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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1-04

中国明清海盗研究回顾——以英文论著为中心

Robert J. Antony (安乐博)、余康力 海洋史研究

对历史学家而言,近年来最为盛行的话题之一是中国海洋史,它也被中国学者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这块发展迅速、令人兴奋的领域不仅激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连日本、韩国、东南亚和西方的学者亦莫能外。不仅如此,连海洋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都开始重新探究亚洲海洋史。作为这一新领域的一部分,海盗前世今生的研究在过去十多年获得更多的重视。笔者在本文中将会回顾研究中国明清海盗的重要英文论著。研究的时间涵括从明朝至清朝的四百年左右。这些论著不仅探讨海盗问题,也会探讨因其而衍生的明清海防战略及镇压海盗政策。

早期许多对明清海盗的学术研究都聚焦在将海盗行为视为战争的一部分,或与主权有关的海岸防御和国土安全等课题上,鲜有关注并深化我们对海盗行为的本质或其社会影响力理解的研究。这一情况在近些年有所改变。近期的学术研究着重并强调海盗本身及其在沿海地区社会、政治及文化构建上的重要性。新的研究也细致考证海盗组织和海盗活动对沿海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如对组织庞大的海盗集团的研究,它们如何脱离朝廷的掌控,其有效运行的组织章程又是怎样等;对明清鼎革之际纷起效忠明朝的海上势力的研究;对18世纪末越南西山政权雇佣的中国海上私掠船或为金钱雇佣的海盗的研究等。当然,研究对象除了对这些大规模的海盗活动和组织外,也包括沿海不断涌现的小规模海盗。不可否认的是,海上组织及其活动种类繁多,它们对当时的海洋社会和海防战略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明清两代的疆域策略就是有效控制地方社会。这无论是在陆地边陲还是沿海地区都表露无遗。

若将明清视作一个整体,它算得上是“中国海盗的黄金年代”。根据安乐博 (Robert Antony)的研究,大约从1522年到1810年间,中国海盗的规模及其范围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居全球之冠。在这近300年的时间内,海盗活动出现过3次高峰:第一次高峰1522~1574年,第二次1620~1684年,第三次1780~1810年。这三次高峰的共同特征是大规模的海盗组织称霸海上世界并遮蔽明清两朝官方海洋力量的光芒。当然,1810年之后海盗活动并没有减少,只是大规模的海盗组织消失了。也就是说,小规模的海盗活动在1810年前后并没有减少,只是大型的海盗组织有所变动。随着海盗组织类型的变化及其势力的兴衰,明清帝国也相应地制定海防政策来维持沿海防御与处理海盗问题。

一 1522~1574年的海盗(倭寇)

这一时期的海盗被称之为“倭寇”(或日语wakō)。 目前大多数有关的研究多专注于明朝中期(1520~1570年)的中国海盗问题、沿海黑市交易、政府对海盗的镇压策略及沿海海防等。各国学者都认为,此时期的倭寇问题实因明朝实行严厉的以陆地为主的海禁政策而生。明中期的海禁使得商人赖以为生的海上贸易断绝,商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走私等非法方式下海贸易。 然而,马光最近的研究指出倭寇兴起的另一可能性。根据他的研究,明嘉靖年间倭寇猖獗,确因海禁而起;但是自元朝1309年,山东半岛就有海盗(倭寇)活动的痕迹。当时的元朝不但没有禁止人民出海,反而依然大力鼓励海上贸易。既然早于明嘉靖时期的海盗(倭寇)不是因海禁而起,那么元明海盗是因何而起呢?马光的研究发现,自元末到明初,气候异常,正是气象学上所谓的小冰河时期(Little Ice Age);根据他所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及数据,此时的自然灾害(台风、疫疾、旱灾、水患等)与倭寇兴起的关系是绝对相关。 由此可见,海盗兴起的成因复杂,不是单纯的海禁一说就可以解释。相反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自有其成因。

