世纪武士团,其掠夺的目的是为南北朝内乱这一日本国内的战争获得兵粮。(韩国广播大学教授李领)

2、保持国家间官方关系,有利于地区稳定,强调侵扰国家关系的倭寇以及与倭寇协同行动的中国沿海地区民众的超国家性、边际性,对恶的肯定性评价这种倒错行为,是日本方面忘记了应承担之责任的表现。(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

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把倭寇视为日本的海盗集团,是朝鲜和中国社会的外部者。从而归属暧昧的边界空间被抹消,由国家统合的统一的内部空间得到保证,想脱离国家统治圈的国民作为背叛者或犯人受到处置,不因其存在而动摇内部空间的统一。明白无误的是,近代国民国家掌控国民的实际状况或理念,被投影到这一形象上面。

当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存在对立时,历史学所应当返回的原点就是史料。尽可能不拘泥于史料的解释。由于朝鲜和中国保留了压倒多数的史料记载,所以在涉及倭寇与倭人时,首先必须重视并倾听史料中出现的该时代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看法和说法。

史料回眸—(1)访问朝鲜的倭人

当时的朝鲜政府是如何看待倭人的呢?

1441年,庆尚道观察使提交的报告中记载,倭人沙伊文仇罗(左卫门九郎)提出申请“因为我父母原本都是朝鲜人,所以希望留在朝鲜国内做臣民”,得到世宗王的批准(《朝鲜世宗实录》23年6月己丑)。虽然这个“倭人”拥有左卫门九郎这种日本式名字,但他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估计当时来自对马岛。类似的事例还找到几例,我把他们称为“朝鲜系倭人”。

另一方面,1510年庆尚道观察使就一名叫而罗多罗(次郎太郎)的倭人报告说,他“不是日本的倭人,携带家眷住在荠浦(朝鲜半岛南岸的倭人居住地三浦之一),通晓朝鲜语,颇有智谋,变幻自在”(《朝鲜中宗实录》5年6月壬子)。定居于居住地的倭人不是“日本倭人”,作为这一命题的反向解释,可以引入“日本系倭人”这个类别。

进而,像而罗多罗那样,以居住在对马岛及其延长线三浦的倭人为对象,还可以列出第三个类别。总之,简单地把倭人等同与日本人,显然是不合理的。

1459年,世祖王列举“对马、壱岐、博多等三岛的倭人”作为从事海盗行为的邻人,说道:“如日本国那样相距遥远,罕有往来”(《朝鲜世祖实录》5年4月已未)。还有把野人(女真族)、日本、三岛、琉球算作朝鲜“四夷”的事例(《同上,14年3月已酉》)。此外,成宗王还担心给三岛倭人做翻译不能通晓“深处”(指九州岛以远)的倭语,认识到了三岛与深处在言语上的相异(《朝鲜成宗实录》10年10月戊申)。以上事例说明,在朝鲜统治阶层的意识当中,认为“日本国”与三岛、倭人属于不同的存在。

史料回眸—(2)嘉靖大倭寇与乡绅阶层

明代后期的嘉靖年间(1522-1566),在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倭寇侵扰,史称“嘉靖大倭寇”。其民族构成,在1555年的南京军人献策“御倭五事”中记载道:“夷人(倭人)十之有一,流民十之有二,宁绍(淅江人)十之有五,漳福泉(福建人)十之有九(数据依据史料原文,未作修正¬——译注),虽大部分自称倭夷,实为有户籍登记的一般人”(《明世宗实录》嘉靖34年5月壬寅),即倭人只占一成左右,大部分是中国人。

这一时期倭寇猖獗的背景中,有内陆社会变化的因素。操纵明代地方社会的,是在中央科举体制中官僚辈出的母体“乡绅”阶层。恰在14-15世纪,由于中国中部的经济发展迅速,只靠中央供给货币,渐渐不能满足通货需要。海禁政策剥夺了中国南部沿海乡绅阶层与东南亚方面通商的机会,他们便和中国非法的海上贸易商以及国外的海盗集团联手,从事地下贸易。负责取缔倭寇的浙江巡抚朱纨叹息道:“灭外国盗贼易,除中国盗贼难。灭中国沿海的盗贼尚易,除中国衣冠的盗贼尤难。”(《明史》卷205朱纨传)

与乡绅勾结的海上势力中,民族构成也日渐复杂。朱纨在“海洋贼船出没事”一文中写道:“海上出没之贼船皆为内地叛贼。他们在夏季风时,引诱纠合日本诸岛、佛郎机(葡萄牙人)、彭亨(马来半岛的海港城市)、暹罗等夷人进入宁波府的双屿港内停泊,内陆奸民出而相迎,往来交易。”(《皇明经世文编》卷205)文中的双屿指从16世纪20年代起曾作为地下贸易基地的舟山群岛的港口。

可以认为,嘉靖大倭寇属中国社会的外部存在之说,被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自己明确否定了。

中世纪的“日本国”与“倭寇式状况”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能把倭寇等同于日本海盗集团,那么为何冠以“倭”字相称呢?这是因为在不局限于遍布在东亚海域国家的人与物的动向——权且称之为“倭寇式状况”——中,与日本所占的特殊位置有密切关联。争论点大致有两个:

第一,是倭寇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什么?

