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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8-09

关于蓬莱水城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

内容提要:蓬莱水城源远流长,先后经历了登州海湾、前登州港(或古登州港)、登州港、蓬莱水城等不同发展阶段,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海港之一。蓬莱水城位置险要,条件独特,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港口和军事基地。蓬莱水城平面布局构思精巧,独具匠心,具有很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海港建筑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蓬莱水城地处要津,形势险峻,曾长期居于显要地位,其中军事地位尤为突出。

蓬莱水城,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是我国东部沿海最古老的港口之一。1913年初,伴随民国政府废除登州府,“登州港”之名称随之消失,“蓬莱水城”取代“登州港”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蓬莱水城是我国现存建筑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古代海港和军事要塞,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系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下面,笔者不揣浅陋,结合档案文献资料,仅就与蓬莱水城相关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方家指正。

一、蓬莱水城在港址开辟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据古代文献记载,历史上,蓬莱水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蓬莱水城,泛指山东半岛登州(府)辖区沿海的一系列港口。狭义上的蓬莱水城,特指登州(府)治所蓬莱城内的主港口。现在,我们讲的蓬莱水城,主要指狭义而言。我们认为,蓬莱水城之所以占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主要基于其特有的客观条件。

首先,地理位置重要。蓬莱水城位于37°49′N,120°45′E,地处山东半岛北部居中,北距庙岛群岛的南长山岛8海里,经庙岛群岛至辽东半岛的老铁山50多海里,南距青岛港250公里,东距烟台港70余公里,西距莱州港175公里,是山东半岛最北端的海港。与蓬莱水城毗邻的庙岛群岛呈“1”字形散列分布于海中,犹如贯珠,它北与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对峙,南与山东半岛北端蓬莱角相望,形成了一道天然门户,成为渤海和黄海的分界线。蓬莱海角和老铁山岬形同蟹螯,扼渤海海峡之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关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1),山东半岛通过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开始了海上往来,这里成为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传播龙山文化的交汇点。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境内的齐国与古朝鲜建立了海上贸易关系,此处是主要的港口。至秦汉,成为通往朝鲜、日本等国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为我国南北海上交通的枢纽。隋唐五代时,港口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我国北方最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与南方的扬州、泉州、广州、明州(今宁波)齐名。北宋初期,这里既是河洛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又是北方港口南下中原地区和南方港口北上河洛地区的终止港。元朝,因河漕受阻,改行海路,这里成为南粮北调的必经之地和南北航运的中枢。明清时期,已变成我国南北海上交通要冲和军事要塞。

蓬莱水城地理位置重要,还表现在它背后拥有广阔的腹地为依托。港口和腹地是相辅相成的,港口是其腹地的门扉,腹地是其港口的内庭。腹地对港口的兴起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秦汉时期,交通发达,道路便利,从登州向西经莱州、青州,可抵达鲁西、豫东等地。至隋唐五代,进一步发展到河洛地区,而且一直比较稳定。特别是唐朝,蓬莱水城作为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诸国交通的主要港口,与河洛地区的联系非常密切,称之为京都的门户,一点也不过分。宋朝稍有扩大,最远可达陕西铜川和河北若干瓷器产地。广大腹地经济发达、物产富饶,直接推动了港口的规模扩大和发展繁荣。蓬莱水城兴起和发展后,又反过来促进了鲁西、豫东、河洛等广大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使港口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

其次,自然条件优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形势险要。蓬莱水城临海而建,西北傍丹崖山和田横山,东北系再生黄土堆积带。东南有高台地作掩护,南面以庙山为依托,西南以紫荆山为屏障。这里负山控海,宽阔隐蔽,与周围地形融为一体,与庙岛群岛连成一线,与登州(府)城咫尺相对,水路交通便利。作为商港,货物易于集散,扩大了吞吐量;作为军港,随时可以得到后方支援,增强了攻防能力。依山(丹崖山和田横山)、傍海(渤海和黄海)、靠城(登州府城)、通河(画河)、邻岛(庙岛群岛),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形势天成,地理环境独一无二,尤其是建设军事港口的理想场所。平时,港内驻扎军队,停泊战船,操练水军。战时,可以随时攻击敌船;退时,可以长期据城固守。港外也有险可恃,适宜战船出击,方便通畅,有利于战船调度和停泊安全。

