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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1-22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与“撤”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与“撤”

郝雨凡

 

内容提要:19世纪中叶是美国在东亚活动的扩张时期。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与“撤”,反映出美国在东亚政治扩张、商业拓殖以及中美关系的轨迹和趋向。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立,缘于美国东亚商业发展战略和区域内政治经济格局的需要,以及澳门特殊的地理优势;驻澳门领事的撤销,也是缘于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澳门经济的衰落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驻澳门领事“设”与“撤”的历史演变,既反映出在东亚战略布局调整的大环境下美国在亚洲扩张的轨迹,也反映出中国内地门户被迫开放后对澳门的冲击,以及香港崛起对澳门的深远影响。

关 键 词:澳门/美国/东亚战略/中美关系

 

1844年以后,随着中国门户被迫逐渐开放,中美关系从无条约时代过渡到有条约时代。在这一时期,澳门的位置十分独特,是美国对华甚至对整个东亚扩张布局中的重要一环。中美《望厦条约》在澳门签署之后,澳门的地位也因形势的发展而出现一系列变化。这可以透过1849-1872年间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置和撤销来展现。

学界对美国驻澳门领事及其活动已有初步探讨。早在1888年3月4日,《纽约时报》就有文章介绍驻澳门领事、富商吉迪恩(Gideon Nye)在华从事贸易的经历。①1965年,美国学者哈罗德·D.兰利(Harold D.Langley)进一步研究吉迪恩在19世纪50年代策划占领台湾的问题。②1980年,巴巴拉·B.基欧(Barbara B.Kehoe)撰文,③介绍美国领事威廉·帕特森·琼斯(William Patterson Jones)的生平、其开办西北女子学院(The Northwestern Female College)的经过,以及1862年之后在华任三地领事的历程及其对中国的认识等。2012年,何伟杰对美国驻派领事的过程以及几位领事的活动展开研究。④另有学者从中美政治关系、⑤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商贸关系、⑥美国人在澳门的活动(包括传教活动)等方面,⑦研究澳门与美国关系。但无论从中美关系演变、东亚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在东亚扩张史的视角,还是从澳门史的视角来看,对美国领事在澳门活动的认识都有值得深入研讨之处。本文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和原始档案资料,通过考察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与“撤”背后所反映的东亚格局演变,以期对19世纪中叶美国在东亚的扩张轨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东亚格局与美国的东来

1849年,美国决定设置驻澳门领事,这无疑是19世纪中叶美国与澳门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距离澳门咫尺的广州、香港皆已设置领事,而且驻广州、香港领事以及驻华专员经常往来澳门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政府还要独立设置驻澳门领事?是单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还是另有他图?根据《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档案》记载,1849年进出澳门的美国船只仅有9艘(次),1850、1852、1853、1855年每年进出澳门的美国船只也仅有3—5艘(次)。⑧显然,19世纪40年代末期,澳门在美国对华商贸关系中的地位已开始下降,1849年美国设置驻澳门领事应不仅仅是出于与澳门商贸关系的需要。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作出这一决定?这就需要从19世纪40年代东亚整体格局与美国在东亚利益扩张的背景中来探讨。

(一)列强东亚角逐格局与美国的参与

15世纪末以来,由于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相继开始了对外殖民扩张,开辟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线。至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经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角逐的格局。此时美国刚刚摆脱英国的统治而获得独立,经济上面临巨大困难——不仅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又遭到英、法、西等国的封锁,失去了一直由英国控制的传统市场和几乎所有的财源,急需开辟新市场。于是,向尚未被欧洲强国完全垄断的中国市场进发,便成为美国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选择,也是其东进亚洲、参与东亚角逐的动力与原因。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8月23日,由美国人格林(John Green)驾驶的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三桅帆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经过六个月的航行抵达澳门氹仔岛泊地,在中国澳门土地上升起了第一面美国国旗。“中国皇后”号在澳门取得一张清政府的“中国通行证”后,又经过一天的航行,于8月28日抵达广州黄埔。它很快销售完运来的人参、毛皮、棉花等货物,又购置大批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织品等,于1785年5月10日安全返抵纽约,中国货物同样也迅速销售一空。“中国皇后”号的这次成功航行获利丰厚——估计纯利润有30727美元,利润率约达25%,⑨开启了新独立的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此后,美国商船纷至沓来,中美贸易迅速发展,塞勒姆、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纽约和费城很快成为与中国贸易的繁忙港口,中国对美国茶叶销售从1775年的88.01万磅增长到1790年的309.3万磅,1800年又增长到566.5万磅。⑩

美国人东来的开局虽然不错,但随之而来却遇到诸多困难。与英国之间不时出现的紧张关系,使得美国往来中国的商船受到很大威胁。尤其在1812-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许多美国商船被英国军舰俘获,这使得一些美国船只不敢来华贸易。英属东印度公司1812年贸易季度特选委员会记载:“本季度没有美国船只驶来,以致他们经常投资的布匹[南京或广州的]的价格下跌。”(11)据统计,1812年12月20日至1813年5月,15艘美国船只被英国军舰带到广州没收。1814年,英国军舰“多利斯”(H.M.S.Doris)号封锁珠江口,不允许美国船只通过,并扣留几艘美国船只,甚至把一艘美国船只追赶到黄埔后抢走。美国的对华出口贸易额从1811年的6137万美元下降到692.7万美元,进口贸易额由1811年的5340万美元下降到1296.5万美元。1812-1815年间,美国商业贸易额只相当于1811-1812年的一半。(12)为此,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军舰来到东亚水域,以保护美国人的商贸活动与安全。

