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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8-25

夏伯嘉:写得有意思,是对所有历史学家的挑战

夏伯嘉,1955年生于香港。高中后留学英、美、德,1982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2000年获选台北 “中央研究院”院士。专门研究欧洲中近古史、中西交通史,专著十余本。新作《在紫禁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中文版将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

夏伯嘉教授回到出生地香港讲学,可用流利的英语、粤语、普通话交流。他也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拉丁文。从语言谈到身份认同,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香港人。我也是一个美国公民,我参加投票,对社会关注。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夏伯嘉的父亲在上海长大,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工作。1955年,夏伯嘉在香港出生,从小读英文学校,中国历史课用台湾的教科书,老师讲到辛亥革命就不讲了,问题太敏感,也不用考试。世界历史则用英文教课,老师是一个德国太太,用英国编的教科书,讲到鸦片战争时,英文课本与中国历史课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夏伯嘉颇 受刺激,喜欢到外面找一些书,透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历史。

从小学起,夏伯嘉阅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向往中国历史里神奇壮丽的祖国山 河。受武侠小说的启发,夏伯嘉觉得历史要写得活一点,而不单只谈论经济、政治、制度而已。当年同侪间喜欢历史的并不多,夏伯嘉感慨地说:“香港是一个文化 沙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动荡的年代,对中国近代史有很多难言之隐,大家都拼命干活赚钱,对文化、历史并不太理会。”

1972年,夏伯嘉高中毕业,本想在香港读大学,当时的选择只有两间高校: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他看来,香港大学基本上用英文教书,毕业生大多喜欢当公务员或经 商;香港中文大学则有特殊的背景,其中新亚书院为了维护中国文化,颇有明末遗民的心态,讲课则用一般香港人听不懂的普通话。迷惘之际,一位老师建议夏伯嘉 出国读书。于是夏伯嘉考上了英国乡下的一家技术学校,先读大学预科,但他不喜欢英国的生活。

一年之后,夏伯嘉申请入读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虽然夏伯嘉一直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可是到了美国,决心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外国历史。他从大一开始学德语,受一位老师的影响,对欧洲历史感兴趣,想借此 研究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他在本科修读历史和德国文学,后主修历史。1977年本科毕业后,他赴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他觉得哈佛大学在盛名之 下老师不太理学生,因此,拿到硕士后,转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当时正在耶鲁大学任教。夏伯嘉过年时和同学受邀到余英时家吃饭,其乐融融。夏伯嘉更与余英时的学生康乐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同住的还有一个美国女学生,她跟史景迁学清史,后来成为夏伯嘉的第一任太太。

夏伯嘉专注西洋史,未曾选修过余英时和史景迁的课。不过,他对这两位大学者都很关注。史景迁是一个学术明星,讲课常用大课室;余英时则不喜欢大场面的演讲, 有时索性把康乐等几名学生叫到家里吃饭,晚上谈到两三点,比较像传统中国的师生关系。“史景迁文笔非常好。在中国史专业里,有些人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够专业 化,有些人则觉得很有启发性,因而产生了些争议。但是我觉得他给学者的启发在于:历史不能写得很枯燥。怎么把历史写得有意思,这是对我们所有历史学家的一 种挑战。”夏伯嘉说,“余英时先生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情怀还是大中国文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而不直接参与到社会变动。又因他 在美国自由的学术圈里,可以很客观地看大中国文化圈的发展,思考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他的文章主要是写给中国人看。”

在耶鲁大学时,夏伯嘉开始学意大利文、拉丁文,一心研究欧洲史。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到德国做了一年的档案研究,由德国老师指导。他的博士论文处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 Münster一地,社会结构跟上层思想、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因为德国跟欧洲有很多地方档案,比我们中国的地方史料保存得更好,我可以做很详细的研究。”

1982年,夏伯嘉获得博士学位,留在美国教授欧洲史。为了研究欧洲历史,夏伯嘉学习七种语言,深知其中苦乐。

2000 年,夏伯嘉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十年,他几乎每年都回香港。他观察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虽然没有普选,可是由局部的民主一步步向前。至于经济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仍由大财团、有钱人控制,可是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力量比较大。1997年以后,香港基本上是正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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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只研究中国
我想走余英时先生的路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对欧洲历史那么感兴趣?

夏伯嘉:中学在香港读的时候,大家谈到爱国问题。中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于是就转成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对历史的关怀。我想走余英时先生的路,他是对中国文化 的关怀。当然有些人很喜欢英文,但我却不能认同西方文化。当时我对英国殖民政府很多方面是不满意的,西方文化也不单是英国文化,我在想英国的敌人是谁?是德国跟法国。我就先学一下整个欧洲历史、文化吧!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要是能团结起来,国家发展跟西方发展很不 一样。这一定是香港的环境对孙中山产生了影响。辛亥革命之前,香港不但对孙中山有很大影响,对康有为也是。中国两个不停地要改革、革命的政党的主要创始人都受到香港这个地方的影响:为什么两种文化在香港做得那么好,那么有纪律,城市建设那么好,为什么内地那时候不能做得那么好?我有时候在想:要看看非中国的例子。我看到德国民族性格,觉得很清晰,也很佩服他们能够在大战惨败之后把国家重建起来。现在香港人都有排队的习惯,但以前公车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哄而上。为什么德国人可以排队,我们不排队?所以有时候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不能单单从研究中国来解决,还是要对照不同的西方社会,看看他们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时代周报:你经常去欧洲实地研究?

