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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2-14

杨国桢: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DH15)。

【作者简介】杨国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海洋史。

【内容摘要】借鉴福柯的话语理论,重新认识“西方中心主义”现代社会科学与国家分析框架下的“海洋国家”话语,指出“海洋国家”实质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策略中的一个概念;麦金德则通过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的组合,构建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西方“海洋国家论”通过对历史上海洋国家从话语对象、陈述方式的“偏移”,重构“海洋国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从文明的角度入手,提出新论述,重构海洋世界历史的新体系,塑造不同类型“海洋国家”的形象,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

【关键词】海洋国家;话语;西方中心;海权论

尽管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公认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但在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海洋发展的内在需求亟待我们提出一个合理的、系统的论述,推动我们面向海洋、走向海洋的进程,对改变人们忽视海洋的社会心理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希望从当前海洋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出发,在历史长时段中考察中国海洋文明的演变‘,梳理一些比较混乱的概念,纠正人们思想观念中轻视海洋的倾向。必须指出,中国学术界对“海洋国家”的认识,长期深受西方理论话语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误区,束缚着中国重返海洋的战略思考。因此,急需反思既存话语体系,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提出创新性的阐释。

“ ‘海洋国家”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是西方海洋强国主动寻求和维系其海上强权的表述。但它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认识路径和历史背景,从最初强调海外殖民、远洋贸易、军事海权,发展为将“海洋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西方“民主”的象征符号。本文侧重从历史背景和认识路径考察西方海洋一大陆国家体系话语的起源和性质,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

一、分析西方“海洋国家论”的理论准备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在一定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决定着“对象、陈述行为的方式、概念、主题的选择”,应该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找到所有这些不相同的陈述过程的规律和它们的来源”,描述概念在“潜在的演绎结构中……出现和流动的陈述范围的组织”,以及在策略之间“找到某种规律性并规定它们形成的共同序列”。[1]

众所周知,福柯的话语理论极具启发性却十分艰涩,很难直接与具体的研究结合。再者,本文的主题“海洋国家”,并非福柯以精神病理学为例详加阐释的严密的科学术语区域,[2]而更应该被视做“事件群体”[3]的一分子。“海洋国家”这种相对具体和实际的问题,与福柯的关怀——“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人类、意识、起源和主体问题的出现”等,[4]相去甚远。因此,只有在加以消化和改造[5]之后,福柯的理论才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展开分析。

1.“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

本文涉及的“海洋国家”只是零碎的话语,包含在更大的话语体系之中,这些体系就是整体性的话语历史背景。由于本文的立足点在于中国的需求,所以我们关注的宏观话语体系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考虑到,“海洋国家”话语属于宽泛的社会科学,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实践的重要思想工具,我们势必从社会科学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两个向度出发,考查西方“海洋国家”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叙事策略的演变。

“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体系,,建立在发源于西方并主导现代世界格局的“世界体系”基础之上。“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对这些民族的征服。”“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当时的欧洲世界感到自己在文化上取得了凯旋式的胜利,从许多方面看来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欧洲都征服了世界。”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体系解体,新兴国家崛起,“世界的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经过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在文化上的褊狭才变得突出起来”。但是,“在欧洲和北美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观念,在西方以外的地区同样也居于主导地位”,西方社会科学“以社会科学典范的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看成是加入普遍的学术共同体的门径”[6]。这个演进过程是无意识的,并没有掺杂太多局部利益的诉求,反映的主要是西方文化强势状态。

另一方面,维护西方强权利益的“社会权力的操纵者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把当前的情势看成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 “西方话语霸权”。我们赞同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同时并存……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中的丰富的社会现实。”[7]

“海洋国家”属于上述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既是西方强势的无意识体现,也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部分。我们亟须通过考察历史,区分其普遍价值和特殊意义。