1930~1960年间,许多中国学者简单地认为16世纪中叶的“倭寇”是一场浩劫、一场日本掠夺者的入侵。到1980年代,一批新的中国史学家把明代“倭寇”问题视作是原始资本主义(海商)与封建主义(明朝政府)之间的战争,视作封建政权为控制商业发展而进行的一场斗争来研究。于是史实总夹杂着爱国主义的宣传,像戚继光那样的抗倭英雄就被提升为为理想、为民族而战的国家英雄。与此同时,日本和台湾学者则提出倭寇崛起的原因源自明朝强制实行的海禁政策与海商走私活动间的矛盾。例如张彬村解释道:这场危机导致当地世族、海商与明朝水师三者之间势力的失衡,使得原本平衡的海上力量崩溃。 1975年,苏君伟(Kwan-wai So)参考大量的中文资料,用英语发表了第一篇有关16世纪海盗活动的重要研究。他较早利用中文资料,指出“倭寇”多数是中国海盗,只有30% 是日本人。苏君伟与其他一些学者认为,1570年后,倭寇减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明朝海军效率增强,废止多数海禁,主要海盗头目或死亡、或归降以及外交政策的改变等。

总的来说,学者们把这段时期的海盗称为“商人海盗”,是因为当时大多数海盗头目都有商人背景。由于明朝颁布“禁海令”,对想继续进行海上贸易的海商实行法律制裁,他们被迫成为海盗。在这段被倭寇骚乱的时期,由于卫所系统衰竭,管理海防的军官如戚继光、胡宗宪、张经等就用武装民船来完善制度,他们雇佣渔民、农民、矿工甚至和尚来防御海岸。这一新战略在那个时期的海岸防御上发挥重要作用,最终削弱了海盗势力。

钱江(James Chin)、Maria Petrucci和伊川健二(Igawa Kenji)的近期论文是有关16世纪海盗活动的三篇重要研究。这些文章都收录在2010年出版的论文集《难以捉摸的海盗和无处不在的走私贩:中国海域的暴力与非法贸易》(Elusive Pirates, Pervasive Smugglers: Violence and Clandestine Trade in the Greater China Seas)中。这三篇论文都将海盗研究放在整个东亚海域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海盗活动就不只是中国沿海的一简单的问题或困扰。钱江的研究追溯了中国海商与跨国走私贩们(如日本、琉球群岛、葡萄牙走私贩子和东南亚酋长等)的重要合作。尽管海盗对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但蓬勃发展的非法交易也积极促进了华南沿海新型的商品经济发展。Maria Petrucci使用海盗王直的事迹,证明王直和别的中国海盗、日本海盗、日本大名、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他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合作过。尤为重要的是,海盗在这种合作关系中扮演着在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秘密研制及走私火药的角色。伊川健二则重点讨论海盗林凤(Limahon)与菲律宾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详述16世纪的海盗是如何利用其商业网络来拓展东亚贸易及日本、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新贸易路线。

林美玲(Ivy Maria Lim)近期发表的有关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宗族社会的著作,关注到海盗活动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她阐述了1550~1560年代浙江沿海地区的宗族社会如何在当地民众对抗倭寇的契机下得以发展。她的研究关注到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宗族案例:海宁县灵泉乡许氏。在倭寇肆虐、地方卫所镇压失效后,许氏合全族之力、挺身而出保护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许氏宗族的后起之秀许茂积极组织民间武装,抵御倭寇侵袭家园。林美玲讨论到,宗族在这一过程中变成“合法象征”。在那个年代,也只有这一方式才能保证生命财产在倭寇入侵时的安全。

虽然这一时期沿海安全是明政府最大的隐患之一,但没有任何英文著作研究明代海防的人事及政策,只有中文论著稍有涉及。如阎崇年专注明朝将领戚继光在处理海盗猖獗造成沿海安全问题的指挥因应策略。范中义则以传记形式讲述戚继光。这些研究从未被翻译成英语,读者有限。不过他们成功刻画了一位英雄人物,他在镇压海盗和海防上作用非凡,即使在多年后的清代其策略依旧被运用。

二 1620~1684年明清易代之际的海盗

直接研究明清易代之际的海盗及其活动的英文论著鲜见,但有关郑成功(国姓爷)的研究却多不胜数。本文无法一一列举。总的来说,学者对郑成功的形象有不同的见解。郑成功因为把荷兰人逐出台湾和反对外来满族征服者,向来被海峡两岸学者和主流文化视为民族英雄。但近年来,台湾地区及其他学者对郑成功的形象提出新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是台湾“郑氏王朝”或“郑氏王国”的奠基者而非明朝的效忠者。正如郭适(Ralph Croizier)在40多年前所说的:“历史人物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形象价值和事迹符合后人的需要。”

