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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2-13

一部“融入世界”的著作——评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

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倪玉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875)

随着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关于历史上中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地位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其中,尤以 GDP 的研究引人注目。国内外学术界围绕着这一问题,已经发表了系列的专著和论文。① 日前,笔者看到了李伯重教授新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 GDP 研究》(中华书局 2010 年 8 月版,以下简称“李著”)。应该承认,出于对中国历史上 GDP 问题研究的本能不信任,我是抱着怀疑的心态来读这本书的。但读过之后我却改变了看法:可能李著不是研究中国历史上 GDP 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却是第一部将所有数据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之上,将研究方法与视野融入世界,同时也是最有可能为史学界广大同仁所接受的创新之作。

李著以 1823—1829 年华亭—娄县地区的 GDP 为对象,对 19 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个案研究。全书主体由正文 5 编和附录 17 篇组成。正文第一编导论分为一、二两章,第一章介绍本选题的意义、对象、前人研究成果及资料方法;第二章则对 1820 年代华娄地区的基本状况,包括本书所研究对象的时空、人口、经济特征等问题做分析。第二编为产业状况,包括三至五章,对 1820 年代华娄地区的三大产业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关状况逐一进行分析。第三编为增加值,包括六至八章,对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进行计算。第四编包括九至十一章,对就业、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第五编结论,包括十二、十三章,系综合前文分析,用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 1820 年代华娄地区的GDP,并与 1810 年代之荷兰相比较,从而判断出 1820 年代华娄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附录主要对正文没有展开的细节进行专门性讨论,进而为正文提供数据支撑。

李伯重教授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长期从事江南地区的经济史研究,成绩斐 然,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风格。在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李伯重教授长久以来所坚持的治学道路,极其重视对相关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坚持做到竭泽而渔。就 本项研究而言,最关键的资料有三类:地方志、农书和近代调查资料。以地方志为例,松江地区的地方志极多。据李著透露,1949 年以前所修的原松江府地区的各种地方志,有市志 1 种,府志 14 种,州志 2 种,县志 85 种,卫志 5 种,厅志 2 种,乡镇所志 133 种,合计 241 种。作者从中去粗取精,主要使用嘉庆《松江府志》、光绪《华亭县志》等 7种方志。除此之外,李著又从与华娄相关的方志,甚至是从与松江府相邻的苏州、嘉兴两府中去寻找相关答案。又如,在利用农书方面,李著大量引用《浦泖农咨》的内容。这部成书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农书,虽然篇幅不长,只有 14 页,分 40 段,但却保留了当时松江府地区农业生产活动的大量信息,现在已经成为研究嘉道时期江南经济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李伯重教授恰恰是发现并认识到《浦泖农咨》重要价值的第一人。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① 在国外学者中,以美国学者珀金斯(D. H. Perkens)、弗兰克(Andre GunderFrank)、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成果影响最大。国内学者中,李稻葵和管汉晖对明代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刘光临对宋清时期国民收入的估计,刘逖对 1600—1840 年经济总量的研究,都是近期的代表。尤其是刘逖先生《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 (1600—1840) ——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 GDP 的估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版) 一书,仅比李伯重教授新著出版早 1 个月。

本书在资料使用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不论是正文资料的征引,还是参考文献的 附注,本书都大量使用了互联网上的文献资料。虽然一些学者对于网络资料不无担心,但李著指出:“与传统的平面印刷品相比,网络资源在数量及可获得性方面享 有巨大的优势,充分使用这些资源,对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拒绝使用网络资源,无疑是一种自我封闭,失去可以从网络中获得的丰富资源。”(第 32 页)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考虑到网络资源的独特性,李著在使用这类材料时也格外小心,基本上都是引用来自于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等可靠网站发布的资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史料的精准度。

尽管已经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权威学者,作者对于后学的商榷,甚至那些带有火气的指责,都能做到从善如流。例如梁志平的《也谈 19 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与李伯重教授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李著就多有采纳和借鉴,显现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胸襟。反观当下很多学者容不得半点批评,动辄恶语相向的情形,何啻天壤之别。

通过本书后记可以得知,李教授原本是计划对江南地区进行 GDP 研究,尽管他是目前最有资格对江南地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李教授发现,“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内部多样的国家,几个世纪是漫长的时期,同时研究所需资料数量巨大,且质量参差,使用起来有很大困难。”(李著第 12 页)即便是对 1820 年代的江南进行 GDP 研 究,也很难做到深入,李教授从而将范围逐步由江南变成松江府,再由松江府缩小到华亭、娄县两个地区。尽管李教授已经几乎穷尽了相关史料,但对于一些关键的 数据,也不得不依据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是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来进行推导。作者指出:“由于在第一手史料极度缺乏的时候,我不得不采用假设、推理及验证 的手段,从片段和零散的史料中,取得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李著第 23 页)这一方面说明李教授面对研究中的巨大挑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没有盲目追求大而全,而是本着一切从材料出发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其他动辄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提了个醒: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 GDP 进行研究,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就会变成自说自话的数字游戏。

