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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2-02

明代漕运方式的变革

有明一代,江南漕粮输往北方,其运输方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洪武时期海运,永乐前期海陆兼运,永乐中期以后,运法又有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明代漕运方式不断更替的原因何在,诸种运法产生的过程及其实行的后果,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衅误之处,请指正。

一、海运与海陆兼运

洪 武时期的海运,与漕运京师的内河运输相比,处在次要的地位。明朝建立之初,以南京为京师,当时的南京,不仅是明朝的统治中心,亦是漕粮的输往中心。输往南 京的粮米,主要通过江运与河运。江西、湖广等地的粮米,顺江而下;东南沿海地区的粮米,或溯江而上,或由江南运河。这些漕粮全靠民运,由各地粮长负责当地 税粮的催征和督运。倘若粮长们“输以时至”,按期抵达京师,还可以蒙受皇帝的召见。

洪 武年间,另有部分漕粮运往北方,作为边防将士的粮饷。元顺帝北遁以后,仍长期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战争未已。尤其在辽东地区,战事频繁。因此,辽东及北平 一带,明朝屯驻了大量军队,其粮饷主要靠江南漕粮的接济。北运方式,沿袭元朝旧制,实行海运。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命令汤和赴明州造海船,运 粮输直沽,供给北征士卒。此是明朝海运之始。洪武五年(1372)正月,又命靖海侯吴祯率舟师数万,从登州出海,以饷辽东。继吴祯之后,“延安侯唐胜宗、 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海运的运输人员,基本由江、浙边海卫所官军担任,另外招募一些民夫(水工)。民夫应募者,可以免除全家一年 的赋役。海运的主要基地设在苏州太仓,船只从刘家港出海。有时也从山东登州出海。

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消灭了北元在东北的劲敌纳哈出的军队,辽东局势渐趋稳定。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谕户部大臣曰:“辽东海运,连岁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有赢余。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于是,停罢了海运。

洪 武时期,每年约有六、七十万石的粮米远涉重洋,源源不断地输往辽东和北平地区。从而使“兵食无乏”,为明朝肃清北元的残余势力,稳定北方局势,起到了巨大 的作用。不过,海运异常艰辛。例如,汤和首次海运之时,就因“海多飓风,输镇江而还。”朱元璋也曾经为“辽东漕运艰”而“深以为虑”。尽管如此,由于京师 毗邻江南经济发达地区,京城的物质供应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正如《明史》所指出的:“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而当时的海运,仅限于饷辽东及北平边军,北方对南方漕粮的需求量不大。所以,终洪武一世,遭运方式未曾改变。

朱棣即位,于永乐元年(1403)正月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开始了明朝统治中心北移的过程。当年二月,北京设置了行部、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国子监等中央级的部门。接着,迁徙直隶苏州等十府与浙江等九省富民充实北京。随着北京政治地位的变化,明朝的漕运方式也发生了变革。

永 乐元年,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北方储粮告匮,明朝恢复了南粮北运。然而,其目的不再仅仅是“饷边”了。北京的政治地位提高后,消费人口迅速增加,文武 官员、军民人等皆需仰籍江南漕粮,单凭海运已不能满足需要,“海运不给,于是陆运以济之”。北运方式,由原来的海运变为“海、陆兼运”。永乐元年三月,朱 棣命令平江伯陈瑄与前军都督佥事宣信,“各率舟师,海运粮响,瑄往辽东,信往北京”。以后,每年的海运均由这两人负责。运道仍沿洪武之旧,从太仓刘家港出 海。此是海运。所谓“陆运”,是史籍中的习惯称谓,准确地讲,应名为“河、陆接运”。首倡“陆运”之议者,是位名叫唐顺的普通军士。永乐元年三月,唐顺上书朱棣,曰:“卫河之源,出卫辉府辉县西北八里太行山下,其流自县治北经卫辉城下,抵直沽人海,南距河(黄河)陆路才五十余里。若开卫河距黄河百步置仓,受南方所运粮饷转至卫河交运,公私两便。”唐顺的建议,得到朱棣的赞同,即命群臣详议。户部尚书郁新认为,开凿五十余里的河道,一时很难骤办,而且“自淮抵河,多浅滩跌坡,运舟艰阻。”于是,他拟制了一项改良方案:“请 至淮安用船可载三百石以上者,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颖岐口跌坡下,复以浅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者运至跌坡上,别以大船载入黄河,至八柳树等处,令河南车夫运赴 卫河,转输北京。”朱棣“从之”。当年十一月,一百五十七万余石的遭粮,首次沿这条运输线运往北京。因为这条运道在黄河与卫河之间有一段车运,故当时谓之 “陆运”。

