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海洋史 > 宋元航海世家——澉浦杨氏家族的发轫与澉浦港兴盛
2015
09-16

宋元航海世家——澉浦杨氏家族的发轫与澉浦港兴盛

内容提要:澉浦曾是海上交通的枢纽,自唐后,一直是海外贸易的港口型市镇,澉浦港更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是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及波斯湾地区交流和贸易的主要门户。经历了唐起、宋兴、元盛、明禁和清复又淤而不畅的历史。盛时交广四方,塞后贫而外出谋生。正是这一过程对澉浦镇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氏家族,是澉浦港兴盛的经营者和见证人,也是元代中国的四大航海家族。杨枢下西洋,比郑和早了111年。由于缺乏研究和文字记载,历史记住了郑和,而对杨氏家族却鲜有详述。本文的研究旨在重现些许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航海世家澉浦杨氏发轫澉浦港兴盛

澉浦港位于嘉兴路所辖的海盐州境内(今海盐县澉浦一带)。澉浦素以古镇著称,宋《澉水志》引《水经》云:“东南有秦望山,旁有谷水流出为澉浦”。因名。唐开元五年(717年)设澉浦镇。

澉浦港位于澉浦镇的南端,唐时兴港,宋时初具规模,元时最为兴盛,至明、清逐渐衰落。澉浦港的兴旺,与杨氏家族密不可分。元朝政府任命宋时降将杨发为福建安抚使,将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交由其管理,时他迁居澉川,筑室造船,航海贸易,遂成巨富,后其子继承了他的事业,澉浦杨氏也在杨梓时最为显赫,至元三十年(1293年),忽必烈率军远征爪哇,杨梓亦参与了海外远征,足见其在元朝政府内的影响。臣服爪哇归来,杨梓因有功且有船被任命为海运官员。其实,在正式参与官商海运以前,澉浦的这些杨家船舶无疑早已用于海外贸易。

一、澉浦港的兴盛

澉浦地处浙北杭嘉湖平原东缘,钱塘江出口处。东北距上海131公里,西南距杭州85公里,西北距嘉兴60公里。澉浦历来为浙北重镇,镇南黄道关海口,南对上虞,海道四通八达;西有谭仙岭,乃古代通往杭州的陆上要道。据《水经》云:“谷水于县出为澉浦,以通巨海”。“澉浦在海盐之西,宋元时通蕃舶之处”[1]。澉浦,东临大海,南连钱塘江,北负太湖,大运河贯穿境内,处于江、湖、河交汇之处,自古就以其江南富裕之腹地为倚发展海运。澉浦港又地处当时已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嘉兴路东南,农业在此时已得到强势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加之中原居民不断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灌溉工具,利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当时的澉浦地区及其周围的嘉兴、海盐等地盛产棉花、茶叶、蚕桑等经济作物,这些都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一些官营或私营的作坊相继产生并扩大,棉纺织业、丝织业、印刷等行业有较大发展,出口货物逐渐增多,在总体水平上远远超过了南宋时期。当时的众多出口物品中,茶叶、棉布、丝织品等都是外俏名品,在澉浦港出口物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他的诸如金、银、缗钱、书籍、杂色帛等出口物品也迅速发展起来。其整体的商品输出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正如元人周达观笔下所描述的澉浦港海外贸易输出商品之众,“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其通过海道出口的商品远的到达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远涉诸番”,近的则在闽、广之间。可见,澉浦港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保障并由此带来的丰富货源,港口得以繁荣至极。

早在北宋初期,澉浦港的海外贸易已有所发展,当时,宋朝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温州、秀州、江阴、密州八处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但澉浦港未在其列。南宋中期后,基于金兵的威胁,南宋政权采取了禁止贾舶进入宋都临安的消极措施,罢废杭州市舶司,但宋都临安的繁华,无法阻止海舶源源不断地进驻杭州湾进行贸易。迫于这种形势,南宋政府不得不在设港条件较好离临安又近的澉浦设市舶场,把澉浦作为杭州的外港以接纳前来临安贸易的海外商船,由此,澉浦在南宋后期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以至获得了“小杭州”的美称。南宋政府的这种做法,使澉浦取代杭州成为宋王朝的主要外贸港口之一。

