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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1-04

郑培凯:温故而知新——『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总序(附总书目)

鄭培凱

晚清以來,西力東漸,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譯成中文,最著名的如嚴復與林紓的譯著,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界與文學界,使得中國文化的思維脈絡為之丕變。除了西方思想經典、文學與實證科學著作的翻譯,以實證方法系統化探討中國文史的域外漢學,也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產生了莫大衝擊,改變了中國學術的著述方法與取向。

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是按經史子集四庫分類的,以儒家意識形態的經學為文化知識的砥柱,以史學為貫串歷史經驗的殷鑒,至於子部與集部,則是作為保存文獻、擴大知識面的附帶知識,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遊玩賞,卻都是邊緣化的知識,無關聖教的弘揚,無關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現代學術體系,在知識分類上,與中國傳統大相徑庭,講究系統分科,不同知識領域各有其客觀存在的價值,有其相對獨立的目的與標準。日本知識界在明治維新以來,鑒於東方文明落後於西方的船堅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開化」、「脫亞入歐」的過程中,為日本學術發展循著現代西方的體例,建立了哲學、文學、歷史學、經濟學、法學、商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醫學、農學、工程學、植物學、動物學等等新型學科,企圖與西方學術齊頭並進,從而影響了中國近代學術體系的發展。

本叢刊選印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漢學譯著百種,分為三大類:「歷史文化與中國社會經濟」、「語言文學與古典文獻」、「中外交通及邊疆史」,反映民國時期學術界重視西方及日本漢學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意義,特別是開拓了傳統學術忽略的領域。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學者如蔡元培、胡適都提倡「整理國故」,以理性實證的方法,對中國文化傳統做出系統化的研究,是與這些漢學譯著相輔相成的。這些譯著除了介紹域外漢學的成果,還引進了嶄新的學術研究方法與視角,有助於梳理中國文化傳統的脈絡,重新整合知識結構與學術體系。雖然這些學術著作不是中國學者的成就,無法納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史學術的主脈,但是從中文譯本的影響而言,起碼也應當視為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支脈或潛流,不容忽視。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因為兩岸政治形勢的變化,這些漢學譯著,除了部分因王雲五重新入主臺灣商務印書館,而得以在臺灣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陸的出版界,則完全受到遺忘,甚至在許多新成立的大學圖書館中也不見蹤影。我們蒐集了上百部塵封的漢學譯著,呈現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一方面是為了銘記前人為推展學術而做出的努力,另方面也是為了提醒新常態時期的學人,學術發展有其歷史累積的脈絡,可以從中汲取歷史經驗,溫故而知新。

說到「溫故知新」與這批早期漢學譯著的關係,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以見翻譯域外漢學如何反映了時代精神,為融匯東西方學術思維,重新闡釋中國文化傳承,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一是域外漢學的研究對象,以中國歷史文化典籍為主,屬於中西文化碰撞期間興起的「國學」範疇,與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若合符節。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并賦予新的學術意義,是清末民初知識精英念茲在茲的心結。歷史發展走到一個環節,時代的狂風揚起了批判傳統的大旗,風中的英雄幫著推波助瀾,卻又無時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體的未來,糾纏于「傳統」能否「現代」的困境。域外漢學的出現,以西方實證方法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綜合東西方各種語言文字材料,擴大了研究國學的眼界,即使無法打開中國文化傳統是否走到盡頭的心結,至少是提供了一個解惑的方向,在大霧彌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

二是翻譯域外漢學,有一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詭作用,逐漸化解了中國文化思維中的自大心理與封閉心態,讓唯我獨尊的國粹基本教義派解除武裝到牙齒的盔甲,轉而吸收并接受西方實證研究的學風。民國期間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學術體系的變化、大學學術專業的創建,具體到北京大學國學門的成立、中央研究院規劃歷史、語言、考古的研究領域,都與翻譯域外漢學背後的旨意是息息相關的。因此,重新閱覽這批民國期間的漢學譯著,對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學人來說,溫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窺知民國學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狀態,也會刺激吾人反思,認真思考學術研究方法與中國學術發展的前景,更進一步,探索文化傳統的重新闡釋與新知介入的關係。知識體系的變化當然與傳統的重新闡釋有關,是外爍的影響大呢,還是內因變化的成分居多?