总的来看,英国的海上封锁与威胁对美国对华贸易虽有影响,但并没能阻碍其飞速发展。1786-1833年间,到达广州的美国船只有1104艘,接近英国来华船只总数的44%,是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4倍。(13)1780-1784年间,美国向中国出口货物27920两白银,从中国进口货物15864两白银,分别占同时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4%和0.3%。至1830-1833年间,美国向中国出口货物1766692两白银,从中国进口货物3321296两白银,分别占同时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9.2%和24.7%。(14)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中美贸易额增长了115倍多,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远远超出了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对华贸易总额,并且美国对华贸易额和英国对华贸易额的差距逐年缩小。(15)

19世纪中叶前,商业贸易是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利益,主导着美国东亚扩张的方向和节奏,而美国商人则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由于当时大西洋地区已被英国控制,对华贸易的迅速增长刺激美国尽快开辟太平洋航线,打通美国在东亚扩张的通道。1815年,一位曾冒险进入太平洋的美国船长致信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说:“我国与俄国、日本和中国交界,而与我国交界的那些群岛,与我国西北海岸的关系就像西印度群岛与大西洋沿岸诸国的关系一样。”(16)1835年,随着与中国和东印度群岛联系的增多,美国政府特别组建了一支独立的东印度海军舰队。一些美国人也开始认为,“天定命运”最终意味着“向太平洋地区扩张”。(17)到了19世纪40—5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美国一定会循着上帝的旨意把基督教文明扩张到太平洋上去,进而形成“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设想。(18)

1846年,纽约州州长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明确提出,美国不仅要统治西半球,还注定要势不可挡地冲破北美的坚冰障碍,在太平洋彼岸拥抱东方文明。他认为,“向国外销售产品与纺织品最多的国家,应该成为,也必将成为地球上的强国”;美国的领土已经够大,“海上帝国而非陆上帝国才是唯一真正的帝国”;“一个国家只有控制了海洋——包括太平洋和大西洋,才算得上真正的帝国。而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大西洋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太平洋,包括它的海岸、岛屿和广袤的区域,今后将成为国际重大事务的主要舞台。”(19)他不再关心领土扩张,而是开始关心美国从西半球转向亚洲的商业扩张,呼吁为控制亚洲市场做准备。

西沃德认为,美国人贡献给世界的是政治和社会理念,而对外贸易将代替军事征服成为构建美国“太平洋商业帝国”的主要途径。(20)西沃德“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构想,被称为“西沃德主义”。实际上,他设想以墨西哥城为中心、以美国为大本营向外扩张,主体包括美国本土、北美洲和太平洋,通过贸易手段实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21)在西沃德的宏伟蓝图中,中国无疑是其最主要的扩张目标,于是,开辟一条从美国经太平洋通往中国的航线成为必要途径。1848年5月,美国海军委员会巴特勒·金(Butler King)向众议院提出一项报告,建议开辟从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到中国的航线。巴特勒认为,英国对华纺织品出口依赖美国的棉花,美国的地位要比英国有利得多,只要美国制造商致力于廉价布匹的生产,就完全可以应对英国的竞争,而实现这种竞争优势所需解决的是运输问题,因此必须将电报线延长以横贯美国大陆,并“开辟一条自旧金山或蒙德勒至上海和广州的轮船航线”。(22)1861年,西沃德出任国务卿后,积极支持美国扩张对外贸易。西沃德坚信,太平洋航线对美国帝国梦至关重要,为此,他极力推动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推动完成美国对太平洋的考察,支持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远征日本,鼓励中国人移民加利福尼亚,建造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开通从洛杉矶经三明治群岛(The Sandwich Islands)到日本和中国的航线。(23)

美国人一方面构建着他们的“太平洋商业帝国”蓝图,另一方面也在东亚整体格局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积极寻求扩大自身利益。看到英国在对华战争中节节胜利,1842年4月,美国政府派遣加尼(Lawrence Kearny)司令率领海军到达广州,肩负着“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并对他们所遭受的任何损失取得赔偿”的使命,(24)实际上是来向中国施压谈判。在到达中国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加尼致力于寻求在华最惠国待遇。1843年,美国政府派出顾盛(Caleb Cushing)使团来华。1844年7月3日,顾盛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望厦村签订《望厦条约》,美国分享到英国通过战争获得的在华权益,也可以在五口通商、寄居和派驻领事。但1843年、1846年和1847年,英国人几次进入广州城进行贸易和居住的企图都遭到广州绅民的激烈抵制,清政府则依违其间。因此,直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人仍只能在广州城外活动。美国人也不例外,无法进入广州城,其驻华专员及驻广州领事只能长驻黄埔和澳门。

基于此,美国不得不先在广州之外建立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最好距离广州比较近,是从海上到达广州的必经之地。英国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割占了香港岛,1843年美国在香港设置了领事。尽管香港地理位置优越,但美国出于对英国的防范,军舰宁可驻泊澳门,也没有将英国控制的香港作为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支点。而澳门既不受中国政府控制,也不受英国的管治。国力已经衰落的葡萄牙对美国在东亚的拓展不能构成威胁,而且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扩张也受到中国官民的抵制,亟需西方强国的声援,美国无疑成为葡萄牙可以拉拢依靠的国家。

