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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1-27

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汉学的贡献述论

自民初以来,留学美国渐成热潮,一波接一波的中国学生乘风破浪奔趋美国。据1912年美国政府的教育报告称,美国各大学中,外国留学生总计为4222人,其中中国留学生594人,占总数的14%以上[1];1925年统计,中国在美留学生多达2500人,占在美各国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2]。根据梅贻琦和程其保的调查统计,1912年至1949年期间有近2万名中国学生到美留学[3]。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及留美学生对中国学术文化影响等问题,学界已多有论述①;但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汉学的贡献,则未见相关研究。基于此,笔者拟就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汉学发展的贡献作一分析,并借此窥探20世纪初还是世界汉学“荒村”的美国到20世纪50、60年代即发展成为汉学重镇的成因。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积极为美国汉学界提供汉语帮助

众所周知,欧洲汉学界特别重视汉语言能力,将其视为是从事汉学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之一。1920年移居法国师从伯希和从事东方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俄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在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曾明确强调应按照“首先需要精通至少两种欧洲语言,然后学习难对付的古汉语,最后才能进行课题研究”的法国汉学模式培养中国研究人才[4]。与之相比较而言,美国汉学研究人员的汉语言能力则显得薄弱。费正清曾回忆起其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时的汉语能力自述道,“我的汉语口语即将登上有能力同仆役、零售商人和宾客处理生活上紧要事务而交谈的高原,但还远远没有走近为理解某一专业术语而必须攀登的连绵不断的山峰,更不用说学者之间在旧式交谈中那些文学典故和不计其数的比兴语句了。”[5]拉铁摩尔也曾自述其在撰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汉语水平,“不过,显然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是学中国文字,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阅读。我所读过的,有许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尽管我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知道这些充满历史事件的中国传说究竟有没有正史的根据。”[6]富路特(Luther C. Goodrich)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为题在天津妇女同乡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近期美国人做了一次有关中国的西方重要著作调查,我发现,145位作者中只有23位美国人,且其中一半不熟悉中文。”[7] 既使是到20世纪60、70年代也依然如此。林德贝克(John.M.H.Lindbeck)曾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的汉语水平如是评价,“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双语;全美仅有不超过两到三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8]1973年,以599位中国学家为样本的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完全具备汉语能力、40%能够阅读、34%具备较流利的口语能力、9%的人能够用汉语写作。[9]

在汉语言能力薄弱的美国汉学界,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者多会寻找中国留学生担任助手以弥补汉语能力的不足。例如,20世纪30年代,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在主持中国历史资料编译计划时,就曾聘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求学的王毓铨参与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担任秦汉两朝的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审译、注释工作。[10]1947年,在胡适的推荐下,何兹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为了生活,也曾在魏特夫处打过临时工,校阅和核对英文译稿,并写些专题小文供魏氏使用。1949年,经陈翰笙介绍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协助佛朗西斯(Jhone D. Frances)教授翻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何兹全一面译,佛朗西斯一面看的译稿,讨论译稿中出现的问题。半年后,何兹全回国,佛朗西斯又找到了王伊同接替。[11]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也曾在魏特夫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处作编译。[12]又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Gardner)在北京访学期间,曾通过钱稻孙介绍,于1939年聘请尚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杨联陞担任私人秘书,帮其买书及为中日文论文作英文提要;贾德纳回美国后,又于1940年邀请杨联陞赴美到哈佛大学半工半读,半时为其私人助理,仍旧负责翻译中日文资料,半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院读硕士学位,旅费和生活费则皆由贾德纳担负。[13]任以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曾作为费正清的助理,帮助其查对博士论文,并翻译补充中文资料;此外,还替他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做一些翻译。[14]

