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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8-04

论傅衣凌的史学道路

傅衣凌先生是老一代学者中具有开拓性的史学大师。他重视对农村、商人、手工业的研究,提倡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学,最早研究明清时代的簿记、碑刻、方志、地契、族谱等民间文献,从而使中国传统史学别开生面。他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许多观点,至今尚在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总结。

一、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

傅先生所说的社会学方法,是指受人类学影响的社会调查。他认为研究历史学,不能光坐在书斋里,而是要走出书斋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散落于村镇的契约、账簿、族谱等民间文献,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解剖中国古代社会。

人类学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在20世纪前半期逐步成熟,而在20世纪晚期成为风靡全球的研究方式。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表现在:其一,重视社会调查。人类学以田野调查为研究的基本方式,强调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书本之外的知识,描述真实的社会景象,而不是被以往书斋的条条框框所约束。因而,人类学重视人类口头文学的传播,并重视口述文学的记录。其二,人类学研究重视底层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突破了学界历来重视雅文化的传统,而将研究的主要视野投向农村、山区、渔村等下层民众生活的地方。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成为人类学主要研究对象。人类学的特点则在于对下层民众生活细节的关注。人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从其诞生的开始便向史学渗透,它号召学者走出书斋,去进行田野调查。这类调查又可分为三种:其一,采访历史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展示亲历者的真实体会,这一方法导致口述历史的盛行;其二,进行田野考古,通过发掘古代遗址,研究出土文物来丰富历史学;其三,研究下层知识分子撰写的民间文献,将传统学者不屑一顾的地方志、族谱、田契、收租簿、科仪等文献作为第一手研究材料。受人类学的影响,史学家关注的不仅是国家大事,下层民众的生活也成为研究对象。撰写村史、家史成为史学的重要任务。可以说,人类学从整体上改造了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家做学问的方式主要是在书斋里考证经典的注释,尽管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其局限性。其一,考证的对象仅限于雅文化的范畴;其二,主要采取以书证史的方式,研究的范围从文献到文献。因这一特点,中国传统的学者养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个性。人类学传人后,底层社会的俗文化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走向社会更成为学界一致的呼声。可以说,人类学使历史学家突破以往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呈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傅先生是最早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学的老一辈史学家。傅衣凌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期间,他随福建银行的研究机构迁于闽北山区,搜集了不少地契和族谱等民间文献,从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福建佃农经济考》。此书利用以往为学者不屑一顾的民间契约,研究民间的租佃关系,并结合地方志的记载,对明清时代佃农的反抗斗争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成为经济史领域的开创之作。在此基础上,傅先生力主将民间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他在从事经济史教学时,将农村调查作为博士生、硕士生必做的工作,每名研究生,都被他派到农村调查一至两个月,搜集了不少明清时代的民间文献。

傅先生对民间文献的重视,既出于人类学,又不同于传统人类学。人类学最早起源于西方学者对澳大利亚及非洲的部落的研究,这些部落大都没有文字,只能通过口述、舞蹈等方法传达部落的文化记忆。西方学者通过对这些民间记忆的研究,重构了这些原始部落的历史。西方人类学影响下的历史学,将口述历史作为重要的研究史料,甚至将其看成比现有文字史料更为重要的资料。不过,人类口述能够追溯的历史都是有限的,我个人的经验是最多一百年左右,再往前,口述历史就变得不太可靠。对此,许多人也有同感。这样,如果没有考古资料及文字资料的配合,口述历史只能研究一百来年的历史。这一局限性,对研究非洲与澳洲的原始部落的制约不大。但对于研究中国这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来说,局部的缺点就成为整体的遗憾了。然而,中国的古人并非没有留下原始的口述记忆,换一种角度看明清时代民间的契约、账簿、碑记、族谱,这些民间文献其实就是当时人的口述历史。而且,他们在留下这些文献时,并没有面对学者采访的紧张,也不会因哗众取宠的心态导致口述史料的变异,所以说,这些民间文献,其实是最好的原始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真实的经济生活。而后人研究这些文献,寻找古人在撰写这些史料之时的行为和心态,也就展现了古人真实的经济形态,填补以往学者忽略的重要内容。因此,傅先生的《福建佃农经济考》问世之后,马上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加以评论和研究。从人类学发展的趋势看,这是中国最早的研究古代民间文献的成果。它的意义还在于:它开拓了一条新的史学道路,就是走出书斋,搜集民间文献,并通这些文献研究古代底层的经济行为,从而展现真实的古代社会。这种方法,对传统人类学研究来说也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对中国这类历史悠久的国家,应当重视其古代民间文献的搜集,用古人的记载研究古人的社会。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是传统人类学所没有的,或者说是他们忽略的一个空档。傅衣凌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开创的这一条史学道路,不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创新,还是人类学的新领域开拓。