(二)美国在东亚扩张中的澳门

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澳门在美国东亚利益扩张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从18世纪中叶起,澳门成为在华外国人居留地与东亚国际政治活动的舞台。1757年,清政府规定洋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25)欧美各国欲进入广州等地与中国贸易,便不得不经过澳门,澳门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桥头堡和中转站。清政府限制外国人在广州长期居留,澳门便逐渐成为欧美来华商人、传教士、船员及其家属的暂栖之地,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外国人社区。这一时期,澳门还成为外国来华使节,包括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和秘鲁使华代表的主要驻节处。澳门史学家白乐嘉(José Maria Braga)指出:“这些使节及其随员的到来,在某些程度上增加了澳门社会生活的色彩,因为几个国家的军舰经常访问葡萄牙人的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军官们经常被邀请出席,有时是以他们的名义举办的聚会,低级军官们则乐于上岸放松一下他们的筋骨。”(26)外交官们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增加了澳门社会生活的乐趣和色彩,也使得澳门更具国际性。

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人限于自身实力,在华较为遵章守纪,赢得了清政府与中国商人的好感。19世纪30年代,随着中美贸易结构及东亚整体格局的变化,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越来越积极地向中国索取更多特权和利益。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在广州的美国商人联名写信给美国国会,要求政府立即派遣海军来华订约,保护美国利益,联合英、法、荷等国采取共同行动。1840年4月,在美国国内从事对华贸易的一些商人也联名上书国会,反对美国与英国采取共同的武力侵华行动,但赞同美国政府派遣海军到中国的建议。美国驻英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也赞同国内商人的意见。他根据从英国搜集的大批情报,确信美国可分享英国通过战争在华所获得的权益。一些在华传教士也呼吁美国政府派公使到华订约。美国政府考量当时的东亚形势及自身实力,综合各方意见,决定对中英两国采取“两面讨好”的外交策略,尽量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但同时充分利用英国侵华之机谋取利益。(27)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这不仅巩固了美国在华利益,而且将英国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泰勒(John Tyler)说:“《望厦条约》已将美国对华关系放置在一个崭新的立脚点上,万分有利于美国商务以及其他利益之发展。”(28)美国在与英国等欧洲列强的竞争中逐渐站稳脚跟,这使得美国可以展现其竞争力,以期最终在东亚代替英国的地位。

1849年,美国政府任命驻澳门领事之际,正是中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期。1846年4月,亚马留(Joā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到澳门任总督,上任的第二个月便开始疯狂的殖民扩张——向澳门关闸内的所有居民征税,争夺对澳门华人的管辖权,在澳门半岛扩张地界,争夺澳门的海权,驱逐中国驻澳官员,封闭中国海关等。(29)亚马留的专横政策,激化了葡萄牙政府与中国居民的矛盾和冲突,也受到清政府的强烈抵制,他的殖民扩张遇到很大阻力。因此,当1849年美国政府任命斯尔弗(Robert P.de Silver)为澳门领事并欲在澳门开设领事馆之时,这成为亚马留实现对澳门管治权的一个可资利用的大好机会:葡萄牙政府拒绝承认斯尔弗向中国政府申请的领事证书,使其无法在澳门履行职务。斯尔弗不得不致信美国国务院,建议向葡萄牙政府申请驻澳门领事证书。正是在斯尔弗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的次日即8月22日下午,亚马留被澳门华人刺杀。美国在这次事件中一反常态,驻华专员德威士(John Wesley Davis)于24日命令海军准将大卫·吉新吉尔(David Geisinger)将停泊在黄埔的“海豚”(Dolphin)号及“普利茅斯”(Plymouth)号军舰调至澳门,并向中国政府递交外交照会,进行公开恫吓。(30)美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基本延续了“不干涉”的对华政策,没有直接参与英国的军事行动,但到了1840年代末,在驻澳门领事的任命一事上,美国明确转变为“积极插手”的政策。

美国在澳门设立领事,还在于澳门所拥有的独特商业价值。鸦片战争后,随着广州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垄断地位的丧失,长期依附广州的澳门也随之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之中,传统的转口贸易日趋衰退。面对生存危机,澳葡当局不得不对澳门重新定位,实行“自由港”政策,利用粤西海岸及西江地区迅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推动澳门从“广州外港”向“粤西南区域商埠中心”转变。(31)与此同时,在澳葡当局的默许下,澳门经济开始从传统的“国际海上贸易”转向鸦片走私、苦力贸易等“罪恶交易”。实现了首次经济转型。(32)随着苦力贸易在澳门悄然兴起,人贩子很快发现苦力在港口等待登船时喜欢赌博,而赌博可以使更多人迅速贫穷沦为苦力,赌博业伴随苦力贸易逐渐兴盛起来。1846年,澳门所有番摊赌馆均获得澳葡政府颁发的营业牌照,番摊税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赌博业正式合法化。(33)苦力贸易、赌博业伴随着更加猖獗的鸦片贸易得以发展起来,并很快成为澳门的支柱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澳门此次经济转型,美国也参与其中。1805年美国商人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19世纪30年代以后,因新兴工业发展的需要,向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他们也是澳门苦力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其业务主要集中在苦力运输方面。《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档案》保留了1849-1862年间澳门的鸦片贸易、苦力贸易以及美国商人在澳门进行鸦片交易和苦力运输的丰富记录。另外,从1858年的“艾玛”(Emma)号事件来看,美国人也参与了澳门的赌博业。(34)这些“罪恶贸易”在澳门的发展繁荣,与澳门模糊的法律地位和澳葡政府的态度有必然关系,也显现出美国商业利益至上的时代特征。(35)

通过对《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档案》等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基于澳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商业利益的考虑,美国不仅曾利用澳门开展早期在华外交活动,而且希望将澳门变成其在太平洋西岸的一个理想港口与据点。美国第一任驻澳门领事斯尔弗上任后写信给国务卿,要求开辟旧金山到中国的海上航线,并以澳门为终点站。(36)