蓬莱水城以北拥有众多的岛屿可供接力和中转,非常适合古代沿岸逐岛推进航行,以及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提供掩护和补给。如海船从蓬莱水城出发航行大约8海里,首站即是南长山岛,由南向北再依此出现砣矶岛、大小钦岛、南北隍城岛等,逐岛递进,避风寄泊,形同一道天然的海上通衢,从蓬莱角至老铁山,可为船舶提供靠泊、避风的岛屿不下20个。蓬莱水城向北有纵贯南北的传统航道——登州水道,水道南部海底地形平坦,海水深度变化小,大部分海域水深一般在20米左右;中部岛屿众多,海水深度较大,海底地形复杂,岛屿之间多为50米的深沟截隔起来;北部海域比较开阔,水体很深,一般在70米左右,航路畅通。登州水道航运条件极佳,海域水体具有较好的透明度,南部一般为2-3米,中部达5-6米,对一般吃水量的船只,甚至可以通过目测,观察海底情况,绕过暗礁,避开险区,保证航行安全。
蓬莱水城地处暖温带东亚季风区,气候温和适宜,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虽然冬季大风频次较多,偶而发生冰冻,但是其外港—沙门岛(今长岛县庙岛)足以提供回避处所,对战船航行的影响微乎其微。

二是通航条件便利。蓬莱水城所处岸形较好,海岸系岩岸,含沙量较少,水体较深,即使海水退潮时仍保持一定深度,不影响船只的出入。海港西北的丹崖山面海而立,阻挡了海浪对港区的冲击,致使海流产生回旋,减缓了港口泥沙淤塞。海港出入通道具有短、直、宽、深的特点,水门(北门)宽约10米,可同时供2艘中型或1艘大型船只自由通行,入港条件良好。海港周围地形独特,除偶犯北风外,其他三面均不会受到强风的袭击,船只比较安全,港口的使用率较高。
三是港区平坦通畅。蓬莱水城内水域和陆域面积较大,宜于陆地驻军和水上练兵。港池面积约65000平方米,东西跨度较大,平均宽度约100米,水深4米左右,水面开阔,水流平稳,可同时供数百艘船只停靠、补给与修理。港池四周的陆域部分地形平坦,明清时期在港池四周筑城墙修码头,码头为沿着港池周边修筑的“顺岸式”码头,形式简单,海船停靠方便,工程量也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在港池东西两侧,建起署衙、寺庙等官僚机构和兵营、火药库等军事设施,便于军政统一指挥、调度。另外,港池底质为泥底最利于船只安全抛锚,次为沙底,蓬莱水城港池底质正好是泥底。
二、蓬莱水城在沿革变迁上,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

通过对现有资料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蓬莱水城作为一个港口,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曲折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与我国漫长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

1、登州海湾(约15万年——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6千年)以前的地质时代,由于长期的地壳运动,在现蓬莱市区西部、西北部相对低洼区域形成了一处半封闭的天然海湾,它西北傍丹崖山和田横山,西南靠紫荆山,南邻庙山,东南依高台地,构成了三面环丘陵,一面临大海的地理形势。庙山西侧的两条河流——黑水和密水,由南向北汇合后形成水量较大的河流,由东南面注入海湾,再向北流入大海,成为海湾的主要补给水源。现蓬莱市区石岛村所在地地势较高,曾为海湾东部的一个小孤岛。据初步推测,整个海湾面积约在100万平方米以上。由于当时尚未发明文字,海湾没有确切的名称,我们暂时将之定名为“登州海湾”。登州海湾水体较浅,水深一般不超过5米,北部、西部相对较深,东部、南部相对较浅。其中,在现蓬莱市区西北部的振扬门以西的水城南城墙中段至安全局大楼附近一带,水深达10米左右,是登州海湾水体最深的地方。登州海湾水生生物比较丰富,拥有多种鱼类和贝类,可为周边原始人类生活提供食物来源。登州海湾东西地势低矮平坦,中间是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开阔水域,地形隐蔽,条件优越,是一处适合开展海上活动的优良天然海湾。