2.国家:社会科学分析的基础框架

我们必须看到,与政治实践关系密切的“海洋国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以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8]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于欧洲,其标志是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法国大革命之后,很多人致力于“重建社会一体性”,“他们将已有的民族历史叙述加以详尽的发挥,希望借此为新兴的或潜在的主权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此后,“‘民族’二词的界定或多或少要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准,已经存在或正在确立的[民族]国家边疆目前所占据的空间范围也从实践上被回溯至过去”。社会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空间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民族]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伴随欧洲“确立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地位”, “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世界的这小小一隅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美洲、非洲和亚洲?”由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恰好与达尔文主义同时发生,答案便显得非常明显:“不断的进步最终使现代社会取得了理所当然的优越性。”[9]于是,“海洋国家”的属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进步的重要基石。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海洋国家”的对立面——“大陆国家”也浮出水面。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中,“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愈发具有意识形态气味。

20 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终结、新兴国家步人国际舞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西方学术中关于“国家构成了社会行动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边界”的假定和“依照国家边界所定义的单位来组织社会知识的方法”[10]都遭到各方的质疑。在历史研究上,超越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的区域史、整体史、全球史的研究成为趋势,如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16世纪后半期的地中海及其周边世界为对象,考察人与历史紧密结合的地中海整体。[11]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12]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时至今日,这些研究方法仍然富有魅力,可以指引我们的研究方向。

依照消化和改造后的福柯话语理论,我们着重测定西方海洋国家“话语的对象形成时……某话语实践特征的关系的建立”,寻找主体“使用某一话语时……占据或接受的立场”。由于对“策略进行细节分析相当困难”[13],本文将不展开相关探讨。

二、“海权论”话语策略中的概念:“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19、20世纪之交出现的“海权论”,指出海权与近代欧洲国家兴衰的联系,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定义“海洋国家”,催生出地缘政治理论,进而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海洋国家”实质上是“海权论”话语策略中的一个概念。

1.马汉:海权强大的“海洋国家”

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民族国家间的整体战争“已不再是封建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 [14]。任何重大军事战略都必然考虑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形势,进而形成“大战略”。尽管战争仍然是“政策(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续”[15],但与军事战略相配合的各种政策却深刻影响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方方面面。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其他西方大国从抵御、挑战英国霸主地位,争夺世界强权出发,产生总结其历史经验、提出对自身国家发展富有指导性的理论思路的强烈内在需求。

19 世纪末,美国工业化接近完成,“边疆时代”宣告结束,生产力冠居全球。主张通过扩张势力,寻求世界霸权的声音开始挑战传统的“孤立主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汉的“海权论”应运而生。189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他总结了英国的成功经验和其他国家的教训,指出近代西方国家兴衰与海洋权力之间的密切关联,宣称:“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和军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16]他的著作迅速风靡全球,引发世界范围的海军扩张浪潮。

在马汉所处的时代,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框架的政治史和军事史是史学的核心。在他看来,“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是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在用词上,马汉常常使用“海上强国”或“海洋国家”。虽然他指出“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牢固的基础是建立在海上贸易之上”,但这句话是隶属于“发展海权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这一主题的。[17]后来,马汉在1911年出版的《海军战略》中做了修正,认为海权不一定具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马汉那里,“海洋国家”实质上等同于拥有强大海军的“海上强国”。因此,他的话语往往导致争夺海洋霸权的政治实践。且不说马汉本人如何鼓吹兴建中美运河和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日本对马汉的推崇甚至盲目地追求太平洋霸权的疯狂行径,就是一个证明。

2.麦金德:“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

与强调攫取海洋霸权的马汉不同,麦金德一开始就是出于维护英国自身既有利益考虑,其理论建构的基调是防御性的。他侧重于探讨地理条件对国家历史演变和发展战略的影响。

麦金德指出:在欧洲民族国家扩张达到极限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这里所说的上一次 “封闭”,系指“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受到外部野蛮世界的威胁”[18]。且不论在中世纪,谁更接近“外部野蛮世界”,麦金德非常敏锐地指出国际政治秩序的根本变化——在地理极限出现之后,地理扩张掩盖下的实力与既得不均衡必然导致剧烈的反应。

