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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2-06

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

明与朝鲜的外交,在朝鲜为重大国政,在明朝则不过藩国事务之一。《明实录》卷帙浩繁,然涉及两国外交,不过泛泛记载遣使、接待之事,间录重大外交事 件,也仅寥寥数语,远不若朝鲜史料之详尽入微。故论明朝与朝鲜外交史,必以《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为主要史料。然中国史料中有足资补充朝鲜史料者,即明 朝赴朝使臣的传记和文集。
朝鲜史官虽详载明朝使臣在朝鲜的活动,但对其个人,除官职外并无太多了解。明朝使臣中不乏高官名臣或文学之士,大量碑铭传状被保留在各类史籍中,甚至有不少人的别集也留存至今。传记和文集中对使臣生平的记载,提供了审视明与朝鲜关系史的新视野。
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派倪谦出使朝鲜,开创诗赋外交传统,两国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明末。而此前七八十年中,两国关系却是跌宕起伏,扑朔迷 离,向为论者瞩目。明朝前期尚少文臣出使,加以当时刊刻之风未盛,留有文集者寥若晨星。能进一步揭示两国关系变迁的政治背景者,主要是明前期使臣的传记资 料。
研讨明与朝鲜关系,多从宏观趋势和具体事件着眼,由某种人物者尚少。本文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统计明朝使臣的身份、出使目的,以勾勒明朝派遣 出使的变迁概况;然后以人物为纲,考索诸使臣的身份履历,由此探究使臣派遣背后的政治形势背景,或可有助于对此时代政治、外交氛围的了解。
《高丽史》与《李朝实录》于明使之来,无所不记其详。反观《明实录》,不但记载简略,且多缺漏,甚至删削建文年间出使事[1],不足对勘。《殊域周咨录》所据,为行人司档案和万历以前非《实录》系统文献,记朝鲜有《实录》未备者,然史实谬误、年月错讹比比皆是,实难遽信。其余中国史料更不若上述两种系统翔实。故统计遣使次数、使臣身份和出使目的,主要根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

洪武时期:偰斯

  洪武时期,两国屡起争端,使节频繁往来。大多数情况下,明朝命高丽/朝鲜赴明使臣回国时传递公务信息,甚至捎带敕旨咨文等。同时,自洪武二年 (1369年)四月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六月,共有22批使臣被派赴高丽/朝鲜。留有姓名的43位使臣中,宦官25人,文臣11人,武官7人。担 任正使的21人中,宦官11人,文臣4人,武官6人。
宦官特别是前元高丽/朝鲜籍宦官在使臣中比例很高。25位宦官几乎全为前元宫廷中宦官,至少有14位如金丽渊、黄永奇、金仁甫、崔渊等是高丽/朝鲜人,其中担任正使者至少6人次,其他如延达麻失里、康完者笃、宋孛罗当亦为蒙古、色目人。
每次遣使或不止一人,但文臣、武官、宦官或可众遣,却无以不同身份配备为正副者。如洪武三年六月派礼部主事柏礼颁诏,侍仪舍人卜谦颁科举程式,中书省派百户丁志、孙昌甫呈咨文,虽文臣武官同时赴高丽,却各有职责差遣[2]。若配备为正副,则皆同一身份,如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前元院使喜山为正使,大卿金丽、普化为副使赴高丽索马,都是高丽人出身的宦官[3]
明朝仅逢重大事件才以文臣为使。与高丽/朝鲜交涉具体事务的部门,如前期的中书省、辽东都司,后来的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等,或派遣武官携带咨文与 使臣一同前往,或独立派遣武官为使臣。而朱元璋本人处理具体事务的诏敕谕旨多由宦官为使传递,建交、封山川、赐谥等重大礼仪场合则以朱元璋的名义派遣文臣 前往。例外仅二:洪武七年(1376年)首次大量索取马匹,由文臣礼部主事蔡斌携带中书省录朱元璋“圣旨”的咨文前往;洪武十九年大规模索取辽东逃民,朱 元璋派高丽人出身的武官指挥佥事高家奴等前往[4],皆事体重大,非宦官或高丽/朝鲜使臣可传递消息者。
洪武诸使臣事迹多湮没,中国史料可供考生平者仅有偰斯一人。《实录》载:

  偰斯,溧阳人。岁丙午,以故元嘉定州知州来归。洪武元年,授兵部员外郎。寻擢符宝郎,改尚宝司丞。四年,出知泰安府。六年,升知河间府。入为户部郎中,升尚书,出为山西左参政,召还为吏部尚书,迁礼部。至是,以年老致仕[5]

雷礼《国朝列卿纪》所记更翔实:

  偰斯,字□□,应天府溧阳县人,故元嘉定州知州,来附王师。吴元年,授兵部员外郎,本年擢尚宝符宝郎。洪武元年,遣赉书赐高丽。二年,高丽遣 使上表,来贡方物。遣偰斯赉印封之,改尚宝司丞,仍以祝文牲币祭其境内山川。诏曰:“朕肇膺正统……想宜知悉。”使回,称旨,日侍左右。四年,出知太 (泰)安州,六年,升河间府知府,俱以才干著,而民亦不扰。九年,入为户部郎中,寻升户部尚书,本年,调山西左参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书,二月,改 礼部尚书,三月,诏定公侯称号。上谕斯曰:“自今封公侯……仍列于衔。”于是斯等奏定则式为三,公侯之衔曰……,世袭者曰……,追封者曰……。本年,以年 老致仕[6]