登州海湾的产生与山东半岛、渤海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山东半岛、渤海在地质史上属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新生代第三纪上新世末,现代山东半岛形成。第四纪以来,山东半岛地壳一直比较稳定,与现代几无差别。大约15万年前的第四纪中更新世末,海平面上升,海水从渤海海峡大量涌入,形成现代渤海。伴随山东半岛、渤海的先后形成,登州海湾随之产生,距今大约有15万年的历史。当时,气候因素对登州海湾的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塑造登州海湾“形象”的绝对主力。第四纪是全球气候剧变的时期,冷热更替频繁,先后出现了4次亚冰期和3次亚间冰期,登州海湾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变。距今约10万年前,中国第四纪大冰期的最后一次冰期—-大理亚冰期开始,气温急剧下降,平均气温比现在低8—-10℃。冰期极盛期时,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0—-15℃。由于气候寒冷,冰川广布,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海退,其中最大一次海退发生在约2.5万年前,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140余米(2)。渤海、黄海和东海大部分海底裸露成陆,形成辽阔的陆地平原。登州海湾由“沧海”变“桑田”。约1.5万年前,气温上升,冰雪消融,海水逐渐回升。约1.2万年前,大理亚冰期结束,地球进入全新世冰后期。在此后1万多年里,世界气候仍然是寒冷和温暖交替出现,但平均气温变化不大。从约1万年前起,开始了冰后期的升温期,海水经渤海海峡进入渤海(3)。随着气候转暖,气温升高,海平面随之上升,出现了大范围的海侵。8000年前,海平面升至接近现在海平面。登州海湾由“桑田”变“沧海”。7000年前,海平面达到现在海平面位置,构成现代海岸线的基本轮廓。6000年前,海侵达到最大程度,比现在海平面高出约2—-5米,海水一般深入内陆平原2公里左右。登州海湾达到了最大水域范围,主要分布在现紫荆山街道办事处大楼以北,蓬莱市第一中学以东,鼓楼迤北至石岛村外围、再至护城河入海口附近一线以西地区。蓬莱阁北断崖上存留的海蚀洞,高出现在海平面约3米,很可能是当时最高海面时形成的侵蚀地貌(4)。

2、古登州港[前登州港](新石器时代晚期——707年)

随着时代的推移,地理环境的改变,登州海湾的范围大为缩小,海湾东部、南部因水体较浅而逐步成为陆地。至5000多年前,海湾面积约6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现蓬莱市区西部北段、西北部。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全球气候的变化,气候因素对登州海湾的变迁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约5500年前,地球上开始了冰后期的新冰期,气温较大幅度降低,海水以固体的形式存在于两极地区,海洋水位逐渐下降。据国内外专家推算,海平面下降的幅度,大约在2—-4米(5)。登州海湾也不例外。约5000年前,气温上升,海平面回升。纵观中国近5000年气候,总的趋势是逐渐变冷的波动式变化过程,平均气温的升降幅度相对较小,一般在2℃左右。3000年以来,中国大地出现了一系列冷暖交替,先后有4次明显的寒冷期,其最低温度分别出现在前1000年前后(商末周初)、400年前后(六朝)、1200年前后(南宋)、1700年前后(明末清初),在这4个时期之间的秦汉、隋唐和元朝分别为温暖期(6)。气候的波动对海岸线的变迁影响不大,海平面在现代海平面上下小幅度浮动。约800年前,海平面基本稳定在现代海平面位置(7)。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原始人类开始对海湾加以简单利用,已经具备了港口特点,理应列入港口发展范畴。因唐朝初期以前的文献并没有记载港口的名称,我们暂时将之命名为 “古登州港”或“前登州港”。

