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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7-18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记 亲历者细述发掘过程(组图)

1974年,沉睡了近七个世纪的宋代海船在泉州后渚成功发掘,举世震惊,它的发现、发掘充满了故事,40多年后,亲历者细述发掘过程——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记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记 亲历者细述发掘过程(组图) - 海交史 - 1

林祖良(左)向本报记者细述古船出土的往事 (陈小阳 摄)

当前,在“一带一路”国家政策的带动下,“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近日,广东媒体来泉追寻“海上丝绸之路”的踪迹,其中,泉州开元寺古船陈列馆内的宋代海船备受关注。这艘古船对泉州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其出土的经过却鲜为人知。

记者采访了原莆田市博物馆副馆长林祖良先生,他于1971年至1976年曾在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从事文物保护等工作,全程参与了泉州宋代海船的发掘工作,从他的亲述当中,我们可以触摸到那段褶皱的历史,并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一角。

后渚港区位于泉州湾内,宋为临江里,元为后渚浦,清属三十六都。它的西北面有桃花山的支脉为天然屏障,东南面与白沙、百崎隔海相望,背山面海,形势极为险要。这里水深港阔,终年不冻,自古以来就是泉州通往世界的重要远洋口岸。

1974年,一艘沉睡了近七个世纪的宋代海船在泉州后渚成功发掘,举世震惊。从那以后,各国从事文博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泉州”二字一度频现多国报端,中世纪刺桐港的辉煌岁月更如重生般,华丽铺陈于学者们的笔下。这艘宋代海船的发现,揭开了我国造船史及海外交通史研究崭新的一页,甚至被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泉州湾古船出土也被《考古》杂志列为“197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泉州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41年弹指而过,老了时间,旧了故事。当年宋代海船发掘工作的许多重要参与者,如张立、林文明、庄为玑、许清泉等,都已相继故去,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见证者越来越少。在林祖良先生的讲述中,这艘古船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它的身份认定也颇费了一番工夫。

千百年来,泉州港“吞吐四海云帆,鼓荡八面来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流光溢彩,展现蓬勃生机。宋元时期,泉州通过海外贸易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了深厚友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多元文化交融、交汇之地。泉州湾后渚港区宋代海船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华民族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镌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友谊,以及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永恒记忆。通过这艘古船,重温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传统历史友谊,意义非凡。而那些为海船的发现、发掘、修复和保护作出无私奉献的人们,也理应被载入历史宏卷,为后世所铭记。

实地考察 初探沉船

为了一探这艘神秘沉船的究竟,庄为玑独自留在泉州等待有利于下海考察的日子。当年8月20日,张立、林文明指派林祖良、史其敏(时为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摄影干部)、许觉(时为泉州市文管会开元寺保卫干部)三人,陪同庄为玑前往后渚考察。到达之后,在当地民兵队长的引领下,他们来到海边,见到离岸30余米处的海滩上有一条水沟横在眼前。水沟对面的淤泥下露出十多米长的船侧板,船板离地表约3米。

民兵队长借来木板架设成独木桥,然后搀扶着庄为玑和林祖良走进船体的外露部分。细看船舷侧板,是由三重木板叠合成的,庄、林二人用手伸进淤泥中,捞出好几捆用细绳扎成的“树枝”,长约40厘米,头尾都用刀切得很整齐(这些“树枝”后来被证实为“香料药材”)。林祖良又摸出来三块青瓷片,仔细看过之后(他在莆田时曾追随古瓷行家郑永森学习过古瓷鉴定),林祖良对庄教授说:“这些瓷片都是宋代的,这船可能是宋代的!”庄为玑听后高兴极了,他和林祖良对视一眼,两个人就像孩童一样咧着嘴乐开了。

此时,史其敏正在海滩上忙碌地摄影着,把庄为玑和林祖良工作的状态记录下来。这里发生了个小插曲:庄为玑在古沉船上查看三重板时,脚下打滑,眼看要栽入淤泥中,林祖良急忙一把搀住他,这才化险为夷。史其敏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瞬间。庄为玑事后对此事津津乐道,在1974年5月1日写给林祖良的信中这样说道:“每忆古船舷旁,我溺您援之以手……岂能忘怀?”