除担任助手协助中文资料的翻译之外,留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承担教授汉语的工作。1914年赴美留学的陈衡哲在瓦沙女子大学期间,就经常给那些“热衷于学中文”的同学上课;[15]又如,哥伦比亚大学在1919年曾雇一个毕业不久的中国留学生来教中文及远东贸易和外交。[16]再如,赵元任于1921年到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之同时,还在哈佛大学担任哲学和中文讲师,教授中文并开设哲学课程[17]。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鲜有书面材料的证明,我们无法详细地证明中国留学生在汉语言方面为美国汉学界所作的具体贡献如何,但为美国汉学界提供语言帮助的中国留学生决非仅限于上面所提到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为美国汉学界所提供的语言帮助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所提到的两个方面。尽管现在只可以找到很少有关中国留学生为美国汉学界提供语言帮助方面的书面记载,但他们在传授汉语言方面对美国汉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是必须要肯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美国汉学家们的言语中亦可感受到。珀金斯(Dwight Perkins)坦承,“这项研究工作(指中国农业发展研究),倘若没有一些人不断地给与帮助,我是承担不起来的。……就算我对中国古代汉语的知识事实上要好得多,但要从成千上万部地方志中找出1900年前的资料,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这项工作却由肖王国璎女士和苏永明小姐出色地替我完成了。”[18]费正清(John K.Fairbank)曾如是感慨道,“它表明在当时文化条件下,我们在美国所从事的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依靠——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富有才干的学者。”[19]

二、自觉介绍宣传中国社会与文化

艾米.杰宁斯(Amy Jennings)曾言,“(在外国的留学生)有三项任务:第一,学习他感兴趣的知识;第二,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三,最重要的但大概也是最难的,就是让当地人来了解他。在有着不同习俗的异国他乡,(留学生)……必须把自己当成……使者,他的任务就是使别人通过他来认识和喜爱他的国家。”[20]胡适、赵元任、陈衡哲等一大批中国留美学子即是如此,他们在学习美国方式之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宣传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胡适在1912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忽想著一书,题名《中国社会风俗真诠》,“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详论其言之得失,此亦为祖国辩护之事。”[21]1912年10月16日,胡适在阅读保尔.S.莱因斯(Paul.S.Reinsch)的《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一书时,发现其中人名年月稍有讹误,便为作一校勘表寄之著者以便其纠正;[22]1914年8月2日,胡适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见有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的英国汉学家翟来乐(L.Giles)所写《敦煌录译释》一文及附录原书影本。胡适看后发现,翟氏的释译“乃讹谬无数”,如以中宗神龙年号为渊名,将录手漏笔误为避讳而据以定年代。胡适随即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去。[23]陈衡哲在瓦沙女子大学留学期间,受“出于善意的好奇的学生及教工们”的邀请举行了一些以中国为题的讲座;值得一提的是,陈衡哲在《瓦沙每月杂记》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还使美国人对中国的诗歌发生了兴趣。[24]尚在美求学的吴宓在其日记中亦记述了其宣传中国文化一事,“1920年11月20日,巴师(白壁德)命宓作文,述中国之文章教育等,以登载美国上好之报章。宓遵允之。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是非乘时发大愿力,走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25]

