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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1-13

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情报搜集

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情报搜集

——以清朝入关前后为中心

陈波

摘要:明末清初,素有瑜亮情结的中日两国,彼此极力相互搜集对方的情报,以因应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结合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清朝入关之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日本基于唐船风说书的对华情报搜集,不仅呈现了明清鼎革之际中日之间情报攻防的实态,而且折射出当时清朝、朝鲜、日本三国之间复杂而诡谲的利益分野和外交博弈。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前近代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中国对于作为“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这种相互认知的不对称状况,无疑对于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之分野,乃至面临西方势力的冲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有着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情报”的历史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至今关于异国情报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迅猛势头。对此中国学者如何予以旨趣不同、立场相异的学术因应,或许才是论文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清朝/日本/情报搜集

所谓“情报”其实就是information,并不仅限于敌对双方互相需要刺探的机密情报。异国情报是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的知识基础,也是构成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相互认知及彼此影响的情感的因素。在传统的东亚诸国之间,每逢国际格局急剧变动的特殊时期,就会上演纵横捭阖的情报战,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的世界。本文拟综合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在清朝入关前后这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颇有瑜亮情结的中日两国,相互搜集情报的大致情况。

清朝入关前的对日情报搜集——以朝鲜的“倭情”咨报为中心

天聪元年(仁祖五年、宽永四年、1627)正月皇太极率后金军队进入朝鲜,即朝鲜所谓“丁卯虏乱”发生,后金迫使朝鲜同其“约为兄弟之国”①,打破了东亚的地缘政治平衡。与之相应,诸国之间的情报搜集渐趋活跃。清初朝鲜君臣虽然表面上岁岁遣使前往北京,但很大程度上是以外交使节的合法身份作掩护,收集清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华夷秩序调整之变局②;而日本当局则通过询问来长崎贸易的华人商船船员,来获取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以“风说书”的形式呈报江户③。截至目前,较之日本和朝鲜的对华情报搜集,学界对于清朝入关前后的对外情报搜集情况,或由于文献相对缺乏,较少涉及④。兹以朝鲜史料为主,分析清朝入关之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朝鲜之因应。

朝鲜虽于仁祖五年(1627)被迫与清缔交,但是并未立即与明朝断交。恰恰相反,仁祖八年(1630),朝鲜派郑斗源任陈慰使经海路出使明朝,无疑有向日薄西山的明朝输诚之意,并解释与清缔交之缘由经纬。而后金于崇祯九年(1636)四月,变更国号为清,改元崇德,同年十一月乙丑(二十五日)冬至决定进军朝鲜,不久兵临汉城。朝鲜君臣虽曾试图负固于南汉山城,然不久即势屈力穷,被迫于次年正月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与清缔结城下之盟,从此正式与明断绝关系,而与清建立宗藩关系。同时清朝允许朝鲜,“日本贸易,听尔如旧”⑤,默许朝日两国之间保持睦邻外交。

另一方面,自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朝日关系曾一度濒于断绝。江户幕府建立之后,日本主动寻求恢复两国邦交,在对马岛主宗义智的斡旋下,经历数度交涉,于万历三十七年(光海君元年、庆长十九年、1609),达成所谓“万历已酉约条”,日朝两国重新缔交⑥。根据约条,朝鲜对于日本使节设置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规定无论是日本所遣国王使,还是对马岛所遣特使抑或受职人(差倭),抵达朝鲜后只能入住釜山“倭馆”,就地展开对朝交涉,而对马岛则凭借该约条取得了日本对朝交涉事务方面的独占地位。然而好景不长,宽永十年(崇祯六年、天聪七年、仁祖十一年、1633),对马岛主宗义成与其家老柳川调兴发生矛盾,后者遂向幕府老中告发对马改窜国书之事。此事虽于宽永十二年(1635)得到解决,但迫使宗义成向幕府主动请求轮番派遣五山僧人至对马以酊庵,监管与朝鲜文书往来之事⑦。宣告五山僧人与对马藩儒共掌对朝交涉的时代揭开序幕。