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澉浦港的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此之前,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军取得浙、闽等地之后,对海上贸易也不曾忽视,他们在取得战争的初步胜利后,即尝试沿袭南宋旧有的贸易制度,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地设市舶司。元世祖令福建杨发督澉浦。是时,澉浦港从南宋时期设立市舶场的临安外港一跃成为中央政府设立市舶司的全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澉浦港帆船林立,码头上人头攒动,街头小巷拥挤不堪,招接诸货的内河船只只能渔贯而入。许多商人和船只只能宿泊于周边村寨。澉浦镇西北六里的金家桥,“客旅巨舟重贩者,多在此泊,入镇贸易复归解缆。”[2]六里堰市,“客舟不能达澉,咸泊于此,居民辐辏成市,木商、鹾贾变萃集焉。”[3]龙眼潭,“番舶聚,┉商贾贸易。”[4]港口贸易大大带动了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后元朝又在其它一些滨海之地设市舶司,最多时有七处之多--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等,澉浦是重要的港口市镇。这样,澉浦便进一步得到发展。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属中书省”[5]其后各地市舶司兴废无常,多数时间只保留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澉浦也没有再设。元朝削减市舶司的目的旨在加强对海外贸易事务的管理。所以当时不设澉浦市舶司,并不意味着对澉浦的不重视,因此也不影响澉地海船的进出,只是出海贸易的船只须到庆元(今浙江宁波)办理有关手续。当时的澉浦港范围,包括澉浦本港及与其毗邻的乍浦港,因为澉、乍两港通连,辖属海盐一县。所以其范围之大并由此带来的贸易盛况给元朝的海外贸易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中国商人到海外通商贸易,很多都是从澉浦或取道澉浦而出航的。澉浦港和市镇在元代的繁华和海内外贸易规模可想而知。

二、澉浦港兴盛的原因

元朝澉浦港呈现出蒸蒸日上的盛况以及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其原因和表现是多方面的。

第一,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后,其海外贸易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前代,来往澉浦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南宋中期以后,作为临安外港的澉浦港与亚洲的广大地区及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这些国家主要包括日本、朝鲜、大食、闍婆、三佛齐等。“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如大食国、其次闍婆国、其次三佛齐国……”[6]到了元朝统一中国后,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组织和恢复海外贸易,继续执行宋以来招徕外商来华贸易的政策。“诸蕃国烈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7]元朝政府的这一举措,无疑给澉浦港的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保障,使澉浦港较之前朝愈加繁荣。所以,这个时候与澉浦港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比南宋时期更多,除了上述国家外,又增加了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伊朗、斯里兰卡、埃及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多个地区,海外贸易达到极盛时期,而其中与澉浦港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印度,可以说澉浦港是元朝时期与印度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说:“海洋距此有二十五哩,在一名澉浦(Ganfu)城之附近。其地有船舶甚,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国,因是此城愈增价值。”[8]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澉浦港在与印度贸易中的地位。每年的六至十月是澉浦港海外贸易最繁盛的季节,以至钱塘江澉浦段的海舶“望之不见其首尾”,“涨海声中万国商”,各国海商大贾大船数百,小船无数;各国商人云集一起,“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第二,元灭南宋,北方遭受的战争创伤比较严重,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而浙江地处江南,远离北方战火,其所受兵燹之灾较北方为轻,经济未受大的破坏,这就为澉浦港拥有海外贸易的丰富货源创造了一个前提。元朝政府的“官本船”制度,给“国库”带来了巨额收入,有史料记载,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仅江淮省的市舶税收入就达“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汇总全国,定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如:在元代中期每年达数十万定钞之多,无怪当时人们说:“此军国之所资”了。

元朝初期,世祖忽必烈根据“农业力农”的政策,专门设立了“专掌农桑水利”的“司农司”,又向全国颁布《农桑辑要》,着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忽必烈的这一系列兴农措施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相对稳定的江南农业发展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因此江浙地区的农业迅速恢复并稳步发展,粮食产量逐年增加。