受“西方中心论”、“白种人优越论”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社会对中国充满着偏见和歪曲。留美学子置身异域,深感种族歧视之苦②。周一良先生曾回忆:谈到住房,不能不揭露美国那时的种族歧视。房东太太往往对东方人偏见很深,不肯把房间租给中国学生。有时外边贴着‘出租’,开门看见黄皮肤,立即说已租出,甚至更恶劣到一言不发,享以闭门羹。租公寓尤其如此,我碰到多次。[26]许倬云也曾提到,“早期华人在美国饱受岐视,50年代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当学生时,华人连住家都受到歧视,根本不可能在某些白人社区买到房子。1972年我在美国买房子还听说过那一段历史,买屋还得左邻右舍签字同意,才能成交。”[27]正是这种歧视和屈辱激发着海外游子的爱国之心,当他们听闻各种诋毁与歪曲中国的言论时,则会尽其所能的去辩护和纠正,将真实中国告知美国社会。正如民国十六年《教育杂志》刊行的《留美学生近况》一文中所说,“中国学生在美大学,除研究学问外,皆纯为祖国宣传文化,对于国家大事,亦皆研究,遇有美人误会之处,中国学生常为纠正。”[28]例如,在中国海关供职的布兰德(J.O.P.Bland)曾于1912年11月来美国各地就中国社会之情形发表演说,其演说诋毁吾民国甚至。对此,胡适不仅作一书寄《纽约时报》予以批驳,而且在布兰德演说现场就其所发表的观点进行质疑。[29]1920年到美国密苏里大学留学的萧公权,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同他一起在密苏里大学留学的杜钦反驳美国传教士讥评中国社会近况的具体情形,“有一次某教会邀请我们中国学生去听新从中国回来的一位传教士报告中国的近况。少门(杜钦)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学都去听讲。谁知这位传教士把中国的社会描写得黑暗无比,几乎与野蛮社会毫无分别,并且大肆讥评。听众当中有略知中国情形者,大为不平,于此君讲完之后立即建议主席,请在场的中国学生发言。我们当然公推少门,做我们的发言人。他站起来,雍容不迫地作了十几分钟亦庄亦谐的谈话。他不直接驳斥传教士的错误,也不直接为中国辩护,但请大家注意,任何学识不够丰富,观察不够敏锐,胸襟不够开阔的人到了一个文化传统与自己社会习惯迥异的国家里,很容易发生误解,把歧异的看成低劣的。中国学生初到美国,有时也犯这种错误。他本人就曾如此,他于是列举若干美国社会里,众所周知,可恨,可耻,或可笑的事态。每举出一桩之后,他便发问:那就是真正的美国吗?“Is this the true America”,他略一停顿,又自己答复,说“我现在知道不是呀”少门说完后会堂里掌声雷动,这位传教士满脸通红,无话可说。散会后许多美国人拥上来与少门握手,赞许他的谈话。”[30]

三、撰写以中国学为专题的博士论文

受国难刺激,中国留美学生大都抱负着“实业救国”的志愿。他们认为,只要学到技术,中国就会起死回生,故此“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为最多” [31]。尽管如此,仍有一小部分留美生选择撰写以中国学为专题的博士论文。笔者根据袁同礼编撰的《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统计发现,1912年至1949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所撰中国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共有152篇;又根据收录有1861年以来所有北美地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博硕论文文摘的 PQDD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以Chinese 和China为检索关键词对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博硕论文进行检索。结果显示,1912年至1949年期间共有318篇有关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根据人名作进一步统计发现,作者为华人的有 167篇。③

在中国留美学生所撰的汉学博士论文中,不乏如刘经庶的《老子哲学》、许士廉的《儒家的政治哲学》、陈荣捷的《庄子哲学》、杨联陞的《晋朝经济史注释》、齐思和的《春秋时期的中国分封制》等40篇探讨古代中国历史、文化、宗教及思想的博士论文。当然,更多的是如严鹤龄的《中国宪法发展考察》、王苣章的《中国青年运动》、寿景伟的《中国的民主与财政》、张彭春的《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魏昆声的《中俄关系史》等探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问题。留美学生所撰博士论文的另一特点是具有鲜明的中国主体性。笔者基于PQDD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在 151篇由美国本土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中,大多数所关注的是传教事业、外交关系、中外贸易、外国人在华、通商口岸的生活与制度等西方自身最为关切的问题。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留美学生所探讨的多是中国人自身最为关切的问题。冯友兰在其文集自序中曾言,“我觉得在北大的三年收获很大。这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第二阶段,我开始知道,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这两个天地是有矛盾的,这是两种文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从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32]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所探讨的主要是科举制废除后中国的公共教育及教育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民国建立后中国政治、经济及其发展道路等中国人所关注的的问题。既使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留美学生也明显与之不同。正如赖德烈在评价时所说,“由于中国被深深卷入政治争议的漩涡,也由于那些在国外学习的青年人对于列强强加于中国的种种不公正――包括他们想像中的和真实的――尤为激愤,……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抛开民族偏见,其中一些还带有宣传性质。尽管存在偏见,部分著作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而且全部论文都旨在展示中国观点。”[33]