初探沉船后,几人将打捞物漂洗干净,带回地区文化组研究。庄为玑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的中国船是三重板结构,判定这可能是元代以前的古船,林祖良则依据捞出来的瓷片是典型的宋瓷,认为可能是宋船。至于那些成捆的“树枝”,他们都认为应该不是当柴禾用的,长度那么短,头尾又切得很整齐,倒像是药材,这一点在后来也获得证实。

海船出土震惊世界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古船的发掘自1974年6月9日正式拉开序幕。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的单位有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地区文管会、泉州海交馆、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和泉州中学历史科校际教研组等,参加人有叶文程、苏垂昌、林祖良、陈泗东、王世战、刘衍坤、李再铭、李登俊、郑焕章、唐杏煌、郭慕良、张克秦等;周海宇、柯孙瑶和黄炳元等负责宣传接待工作。

经过2个多月的苦战,在发掘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发掘工作于当年8月25日顺利结束,沉睡已久的古沉船终于完全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庄为玑先生虽因年迈,不能直接下海参加发掘工作,仍时常来信指导,询问工作进展。只要有空,他就来发掘工地关心古船的出土情况。”林祖良谈及当时的发掘情况时,这样补充道。

从古沉船船体结构上看,除龙骨外,舷侧板用三重木板,船壳板用二重木板。《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船“侧面欲坚固,用三重木板”。《蒲寿庚考》引元代说法“当时中国船,船底系用三重木板”,这些与沉船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宋元船只的结构相仿,可见多重板结构应是宋代海船的特征之一。海船共有13个船舱,水密隔舱是唐宋以来我国木造海船的特点之一,这在中外文献中也都有记载。这艘古船的形制与宋船相符,但宋船的形制有些也为后世沿用。因此,要判断它的年代,还须结合船舱中的出土物来考察。

古沉船船舱中出土的陶瓷器不少。青釉器中的各类器物造型,一般都具有宋代陶瓷器形制特点。如青釉花瓣式盒盖和青釉碗、青釉洗等器物,是宋代龙泉窑烧造的,这类青釉器内外均施釉,釉汁光亮莹润,表面呈细小碎裂纹。其装饰花纹,如莲瓣纹、刻划纹和缠枝花纹等,也都具有宋代装饰艺术。黑釉器中兔毫盏标本,是宋代建阳水吉建窑的产品。白釉瓷盒和瓷碗等,按其釉色和造型,与新中国成立后闽南地区宋代古窑址所出相同,应属同一时代。

出土的铜钱,按其年号看,少数为唐钱,多数为北宋钱与南宋钱。龙骨两端“保寿孔”中放置的铜钱,都是北宋时期的,说明船的建造与下水年代较早。而船上其他部位发现的铜钱,年号最晚的是南宋度宗年间铸造的“咸淳元宝”(1265年至1274年)。船上没有发现宋代以后的铜钱,这对判定这艘海船的年代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从船舱出土物来看,数量最多的是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宋代泉州海外通商贸易发达,香药、香料的海外输入很频繁。这些香料木和胡椒的出土,正是宋代中外经济交流的实物证据。 船中还出土了木牌与木签,墨书文字的木牌(签)上写有“曾幹水记”、“林幹水记”、“张幹水记”等,结合宋代官制研究,“幹”系“幹办官”的简称,这样的称谓在元代未见沿用,这也是推断海船年代的一个佐证。

1974年9月9日,“古船发掘报告编写小组”成立,由林文明、许清泉、林祖良、王洪涛、陈泗东组成,林文明任组长,许清泉任副组长。编写小组主持编印《古船资料辑录》《晋江地区古陶瓷窑址汇编》,翻印了《岛夷志略》《瓷器概说》《文物保护文件汇编》等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75年3月,新华社正式发布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消息,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并称之为“世界考古珍闻”,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考古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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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船船舷侧板为三重木板叠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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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20日,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庄为玑和林祖良、史其敏等人前往后渚考察退潮后的沉船情况。图为庄为玑(中)、林祖良(右)从船体暴露部分捞出瓷器和香料药材。 (史其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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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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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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