第三,元代澉浦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同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罗盘技术的使用也是分不开的。早在宋朝时期,在船舶的建造方面就已开始利用船坞和滑道下水设置,在船舶安全行驶方面也已懂得在船上保留一定干舷,“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橐以拒浪,装载之法,水不得过橐,以为轻重之度”。[9]及至元朝,这种技术的革新取得明显成效,据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记载,元代船舶、船幅广阔,呈正方形,下侧渐狭尖,成刃形,以便于破浪;造船的材料主要是松木,为使船舶侧面坚牢,加重二重松板,船底则用三重松板。这种船舶建造的技术明显胜于宋朝,而此时在浙江,庆元、澉浦、温州等港口的海舶制造业也大有发展,其海舶载重量“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10]澉浦近嘉兴、庆元,因此受其影响,澉浦港的海舶制造初步发展,为了适应往来频繁的贸易,澉浦港也积极从庆元等地引进海舶装载货物。当时的海舶不仅大而坚,在船舶上的人员也有严密的组织和分工,每条船上都有纲首、直库、杂事、部领、火长、舵工、梢工、碇手、亚班等分工,分掌航海职责。这些都对澉浦港的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同一时期,航海技术、罗盘技术也迅速发展,元朝的一些航海家在全国开辟了多条通往海外的航线,在澉浦,则有元朝著名的四大航海家族之一的杨氏家族。杨氏家族依靠其多年的航海经验和罗盘技术在茫茫的大海中开辟了去东、西洋诸国的海上航线,成为澉浦港进行频繁海外贸易的重要贸易路线。

应该说,澉浦港的繁盛是由其主、客观因素决定的,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此,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尽管元朝政府将澉浦市舶司隶属于庆元市舶提举司,但由于澉浦港固有的条件,以及杭州古城的吸引,澉浦港的海外贸易方兴未艾。据说庆元市舶官吏到澉浦“巡檄”时,“每蕃船一至,则众皆欢呼曰:亟治厢廪,家当来矣”,这句话虽然揭露了市舶官员的贪婪丑恶的嘴脸,但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澉浦港的海外贸易之兴盛。澉浦港的兴盛不仅给元朝的海外贸易输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毗邻的嘉兴和杭州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三、澉浦杨氏家族的发韧

澉浦港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杨氏家族的航海活动。澉浦航海以杨发、杨梓、杨枢祖孙三代最具代表,杨氏家族在宋朝就从事海上贸易。其中心人物杨发和朱清、张瑄一样受到南宋招安,后又投靠元朝。

入元以后,东南沿海则形成以太仓为基地的长江三角洲海商集团、澉浦杨氏为首的浙东海商集团和泉州蒲氏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元初,中国的海上船队都是国家的。杨发的儿子杨梓曾领了船队去南洋,半战半商。后来国家把船队全卖给个人,由个人贸易,国家只管收税

澉浦杨氏真正的兴旺是自杨发始。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太皇太后及小皇帝投降,但各地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至元十四年,战争仍在不少地区进行,作为南宋降将,元朝政府为表示对他的信任,授予他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

1277年,忽必烈仿效宋朝,在现在的宁波、上海和澉浦设立了三个市舶司,在澉浦建立市舶司。元朝有统一的法律管理各港口,法规有21条,违者禁止贸易,国家船队个人管理时,买卖利润7:3分成。私人船队时,抽关税粗货1/15,细货1/10,船税1/30。外国船只准在澉浦货卖4个月,超出期限要罚没全部货物。还制订有报案奖励制度,告发者可得全部货物的1/3。日本从中国输入铜钱、香药、经典、书籍、漆器、陶瓷、文具。销入中国的有黄金、刀剑、扇、铜、硫磺等。当时建有市舶司的地方有七处,松江(上海)、澉浦、庆元(宁波)、杭州、温州、广州、泉州(福建)。澉浦人杨发督理上海、澉浦、宁波三处港口的贸易,官职为浙东浙西市舶总司事,也称市舶司令。三处市舶司都是杨发的眷属在经营。杨发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占籍澉浦,每岁招舶商。杨家很快搬到海盐县澉浦镇地区居住。4年之后,这里就变成了东南亚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至澉浦,在其游记中写道:“这里是一个优良的港湾,所以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都在这里停泊”。在四个设置市舶的港口中,泉州、庆元都有具有相当长的对外贸易历史,泉州港更是兴于唐朝,在南宋时的地位已与历史悠久的广州港相当,澉浦、上海二港则是南宋时开始兴起的港口,当时澉浦隶属海盐州,上海隶属华亭县,元朝政府把此三港交由杨发管理,一来表示对他的重视;二来是由于杨发及其父杨春祖居福建,熟悉海事。而元朝政府的这一任命,使杨发成为元朝对外贸易的重要一员,澉浦杨氏自此与航海事业结缘。自此,澉浦杨氏世代为官,世代经商,聚集大批海舶。

杨发死后,其子杨梓也因有大量私家船队而被任命为海运官员,继续他的事业。1311年,因“澉浦杨家等有舟,且深知漕事”,杨梓被封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得到了更多的海上远行和贸易机会。