《論語·為政》記載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歷代解經,對這個「為師」的道理,有兩種相近似但又取向不同的解釋。朱熹《四書集注》說:「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雖然朱熹把知識分為「舊所聞」與「新所得」,強調的卻是「學而時習之」,從中生發新的心得,也就是從詮釋舊典中得到新知。這個說法與朱熹在鵝湖之會以後,作詩唱和,寫給陸九淵的詩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異曲同工,是一個意思,萬變不離其宗,舊學與新知是同一個脈絡的知識學理。

然而,有些朱熹之前的經學家,解釋「溫故知新」,卻有不同的取向。皇侃《論語義疏》就說:「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為人師也。」皇侃明確說到,「故」指的是過去所學的知識,而「新」則指的是新近學到的知識,新舊結合,相互發明,就可以「為人師」了。邢昺《論語注疏》循著皇侃的思路,也說:「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也。」這裡講的「素所未知」,就不只是研讀舊學,有了新的體會,從過去的傳統中發展出的「新知」,而是從來沒聽過、沒想過的新學問了。這種「素所未知」的新學問,結合「舊所聞」,對習以為常的知識框架,就會產生巨大的沖擊,而出現飛躍性的結構變化。知識內容或許大體沿襲傳統,知識結構卻得以重新整合,出現嶄新的認知系統,重新審視自己文化傳統的意義,打開文化傳承的新局面。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漢學譯作,就發揮了這樣的作用,促使中國學者放棄自我中心的文化態度,從各種不同側面,探知中國歷史文化的光譜,以域外(或是全球)的角度觀測中國傳統,搖動了文化的萬花筒,看到七彩繽紛的中國。

嚴復在甲午戰爭之後,改良變法思想風起雲湧之時,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思想經典著作,是有感於國人(特別是傳統文化孕育的知識精英)思維系統封閉,企圖介紹實證新知,引進邏輯思維的方法,以破除儒學之道「一以貫之」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虛妄。他翻譯《天演論》,在序文中提到,有人歸納東西方學術思想,認為中國文化重精神,是形而上之學,立意高超,而西方文化重物質,是形而下之學,只追求功利的回報。他認為,這種自以為是的蒙昧態度,陷入傳統舊學的框囿而不自知,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無法吸收「素所未知」的新知識,也就無法開展並弘揚自己的文化傳統。嚴複非常清楚他翻譯西方經典的目的,是為了介紹新知,打破中國傳統思維的封閉性,但是,作為披荊斬棘的拓荒人,他深知思想封閉者的頑固心理,必須因勢利導,以免遭到盲目衛道之士的攻訐。嚴復有其防身的策略,不會像許褚戰馬超那樣赤膊上陣,而是以桐城文章譯述赫胥黎、斯賓塞、穆勒、亞當斯密、孟德斯鳩,博得晚清知識精英的贊許,由文章深閎而傳入了新知義理。從文化變遷的角度而言,通過翻譯,以迂回戰術來介紹西方思想,得到巨大的成功,產生了改變傳統思維體系的實效,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以此類推,民國時期大量翻譯域外漢學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思想史課題。

關於清末民初西方學術思維衝擊中國知識精英,顛覆傳統文化的知識結構,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的序言中,從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發出深刻的感慨,做了籠統的批評:「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通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討論。」錢穆所指出的問題,是傳統知識體系強調「通」,文史哲不分家,最崇尚通儒,而現代學術講究專業分科,各司其職,以至於讀不通古籍呈現的整體性知識思維。姚名達在撰寫《中國目錄學史》的時候,對西力東漸,西潮帶來的翻譯著作及新知新學,也有類似的感慨:「《四部》分類法,不合時代也,不僅現代為然。自道光、咸豐允許西人入國通商傳教以來,繼以派生留學外國,於是東西洋洋籍逐年增多。學問翻新,迥出舊學之外。目錄學界之思想不免為之震盪。」這種對學術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觀察,反映了中國學人從晚清一直到民國,夾在東西方兩種不同思維體系的衝突,身歷其境的切身感受,因此感觸良多。

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能代表中國學術的通儒是王國維與陳寅恪,他們浸潤了經史子集的四部知識傳統,承繼乾嘉篤實的考據學風,卻都經過西洋邏輯思維與實證科學的洗禮,參與中國知識結構的轉型。對西方現代知識結構如何在中國生根發芽,不但再三致意,并且以自己的學術實踐來努力促成。王國維早在1902年就寫信給張之洞,反對把經學列為大學分科之首,而主張效法西方與日本的大學,設立哲學科,明確指出知識結構的分類不可因循傳統,而必須另起爐灶。陳寅恪在1925年就清華大學建制的問題,寫了《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指出大學的職責在於學術之獨立,而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令人十分不滿,必須認真效法西方學術的體制及實踐。他說,「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門造車者比。」這兩位國學大師,對西方與日本的漢學研究十分注意,都是以開放態度對待域外漢學研究,集思廣益,以成其大家。