就学术而言,中国留美生所撰博士论文中确有不少颇具学术价值。例如,刘经庶的《老子哲学》就为德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old Laufer)所激赏,诧为哲学界之杰作。[34]冯友兰的《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被认为,“具有真正的价值。它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清晰的阐述了中国杰出思想家所提供的教导。”[35]当然,更多博士论文在学术上虽有所欠缺,但却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丰富了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例如,陈兆鲲的《中国清代的税收制度》,对于欧美读者来说,其价值在于梳理了中国税收体系的事实,使西方人对非常具有迷惑性且毫无规则的中国人盐税等税收机制有了大体了解[36];施宗树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给西方人提供了大量关于清代尤其是1911年以来这段重要时间中国对外贸易方面有价值的信息、数据以及描述;[37]朱进的《中国关税问题》,是“由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对他们国家经济状况研究所作一个显著贡献”,有助于帮助西方人加深对中国关税问题的了解[38];吴国桢的《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中关于管子、商鞅以及韩非子的章节,“为我们古代中国知识的增补作出重要贡献” [39];戴恩赛的《中国的条约口岸》,虽然存在缺乏充分利中文文献等缺陷,但还是能找到“在条约口岸外侨人的权利、市政管理的状况以及有关外国人的司法权和各种事件的描述及其最近几年的发展”等有价值的信息。[40]

不能不提及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鲜有熟知中国历史文化之人。1928年,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蔡斯(George H Chase)曾致函燕京大学的洪煨莲,称由于“柯立芝(A.C.Coolidge)教授的逝世和明年将去华盛顿国务院的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博士的退出,使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胜任指导远东历史研究的工作。”[41]哈佛大学尚且如此,其他美国高校亦可想而知。1930年,富路特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高校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合格教师数量,我们用两只手就可以计算过来”。[42]1936年,费正清对全美高校的远东研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以远东为专业的专职者大概不到50人。”[43]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更是尖锐指出,“有关中国的教学和研究少得可怜;如果有,那就是很少的几位传教士学者如赖德烈、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以及一些像亨培克这样不懂汉语也没有接触过中国文献的专家和两三个像马温(N.Wing Ma)那样的中国人提供的。”[44]由此,中国留美学生多是由不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或对中国历史文化一知半解的导师指导。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曾直言不讳的指出,“他们的英美导师或者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制度、历史,或者是一知半解,根本不能对其进行指导。”[45]

基于美国汉学现状,中国留美生所撰博士论文对美国汉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陈焕章的《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学说》是,“西方学术训练与儒家学术的完美结合,使得这本著作在经济文献中将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并且将打开西方人的眼界使其注意到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人丰富经验的价值所在。”[46]谢保樵的《清代中国政府》“对于西方人关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政治机构方面的知识而言,这本著作做出了极为有价值的贡献,因为他的广泛参考书目中包含有许多很少甚至从来就没有被西方学者所研究过的著作。”[47]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留美生所撰博士论文中不少在完成后即在美国发表出版。根据袁同礼所作的调查,马如荣的《外国在华司法权》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在《美国国际法季刊》;冯汉骥的《中国人的宗族体制》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杨联陞的《晋朝经济史注释》则是在1946年完成后便被刊发当年的《哈佛亚洲研究》;李济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谢保樵的《清代政府》、邓嗣禹的《张喜与1842年南京条约》、杨懋春的《中国的乡村集市与乡村生活》等博士论文在完成当年或两三年内即被美国知名出版社出版。1912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留美学生所撰152篇博士论文中有67篇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发表出版。④