原始人类利用古登州港停靠船只、进行海上活动起源甚早。据考古发掘资料,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山东半岛就有人类繁衍生息,长岛县、蓬莱市等地的考古发现(8),即是明证。通过对胶东半岛、庙岛群岛和辽东半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的比较研究得知,约5、6千年前,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古登州港,从事海上活动。最初的海上交往,与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山东半岛首先和庙岛群岛开展海上交流,以此为桥梁,随之与辽东半岛进行海上交流,古登州港成为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传播先进原始文化的中转站。进入阶级社会特别是汉代以后,随着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加深,古登州港逐渐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港。同时,古登州港又是开展海上军事活动的重要起讫港,西汉、隋、唐初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用兵,大多由古登州港发兵,古登州港在关系战争胜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登州港(707——1913年)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港口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621年,唐政府在山东半岛设立登州行政区。707年,登州治所由牟平县迁至蓬莱县,蓬莱县隶属登州,港口遂正式称为“登州港”。随着蓬莱城的不断建设,人口急剧增加,致使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人类活动对登州港的影响愈加明显,逐渐成为主导控制因素。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生产规模的扩大,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植被逐渐稀疏,河流含沙量增加。流入登州港的黑水、密水两条河流,每年携带大量的泥沙直接注入港口,加快了港口的自然淤积过程。登州港三面为山丘环绕,在自然界风化、侵蚀和搬运等外营力的作用下,形成了大量的坡积物,逐年流入港口,日积月累形成沉淤。明清时,在登州港周围修建兵营、火药库,建立官署、寺庙,驻扎军队。清朝后期(咸丰年间),居民开始入住港口,建筑工程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不断抛入港中,造成了人为淤积。面对日益严重的淤积问题,明清封建政府制定了一些减淤的强制性措施,组织人员多次清淤,均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登州港呈日益缩小之势,唐朝初期,港口约有40万平方米,为登州海湾面积的约三分之一。原在海湾里的石岛村,早已露出了水面,与周围的陆地连为一体。后来,在修建蓬莱县城城墙时,还来此大量取土。唐、宋时期,为抵御东北风浪的侵袭,将丹崖山向东延伸的土山丘(后称平浪台)加高拓宽,并由此向南大量垫土围港,也客观上造成了港口的缩小。大约到元朝后期,港口缩至近30万平方米,仅仅分布在现蓬莱市区西北角,其范围在蓬莱城下水门至紫荆山山脚以北,来宾桥至丹崖山下以东,迎仙桥、葫芦头至海口以西的区域,与现在水城规模相差无几。

(1)刀鱼寨:宋、辽对峙期间,1042年,北宋政府在丹崖山内侧,顺势围以防卫栅栏。由海边向南延伸,又折向东转北,再回到海滨,筑起马蹄形口门朝东的沙堤围子,中间是画河流入的海湾,构成水寨式港口,因港内停泊外形酷似刀鱼的战船而得名为“刀鱼寨”。 以刀鱼寨的落成为标志,登州港的港口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繁华的商港逐渐变成了威严的军港。“刀鱼寨”为后来“备倭城”的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2)备倭城:明朝,登州港的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376年,明政府在宋代“刀鱼寨”旧址处疏浚扩展,环筑土城。“北砌水门,引海入城,名新开口。南设关禁,以讥往来(9)。” 1408年,在此设备倭都司府(水师帅府),称“备倭城”。因城内有海水,俗称“水城”或“登州水城”。1596年,在土城墙面砌以砖石,实现了城墙由夯土结构向砖石结构的转变。在东、西、北三面增筑敌台,增加防御设施。整个水城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海港设施,以港池为中心,包括防波堤、平狼台、码头、水门等;二是陆地设施,有城墙、炮台、陆门、营房、官署、灯楼等。城墙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城墙720米,西城墙850米,南城墙370米,北城墙300米,周长2200余米,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遂成今日之规模。城门建有2座,北曰水门,又名天桥口,是港池通往海上的唯一通道。南曰陆门,即振扬门,供车马行人之用。港池名曰小海,小海是水城的主体,位于水城中心地带,面积约65000平方米。南北长约650米,北部较窄,南部较宽,南部最宽处175米,北部最窄处仅35米,一般宽度为100米,周长约1600米。至清朝初期,对水城进行了多次修缮,增加炮台、战船等设施,登州水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要塞。