此种对外关系格局,使得朝鲜在清朝、日本对外情报搜集中处于特殊地位。日本需要通过设置于朝鲜釜山的倭馆来打探清朝的情况,而通过倭馆向清朝通报所谓“倭情”,也是朝鲜作为清朝朝贡国的义务之一。日本自17世纪30年代以后确立了所谓“锁国”体制,禁止普通国民私人海外航渡,因此釜山倭馆的对华情报搜集职能更为凸显。凡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日本莫不高度关切,例如丁卯虏乱发生后的崇祯二年(1629),对马使节“正官玄方、副官平智广等,持书契出来,决欲上京亲达所事”,理由是“关白视贵国如兄弟,闻贵国被衂于山戎,欲发兵相援”⑧。又如朝鲜与清朝在三田渡订立城下之盟的同年五月,“差倭藤智绳,伴从三人,以酋贼讨平致贺事,持书契出来,以乡官接待”⑨。另一方面,朝鲜凭借与日本之间的交邻关系,往往将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转咨清朝。其中尤为典型者,是朝鲜将日本发生的“岛原之乱”,事无巨细地报告给了清朝⑩。其中一则关键的咨文,不仅见存于朝鲜史籍《同文汇考》之中,其原件至今仍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1)。关于岛原之乱的咨报过程,松浦章先生已经有详尽研究,无烦赘述。可见清朝早在入关之前,对于僻处海东的日本之动向,已经表现出高度关切。

据松浦章先生所提供的线索,笔者仔细搜检《清实录》,发现岛原之乱被镇压后不久,朝鲜所遣使臣即将当时日本的情形以咨文形式呈兵部。(12)其中对于对马岛外交执掌及其与朝鲜的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与对马岛主宗义成发生矛盾的柳川调兴,以及幕府派往对马岛以酊庵监管外交文翰的五山僧人麟书堂(日本史籍多作璘西堂)都粉墨登场。并且咨文交代了当年(1639)对马使节平智连、藤智绳遣使至朝鲜的目的,是要与朝鲜重建对马岛外交人事格局变动(即指五山僧璘西堂进驻对马,而对马旧臣柳川调兴等二人被流放)以后一度断绝的贸易关系,朝鲜君臣则以柳川调兴遭贬谪为由,而拟不允对马使臣之请。这些内容实际上均涉及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幕藩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大事,即所谓“柳川一件”,以此为契机幕府加强了对对马藩的监管,完善了对朝外交体制。只是咨文在表述上较委婉,如称“(大君)今春始瘳,山猎船游,与前无异。岛主辄得陪侍,连被恩赏”。对于宗义成当时被家臣所告发的尴尬处境轻描淡写,而兴词告主的柳州调兴最终被“流配远方”。对于此事,皇太极似较为重视,并告诫朝鲜国王曰:“详阅日本情形,语言虽无大戾,似亦有要挟之意。然朝鲜与日本谊属邻邦,着国王可斟酌行之,勿听群小之言。”(13)从此事可见清朝在入关之前,对于日本染指朝鲜半岛之野心,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

除此之外,《清实录》中还保留有朝鲜使臣向清朝通报通信使派遣情况的记载,以《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九崇德七年(1642)三月戊戌(29日)所记较详。此次朝鲜呈送清朝兵部的咨文,是关于宽永十九年(1642)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因中年得子(即德川家纲)而要求朝鲜派遣使臣的始末。(14)咨文中提及德川幕府态度傲慢,公然要求朝鲜当局提供“国王殿下亲笔一纸,及诸臣赞诵诗篇,以为万世流传之宝”,并且需索“大藏佛经”以及“大钟、香炉、烛台、花瓶等器”,以装点日光山新建而成的德川家康“社堂”。朝鲜当局稍示为难,日本“倭差”就“多张恐吓之语”。对于此事,皇太极不久就给予答复:“详倭国之言,虽无大恶,实有欺压朝鲜之意,既修邻好,王当量其可否而行,勿为众挠。”(15)而据《同文汇考》所记,朝鲜使臣于次年(1643)派出通信使团前的三月初一,再次咨呈清朝兵部,要求转奏皇帝,而皇太极于次日(3月2日)即给予批复曰:“遣使致贺,固交邻之道,然详察情形,尤为紧要。”(16)朝鲜在通信使正使尹顺之于当年(1643)十月二十九日到泊釜山后,即向清朝咨报使团一行所见日本情形,十二月二十二日即达清朝兵部,咨文中称日本凡干应待之理,岛主“语言矜肆,气色张大”,言日本“民物殷盛,加于前所闻,大板、江户等地,城池壮固,闾阎栉比,室屋华丽,寺观相望,金碧照耀”(17),内容十分详细。