麦金德继承了英国传统的均势理念,致力于探求建立在不均衡现状之上的制衡机制:“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是各国不平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匀的结果……[要]建立一个足以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联盟,我们便必须承认这种种地理上的现实情况,并采取步骤来抵制它们的影响。”[19]

麦金德的原则是建立在尽量保存英国既得利益前提之下的。为了建立对付假想敌的同盟,他先宣称“国家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是草原民族的压力塑造了,“反对他们”的“每一个伟大民族”;[20]接下去,他警告潜在的盟友,“陆上强国”对“海上强国”的压迫即将成为新的威胁。[2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更高谈东欧“心脏地带”之重要;宣扬“西方人和岛国的人必须抵抗这双头鹰的陆上强国”(按:德国和俄国),鼓吹重新划分东欧领土,建立缓冲带,平衡并牵制俄、德。他改造了地米斯托克利( Themisto)“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一切”的名言,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22]。

麦金德政治谋划的立论基础,与其对历史的再解释密不可分:通过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的组合,他建构出民主“海洋国家”对抗专制“大陆国家”的历史图景。通过发掘新的话语对象,麦金德建立起海陆对峙的陈述方式,推出一组对抗性的概念——“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意识形态抗争的升级,麦金德的对抗性话语为美国阵营所发扬。在他们的指称中,“海洋国家”彻底符号化,成为西方阵营的自我代称,而 “大陆国家”成为苏联及其同盟的代名词。这些话语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成为当地思想界、学术界的标准话语,日益“经典化”,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误导。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国家”这样的象征资源通过话语传播产生了维系西方中心地位的作用。

三、对象和陈述:历史上的海洋国家

西方“海洋国家论”的重要基础,是对历史的回溯。正如克罗齐所言:“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为现在的。”[23]在每一个年代,对历史的回溯都意味着“海洋国家”概念的变动和对象的重构。

1.希腊城邦国家时代和罗马

海洋文明是依靠海洋生存的文明类型,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古代,是各大洲“地中海”滨海地区和岛屿人类生活的另一种选择。滨海的文明古国都与海洋发生一定的关系。欧洲海洋文明起源于克里特岛。以克里特一迈锡尼为中心的爱琴海文明及其后继的希腊雅典文明,以工商为主,以农为辅,海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海洋是导致早期希腊发生变革的最有利因素之一。公元前734年到公元前580年,希腊各城邦的殖民扩张“将城市生活带给地中海沿岸的绝大多数地区”,而在希腊本土“也有许多城市建立和重建”。[24]母子城邦强化了对内对外的海上联系,航海和海洋商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邦城的位置……应该坐落在有良好的海路和陆路通道的地方。”[25]

希腊与波斯的对立,乃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中与斯巴达的城邦斗争,与海上战争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和后来很长的时代都被视为“捍卫城邦独立、对抗东方专制主义的斗争”[26],而非海洋和大陆的对抗。如果注意到希罗多德《希腊波斯战争史》[27]中常见的“异邦人”一词,以及对于自主和自由的推崇,就可以看出希腊民主制和波斯帝国制的冲突显然不同于后来撰写者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冲突。

毋庸置疑,雅典是城邦时代经典的海洋国家。即便如此,20世纪不同时期同为海洋国家的英国学者,对雅典“海洋国家”属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作者康福德认为:“日益增长的商业、手工业和航海人口……是雅典政治中的新力量……对他们来说,帝国意味着制海权——控制主要的商业线路……这一阶级显然将雅典海军视为控制希腊海上贸易的一种工具。”[28]《早期希腊》的作者默里则强调,在梭伦的政治改革中,“贵族出身被抛弃,要享有政治权利,唯一的标准是财富”,推动“雅典……迈向社会正义”。[29]这种论述的不同,源于两位学者的关注点有别:前者出版的1907年,正是海权论如日中天,英德海上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之际;后者出版于冷战末期(1980年),西方国家当时已经越来越看重“软实力”,强调“民主与专制的对立”。