1849年,美国政府在澳门政局极为敏感与紧张的时刻,开设美国驻澳门领事馆,表明美国注意到澳门在未来东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美国以澳门作为其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前进基地,巩固在东亚的势力范围,确保并拓展其在东亚的利益。美国在东亚的扩张走向,已初露端倪。

二、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置与活动

1849年,美国政府任命斯尔弗为澳门首任领事并欲在澳门开设领事馆。8月21日,斯尔弗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称:“我有幸确认收到您5月28日的信函,内容包括我担任本港美国领事的任命书和通知我葡萄牙政府拒绝批准我的领事证书。”他认为,澳葡当局不批准其申请的理由是美国政府没有向澳葡当局提出申请,即没有承认葡萄牙人对澳门的管治权:“理由是葡萄牙王国政府,不会在澳门岛上为帮助任何国家而放弃此项利益和权力。事实是清晰的:葡萄牙政府为了本港的某些部分土地,的确向中国人支付了每年500两白银的年费。葡萄牙人对此声称拥有权利,并不允许任何国家在此行使司法权力。因此,虽然向中国政府当局申请领事证书将立即成功,事实上,虽然这将极其令人愉快,但是这将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不承认葡萄牙的权力,现在的总督将不考虑允许我执行我的领事职务;美国国旗在如此情况下,也不会飘扬起来。”(37)

于是,斯尔弗建议向葡萄牙政府申请驻澳门领事证书:“收到您的信函后,我立即与我们驻华使团专员德威士先生商谈,他建议我立即非正式地拜访总督阁下。出于获得关于此事件的适当理解,因为总督阁下在德威士先生到达澳门几天后写信给他称,女王政府将乐意批准任何国家的领事证书,我据此拜会了总督阁下,他表现出很吃惊,领事证书据此被拒绝是不正确的,因为法国与西班牙的证书都获葡萄牙政府批准。总督阁下请求将我的申请交给他,由他转交给他的政府。他认为毫无疑问他的政府将批准我的领事证书的申请,我也可以在此执行公务。因此,我将申请交给了他,由他转交。”(38)

美国政府以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权而放弃承认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为条件,换取葡萄牙允许美国在澳门开设领事馆。这是目前所知美国政府承认葡萄牙拥有澳门主权的最早文字记载,也是当时东亚政局的新动向,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放弃在中国实施“两面讨好”的外交政策,而开始积极插手中国及东亚事务,凸显美国在东亚角逐中的重要角色,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服务美国利益。通过这一事件,美国实际上也在东亚地区开启了与葡萄牙关系的一扇新大门。美国对葡萄牙殖民澳门野心的配合,以及在亚马留被刺事件上的积极表现,使得美国驻澳门领事的申请顺利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批准,驻澳门领事馆随即开设。

(一)美国驻澳门领事的任命

美国驻澳门领事前后共有五任:首任领事斯尔弗,是一名商人,生于费城(Philadelphia)。第二任领事萨缪尔·柏格·罗尔(Samuel Burge Rawle,1856-1858),也是美国早期来华的商人,生于费城,在广州、澳门、香港经商二十余年,曾任副领事,1858年在澳门去世,葬在澳门基督教坟场。(39)萨缪尔在临终前任命梅西(Rev.William A.Macy,亦作“咩士”)牧师代理澳门领事。萨缪尔写给国务院的信称:“因为我病魔缠身和行动不便,我行使1856年《领事条例》第四章第三十六款赋予的权力,任命梅西先生,一位纽约州人士,担任代理领事。”(40)同年,梅西辞职,萨缪尔又任命其密友吉迪恩为澳门领事馆代理领事。随后,吉迪恩出任第三任领事,直到1863年(同治二年)。吉迪恩在华经商长达五十余年,曾在澳门龙嵩街54号开设商行,雇有职员帕士科奥(J.P.Pascoal)。(41)因此,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曾一度设立在吉迪恩的商行内。

接替吉迪恩的第四任领事是威廉·帕特森·琼斯(William Patterson Jones,1863-1865)。他是职业外交官、教育家,在中国生活六年,曾担任过美国驻中国三个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42)据他于1865年写给美国国务卿西沃德的一封信称,他是因为厦门领事威廉·欧文(William Irwin)去世而继任厦门领事,由美国海军中尉巴顿(J.Q.Barton)任澳门副领事。琼斯调任厦门领事之后,巴顿因退役而无人再任澳门副领事,乃指定额必勒(Heinrich Ebell,1865-1869)任执行副领事一职,执行领事的职责。额必勒是一位在澳门经商的普鲁士人,在南湾与彼德(N.G.Peter)开设了“彼德与额必勒商行”(Peter & Ebell)。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此时应设在额必勒开设的商行内。后来,他又开设“额必勒公司”(Ebell & Co.),也即“荷兰行”。额必勒还担任过普鲁士、荷兰驻澳门领事。(43)

在美国政府任命的四位驻澳门领事、一位代理领事和一位执行副领事中,有商人、学者、牧师、外交人员,甚至还有非美国籍人士。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实力有限,允许领事人员从事商业活动以自养。这种做法也绝非美国独有。19世纪上半叶,一些欧洲国家的驻澳门领事也都是由商人兼顾,使得这一时期的领事主体是商人。美国驻澳门领事馆的“商人领事”色彩一直没有变化,这也显示出美国对华政策尚未上升到政治层面。领事馆的人员变动亦相当频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薪酬待遇太低,无人愿意担任与长期服务。由于中美贸易带来的商业利益,领事们仍然接受了这种安排。但也有不满这种安排的,第三任驻澳门领事吉迪恩,就是因没有薪金而被迫辞职;第四任驻澳门领事琼斯,则因薪酬问题多次与美国政府交涉。(44)