必须注意的是,傅先生应用了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去研究历史学,但并没有将人类学取代历史学。现代人类学家中有些人对历史学存在错误看法,他们宣称:人类学是研究活的历史,而历史学仅是研究死的文献,并没有为学术增加新的东西。所以,以研究文献为对象的历史学是可以舍弃的。他们这些人将人类学“走出书斋”的口号发展为“抛弃书斋”,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所忽略的是,迄今为止,文献仍然是人类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即使是人类学家,主要也是通过文献来展示他们的成就,虽然有影视材料,但是,他们的表述仍然要转化为以文字为基础的语言。其次,田野调查的结果脱离文献,往往无法鉴定真伪。例如,方孝儒家族被明成祖灭十族,是史册明确记载的史实。在明成祖“瓜蔓抄”的打击下,方孝儒的后裔很难生存于世。但在民间调查中,自称方孝儒后裔的人还不少。可见,采自民众口头的东西,很多是口头文学,而不是史学。一味相信口述历史,往往会把文学当成历史,以虚假取代真实。人类高级的思维活动,主要依靠文字作为传媒,离开文字,人类的思维也无法进行。所以,要传承和研究雅文化,还得依靠文献学。尽管考古资料与口述史料进入了史学,但历史学的根基还是对历史文献的研究。

二、对明清时期底层社会的研究

民国时期是中国经济史的萌芽时代,这一时期的学人主要关心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傅先生受日本社会学的影响,更为关心中国古代社会的底层结构,尤其是农村、商业、手工业等向来被忽略的社会基层经济形态。自从《福建佃农经济考》问世后,傅先生对古代社会的农民问题投入尤多。例如1946年的《关于唐宋元时代典卖物业的亲邻优先权》、《记清代福建长乐的乡约》、《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社会科学》第3—4期,1947年12月),这些文章列举了大量的民间契约及方志史料,对明清东南佃农的反抗斗争尤为关注。其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自秦朝建立以来的两千年,从来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观点在海外影响很大。但傅先生对东南区域佃农反抗斗争的揭示,切实证明了明清时代的阶级斗争。我在念书时,曾听到一位日本学者说:“他们是看了傅衣凌先生的著作,才承认中国历史上是有阶级斗争的。”这也反映了傅先生研究古代农村问题的独到性。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界研究农村蔚为风气,而傅衣凌的早期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1956年,在中华书局的支持下,傅先生出版了早期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专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抗日战争时期,傅先生对商人及商业资本开始发生兴趣,他说:“为着正史食货志多偏重于国家财政赋税方面的记载,而对于私的经济一一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则记载极少。为开展研究,我先从搜集史料着手,进行地区性的探讨。”[1]他的有关商人与商业资本的一系列论文,例如《明代徽州商人》、《明代江苏洞庭商人》、《明代福建海商》、《明代陕西商人》、《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清代前期厦门洋行》等,都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的后半期。这些论文是国内与国际学术界最早研究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的论文之一。在这些论文中,傅衣凌先生探讨了明清国内市场与东亚市场上运作的中国商人集团,并对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时,“资本主义萌芽论”尚未在国内学术界形成,所以,我们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时必须注意:傅衣凌先生的这些论文并不是为论证“资本主义萌芽论”而写的,从学术史演变的过程来说,这是傅衣凌先生研究“私经济”最终必然进入的领域。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私经济的最典型形态是商业资本,也可以说,商业资本是中国传统社会“私经济”的最高形态,当傅衣凌先生确立了以研究“私经济”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时,他进入商业资本领域的研究,是顺其自然的发展。由于这些论文本来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萌芽论而准备,因此,若局限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框框去评论这些论文,那就失其本意了。在傅衣凌先生的研究之前,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的研究还缺乏力作。从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看,对中国史较有研究的日本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宋史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在宋代的科技水平是领先于世界的,而中国经济在宋以后进入了一个私有经济逐渐发达的“近世”。然而,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私有经济,他们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研究。倒是中国学者——诸如全汉升、梁方仲等人,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随着明代中叶国际市场的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有一个较大的飞跃[2],而傅先生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有关商人与商业资本的研究,则将对明清商品经济的研究推向深入。由于他们的研究,中国学者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呈现出不同于日本学者的特点。日本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在宋以后进入了近世,具备了近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而中国学者则认为,中国社会呈现出近代的特点是在明清以后。海外学者的弱点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近代特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历史现象,而是与整个世界经济潮流变化相映的。宋代的中国与世界市场建立了联系,但这一时代的贸易多数为奢侈品贸易,它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普遍性的繁荣。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凿通,世界市场的发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在这一时代,中国实际上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点,大量的商品输出到海外,而美洲白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时代。明清商品经济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一点看,明清商品经济应当高于宋代,中国私有经济是在明清时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全汉升、梁方仲、傅衣凌等人对明清市场的研究,其价值在于他们是这一理论的奠基者,而傅衣凌的贡献在于对明清时期商人及商业资本更深入的研究。