永乐四年(1406),朱棣下令全国各地调集工匠民夫,赴北京营建宫殿,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加快了步伐。而后,为了对付北元,朱棣经常驻足北京。最迟在永乐十一年(1413),北京已成为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只是都城尚未修筑完毕,还没有正式宣布迁都而已。与此相适应,漕粮的输往中心也逐渐从南京转移到北京。永乐四年后,每年的海运量,由永乐元年的四十九万余石增至一百万石。永乐七年(1409)海陆两运总计运粮一百八十三万余石。

永乐八年(1410),仅湖广、江西、浙江三处运往北京的粮米,就有二百一十万石,加上海运之数,全年运输量至少在三百万石以上。

都城迁往北京,必须首先要妥善地解决好北京的生活物质供应问题。“海、陆兼运”固然在数量上可以满足需要,但运输过程甚为艰难,存在很大弊端。从海运上看,“每岁船辄损败,有漂没者”,风险甚大。关于当时海运失事的情况,中国史籍多不载,我们从朝鲜李朝实录中可以略见一斑:

朝鲜《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二》载:从丙戌六年(明永乐四年)七月到庚寅十年(明永乐八年)七月,江苏浙江等处州卫海上运粮北京,多次“遭风”,船毁漂散。至于陆运,虽无海运之险,但也劳苦非常。不仅运程遥远,而且颇费周折。尤其是阳武至卫辉间的陆运,要发“山西河南丁夫,陆輓一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

总之,“海陆兼运”的情况是,“海运多险,陆輓亦艰”。为了使巨额漕粮顺利地北运,以保障北京的供给,现行的漕运方式有待改革。

二、支运

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取代“海、陆兼运”以后,漕运方式采取的是“支运”法。具体的做法是:各地漕 粮,先由当地民户运至指定的粮仓。江西、湖广的粮米,运至淮安仓交收;浙江杭、嘉、湖与直隶苏、松、常、镇等府,原拨太仓供海运之数,亦改拨淮安仓交收; 扬州、凤阳、淮安三府的粮米,运至徐州仓交收;徐州并山东充州府的漕粮,赴济宁仓交收;除兖州以外的山东及河南的漕粮,赴临清仓交收。然后,再由各地官军 分段递运至京;浙江都司与直隶官军,于淮安运粮至徐州置仓收囤;京卫官军于徐州运粮,至德州置仓收囤;山东、河南都司官军,于德州运粮至通州仓收囤;天津 并通州等卫,各拨官军于通州接运至京。因为各地官军运粮时,先要从各仓支出再运,故曰“支运”法。“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通 数年以为衰益,期不失常额而止。

支运法实行后的明代漕运,与原先海、陆兼运相比,既无海运之险,亦无陆輓之劳,经济安全,有很大优越性。其法推行后,输往北方的漕粮又有了大幅度增加。《明史·陈瑄传》云:陈瑄 “议造浅船二千余艘,初运二百万石,寝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查陈瑄造浅船,事在永乐十二年(1414)。“寝至五百万石”,显然是指支运法实行后的情 况。然而,支运法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即东南地区农民的漕运负担加重了。例如,苏、松、嘉、湖等地原有一百万石的漕粮只是运往附近的太仓,以备海运,支运法 推行后,则要全数改运至淮安。这个问题,在支运法推行之初,因为江南人民运粮的最远地点限在淮安仓,路程不算太远,所以,还未引起明显的不良后果。但几年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永乐十六年(1418),因营建北京、征伐交趾和下西洋等事,大批运粮官军纷纷被调离,官军运粮人力不足。于是,江南漕粮改由民运至北京:“令浙江、湖广、江西布政司,并直隶苏、松、常、镇等府税粮,坐派二百五十万石,令粮里自备船只,运赴通州河西务等处上仓。”如此一来,江南人民的运输路程骤然加长。结果,给作为明朝财赋之地的东南地区,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 一,农民的赋税负担加重。以苏、松、嘉、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官田甚为集中,相当多的农民属于官佃农,他们是当地税粮与漕粮的主要负担者。如苏州府,当时 每年的税粮额共二百七十七万余石,其中官田粮二百六十二万余石。官田的税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比民田税粮(一般五升左右)多达十至二十倍。虽然如此,在洪武年间和永乐前期,因为“人民布种官田,另无远运,年岁成熟,止勾纳粮”,所以“耗轻易举”,官佃农的赋税负担还类似当地民佃的地租额,勉强可以承受。漕粮令民远运后,“漕运转输,始倍其耗。”租赁船只,沿途消耗及各项运输费用,十分浩大,以致“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兼之各地粮长以远运加耗为名,乘机巧取豪夺,以肥私囊,农民负担更为沉重。如洪熙元年((1425)广西右布政使周斡巡视江南后所揭露的:“近者常、镇、苏、松、湖、杭等府,无籍之徒,营充粮长,专拾赶小民,以肥私己。征收之时,于各里内置立仓囤,私造大样斗斛而倍量之,又立样米、抬解米之名,以巧取之,约收民五倍。”