罗马共和国在与西地中海海洋国家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形成上古的陆海兼备的洲际帝国。在马汉之前,“世界历史一段非常惹人注目、非常重要的时期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海权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由于马汉对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 -公元前201年)中罗马海权优势决定性作用的解读,罗马兴起与其凭借海洋优势取得的西地中海地区领导权的关系被揭示出来。[30]从此,罗马也成为“海洋国家”话语新的对象——获益于强大海权的国家之一。

2.大航海和世界体系的展开

自新航路开创大航海时代起,海外殖民、贸易及欧洲内部贸易的兴盛,推动欧洲经济中心逐渐移向北海周边地带,欧洲急剧分化为核心(西欧)一边缘(东欧)格局,两者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性的差异日渐加大。在新大陆等地,宗主国“带来的制度和所有权造成了殖民地区域以后的发展,贸易和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流动的模式有助于形成大西洋各国自身发展的模式”[31]。同时,大西洋贸易(有资料显示其额度不足当时西欧国内生产总值的4%)给赞同制度变革的宗主国商人集团带来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导致政治平衡点远离君主,促成了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进一步保障了财产权,为更多经济制度创新铺平了道路,从而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32]西方日后的全球性霸权与其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建立的扩张性海权优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后果可以表述为:“当今西方及其附属国大部分都是环绕着海洋聚合在一起的。”[33]

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经典解读属于黑格尔。其目的论历史哲学在为德国成为新兴民族国家摇旗呐喊的同时,也总结了很多历史的“经验”。他这样描绘古希腊的“精神”:“一群岛屿和一个显出海岛特征的大陆……划分为许多小的区域,同时各个区域间的关系和联系又靠大海来沟通”使得“希腊到处是错综分裂的性质”和“分立的性格”,而“活跃在希腊民族生活里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海”。[34]在探讨民族国家上层建筑的地理基础时,黑格尔特别指出,海岸区域比高地和平原流域更有利于“民族精神”,“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35]这就把亚洲特别是中国排除在历史上海洋国家之外。

我们知道,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西方的殖民扩张基本同步,欧洲世界体系的扩散和民族国家体系主导国际秩序的确立也是相辅相成的。黑格尔对其民族国家经典原型“精神”中海洋性的突出强调,将“海洋国家”的对象和概念从客观世界扩展到主观抽象世界,为海洋代表西方、现代、先进、开放和大陆代表东方、传统、落后、保守的文化霸权论述奠下了基础。

3.“大洋国”——英国

英国是大航海时代和世界体系扩散的最大获利者。16世纪以前,英国人把英伦三岛当做孤悬海外的大陆;16世纪以后,英国人把英伦三岛变成海洋的一部分,“成为一条船,或者更明确地说,成为一条鱼”。对英国走向海洋的描绘,施密特《陆地与海洋》中的这段文字最为经典:当“海洋由于某种新能量的释放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历史存在的各种空间也会相应地改变自身。这就形成了政治一历史行动中的新尺度、新维度、新经济、新秩序,以及一个崭新民族或者再生民族的新生命”[36]。