目前在中国一侧的史料中,很少看到清朝关注日本的有关记载,更何况此时清朝还并未定鼎中原。清朝入关之前颇为关注朝鲜与日本的交往,或已有重新构筑东亚秩序的意图。早在崇德二年(1637)九月六日,清朝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及户部参政马福塔二人就曾向羁质沈阳的朝鲜世子陪臣表达过通好日本的愿望,理由是“通信之意,曾于约条言之矣”,而朝鲜以“日本海路甚远,我国使臣十年一番往来”为由拒绝(18)。但是清军入关的当年,清廷又无意中获得一个直接通问日本的机会。当年四月一日,日本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58人,自越前藩三国浦新保村乘船出海,途中遇风,于六月初的某一天漂流至今俄罗斯境内的图们江口以北海滨,为当时清朝治下的瓦尔喀人追杀,43人遇害,幸存的15人被解送至清故都沈阳,辗转至北京,次年十二月被清朝解送至朝鲜,顺治三年(1646)三月十七日被朝鲜送至对马,六月至大阪,八月这批漂流人中的国田兵右卫门、宇野与三郎被召至江户,由幕府老中亲自询问其漂流始末。(19)朝鲜君臣认为,清朝之所以送还日本漂人,“非等闲之事,欲铺张夸大,以观日本之所答如何”。清朝甚至专为此事派敕使至朝鲜,欲面见“倭人护去之官”,“使之听其所言而去”,直接与日本建立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终为朝鲜官员以“本无前例”所阻(20)。而后日本所遣使节于顺治三年十一月至朝鲜,所递致谢书契中,“全没归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显有轻视之状”(21)。朝鲜与之交涉无果,遂将此事转咨清朝(22)。出乎意料的是,次年前来朝鲜的清使竟认为“彼虽辱语清国,不以为关,况中原之人,曾称鞑子,倭国所云,必出于此,何足怪哉?”(23)丝毫不以为意,但同时反复叮嘱朝鲜馆伴大臣,“俺等未发行前,如有东莱可闻之端,即为来告宜当”,告之以“今后日本事情报知一事,专责于兵判”(24),“倭情好不好消息,令兵曹判书专管,随事报知”,朝鲜馆伴对以“日本书契酬酢,礼曹主之,衙门移咨,备局(指备边司)为之,兵曹所管,只是军务而已,以此等说,反复论辩”,但清使坚持“有所闻见辄即驰报者,兵部之责也,俺之此言,非出己意,上副使如是讲定,将归报摄政王,俺则既已面言于户判馆伴,他日有事,勿谓俺不言也”(25)。清使此言,仍然显示出对日本相当的关注,并且试图规范朝鲜咨报“倭情”的程序,要求朝鲜方面由兵曹判书专门负责此事,有事则驰报清朝兵部。

虽然面临清朝的高压,但朝鲜转咨“倭情”决非无所保留,而是有所选择。实际上自“丙子胡乱”之后,朝鲜向清朝咨报日本情形,就有利用日本牵制清朝的政治考量,于仁祖二十一年(1643)担任通信使团副使出使日本的司谏赵絅,就曾上书仁祖力陈这一外交战略:

诚信交邻,以壮国势。日本与我既已通好,非始谋结援也,唯不诚信耳。若遣一介之使,明陈我困于虏之状,则彼之然诺为我国,必不待辞之毕也。议者曰:“日本非亲信之国。”此虏独可亲信乎?事之交之,俱出于不得已也。与其均出于不得已,无宁藉既和之势,以报敌怨之虏乎?况臣之计,唯欲助声势而已,非即曰请倭兵,同我前驱也。彼虏亦常问倭来否,且曰吾亦欲送使至彼,盖惮彼也。诚将如此情实,密谕日本,使之飞一书于虏中,以责侵我邻好,则彼虽始怒我使之,而知我与倭深结,终不能轻易加兵于我矣。此真所谓落其机牙者也。(26)

赵絅所举张的“诚信交邻、以壮国势”之外交策略,大部分情况下清朝似乎不以为意,而一旦朝鲜稍有逾矩,清廷也十分敏感,例如顺治七年(1650),顺治帝就识破朝鲜要求筑城备倭的背后意图(27),于敕谕中切责当时有“北伐”之意的朝鲜孝宗:

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某,据奏倭国相恶,欲修城集兵、整顿器械,此语不止一二次。自尔先王以至今日,亦不知凡几。缘此,所以遣巴哈纳祁充格等赉敕,往问真伪。巴哈纳祁充格等回奏云:臣等提取庆尚道观察使李、东莱府使卢协等仔细讯问,答云:“倭国、朝鲜素向和好,并无怨乱兵戈之事,前奏系欺罔巧诈”等语。由此观之,其修城集兵、整顿器械之事,原与倭国无涉,专欲与朕为难也。意图进修城池,招集兵马,整顿器械,所以期罔巧诈,礼节有违,朕惟备之而已,夫复何言。顺治七年七月二十日。(28)