近年不少学者发表研究郑芝龙、郑成功和台湾郑氏政权的英文论著,其中重要的有欧阳泰(Tonio Andrade)、郑维中(Cheng Wei-chung)、钱江和杭行(Hang Xing)。他们的视角跟传统的做法不同,可归入“新清史”学派。这一新学派关注的清朝历史课题极为宽广,通常都以国际视野重新审视清朝的历史。

欧阳泰的新作《失去的殖民地》(Lost Colony)详细描述了郑成功如何击退侵占台湾的荷兰人。书中丝丝入扣地阐述中国海盗郑成功如何以更优异的策略和军备轻松击败其西方对手,成功控制这座岛屿。该书的研究重心虽然主要放在西方势力的扩张上,但也会谈及其在亚洲海域扩张过程中接触到的海上势力。欧阳泰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海盗和明清易代之际的海防策略。他站在来到中国的西方商人立场上检视当时的历史。商人重利,中西皆然,而当时西方除贸易通商外,还有扩张领土的打算。他以郑氏为例说明海盗及其海上势力与明、清和西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明末动乱之际,内有海盗及其海上势力坐大,外有西方势力与清朝觊觎,明朝试图维持其政权;新兴的清朝企图在诸势力中崛起,改朝换代;而作为西方势力代表的荷兰人则认为郑氏海上势力已强大到可以取代明和清;西方人的看法足以证明中国海域的海盗及其海上势力对明、清政权及其海防已有决定性影响。

欧阳泰的另一篇文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国海盗》(The Company’s Chinese Pirates)更让我们注意到明清易代之际,海上私人势力(海盗)的多面性及重要性。他描述了华南、日本、菲律宾等地庞大的海上私人势力及其相互关系。在他的描述中,许多海盗如李旦、郑芝龙等政治嗅觉灵敏,知道如何在中国、日本、荷兰、东南亚等各色族群之间周旋、赚取最大利益。明朝一再给这些海盗加官进爵、恩宠赏赐,使得这群依律本当坐牢杀头的阶下囚一跃成为受人敬仰的人上人。而侵占台湾的荷兰人也试图凭借武力降伏这些海上私人势力,利用他们占得与中国贸易的先机。明朝和荷兰人都热衷于与海盗合作,原因是海盗势力影响到地区的安定与繁荣,而他们都对付不了。欧阳泰在其研究中始终将海盗话题放诸更宽广的世界历史体系中检视。他认为,“海盗及其研究基本上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史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海盗与其他政治主体的关系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欧洲(西方势力)是如何扩张的。”

杭行则从更宽广的视野、从郑氏家族在东亚海洋史上的地位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影响等角度专注研究明末清初的郑氏家族。其专著《东亚海洋时代的贸易与冲突》(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对中国海洋史研究颇有创见。他近期数篇有关郑氏家族的文章更扩大到该家族在日本及东南亚的影响。17世纪,世界各地的新政权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郑氏海上势力亦厕身其中。它独霸海上近100年,多数时间远超明、清及荷兰。杭行一如欧阳泰所主张的,郑氏能建立起庞大的掌控海洋的王国主要依靠灵活运用商贸、武力、劫掠等方式和充分利用明、清及荷兰之间的矛盾等。他还认为,郑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成功地建立东亚的一海上霸权,更表现在其高瞻远瞩的视野及创先建立的海上势力。

无论是中国学者钱江、郑维中还是意大利学者白蒂(Patrizia Carioti),都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将郑氏海上势力与当时东来的西方势力相提并论。  钱江继续先前有关海外华人的研究,在近作中将郑氏海上势力置于他所讲的“闽南人的海上帝国”势力之内。这一时期闽南人的海上势力席卷从东亚到东南亚的整片水域。 郑维中则从郑氏的贸易、战争、走私等入手,详细阐述其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起一辽阔的海上帝国。他将郑氏的海上势力看作是拥有自主权、依靠强大海上武力而建立的王国;它娴熟利用与西方人的贸易关系,结合武力称霸。 每位学者都讨论到郑氏海上势力的兴起,而且都将其归因于其海上贸易(海盗行为)与海上武力。

