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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6-20

王振忠丨我的徽州文书缘

王振忠

简介

福建福州人。1999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时年35岁,是当年中国古代史专业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及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关注地域文化差异及区域社会之变迁,迄今著有《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乡土中国·徽州》、《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至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水岚村纪事:1949年》等。

不少人以为我是安徽人,这大概是因为近十数年来我常常围绕着徽州作文章。尽管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自己也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兴趣,但有关徽州的研究,在这十数年间无疑是最为主要的。

其实,与徽州结缘,起因颇为偶然。大学时代我读的是历史,喜欢考据。研究生期间原先想做北朝政区研究,后来才改做历史经济地理,博士学位论文是有关明清盐业与两淮区域社会变迁方面的内容。

在课题研究中,由于在苏北活动的盐商绝大部分是徽商,对徽商史料的接触遂日渐增多,后来也就开始对徽州产生了兴趣。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所能读到的徽州史料还相当有限,当时,虽然台湾影印过一些地方志,但大批的乡镇志都深藏于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远没有现在利用起来这么方便。在做博士论文期间,我曾到苏北各地收集史料,收集到了一些未刊乡镇志(如《淮安河下志》、《新安镇志》等)和竹枝词资料,这是当时所能利用到的最接近民间基层社会的史料。现在看来,从史料学的角度视之,那些乡土资料中,有不少仍然是经过文人编纂加工、第二手的文献史料。199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这部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专著,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徽商与区域研究的著作。利用乡土史料大概可算是该书的一个特色,但当时还没有条件利用到更接近民间社会实态的徽州文书。

早在《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出版之前,我曾到徽州盐商的桑梓故里歙县做实地调查。在昔日两淮盐务总商程氏家族所在的歙县岑山渡村口,一位农民大概误以为我是前来收购古玩的“城里人”,竭力怂恿我到他家去看看。不过,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跟他走。现在想来,当时显然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想到徽州民间还会有史料遗存,所以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和兴趣。

但在此后数年里,我不得不为早先的一念之差而懊悔不已——程氏家族的一些文书陆陆续续地在屯溪老街、浙江绍兴以及上海等处出现,尽管是些已被他人挑剩,为书商、收藏家乃至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视作“垃圾”的东西,但在我眼里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着实让人震惊!不久,我在屯溪老街古玩店中买到了一部《歙县岑山渡程氏支谱》(线装书),该书应当就属于程氏家族文书之一种,类似的刊本,管见所及,目前仅国家图书馆有藏(相比之下,抄本的内容更为原始),对于研究清代徽州盐商极具价值。从此,我便留心于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或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我在屯溪老街瞎逛时,正好碰上一位到古玩店中兜售旧书的书贩,当时,店主极不耐烦地将之赶出。我见状上前拦住书贩一看,原来是薄薄十数册的抄本,粗略一翻,那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一批文书资料,它生动地勾勒出了皖浙交界处一个徽州山乡的社会生活,此类较为完整、全面反映农村生活的资料,我以前从未见到过,于是马上掏钱将之悉数买下。后来,我将这批资料定名为“歙县里东山罗氏文书”,并很快利用这批文书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与会学者对徽州民间文献的关注和兴趣。

当时,在皖南的旧书店和地摊上,纸头(指契约文书)的价钱远比抄本要贵得多,无论是书商还是收藏家、学者都对契约文书情有独钟,但旧抄本却很少有人留心,至少不在他们时重点收集范围之内(这一点,不少学者或许也与先前的我一样,根本没有料到民间还会有如此丰富的史料遗存)。这主要是因为对契约文书的探讨,尤其是土地契约的研究,一向是史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土地契约就备受重视,而且,国内各收藏机构中的藏品,绝大部分主要也都是土地契约文书。其实,在我看来,通常情况下,就提供历史信息完整、系统的程度来看,各类抄本的价值远远高于契约文书散件。