四、余论

1915年9月,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在给劳费尔(Bertold Laufer)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其实没什么人对汉学感兴趣。学生们只想学一些口语方面的东西,听一些泛泛而谈的讲座课,课上要尽量少出现中文表达方式。”[48]在俄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看来,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而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他到美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后无奈感叹道,“他们这里完全不了解真正的语文学方法,随意翻译汉文文献。你若给他们讲解,他们经常会问why,叫你无言作答。”⑤

在美国汉学处于 “荒村”阶段之时,中国留学生积极为汉学提供语言帮助、自觉介绍宣传中国社会文化、撰写汉学博士论文,应该说对美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汉学界非常重视中国留美学生等域外学者带来的汉学知识及其方法。在152篇由中国留学生所撰的博士论文中有67篇在完成之后即以论文或专著形式发表。与之相对照的是,根据托马斯.哈尼师(Thomas Harnisch)的研究发现,留德中国学生的汉学博士论文既使很有学术水准也未能出版;审阅当时的期刊,也未能找到任何有关评论或引用中国留学生汉学博士论文的文章。二战后,德国汉学界依然如此。在托马斯.哈尼师看来,这种对中国留学生学术论文的漠视是德国汉学界的疏误;他希望德国汉学界能够对此进行反省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漠视中国学者提出的问题。[49]

由是,我们不难理解在20世纪初还是世界汉学“荒村”的美国,到20世纪50、60年代即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为世界汉学的引领者。究其原因,中国留学生等知识移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民国时期的学者梁盛志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指出,“美人之治汉学,视欧人为后进。其近代大师,大率聘自他国。惟近年图书资料之搜集,中国学者之敦聘,留学生之利用,在华教士学者之努力,日争上流。”[50]纵观美国汉学史,其每一发展阶段都可见知识移民的身影。20世纪初,劳费尔、佛尔克、夏德等欧洲汉学家相继移居美国,他们将欧洲汉学的学术模式和方法带入美国汉学界;1933至1945年期间,受纳粹法西斯的影响,魏特夫、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梅谷(Franz.Michael)等一批德国汉学家移民美国从事汉学研究;[51]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杨联陞、刘广京、瞿同祖、何炳棣、刘子健、邓嗣禹、张仲礼、萧公权等华人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移居美国,他们为美国汉学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被称之为协力培育和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⑥;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批华人学者留学美国并在美国高校任教,成为美国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生力军。⑦今天,当我们在关注和探讨美国汉学对世界其他国家汉学研究之影响时,是否也应关注德国、中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家的汉学者对美国汉学发展之影响?正如柯马丁所说,“若不提及50年前所发生的这一幕(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就几乎不能阐释当前国际汉学研究的状况。”[52]笔者以为,要理解美国汉学为什么能够由“荒村”发展成世界汉学的中心,就应关注并客观全面分析德国、中国、日本、苏联等国家的知识移民(尤其是华人学者)在美国汉学发展中所起作用及影响,这应该成为探讨美国汉学发展史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注释:

①相关的研究论著有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元青的《民国时期的留美学生与中美文化交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5期)、李春雷的《传承与更新:留美生与民国时期的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②有关留美学生在美所遭遇的歧视及其感受,可参阅黄延复等辑注:《留美通讯——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载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9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③根据人名来判定是否是华人学生是不精确的,故与根据袁同礼编撰的《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进行调查所得出的152篇这一统计数字存在一定偏差显然也是合理的

④袁同礼在编撰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之同时,还附带收集有关该博士论文的出版情况。详见Tung-li Yuan(Compiled),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1961. 袁同礼:《袁同礼著书目汇编》(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⑤阎国栋:《俄国流亡学者与哈佛燕京学社――读叶理绥日记与书信》,此文为 “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此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历史系与美国匹兹堡大学联合主办,于2011年6月24-2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⑥具体可参见拙文《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⑦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徐鸿在 “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如是言道,“2004—2009年,有近250所美国大学或研究生院收到与中国相关的博士论文,数目达1336篇,其中华裔学者占到一大半以上,可见华裔学者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1]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19页