何大鹏(Daphon Ho)《烧焦的海岸:1633~1683年的中国沿海》(The Empire’s Scorched Shore: Coastal China, 1633-1683)聚焦在清朝初年,这个新政权试图用禁海政策自海盗手中夺取并牢牢掌握东南沿海。正如标题所示,清初颁布了比明朝更严苛的禁海令。为了摆脱海盗骚扰,防止沿海民众与其勾结,康熙帝再申“迁海令”。他下令摧毁所有船只,清空从浙江到广东所有沿海地区,沿海居民内迁30~50华里(大约10~15英里)。在严苛的迁海焦土政策之下,所有在这沿海区域内的房屋、田地和财产皆遭焚毁,擅闯界内者一旦被抓就将处决。数以万计的民众因此而被处死。加上因此而造成沿海民众搬迁混乱、失去生计,死亡的人数远比官府记载的多得多。何大鹏的研究发现,作为异族统治者,清朝制定这些严苛的政策就是为了控制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上怀有敌意又桀骜不驯的南方人。尽管“片板不入海”及“迁民于内地”的政策本意是要禁绝沿海居民的海上活动、根除海盗,但何大鹏及其他学者的研究都指出,清初的海禁与焦土政策在消除海盗活动上毫无作用。事实上,这些政策实际施行的效果适得其反:驱使许多渔民和水手加入非法上海活动(成为海盗),并将之视为反抗清廷的一种手段和形式。

何大鹏强烈主张,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严厉的焦土政策以打击海盗及其势力,并非临时起意(knee-jerk reaction),而是阶段性形成的政策。焦土政策的主意也不是出自皇帝或朝廷(central government)。他提出,尽管清朝实行这一政策是要根除海盗、摧毁对明朝效忠的台湾郑氏、清除支持海盗的港口,可更重要的是加强其对沿海民众、领土或贸易的控制,实现政权的“单一化”(simplification)。何大鹏研究综合了许多海盗、海防安全和主权控制之间的问题,有力地论证清初的海洋政策不是直接关注海盗问题,而是将重心放在朝廷更重视的主权上,以巩固其在沿海的影响力和伸张新帝国的主权。

三 1780~1810年的海盗

在经过一段相对和平繁荣的“清朝盛世”后,1780年代东南沿海又刮起一波大规模海盗活动的浪潮。研究1780~1810年海盗活动的代表性英文著作有:张中训(Thomas Chang)《镇海威武王蔡牵:1795~1810年中国海盗的研究》(Ts’ai Ch’ien, the Pirate King Who Dominates the Seas: A Study of Coastal Piracy in China, 1795-1810)、穆黛安(Dian Murray)《华南海盗》(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安乐博(Robert Antony)《浮沤著水: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海盗与水手世界》(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和王文生(Wensheng Wang)《白莲教乱与华南海盗:大清帝国的危机与改革》(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柯兰(Paola Calanca)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与海防:1600~1780年》(Piracy and Coastal Security in Southeastern China, 1600-1780)一文中对1600~1780年的海上非法活动有详细分析。该文让我们了解到,明清易代之际的无政府状态不仅给予海盗兴起的机会,而且也带给清朝崛起和巩固的机遇。明清之间的战争造成东南沿海的政治空当,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从事海上贸易的私人力量得以架构、扩大、并巩固民间的海上贸易网络及势力。1680年代,当清朝打败台湾郑氏、巩固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后,他们废除大部分的禁海令,选择用新的开放政策来有效地制约海上非法(海盗)活动。新政权相信国家的兴盛有赖于沿海的繁荣与稳定,便将远洋和本土的海洋贸易合法化,并开放数处贸易口岸。沿海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增长和繁荣。多数渔民、水手和海商们也都能合法的工作,不需要靠非法的海上活动为生,海盗势力由此减弱。

所以,18世纪海盗势力的减弱不是因为严格的海禁令或军事活动,而是合法贸易和港口的开放。这些新政策允许沿海进行海外或本地贸易,沿海百姓的商贸活动合法化,他们投身非法活动(海盗)的动机也就自然减少。事实上,当时许多商人都变成政府的忠诚拥护者,他们毫无保留地同扰乱贸易与商业利润的海盗为敌。柯兰认为,这种间接控制是打击海盗最有效的策略;因为它允许当地人民进行合法商贸,让当地人民自行对抗海盗与走私者。但柯兰也提到,尽管商人支持的大型海上非法活动已经消失,但小规模的却一直存在,并持续到1780年代以后。