稍后,我碰上了一批较为系统的文书——歙县北乡上丰的宋氏家族文书。上丰宋氏和岑山渡程氏,都是清代两淮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之一,该家族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从事盐业、典当、茶叶等诸多行业,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该家族成员冒险运送淮盐,从而在战后的两淮盐业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种种迹象表明,上丰宋氏家族的文书规模应当相当不小,但略感遗憾的是,到我看到这批资料时,大概时人认为珍贵的都已被挑走(其中有的邮封现登载于《中国邮票史》),剩下的都是书商和收藏家所认为的“垃圾”。然而,就在这批“垃圾”中,我第一次读到了几册徽州盐商的日记,对我而言,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发现!可能是喜形于色,以至于手在颤抖,总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结果我几乎没有还掉一分钱就照单全收。我记得那次付完钱之后,除了事先买好的回上海的火车票,身上仅剩下八元钱,虽然那天下着大雨,但离开歙县时却无法花钱以车代步……

当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皖南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农村面貌多所改观,在房屋改造等基建中,陆续有大批民间文献出现,如安徽学者发现的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现的。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徽商旧家的文献整批整批地流落到书商手中,这些书商,将其中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拣出来,如名人字画、大龙邮票、明代税票等,而将那些抄本扔在家中角落中,作为无人肯买的“垃圾”处理。

其实,就在这些“垃圾”中,有许多是极为珍稀的文献。譬如,商业书和商人书的研究,是明清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往很多研究都以日本公藏机构收藏的商业书和商人书为对象。1997~1998年我在日本学术访问期间,曾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阅读到一部《杂货便览》,这是一部以华北为中心编纂的商业书抄本,我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用数码摄像机将这部善本拍下带回国内。但后来在徽州,我竟在类似于前述的“垃圾”中陆续发现数十部相近内容的抄本。令人心痛的是,在我接触到徽州文书之前,书商们将名人信函和珍贵的信封留下卖钱,而将普通人的书信悉数焚毁,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无名小辈的家庭琐事,没有多少价值,更卖不得钱。其实,由于皖南是商贾之乡,纯粹的务农之家几乎没有,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与商业有关,与外界总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普通民众的情感档案中,实际上有不少都反映了当时的商业人脉、商况市景以及家乡和侨寓地的风土人情、天气收成,等等,这些,对于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譬如,我在皖南的一个旧书店中看到过一箱的书信原件,其中有将一年的书信粘成一卷的,共有十几卷,计二三千张。据摊主说,这批书信经过好几位书商转手,很多人(包括有些公藏机构的研究者)都看过,但没有人曾表现出兴趣。当时我粗略一翻,便感觉这应是清代的商业书信,后来仔细一看,竟然是晚清黟县西递胡氏的书信原件……现在,西递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皖南古村落之一,这批书信原件对于进一步发掘徽州文化的深刻内涵,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根据通行的看法,徽州文书并非古董,它不像书画、瓷器等艺术品那样直观,但它在民间收藏中的文化含量最高。据说,从前复旦大学有位名教授在解放前夕因对日后的生活充满疑虑,预先设计过自己的前程,认为将来如果丢了饭碗,开个旧书店应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个中的原因在于——如何认识旧书的价值,端赖于个人的眼光,需要专业知识,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徽州文书抄本的情况,实际上也与此相类似。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参加过收集徽州文书的人相当不少,但既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又通过田野调查大规模收集民间文书的人似乎并不多见。而我以为,只有将收集和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徽州文书的价值所在,收集到更有价值的徽州文书。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近十数年来我所收集到的一万数千件(册)徽州文书,也就成了该领域颇具特色的一批收藏。

收集徽州文书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2002年,我利用自己收集的民间文献,出版了《明清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这部著作力图将徽州文书的研究从以往狭义的契约文书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的探讨。在该书的后记中,我曾写道:

……身居喧嚣的都市,却有很多机会见到徽州的春来暑往秋收冬藏,时常闻到田野乡间清新的气息。特别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遍野的金黄色映衬着远处的青山绿水,令人顿感心旷神怡。而在实地调查中,每当收集到富有价值的文书档案,一时便会激活储存在脑海中各种断续的文献,从而将历史的碎片缀合成一幅幅相对完整的图像,彼时彼刻那种难以言宜的喜悦,想来应是我辈读书人所独有的。