这里不去回顾英国如何战胜法国和荷兰,夺得世界海洋强权,而要考察詹姆士·哈林顿发表于1656年的政治小说《大洋国》(Oceana)。[37]哈林顿是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38]主张以财产均势为基础的共和政体。该书是哈林顿针对当时英国具体情况提出的政体方案,一直以来被归人政治哲学范畴,鲜有从话语角度对之展开研究。根据维基百科,[39]该书全名为7he Cornrnorzwealth矿Oceana,Oceana系简称。“大洋国”这一译名是雅名,直译当为“海洋联邦”[40]或“海洋国家”。哈林顿在引言中提到:大洋国的“这些地区都处在海岛之上,就好像是上帝专为一个共和国设计出来的。从威尼斯的情形就可以看出这种地形对于类似的政府多么有利。但是威尼斯由于无险可守,同时又缺乏正式军队,所以便只能成为一个自保的共和国。但这种地形却使我们这类似的政府成了一个进取的共和国”。又说:“海洋为威尼斯的成长定下了法律,而大洋国的成长则为海洋定下了法律。”[41]尽管全书其他地方没有再提到海洋,但联系到主张海上帝国殖民论的培根所写的《新大西岛》[42],可以认为哈林顿是用“大洋国”即“海洋国家”来隐喻英国自身的共和政体的。

这里再从话语角度将哈林顿的《大洋国》与麦金德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进行比较。虽然标题没有关联,两人的“海洋国家”在具体对象上都是指英国主导的国家联合体。由于语境差异,双方的关注颇为不同:哈林顿生活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均为独立王国、爱尔兰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的时代,致力于国家制度的建构,将平衡的宪政制度视为“海洋国家”应追求的特性;而麦金德生活在全球化、市场化风头正劲的年代,看到走向海洋越来越严重的对抗,“海洋国家”乃至“海洋”变成民主国家的象征符号。

从以上对西方“海洋国家”话语的初步分析,可见“海洋国家”话语的“偏移”,在论述中有选择地将历史上的海洋国家对象化,是典型的话语活动。于是乎,“海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世界海洋史的知识体系,我们自然而然接受的历史陈述,实际上是一种西方学术界“累积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

20 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世界步人多元化格局之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重新规范了世界海洋秩序,“海洋国家”话语的对象扩大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挣脱西方“海洋国家论”的束缚,挖掘本国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源,从文明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复杂国度历史的重新解读,提出新论述,重构海洋世界历史的新体系,塑造不同类型“海洋国家”的形象,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这是重新认识西方“海洋国家论”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1、53、54、60、69页。他这样定义“策略”: “话语导致某些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陈述类型的出现,它们又根据自身的一致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些主题或理论”,“不论这些主题和理论形式水平如何,我们将按惯例称之为‘策略”’。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68 -69页。

[2]比如,他提到“经济学、医学、语法、生物科学这些话语”。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9页。

[3]福柯认为:“我们要探讨的原始中性材料,便是一般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体。”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页。

[4]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页。

[5]用福柯的话说,就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改造了这些方法”。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7页。

[6]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2、55-57页。

[7]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一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1、64页。

[8]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7页。

[9]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17 -18、28、30-31页。

[10]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1页。

[11]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2卷,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992年。

[13]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2、59、68 -69页。福柯此处所说的“话语实践”,大体可视为系统知识建构或认知。

[14]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114页。

[15]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转引自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16] 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成忠勤译,张志云、卜允德校,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17] 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成忠勤译,张志云、卜允德校,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18]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薇、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9页。

[19]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 -14页。

[20]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薇、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1、56-57页。

[21]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薇、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5 -69页。

[22]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4、177页。

[23]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页。

[24]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2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26]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值得注意的是,冷战气息甚重的“东方专制主义”并不是希腊时代的用语(默里原书第一版作于1980年,1993年第二版改动不大)。

[27]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28]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9 -20页。

[29]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5、190页。

[30] 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成忠勤译,张志云、h允德校,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7 -28页。

[31]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3页。

[32]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 James 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95,No.3,June 2005,pp.547-579.

[33]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3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232、233页。

[3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94 -97页。

[36]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37]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38] Jonathan Scott,Common,weakh Principles,转引自谈火生《在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之间——哈林顿共和主义的思想底色》,《学海》2006年第4期。

[39]维基百科,http://en. wikipedia org/wiki/The_ Commonwealth_ of_ Oceana。

[40] Britiah Commonwealth的标准译名为“英联邦”。

[41]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42]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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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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