杨梓,早年主要从事对日本和高丽等国的海上贸易。当时海上贸易出口货物除瓷器、茶叶和工艺品等外,主要是丝绸制品。澉浦港有内河直通苏州、杭州、湖州、常州等地,通过海河联运把苏杭等地的丝绸制品远销海外。虽然元朝忽必烈在开国之初对日本两次用兵(第一次1279年。每二次1281年,出兵14万人,战船4400艘),但在当时和以后,从未禁止过与日本的民间贸易。澉浦、宁波、上海都是日本船舶报关、贸易和人员居住的地方。杨梓(浙东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后为浙西宣慰使)还在澉浦建立市场、街道、店房,供商人居住货卖用,促进了澉浦港口贸易的发展。还用日本铜铸造了2740公斤重的大钟,挂在惮悦寺的大楼上,敲钟为开市信号。后于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元兵南征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因杨梓熟悉海路和东南亚风情,任宣慰司官,随大臣伊克穆苏负责军事导航,前往招谕,获得成功,胜利归来后,以功受封为安抚总司,后又任杭州路总管。也使他日后得以跻身一代航海家,杨家成航海贸易世家,拥有自己的船队,历代从事海运业,虽无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却以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孤船帆影驰骋印度洋。

而杨梓之子杨枢,据元代史臣黄溍撰写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记述:1301年(大德五年),十九岁的杨枢被委任为官本船的代理人,远赴印度洋经营海外贸易,归来在波期湾忽鲁模斯港停泊时,巧遇波斯合赞王派出使中国的那怀等人一行,那怀于1303年平安到达中国,在大都觐见元成宗后,请求中书省左丞相哈喇哈孙答喇汗同意乘杨枢的海船返回波斯,元朝答应了这一请求,并特封杨枢为忠显校慰、海运副千户,授予佩带金符的荣誉,让他以官员的身份护送那怀一行回国。1304年(大德八年)初冬,季风盛吹,杨枢护送那怀一行出发,旅途历经艰险,风暴一再掩滞行程,直到1307年(大德十一年)才安全抵达忽鲁模斯港,完成使命。杨枢此次航海,餐风沫雨,漂泊印度洋5年,才得以返回,其勇气、其毅力、其艰辛,确为我们后人所称道和学习。
元朝末年,杨家在浙江最后一次向元大都运送军粮,是由杨发的儿子管理松江市舶司的杨枢调集船只,起航于澉浦港的。

朝廷对海洋贸易的垄断被打破之后,海洋贸易进一步发展,从事此行的商人可以享受奢华的生活,杨氏家族更以铺张排场著称,同时他们还布施寺院,印刷佛经,杨家修建的寺庙遍布浙江和江苏。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氏家族取代了朱清和张瑄的地位,但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管理更加严格。杨家的唯一权力就是征召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他们没有得到朱张那样的高官显爵,直到朱清和张瑄倒台之后才有机会得到重用。但是与朱张家族不同的是,杨氏家族的奢华生活一直延续到元朝结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将他们铲除。尽管杨氏一族利用其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元朝当政者的恩宠,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他们的活动对澉浦港的繁荣乃至中国的航海史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澉浦港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也是其贸易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澉浦港的兴盛与杨氏家族发韧的关联

历史上,澉浦是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的港口型市镇,因天然滨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处于海外交通线上,易于发展海外贸易,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决定澉浦兴衰的关键是通航,即与海外诸国发展剜易关系,进行商品和文化的交流,大量的史料证实了这点。在“未开海以前则荒凉殊甚。”在唐开埠以前,澉地甚为贫瘠。“禾郡之贫,海盐为最;海盐之贫,澉为最甚矣,澉民之可哀也,”。[11]皆因澉地状如天井,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系一高地,可供灌溉的永安湖又不接下德,无开源之水,每逢大旱之年,颗粒无收,民不聊生。

决定澉浦兴衰的关键是通航,总结澉浦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通番舶,地方富庶”。以港兴镇,以镇促市,以市富商,以商拓港。澉浦的发展轨迹可以归纳为:唐起、宋兴、元盛、明禁、清复又衰湮。在这个发展链上,因一禁一复的波折,再加上邻近的乍浦港的竞争(二浦发展正好叠现一升一降景象),使一个地处东海之滨、外有良好的港湾、可以停泊数量众多船舰,且内有广袤腹地可供充足的吞吐货源的港口消失殆尽,甚至遗迹未存,澉浦镇也破败不堪。所以一个港口也只有在对外开放中得到发展,封闭就会萎缩。