徽州研究,近十数年来曾给我以诸多的快乐——美丽的自然山水,丰富的民间文化遗存,带给我审美的愉悦和发现的欣喜;而坐拥丰富的珍稀文献,又使得不善交际的我不假外求(不必再为看点资料煞费周折而苦恼),这免去了诸多无谓的应酬,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平心静气地领略闭门读书撰述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选择徽州是一种缘分,也更是一种幸运!……

近十数年来,在收集徽州文书的过程中,我曾有过不少幸运的奇遇。

1
2000年,我在上海的某处小摊上买过一册1949年前后的日记,后来竟在一次无心插柳的旅途中,遇见于日记的主人——昔日的英姿少年,如今的陇亩老农,时光的交错令人感慨万端。我以这部解放前后徽州少年的日记为素材撰写、出版的《水岚村纪事:194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很快引起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最近,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以此为线索,拍摄了一部感人的纪录片。

2

2001年,在一位徽州老人的帮助下,我发现一部未刊抄稿本《我之小史》(两种),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惟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的小说,该书的发现,是近年来徽州民间文献收集中最为重要的收获。单单是这两个有趣的重要发现,就让我坚信自己与徽州的确有缘。
3
2003~2004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其间阅读到不少珍稀文献,不过,却也有一年时间无法到皖南做调查,逛书店,收集资料。在那一年里,好几次在梦中见到徽州的青山绿水,梦见油菜花丛中的粉墙黛瓦,也曾不只一次地梦见自己找到上好的抄本,一觉醒来,却奇怪地发现,梦中内容清晰、极富价值的抄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

据我所知,皖南的不少书商每月都定期编制书目,寄给全国各地的收藏家(据著名画家黄宾虹透露,这种情况早在解放前即已如此)。因此,目前各类著名拍卖会上的旧书文献,以来自徽州者为数最多。这种情形,使得徽州文书的流失更形严重,一些徽州文书流往学术界之外的领域(如被人用作家居、饭店的装饰)。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批徽州文书才得以为学界所利用。

此前,北京收藏家田涛所编的《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以及深圳收藏家鲍传江所编的《故纸堆》,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资利用的资料。虽然他们的初衷可能不一定是为了学术研究,但坦诚地说,这些书的出版,比起堆在一些公藏机构中不见天日的情况要好得多。不少公藏机构有着这样或那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规章制度,始终无法为学者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等而下之者,甚至以种种借口人为地封锁资料。

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到某高校图书馆,希望能读到一些有关徽商的资料。该校一位研究人员跟我说,我们这里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打着太极拳就很客气地将我送出了门。多年之后,这位仁兄成了我的好朋友,说起往事大家是一笑子之。之后不久,我到某省档案馆查阅资料,一些现在看起来到处都有,地摊上十元、二十元就能买到的民国时代的鸳鸯礼书,不仅调档收费不菲,而且竟然连原件都不肯拿出来。调出的都是档案馆人员重新誊抄的文字。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抄录者不认识鸳鸯礼书中的苏州码,故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文书莫名其妙地支离破碎,令人难以卒读。

近年来,有的研究机构虽然也收集了大批资料,但却从未向国内学界同行开放过,即使像我这样名义上的座上客,也只是在多年前参访时隔着橱窗玻璃远远地瞅过书签一二眼。正是由于国内公藏机构对资料的封锁,使得近几年来的徽(州)学研究始终局限于狭隘的小圈子,而难有更为突破性的进展。此种现状,也让海外的学者望而却步。

有一位与我同龄的日本学者,上个世纪90年代在徽(州)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但他在出版了博士论文之后,就几乎不再写有关徽州的任何文章了。而另一位英国学者也曾经抱怨说,徽州文书如此有名,但对于我们外国人而言,能看到的却相当有限,公开出版的许多资料以土地契约居多,难以做系统的研究。对此,我只有苦笑以对。其实,资料封锁的瓶颈,对于中国的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在不少学术会议的场合,常常会碰到博物馆、档案馆乃至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在谈及各该馆的徽州文书收藏时,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便是打起官腔,最常见的说辞便是尚未整理正在编目云云。虽然现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我也没有理由怀疑那些公藏机构的工作效率,但我却实在不敢指望在有生之年真能读到各馆的收藏甚至只是完整的目录!