傅衣凌先生对商人及商人资本的研究,很注意它的地方性特点。傅先生认为,每一个地方的商帮都有其经营特点、内容及商帮组织。因此,他有关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着重于揭示其特性。1955年,傅衣凌先生将其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有关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汇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交付出版。此后,他对明清商人及商人资本的研究仍在继续。其中主要论文有:发表1958年的《明清时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发表于1979年前后的《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这四篇论文的写作方式与其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十分类似,以发掘史料为主,畅写一个区域商人资本的发展历史。傅先生的这些文章特色在于很注意它的地方性特点。在他看来,每一个地方的商帮都有其经营特点、内容及商帮组织,一篇以地方商人研究为主的论文,应当能够揭示它的地域性特点。因此,他对地域性商人集团的研究,开拓了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先河。以徽商的研究来说,今天对徽商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而查其源头,徽商最早在学术界引起注意,实与傅先生这篇论文有关。应当说,他对地域性商人集团的研究,开拓了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先河。

在对地方性的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方面,傅衣凌每每发掘出它有全国性意义的内容与特点。发表于1956年的《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一文从史料的发掘中,论证了明清时期的棉布字号存在着包买商,他们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棉布生产。在此之前,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包买主现象,“在文献里,我们还没有发现商人直接控制生产的纪录”,傅先生的论文显然动摇了这一论点[3]。而1962年发表于《文汇报》的《从一篇史料看十七世纪中国海上贸易商性质》一文,批评了以为17世纪海外贸易仍是官商操纵的贸易的观点[4]。而其发表于1964年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分析》一文,更是开拓了对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新河,诚为中国市镇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他发表于同年的另一篇论文《19世纪50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摘抄》,则对地方金融制度的变革进行了饶有风趣的研究,而其《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则是开拓“徽学”的另一篇著名作品。这两篇论文在明清金融史方面的研究会有其重要意义的。

总之,傅衣凌先生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并非始于资本主义萌芽论,当其发轫之初,也不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萌芽论,尽管傅先生自己在生前已经用资本主义萌芽论概括他自己的主要贡献,其中也包括他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但二者并非一回事。傅先生在市场理论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萌芽论受到质疑之后,他对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仍然有其存在价值。我们现在对明清市场的研究,还是在老一辈贡献的基础上推进的。