再回到「溫故知新」的歷代經解,說說文化傳承的闡釋學意義。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指出,上古之時,文化知識是上層統治精英的家學,不再治理實際政事的長者可以傳遞德行的知識,可以為人師。「溫故而知新」,就顯示長者不忘舊時所學,且能吸收新知,繼承並發揚這種學術與政治合一的傳統。到了孔子之時,時代出現了變化,士大夫不見得能夠謹守家法,弘揚德行,也不一定能夠「為師」了。孔子之後,世變日亟,「道術為天下裂」,文化知識不再為少數統治精英所壟斷,也不必然與治理政事有關,學術在民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是,學術知識發展的脈絡基本未變,仍然是要溫故知新,進德修業。從劉寶楠不經意的闡釋中,可以看到時代變遷影響了學術文化的內容,改變了知識結構的體系,但其內在發展的理路仍舊,還是需要舊學與新知的融合,才能有所發展。

劉寶楠還引述了劉逢祿的解釋:「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製作,漢初經師皆是也。」劉寶楠贊成這個說法,並指出,漢唐人解釋「知新」,大多數都沿用此意。也就是說,舊學是傳統的知識結構體系,新知是時代變化出現的新知識,必須相互斟酌,才能發揮得宜。至於如何對舊學「通其大義」,就見仁見智,各有說法了。從這個通達的詮釋來討論近代西學東漸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溫故而知新」在民國學人的心底,是產生「傳統」與「現代」糾葛的心理陷阱,不易跨越。若依照朱熹的說法,「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雖然在哲理上可以模模糊糊說通,但在清末民初的具體歷史時代環節,西學的新知屬於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原有的舊學脈絡中,根本無從立足,如何「其應不窮」?所以,真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提升「溫故而知新」的普世意義,以理解域外漢學譯著與近代學術知識體系變遷的文化史意義,我們認為,皇侃、邢昺,一直到劉寶楠的闡釋,是比較合適,並與現代文化闡釋學的說法相近。

伽達默(Hans-Georg Gadamer)在他的名著《真理與方法》中,說到認知理性與文化傳統的關係,特別指出,人們通過理性,來判斷歷史文化中事實的真相,但是人的理性與生存環境息息相關,與傳統所衍生的豐富文化底蘊有關,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傳統的思維脈絡。他認為,人生活在文化傳統之中,就不可能「遺世獨立」,以全能超越的抽象思辨來認識傳統,甚至是批判或顛覆傳統。傳統是歷史文化延續與傳承的表徵,不會一成不變,而我們的認知理性也會因時代變遷,而不斷重新詮釋傳統。伽達默的闡釋學以西方文化傳統為例,說明新知如何納入傳統,而使文化傳統生機不斷,生生不息,與中國歷代經學家的說法(朱熹除外),有異曲同工之效。以此觀照民國時期的漢學譯著,我們認為,這批學術新知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繁衍與發展上,實有承先啟後之功。

《近代海外漢學經典叢刊》的出版,最值得感謝的是南兆旭先生二十年多來搜羅的執著與努力。雖然這套叢刊不能窮盡民國時期的漢學譯著,但是,能滙集上百部自從1949年以來在國內不曾重印的學術著作,再度公之於世,總是功不唐捐的大功德。忝為本叢刊的主編,我面對這批民國學術材料,先是感到紛雜無章,有些原作者的學術素養也難副當前的學術標準,甚為猶豫。後來轉念一想,這是上個世紀中國最紛亂時期的學術記錄,也是民生凋敝,國勢隤危,內亂外患交加之際,仍有許多學者孜孜矻矻,戮力翻譯域外漢學,為中國學術的承傳拓展新知的坦途,不禁肅然起敬,開始用心整理分類。挂一漏萬,在所難免,好在有學殖豐贍的諍友擔任分卷主編,並撰寫各分卷前言,實在是衷心銘感。有傅傑教授負責「歷史文化與中國社會經濟」、戴燕教授負責「語言文學與古典文獻」、霍巍教授負責「中外交通及邊疆史」,吾道不孤矣。在整理編輯過程中,助理周威先生費心最多,也是我要衷心感謝的。道術之存亡,全在人心之向背。這批民國漢學譯著重新問世,對我們生長在承平之世的學人,應當有激勵的作用,為學術研究多盡分力,讓中國學術發展更上一層樓。