孝宗以日本举动异常为由,向清朝陈奏要求“修城集兵、整顿器械”,而终未获清廷许可,且酿成重大的外交风波。此后朝鲜一再因此事上表清朝,给予解释,且孝宗要求严厉处置向清廷走漏消息的庆尚道观察使李、东莱府使卢协等二人,亦未被顺治帝所许可(29),此事到顺治八年才最终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自清朝迫使朝鲜于崇德二年(1637)与之缔结宗藩关系之后,朝鲜按照事大外交的原则向清朝不定期地咨报日本情形。尽管朝鲜并非机械地将日本情形转咨清朝,而是出于一种以倭制虏的牵制策略。而清朝在未彻底击败南明之前,兼之台湾郑氏纵横东南沿海,亦无通过海路获知日本情况的可能,除要求朝鲜主动咨报倭情之外,实无其他可靠途径。清朝对于朝鲜的倭情咨文亦有不满之处,例如顺治六年至八年围绕倭情咨文,清朝与朝鲜产生外交纷争,即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一例。清朝统一中国全境之后,对于日本日渐关切,例如康熙十五年,就针对朝鲜所呈对马岛关于吴三桂举兵的咨文,特别晓谕朝鲜勿为日本所“煽惑”(30)。康熙四十年(1701)六月,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受康熙帝派遣,亲往日本刺探情报(31),这无疑突破了依赖倭情咨文的单一情报搜集方式。可以看出,虽然相对于日本对清朝的关注程度而言,清朝对日本的关注度或许并不高,但清朝早在入关之前通过朝鲜洞悉“倭情”这一点,或许对于突破清朝对日本漠不关心的固有认识,也不无启发之处。

清朝入关前后日本的对华情报搜集——以明末李自成的传闻为中心

与朝鲜不同,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清朝之间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清朝入关时,德川幕府已经确立了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兼之明亡之后大量明朝遗民东渡日本,极力渲染清政权的野蛮残暴,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日本朝野对于元寇袭来的历史记忆,使得德川幕府的反应非常激烈。而作为幕府御用朱子学者的林罗山(1583-1657)(32),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罗山之子林鹅峰(春胜)及其孙林凤冈(信笃)搜集、编撰而成的海外情报集——《华夷变态》,已表现出编撰者或者说是幕府的价值取向,即“明清鼎革”,已使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不复存在。日本以往闪烁其词的道统自立情节,自此化为以建立日式“华夷秩序”为目标的现实冲动。

日本对于明清易代的相关情报最初得自两个渠道,其一是来自赴日商船船员的口述,即所谓“唐船风说书”。《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二则,一则署期为“申八月四日正保元年(1644)”,另一则署期为“酉六月三日”,内容是唐通事询问当时明朝灭亡及清军入关等一系列大事的基本情形。可见清军入关仅仅数月,消息即传至日本。而日本证实这一消息,则是由于上文所述日商竹内藤右卫门等人漂抵清朝境内的偶然事件。日本为答谢朝鲜送还漂流人一事,派遣橘成税、藤智绳等二人到达朝鲜东莱府。二人向朝鲜官员透露,德川幕府当局认为清朝送还漂流人是向日本夸耀武力,而关白叔父甚至“欲赴援南京”,对马岛宗氏则居中弥缝周旋。其实日使系由对马派出,不免有虚张声势、市恩朝鲜之嫌,但德川幕府高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清朝攻占北京反应激烈,当是事实(33)。而二使所递书契则甚为傲慢,“全无归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34),使得朝鲜当局十分为难,认为事涉不敬,难以原样“报知北京”。但橘成税、藤智绳二人态度强硬,以书契系“皆出于道春之手,岛主亦不得改一字”(35)(道春即林罗山)为由坚拒修改,反而借机向朝鲜东莱府使闵应协探问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当得知朝鲜臣服清朝之事实后,即出言威胁,“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36)。实际日使不过虚张声势,回到对马之后,似乎并没有向德川幕府当局报告朝鲜臣服清朝的事实。不久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专门为清朝与朝鲜缔交之事诘问对马岛主, “此处则南、北京消息连续相闻,而岛主素与朝鲜相厚,一不通报,是何故耶……以漂民之事言之,则清国送于朝鲜,朝鲜转送于我国,朝鲜与清国,果非相好而然耶?大明时朝鲜为藩邦。即今贵国之于清国,亦如是耶?”(37)此事可见日本对于明清易代之情报,已开始经由多个渠道极力搜集,而不仅仅是藉由对马倭使至釜山打探。

《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二则,其中一则对于李自成事迹的记载颇异于中国史籍,兹引其局部并试译如下:

起义大将名为李自成者,乃陕西下辖延安府人氏,祖父官至兵部尚书,父亲在其幼年时期亡故。李自成二十八岁之时,正值崇祯七年,当年饥荒,大量百姓未能上缴赋税,因此延安府米脂县官衙逮捕百姓,加以为难。李自成见怜,代为缴纳逋赋,百姓悉免于罪。但崇祯八年又饥荒大作,米脂县衙因上年李自成代为缴纳逋赋,此次又勒令其缴纳。李自成回复:上年鄙人顾虑百姓不便,因而出银缴纳,此次鄙人家计艰难,难以代为缴纳赋税。职此之故,县衙将李自成逮捕入狱,朝夕摧残。当时受恩之百姓商议,李自成身陷囹圄,莫保朝夕,皆因怜悯我等出银纳税之故,于是皆疾视县衙,一致欲救李自成出狱,以报前恩。乃集合百姓约四五百人攻取县衙,决然救出李自成。并因此人数渐增,遂成大势。(38)

李自成《明史》有传,其他中国传世史籍亦不乏记载。综合各种记载可知,李自成出身贫苦,父祖亦未尝为官绅。李自成少年时期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充当驿卒为生。崇祯元年(1628)很多驿站被裁撤,他因丢失公文,失业回家。同年冬季因不能偿举人艾诏之欠债,被后者告至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治其死罪,后由亲友救出。年底李自成杀死债主艾诏,并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至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不久便被参将王国提升为军中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39)总之上引风说书所述与中国史籍记载出入很大。这份风说书末尾所署日期是“申八月四日正宝元年”,即公历1644年,这一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关节,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满清入关、南明建立等大事件接踵而至。可以想见,即便是当时的人们,在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也惶然不知所措,难以知晓诸多大事发生的前后始末。如在“大明兵乱传闻”这则风说书后,有按语曰:“虽一直向唐人各各相询,然因他们是远离北京之人,十人便有十种说法,全无一致口径。”并且,在这则风说书后,又有一则署期作“酉六月三日”(1645年6月26日),亦题为“大明兵乱传闻”。其中提到,“日本宽永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义军大将名为李公子者攻陷北京,崇祯自杀”(40)。结合上文,可知明末民间曾广泛流传李自成不仅出身贵胄,而且仗义疏财,迫于官府淫威才被逼上梁山。

姑不论上述传闻真实如否,它起码反映了李自成在明清鼎革之际,一时曾深孚民望。《华夷变态》所记的李自成,与后来《明史》形塑的“流贼”,形象上判然有霄壤之别。当然,这并不是说李自成真就是所谓“李公子”,的确是堂堂大明兵部尚书之后。不妨先看看清初官修正史《明史》卷三○九《流贼·李自成》的一段记载: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这段史料实际说的是李自成部将李信加入李自成义军的经过,而清初以布衣加入明史纂修行列的著名史家万斯同,在其私撰《明史》卷四○八《盗贼传·李自成》中对于李信事迹所记较详:

河南举人李岩者,大司马李精白子也。原名信,信以父阉党,思湔其丑,尝出粟千石活饥民,饥民德之,称李公子。会红娘子蹋绳妓也,重信,掳信去,强委身事信。信乘间归囚于官。红娘子来救,破囚,饥民之德之者,同时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杀令反,而信投自成,改名岩。(41)

李信就是广泛见诸明清史籍记载的传奇式人物——李自成部将制将军李岩。综合史籍记载,若论才识将略,李岩在李自成麾下一群赳赳武夫之中,无疑显得鹤立鸡群。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本来已被督师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逼得走投五路,仅带少数部众自商洛山(在陕西东南)溃围轻骑间道奔河南。危急关头正是李岩力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行均田免赋,编童谣处处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种宣传在很短时间内就深孚民望,嗷嗷待哺的河南百姓纷纷投入李自成麾下。李自成军也从此一改流寇杀掠之作风,而决意问鼎中原。但李岩似乎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李自成进京之后,对他日益冷淡,山海关之战大败后农民军自北京仓皇撤退途中,大顺丞相牛金星向李自成进谗言,言李岩有异图,李自成乃“令金星与岩饮,杀之”(42)。李信的人生经历,是正统史书讲述功臣宿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类故事的极好注脚。李岩以贵胄之裔而见疑于官府,不得已投身事“贼”,胸怀远略却不遇明主,终于在小人攻讦之下含冤而死,所幸他有一位红颜知己红娘子,从而给他悲苦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暖色。如果把他的故事与上引风说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风说书所述,其实不过是将关于李岩事迹改头换面,唯独不见红娘子的事迹,并且年代稍有提前。实际上,根据中国史料记载,明末的江南地区曾长期将李自成与李岩误作一人,对此,出身明末南直隶无锡的计六奇这样提到: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间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故详志之。(43)