1864年12月,在广州的11位美国人致信美国国务院要求提高美国驻澳门领事年薪时,仍认为:“对于……美国的商务而言,作为在中国海岸唯一的中立港口,在以前时有发生的排外事件或万一与英国的友好关系破裂时,那个港口(指澳门——译者注)的特别重要性在于,我们可以保持在此的存在,我们忠心地同意政府在上述港口保留领事的行动。”(45)他们认为,澳门对美国在中国及东亚扩张有至关重要意义,希望政府提高驻澳门领事薪俸以使这个职位维持下去。

(二)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职责与任务

美国驻澳门领事馆的性质,与驻香港领事馆类似,而与在中国其他地区开设的领事馆有所不同。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的领事馆是在中国主权管治之下,依据《望厦条约》,它们是领事裁判权的执行机构。澳门当时实际上已被葡萄牙人夺取管治权,美国驻澳门领事则是在葡萄牙的管治权之下,没有领事裁判权,也无法行使治外法权。

作为美国在澳门的利益代表,驻澳门领事的职责主要有四项:(46)第一,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美国船只进出澳门港的季度、半年或年度报表。在澳门领事馆开设期间,五任领事共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30余份此类报表。第二,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澳门、珠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内地的各种动态。第三,救助有需要的美国人。如第一任领事斯尔弗曾向国务卿报告其救助美国人的花费,他于1850年7月1日的报告中称;用于救济在澳门港的美国贫困水手花费了49.50美元。(47)而第三任领事吉迪恩则救助过失事美国船只上的船员,他在1858年12月29日向国务院报告了美国船只“马蒂尔达”(Matilda)号失事以及他提供救助的情况:该船只1858年5月从英国威尔士(Wales)的斯旺西(Swansea)港出发,途经香港,在运输煤炭前往上海途中失事,其船员由中国帆船救起,送来澳门。(48)第四,其他领事工作,如签发证书、处理与第三国的关系等。

在领事馆开设期间,领事们交涉了一些涉及美国与葡萄牙关系的案件。有些涉及美国内政,有些则是美国人卷入的商业纠纷。澳葡当局对这些事件的处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与葡萄牙的复杂关系。其中两个著名案例分别是“阿拉巴马”(Alabama)号事件和“艾玛”号事件。“阿拉巴马”号事件涉及美国内政。在美国内战期间,美国政府企图借助澳葡当局的力量,打击美国南部邦联军队在印度洋及中国沿海一带骚扰美国对外贸易船只“阿拉巴马”号,但澳葡当局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图卷入其中。(49)“艾玛”号事件涉及民事诉讼,被告方美国船主在美驻澳门领事的帮助下最终胜诉。(50)在“艾玛”号事件中,美国驻澳门领事投入大量精力协助交涉,仅写给国务院的报告、见证书、抗议书等文件就达90多页。该案办理过程中,美国政府承认葡萄牙在澳门拥有司法权,服从葡萄牙的司法管治,亦即变相承认葡萄牙拥有澳门主权。

除了处理与葡萄牙的关系,美国驻澳门领事还要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如1859年8月25日,英国驻澳门领事代理奥斯蒙德·克雷佛利(Osmund Cleverly)致信美国驻澳门领事吉迪恩,要求他协助在驻泊澳门的美国船只“电火花”(Electronic Spark)号上搜查一名英国海军逃兵。吉迪恩当日便写信给予答复:“我不认为我有能力在此情况下签发此项授权。然而,当此船从香港返航来澳门时,我将转发您的信件给上述船只的船长洛斯罗普(Asa Lothrop)。”吉迪恩实际上拒绝了克雷佛利的要求。他随后向美国国务卿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报告,并请求行动指令:“我借此机会向您递交一份英国驻澳门领事代理的信件及我在上月25日的答复,它涉及根据英国军官的要求,在澳门街停泊的美国船只‘电火花’号上搜捕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逃兵,我拒绝了此要求,如果获得您在此案中我将采取的行动的指示,我将会感到高兴。”(51)

三、美国驻澳门领事的撤销

由于澳门在美国商业扩展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美国政府没有接受提高驻澳门领事薪俸的建议,驻澳门领事的任命在1865年便成为一个难题,不得不以一位普鲁士商人额必勒充任执行副领事。至1869年额必勒辞职,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美国人愿意担任驻澳门领事,美国政府又不愿再让外国人充任,该职位便空缺起来。(52)1871年,《中国指南》所收录的外国驻澳门领事名录中仍然收录了空置的美国领事之职,但在1872年的《中国指南》中已经看不到相关记录。(53)显然,在1871-1872年间,美国驻澳门领事一职最终被撤销了。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愿意提高薪俸吸引美国人以维持驻澳门领事的设置呢?这可从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澳门经济结构的变化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东亚格局

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的通商口岸已经从广州一地扩展到福州、厦门等二十余口岸,形成了一个以通商口岸为主的新贸易体系。原来在广州开展的国际贸易迅速分流,转向长江沿岸、北方沿海地区。上海港1853年的外贸额已超过广州,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心,广州在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不复存在。(54)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广州外港的澳门,逐渐失去其在欧美诸国对华关系中独有的优越地位。