唐至宋朝初期,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登州港是中国对外开展政治邦交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门户,又是中国北方对外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主要通商口岸,号称中国北方第一商港,为促进中国与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友好往来作出了卓越贡献。宋朝中期以后,通过海防工程建设,登州港已成为中国北方主要的军事港口之一,是北宋与金、辽国开展军事谈判的重要通道。明、清两代,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登州港的经济贸易功能日趋减弱,军事功能日益增强,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作战防御基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

4、蓬莱水城(1913年至今)

1913年1月,民国政府取消府、州建置,各地实行省、道、县三级政区制。4月,废登州府。“登州”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退出历史舞台。“登州港”之名称,也随之消失。从此,“蓬莱水城”取代“登州港”被保留下来,一直沿用至今。蓬莱水城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规模较大的古代军事基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1982年,与蓬莱阁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总之,蓬莱水城的发展轨迹大致为:登州海湾——→古登州港(或前登州港)——→登州港 [其中包括刀鱼寨——备倭城、(登州)水城]——→蓬莱水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天然海湾只是为蓬莱水城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天然海湾,蓬莱水城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天然海湾一旦被原始人类认识利用,能动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就进入了港口的行列。原始人类有意识的利用行为,是港口产生的最根本因素。据此,我们认为,蓬莱水城与登州海湾、古登州港之间存在着承继关系,登州海湾是蓬莱水城产生的源头,古登州港是蓬莱水城历史的开端,距今已有5千余年的历史,是我国东部沿海最古老的港口之一。

三、蓬莱水城在布局结构上,体现出很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

蓬莱水城的主体建筑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海港设施,包括以小海为中心的防波堤、水门、平浪台、码头等;二是军事设施,主要有城墙、炮台、护城河、灯塔(瞭望哨所)等,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进退自如的军事防御体系。蓬莱水城在平面布局方面,与我国其他一些古港相比,更显得构思精巧,独具匠心,别具一格,体现出了精湛的筑城技术,反映了我国古代海防建筑科学的巨大成就,具有极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海港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蓬莱水城在建港过程中,充分利用自然地貌,精心布局,以发挥军事攻守优势。蓬莱水城一带原为低平开阔的优良天然海湾,据《登州府志》等记载,蓬莱水城最早建在海湾内的画河入海口。唐宋年间,以丹崖山为起点,修筑了沙城。宋庆历二年(1042年),在丹崖山内侧,就势围以防卫栅栏,由海边向南延伸,又折向东转北,再回到海滨,筑起马蹄形口门朝东的沙堤围子,中间是画河流入的海湾,构成水寨式港口——“刀鱼寨”。以东部丘陵高地为依托,沿小海向东筑堤,建起兵营,使水城成为弧形水军基地。明洪武九年(1376年),又在此基础上环筑土城,修建码头。在画河入海口疏浚扩展,建成港湾(俗称小海)。向北开凿水门,将海水直接注入小海,以便于战船停靠和通行。城墙环绕小海因地就势修筑,形成了西、西北部高,东、东南部低的天然倾斜状。北城墙依丹崖山绝壁而建,以悬崖为墙,显得特别陡峭,崖高30余米,只建有1.4米高的垛墙。西城墙建于丘陵脊背,虽不高大,但远看也较险峻。东、南两面城墙因地势低洼,筑得较高,平均高度约7米,挺拔而又雄伟。城门仅建2座,北曰水门,又名天桥口,是小海通往海上的唯一通道。南曰陆门,即振阳门,供车马行人之用。它南与登州府城近在咫尺,随时可以得到登州府城的后勤支援。城门少是因为水城主要作为军事要塞存在,无须多设,这也是蓬莱水城布局的独到之处。同时,将画河改道,环绕城南、城东入海,成为护城河,为蓬莱水城增加了一道军事防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土城墙面砌以砖石,实现了城墙由夯土结构向砖石结构的转变,城墙底宽12米,上宽8米,提高了城体的稳固性。依地势在东、西、北三面增筑敌台3处,防止敌人偷袭。此后,又在水门东、西两侧居高临下各修建1处炮台,添置了2门巨型铁炮。东、西炮台相距80余米,呈犄角之势,封锁附近海面,可远距离攻击海上敌船,增强了威慑力,成为护卫水城的重要设施。在丹崖山最高处修建瞭望哨所(灯楼),可以观察控制数十里外的海域,是战船航行的天然标识,蓬莱水城真正成了军事要塞。

