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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7-21

论13—19世纪的闽南海商与海外华商网络

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13世纪,全盛于17世纪的郑氏海上帝国时期,主导中国海外华商网络到19世纪中期,如同荷兰人被称为欧洲的“海上马车夫”一样,较早进人远东贸易网络的荷兰人也誉称闽南人为中国的“海上马车夫”,是17世纪中国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地区广阔,闽南地区既非中国最佳良港所在,亦无便捷交通往中国内陆地区,更无富庶广阔经济腹地可依托,何以 16世纪中期以降闽南海商能一枝独秀,主导中国海外华商网络达300年?本文拟分析闽南海商集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了解其崛起的主客观条件,探讨闽南海商1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一、五代—-宋元:闽南海商集团的崛起

闽南本为善于航海通商的古闽越人居地。闽越人为古越族一支,习于海上谋生,“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从西晋到五代,中原汉人数次南迁福建,成为福建主体居民,闽人航海通商的传统,除地理因素使然外,可能也受闽越遗风影响,诚如唐代独孤及所言,“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产货利,与巴蜀捋富”。

南朝时,泉州可能已成为中国与南海交通的中转港(扬州与交州间)。唐中期以后,向为汉唐时代中国海贸中心的广州,其贸易已部分移到泉州,海商图其税轻,躲避广州的重税和地方官员的盘剥。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德年间( 618-626年),穆罕默德四大门徒来华传教,大贤传于广州,二贤传于扬州,三贤四贤传于泉州,此条广为流传的史料未必可信,但泉州中唐以后海外交通有较大发展,成为“南海蕃舶常到”、“岛夷斯杂”之地,却是不争之实。故唐文宗颁令善待来华蕃商时,特指岭南、福建(泉州)与扬州蕃客。当时的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唐代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由著商蕃舶来华进行,广州是主要贸易港,终唐一代,泉州只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辅助港。唐代广州万商云集,蕃商与当地人杂居嫁娶,“多占田畴,广营地舍”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据说殉难蕃商达 12数万 。

五代时期,闽国统治者励精图治,发展海外贸易裕国,并将海外奇珍异物大量进贡中原政权,以便维持偏安局面,在五代十国战乱纷纷期间,保持福建32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奠定闽南海外贸易的发展。闽国先后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均奖励海外贸易,积极招徕蕃商。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三十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待郎” 。 留从效扩泉州城时,“重加版筑,旁植刺桐环绕”,被认为是元代访问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IbnBatuta提到的刺桐城(zaiton)的由来。黄巢起义军对广州蕃商的大屠杀,是五代时期蕃商、“蛮舶”大批前往泉州的重要原因,也造就闽南海外贸易发展的先声。

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黄金时期,不但商品经济发达,人口迅速增长,而且各项科技发明层出不穷,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福建的开发也突飞猛进,茶、甘蔗等商品作物种植;瓷器。棉布、丝绸、造纸等手工业商品生产;采冶金、铜等矿冶业和造船业等,均在全国居重要地位。至南宋期间,福建经济、文化发展已是国内前列。 福建经济发展成为宋代泉州港繁盛和闽南海商集团崛起的物质基础。

北宋初年,朝廷“诏诸蕃国香料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官库者不得私相贸易,” 表明泉州当时已是重要港口。元佑二年(1087年),宋朝在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海外贸易蒸蒸日上,中外商人云集,“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沈檀等香、稀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 南宋期间,泉州与广州作为中国主要贸易港的地位开始逆转,泉州贸易规模呈赶超广州之势。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宋室南迁杭州,福建距政治中心更近,部分宗室迁到泉州,朝廷对泉州的政治、经济地位更为重视。二是南宋发展与高丽等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泉州在沟通东北亚和南海贸易方面占有地理优势。到宋绍兴年后期,泉州的市舶收入与广州相当,表明泉州港贸易规模已和广州并驾齐驱。在南宋最著名的关于海外贸易与海外地理名著《诸蕃志》中,凡载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等,多以泉州为基准。 尽管这也可能是因为著者是泉州市舶司提举,但泉州为中国最重要海贸基地之一却是不争之实。到元代时,“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穴,号为天下之最”。 根据元代最著名的海贸和海外地理名著《岛夷记略》载,当时与泉州通商的海外国家与地区达九十多个,比《诸蕃志》所载多五十多个;输出商品种类也多出数十种, 泉州海贸规模与地位超过广州。当时游历泉州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认为:“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

对闽南海商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的尚有宋代漳州港的兴起。漳州通蕃舶可能始于五代,北宋时朝廷已在漳州设“黄淡头巡检”,维护航道安全和招徕海舶,民间海外贩运活动频繁。虽然漳州的海贸规模不及广州和泉州,但对闽南海商、尤其是漳州地区海商的成长有重要意义。

随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海贸繁荣而来的,是闽南海商集团的兴起。闽南地区掌控和从事海贸活动的商人主要为三类:蕃商及其定居泉州的后裔、外地商人和本地商人。随着蕃商与外地商人的本土化,与本地商人合流,形成闽南海商集团。