多学科交叉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学术境界。书中大量使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众所周知,GDP 研究对于数据要求很高,资料的丰富和可靠,对于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是第一部采用国民账户系统(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其核心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即 GDP)方法对近代以前中国一个地区的经济进行研究的专著。通过 GDP 研究,作者发现华娄地区的经济已不再是农业为主的经济,“过去那种把 19 世纪初期的华娄视为农业社会的看法,确实是不符合事实的。”(李著第 271 页)当然,经济总量只是片面反映经济状况,并不包括闲暇、环境质量和家庭内部经济活动,特别是没有直接反映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其他因素。有鉴于此,本书又特意引入人类发展指标(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通过研究 1820 年代华娄的 HDI,作者指出,当时华娄人民识字率为 30% 以上,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2. 7% ,与今天的情况类似,由此证明“1820 年代华娄人民的营养摄入,已达到今天我国人均摄入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李著第 262页),早已摆脱“糊口农业”。

研究历史上的 GDP 问题,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极为前沿的一个问题。虽然长期接受的是史学训练,但为达到与国际接轨、进行国际对话的目的,李伯重教授不畏艰辛,从头开始,认真学习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他花了 5 年的时间来进行学习,并把大量的时间用于 4C,即计算(Calculation)、折算(Conversion)、核查(Crosscheck)和更正(Correction)上面。作者表示:“这五年是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方法的五年,也是劳力劳心的五年。”(李著第 582 页)从李著所展示的成果来看,这一付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论是 SNA(国民账户系统)、GDP、HDI(人类发展指标)等概念的使用,还是生产法、收入法、增加值等数学公式的演算,抑或是书中大量存在的图表,都可以看出,作者已经非常熟练地融通了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得这种学科间的交叉相得益彰。在这一点上,李伯重先生不愧为包括笔者在内历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学习的楷模。

正是由于在资料选择方面的谨慎客观,在多学科交叉方法上的有益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李著研究虽然与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精确尚有一定距离(事实上,绝对的精确只能可遇不可求),但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可靠的数值。

与国内的诸多著作相比,李著还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即视野极其开阔。而这种视野的开阔,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整体史,一是进行国内外比较。

李伯重教授指出,任何一项有意义的比较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尽可能充分的研究基础之上,“事实上,对于‘中国’(或者‘东方’)和‘欧洲’(或者‘西方’) 这样巨大而且内部高度多样化的地区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充分和全面的研究,至少在经济史学界,还未出现。”(李著第 267 页)虽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早已成为国内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李伯重教授还是谦称,此书对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江南工业各部门的描述“只能使读者获得一个平面的认识”(李著第 7 页)。而此次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 GDP 研究》,李伯重教授又表示“所针对的仅只是一个小地区的经济在一个短时期内的表现,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李著第 294 页)但相信细心的读者早已经看得出,作者其实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范围内,努力尝试着整体史的细致研究。

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人口统计、经济特征和 1820 年代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开始,李著详细梳理了产业状况(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以及就业、收入与支出的各 GDP 相关数据的情况。在每一章节,作者都条分缕析,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细致的分析。以农业状况为例,李著从产权与租佃制度入手,通过对耕地(耕地数量、耕地质量)、种植制度(种植指数与种植结构)、农场经营规模、养殖业与渔业的分析,让读者对于当时华娄地区的农业状况有了清晰的了解。而作者对消费行业中的住房、教育和衣食、食盐、酒、烟草与鸦片、婚丧、社交以及民间公共消费的分析,则让我们感同身受。虽然行业众多、头绪繁杂、问题迥异,但作者通过 17 个附录的详尽论证,又让读者确信,本书所提供的数据都是有可靠史料支撑的。正是通过这种由整体到局部,再由局部汇集到总体的过程,使得本书格局恢宏,气势磅礴。

研究江南地区的 GDP 数 值虽然重要,但却并不是李著的全部。李伯重教授真正的目的,乃是在于将华娄地区和荷兰进行对比,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轨迹,再放置于世界史的 范畴内进行对比。正是通过这种转变,使得本书的研究,真正达到了和世界对话的目的。按李伯重教授的说法,李著的起源,是与荷兰经济史家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合作,进行关于江南与荷兰 GDP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进展,最后缩小到松江府的华亭和娄县两县,但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进行江南与荷兰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西欧道路”进行批判。