有时我想,现在有人为昔日敦煌文书的流散而扼腕叹息,从民族情感上来说当然很有道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文化财产罪不可赦。但从另一角度思考,如果没有昔日的流散,是不是有今天世界范围的敦煌学?如果敦煌文书只为国内一两个机构所垄断,是否会有现在敦煌学的繁荣景象?这实在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学术资料的收藏,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两个机构的垄断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这几年,徽(州)学热愈煽愈炽,徽州研究愈益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间,虽然也不乏一些大部头的著述,但与徽州文献的丰富性相比,徽(州)学研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仍然相当有限。数年前,作为兼职教授,我在武汉大学从事学术访问,其间曾到该校的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参观,站在整排整排的敦煌资料及敦煌学著作面前,我曾浮想联翩——现在有不少人提及徽(州)学时,总喜欢拿敦煌学说事,其实,徽(州)学要达到敦煌学那样的规模和水准,可谓路漫漫其修远……

今年八月份,我再次前往某县档案馆查阅资料,其间,当我提出能否用数码相机少量拍摄资料时,便被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后来,我试着询问能否允许复印抄本中的一两页,工作人员则明确回答:每页要收一百元钱。这真是天价!(我曾买过数千册的徽州文书抄本,虽然有的珍本一册就花去了上千元,但运气好的话,一百元有时也可以买得到一册类似于眼前在该馆读到那种抄本)不过,她也很无奈地解释说——这是上级的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这些学者复印。据说,省馆一直认为县馆以前所收的资料费太便宜了,故而屡次批评他们。

其实,我之所以提出数码拍摄或少量复印,除了因时间匆促外,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徽州文书在阅读和利用方面的特殊性。尽管平常在家每天也都阅读各种各样的文书抄本或散件,但由于徽州文书中有不少字迹比较潦草,不仔细通读全书无法利用,而在档案馆当场抄录难免会有一些字一时难以识别,照描又容易出错,因此,这些部分只有放在手边反复阅读,才有可能顺利地识别。否则,便只能一趟又一趟地前去档案馆核对,这对于一位外省市的学者而言,写一篇较为像样的文章之成本和所耗费的精力无疑令人难以承受。

这让人想起前几年到处可见的“烂尾楼”,这是建筑界的一个术语,说的是一幢高楼建了一部分,因资金不到位而无法继续兴建,于是,丑陋的钢筋水泥骨架孤零零地在风雨中矗立,不知何年方能竣工。我手头有两篇写了一半的论文;其命运也就像这样的“烂尾楼”一样,每次清理书桌看到它们,也就让我想到查阅档案的痛苦。作为一介书生,对于各种规章制度当然只能遵守,但我也很快地收起纸笔匆匆离去……此次的经历再一次提醒我——在可预见的未来,公藏机构能为学者提供的帮助恐怕并不容乐观,尽管我一直以为,徽州在近二十年来之所以迅速成为海内外的一域热土,历史学者对档案文书的发掘可谓功莫大焉(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此处不去说它)。

徽州文书原本不是奇货可居的古玩,离开了学术研究就无法体现它的真正价值。殚思竭虑详尽收集资料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但单纯依靠占有乃至垄断资料,却并不足以提升个人或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平,人为地封锁资料,以资料的垄断制造并满足于“某某学在中国”、“某某学在某地”之类的虚幻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对我而言,作为一位研究者,在目前情况下,对于文书的收集完全是为了研究的便利,这是暂时的不得已而为之。我以为,徽州文书作为水云深处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重要文化财富,个人的保存永远都是暂时的。

来源:《中国档案》2005年11期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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