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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8-06

历尽劫波终重生(观天下)——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纪事

 

历尽劫波终重生(观天下)——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纪事 - 海交史 - 1
  图为文澜阁原抄本。
制图:宋 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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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劫波终重生(观天下)——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纪事 - 海交史 - 3
  图为整理出版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制图:宋 嵩

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程经历整整十个寒秋,如今工程告竣。此刻同仁们如释重负,百感交集。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作为出版人、文化人,我们无愧于社会。

机缘始自2003年5月,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寄来商务印书馆将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相关宣传资料。我读后如获至宝,突发奇想:北京要出版文津阁,杭州为什么不出版文澜阁呢?一场历时十载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一、两百年的“四库”情缘

在白堤上的文澜阁旁独步徘徊,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四库学研究专家顾志兴讲述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动人历史。

由乾隆皇帝钦定,集数千人之力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四库全书》共抄录7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

清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灾难接连不断,分藏七处的《四库全书》大都颠沛流离。文澜阁《四库全书》能保存流传至今,经历尤为曲折。历代浙江文人深明大义,为保护国宝而抛洒热血,使文澜阁本躲过战乱而幸存,实为传奇。

那是在1861年的初冬,太平军攻入杭州,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避难于杭州西溪。次年正月,丁氏兄弟在街市闲逛,突然发现小摊贩用于花生、瓜子的包装纸竟全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二人大惊失色,急查看店主的包装纸堆,竟分拣出数十册被污损的《四库全书》,不堪入眼。

丁氏兄弟深知《四库全书》之于国家民族的重要,眼见《四库全书》已从文澜阁流入街市,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冒险施救。他们趁夜色潜入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旁,见文澜阁四周满地残籍,库书已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兄弟俩指挥家人收捡残籍,背负肩挑,运往西溪风木庵藏起来。

然而,许多典籍已经流落民间,如何将市民手中的典籍重新收集起来?杭州民间有着“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丁氏兄弟便雇人每日沿街收购书本、散纸。6个月中,丁氏兄弟从街市收购回文澜阁书8689册,使得1/3左右的库书得以劫后余生。但兄弟俩深知这一典籍已成残籍,因而萌发了补齐这部典籍的念头。他们招募了百余人,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及长沙袁氏卧雪庐、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等处,搜觅精善之本进行抄写,耗时11年,共抄书26000余册。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将其收录补齐,并归还文澜阁。

民国时期的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丁氏兄弟之后又继续了补抄工作,谓之“乙卯补抄”。钱恂,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著名的外交家和开明学者,曾担任大总统顾问和国民政府参议员。钱恂后来虽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工作,但这项补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在北平家中安置了不少抄写人员,从文渊阁借出《四库全书》继续补抄。

此后,海宁人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最后完成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12卷,原四库本仅3卷,现册数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的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之精华;有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

二、捍卫“四库”的拳拳之心

“癸亥补抄”后仅10余年时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日军越过淞沪防线,12月进攻杭州。日军数度轰炸杭城,库书又有再遭劫掠、焚毁之虞。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恐库书被炸,即命总务部赶制木箱、准备搬运工具,将库书装成139箱,迁至钱江对岸的富阳鱼山。但鱼山与杭州仅一江之隔,随时可听到日机的轰炸声,仍有安全隐患,他决定将库书再迁建德。此后,战事吃紧,库书又转运至浙南的龙泉县内暂存。

1938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至贵州保管,以避免战事殃及。同时,派浙江大学教授去龙泉协助徙运库书。浙江大学协助浙江图书馆一起将库书西迁,踏上艰难的征途。经辗转浙、闽、赣、湘、黔5省,行程2500公里,历千难万险于1938年4月底抵达贵阳西门外的张家祠堂。据奉命护书入黔的毛春翔所作《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自浦城至江山峡口,险路甚多,运输车中有一辆在离江山峡口不远处倾覆,十一箱翻落池中,虞君佩岚急往附近村庄雇粗工,入池起箱,另雇他车星夜运达江山县城。翌晨幸有太阳,借簟在城隍庙大天井中曝晒,书浸水中久,晒两日,水滢如故。絜非先生以运输时间迫促,不容久延,即命装箱,谓运抵长沙,再从容翻晒,余与佩岚未有异议。”另有前往保管库书的夏定域,言及落水之库书的处理:“头顶烈日,一本本翻晒,又逐册逐页细心揭开晾干,再装入箱,耗时数月之久。”其艰辛可见一斑。

文澜阁《四库全书》抵达贵阳后,战火又燃烧到贵阳。1939年春,日军数十架飞机突袭贵阳,狂轰滥炸,致使无数建筑被毁,人员伤亡数千。虽存放于西郊张家祠堂的库书暂未被殃及,却受到严重威胁。库书又迅速移送较偏僻的地母洞贮藏。地母洞高有5丈,深约70丈,为天造之书库。但地母洞较为潮湿,藏书易发生霉变,护书人员的主要工作便是防潮晒书。逢太阳出,必轮番晒书,又在洞内不断加放大量石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晃6年。