本书研究表明,只有从长期历史变化的角度,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把研究纳入全球史的视野之中,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及其走向。通过对 1820 年代松江府华亭和娄县地区的 GDP的深入研究以及与 1810 年代荷兰的 GDP 的比较,李著得出了“19 世纪初江南经济已经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而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早期的近代经济”的结论。这种结论,无疑又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时人对 19 世纪初江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除此而外,通过华娄与荷兰的对比,李著还得出了“华娄的国民财富的分配比荷兰更为公平,而且也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华娄经济比严重依赖投机性的海外投资和海外掠夺的荷兰经济更为健康”(李著第 276 页)的结论。

通过对比研究,李著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的江南地区一直为自身经济成长做着各种充 分的准备。之所以近代早期江南经济停滞落后、与近代经济发展无缘,其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味试图“脱亚入欧”,将自身改造为西方式的近代社会,而全盘 否定自身历史传统与积累所导致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到江南在 19 世纪初期及以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虽然李著将 19 世纪初期的江南经济定义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但早期近代经济不会自发地引起工业革命。这种近代经济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近代经济具有巨大的差别。”(李著第 290 页)差 别的关键在于前者以“斯密动力”为经济增长动力,而后者以“库兹涅滋动力”为经济增长动力。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差别,英国模式虽然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 工业研究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英国经验又有其特殊性,因为近代早期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荷兰与江南,都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这其 实也是对“西方中心观”的深刻批判。

作为一部探索创新之作,本书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由于资料的不足,李著大量采用了近代调查资料来倒推 1820 年代华娄经济的细节。既然是倒推,就必然会存在风险。可能李伯重教授内心存在着一种担忧,担心自己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过高,所以在进行 GDP 估测时,他始终取最低值。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李著第 46页:“这里将 1820 年代华娄富户在总户数中的比例以 1 /10 计,当不会夸大。”李著第 84 页,作者估计华娄工业第一类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定为 11 000 人,“这个估计只会低于而不会高于实际数字。”李著第 356 页:“将草籽价格以 500 文 /斗计,肯定不会高估。”正是由于一系列的低估,所以在汇总人均GDP 时,李著所给出的数据“1820 年代华娄的 GDP 大致为 1 350 万两。当时人口总数为 56 万,人均GDP 为 24 两。”( 李著第 251 页) 其实是一个最为保守的最低值。 关于这一点,李伯重教授并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就华娄的具体情况而言,用从近代调查中所了解的情况去推求 19 世 纪初期经济的情况,并不会导致‘抬高’过去。相反,在一些情况下反而可能会‘压低’了过去。”“虽然‘抬高’或者‘压低’都是应当避免的,但是如果实在无 法避免,‘压低’的结果可能在心理上更能被我们接受,因为我们这几代学者都是在那种‘现代人对于过去的傲慢与偏见’的氛围中长大。”(李著第 30 页)但既然是在做实证研究,李著就应该向读者交待一个从最低值到最高值浮动的范围,然后交由读者去判断和选择。

另一个问题在于时段的选择。李著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1820 年代是华娄经济长期衰退的开始时期。李著第 278 页还强调指出:“1820 年以前华娄的 GDP 比 1820 年代华娄的 GDP 要高出近30% 。”不管原因如何,作者拿 1820 年代的华娄地区的 GDP 数据,和 1810 年代荷兰的 GDP 的进行了比较,多少会让读者有一些时空错位的感觉。如果能将华娄的研究上推 10 年,或者将荷兰的数据下延 10 年,结果可能就会更直观,也更有说服力。

还有一点,李著大量参考了外文著作,李教授的作法是直接引用原文,这本无不妥,但作者还是应该尽量照顾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凡是有中译本的,都应该尽量注成中译本,以方便国内读者核对检查。比如 Dwight Perkins 的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已由宋海文于 1984 年翻译成《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Kenneth Pomeranz 的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已由史建云于 2003 年翻译成《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Angus Maddison 的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in the Long Run,960—2030,已由伍晓鹰等于 2008 年翻译成《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综上所言,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方法上的创新,通过整体史与国际比较在视野上的开拓,本书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以进行国际对话的学术著作。李著在后记 中表示:“尽管我绝无刻意‘标新立异’之心,但是本研究在方法上的特点,可能会使一些历史学同行感到很不习惯。倘若再假以时日,我肯定还能在方法上和表述 上继续不断改进。……退一步说,即使学界对本书的研究作出否定,批评者也会对我所提出的方法进行全面的检讨,因此也将促使学界对我国近代早期的 GDP 进行更好的、更深入的研究。”(李著第 583 页)但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对一部全新的探索之作求全责备。无论如何,李著必将是日后讨论中国历史上 GDP 问题的重要基石,它的学术意义将会持续发酵。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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