第 二,农民逃亡问题严重。农民的赋税负担急增数倍,这对于赋税额本来就很高的广大官佃农来说,是倾其所产也不足以供的。“租既太重,民不能堪”,只好纷纷逃 亡他乡,以躲避赋税的重压。而逃亡人户拖欠的税粮,地方官吏又逼迫现在人户包赔。结果,造成恶性循环,逃亡人数日增。如松江府,“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 半上下者。”苏州太仓,“黄册原该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核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又皆逃 绝虚报之数。人户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几!

第三,逋赋日积。民不能堪的重赋,众多农民的逃亡,使号称“繁富之地”的东南地区,“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明朝政府在当地的赋税收人锐减。如松江府,“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1422—1428),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资,亦不下数百万石。”苏州府的情况更为严重:自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四年时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余石;宣德元年至宣德四年(1426—429)又是四年,欠粮七百六十余万石。前后八年,逋赋高达一千零五十二万余石!

最后,大批农民参与远运,误失了农业。江南漕粮输往北方,路程有数千里之遥,“农民经年往复在路送纳上年粮米,乃至归家,下年秋粮又当起程,以此不得及时耕种。”况钟曾对苏州府的运粮民夫做过统计:“本府实在人户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五十二户,宣德五年派拨北京、临清、徐州等处远运白粮粮米一百五十余万。大约每夫运粮一十石,共用人夫一十五万,计每户须出一人。其余该运南京衙门白粮傣禄等米,并淮安等仓粮米,又该用七、八万人”。仅苏州一府,就有二十多万人因运粮而耽误了生产。

三、兑运与长运

宣德四年(1429)四月,明宣宗朱瞻基以“比岁以来,输运转艰”,派遣工部尚书黄福前往淮安,与坐镇此地总督漕运的陈瑄共理漕政,一起筹划漕运改革事宜。六月,黄福与陈瑄提出了一个调整民运路程的方案,经群臣集议后施行: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一百五十万石贮淮安仓、苏、松、宁国、池州、卢州、安庆、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贮徐州仓,应天、镇江、常州、太平、淮安、扬州、风阳及滁、和二州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贮临清仓,令官军支运。山东、河南、北直隶府州县粮,径赴北京。

这实际上是恢复了支运法。关于此项方案的施行情况,《明史·漕运篇》的评价是:“民粮既就近入仓,力大减省。”但事实上是否如此,值得怀疑。首先,单从字面上看,它与永乐十三年的支运法相比,民运路程已是大为延长。其次,据有关史料来看,这项方案根本未认真执行。例如,照此方案,苏州民运粮最远地点为徐州仓,而苏州知府况钟在宣德五年(1430)七月二十六日的一件奏疏中却提到:“今奉行在户部勘会,照依上年事例坐派本府。宣德五年,北京白粮五万七千九百一十五石,临清粮一百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二石,徐州粮十五万石,淮安等卫粮一十五万石,……”。由此可见,宣德四年后,农民远运的情况基本未变,这才又接着出现了被称之为“兑运法”的改革。

所谓“兑运”,即民粮兑与军队运输的意思。首创兑运之议的,是江南巡抚周忱。约在宣德六年(1431)上半年,周忱向陈瑄提出了兑运的主张,内容有三项:1、江南漕粮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即小港口),交兑给漕军,由漕军运抵通州。2、运往淮安的漕粮,每石加米五斗,运往瓜洲者每石加米五斗五升,作为漕军代民远运的路费耗米。3、驻在江南各地的运粮官军及南京军未过江者,就近赴仓交兑,另加过江米二斗,衬垫芦席折米五合。

陈瑄采纳了周忱的兑运主张,当年六月上奏皇帝,提出改民运为兑运的建议:“江南之民运粮赴临清、淮安、徐州上仓,往返将近一年,有误生理。而湖广、江西、浙江及苏、松、安庆等官军,每岁以船至淮安载粮,若令江南民粮对拨附近卫所官军运载至京,仍令部运官会计给予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明宣宗闻奏,即遣户部侍郎王佐赴淮安,与陈瑄、黄福再议可否。九月,王佐上奏,“以为可行”。宣宗又命朝廷重臣集议。十一月,群臣奏言讨论结果,一致认为“其法实便”,并上报了由户部拟定的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请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令民运赴原定官仓交纳,不愿兑者听自运。”宣宗批准施行。当时,由于官军兑运能力不足,部分“兑运不尽”的粮米,仍由民运至各仓,然后官军支运,即《明史·漕运篇》所言的“兑运、支运相参”。不过,总的情况是:“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宣德十年(1435),兑运法在加耗方面又进行了一些调整:每石加耗,湖广、江西、浙江俱六斗,南直隶五斗,江北直隶四斗,徐州三斗五升,山东、河南二斗五升。比初行时有所减轻。另外又规定,耗粮以三分为率,二分交米,一分折成其他物品代替。后来又有部分耗米折成银两称为“轻赍银”,作为“洪闸盘剥之费”。