1780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海防系统崩坏。柯兰在《闽南:沿海纷争及权力、角力》(South Fujian: the Disputed Coast, Power and Counter-power)一文以福建泉州、漳州两个至为重要的沿海城市为案例,详述18世纪的海防及控制。该文告诉我们清朝如何试图通过当地富商和权贵家族来管理沿海地区。通过研究管理沿海地区的不同机构,柯兰论证了当时清廷实行像保甲、澳甲系统等“本地责任制”与“相互责任制”的效果适得其反,制造出一个被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困扰的更为分裂的指挥体系。她指出,18世纪镇压海盗活动的失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滥用职权和权力下放的结果导致当地士绅、地方官府、中央朝廷及保甲与澳甲之间的相互角力。这些失败有助于解释1780年代后大规模海盗活动的再现。

张中训和穆黛安早期的研究都以1790~1810年大规模的专业海盗活动为对象。他们都论述了海盗活动产生及小规模海盗集团发展为强大的海盗联盟,掌控中国海域十多年的原因。张中训关注的是浙江、福建和台湾海盗,穆黛安着眼的则是广东海盗。两位作者都认为,1780年代海盗突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越南西山政权的支持以及清朝水师无法有效地镇压庞大的海盗集团。这些大型的海盗联盟有福建蔡牵,广东郑一、郑一嫂、张保、乌石二等。张中训在细致研究福建海盗蔡牵及其组织的同时,也详细分析清朝从朝廷到州县的各级政府镇压海盗的不同策略。 穆黛安另有一篇力作讨论当时极为重要的女性海盗郑一嫂。

安乐博、王文生的近期研究也聚焦在上述的清中叶海盗活动。安乐博采用“自下而上的历史”视角进行讨论。与张中训、穆黛安和其他多数学者关注海盗与清朝政府之间的抗衡不同,安乐博重点关心在闽、台、粤辽阔海域活动的海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习俗。他强调海上族群的独特习俗、社群文化及其与大海之间无可替代的紧密关系。安乐博关心的对象是海盗和普通的水手,而非朝廷官吏和富有海商。其研究目的是试图从海盗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抱负中重塑他们的面目,让这些默默无闻者站上历史舞台的中央。安乐博的研究让我们暸解:什么是“海盗”?他们的“真实面目”是怎样?他们为什么变成海盗?其最大的贡献是指明,中国海域上的不法行为(海盗活动)是海洋社会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块;参与海上不法活动的主要是暂时性、偶尔为生存需要而从事不法的人们;他们为求生存而成为海盗。在他看来,海盗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主流文化,独立自外于传统社会”的底层(下层社会)文化,像船上女性不裹小脚之类拒绝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又比如海盗船队之间自有号令,挑战陆上政权的公权力。

安乐博在另外一篇论文中详细阐述当时海盗及其活动如何发展成庞大的“黑市贸易”网络(shadow economy)和他们扮演的角色。黑市贸易是一个与合法经济体系并行、市场功能相同的非法地下经济体系。根据他的研究,海盗掌控的地下经济体系(黑市买卖)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当时局势动荡,诸多沿海地区都要仰赖海盗及其不法经济体系。因为这些海盗创造并掌控的地下经济体系能为偏远的沿海提供经济支柱,能为无数的村氓、渔民提供就业机会,而这些资源和功能是传统的合法贸易经济体系所无法提供的。安乐博也认为,海盗及其非法活动的本质就是一种大规模买卖的“商贸企业”(business enterprise)。海盗能为金融收益和新市场提供新的途径,帮助那些正常贸易途径无法企及的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梦想。正是因为这些积极的因素,才使得海盗及其黑市贸易持续和扩张。清朝无法有效地管理和因应东南沿海人口过剩、管治不善等多重危机,也间接导致海盗和黑市贸易的增长。