可见自李自成起兵开始,当时江南地区的传言就已经将李自成误作贵胄公子,而非草莽匹夫出身,并且在李自成入京之后,此种传闻仍然广泛流传民间。而赴日商船多由江南滨海地区起航,将此传闻带到日本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继续追询下去,会发现历史的实相更加渺远难求。上引史料中屡屡提及李岩原名李信,乃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对此,清代学者俞樾一再力辟其非,指出李精白出身于“河南颍州卫军籍”,且为“万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进士”,其子“李栩以贵游子弟,毁家纾难,为国捐躯……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与其父为人行止大相径庭,无疑是值得褒扬的忠臣义士,至于叛贼李岩则另有其人。(44)

而明末曾亲身参加大顺军的河南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则否认杞县有李岩其人,康熙《杞县志》中附有一篇《李公子辨》,也决然否认李岩是李精白之子,更断言杞县举人李岩实为乌有。已故南明史大家顾诚曾依据上述史料,撰文举张李岩是封建史家出于丑化李自成的需要而捏造的人物,其说一度产生广泛影响(45)。可是2002年河南博爱县唐村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的“李氏家谱”被发现,其中明确记载了李岩事迹,无疑又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46)。目前看来,李岩实有其人当无疑义。

与李岩相比,李自成的事迹则争议较少。可是《华夷变态》卷一收有《抄录李贼覆史军门书》,其中亦有费解之处。根据该书末尾按语(47),可知它是李自成写给史可法的书信。此书是由到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持至日本,来历不明。谢国桢曾提:“李自成覆史军门书、吴三桂檄文、朱成功献日本书、郑锦舍檄文……等数篇,皆为中土所佚。但有人疑李自成覆史阁部书为伪者。”(48)细阅此书,确实有与多数史籍扞格难通之处。如其中李自成自述身世云,“孤本山东人,父业履,母织衽。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遇”,不见于中国任何传世史籍记载。并且按语中有南明建立后“随即檄召三边。总制吴三桂歼降流寇,生擒元兄李闯,当即割肝祭庙,大快敷天”等语,无疑与书信内容自相矛盾。根据信中“能割荆襄一带以属孤,自此以往,奉昭代律令,万明朝(朝)历朔,有逆事即为外援,无事即为内镇,至便也”等语来看,则应是李自成为清军所迫放弃大顺旧都西安,南下襄阳、邓州之后,其时约在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二三月间(49),当时李自成迫于清军压力,确实有通过南明军阀左良玉(时驻军武昌)与史可法通书谋求联合抗清之可能(50)。可是李自成若在北京为吴三桂所擒,被“割肝祭庙”,自不可能复书史可法。但该信确与李自成南下襄邓后的历史情境若合符节。至于李自成自述“孤本山东人…… 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遇”,或出于一种自我标榜和谋求和解之策略亦未可知。信中李自成自述“然初无图大之志,与天子抗礼。乃众公不亮,数上征伐之议,驱策百万之师,仓忙之际,无以逃命,始安志触天子之怒,勤明公之力,耗有限之帑金,杀无辜之赤子”,这是说崇祯十三年自商洛山(在陕西东南)溃围轻骑间道奔河南之后他才开始真正有问鼎之心,亦甚合情理。信末按语提到吴三桂擒获李自成之事,在南明境内确曾广为流传,以至于史可法不得不上书弘光帝请颁诏以稳定人心(51),其无非反映了南明建立之初朝野急于复君父之仇的普遍心态,为此甚至不惜以“联虏平寇”为基本国策。在笔者看来,该书即为时人伪作,其史料价值亦不容等闲视之,至少其中有相当多的公道话,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对李自成有同情之处,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李自成这样一个乱世枭雄提供了不同于官修正史立场的新视角。

从更长的时段(整个明清两代)来看,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明清对于“撮尔蛮夷”日本的关注。《华夷变态》等日本官方外交文献几乎细大不捐地记录着中国的种种消息(情报),相形之下,中国对于日本似乎漫不经意。尽管明代也曾迫于严重的倭患,有过短暂关注日本的时期。但大体说来,明清两代中国的异域记述,常常依赖于各种传世史书中诸如《东夷传》、《倭国传》、《日本传》等文献。这些主要来自传世文献的知识陈陈相因,辗转沿袭,甚至还会掺进宛如《山海经》式的傲慢和想象。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清代后期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才有所改变。这一相互认识的不对称状况,如何给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乃至面临西方势力的冲击所作出不同反应,还需深入思考。

基于“情报”的历史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就在日本初成气候,之所以如此,或许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可以视为由于面临80年代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圈的历史性变动与变革,‘情报’所起作用之重大,为历史学所认识的结果”(52)。而制度化的风说书采录,是“锁国体制”之下日本海外情报的重要来源,通过对风说书的解析,与清朝和朝鲜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颟顸形成比照,无疑有将对于锁国体制的固有认识相对化的重要意义。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说书的研究,作为‘海外情报’研究,担当起90年代以来情报史研究的一翼”(53),直至近年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迅猛势头。荷兰风说书的研究,有松方冬子的专著问世,而唐船风说书的研究方面,松浦章迭有新著刊行(54)。日本这种对于情报史的热衷及其背后的学术旨趣,中国学者或不应忽视,且须思考相异立场的学术因应。