香港的崛起更是给澳门造成致命打击。早在英国割占香港初期,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就已经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澳门葡萄牙人法官罗德里格斯·德·巴士托(Rodrigues de Bastos)指出:“在距澳城咫尺之处同意香港开埠,对澳门来讲,无异于致命一击。国人、外人、华人一致认为,对葡萄牙人而言,澳门的贸易、公共收入、海关等等的结束指日可待。”(55)澳葡总督边度(Adriao Acácioda Silveia Pinto)亦指出:“这一出让如愿以偿的话,对本澳将是致命一击,即便目前不是这样,十年或十二年后……英国人将获得一切使香港成为一个自由、独立港口的条件,将其变为欧洲在华贸易最重要的商埠。”(56)

他们的担心成为现实,英国控制香港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各国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很快转移到香港,各国对华外交活动与东亚地缘政治的中心也逐渐移至香港。(57)许多国家在香港开设领事机构——美国于1843年设置了驻香港领事;到1859年,各国驻香港领事数量已远超驻澳门领事,(58)香港已经取代澳门昔日在各国对华关系中的地位。1864年,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换约失败,斯尔弗提交国务院的报告开始思考“香港是否是更好的栖身之处”。(59)

1861年,提出“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的西沃德出任美国国务卿。他曾积极支持佩里征服日本的军事行动,最终迫使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打开了日本长期封闭的大门。这使得西沃德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在东亚地区扩张的整体部署,(60)日本自然成为他梦想中的由旧金山到上海的中转站。这极大地便利了美国到上海的航线,但澳门地位也因此开始下降。1867年3月,美国与俄国签订条约购买了阿拉斯加,使美国获得了进入太平洋的新基地.太平洋对面从北向南,有俄国远东地区、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海、中南半岛;经马六甲海峡再从南向北,有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中国澎湖列岛、琉球群岛、日本列岛、千岛群岛,在堪察加半岛与大陆相连,其间海道分布,从而在中间形成了一个不规则形状、半封闭半开放的独立海域。在这个自成一体的狭长海域内,美国海军获得进可攻退可守的优良港口、补充给养和燃料的储煤站以及重要航道。(61)在这个长环形岛链中,澳门的地位自然越发显得微不足道了。

(二)美国在澳门贸易的衰退

鸦片战争后,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一些美国商人开始在澳门参与走私鸦片和贩运苦力。1849-1862年间,美国驻澳门领事提交国务院的报告中有关美国商船在澳门转口贸易的记录,只有1849年进出澳门的货物中出现了鸦片名目,而1855、1857、1858、1860、1861年等年份中都有一艘或多艘运载苦力的船只。(62)从这些并不完整的数据中至少可以看出,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走私鸦片已不是美国商人在澳门的主要贸易,贩运苦力才是在澳门贸易的大宗。

但是,苦力贸易因其罪恶性不断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同时美国国内废奴运动高涨。在此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美国也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放弃这项“不道德”的贸易。1856年1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在给美国驻中国通商口岸领事的通知中称:“回顾中国苦力贩运的历史,在过去几十年中,就美国或其他国籍船只载运情况而言,充满了违法、不道德、使人憎恶和不人道的暴行,同以往年代的非洲奴隶贸易极为相似。有些还超过了‘大西洋中段航道’的恐怖。……因此,本特命全权公使特此知照所有美国公民放弃这一不正当、不道德的交易……并预先警告那些今后可能从事这一交易的所有美国公民,他们这样做,不仅得不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而且,以后如果发现他们在某些场合从事这一交易,将科以重罚。”1858年1月5日,接任伯驾的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致函美国驻澳门领事萨缪尔·柏格·罗尔:“对承运苦力的美国船来说,是对中国法律的破坏;对美国的托运商来说,则是对条约的破坏。这一点现在已用不着评判了。”美国驻华使馆秘书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也致函美国驻中国各通商口岸领事称:“美国船只载运用于强迫劳动的中国苦力是非法的。”1860年,美国商务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苦力从被掳掠时起,就开始沦为奴隶。他们首先是最卑鄙的欺骗行为的受害者,然后是被强迫奴役的受害者,实际上与人所共知的非洲奴隶贸易强加于其受害者的奴役毫无二致。”(63)

为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禁止“苦力贸易”的政策,规定:(一)如遇美国船只开往中国口岸接运“苦力”,中国海关可拒绝发放本口岸结关证件;(二)中国口岸的美国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当局对该船进行检查;(三)美国船只载运中国“苦力”从任何一个外国口岸前往任何其他外国口岸或本国口岸,将对船主科以重罚,该船到达美国后,不论所运的“苦力”是否运往美国,皆将其扣留。(64)但从驻澳门领事报告中有关转口澳门的美国商船运载货物记录来看,美国驻华官员与美国政府的这些禁令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1862年,美国国会又通过《禁止美国公民使用美国船舶从事苦力贸易法案》。1868年7月28日,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代表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续增条约》,(65)规定华人赴美“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66)这个条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赴美华工的权利,对美国商人参与的非法苦力贸易产生了抑制作用。

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葡萄牙政府于1873年12月27日宣布禁止在澳门招雇华工出洋。次年1月,澳葡总督发布通告:“自本年3月27日起,禁止契约华工从澳门登船出洋。”(67)届时所有河道湾泊之贩运苦力的船只都要一齐出港,那些过去以贩卖人口为业的人员如果找不到新的工作,三个月以后亦不准留在澳门,以免肇事。据3月27日《申报》记载,停泊在澳门港的九艘贩运苦力的船只有两艘载着苦力离去,其余七艘空舱驶往其他港口。在澳门持续了数十年、贩卖了20余万华工的苦力贸易至此终结,澳门财政因此每年损失20万元,三四万人失业,澳门经济再次陷入困境。(68)