王文生的研究则融合“自下而上”“从上而下”两种视角审视海盗与政府之间间的互动。其重要贡献是把华南海域的海盗与内地的白莲教放在一起,借此思考乾隆、嘉庆是如何处理这双重危机。白莲教代表的是清朝统治下汉族分离的“内部分离”,海盗则是沿海地域与陆上政权离心的“海洋分离”。清廷认为白莲教叛乱对社稷安全威胁更大,便先镇压白莲教而忽视沿海的海盗危机;直到沿海海盗泛滥成为海洋贸易的大麻烦时,才着手处理。在王文生看来,乾隆的陆地扩张政策消磨了清军力量,清朝“超乎能力范围的过度扩张”也许是其最终瓦解的主因。乾隆朝忽视沿海地区、追求陆地扩张的策略导致清朝水师衰颓,无法弹压沿海地区的海盗;进而使得海盗取代清朝水师成为当时南海的霸主。这一时期海盗势力的崛起与明清易代之际商人海盗崛起的原因相近,都是因为政府无暇顾及,才使海盗乘机而起建立海上势力、拓展商业贸易。他的研究重新诠释了1780~1810年海盗势力坐大的原因。王文生还论证到,嘉庆继位后利用这些危机掌握大权,除去贪官和珅并实行必要的政治改革,为清朝又赓续了100多年。

这一时期出现的海盗集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非法活动集团。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尝试寻找这一庞大的海盗集团1810年解体的原因。张中训自上而下地探讨清朝镇压福建、浙江沿海海盗的政策与行动。他详细例举了阮元等官员提出的对策和做法,如修造新船、增加水师巡逻、雇佣渔民和水手、增筑沿海城堡,还有实行赦免、鼓励海盗主动降服等。其研究也指明,浙江、福建地方海防不足,朝廷因与地方联系不足或与地方事务脱节未能及时参与地方海防。这与上述柯兰研究海盗兴起的结论颇为相近,即朝廷与地方沟通不畅,不闻民间疾苦。

穆黛安及其他一些学者则强调1810年广东海盗联盟衰弱的主要原因是海盗首领张保和郭婆带之间的内部冲突。由于清廷当时无法以武力击溃海盗,便用“绥靖”的怀柔政策招安。他们采取赦罪、赏钱、赐官等劝降的分化、招抚策略,最终造成海盗集团的分裂消亡。 安乐博虽然也同意海盗的内部纷争是1810年广东海盗衰败的重要导火索,但认为其解体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微妙。他从自然灾害、政府、民间等方面解释海盗集团的崩溃。安乐博发现,就在张保和其他海盗头目投降的前一年1809年,广东遭受一连串大规模的天灾和饥荒,沿海生存环境严重受创,五谷不登。当地民众在地方官吏的支持下组织民间武装,保护其所剩无几的粮食及其他资源。与此同时,清廷增加水师防御、严厉施行沿海防御、禁止沿海人民下海等。海盗的情况越来越绝望,开始内斗、分裂,最终消亡。政府与民间的携手努力才是1810年海盗衰败的主因。

四 清朝末期的海盗

1810年中国沿海大规模海盗时代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海盗的消失。在整个19世纪,零散的海盗依然骚扰沿海,使得清廷和整个沿海仍不得不继续处理这些问题。到1840年代,驻扎在香港的英国人也加入这场对抗海盗的活动中。Grace Fox《1832~1869年英国海军与中国海盗》(British Admirals and Chinese Pirates, 1832-1869)一书,检视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皇家海军在香港及其临近水域遭遇的海盗集团。鸦片战争让中国人意识到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也迫使清廷变革沿海的海防部署。但因战后国力虚弱和要应付接踵而来持续50多年的各种内乱,清帝国的沿海防御和镇压海盗的责任落到民间和外国势力的肩上。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占领香港,凭借皇家海军逐渐成为南海上对抗海盗的主要力量。早在王文生之前,Fox就注意到晚清之所以无法有效控制海盗问题,也是因为其政府体制为应对人口膨胀、外国人叩关、海洋贸易增加等而过度扩张。在中国政府无能为力而外国人的亚洲贸易不断增长之际,海盗隐患对外国人显得尤为重要。消除海盗来保护贸易就如同一场野蛮与文明的对决。在西方人眼中,“抢劫”(privateer )已成为一种野蛮行为,“消灭海盗”是一场“文明教化的使命”,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藉口。