鄭培凱

二〇一五年七月

山西人民出版社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三大系列目錄

『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系列

序號 書名 作者、譯者
1 漢語詞類 Bernhard Karlgren著,張世祿譯
2 中國語言學研究 Bernhard Karlgren著,賀昌群譯
3 中國語與中國文 Bernhard Karlgren著 張世祿譯
4 歐人之漢學研究 石田幹之助著,朱滋萃譯
5 中國文學通論(上卷) 児島獻吉郎著,孫俍工譯
6 中國文學通論(中卷)
7 中國文學通論(下卷)
8 中國文學概論(上) 児島獻吉郎著,胡行之譯
9 中國文學概論(下)
10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上卷) 鈴木虎雄著,孫俍工譯
11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下卷)
12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 塩谷溫著,孫俍工譯
13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
14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下)
15 中國文學思想史綱 青木正児著,汪馥泉譯
16 中國文學發凡 青木正児著,郭虛中譯
17 中國學術文藝史講話 長沢規矩也著,胡錫年譯
18 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 青木正児著,王俊瑜譯
19 六國表訂誤及其商榷(外二種) 武內義雄著,王古魯譯
20 左傳真偽考及其他 Bernhard Karlgren著,陸侃如譯
21 毛詩楚辭考 児島獻吉郎著,隋樹森譯
22 賦史大要(上) 鈴木虎雄著,殷石臞譯
23 賦史大要(下)
24 元人雜劇序說 青木正児著,隋樹森譯
25 水滸傳新考證 井阪錦江著,孫世瀚譯
26 王摩詰 梅沢和軒著,傅抱石譯
27 孔子 宇野哲人著,陳彬和譯
28 儒學概論 北村澤吉著
29 四書研究(上) 日本教育學會著,王向榮譯
30 四書研究(下)

『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系列

序號 書名 作者、譯者
31 中國歷代社會研究 駒井和愛著,楊鍊譯
32 中國古代社會(上) M.Koknh(柯金·俄國)著,岑紀譯
33 中國古代社會(下) M.Koknh(柯金)著,岑紀譯
34 中國社會發展史(上) 沙發諾夫著,李俚人,劉隱譯
35 中國社會發展史(下) 沙發諾夫著,李俚人,劉隱譯
36 中國社會經濟史(上) 森谷克己著,孫懷仁譯
37 中國社會經濟史(下)
38 中國青銅器時代考 梅原末治著,胡厚宣譯
39 東亞文化之黎明 滨田耕作著,汪馥泉譯
40 古物研究 滨田耕作著,楊鍊譯
41 中國印刷術源流史 Thomas Francis Carter著,劉麟生譯
42 中國上古天文 新城新藏著,沈璿譯
43 中國音樂史 田辺尚雄著,陳清泉譯
44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上) 田崎仁義著,王學文譯
45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下)
46 先秦經濟史 田崎仁義著,周咸堂譯
47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上) 馬扎亞爾著,陳代青、彭桂秋譯
48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
49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下)
50 中國農家經濟(上冊) 卜凱著,張履鸞譯
51 中國農家經濟(中冊) 卜凱著,張履鸞譯
52 中國農家經濟(下冊)
53 中國礦業論 高林士著,汪胡楨譯
54 中國資本主義發達史(上) 長野朗著,胡雪譯
55 中國資本主義發達史(上)
56 儒教與現代思潮 服部宇之吉著 鄭子雅譯
57 儒道兩家關係論 津田左右吉著 李繼煌譯
58 中國哲學史概論(上) 渡辺秀方著,劉侃元譯
59 中國哲學史概論(中)
60 中國哲學史概論(下)
61 儒教政治哲學 五來欣造著,胡朴安、鄭嘯厓譯
62 中國倫理學史(上) 三浦藤作著,張宗元、林科棠譯
63 中國倫理學史(中)
64 中國倫理學史(下)
65 中國關稅制度論(上) 高柳松一郎著,李達譯
66 中國關稅制度論(下)
67 中國歷史教程(上) 佐野袈裟美著,劉惠之、劉希寧譯
68 中國歷史教程(下)
69 中國貨幣論(上) 耿愛德著,蔡受百譯
70 中國貨幣論(下)

『中外交通與邊疆史』系列

序號 書名 作者、譯者
71 韃靼千年史 E.H.Parker著,向達、黃靜淵譯
72 康居粟特考 白鳥庫吉著,傅勤家譯
73 東胡民族考(上) 白鳥庫吉著,方壯猷譯
74 東胡民族考(下)
75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上)
76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下)
77 遼金乣軍及金代兵制考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
78 西遼史 E.Bretschneider著,梁園東譯
79 匈奴史 E.H.Parker著,向達譯
80 兀良哈及韃靼考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
81 元代經略東北考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
82 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
83 元朝制度考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
84 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
85 元代農民之生活 有高岩著,黃現璠譯
86 中日交通史(一) 木宮泰彥著,陳捷譯
87 中日交通史(二)
88 中日交通史(三)
89 中日交通史(四)
90 中日交通史(五)
91 中日交通史(六)
92 中日交通史(七)
93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上) 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
94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中)
95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下)
96 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 藤田豐八,魏重慶譯
97 唐宋貿易港研究 桑原騭藏著,楊鍊譯
98 西域研究 藤田豐八著,楊鍊譯

来源:中古史研究资讯

最后编辑:
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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