到19世纪60年代末,由于澳门经济的持续衰落以及美国政府对苦力贸易更加严厉的禁止,来澳门贸易和在澳门长期居留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以至于找不到一位合适的美国人担任驻澳门领事职务。1869年10月9日,额必勒致信美国国务卿:“其他职责使我必须辞去自1866年4月21日以来担任的美国执行副领事的职位。由于没有任何一位美国籍永久居民可以担任此职及葡萄牙和外国人社区中也找不到适合担任此职的人,我不得不将领事馆的档案与家具移交给了美国驻香港领事手中,以便让美国总统作出任命其他领事官员的决定。”(69)

既然连一个长期在澳门居留适合担任驻澳门领事的美国人都找不到,那么驻澳门领事继续保留已没有现实意义。在额必勒辞职后,美国政府没有再任命新的驻澳门领事,这一职位在1872年以后也就不再出现在相关文献中了。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叶是美国在东亚经济活动的扩张时期。清王朝的衰败导致欧洲列强在东亚的角逐日益加剧,美国逐步放弃了在华“两面讨好”的政策,开始积极进取,试图成为东亚角逐中的重要角色,大国野心开始显现。当时的美国急需拓展海外市场,而中国庞大的市场潜力对美国商人极具诱惑,但由于欧洲列强在东亚的利益瓜分已基本结束,作为后来者的美国不仅急需加入角逐,而且更需寻找机会,打开局面。作为美国早期在华及在东亚的活动基地之一,澳门地位独特,对美国打开东亚大门起到重要作用。1849年,美国决定在澳门开设领事,不仅仅是出于在澳门商贸利益的考虑,更是希望向中国和西方列强显示美国日益增长的势力,并一度试图建立一个由美国西海岸通往中国航线的西部支点,巩固其已获得的在华利益,进一步加强与英国等欧洲列强竞争的地位,进而打造美国在东亚扩张的新格局。

通过设置驻澳门领事,美国承认了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权,并以此参与到中葡关系的冲突与对抗中来。美国还利用澳门的特殊优势,在以美英、美葡、美中关系组成的政治三角中与英国为首的列强博弈,从中最大限度地攫取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利益。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立,缘于美国在东亚商业扩展和区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需要,以及澳门一度享有的特殊地位;驻澳门领事的撤销,反映出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澳门在东亚新格局中的地位急剧衰落,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形态。19世纪中叶美国驻澳门领事“设”与“撤”的历史演变,既反映出在东亚战略布局调整的动荡大环境下美国在亚洲扩张的轨迹,也反映出中国门户被迫开放后对澳门的冲击,以及香港崛起对澳门的深远影响。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支持,特此致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Spent in the China Trade,a Sketch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Gideon Nye,” New York Times,March 4,1888.

②Harold D.Langley,”Gideon Nye and the Formosa Annexation Schem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34,no.4(November 1965),pp.397-420;李强:《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力主侵台的三个代表人物——佩里、哈里斯、帕克》,《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陈才俊:《〈天津条约〉前美国人关于台湾的几种主张》,《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③”Biography[of William Patterson Jones],William Jones(1831-1886)Papers,1857-1932,” http://www.library.northwestern.edu/archives/finingaids/jones_papers.pdf,Series 36/1,Boxes 1-3,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rchives Evanston,Illinois.

④Vincent Wai-kit Ho,”Duties and Limitations:The Role of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1849-1869,” in Paul A.Van Dyke,ed.,Americans and Macao:Trade,Smuggling,and Diplomac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pp.143-152.

⑤Tyler 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New York:Barnes & Noble,1922; Kenneth S.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784-1844,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17; Joseph Ming-Shun Chiao,The Beginning of American-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The Cushing Mission and the Treaty of Wanghia of 1844,University of Notre Dame,Indiana,US,1954.

⑥Eldon Griffin,Clippers and Consuls:American Consular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Eastern Asia,1845-1860,Ann Arbor,MI:Edwards Brothers Malloy,1938; Reprint,Wilmington,DE: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72.

⑦José Maria Braga,”The Americans in Macao and South China,” The Macao View,vol.1,no.4,1930; Manuel Teixeira,”Samuel Shaw: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in Macao,” Review of Culture,vol.27-28,1997;文德泉(Manuel Teixeira):《三个美国佬在澳门》,《文化杂志》1996年第27—28期;《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文化杂志》1989年第7—8期;吴义雄:《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的早期文化活动略论》,《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汤开建、颜小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早期澳门活动述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⑧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File microcopies),v.1-v.2,Washington,D.C.:National Archives,1947.

⑨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11页。

⑩Foster Rhea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30,p.210; Jacques M.Downs,The Golden Ghetto:The American Commercial Community at Canton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1784-1844,Bethlehem,Pa: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7,p.354.

(11)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12)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47—48页;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96页。

(13)梁碧莹:《略论早期中美贸易的特点》,《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

(14)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5页。

(15)19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的迅速增长引起英国驻华官员的关注。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称,美国是对华贸易诸国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国家”(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7、660页)。

(16)R.W.Van Alstyne,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Oxford:Basil Blackwell,1960,p.125.

(17)Frederick Merk,Manifest Destiny &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A Reinterpretation,New York:Knopf,1963,p.24.

(18)Tyler Dennett,”Seward’s Far Eastern Polic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28,no.1(October 1922),p.47.

(19)George E.Baker,ed.,The Works of William H.Seward,vol.1-3,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884; Thomas Andrew Bailey,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5[th] ed.,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55,p.263.

(20)George E.Baker,ed.,The Works of William H.Seward,vol.1-3; Tyler Dennett,”Seward’s Far Eastern Policy,” pp 47-49; Thomas Andrew Bailey,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p.263.