其他记载如同书有文简事同者二处[7]。又如焦竑《献征录》传记有二处[8],一处为节略《列卿纪》而成,一处文详,全抄自《列卿纪》。又如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传记[9],文简而有误:不解改尚宝司丞乃出使必需,乃以“封之”与祭山川为二事,遂乱改时间,其文必来自《列卿纪》。总之,留存至今的偰斯传记虽多,除《实录》所记略有参差,其余皆不出《列卿记》范围。
吴元年(1367年)即丙午年初,朱元璋军总攻张士诚部,“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中等诣徐达军降”[10]。偰斯当即为此时投降的张士诚部属,不久被授兵部员外郎。所谓故元,当因张士诚降元,致使偰斯有故元官吏之名。嘉定地当元代江南海运的起点刘家港[11],张士诚与高丽在海上往来密切[12],定以此地为出海口岸。则高丽详情必为偰斯熟悉,后来被选为出使高丽第一人,当因其曾为张士诚通高丽口岸嘉定州知州,熟知高丽事务。
偰斯出使后未再用为大使,而是顺利高升为重臣,为罢中书省、废宰相后首任吏部尚书,当于明初政治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建文时期:陆颙、章谨、祝孟献、端木智

  从建文时期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短短四年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臣多达9次,共24人次,20人。除重大的颁布诏诰和礼仪之外,明朝使臣的唯一 任务就是购马。具体而言,除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底报告朱元璋丧讯,和建文三年(1401年)前半年两次遣使,颁发朝鲜建国后一直苦心营求的诰 命、印信,此后六次出使,皆为采购因战局吃紧而于南军格外短缺的战马。可以推测,若无战马之需,明朝会如建文元年、二年,仅在重大场合才派遣使臣赴朝,频 率本当远低于洪武百端交涉之时。
使臣无论正副,无论出使目的为何,皆以文官或监生充当,绝无武官和宦官。派遣文官如通政寺丞、各部主事、太仆寺少卿、鸿胪寺行人等,次则监生,乃至验马兽医等,皆关乎具体事务而定。其中留存传记者有5人:
陆颙。陈田《明诗纪事》载:

  颙字伯瞻,扬州兴化人,楚府伴读闿弟。洪武中,举明经,授礼部主事。永乐初,与修太祖实录。奉使朝鲜,有《颐光集》。
《画史汇要》:陆颙能画人物。
《送别》:芳草如烟驿路遥,东风催别鸟声娇。离人一去来何日,不及春江有定潮[13]

徐泌《明画录》则记:

  兴化人,工诗,精画法,官礼部员外郎。善画人物,精采奕奕,时称三绝[14]

陆颙为礼部主事,担当明朝向朝鲜颁布新历、正式承认朝鲜建国的大任,出使期间爱上了朝鲜女子委生,后来遂向建文帝献计购马朝鲜,得再出使相聚,婉转不肯归明,哀求朝鲜太宗未果[15]。上引陆颙诗不见于《李朝实录》所记其在朝鲜应酬诗,或即诉与委生别离之事。
陆颙归国后,然身为建文遗臣而未得祸,反而与修《太祖实录》,盖北军进城后主动合作者,故永乐时期已为文学亲信之臣。
陆颙得官礼部主事,担当外交重任,似与其“明经”出身不协调。由上引事迹可知,陆颙虽非进士出身,却兼擅诗画文史,能倾动品位不俗的朝鲜上下,此应担当出使要务的重要原因。
章谨。徐泌《明画录》载:

章瑾,字公瑾,号采芝,华亭人。宋庄敏公之后。能诗善草书,尤长于画,山水宗夏珪、马远,挥毫渲染,或顷刻立就,或数日不著一笔。兼善人物,传有《春江送别》及《寒山拾得像》,无惭古人。张观以后,一人而已[16]

《明画录》每卷下分专题,专题下以画家时代为序排列。章瑾前后为夏昞、高棅,均洪武永乐间人,则章瑾亦此时人。《李朝实录》中的建文使臣章谨,以通政寺丞身份为使,赴朝鲜颁布诰命印信,曾大索朝鲜诗篇并自作诗[17],当与此“能诗”的画家章瑾为同一人。章谨任与外交事务竦远的通政寺丞,而得出使封诰,当与其书画之能有关。
祝孟献。雷礼《国朝列卿纪》载:

  祝孟献,字□□,河南饶州府德兴县人。洪武初荐举。革除元年任(太仆寺少卿——作者按,下同)。三年六月,使朝鲜市马[18]

上文“河南”当为“江西”之误。祝孟献身为购马的最高级官员,长驻朝鲜,其间也曾作诗应酬[19]。祝孟献出身“荐举”,又任官太仆寺专事购马,然亦善诗为使。
郭瑄。雷礼《国朝列卿纪》载:

  郭瑄,字□□,四川成都府崇宁县人。永乐元年由国子生擢兵科给事中。十年,升大理寺右寺丞。十九年,定鼎北京,诏安抚天下,命宣出抚广东,考察官吏,辑宁军民。本年,以事竣还寺。
革除□□,乡举……十一年,任大理寺左寺丞[20]

由“革除□□,乡举”和“永乐元年由国子生”,可以认为此即建文时期出使购马的国子监生郭瑄。明朝巡抚的来源,一般要追溯到郭瑄等人的外出安抚之 事,则其在明初政治史上亦参与重大事件。郭瑄在建文时期仅一监生,一到永乐元年即任亲信言臣,估计和陆颙类似,皆为新朝特别重用之辈。
端木智。朱谋垔《续书史汇要》载:

  端木智,字孝思,溧水人,官礼部员外郎。父复初,洪武时为刑部尚书。孝思与兄孝文皆以儒士起家,官翰林,先后使朝鲜,清节为远人所服,立双清馆。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21]