三、傅衣凌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资本主义问题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关于这一问题的提出,1955年,杜真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学界过去还很少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最早的,如侯外庐先生在其所著《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中,就清初学术思想的反映,曾提出明清之际出现了城市平民反对派及异端思想。195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纲要》(尚钺主编)更明确地提出了明代中国社会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存在。”[5]就此而言,虽说人们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提出者溯及侯外庐先生,但侯外庐先生并未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这六个字。一般认为,“至于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问题,是解放以后中国历史学界提出的一个新问题。过去虽然有史学家朦胧地提过,但没有提供一定的史料和确切的论断”[6]。由此可知,“资本主义萌芽论”确实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不过,尚钺先生也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首倡者。最早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出于毛泽东的著作。1952年,当范文澜率一班史学家修改毛泽东发表于1939年的《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时,给其增加了这么一段话: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7]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而后在中国史学界逐渐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当然,这一过程是缓慢发展的。傅衣凌先生发表于1954年1月的《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一文中,提出了明代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手工工场”这一观点,但他却未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经典的说法。傅先生正式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名词,是在该年度九月份的《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一文内。[8]迄至1955年,在有关《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中,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探讨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而傅先生也开始用资本主义萌芽论概括自己的体系了。傅先生出版于1957年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围绕着江南市民阶层集中探讨了江南资本主义萌发的相关问题。

在50年代以来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傅衣凌先生是发表论著最多的一人。为什么傅先生能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主要代表者之一?这是由于傅先生很早就涉及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相关的一些问题。傅衣凌先生在1946年完成的《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开矿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论证了清代中叶四川、陕西、湖广三省边区出现的工场手工业。[9]这是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清代工场手工业的论文,而工场手工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核心。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学界,最为流行的是政治史、宗教史研究,经济史的研究几乎是凤毛麟角,在这种风气下,傅衣凌先生发表了如此深入的切中经济史中的核心问题,令人不可思议。实际上,这与他长期对“私经济”的研究有关。如前所述,傅衣凌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便展开了对商人与商业资本的研究,因此涉及手_丁业工场问题,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换句话说,在旧中国,以傅衣凌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史学家,已经在他们的研究中涉及了传统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因素成长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很自然地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同盟军,乃至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论旗帜下的大将,这与4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发展趋势有关。

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傅衣凌的主要贡献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对明清商品经济展开系列研究。其二,最早提出清代出现了中国手工业工场的观点。其三,是明代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他说:“据我个人推论,大约当16世纪前后,中国的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中已出现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10]在他看来,明代中晚期的江南与东南地区,在手工业中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与雇佣劳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其四,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有地区的不平衡性。它主要萌发于江南与东南沿海区域,除此之外,中国的内地还有许多地方十分落后。不过,内地的落后也不是绝对的,只要条件成熟,内地的山区也可能出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例如陕、湖、川三省边的冶铁业、伐木业等。其五,他认为封建势力的干涉是资本主义萌芽无法顺利成长的原因。在这方面,他于1961年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了《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一文,在晚年则力主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说,认为和西欧国家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具有弹性,死的缠住活的,因此,新的因素难以发展。以上这些观点后来都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的主要观点,产生一定影响。

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傅衣凌也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些观点体现了他个人的特性。例如,明代江南农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说。1954年,傅衣凌先生在《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农业中已经出现雇佣劳动关系[11]。该说问世后,反对者不乏其人。他们认为,明代虽然出现了雇佣劳动,但劳动者的身份多是不自由的,所以,这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傅衣凌先生对此的回答是:“几年以来,有些同志在论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每把资本主义的萌芽与资本主义主义的成长,混为一谈,用资本主义的完成状态来衡量尚处于孕育过程中的萌芽因素,这样,就产生了彼此间论战的分歧。”[12]在雇佣劳动方面正是如此,标准的自由劳动的商品买卖,只有在资本主义法典确立后才会出现,甚至在资本主义法典出现后,自由劳动的出现还会滞后相当一段时间。因此,在资本主义萌芽时代不可能出现完整的自由劳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傅衣凌认为要看到它的复杂性:“因为这一个萌芽尚处于孕育状态中,新因素每附着于旧因素而存在,进步中又常带有落后的成分,在相当时期内,死的拖住活的,所以其发展形态并不成熟,而长期的缓慢地前进着。”[13]不论是傅衣凌先生的理论是否得到学术界的接受,我们应当看到,在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的内部,也是存在学术争议的,在争议过程中,各方的学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观点。在长达30年的讨论之后,傅衣凌先生在晚年的著作《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全面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相关社会经济问题,从而也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主要代表者之一。