其次,蓬莱水城在筑城过程中,巧妙设计,表现出了高超的建筑艺术。蓬莱水城选建在丹崖山脊内侧相对低洼之处,形成了比较典型的“泻湖式”港口,具有相当的隐蔽性。蓬莱水城北门外,海面开阔,无突出屏障。为防止东北向风浪对港区的袭击,特在水门外用巨石堆积成一道80余米长、15米宽的防波堤,并在迎水门约50米处修筑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50米的平浪台,东与城墙衔接,成为堤防巨浪的主要设施。这种设计,科学而巧妙。首先,防波堤对海浪的巨大冲击起减缓作用,平浪台再对风浪海潮加以阻挡,使海水减速并折西而去,经过这一阻一挡,达到了消波目的。即使港外波涛汹涌,港内水面依然平静。其次,平浪台能起到军事屏障作用,遮挡住来自水门外的视线,使敌船无法窥视港内虚实,保守港内的军事秘密。如遇战事,可以直接从平浪台支援水门、炮台,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再次,平浪台还能减弱潮水流速,使随潮泥沙沉淀在水门内侧,便于清淤疏浚。真是独具匠心,一举多得!另外,蓬莱水城码头的标高也显示了严谨的科学性。确定码头的标高,是建造码头的关键。一般来说,现代码头的标高应为3.2米至3.4米之间,而水城码头的标高则为3.3米,这决非偶然,而是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实践得出的科学数据,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四、蓬莱水城在历史地位上,突出反映在军事作用与影响方面。

蓬莱水城地处要津,形势险峻,与辽东半岛翘首相望,扼渤海海峡之咽喉,守卫京都之门户。自古以来,这里“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10)、“外捍朝辽,内障中原”(11),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港口和海防堡垒。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1、唐朝及其以前:重要的军事起讫港,对决定战争胜负产生了积极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登州港一带是地平开阔的天然海湾,地理位置优越,适合海上军事行动。商周时期,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已出现军事活动。春秋战国时,古登州港是“海之王国”齐国的重要出海口,齐桓公曾多次派兵从水路北上援救燕国,之后齐宣王曾谴齐五都之兵水陆攻打燕国,其中部分军队需从此港出发,这里已具有军事运输的功能。秦汉时期,古登州港是海上军事用兵的始发港。前109年秋,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兵5万、战船数百艘,由此沿庙岛群岛进攻朝鲜。魏晋南北朝时,古登州港已成为水上交通的中枢和曹魏对外用兵的主要港口。魏国在港口之外,修建了名为“大人城”的军需品仓库。238年,魏帝曹睿派司马懿率军4万从这里出发,渡海北上攻打辽东。东晋和北魏的北伐,都由此发兵,古登州港的军事作用日显重要。

隋唐时期,曾与高句丽、百济和倭国(日本)多次发生战争,山东半岛北部沿海作为军队和军用物资的主要集结地,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隋、唐政府先后10余次大规模用兵朝鲜半岛,多是水陆并进,动用了舟师,在山东半岛以古登州港为中心造船、运兵、运粮,古登州港逐渐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造船中心和军事起讫港口。唐政府在庙岛群岛的乌湖岛、大谢岛设立名曰“乌湖戍”、“大谢戍”的军事机构,与古登州港遥相呼应。645年,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带兵从登州等港口渡海征伐高丽,途径砣矶岛,在岛上刻石留纪。648年,莱州刺史李道裕运军械粮草储存于乌湖岛,以备唐军征东。唐高宗时期,倭国入侵朝鲜半岛。倭军与百济军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政府派大军救援。663年,派遣大将孙仁师率水军7千自登州港进入朝鲜,与新罗军队并肩作战,在著名的白江口海战中重创日军,将其赶出半岛,致使倭国(日本)在之后一千余年里未敢用兵朝鲜,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奠定了坚实基础。建国初期,蓬莱、黄县(今龙口)、掖县(今莱州)等县城街道大多用直径约60厘米的石磨盘铺成,有的街名叫“石磨街”,这类遗物即是隋唐时在此屯兵用粮的历史见证。707年,蓬莱升格为县,登州治所迁至蓬莱城。山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移至蓬莱,港口与州署、县衙同处一地,互为依托,大大提升了登州港的军事地位。