端木智于建文四年(1402)初以兵部主事赴朝购马,在朝鲜“挟妓日醉,自夸其书曰:‘天下第一笔!’以印本一册赠判阁偰眉寿曰:‘书法与王羲之无异也!’”[22]则上引“清节”云云必与其无关,而“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可证端木智出使,当与其善书有关。唯“双清馆”之说,当指其兄“孝文”,即上年副章谨出使、“俱有廉介、礼貌恭谨、举止不爽、国人爱慕”[23]的文渊阁待诏端木礼。
四位文臣出身、官职、任务各异,共同处在于多通诗书画,甚至以此闻名。他们的出身任职,或与外交事务关系不大,如陆颙、章谨、端木智,专以此长技出 使,而专事重务者如祝孟献,亦不乏为诗之能。4人在20位文臣中的比例虽不大,仍可略证:建文时期不但纯以文臣为使,还注重使臣的书画诗文之能,希望以此 炫示于“向化”藩国。
明朝以文臣特别是擅长诗文书画者为使,目的在于博取朝鲜亲近之感,以利于牵制朱棣、购买战马。但文臣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合格。章谨、端木礼、祝孟献以及鸿胪寺行人潘文奎,可称“温雅风流,清不近货”[24],其他使臣也无贪婪横暴之举,较洪武时期使臣清廉自持。但如陆颙和端木智,或哀求装病,或狂妄卑鄙,不免丑态百出,再如监生陈敬归国在即,“当饯宴,复于上曰:‘使妓随我,虽至金郊而还,粉骨何忘!’上笑而从之。”[25]种种不堪之行,不但惹人讥讪,更令朝鲜君臣轻视明朝。加之朝鲜本对明朝内战持冷静态度,并未全力帮助南军[26]。故建文帝信用文臣,却并未实现以文臣诗文书画之才华折服朝鲜以得强援的初衷。

永乐时期:俞士吉、赵居任、邬修、陈敬、杨善

  “自成祖即位时起,因政局变幻和皇帝个人喜怒所造成的明、鲜关系的波动基本上结束了,两国关系开始转入正常、稳定发展的轨迹。”[27]永乐时期共派遣使臣38次,留名者51人,其中宦官多达37人,武官6人,文臣8人。正使共22人,其中宦官14人,出使30次,武官5人,文臣3人。
永乐时期选派使臣,一改建文时期单用文臣,为类似洪武时期的文臣(包括监生)、武官、宦官杂用。宦官的比例和重用程度,则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成为永乐时期赴朝使臣的主要人物,而文臣除少数独立出使外,多为宦官之副。
宦官使臣一小半是朝鲜宦官省亲,另一大半是亲信宦官堂而皇之地作为正使,率领其他宦官和文臣出使。建文四年(1402年)十月,明朝派佥都御史俞士吉赴朝通知朱棣即位的消息,使臣中就包括内史温全、杨宁和还朝鲜省亲内官郑贵等三人[28]。此后宦官迅速取代了文臣,成为频繁出使中的主角,文臣仅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四月明朝赐祭太宗,永乐二十二年祭朝鲜人韩确之母时为正使[29]
出使的正常状况是宦官为正使,文臣如礼部郎中、翰林待诏、行人等为副使。宦官与文官正副使并派的做法[30],则证明径以宦官为皇帝私人代表。无论省亲还是作为正使的宦官,品级多数不高,但除非文臣武官为高级官员,否则一律位居前列。某些宦官多次出使,如黄俨出使多达11次,韩帖木儿多达6次等等。
出使朝鲜的宦官多横暴贪婪,为害大于洪武时期代表皇帝滥施威吓的各色使臣,更大于建文时期荒唐文弱的文臣。皇帝以强欺弱、荒淫猥琐的性格,通过信用亲 信宦官反应到外交事务中,使朝鲜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对中国的态度由疑虑转变为怨恨,永乐末年,朝鲜世宗公开愤言:“中国不遣朝臣,专任宦寺,何哉?!”[31]
永乐文臣为使虽仅8人,因中多名臣,所以留存传记者多达5人,内容也较丰富:
俞士吉。《实录》载:

  士吉,浙江象山人。洪武末举人,授山东兖州府学训导。岁余,陈十事,切中时政,擢广西道监察御史。出巡畿甸及湖广,雪冤理枉,政绩尤著。永乐 初,署都察院事,升右佥都御史。奉诏往谕朝鲜、日本两国,还奏称旨,赐豸衣褚币。浙西水灾,士吉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往督农政,奏蠲粮六十万石,复出粟以赈 民。寻出知襄阳府,秩满,升山东左参政。洪熙元年,进詹事府詹事。宣宗即位,改南京刑部侍郎,致仕。至是卒,赐葬祭[32]

雷礼《国朝列卿纪》所载更详:

  俞士吉,字用贞,浙江宁波府象山县人。父仲殷尝夜梦得“老桂古香分月窟,移将天下压群芳”之句,觉而士吉生。自幼歧嶷异常,既长,有司历举贤 良,弗就。洪武丙子,领乡荐。明年会试,中乙榜,授兖州府训导。革除中,上疏论时政得失十余事,征拜南院监察御史。出巡凤阳、徽州,辩释疑狱,风声肃然。 文庙御极,改广西道,寻擢右佥都御史,奉使朝鲜。已,复使日本,返报皆称旨,上褒赐有加。永乐三年,浙西大水,士吉与户部尚书夏原吉、通政赵居任、大理少 卿袁复奉敕往治,兼督农务。时湖州被灾尤极,亏粮五六十万。同事者以所亏之数反十倍于所输,欲损其数以上。士吉力争曰:“欺君病民,吾不忍为也。虽重得 罪,吾自任之。”竟以实闻。上允纳,悉蠲其输,仍敕发廪赈之,民赖以苏。四年,坐事谪为办事官,寻复原职,命赈恤两浙饥荒。六年,出守襄阳,政清讼简,郡 以大治。十六年,秩满最绩,升山东左参政。未几,唐妖妇惑众谋叛,藩臬诸臣悉置于法。士吉以督浚后至,众谓可自为计,应曰:“背死逆命,非臣节也。”遂就 狱。上念旧臣,释之。洪熙改元,入觐,欲授清要之职。天官卿拟以太仆寺卿,上默然良久,曰:“渠是秀才,着为詹事。”后改刑部侍郎,寻命清理直隶郡县军 伍,再莅郡事,绩用尤著。士吉仪观修洁,举止清雅,论议切直,文才蔚然,每视政,他人不足,己独有余。谀之不喜,犯之不怒,伟度洪量汪如也。所著有《栎庵 自贻稿》[33]

同书其他三处均文简事同[34]。过庭训、焦竑所录文字均出《列卿记》而稍简[35]。而徐乾学等《徐本明史列传》有不同内容:

  ……悉得蠲贷。明年,为都御史陈瑛所劾,与大理少卿袁复同系诏狱。复竟死狱中。士吉谪为事官,治水苏松。既而复职,命视浙江民瘼。还,上《圣孝瑞应颂》。帝曰:“尔为大臣,不言民间利病,乃献谀耶!”掷还之。寻出知襄阳府。……被劾致仕,卒[36]

《明史稿》与《明史》均采用了以上内容[37]
朱棣即位后,急欲任用建文时期名声简肃、文学出众的大臣出使朝鲜,以顺应此前趋势、安抚朝鲜,事属必然。俞士吉“自幼歧嶷异常”,建文中“上疏论时政”,又以御史出巡,“辩释疑狱,风声肃然”,实当时出使朝鲜乃至日本的外交第一人选。
《列卿记》和其他明代传记中,均无俞士吉遭受嘲笑辱骂的记载。但清代徐乾学之《徐本明史列传》,或出万斯同之手,而万与俞士吉同为宁波人,或有当地见 闻为根据。所言不见于明代传记记载,但观《列卿纪》等不言“坐事”详情,不言“出守”之因(《列卿纪》卷一五《詹事府詹事行实·俞士吉》记为“降”),可 知《徐本明史列传》之说必有确凿来源。俞士吉出使后宦绩出众,受到荼毒建文旧臣最烈的陈瑛迫害,又由皇帝亲自凌辱,原因不外其以建文名臣得用,过后即被遗 弃排挤甚至打击侮辱。仁宗深切同情,原因也应在此。
俞士吉虽以诗文名,在朝鲜却不以此自炫。“近(朝鲜陪同参赞)作诗赠使者。士吉谓吉曰:‘昔陆颙辈奉使于兹,因诗酒荒乐,中国之士,闻者皆笑之。是以吾辈初欲矢不作诗。然子之诗,敢不赓韵。’乃口占答之。”[38]    可见建文四年秋朱棣上台后,明朝已经意识到以诗文书画之士出使的失策,尴尬自嘲之下,一改前辙。
赵居任。《明太宗实录》载:

  居任,应天府溧阳县人。洪武中,以耆老授通政司左参议,升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再升左通政。尝奉使日本,其王赠以名马、方物,悉却不受。上闻而 嘉赉之,命往苏松治水。居任虽以清介自持,而无恤民之心。在苏松十余年,督治水及农务,每霖雨没田禾,不待雨止,广集民男妇踏车出水,随去随溢,低田终不 可救,高乡之民困于其役,不得尽力农事,而居任恒以丰[禾念]闻。至是以疾卒,民用慰悦[39]

焦竑所记以实录删削而成,唯改溧阳为溧水[40]。而雷礼《国朝列卿记》载:

  赵居住,字□□,□□□人。永乐二年任右通政,命使日本,令十年一贡。三年,转左。六月,命同夏原吉、俞士吉赈济苏松嘉湖。八年二月,御史刘 焕劾居住治水苏湖,田多荒芜,蔽不以闻,惟简乌程熟田穗繁粒伙为秉,称瑞罔上。皇太子以上所使,未可擅易,封章示之,令自省。……“前时浙江按察司亦尝 言,浙西水潦,赵居住不恤民隐。今居住此言不可信。”仍遣官往视之[41]

赵居住当即出使朝鲜的赵居任。唯居任既然如此不称职,在用法严酷的永乐时期,居然得到宽宏待遇,实属不正常。观《实录》对赵居任的指责,和雷礼通过官方渠道搜集的材料并不相符,可知受攻诸事不免随意编造。
观赵居任治水之法,已属难能。他早在洪武时期已任右通政,又是于永乐元年(1403年)以左通政出使朝鲜的[42],颇疑与俞士吉类似,亦为建文间清介名臣,而为永乐君臣先利用后打击者。故虽宦绩无可挑剔,陷害之以图谄媚者却仍络绎不绝,终使身背恶名。
邬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

  邬修,字存诚,南昌人,洪武丁丑进士,历官太平知府。
革除四载,文献无征。成化初,吴人刘昌提督河南学政,得建文元年湖广乡试棘闱倡和诗。集中作者豫章胡俨若思、邬修存诚,庐陵谢矩子方……凡二十一人。昌镂板以传,且序之曰……[43]