1944年11月,日军突然长驱入黔,贵阳危急,库书存放的安全又成问题,陈训慈紧急约见教育部商谈,再次决定将库书迁蜀。12月8日由战区司令部派出6辆大卡车,走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库书运至重庆青木关,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内。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日军无条件投降,文澜阁《四库全书》才得以安宁。1946年5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从重庆青木关启程,又用6辆卡车分装,近20人押运,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历时50余日,回乡返浙,其间又历千辛经万险。据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在《浙江图书馆志·序》中所言:1994年我在日本京都读到日本学者松木刚的《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才知道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九个人从上海到杭州,花了许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但他们的好梦落空了。从这一资料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早就对文澜阁库书不怀好意,包藏祸心。在杭州沦敌的漫长岁月里,陈训慈等一批浙人为防止日军抢夺库书这一文化瑰宝,与众多国人一道,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凸显了捍卫四库的拳拳之心,体现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三、传承“四库”的历史香火

经过有识之士的努力,历经沧桑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幸存。但历经数代,库书已有许多封面硬化,书线脱落,部分书页已经发霉。为使文化瑰宝得以延续,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四库全书》重新整理出版。这是当代中国出版者的责任,也是200余年来我们浙人的“四库”情缘。

从历史的变幻中接过前人的接力棒,我们感到了这份责任的沉重,也非常清楚将凝聚了几代浙人心血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发扬光大,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毛昭晰对杭州出版社敢于担当整理出版库书的勇气、决心表示敬佩和支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华书局、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对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然而,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全部整理印制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漫长的时间,以及大量的资金,这对我们一个小小的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困难。年过七旬的毛昭晰,为能尽快促成此项目的开展,奔走于浙江图书馆与浙江省文化厅之间。经过多次商谈,2004年5月,杭州出版社与浙江图书馆签署了共同合作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协议。杭州出版社迅速建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由专家组成的古籍整理组,承担技术攻关任务。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文澜阁《四库全书》中有许多破损或残缺,有的专家建议将缺书、缺卷、缺篇、缺页、缺行、缺字全部补上,对所缺部分,采用文渊阁本进行配补。但经过反复商议,我们最后还是坚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真性原则。

确保《四库全书》原书完好无损,若采用扫描方式,速度会比较快,但对原书会有伤害。我们经反复调研,最后敲定采用数码照相机拍摄,再通过电脑技术对数码照片进行处理和制版。于是从香港购进了13台日本“理光”相机,定制了13根1.5米长的手动快门线,会同社会上的机械技术人员,专门研制10台能升能降、中间设有凹槽、能左右摇摆45度的翻拍架。由15名摄影者从2004年8月到2005年7月,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全部拍成了数字照片。此外,原书是朱丝栏,这次大胆创新,利用电脑技术把栏框和栏线全部整齐统一。边空的留白和粗细的线条,使影印本的页面倍加精神并增添了美感。

由丁氏补抄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所用宣纸较薄,不如皇家抄本的宣纸厚,墨迹浓淡不一,两面互相透字严重,这是翻拍中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制版技术人员反复摸索后确定了技术参数,将纸张上的杂点、污点都褪掉,然后通过电脑软件进行栏框、栏线和文字的处理,再把格子套到文字上合成。在《四库全书》中有很多小字和细线,笔迹较淡,不容易拍清楚。为保证清晰度,拍摄者在背面垫上白纸,以避免下页纸的字迹影透过来,不断调试,再作重拍,周而复始,天天如此。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四库全书》的影印样张送达专家手上时,他们深感惊讶:这套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不仅取得了美观的效果,而且达到了存真的目的。

因为出现了丁氏兄弟,后又有了钱恂;因为有了张宗祥、陈训慈,又出现了具有历史文化情怀的毛昭晰,也因为有了杭州出版社的不畏艰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文脉才得以延续、传承。

(作者为杭州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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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途多舛的“四库七阁”

《四库全书》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乾隆下令仿效浙江“天一阁”的规制,建造七座藏书楼用于收藏,这就是著名的“四库七阁”。其中,北方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称为“内廷四阁”,南方的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被称为“江浙三阁”。

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四库七阁”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坎坷多难。辛亥革命之后,文渊阁《四库全书》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后来随着战事的变化,全书又辗转迁往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最终运至台湾,现珍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文源阁《四库全书》在入侵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的大火中化为灰烬。文津阁《四库全书》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7部《四库全书》中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一部。文溯阁《四库全书》在沙俄帝国侵占东北三省时曾出现丢失现象,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文宗阁、文汇阁《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战争。在战火中,文澜阁中珍藏的《四库全书》也大量散失,历经几代人的捡拾、搜访、收购、整理等工作,成为“江浙三阁”的仅存,现珍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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