夏伯嘉:我做了十几年德国史,差不多每年都去做研究。后来我做天主教反宗教革命运动的研究,就去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我做中西文化交流史,差不多每年都去欧洲做研究。

时代周报: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产生了什么影响?

夏伯嘉:欧洲工业发展那么先进,可是战争导致很大的破坏。欧洲从16世纪起,就经历了几度霸权的更迭。第一个是西班牙帝国,基本上只要有一个帝国兴起,其他 国家继而组织人民抵制它,削弱它的力量。当西班牙势力开始消退,法国取而代之。17世纪后半叶,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法国称霸欧洲。后来,德国打败法国, 取而代之。可是西班牙、法国、德国共同的敌人是谁?英国!德国统一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工业大国,他们人口最多,发展海军,这对英国来说,是很大的威 胁。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对抗英法俄为主。德国战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至于战争跟经济演变的微妙关系,一方面破坏很大,但另一方面有技术突破。像中国这类统一的国家,经由中央政府把资源从富有的地方分配到一些比较穷的地方,清朝是这样做的。可是对欧洲来说,战争产生了国家间互相的竞争,所以发展很不平衡。

2
城邦培养公民意识

时代周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有这么多殖民地?

夏伯嘉:最早是葡萄牙,那个时候葡萄牙是欧洲一个很穷的小国。商业贸易时代,葡萄牙在印度洋有各个不同的据点,但也没有打算要建立一个强大帝国。澳门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明朝、清朝的官员可以到澳门去,有什么事件可以干涉,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澳葡政府才说澳门是他们的领土。葡萄牙是采取通商模式。西班牙则 是领土侵略的方式。后来的新兴国家,荷兰基本上是依循葡萄牙的路线,领土扩张不是他们主要的目的。法国、英国走的是一个比较混合的路,起初是通商,后来发 展成领土占领。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欧洲争夺霸权,不仅在欧洲,在北美也打起来,逐步发展成帝国。到了19世纪,欧洲国家才疯狂扩张,殖民主义也是经过 几个世纪来发展的。

时代周报:香港和新加坡以前都是殖民地,奇怪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反而发展出非常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出来。

夏伯嘉:中国历史上,春秋以后就没有城邦,没有城邦就没有小的政治体,而欧洲从希腊城邦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城邦发展。城邦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公民意识很 强,即便城市没落以后,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可还是有一种共同体制,公民意识还是保留下来,跟帝王体制相抗衡。中国从周代以后就没有城邦了,大秦统一以后, 中国就是一个大帝国,帝国内部的城市是没有自治的,一直由中央支配。香港和新加坡出现以后,把城市搞得很好。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缺乏相关的历史经验来治理 城市。香港在回归前后才慢慢发展出民众力量。民众力量开始成为一种舆论的力量,报纸的力量,电视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力量,中产阶级的力量,市民的力量,工会的力量,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政治开始产生关怀。香港这方面比新加坡进步一点,因为新加坡对政权的控制比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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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

时代周报:中国在1840年以后,深受所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从中国来说是受苦受难的。从欧洲来说,向美洲、亚洲扩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夏伯嘉:通商对他们来说可以赚钱,英国跟中国通商,英国人在中国买茶叶、丝绸回去,是一个亏本生意,后来他们找到鸦片,赚钱还是他们的出发点。另外一个出发 点就是殖民,主要还是北美。那时候,法国在北美有殖民地,可是法国皇帝不愿意让大量的法国人去那边移民,因为怕去的人太多,国内不够人当兵,不够人纳税。 所以,英国人去北美的比较多,要比法国多10倍,把殖民地的资源剥削再运到自己国家去,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时期的样子。日本人搞的也是这 一套,搞得比较晚,把中国东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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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关键是比例

时代周报:你跟欧洲学者交流,他们怎么看中国现在的发展?

夏伯嘉:有些认识中国的人很担心中国的危机,特别是贪污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对中国的国力强盛是非常佩服和惊讶的。中国的地位在最近十年跟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欧洲现在到处都看到中国游客,特别是在巴黎。我觉得中国不但要学西方消费社会,还要学他们做得好的一些事情,像社会福利机构。这方面欧洲做得比美国 好得多。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大的项目,需要国家来做投资。整个欧元区中最稳定的几个国家,法国、比利时、德国,他们的医疗保险制度都做得非常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欧洲实现了?