(本文受到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配套资助,并得到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

注释:

①⑤《清史稿》卷五二六《属国一·朝鲜》,中华书局1976~1977年版,第14577、14578页。

②参见伍跃《朝貢関係と情報収集——朝鮮王朝対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收入夫马进编《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7年版。

③代表性的研究有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日本)大阪清文堂2009年出版]、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④⑩参见松浦章《清に通報された「島原の乱」の動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19辑,1986年。

⑥《通文馆志》卷五《约条》,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2006年影印本,第326页。

⑦松浦霞沼:《朝鲜通交大纪》卷七:“此时(宽永十二年)公有以五山硕学监修两国书契之请,此年十一月,东福寺璘西堂(玉峰光璘)奉钧命,始来我州。”早稻田大学藏亨保十年(1725)序写本,第16页。

⑧《边例集要》卷一《别差倭》己巳(1629)四月,(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标点本1971年版,第2~3页。

⑨《边例集要》卷一《别差倭》丁丑(1637)五月,(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标点本1971年版,第12页。

(11)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清代)所收《后金崇德三年六月朝鲜国王为申报倭情差陪臣左赞成洪宝赉兵部咨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页。此咨文与《同文汇考》别编卷四所收《报日本诛灭施端余党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1978年影印本,第1558~1559页)内容相同。

(1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八“崇德四年九月乙丑”条,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第1218~1219页。

(13)《同文汇考》别编卷四《兵部知会详阅日本情形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第1559页。

(14)《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九“崇德七年三月戊戌”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81~1383页。

(15)《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崇德七年夏四月庚子朔”,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86页。

(16)《同文汇考》别编卷四《兵部知会遣使日本详察情形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第1560页。另可参见《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三月甲午朔”,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57页。

(17)《同文汇考》别编卷四《报信使回还及日本闻见情形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第1560~1561页。

(18)《沈阳状启》丁丑年九月初六日:“龙、马又言:‘日本使出来乎?我国欲为通信之意,曾于约条时言之矣。’臣等答曰:‘日本海路甚远,我国使臣十年一番往来,彼国则只商贾船往来,使臣则近无出来之事矣。’龙、马唯唯,别无它语为白乎矣。倭使若来,则欲使我国通于此处是白齐。”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标点本,第35页。

(19)相关研究可参见园田一龟《韃靼漂流記の研究》,(东京)平凡社1991年版。

(20)《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四年(1646)“正月初五日”条,(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1960年,第1册,第818页。

(21)《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1960年,第1册,第865页。

(22)《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报岛倭书契误称鞑靼字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第1455页。

(23)《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1960年,第1册,第885页。

(24)《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1960年,第1册,第886~888页。

(25)《备边司謄录》仁祖二十五年三月十日,(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59~1960年,第1册,第891页。

(26)《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四○,仁祖十八年(1640)五月己丑(9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影印本,第87页。

(27)《同文汇考》原编七八《陈请筑城备倭奏》,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第1455~1456页。

(28)《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饬虚张倭情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第1456~1457页。

(29)《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谢饬谕表》、《摄政王前谢饬谕及赐缎表》、《辨明倭情饬谕及一表兼谢奏》、《摄政王前辨明奏》、《谕李等复职斥和臣等免罪敕》、《谢降敕及赐缎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第1455~1461页。

(30)《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报岛倭来报吴三桂举兵咨》、《礼部知会晓谕岛倭勿为煽惑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第1461~1463页。

(31)参见大庭修《徳川吉宗と康煕帝》,(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年版,第142~145页。

(32)藤原信时之子,京都人。林道春,初名又三郎信胜,号罗山。22岁从藤原冷泉惺窝习朱子学。23岁征召入家康幕下,辅佐幕政。宽永七年(1630),将军家光命于林家别墅(江户城上野忍冈,现上野公园)内修建圣堂。宽永九年(1632),尾张德川义直助建先圣殿,于其中安置孔子及颜曾思孟四子之座像(该殿遗址现为彰义队碑所在地)。其后又增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二十一幅画像,名画家狩野山雪之笔也。宽永十三年(1636),朝鲜来使,副使金世濂为画像作赞。宽永十年初祭奠,将军家光亲临孔庙,拜孔子像,并请道春宣讲《尚书·尧典》。井伊直孝、酒井忠胜、土井利胜参列。后以为常例。明历三年(1657),江户大火。林家被焚,数万卷诗书为灰烬,道春时年75,忧愤而病卒。葬于圣堂之东北,后建祠堂以祭之。