南宋时期,澉浦为一外贸通商口岸,澉浦港已初具规模,海内外的商品交换,使澉浦日渐繁荣,“珠香象犀玳瑁属,贾胡囊载而至,南关外灯火喧阗,几虞人满”。[12]商人往来如梭,市面上生意兴隆,港口码头停泊着来自东西洋的番舶,尤其是春秋二季,宜于航行。据陆秋山诗云:“巨规风樯泊海塘,春秋二度出东洋,更看商贾如云集,市上先推靛木行”。[13]

澉浦能在元代成为颇为兴盛的贸易港口市镇,正是杨氏在当地多年锐意经营的结果。元至元皇庆间,宣慰使杨耐翁居此,“澉浦由杨耐翁构房筹资招商而成为海外贸易港口。”[14]“以己资广构屋宇,招集海商,番舶皆萃于浦。”[15]当时,澉浦港帆船林立,码头上人头攒动,街头小巷拥挤不堪,招接诸货的内河船只只能渔贯而入。许多商人和船只只能宿泊于周边村寨。澉浦镇西北六里的金家桥,“客旅巨舟重贩者,多在此泊,人镇贸易复归解缆。”。[16]六里堰市,“客舟不能达澉,咸泊于此,居民辐辏成市,木商、鹾贾变萃集焉。”[17]港口贸易大大带动了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澉浦港和市镇在兀代的繁华和海内外贸易规模可想而知。

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属中书省”其后各地市舶司兴废无常,多数时间只保留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澉浦也没有再设。元朝削减市舶司的目的旨在加强对海外贸易事务的管理。所以当时不设澉浦市舶司,并不意味着对澉浦的不重视,因此也不影响澉地海船的进出,只是出海贸易的船只须到庆元(今浙江宁波)办理有关手续。

杨发、杨梓以澉浦为基地,“筑室招商,世揽利权”、“代据金穴,富甲浙右。”在杨氏家属的影响下,当地小民争相仿效,以海为业,修船造船成风,海运业十分发达。海外贸易和与航海有关各业的发展,成就了澉浦港的一代繁华。

杨氏家族的航海事业也带动了澉浦市镇建设。澉浦镇系江南名镇,悬浮海埂,周边群山环绕,为浙西门户,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唐宋以后作为港口贸易市镇,随着海运的兴盛和商旅的云集,市镇建设的一面相应凸现。

澉浦建镇较早,唐开元五年(717年)因聚落成市,苏州刺史张廷琏奏置镇,设镇将。彼时隶属苏州府海盐县。会昌四年设镇遏使,五代仍之。宋置镇官,又置澉浦税场,系镇官兼职,监税鲍郎盐场。“理宗淳祜六年,钱塘江口之澉浦置市舶官。”。’十年置市舶场,已有“小杭州”之称。元至元十四年于此设市舶司,由福建安抚使杨度兼领。国朝(明)筑城,乃置千户所,置巡检司。顺治二年,设立澉汛千总。其城镇规模也随着澉浦港的兴衰而兴盛或衰败,总的说来是在不断扩大。唐时镇域:东南临海,东北至秦驻山界,北至丰山前秦溪梅园桥界,西北至鲍郎浦通元市界,西至夹山茶院界,西南至盐官灵泉乡界。宋时,东西十二里,南北五里,东至海岸边海界;西至六里堰近潮村界;南至襟山边海晃;北至官草荡新浦桥界;东南至葛母山界;西南到盐官灵泉乡界;东北到秦驻山界;西北到鲍郎浦界。镇属两坊、五弄、一巷。

澉浦镇的市镇建设与其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宋元以来,系澉浦镇,市井初无城郭。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朝廷始命安庆侯仇成、荣阳侯郑遇春委海宁卫千户费进等官度地筑土为城,城周八里十七步,高二丈四尺五寸,濠堑周围九里三步,深一丈一尺,阔五丈又云:“国朝始筑城,周围九里三十步,濠堑周围二千一百丈,深一丈六,阔一十六丈,城基一顷六十五亩九厘一黾。”永乐十六年(1418年)都指挥谷祥等巡御,砌以砖石。正统八年(1443年),侍郎焦宏令杭嘉湖三府备料重加包茸。嘉靖三十五年(1554年),知县郑茂增筑并城敌台十六座,有陆路城门四并月城,东日延春,西日肃武,南日靖溟,北日拱辰,吊桥四,水门一,内日活源,外日通储。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同知冀应熊奉檄重筑城垣楼铺。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知县梁泽奉檄重修。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知县沈全达动款兴修城垣女墙瓦楼。咸丰九年(1859年),鲍郎场大使申祜于吊桥内各设关厢一座。城镇建设已初具规模。当时澉浦人口稠密,设施先进,环境优美,街坊繁密,布局有序,如:市舶场在镇东海岸,街巷有阜民巷、张家弄、张搭弄、义井巷、塘门弄、广福坊、马官人弄、海盐弄等。澉地于绍兴间人烟稀少,随着港口贸易的发展,宋时,因港口兴盛,贸易频繁,人众川涌,城镇居民人口不断增加,居者约五千余(户),且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计。至清,因港衰及大贾商人散去,人丁日渐稀少。