邬修能诗,但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朝鲜未见作诗,反以轻侮朝鲜太宗为务,当时官仅鸿胪寺序班[44],似与洪武丁丑(洪武三十年,1397年)进士出身和此后的“太平知府”不符。疑其亦为建文时低级文臣,投降朱棣后得亲近之任,故能出使朝鲜,历官知府。
陈敬。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载:

  陈敬,砀山人,臂力兼人,娴于武略。永乐中,从驾北征,累立战功,官至中军都督府佥事,镇守山海关、永平等处,抚驭有方,军民怀服[45]

陈敬于永乐五年和六年两次出使朝鲜,官东宁卫千户[46]。永乐时期赴朝的六位武官除陈敬外,还有千户王得名、百户王迷失帖、都指挥高得、千户王教化的、百户李宾。其中王迷失帖和王教化的皆应非汉族人,王得名、王迷失帖任职“辽东”[47],陈敬任职于朝鲜、女真人构成的东宁卫。除都指挥高得外,武官所交涉多辽东散军逃民之事,非为皇帝私事或礼仪场合,故偏重任用非汉族武官或辽东武官出使。
杨善。杨善的传记资料不下20种,以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所载早出且详瞻:

  杨善,字思敬,其先自大(太)原徙而北平,后北平进称顺天,而善为顺天大兴人。少补北平诸生,不甚通经术,而性沈敏,能为人筴事。时年甫十 七,而文皇帝起义兵,则已知善名,署典仪所引礼舍人,从事睥睨间。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补鸿胪寺序班。二年,改鸣赞。又四年,进司宝署丞,选侍昭皇帝于青 宫。又八年,进右寺丞。又六年,进为卿。善伟风仪,工举止,音吐如洪钟,每朝谒引进奏时,上目属之。而又重文翰,与学士杨士奇、杨荣善。既家都城,以积著 起□,治居第,郭外有园亭花木之属。诸公休沐有所宴赏,则善家若归。又时时馈遗名果饵不绝,以是大得公卿间声,而中贵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满考,迁 礼部左侍郎。明年,从北征……[48]

而王世贞《名卿绩记》所记有差别:

  杨善者,北平人。建文君来讨,燕王发兵北攻大宁,李景隆悉众围北平,燕世子拒之。善时起书生,从登埤,昼夜凡数十接,有功。燕王既有天下,予 善官序班,时仅二十余,稍稍迁至鸿胪卿。善不大读书,慷慨多权略,能辨(辩),又貌伟皙,奏对朗朗,上目属之。太宗皇帝崩,历仁、宣、英诸帝,至都察院左 都御史,还掌鸿胪事。英宗皇帝既拒虏失其军……[49]

《明功臣袭封底簿》为官方原始文件,所记又有不同:

  杨善,原籍顺天府大兴县人,系引礼舍人,守城有功,永乐元年钦升鸿胪寺序班。历升礼部侍郎,仍掌寺事。永乐十四年十月,内推举,改左副都御史,提督九门,升右都御史,仍掌寺事[50]

雷礼《国朝列卿纪》成文较早,所记又不同:

  杨善,字幼清,顺天府大兴县人。革除中,成祖靖难,以生员守城,叙功授鸿胪寺序班。永乐三年,以奏庶吉士章朴藏方孝孺文集,进鸣赞。历寺丞, 进本寺卿……善练习朝章,居官恭勤,自永乐二十二年掌寺事,至正统十一年,凡二十二年,于朝觐、宴赏诸仪,俱合典礼,称上旨,寻进礼部右侍郎[51]

修纂于杨善去世后不到十年的《实录》,严厉谴责杨善:

  素无学术,为人外若柔和,中实阴忮。凡事之可以利己自便者,不顾义理,无不为之。永乐初,严治方孝孺之党。庶吉士章朴与善同坐事,朴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观,密以奏闻。遂戮朴而复善官。正统中,太监王振用事,善媚事之,不惮屈己……[52]

其他传记皆节抄各类材料,于史实多有记载混淆处,当以上引为准。唯《明功臣袭封底簿》记“永乐十四年”当为“正统十四年”。
杨善不擅文学经术,仅以家居北京而周旋于士大夫间;亦不以节操胜,章朴之事必为万人唾骂,朝鲜亦必知其无耻之行。综合上引文知,其入选一为容貌声量, 二为机智善辩,三为出身守城诸生,长期为太宗亲信鹰犬也。朱棣晚年挑选使臣,多以文臣副宦官,此等体面干练亲信之人,正合任用亲信如宦官出使以逞人主威风 的惯例。
建文时期已具清誉的俞士吉、赵居任,永乐前期先被任用,后迅速遭排斥甚至侮辱;相反,建文时期官职低微的邬修,与陆颙、郭宣等类似,进入永乐朝则得任亲信之职,出使外巡,仕途顺利。对比之下,可略见永乐时期对待建文遗臣的政治策略。
文臣之中有能诗擅文者,如俞士吉、邬修,然俞士吉以吏才出名,邬修也是需身貌机智的“鸿胪寺序班”,另外的赵居任则不过以“耆老”入仕,杨善更是“不 甚通经术”、“不大读书”之辈。最早的使臣俞士吉即已明言避免作诗酬唱,末期的杨善以容貌、辩才和出身亲信选为使臣,可见永乐时期不但改建文时期任用文臣 之例,更改重视文臣诗文书画之艺,为重视文臣相貌口才和干练亲信等条件。