尽管以登州港为起讫港口的军事行动,具有满足临时需要而进行调遣的性质,但是它在关系战争胜负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是有目共睹的。

2、宋元时期:主要的军事港口,对保卫我国北方边疆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真正意义上讲,登州的海防建设主要起于宋朝。北宋中期,辽金南侵,战争频繁,登州成为海疆前哨。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护领土安全,北宋王朝开始了登州海防建设工程。一是开辟军港。1042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奏请宋仁宗批准,在丹崖山内侧,就势围以防卫栅栏,以防敌侵。由丹崖山山脚沿东、西两侧向南延伸,筑起口门朝东的马蹄形沙堤,中间是画河流入的海湾,构成水寨。新建军港名曰“刀鱼寨”,因港内停泊外形酷似刀鱼的战船而得名,这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人工港口。之后,又陆续在外港沙门岛以及砣矶岛、南北大谢岛上安装铜炮台、修建烽火台等军事设施,构建以刀鱼寨为主体的海防体系。二是驻扎常备军队。这里“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景德以后,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12)。同时,派遣“水兵三百,戍沙门岛,备御契丹。每仲夏居砣矶岛,……秋冬还南岸”(13)。从而,彻底改变了军队驻防的流动性,增强了防御能力。1040年,宋仁宗增置登州厢军弩手,升登州军为禁军,称平海水军。三是成立指挥机构。1042年,宋仁宗在刀鱼寨内设巡检司,置刀鱼巡检,主要负责军港及其东、西一带海上的巡防,还要守卫庙岛群岛。四是整治军队。由于各地调拨来的驻军番号和军令不一,北宋政府“创置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14),对驻军实行统一的训练指挥,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刀鱼寨还是军事谈判的重要通道。从1117年开始,北宋政府确立了“约金攻辽”战略,多次派官员从刀鱼寨出发,渡海至金国,商讨夹攻辽国之事。金国也先后派遣使节来此交换国书、密谋联宋攻辽事宜。宋、辽互派使臣频繁往返于刀鱼寨进行外交斡旋,对北宋后期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产生了十分重要影响。

以刀鱼寨的落成为标志,登州港的港口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繁华的商港变成了威严的军港。刀鱼寨成为北宋京东地区主要的军事港口,当地驻军成为北宋军队中最大的水军。在宋辽长期的对峙期间,登州域内没有发生较大规模战事,局势比较稳定,无疑与刀鱼寨港口基地建设、登州水军实力增强和海防体系日趋完备有着直接关系。
元朝后期开始,倭寇猖獗,大肆骚扰包括登、莱州在内的中国东部沿海。元政府在此“立分元帅府,提调登、莱、宁海三州三十六处海口事”(15),又在沙门岛设沙门岛巡检司,派兵驻守,作为元军的海防重地。