在北宋年间,主导泉州对外贸易的可能主要是蕃商。明人张燮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 直到南宋时期,蕃商及其后裔仍是闽南海贸巨擘,如蒲罗辛、罗智力、施那帏、蒲亚里、蒲寿庚等。这些蕃商有的是应宋朝廷招徕(蕃商生意的抽直达30万贯者,可授官职承信郎),“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著名者如:佛莲,波斯人,薄寿庚之婿,为泉南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 80艘”,家赀“珍珠 130石,他物称是”; 大食蕃商施那帏“乔

寓泉南,轻财乐施,作丛冢于泉州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 以回回商人为主的定居于泉州的蕃商成千上万,“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累巨万,列居城南”,形成蕃人巷, 泉州现在的蒲、郭、丁、白、铁、金等性多是其后裔。泉州有专门的蕃商墓区,至今仍在,现称为“伊斯兰墓地”,是旅游点之一。元末泉州穆斯林教派什叶派和逊尼派(蒲氏为首)冲突,关南门相互厮杀,伤亡数千人。泉州最有名的回回商人是蒲寿庚,其向背竟然关系到宋朝的存续。蒲氏祖先为阿拉伯商人,先在占城,后到广州,蒲寿庚之父 1204年之前到泉州,初为安溪主簿(1204年),后经营海贸有成,授承信郎(1233年)。蒲寿庚善海贸, 1274年平海寇有功,授福建招抚沿海都制使,“擅蕃舶利三十年”,致产巨万,家仆数千,成为官商合一者,与后来的郑芝龙相似。南宋小朝廷企图依靠薄寿庚财力物力继续抗元,升其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提举市舶,总海上事宜。元朝极力招诱蒲寿庚集团。南宋张世杰护送端宗到泉州,蒲闭城门不纳,世杰夺蒲船400多艘而去,蒲杀南宋宗子3000多人后降元,元统治者因此掌握南宋所有的海舶。蒲寿庚降元后,受封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权势灸天,在海外贸易上更是独占鳌头。

宋元时期,由于泉州成为中国海贸中心,吸引众多江浙淮湖之贾客迁泉州定居,贾客“自远方而来徙泉者,复多于穴之蚁巢之蜂”。如元代杭州大商人张存,流寓泉州起家贩舶;海盐陈思恭商于泉州,娶泉州庄氏为妻,浮海贩易;客死海外;其子陈宝生与泉州本地海商孙天富到海外贸易十年,所涉异国遍及东西夷。 外地商人加人泉州海商行列不但加强了泉州海商的实力,对泉州成为国内海贸商品的主要集散地、扩展泉州海商的国内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政治原因(如元朝对色目商人的偏爱),宋元时期巨商多为蕃商及其后裔,但泉州本地海商群体的迅速成长更为引人注目。除朝廷朝贡贸易外,海上私商贸易仍以散商为绝大多数。他们虽然资力微薄,但人数众多,散商在“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惨淡经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假以时日,泉州本地商人也逐渐大商家辈出。“泉州扬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 巨商王元懋出身寺院杂役,学蕃语后泛海往占城,占城王招为婿,后归泉州,成为大海商。纲首陈应、吴兵、朱纺和李充、林昭庆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大海商。 尚有世代相习以海商为业者,如上文所提及的陈思恭、陈宝生父子外,又如大商人柳悦、黄师舜,“世从本州给凭,贾贩高丽。”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已有少数定居于海外的商贩和华人移民。如泉州商人到缅甸东海岸商贸,因彼地利厚,“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 元末泉州籍朱道山海商集团定居海外,“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 明初郑和下西洋所知的定居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华人群体以广东和漳泉人为主,相信应是宋元时期移居到海外的。

闽南海外贸易兴起于五代,盛于宋元,尽管与中国其它港口一样,蕃商很大程度掌控了海外贸易,但也推动了闽南本地海商群体的崛起。闽南海商包括本籍商人、定居本地的蕃商和外地商人以及定居海外的商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蕃商和外地商人逐渐当地化,与本地商人归为一体,形成闽南海商集团,成为中国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肇基始于宋元时代,到15世纪初基本形成,在17-18世纪经历扩张和发展而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遍及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商贸网络。这个经贸网络与欧洲人的远东经贸网络互相交叉、利用和补充,构成由欧洲人主导的东西方经贸网络的组成部分。

尽管福建在宋末元初的对外贸易规模已超过广州,但广州海贸历史悠久,经营海贸网络时间更长。在宋元到明初时期,闽南海商在中国海商网络中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广东海商,至多在元末明初与广东海商各擅胜场。15世纪初在东爪哇杜板、新村、苏鲁把益( Sarabaya,现苏拉巴亚)和苏门答腊旧港等地皆有千人至数千人的华人聚居,其首领和成员还是广东人为主。

本文摘自《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 作者:庄国土 原题为:《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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