洪熙、宣德时期:李约

  洪熙、宣德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继承永乐时期的正常化格局,而往来更加频繁。皇帝任用宦官出使,过于永乐时期。此10年间出使共18次,除了3次由武官交涉女真、逃民事务,和2次由文臣颁送登极诏和立皇太子诏外,其余13次全以宦官为首。
宦官出使又分三类。除少数朝鲜人出身者省亲外,有2次宦官为主,文臣为副,行赐祭、颁仁宗遗诏等礼仪之事,其余皆全由宦官担任使者。宦官任务,反复向 朝鲜索要奢侈品,强选秀女,致使怨声载道,而派遣宦官数量众多,人人求索无度,荼毒更超过皇帝欲求,给朝鲜以深重的痛苦。
仁宗在位短暂,所遣使臣3次5人,虽皆任宦官,并无征索之事。宣宗在位期间,专用宦官昌盛、尹凤等出使,征索之外,更有捕猎海东青等皇帝私人事务,加 之宦官个人索求无度,作威作福,导致朝鲜对明朝痛恨之余,又生轻蔑。如当宦官横暴的消息传到明朝时,宣宗曾要求朝鲜:“王待以饮食足矣,毋遗以物。”[53]朝鲜方面却认为:“朝廷政令不由朝官,皆出自司礼监。今内官不畏敕旨,何必拘于敕谕而不赠遗乎?”
文臣为使者仅6人,留有传记的仅李约一人。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载:

  李约,字孟博,仁和县人。永乐甲申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左迁交趾通判。未几,复职。历九年,升广东按察司佥事。每行部审系囚,听讞精明,直 枉立判,冤系者多所平反,人皆称之。调山东佥事。永乐丁酉,复入为兵部员外郎,进郎中,两使朝鲜,不抗不随,人谓得使命之体。时胡寇西鄙,升陕西左参 政……遂投劾去……[54]

李约于宣德三年和十年两使朝鲜颁诏[55],当因其历职兵部职方司熟悉中外地理,且有精明干练之名,此可略见当时若用文臣出使,追求实效过于讲究文学造诣和亲信程度。

正统时期:倪谦、司马恂

  以英宗登极时算起,宣德十年三月出使颁登极诏的李约、李仪可属正统时期使臣。同时,若截止到景泰帝即位,则倪谦、司马恂于景泰元年初出使颁登极诏[56]则不应属正统时期。但倪谦、司马恂之遣,反映了正统年间两国交往方式的变化和结果,故特归于正统时期。
使臣派遣之少,目的之纯公务化,不但一反宣德时期之混乱纷扰,且与洪武、建文、永乐诸时期均形成了鲜明对比。计入上述两次出使,则出使一共6次,内1 次为宦官与朝鲜妃嫔宫女归国团聚,3次为武官交涉具体事务,2次为文臣颁登极诏,宣告明朝君主更替大事。不但绝无宦官出使之举,连文臣日常派遣也少于此前 任何时代。
明朝执政的“三杨”杜绝生事,以及后来王振约束宦官外出,都是遣使变化的原因。同时,明朝国力渐衰,瓦剌压力渐大,明朝是否因此而对朝鲜改欺凌为合作呢?倪谦和司马恂的背景为此问题提供了参照。
倪谦传记亦常见。陈镐《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记载最详:

  倪谦,字克让,别号静存。其先浙之钱塘人,国朝洪武初徙实京师,占籍应天之上元。生有异质,双目炯然如电,有四乳,性极颖敏,书一经目,即记 不忘。补应天府庠生,文名大著。时初设提学宪臣,监察御史彭公勖,名知人,巡历所至,辄举以励诸生。故就试京师者,争求识其面。领正统戊午乡荐,赐己未进 士及第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编修,入阅中秘书,日造诣。己巳,奉使朝鲜,远人一睹风采,悚然叹服。时有所作,即席挥洒,略不经意,莫不缩头吐舌,惊以为 神,至今国中梓行其文……平生德量宽洪,与物无竞,其与人交,诚信无伪,恒喜奖拔后进,不遗故旧。博览载籍,闳中肆外,人莫能及,而勤敏嗜学,至老不倦, 才识超迈,用无不宜。惜乎中历险巇,晚登枢要,徒以文章名海内,而经济之效或若少歉然。子孙衣冠之盛,遂为南都第一,世方以为盛德之报云。所著有玉堂稿百 卷,上古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辽海编四卷,藏于家[57]

刘珝《南京礼部尚书倪公谦墓志铭》略有出入:

  进侍讲,复奉使朝鲜,与王国馆伴倡和诗甚富。
四方有求者,挥笔立就,人莫能撄其锋。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
惜其久处翰林,未获柄用,晚升宗伯,所司者不过礼文。天下之人徒知先生之文,而不知其有经济之才也[58]

而《实录》记其履历虽简略,却专门论其生平:

  自幼颖异善属文,才气飘逸,入翰林与钱溥齐名。谦比溥稍庄重,但好交匪人,竟以是取败。尝使朝鲜,朝鲜人服其敏捷。景泰中,别选内宦之聪慧者数人,俾谦教之,后俱柄用。谦踬而复起者,此数人之力也[59]

尹守衡《皇明史窃》记倪谦不光彩的一面,更将交结宦官与其仕宦起落联系起来:

  景泰中上尝令教内侍书,以故诸内侍用事者辄推毂,而谦亦以此大干清议,每为台省论罢,去辄复起[60]

陈田《明诗纪事》则道出了倪谦在诗歌史中的地位:

  田按:尚书在朝,颇称躁进,卒以万安铭墓,尤致讥议,诗不为选家所称。余观其七古,劲健拔俗,不愧当家,固不失为一时骚雅之选也[61]

《四库全书总目》标举更高:

  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虽不及李东阳之笼罩一时,然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固未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6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统计:

  诗集多至二千余首[63]

倪谦早以南京神童、俊生闻名,后中探花,文名日盛,非一般六部九寺擅文之辈,而是翰林文学名臣,与此前出使擅诗文书画文臣,不可等量齐观。
因遭物议,倪谦诗名、文名均在明后期被掩盖,直至清人方逐渐认识到“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推为三杨馆阁体和李东阳之间的中流砥柱,非明人谈论中一般文学名臣也。由此及其诗作流传之多,可以想象倪谦当时文学名声之大,又非一般翰林可比。
上引《传》中多谀词,如写到朝鲜人态度时的夸张;《墓志铭》中虽稍收敛,但所言经济之才并无证据。《实录》修于弘治年间,纂修者以其子倪岳在朝,故专 段记其品望,已不讳言其“好交匪人”,明后期人遂直言其节操之失。教内侍、结宦官,虽在出使以后,亦可推想倪谦经济之才本乏,声名只在文学,而绝不在清誉 及才干。
司马恂。雷礼《国朝列卿纪》载:

  司马恂,字□□,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正统甲子京举解元。赴春官不第,入监,擢刑科给事中。景泰三年,与易储议,升春坊右赞善。……洵为人通警,善处权贵,故屡进清秩[64]

《实录》详记其才华品行:

  恂善记问,兼通篆隶,居官勤慎。尝出使朝鲜国。……不满所望,或形于言,士夫以此薄之[65]

张弘道等《皇明三元考》盛赞:

  恂性醇笃,敦尚行义,出入动止,皆有常度。处宗党恭俭卑约,恂恂如也,不愧其名称云[66]

王鸿绪《明史稿》与张廷玉等《明史》则载:

  恂强记敦厚,与物无忤,居官无所表见[67]

上引记载,“为人通警,善处权贵,故屡进清秩”和“性醇笃”、“出入动止,皆有常度”等貌似矛盾,实因《列卿记》早出,当近事实,而为后代记载表面 现象之解释。总之司马恂之出使,非因敦厚质朴等个人品质,当因解元身份和给事中等“清秩”,甚至“兼通篆隶”,可证副使之选亦唯重文学技能,不问才干。
倪谦和司马恂之出使,当土木之变后明朝陷入严重危机之时。明朝不选择威望崇高或精警干练之臣出使,而是独重文学之名,乃至科名清秩。可见出使的主要目的,并非因国力衰弱或陷于危机而寻求朝鲜支援,而是行使类似建文时期的策略,欲以文学才子之行,震动已深染华风的朝鲜。

小结

  使臣的目的任务显示,自明朝建国以来,明朝一直对高丽/朝鲜保持与北元的关系深为不满,致使两国关系波澜起伏。随着明帝国在东亚优势的确立,两 国关系在永乐初年转入正常轨道,但明朝一直因皇帝个人需索而对朝鲜加以刁难摧抑,又在疆域、民族、人口诸多问题上引起朝鲜对本国利益的高度敏感。直至正统 年间,两国关系才转向完全的友好与信任。
使臣的表面身份显示,明前期两国关系,虽以永乐初年的颁诰赐印为标志转入正常,前后却不断因明朝皇帝个人的喜怒爱憎以及需索程度而摇摆不定。洪武、永 乐、洪熙、宣德时期信用宦官,特别永乐、宣德时期皇帝指使宦官赴朝大肆骚扰,与建文、正统时期禁绝宦官出使,信用文臣或一般武官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明 前期的两国关系,特别是朝鲜对明朝的态度,也就在“事大”和“疑惑”的前提下,出现多次反复。
使臣的身份背景显示,明朝遣使文臣,受到政治局势的微妙影响。如洪武初偰斯以熟悉张士诚与高丽往来事务而得出使;建文众使臣擅诗文书画当与建文帝贯彻 到外交领域的儒家风范有关;永乐时期使臣以亲信或才干见重,又因与建文朝的关系而遭际不一,反映了明太宗的个人风格和用人、宣传策略;洪熙、宣德时期信用 宦官、需索无度臻于极致,文臣偶尔仍以才干得使,反映了对永乐时期制度、政策的继承;正统十余年平静无扰的外交进程中,明朝不但戒绝了任用宦官、欺凌朝 鲜、征索人物的恶例,而且完成了选用文臣出使时从重才干到重文采的转变,或曰对建文时期趋势的回归和加强,则反映了科举制度稳固后文人优势地位的确立。
明朝初期显示了继承元朝与恢复汉唐的建国气象,历经百年波折,已经逐步展露出中原王朝、汉族社会的本来面目。朝鲜到世宗时期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意识到双方关系虽不平等,利害则一[68]。 正常的友好、信任、合作关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在土木之变后的紧急关头,明朝选遣使臣的标准仍由才干彻底转变到文学,说明在明前期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中,两国关系的基石,已经由地缘政治利益和君主个人喜怒好恶,逐渐让位于文化意义上的认同感,终连惊天动地的波澜也难撼动了。