[2]《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1期(1926年),第14页。

[3]Yi-chi Mei&Chi-pao Cheng,A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under the Joint Sponsorship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ship Fund and Chian Institute in America,NewYork,1954,pp.26-28

[4][43](加)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等译:《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第63、68页

[5][19](美)费正清著,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99页

[6](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7][42]L.C.Goodrich.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5,No.1,(Apr,1931),P75

[8]Lindbeck, John.M.H,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 New York:praeger(1971),p 97

[9]Elizabeth Massey and Joseph Massey,“Language Competence of Specialists on China”, 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 May 1974-75,p.112.

[10]王毓铨:《王毓铨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11]何兹全著,潘雯瑾整理:《何兹全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85页。

[12]唐德刚:《告别帝制论》,载朱庆葆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历史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7页

[14]任以都:《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58页。

[15][16][24](美)史黛西.比勒著,张艳译:《中国留美学生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231、266、231页

[17]Howard L.Boorman,editor.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1. 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150

[18][美]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页。

[20]Amy Jennings,“Student as International Abmassador”, Chinese Students’Monthly(November 1922),P16

[21][22][23][29]胡适著:《胡适留学日记》(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9、51、219、364、61页

[2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页

[26]周一良著:《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27]陈永发、沈怀玉、潘光哲访问,周维朋记录:《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28]《留美学生近况》,载《教育杂志》第19卷第2期,第8页

[30]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48页

[31]李喜所:《清末民初的留美生》,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第50-51页

[32]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188页

[33]Kenneth.S.Lattourette.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during the past nine year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34,No.4(July 1930),Pp.781-782

[34]郭秉文:《刘伯明先生事略》,《学衡》第26期(1924年2月)

[35]K.S.Latourette. Review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22,No.17(Aug.13,1925),pp.473-474

[36]A.P.Winston .Review The System of Taxation in China in the Tsing Dynasty,1644-1911.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No.1(Mar.,1915) ,p.102

[37]W.W.Willoughby. Review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4,No.1(Jan-Apr.,1920),pp.286-287

[38]A.A.O. Review Chu,Chin. 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8,America’s Changing Investment Market(Nov.,1916)pp.321-322

[39]J.K.Shryock,Review. Wu Kuo-Cheng.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52,China(Nov.,1930),pp.403-405

[40]Stanley K.Hornbeck. Review Treaty Ports in China(A Study in Diplomayc.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2,No.3(Jul.,1918),pp.697-699

[41]程焕文编:《裘开明年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44](美)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主编,朱政惠、陈雁、张晓阳译:《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第7-9页

[45]Kenneth.S.Lattourette.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during the past seven year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26,No.4(July 1921),P706

[46]Edward Alsworth Ross.,Review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2,No.4(Dec.,1912),pp.883-884

[47]Payson J.Treat. Review The Government of China(1644-191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0,No.3(Jul.,1926),pp.634-635

[48](艾默力(Reinhard Emmerich):《我总觉得自己一再被那些独特而自由的思想所吸引――佛尔克评传》,载(德)马汉茂、汉雅娜;(中)张西平、李雪涛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407-408页

[49]托马斯。哈尼师(Thomas Harnisch):《汉学的疏误?――1945年以前中国留学生对汉学的贡献和推动》,载(德)马汉茂、汉雅娜;(中)张西平、李雪涛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163页。

[50]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载《再建旬刊》第一卷第八期(1940年4月11日),第17页

[51][52]Martin Kern, The Emigration of German Sinologists 1933-1945: Revisiting a Forgotte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118, No. 4 (Oct. – Dec., 1998),P.512、507

作者:吴原元  原载《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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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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