除了论点之外,傅衣凌先生对资本主义萌芽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史料的发掘。卷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学者,有的不是专研明清史的,有的出身于经济学,有的是业余的。像傅衣凌先生这样将自己的研究很早就定位于明清史,在老一辈专家中并不多见。受到乾嘉学派及新史学的影响,傅衣凌先生十分重视史料的发掘,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有许多第一次面世的史料。在他的影响之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形成了重视史料的风气。各地的学者无不着力发掘当地有关经济史的史料,从而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五朵金花”的讨论中,有一些问题的讨论只重理论,不重史料。今人回看这些问题的讨论,空洞无物,不知所云。而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一直建立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今人即使不赞成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观点,只怕也不会否认当时人对史料发掘的贡献。

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有一些看法,他们的观点也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其实,一种学术观点的流播,从开始受到大众的赞赏到许多人的质疑,都是正常的。不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命运最终如何,探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注定要成为中国经济史专家的课题。众所周知,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世界经济有两大发动机,其一为西欧国家;其二为东亚国家。这两大地区都有发达的农业,并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前夜。在这两大区域中,东亚国家一度处于优势,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东方世界的传统工业更胜于西欧的手工业,两大区域之间的贸易,以东方世界的输出为主,西方世界被迫以白银等贵金属抵销巨大的入超。仅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似乎更应当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却是从西欧发展起来。对这一差异的解释,从西方传教士开始,既有中国社会是停滞不发展的说法,而后这种说法又发展为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迄至近现代,马克斯·韦伯提出中华帝国静止观[14],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将其进一步发展为“西方冲击一中国回应”模式。这一模式的要害在于,将东方社会看作是停滞不前的,只有在西方社会的推动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然而,东方停滞论很快受到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的反对。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功地论证了宋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最高的,从而打破了东方停滞论[15]。近20年来,日本学者更成功地证明:在工业革命的浪潮卷到东方之前,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在德川幕府后期,日本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0%以上,其工业化程度是世界最高的。日本之所以能在近一百年里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与其历史背景有关[16]。他们的这些观点已经受到世界上多数史学家的认可。

中国的史学家则重视用唯物论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首先,他们的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强烈影响。马克思与列宁都是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方面卓有贡献的人物,在当代欧洲研究同领域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人那里,我们也可看到马克思与列宁的影响。因此,引进马列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提高中国史学家的理论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其次,中国学者引进唯物论史观,并未完全照搬欧洲唯物论者的全部观点。在欧洲的一些唯物论者看来,东方社会是流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方,其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未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推进下才开始发生历史的进步。这一观点明显是错误的。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的主要努力方向便是力图突破东方停滞论,挖掘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在这方面,明清社会则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在明代初年,中国是领先于世界的,但中国未能如同西欧国家产生一个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飞跃,从而落后于欧洲。相对比较,人们不能不对中国的落伍发生兴趣。从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潮流看,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可能性,或者它未能发展的原因,都是经济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学者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主义因素成长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它的目的在于打破东方停滞论。仅从这一点看,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有长时段意义的。

注释:

[1]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再版说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2]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

[3]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8页。

[4]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论文集》,第216页。

[5]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i联书店,1957年,第1092页。

[6]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第3页。

[7]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2页。

[8]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第66页。

[9]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开矿及其历史意义》,厦门《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1946年;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论文集》,第1页。

[11]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第66页。

[12]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论文集》,第9页。

[13]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论文集》,第1页。

[14]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15]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6]厉以平:《<日本经济史》与新经济史学》,梅村又次、速水融等《日本经济史》第1卷,序,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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