李新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1]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民国三十七年,1—11页。
[2]《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六月辛巳,平壤,1957年。
[3]《高 丽史》卷一三七《辛  传》,十四年十二月。可能的例外是:洪武二十九年派遣尚宝司丞牛牛为正使,三位宦官为副使(《李朝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卷九,五年六月丁酉、乙巳),学习院 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昭和二十八年(下《李朝实录》同)。牛牛官职似文臣,而且“纳妓”,但其姓名似非汉族,更非文臣,且内廷有尚宝监(刘若愚:《酌中 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104页),疑牛牛为非汉族宦官。
[4]《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甲寅二十三年夏四月戊申;同书卷一三六《辛  传》,十二年十二月。
[5]《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十三年六月甲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下《明实录》同)。
[6]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九三,《国初礼部尚书行实·偰斯》,明末徐鉴校刻本。
[7]雷礼:前引书卷三一《国初户部尚书行实·偰斯》、卷二三《国初吏部尚书行实·偰斯》。
[8]焦竑:《献征录》卷二四《吏部尚书偰斯传》,上海书店,1986年;同书卷三三《礼部尚书偰公斯传》。
[9]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南直隶应天府·偰斯》,明天启刻本。
[10]《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吴元年春正月庚子。
[11]《元史》卷九三《食货志·海运》,中华书局,2365—2366页。
[12]《高丽史》卷三九至四一《恭愍王世家》。自七年(1358)七月到十四年(1365年)四月,每年都有往来。
[13]陈田:《明诗纪事》乙签卷六《陆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686页。
[14]徐泌:《明画录》卷一,《人物·陆颙》,《画史丛书》本。
[15]《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一,元年二月乙未、甲辰;同书卷二,八月己卯,九月丁亥朔、戊戌、己亥,十月戊午。
[16]徐泌:前引书卷二,《山水·章瑾》。
[17]《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二,元年六月己巳,辛未、壬申、癸酉。
[18]雷礼:前引书卷一五二,《国初太仆寺少卿行实·祝孟献》。
[19]《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二,元年十月庚辰,十一月壬子。
[20]雷礼:前引书卷一○八,《巡抚广东行实·郭瑄》;同书卷九六,《国初大理寺左右寺丞行实·郭瑄》。
[21]朱谋垔:《续书史汇要》,《四库全书》本。
[22]《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三,二年二月乙卯。
[23]《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一,元年六月癸酉。
[24]《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三,二年三月丁亥。
[25]《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二,元年十月辛未。
[26]朴元  :《朝鲜对于靖难之役的适应》,载民国韩国研究学会:《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民国七十二年。
[27]蒋非非、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278页(张帆执笔)。
[28]《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四,二年十月壬戌。
[29]《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三,二年四月丙午,六年六月己巳。
[30]《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一,元年正月甲子。
[31]《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十,五年九月乙巳。
[32]《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庚子。
[33]雷礼:前引书卷六○《南京刑部左右侍郎行实·俞士吉》。按:俞士吉出使虽在建文四年,但时朱棣已即位,俞士吉为永乐帝而非建文帝所遣,故归于永乐时期。
[34]雷礼:前引书卷一五《詹事府詹事行实·俞士吉》、卷七八《国初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行实·俞士吉》、卷一○五《敕使并巡抚浙江行实·俞士吉》。
[35]过庭训:前引书卷四七《浙江宁波府·俞士吉》;焦竑:前引书卷四九,《南京刑部侍郎俞公士吉传》。
[36]徐乾学等:《徐本明史列传》卷二六《俞士吉》,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旧抄本,(台)明文书局,民国八十年。
[37]王鸿绪:《明史稿·列传》第三四《夏原吉附俞士吉》,《元明史料丛编》本;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四九《俞士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4155页。
[38]《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四,二年十月丙子。
[39]《明太宗实录》卷二○九,永乐十七年二月丙子朔。
[40]焦竑:前引书卷六七《通政司左通政赵居任传》。
[41]雷礼:前引书卷八四《国初通政司左右通政行实·赵居住》。
[42]《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五,三年四月甲寅。
[4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28页。
[44]《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七,四年四月戊子。
[45]过庭训:前引书卷四一《南直隶滁徐和广四州·陈敬》。
[46]《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一三,七年正月辛巳;卷一七,九年二月丙戌。
[47]《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卷五,三年正月辛卯。
[48]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七《文部·史传》,明万历刻本。
[49]王世贞:《名卿绩记》第三,《纪录汇编》本。
[50]《明功臣袭封底簿》,《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明嘉靖二十六年抄本。
[51]雷礼:前引书卷四一《礼部尚书行实·杨善》。
[52]《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一,天顺二年五月丁亥。
[53]《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十一月丙午条。
[54]过庭训:前引书卷四二《浙江杭州府》。
[55]《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四○,十年四月庚申;卷六七,十七年三月庚寅。
[56]倪谦:《朝鲜纪事》,《纪录汇编》本;《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一二七,三十二年闰正月丙午。
[57]陈镐:《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载焦竑:前引书卷三六。
[58]刘珝:《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僖倪公谦墓志铭》,载朱大韶辑:《皇明名臣墓铭》,《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旧抄本。
[59]《明宪宗实录》卷一八八,成化十五年三月甲戌。
[60]尹守衡:《皇明史窃》卷四九《倪岳传附倪谦传》,明末刻本。
[61]陈田:前引书乙签卷一七《倪谦》。
[6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别集·倪文僖集》,中华书局,1965年。
[6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倪尚书谦》,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250页。
[64]雷礼:前引书卷一五九《国子监祭酒行实·司马恂》。
[65]《明宪宗实录》卷三二,成化二年秋七月辛巳。
[66]张弘道等:《皇明三元考》卷四《正统九年甲子科解元·顺天司马恂》,《明代传记丛刊》本。
[67]王鸿绪:前引书列传第三十八《孔公恂传附司马恂传》;《明史》卷一五二《孔公恂传附司马恂传》,4200—4201页。
[68]孙绳祖:《明与朝鲜国交之检讨》,《文史杂志》4卷7、8期,1944年10月;叶泉宏:《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十年,98页。

李新峰,刊《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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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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