(33)《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四七,仁祖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影印本,第35册,第289页。

(34)《承政院日记》,仁祖二十四年十一月六日。

(35)《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四七,仁祖二十四年(1646)十二月甲午,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影印本,第35册,第291页。

(36)《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四八,仁祖二十五年(1647)二月丁丑,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影印本,第35册,第293页。

(37)《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四八,仁祖二十五年三月丙寅,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影印本,第35册,第297页。

(38)林恕、林凤冈:《华夷变态》卷一《大明兵乱传闻》,东方书店1981年重印东洋文库本,第5页。顾诚《再谈李岩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一文中托他人代译并引用了这段文字,笔者参照并作了修改。顾诚引用这段史料,是想证明李岩本无其人,后来封建史家为了丑化李自成,在史籍中制造出一个举人出身含冤而死的制将军李岩形象。但新近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下文还将提及。

(39)参见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康熙《米脂县志》卷一《舆地》第一、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李自成》、《明史》卷三○九《流贼·李自成》。

(40)林恕、林凤冈:《华夷变态》卷一《大明兵乱传闻》,东方书店1981年重印东洋文库本,第8~9页。

(41)清末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庚辰九月条综合了各种记载,最为详尽:“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逆案尙书李精白子也。士大夫羞与齿,信以为憾,因乱请之督府,捍卫乡里,权宜窃兵柄,以报其所不平。尝出家粟千石赈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作乱,掳信去,强委身事之。信不从,逃归。有司疑其为内应,执下狱。红娘子来救,城中民应之,共出信,往归自成,改名岩,伪署制将军。”

(42)《明史》卷三○九《流贼·李自成》,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68页。

(4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三《李岩归自成》,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6页。

(44)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一六,《清代笔记小说丛刊》本,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85页。

(45)参见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再谈李岩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顾诚《再谈李岩问题》一文是针对同期刊载的张国光《关于〈李岩质疑〉的质疑》一文的回应。顾诚认定李岩实无其人,他推断李岩最早见于“反动”小说《剿闯小说》所载,乃小说家言,不足取信,是《剿闯小说》作者懒道人塑造出来的。

(46)王兴亚(第二作者为马怀云):《博爱发现明末李岩李牟的重要资料——唐村〈李氏家谱〉历史价值探析》(《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对李岩籍贯问题的再考证——兼论博爱唐村〈李氏家谱〉的可信性》(《中州学刊》2007年第4期)、《李岩故里、家世与身世考实》(《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程峰:《从博爱唐村〈李氏家谱〉看李岩的籍贯》(《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博爱唐村李岩故里调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李岩籍贯考》(《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李信事迹唐村《李氏家谱》记载如下:“李信,字岩,号威,配陈氏、孔氏。行四。生一子元斌,少亡。贡生。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卒于崇祯十七年。早年依父济源读习。后与兄仲、陈沟姑表奏廷千载寺三圣门太极宫,拜师结义,树志文武,双杰成名。创艺太极养生功十三势拳,创箭艺,名传数省。故奏廷考举,考官不平,之抱打诛辞,避开封杞城姨母家传拳,嗣叔父春玉粮行主账银,造赈谣“石粟危,粮行破,入千载寺再拳。崇祯十三年堂弟牟牵诱入闯贼营将焉,十七年遭贼冤杀。”

(47)按语曰:“先帝崇祯十七载……触尔宾天,即有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力扶新主……徙都南京,大登宝位,诏播天下,随即檄召三边。总制吴三桂歼降流寇,生擒元兄李闯,当即割肝祭庙,大快敷天。”

(48)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95页。

(49)顺治《邓州志》卷二《郡乱》:“顺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邓州。清兵入潼关,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转引自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50)韦祖辉:《从何璘观点、夹山文物看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兼论李自成结局》,载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1页。韦祖辉认为此信“辗转流传,舛处难免,无损全信重要史料价值”。

(51)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一《请颁诏勅定人心疏》:“或云辽帅吴三桂杀贼数万,闯贼西奔。或云唐通内应,闯已授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52)参见岩石哲典、真荣平房昭编《近世日本の海外情報》序言,(东京)岩田书院1997年版。

(53)参见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説書と近世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54)松方冬子专著参前揭注。关于唐船风说书,松浦章有《14世紀~20世紀初頭の東アジア海域諸国における海外情報の研究》(平成15-17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吹田]:松浦章,2006年)、《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出版2009年版)、《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化情報の発信と受容》(东京雄松堂出版2010年版)等三本著作陆续问世。

(转引自:《江海学刊》(南京)2014年第4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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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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