杨发、杨梓、杨枢三代,在澉川筑室引商,贸易成集,又广结文人骚客,舞文弄墨,编剧吟戏,作为元代为数不多的航海家族,对澉浦港的发展,对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发展,乃至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影响十分巨大的。

五、杨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纵观元史,在众多的航海家属中,对朝庭影响之广、权势之显赫、航海持续时间之长,仅有一二,杨氏家属当列其中。杨家作为航海贸易世家,拥有自己的船队,历代从事海运业,虽无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却以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孤船帆影驰骋印度洋。

元代的航海事业,比之唐宋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能成为这一事业的姣姣者,却为数不多。比较有名的有海盗出身的朱清、张瑄、泉州商人蒲寿庚(阿拉伯人)、沙不丁、马合谋但。真正能出海的就更少了,较为有名的是杨廷壁,在忽必烈时代,曾二次出海,到达过马八儿(印度东南)、俱蓝(印度西南)等地。另有维吾尔人亦黑迷失,“屡使绝域”,到达过马八儿、僧伽刺(今斯里兰卡)、爪哇(印尼爪哇岛)、占城(越南南部) 等。元代中期又有汪大渊,“当冠年,尝两附船东、西洋”,[18]他的航海日记《岛夷志略》,记录了你航海过程中和一些见闻,是珍贵的元代海外交通文献,但他只记录了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情况,没有关于波斯湾区域的记载。杨枢出海的次数比杨廷壁和亦黑迷失少,然航行的目的地之远远超二人。杨枢的二次航海成功,使他得以跻身元代著名航海家的行列。

杨枢《墓志》云:“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斯”。忽鲁模斯港,即今霍尔木兹的异译,地处今伊朗东南米纳布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道,现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第三次下西洋时方才到达,杨枢下西洋,在时间上则早了111年。元代中期,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二三十年,拥有可与澉浦杨氏相比的庞大私家船队,但其所到之处未及杨氏。

杨枢年仅十九便出海远航,在航行中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与“长风巨浪”搏斗达十年之久,曾到达波斯湾附近的忽鲁模斯(霍尔木兹),杨枢下西洋,比起郑和来早了111年。后来又从事多年的国内运输,他的活动,不仅在元代航海事业中出类拔萃,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航海史上亦有其一定地位,杨枢是中国著名的航海家。

澉浦港及杨氏家族在元时,名闻京、浙及海外,在日本史料和马可波罗游记中都有记载。是嘉兴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澉浦港更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是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及波斯湾地区交流和贸易的主要门户。杨氏家族,特别是杨枢的二次航海成功,使他得以跻身元代著名航海家之列。其家族也成了元代中国的四大航海家族。杨枢下西洋,比郑和早了111年。由于缺乏研究和文字记载,历史记住了郑和,而对杨氏家族却鲜有详述。在嘉兴发展滨海经济的今天,深入研究澉浦港的兴衰史和杨氏家族的航海史,对嘉兴滨海经济的发展和历史人文旅游的开发,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明•王樵《槜李记》

[2] 绍定《澉水志》  卷1。

[3]光绪《海盐县志》 卷4《与地考》

[4]嘉靖《续澉水志》 浙江图书馆藏钞本

[5]《元史》 卷94《食货志·市舶》。

[6]周去非《岭外代答》。

[7]《元史》卷十《世祖纪七》。

[8]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

[9]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

[10]吴自牧《梦粱录》卷12。

[11]宋《澉水志》卷1。

[12]乾隆《乍浦志》 卷三  《武备》。

[13]陆秋山《鹦鹉湖欋歌》,道光毕云阁样本。

[14]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P215 群言出版社。

[15]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16]绍定《澉水志》  卷1。

[17]光绪《海盐县志》 卷4《与地考》。

[18]张翥《岛夷志略》序。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留下一个回复

你的email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