夏伯嘉: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得非常好。当然,他们没有十几亿人口,德国才九千万人,法国才六千万人,比利时才一千万人,可以做得很好。要是在中国,一个广东省,一个江苏省也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整个中国来做的话,就非常困难。中国等于整个欧洲大陆。欧洲的医疗保险制度,费用非常低,可是他们的税收很高。譬如 在比利时,你的薪水到了某一个地步,大概要交60%的税。可是,读大学基本上一年的学费才几百欧元,住院一年也顶多几百欧元。

时代周报:中国现在的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非常突出,欧洲有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夏伯嘉:医疗方面,法国、比利时、德国做得不错。房子的问题,荷兰大部分的人是租房子,租房子有租金的限制,这是政府来控制的。比利时每年加房租都有控制的。另外一方面,大量地鼓励建筑公屋。现在中国政府可以做这个事情。

时代周报:欧洲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有没有特别的经验?

夏伯嘉:腐败是人性。我想各国都有腐败,官员都有腐败,关键是比例:是大部分腐败,还是小部分腐败?有没有民众的监督?民众的监督就是靠比较独立的舆论,报 纸、电视的监督。好像俄国就是一个问题,有很多新闻工作人员莫名其妙给杀掉了。这在欧洲、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还是有腐败的,一旦曝光,官员就要丢官、坐牢,所以,人家还是不太敢腐败。另一方面,可能在欧洲、美国,官员薪水不算太低。有时候,内地干部的信仰不太够,贪污的机会太多了。明朝的官员薪水是历史最低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贪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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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导的文化体系,
不一定是坏事

时代周报:你后来研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什么关注这个课题?

夏伯嘉:因为我一直对中西交流有兴趣,也是以香港为出发点。可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变成了非常不平等的对话,就是西方势力的压迫,中国人有时候不管是自卑还 是屈服,有一种不理智的反抗,好像义和团,最后也是失败。所以,我想看在不平等条约以前,中国跟西方的对话的文化交流是怎样的。最早还是天主教传教,基本 上是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对话,所以,我比较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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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选择利玛窦进行个案研究?

夏伯嘉:利玛窦是一个先驱人物。读书人都听过他的名字,虽然有时候不太熟悉他的生平,他能够把自己完全投入中国社会里,他写的著作里面,中文的分量比意大利文的分量要多,他把自 己变成像是一个中国人。他为了自己的信仰、传教事业,能够接受一个外来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时代周报:在利玛窦的时代,天主教想到中国来传播思想,主要是什么原因?

夏伯嘉: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兴起,他们的传教事业也跟着来了。他们也需要一些神父,举行宗教仪式。葡萄牙人在中国通商的时候,到澳门,已经带来了神父。 在明朝,天主教最初是对日本有兴趣。因为那时候澳门是葡萄牙商品贸易的中心,葡萄牙人在日本买白银,卖给中国人—明朝的白银不够,货币流通有问题。那么, 葡萄牙人将赚的钱在中国买丝绸,买瓷器,卖到日本和东南亚,作为中间贸易赚大钱。日本的统治者看见葡萄牙人带来比较进步的武器,很有兴趣,那时候天主教在 日本发展得非常快。中国对天主教来讲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地方。后来利玛窦等一些非葡萄牙传教人士到了中国以后,用文化传教的策略,最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主要的传教基地。天主教对明末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乌托邦,可能想通过基督教、天主教的某些思想来富国强兵。朝代要灭亡的时候,人们感觉到心灵的空虚,而天主教给他们一种力量。

时代周报:在一个信仰产生危机的时代,中国人就会相信这些外来的宗教?

夏伯嘉:中国十几年来都有一种社会信仰危机,所以现在有些人要复古,搞儒家思想。另外一些人信教,变成一种多元化的社会,可是没有一个主体的文化。其实现在的中国,跟辛亥革命以后到五 四时代是蛮像的。科举制度原来是维持儒家思想为中国主导的一个思想文化体系,儒家的价值观念从上而下遍布整个社会,这个系统打破了以后,帝国就不能维持下 去。所以,立宪运动搞了一阵子也没法成功,后来帝国被推翻,变成民国,那时候精神也是非常空虚。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三民主义非常有意义,可是不能将这些 东西来取代整个社会的空虚,成为一个主导的文化。五四以后,中国是各个不同的理想来竞争,康有为要将中国传统文化推成中国的国粹,康有为跟他的一些学生希 望把儒家变成儒教,变成中国的国教,后来失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现代化、西化的路子,那时候的基督教大学全盘西化,特别是一些沿海的地方像上海,一些知识分子好像要把中国罗马化,不要读古书,文字要拉丁文。第三就是最后在中国成功的路子,搞社会主义革命,搞马克思主义革命。李大钊以前对佛学也蛮有兴趣 的,后来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成为一个主导的文化体系,1949年到“文革”基本上支配着中国的思想。“文革”时算是破产,破产以后是 精神空虚。1980年以后,中国没有一个主导的文化体系,这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可是,怎么样变下去,怎么样现代化?所有东西都会改变,这是历史、客观的 一个规律。我对将来还是比较乐观的。

作者:李怀宇,《时代周刊》记者,实习生李宝甜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代周刊》,2012年5月

编排:@十甫寸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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