14世纪末,镇压倭寇的高丽、日本的负责人异口同声地宣称,倭寇主要来自两岛。倭国并非举国为盗,其主体是不服国家命令的对马、壱岐两岛的叛民与贼寇。他们实际的生活状态是“以舟为家”,居无定所(《高丽使节要》辛禑13年8月,《朝鲜太祖实录》4年7月辛丑)。到了15 世纪海盗活动平定之后,这种认识也没有变化,朝鲜方面心中的“倭人”,可以认为基本上就是对马岛的岛民。

其实,倭寇集团本身,从很早就开始笼络朝鲜和中国的政治失败者、逃避赋役的沿海民众,所以兼有多种性格。有关这种情形,我在以“何人为倭寇?”为题的论文中作了详细论述(《东方学》119辑,2010,东方学会)。但是,日本列岛西部的岛屿长期成为海盗活动的策动根据地。只是到了16世纪,其中心才从对马转移到五岛。

第二,是在14-16世纪的东亚中“日本国”的特殊性。

由于南北朝内乱、应仁、文明之乱等战乱,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低落至极。当时,虽然列岛各地的各类交流者们涌入朝鲜,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本应代表日本的“日本国王使”,也不过是那些交流者中的一员而已。而且到了16世纪,其名义又被对马岛以下的诸势力派送的伪使者肆意利用。

甚至连“日本国王使”的名义被非法利用都防止不了,可见中央政权的软弱无能,因而等于地方政权参与对外关系丝毫没有障碍。特别是对马的宗氏、大内氏、大友氏、平户的松浦氏、岛津氏等西国(日本西部诸地区)的大名(诸侯)们,对于将他们的领地变成地下贸易及海盗活动的策动根据地非但不加以取缔,反而还把分得的贸易利润装入自己腰包。王直等中国的倭寇首领,当在中国沿海的地下贸易基地遭到破坏后,便转移到列岛西边海域继续进行活动。

倭情在世界史上的作用

从以国家史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学角度看,属于亚流的倭情,可以说在16世纪的东亚扮演了超越一国历史框架的世界史的角色。

最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见银山,在1533年从朝鲜半岛传来了吹灰法这一新的提炼技术后,产量大增。这一技术的传入,是由在山阴-博多-朝鲜这一地下贸易渠道中活动的倭人,从朝鲜民间秘密进行的白银提炼现场盗取的。

而且,由于中国经济向着以白银为中心的交换体制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白银通过地下贸易渠道大量流入中国。通过交换白银,从中国进口的物品则以生丝为主。倭寇集团通过地下贸易牟取了巨额利益,其中还有新加入进来的欧洲势力。

枪炮与基督教也是通过往来于上述地下贸易渠道的倭寇集团以及搭乘其货船的欧洲人传到日本的。葡萄牙人携带枪炮乘坐的是后来成为倭寇王的王直的帆船(中国式的远洋帆船)。把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送进鹿儿岛的,是住在马六甲的号称海盗的中国人的帆船。枪炮成为左右战国动乱去向的新兵器,基督教则以“宗门人别改(大众宗教信仰调查)”制度,作为牢固掌控人民的否定性触媒,无可置疑,这些都成为日本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重要因素。

作为庞大的“倭寇”、“虏寇”在东亚登场的丰臣秀吉政权与奴尔哈赤政权(后金),将倭寇猖獗活动中攫取的巨额贸易利润和极大提高的生产力据为已有,从而发展成强大的军事国家。江户幕府和清王朝作为继承者,在经过种种失败之后,创造了新的国际秩序(所谓锁国体制),镇压了倭寇的活动。

历史学为何而生?

从韩国和中国的学者对倭寇与倭人的看法当中,我感到现代的民族主义主张,存在这一种从历史中寻找根据的倾向。一开始就对照所给的答案,从史料中“发现”与之相符的根据。受其驱使,日本方面的民族主义主张又以同等的方式与其对抗。这样,只会步入歧途,产生毫无结果的龃龉。

我所属的东京大学,常常被拿来与首尔大学、北京大学相对比。我感到在韩国和中国学者的眼中,东大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利益”而做学问的地方。但是与我对历史学的所思所想相去甚远。希望现代人能尽量摆脱各种约束——例如,禁锢在国民国家框架中去解释过去——用更加贴近于当时的目光去描述历史。我之所以搞历史学,是因为感到这种工作很有趣。特别在感到能从当时的文脉中解译史料的那一瞬间,更是喜上心头。

尽管当今国民国家万能主义正走入死胡同,北方领土、竹岛、尖阁诸岛(钓鱼岛)等边界空间,变成了令人窒息的领土纷争场所,可能性受到封杀。为使其恢复并赋以活力,如果我的研究,也就是通过弄清前近代的边界空间实情以及边际人的活动,能够提供某些启发的话,将十分欣慰。这与因为有趣、因为喜欢才研究历史学并不矛盾。

作者:村井章介,MURAI Shōsuke,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1949年生于大阪。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后任现职,文学博士。专业为日本中世史、东亚交流史。2004年8月至2005年1月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派遣教授。著作有《亚洲中的中世纪日本》(校仑书房,1988年)、《中世纪倭人传》(岩波书店,1993年)、《跨境的人们》(山川出版社,2006年)等。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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