(21)Ernest N.Paolino,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William H.Seward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

(22)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61页。

(23)Frederic Bancroft,The Life of William H.Seward,vol.2,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00; Tyler Dennett,”Seward’s Far Eastern Policy,” pp.45-62.

(24)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112页。

(25)王先谦、朱寿朋撰:《东华录东华续录》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3页。

(26)José Maria Braga,Hong Kong and Macao:A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on the Occasion of the Festivities in His Honor,Hong Kong:Graphic Press,pp.68-69.

(27)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7—119页。

(28)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9、81页。

(29)A.Marques Pereira,As  Chinesas de Macau:analyse do parecer da Junta Consultiva do Ultramar sobre este objecto,Macau:Typographia de J.da Silva,1870,p.63;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98—99页;郭卫东:《论亚吗勒案件与澳门危机》,《文化杂志》2002年第45期。

(30)Despa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August 21,1849;萨安东(Antónic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一八四一—一八五四)》,金国平译,澳门: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年,第165页。而《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则曾就中葡双方对此事件进行通信交涉时,做过如下报道:“当这些通信往来进行时,事件就集中到了两广总督在面对来自驻澳门的外国外交官员们的联合抗议书的反应了。在这些文件中表达正义与义愤的强烈语言,毫无疑问地震惊了两广总督徐[广缙]。……美国军舰‘普利茅斯’号与双桅船‘达尔芬’号、法国护卫舰‘贝庸酱’(Bayonnaise)号及它们在澳门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已经足够平息澳门中葡居民的恐惧了,因为驻扎在前山的中国军队有进攻澳门的可能。”(“Assassination of Governor Amaral,”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8,no.10(October 1849),p.539)可见,美国外交官积极参加了多国对华恫吓活动。

(31)莫世祥:《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拱北海关报告展示的历史轨迹》,《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32)关于澳门首次经济转型,可参阅林广志:《晚清澳门华商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1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223—262页;叶农:《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澳门:1839—1861——以英文报纸〈华友西报〉的资料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2008年,第131—155页。

(33)林广志:《晚清澳门华人赌商的产业投资及其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21页;胡根:《澳门早期博彩业》,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1年,第20—21、27—32页。

(34)在澳门开设番摊赌馆的华人张亚海控告其生意伙伴詹姆斯·麦克科密克(James McCormick)欠其债务,可能即是发生于赌博业的一个案件。(Di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November 13,1858; December 31,1858,Documents for the Case of “Emma”)

(35)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一八五一—一九一一年)》,粟明鲜、贺跃夫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第51—52页。

(36)他认为澳门作为港口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如果打算建立一条从三藩市至中国的蒸汽船邮路航线,我推荐澳门港作为处理本港及中国五个通商口岸邮件的港口。澳门的内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港口之一,拥有不受台风影响的、良好的港口用地,船只能够更加靠近登陆地上装卸货物与煤炭的良好政府仓库,正式的海关仓库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出租,吃水超过15英尺的船只不能进入内港,但能在澳门街水域停泊,邮件受到我的监管,并转寄到许多地方。任何数量的、来自台湾的优质煤炭,可以以每吨7—8元的价格交付。”(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July 16,1851)

(37)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June 18,1849; August 21,1849.

(38)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June 18,1849; August 21,1849.

(39)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September 3,1858; also in Lindsay Ride and May Ride,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p.217.

(40)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September 22,1857.

(41)”Merchants,” The China Directory,for 1863,Hongkong:A Shortrede & Co.,1863,p.30:”Merchants and Commission Agents & c.,” The China Directory,for 1867,Hong kong:A Shortrede & Co.,1868,p.3D.

(42)Barbara B.Kehoe,”William Patterson Jones,American Consul in China,1862-1868,” p.45.

(43)The China Directory,for 1867,pp.3D,4D; for 1873,p.5B.

(44)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March 27,1863.

(45)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November 12,1863.

(46)Vincent Wai-kit Ho(何伟杰)曾述及驻澳门领事的职责与任务,参见”Duties and Limitations:The Role of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1849-1869″.

(47)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July 1,1850.

(48)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December 29,1858.

(49)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2,December 31,1863.

(50)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November 13,1858; December 31,1858.

(51)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March 28-29,1859; September 24,1859.

(52)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2,December 6,1869.

(53)”Consulates,Macao Directory,”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Japan & The Philippines,for 1872 & 1873,pp.233-234,4B-5B.

(54)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2—105页。

(55)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一八四一—一八五四)》,第4页。

(56)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一八四一—一八五四)》,第2、4页。

(57)The China Directory,for 1861,pp.5,24; for 1863,pp.4,30; for 1867,pp.8a-9a,4d; for 1872,pp.166,233-234; for 1873,pp.10a-11a,4b-5b.

(58)The China Directory,for 1861,pp.5,24; for 1863,pp.4,30; for 1867,pp.8a-9a,4d; for 1872,pp.166,233-234; for 1873,pp.10a-11a.4b-5b.

(59)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2,July 9,1864.

(60)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61)张景全:《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及海军战略(19—20世纪中叶)》,《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1期。

(62)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1-2.

(63)Jules Davids,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1:The Treaty System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1842-1860,Wilmington,DE:Scholarly Resources,1973,pp 16-17,61-62,67-68,113.

(64)梁碧莹:《美国与中国的“苦力”贸易——兼论十九世纪中国旅美“苦力”华工》,《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65)这一条约实质上是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附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

(6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62页。

(67)邓开颂:《澳门历史(1840-1949)》,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第168页。

(68)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3-1844页。

(69)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vol.2,April 20,1866; October 9,1869.

 

(转引自《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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