Grace Fox的研究主要立足英国方面的资料,没有关注海盗及清廷、民间在镇压海盗的成败。他的研究指出,当时大不列颠政府管辖香港及其附近的海域;而清政府则负责管辖珠江三角洲的内河和沿海。这不禁会让读者产生疑问,在英国皇家海军管辖外的区域如内河流域或沿海地区,清朝是如何镇压海盗?该研究已反映出19世纪中叶珠江三角洲及其海盗问题的严重性,惜未做进一步探讨。

在近期出版的论文集《海盗与海上犯罪:历史与现代案例研究》(Piracy and Maritime Crime: Historical and Modern Case Studies)中,Bruce Elleman有一篇论文讨论了19世纪中期中国海盗引发的内外纠纷关系。早在1950年,Laai Yi-Faai的博士论文《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两广海盗》(The Part Played by the Pirates of Kwangtung and Kwangsi Provinces in the Taiping Insurrection)就探讨过太平天国对海盗兴起的影响问题。Elleman该文主要处理中国东南沿海海盗自命合法的“抢劫”与太平军之间的关系,以及“合法私掠”行为为何引发亚罗号事件、点燃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将海盗、贸易、国际关系联系起来,认为三者是导致国际争端的主要原因,“太平天国为乱地方,不仅导致中国东南沿海海盗猖獗,而且引起严重的对外冲突,使得当时清廷与大不列颠的关系发生剧变。”当然,海盗的兴起除内乱(太平天国)和外患(清朝与外国之间的战争)之外,也同激增的非法或合法的中西贸易有关。

19世纪中叶,外国势力的介入成为维护中国沿海安全的基石。“压制海盗”成为外国人逼迫清廷让步、获得更多利益的筹码。Elleman评论到,“共同责任”(mutual responsibility system)迫使清廷必须与西人合作对付海盗,以有效遏止东南沿海海盗。这项合作直到20世纪初的清末依然发挥功用。“共同责任”一词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前文提到的保甲、澳甲制度,但此处是指清政府与外国势力在中国海域内的合作关系。余康力的博士论文也谈论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港英政府、葡澳当局应对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的中国海盗的措施。

讨论与结论

早期有关明清海盗的研究多专注在明中叶的“倭寇”问题,研究者多为中国学者。最近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明清易代之际和清中叶海盗与政府对策的研究,研究者则中外皆有。明清易代之际和清中叶,因海上新航路、外人叩关等外在环境的变化,让中国无法自外于世界。这一时期东来的外国势力也因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异常关切中国的海盗及海防问题。

明中叶、明清易代、清中叶三个时期的海盗问题不但有海盗兴起、组成等本质差别,而且政府政策亦各有不同,如禁海、迁界、开放海禁、严禁沿海非法贸易等。鸦片战争后的清末海盗问题也逐渐获得中外学者的注意。人们尝试将其与今日东南亚、非洲猖獗的海盗比较,研究它们的起因及政府的对策。

总的来说,诚如上文所述,海盗直接关系到明清时期沿海的生活方式和海防安全。目前学界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角度着手,试图更全面地暸解海盗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正如郑维中、何大鹏、柯兰、林美玲、穆黛安、安乐博的研究所显示,明清海盗对浙江、福建、台湾和广东沿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大鹏对清初迁界的研究,阐明海盗与海禁政策之间的关系及清朝征服沿海不仅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更以开疆扩土为目标。林美玲的研究让我们暸解到,海盗和抵御海盗是如何成为17世纪以降华南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宗族在沿海发展的关键因素。与他们从政府规章制度、内外冲突与战争、民间抵御海盗、海盗社会经济成因等架构下展开研究不同,欧阳泰、Bruce Elleman、钱江、杭行、伊川健二、Maria Petrucci等则将海盗及其影响放在东亚甚至全球海洋史的大框架中进行研究。中国明清的海盗问题已不只是东南沿海或明清朝廷的问题,更是一股冲突之源,将朝廷与百姓都卷入国家主权、对外关系和复杂社会关系交错掀起的漩涡之中。

来源: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2018年8月 第339 ~ 354页

Robert J. Antony 安乐博(1950—),美国著名汉学家,原美国夏威夷大学、澳门大学教授,现为广州大学特聘教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海洋史、明清时期犯罪史及法律比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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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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