兑运法的实行,是明代漕运制度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不仅奠定了明代遭运制度“定制”的基础,而且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兑 运法的推行,在东南地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据史料记载,宜德末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东南地区“岁丰人和,讫可小康”,“东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 税未尝逋负。”东南地区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原来走向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渐复苏,逋负严重的情况也消失了。兑运法在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毋庸置 疑的。

兑运法实行后,漕粮的兑运部分不断增长。如正统二年(1437),运粮四百五十万石,内兑运二百八十万余石,淮、徐、临、德四仓支运一百六十九万余石,兑运数占十分之六以上。至天顺四年(1460),运粮四百三十五万石,内兑运三百六十三万余石,各仓支运七十一万余石。兑运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三以上。成化年间,又有支运漕粮悉改为兑运的规定,兑运、支运相参之法为长运法所取代。

所谓“长运法”,即全部遭粮由官军长运至京之意。兑运法推行以来,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诸仓的官军支运一直存在。成化八年(1472),明朝政府制定岁运遭粮四百万石的定额时,尚有诸仓支运米七十万石。此外,由于东南地区漕粮浩大,附近宫军“领兑不尽”,部分漕粮仍需民运到瓜洲、淮安两地交兑。成化七年(1471)正月应天巡抚滕昭奏罢瓜、淮兑运,提议江北运军径赴江南水次兑运,量加耗米为过江费。同年九月,户部议行,规定原赴瓜、淮交兑的粮米,“每石除加耗外,再加脚价米六升”。此是实行长运法的第一个步骤。成化九年(1473)九月,户部奏请诸仓支运米“宜免民远运,就同本处兑军粮运赴水次,与官军领运”,并根据远近,量加耗米。国至成化十一年(1475),淮、徐、临、德四仓七十万石支运米,悉改为官军赴水次兑运,这就是所谓的“改兑”。至此,漕粮基本上全由官军长运,有明一代的漕运方式终成定制。

需要指出的是,长运法实行后,犹有少量“交兑不尽”的粮米,“民仍运赴四仓”。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等府,每年还有二十万余石的白粮(白熟粳米与白熟糯米的简称),由民远运赴京,输往内府。运输费用高昂,“通正米为四石余,始当白粮一石”,成为江南人民一项沉重的负担,“江南膺此役者,家立破矣。”

长 运法是明代漕运方式不断改进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比较完善的一种漕运方式。它基本上免除了农民的运输之劳,又与军有利,“军既加耗,又给 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堪称军民两便。然而,长运法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十几万漕军的生活境况迅速恶化。如 弘治元年(1488)二月,左都御史马文升奏言:臣曾总督漕运“颇知运军之苦”。制造漕船,军卫需出三分造价,“然军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背男女以供之”。漕军逃亡,“俱以余丁充之,一户至有三、四人应役者”。每年春兑秋回,“劳苦万状”。沿途盘剥费用浩繁,军士“多称贷以济用”,把总等官“因而侵渔,责偿倍息。”漕卒自载的一些换取柴米的土产,也“多被检夺”。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兵部尚书刘大夏亦上奏:“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又言:“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剥之费,有监收解面之加,其他倍冠,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日贫,而贫者终至于绝。

漕 粮由宫军兑运,上至封建朝廷,下至各级官僚,皆视漕军为勒索的对象。如耗米,原来是作为运军沿途消耗及路费之用,但“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轻资 银也是“后颇入太仓矣”。正德、嘉靖年间,仅漕粮上仓时的额外科取一项,每年就有白银十四万余两之多。负责漕运的军、政官员,也是以势侵夺运军,或“指称 打点馈送,计船科取”,或“索要运军常例银两”,或“侵扣运军月粮、行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漕军为了弥补损失和应付勒索,有的是盗卖漕米及运船,有 的是“私造大解大斗,用强交兑”,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更有甚者,为了掩盖侵盗行为,而“凿船自沉”结果,漕政大坏,积弊丛生。不过,上述一切,主要是 明朝政治腐败所致,与长运法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文章来源:节选自《试论明代漕运方式的变革》,《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作者:杨亚非,原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

最后编辑:
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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