3、明清两代: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基地,成为反对外敌侵略和维护北方领土完整的铜墙铁壁。明朝实施大规模的海防改造工程,登州的海防建设达到了顶峰,登州港的军事作用远远超过了前代,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军港。1376年,登州升格为府,扩大管辖区域。明太祖采纳登州卫指挥谢观的建议,在宋代刀鱼寨旧址疏浚扩展,环筑土城,设南(陆门)、北(水门)二门。1408年,在此设备倭都司府(水师帅府),称“备倭城”,俗称“水城”(或登州水城)。改画河河道环绕水城南、东两面,向北入海,形成天然护城河,为水城增加了一道军事屏障。城围港,水绕城,进可攻,退能守,水城堪称中国古代军港的楷模之作。城门少,是因水城以军事防御的面目出现,无须多设,这也是其布局的独到之处。1596年,登州卫总兵李承勋加固土城,墙体砌以砖石,增设敌台、炮台等设施,登州港成为我国北方最主要的海防要塞。明政府还在军港附近海岸要害之处,修建城寨、烽火台、碉堡、烽堆等军事设施,与登州港连为一体,增强了防御能力。军队建设日臻完善、严密,明朝海防实行卫所建制,每个卫有官兵5600人。山东所设卫所分归登州营、文登营和即墨营等三营管辖,登州营负责防卫山东半岛北部沿海。明成祖以后在山东都司增建有21个卫所,登州府辖有登州卫、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大嵩卫、宁海卫等,登州卫居于这些卫所的突出位置。按照明朝卫所编制,在登州卫备倭城常驻军队4000余名,战船50艘,是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海上军事力量。至明朝末期,为抵御清军而扩充登州驻军,增至水陆军8000余人,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而又系统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样,备倭城与其外港——沙门岛、砣矶岛至辽东半岛的老铁山,共同构成了一道南北军事防线。登州既是北方抗倭前哨,又是援朝抗日堡垒,也是援辽抗清基地,在保卫国家北方边疆,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民族英雄、军事家戚继光出任登州指挥佥事,指挥3营24卫所军队,负责山东沿海各地的抗倭事宜。在两年的抗倭斗争中,他充分利用军港的有利地势和良好设施,4次击败倭寇对蓬莱沿海地区的袭扰,成为中国沿海各省抗倭最成功的地区之一,为保卫祖国边疆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1630年,科学家徐光启、登莱巡抚孙元化等官员聘请葡萄牙人为炮师,于登州组建了国内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陆战队—-登州火炮营,在皮岛之役中以少胜多大败后金军队,成为中国应用西洋火器技术的一次重要尝试。虽然昙花一现,但对中国古代兵器的改进、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清朝初期,登州港仍是中国北方主要的军事基地,驻扎着一定规模的军队。虽然军队数量不及明朝,但是军事设施和装备均有所加强。1644年,在登州港设立水师营,“领以守备、千总等官,沙唬边江船十三只,水兵三百八十六名,驻扎水城,分防东西海口”(16)。1704年,在登州水师营常驻水军1200名,战船约20艘。同时,增炮台,添火炮。同年,登州水师营分为前、后两营。前营移驻胶州,巡哨南海,后营仍驻登州港,巡哨北海。1714年,裁去登州水师后营,分为南、北两汛。据《清史稿》载,雍正一朝,南、北两汛官兵、战船数量均有大幅度增加,达到水军2200余名,战船70艘。1736年,增设成山水师营。嘉庆年间,从广东调来2艘大型战船,编为登州1号、登州2号,补入水师营,增强了军事力量。1842年,因北汛洋面辽阔,巡防不力,增设游击一员,改为水师后营,驻登州港;改北汛守备为游击中军,守护长山岛。1850年,添设文登水师营。1873年,又将三营调整为登州水师营、荣成水师营。通过一系列调整军事布局和军队配置,大大增强了军事攻防能力。其中,登州水师营设军官15名,军队400余人,战船数十艘,巡防东至荣成成山头,西至武定营大沽河交界,北至北隍城岛屿附近约1770里的辽阔海域,保卫祖国沿海的安宁,保障南北航运的畅通。

毋庸讳言,从明朝起,登州港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北方扼山东、辽东半岛海域最主要的军事港口和作战防御基地,用以停泊战船、补充给养、训练水师、出哨巡洋和抗击外敌,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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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步青.东蓬莱县发现打制石器[J],考古,1983(1).
(9)增修登州府志[Z],城池.
(10)宋应昌.重修蓬莱阁记[Z],蓬莱县续志,卷12,艺文志。
(11)陈钟盛.建豫济仓记[Z],蓬莱县续志,卷12,艺文志。
(12)(14)苏轼.登州召还议水军状[Z],重修蓬莱县志,卷12,艺文志。
(13)登州府志(清顺治)[Z],卷2,山川。
(15)元史[Z],卷43,《顺帝纪五》。
(16)山东通志[Z],卷114,兵防制第八·兵制一。

蓬莱市档案馆 董奕,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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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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